博士“呼救”
——中国博士生心理现状调查
《科学新闻》2010年第4期
跳楼，以及以跳楼之类的方式来威胁导师，以换取一纸毕业文凭，成为近期
博士生群体中的一道独特风景。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件反映出一个事实：中国的
博士生正面临着空前的压力。
发论文、毕业、就业、婚姻，这是博士生、尤其是一些女博士生必须面临的
四大难题。这其中，前两项与导师息息相关，并间接影响后两者。
老板，这个研究生对于导师的称谓，形象地反映出当今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
关系。硕士生和博士生，这是中国科研工作、科研事业实际上的主力军，今天已
经成为一个廉价劳动力群体——他们得到的物质待遇，甚至远远低于普通农民工。
本来，一个“博士”的头衔以及这个头衔所带来的光明事业前景足可以弥补
这种廉价劳动；然而，当失业现象沿着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一路上升，如今
已经侵入、并且全线冲击博士群体时，这种弥补开始变得无力，失业的出现也让
“博士”这个本来极具诱惑力的头衔变得苍白；相反，要不要授予、何时授予这
个头衔，成了一部分导师控制学生、并最大限度剥夺其劳动力的紧箍咒——毕竟，
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能如同当年的傅斯年一样从容和潇洒。
博士生的生存现状是中国GDP主义盛行的结果之一；只要GDP主义延续，这个
表面上风光无限的高智群体也将继续承受其不堪承受、本来也不应该承受的重负。
博士：难以背负的盛名
博士生的困惑，同其他群体一样，也是这个社会的困惑
孙滔
2008年，中国多家媒体曾关注过一位名为张建的北大博士肄业生。张建在北
大读博的最后一学期因为“消化道方面出现严重问题，无法坚持；还有非常厌倦
医学”等原因，2001年肄业回家。现在已经40多岁的张建在老家湖南省常德市鼎
城区窝了多年待业。面对媒体质疑时，他回答说：“不是找不到工作，只是那些
工作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我是个知识分子，我有我的圈子，圈子里的人都
是研究生以上的水平，我不可能花费时间来认识他们（邻居）”。
但在中国众多博士生看来，张建过于陶醉在博士这个头衔上了——今天的博
士头衔已经风光不再；博士，于这个围城中的许多人，早已化作难以背负的盛名。
30年流变
于198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标志着中国学位制
度正式建立。
1983年5月27日下午3点，新中国首批共计18个博士学位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授
予仪式。其中有6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名
来自复旦大学，另外两名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
王震、方毅、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接见活动，可见当时官方对这些
博士的重视程度。
这18人后来大多成绩斐然。1982年5月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授予理学博士学
位的赵林城是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200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洪家兴曾
在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45分钟邀请报告；中国科技大学苏淳教授也带出了
多位优秀人才；数学系教授王建磐曾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尚志荣获教育部授予的首届“国家级教学
名师奖”……
这批博士是严格培养出来的，也是精心培养出来的。洪家兴的导师、中科院
院士谷超豪告诉媒体，博士论文应该达到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我就是按
照这个标准来要求学生的”。
进入新世纪，博士风光无限的情况开始转变。2000年中国研究生的招生规模
比1999年增长30%，统考招收研究生规模为6.8万人。到2009年10月30日，中国国
务院学位办副主任、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司副司长粱国雄表示，自1981
年1月1日正式实行学位制度以来，中国已累计培养出28.6万名博士和228.9万名
硕士。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博士培养飞速发展。
然而，粱国雄没有提到的是，2009年也是中国的“博士年”，浙大海归博士
跳楼事件、海归博士摆地摊事件、中央音乐学院博导招生潜规则事件、北理工修
良章退/休学事件等等，一系列关于博士的事件跃入中国社会视野。
博士已经贬值。而此时正在中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博士生，已经组成中国社会
一处写满失落的风景。
几重困惑
中国博士生的失落，同这个社会面临的许多失落是一致的。经济的压力、就
业的压力、感情的压力，在博士生群体中比比皆是，而他们特有的获得博士学位
的压力也是压在其头顶的几座大山之一。当然，也有对当下中国研究生教育与科
研环境不满而退学的案例。这几座大山正是近年博士生不断出现自杀或退学等结
果的直接原因。
在2010年教育部部属高校提高博士生待遇之前，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的
待遇问题已经被多次提到公开讨论中，因为博士研究生得到的待遇同他们的付出
有着太大的落差。全国政协委员、郑州大学医学院博导王立东曾呼吁要提高在读
硕士、博士生待遇，促进研究生教育健康发展。这个问题上，国家的投资不够是
主要瓶颈。因为导师能掌握的经费仅是科研经费，而科研经费的使用是有着严格
规定的。
虽然目前部属高校的这个问题已经在2010年得到改观，但是还有着为数众多
的非部属高校博士生在嗷嗷待哺，另外，数量更多的硕士研究生也在向这边的山
头张望。
就业问题更是这些象牙塔中人的痛处。2009年，一则大学招聘启事引起了中
国学界的强烈反弹。海南大学是一所“211工程”高校，在其2010年人才招聘计
划中，绝大部分专业要求均写着“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且科研成果突出”或“在
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等字样。这则招聘启事中，甚至没有“某某条件优先录用”
等可回旋的余地。有学者指出，此类风气反映出中国高校已经丧失基本的学术水
平鉴定能力，“中国大学真的到了不需要自己培养的博士的地步？”更有人从这
则启事中联想到了那句著名的标语：“××与狗不得入内”。中国本土博士生怎
么办？在必须应对来自大环境一系列困难的同时，这些博士生还面临着能否拿到
博士学位的压力，如果工作不顺利，他们可能要延期一年到三年甚至最终不能拿
到博士学位。
并非所有问题都来自外在原因，这些博士生自身也有问题。北京理工大学化
学系副教授韦天新是退学的修良章的第二导师，他告诉《科学新闻》，现在的学
生学习能力不错，但是缺斗志，缺乏强的心志。他们当中许多人念书都是被逼的，
念书的动力则不足。他认为这是一个长期教育异化的结果。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副
教授谢广明则觉得现在的学生生活能力越来越差，综合能力也不够。
社会价值观的浓缩
有媒体评论，诸如今年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以跳楼来索取毕业证等事件其实
是功利教育所下的蛋，这种博士“民工式”毕业是功利大学、功利教师和功利学
生之间恶性循环的必然结果。
中国大学的功利性表现在多个方面。
2005年自清华计算机系退学的博士生王垠曾提到，中国的高校里老师为什么
不提倡讨论呢？因为问题是有限的。“老师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搞来搞去都在搞这
些问题，分配给你们每人一个，互不冲突。要是两个人都搞一个问题，这下好了。
出了成果论文归谁？学校要求必须第一作者才算论文数。”
王垠在其名为《清华梦的粉碎》的退学声明中直指这种功利化的作法。清华
研究生谈论的重点是什么？是paper（论文）。吃饭的时候谈，喝茶的时候谈，
睡觉的时候也谈。论文至上让这些博士生的价值观已经不太关注科学研究本身，
这才是王垠痛心之处。
提到王垠，同是清华校友的谢广明深为感慨：王垠是个有想法的人，他的魄
力还是很大的。但即使他到了国外，可能还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不可能实现他的
理想。“他应该认清这个现实。”同时谢广明希望学生应该有明确的价值观判断，
“我希望学生是有想法的，就怕学生从来没有想法。”
博士生的困惑，同其他群体一样，也是这个社会的困惑。正如一篇评论所言，
逼仄的应试教育走廊、狭隘的教育价值观，能够让乌托邦化的硕士博士培养机制
与现实的就业市场与企业需求哲学对接么？届时受伤的肯定不仅仅是学生和家长，
还伤害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智力培养和长远竞争力。■
延期之害
“延长学习年限，其结果只会让博士生有了更多时间去打工、找工作，而无
法让他们将更多的时间用来撰写学位论文。学位论文的质量、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都不会因为延长学制年限而有所提高。”
徐治国
2010年1月16日，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周建伟因为导师交代的项目没有完成，
被拒绝答辩，绝望之下选择跳楼。
面临毕业的周建伟已找到一份工作，本以为可以参加论文答辩并顺利走上新
的工作岗位，但导师却要求他在论文之外，另外计算一个发动机的工作过程。周
建伟做了一个多月，觉得很难完成，导师就答复说，把布置给他的事情做满意了
再谈答辩条件。这让周建伟感觉到毕业遥遥无期，情绪十分低落，最后走上高楼。
而远在北京某研究所的宋峰（化名）的命运与周建伟是如此的相似，但他没
有走上高楼，选择了默认。已是2009年农历腊月二十六了，宋峰还在实验室、宿
舍和食堂三点一线忙碌着。此时此刻，他的同学早已回家等待着春节的到来。
计划在2010年6月份博士毕业顺利工作的他，本以为2010年的春节可以过得
舒坦一些，与导师的一次长谈，却让他未来的美梦彻底破灭了。他不得不面临继
续“学习”的延期生涯，延期毕业的事实让他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致。
论文与项目“挂钩”
“你的论文完成得不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可以说你没有完成论文。”宋
峰的导师认为。然而，宋峰拿出3年前的开题报告和自己的博士论文一比对，预
期目标基本都已完成，并非导师所说的那样。
而就在这个问题上，宋峰和自己的导师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争辩。宋峰一
脸无奈的样子，“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分歧是我延期的主要原因。”
交谈过程中，宋峰才知道，导师到现在甚至不知道他的博士论文的主要研究
内容。
“你最好再将博士开题报告给我讲述一遍。”
“我博士期间的研究内容，导师都不清楚。”这让宋峰感到很无奈，“我都
快毕业了，他还让我复述开题报告，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宋峰的延期被归结为没有完成“预期目标”。
“老师只关心自己的项目，他手里有好几个项目，为了能够完成项目，导师
不得不将更多的项目任务让我来承担。”宋峰说，“导师所谓的没有完成预期目
标，实际上是为了完成他的不同项目任务而所谓的‘外包任务’，并非我博士论
文所需。而一篇博士论文需要一定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并非将不同项目的研究内
容拿来简单地糅合就能完成博士论文。与此同时，导师的学生又不多，所以促成
了我被延期的现实。”正如导师所认为的那样，研究所里“项目没搞完，走不
了”。
一篇论文是基于一个项目或课题来完成的。在此基础上，博士学位论文的内
容才会丰富、结构方能合理，而并非零散堆砌。宋峰认为，导师只是考虑自己的
项目，只要完成即好，至于学生的论文，堆砌也好，糅合也罢，几乎可以忽略，
“那是学生自己的事儿”。在宋峰看来，“如果博士论文能够将这些不同内容兼
顾一下，这样导师在项目汇报时就会很顺利地过关，可谓一箭双雕。但博士论文
只能沿着一个方向钻研，怎么可能将许多项目中的内容‘东拉西扯、堆砌糅合’
呢？导师只是为自己着想，根本不从学生的实际出发。”
《科学新闻》记者随后联系宋峰的导师，这位博导以“没什么可说的”为由
挂断电话。
被压制的学术论文
除了没有完成“预期目标”的理由，为了让宋峰延期的理由来得更加干脆些，
“导师压着所里要求发表的学术论文不让我发表，这样就可以在研究所学位委员
会那里无法通过，只能延期。”按照宋峰所在单位的要求，博士毕业要求发表有
2篇核心论文（1篇中文、1篇英文）。
宋峰认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不仅完成了预期目标，而且要求的2篇学术
论文也能完成。由于自己处于“身在屋檐下，哪得不低头”的劣势地位，在3个
小时的长谈中，因为“不敢得罪导师”，宋峰只能妥协、妥协、再妥协，最后只
能让自己的博士学位拿得再晚一点。
现在的他，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基本都在实验室内度过，“能有什么办法，只
能延期了。这期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完成导师所吩咐的新的研究课题。”不过被
延期后的宋峰，似乎也想开了，“变阻力为动力，我可以利用这一段时间来高质
量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使研究更加深入些，这样在毕业时出国或工作，希望能
有一个好的基础。”
按照导师的要求，宋峰正在加班加点，甚至牺牲属于每一位中国人的春节假
期，“希望1年以后能够顺利毕业”。
延期变种
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延期最多的往往是博士生，而硕士生却很少。一位高校管
理者认为，“硕士时间短，很快就毕业了，因此不会被要求承担太重要的课题，
论文的评审也不高。而博士生在研究机构和高效的项目申请、考核中占据较大比
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被延期的概率就会大。”
网络论坛上一位博士生这样写道，“博导控制学生的一个‘核武’是让学生
延期，我们导师的5个学生均不怕延期。我是一年级的，导师就说已延期了。对
我们来说，‘延期’已是一个麻木的词汇。”
一年级就说要延期，宋峰所在的研究所也存在类似情况，相当多的博士生的
学制由3年被潜移默化地延期到4年。在博士招生面试的时候，“读博士需要4年，
答不答应，不答应，对不起，不要。”“其实，这是变相的延期，时间长，可以
为老师干好多活。”宋峰认为。“正所谓学生是廉价的劳动力，不用白不用。”
北京大学早在2004年就率先在全国高校进行学制改革：博士生的基本学习年
限由原3年改为4年。改革的目的是增加博士生1年的学习年限，让其有更充足的
时间撰写学位论文。
浙江大学研究生处陈慰浙早期曾经指出，课题研究不能按时完成、选题跟设
想的不断调整、学科难度大、导师要求严等诸多因素可能造成博士生不能按时毕
业。延期会对当事学生生活上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有些博士生通过继续深入研
究，可为以后的科研之路打好基础。
然而事实证明，大量博士生延期毕业也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有论者认为，
延长博士生的学习年限并无必要，“延长学习年限，其结果只会让博士生有了更
多时间去打工、找工作，而无法让他们将更多的时间用来撰写学位论文。学位论
文的质量、博士生的培养质量都不会因为延长学制年限而有所提高。”
不仅如此，对于延期的博士生，还面临现实的生存问题。
在研究所，博士期间平时每月补助1000多元，“读理工科的如果延期，每天
泡在实验室，基本没有其他外来经济来源，吃喝住开销巨大，日子过得紧巴巴
的。”同样一位被延期的博士说起延期的事情，很有感触。“自己的同学升官的
升官，发财的发财。读个博士看上去光彩，其实未来如何，心里没谱。”
来自河南理工大学的一位李姓博士感触更深，他的孩子已上小学，养家糊口
压力很大。“读博士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升职快一些，然而现在仍然摆脱不了被
延期的命运。原因是学术论文没有发表。可有什么办法呢。”此时的他不得不面
对博士学位和家庭生活的双重压力，“为了完成论文，每天待在宿舍里，吭哧吭
哧地往出憋论文。”
首都师范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告诉记者：“无论是学位论文、学术
论文还是项目承担，其实导师都没有必要去压制学生毕业，这样反而会让师生关
系更加僵化，学生在被动的情况下，未必能够做出导师所要求的研究任务，可谓
适得其反。”■
发论文的压力
论文的无形压力让每一位学生都在为SCI或EI奔波，很难静下心来搞研究
徐治国
许然（化名）现已毕业工作，但提到博士毕业时要求必须发表SCI论文时记
忆犹新。SCI曾经是他博士学位道路上最大的一只拦路“猛虎”，“因为没有SCI
就没有学位。”
2004年9月，许然考取了北京某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专业为环境科学，开
始了自己的研究学习。由于研究所导师都青睐于带博士，很快，许然在各方“鼓
动”下转为了硕博连读生，开始了长达5年的求学生涯。
转眼1年的基础课程学习完毕，开始正式协助导师去完成承担的科研项目。
了解项目内容、给师兄打下手、阅读相关文献等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在此基
础上去完成导师交代的课题任务，而自己什么时候博士开题，遥遥无期。”许然
说，这一阶段又花去他近1年的时间。
此时，许然的求学生涯已2年有余，而自己的博士选题还没有着落，眼看着
周围的同学基本都开题了，而他何时开题还是个问号，“再有3年就要毕业了，
于是我就开始琢磨自己的博士选题和未来博士论文到底要做什么。”许然感到很
着急。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并结合导师所承担的科研项目，在导师的同意下，许
然终于开题了，研究方向为水环境生态与污染研究。“作为硕博连读的研究生来
讲，当时开题已算很晚了。”
从此，许然开始了快乐而痛苦的研究历程，“一个最大、最头疼的问题是研
究所要求必须发1篇SCI，否则就没有博士学位。记得这是当时考入研究所时研究
生部的负责人讲的第一句话，它已在我的记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接下来的近一年时间，许然一心扎在了实验上，最终得到了真实可靠的数据。
接下来就是SCI论文的准备了。“由于自己的英语基础薄弱，没有英文科技
论文写作方面的经验。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效仿已经发表的文章。”许然说，
“于是通过阅读大量英文文献，了解外国人的写作手法和表述习惯，一句话，就
是‘拿来主义，为我所用’。这期间，我阅读英文文献不下100篇。在此基础上
来提高和加快SCI的创作速度和质量。”因此，整个写作过程相当漫长。
许然是在写作、修改，再写作、再修改中度过的。这一过程整整花去了半年
的时间，“那一刻，感到自己很了不起。”
2008年初，许然耗时6个月的第一篇SCI论文终于出炉了。接下来就是选择合
适的期刊。“好在我们所对SCI的影响因子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是SCI即可，这就
为选择期刊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许然说。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篇SCI文章的接受甚是艰辛。
首先看上了Aquatic Botany（《水生植物学》），因为这本期刊上发表了不
少相关研究内容。几天之后，编辑回信认为可以送审，要求推荐2位以上审稿人。
“当时感觉甚是高兴。”
两个月以后，收到了编辑来信。来信中写道，一位审稿人同意发表，认为研
究很有意义，值得发表，而另一位审稿人却不同意发表。“最后该期刊选择了后
者的意见，拒绝了我的论文。”许然说，“尽管有些失望，不过，好在国外的审
稿人和期刊编辑都会将他们的修改意见反馈于作者，这些修改意见对于我来讲是
十分珍贵的。而在这一点上，国内的期刊一般不会给出拒绝的理由，只会‘yes’
和‘no’。不仅如此，国内的审稿人在匿名审稿时也不给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
议，只会笼统地概括。中外差距很大。”
接着，按照Aquatic Botany期刊的反馈意见，论文做了修改以后，投稿到了
美国的Wetlands（《湿地》）期刊，编辑部很快就给出了被拒的理由，连送审的
资格都没有。
两次碰壁，让许然第一次感觉到发表文章是这么的痛苦和艰难。随后改投
Water Research（《水研究》）、Ecology（《生态学》）等期刊，结果对方最
后也都一一给出了拒绝的答复。
而此时许然的同学都已有SCI文章发表，更是让许然感到了无形的压力，
“看着他们都有SCI，自己干着急，有种有劲儿使不上的感觉。”
最后，许然将目标锁定在Soil Science（《土壤科学》）上，“到这个时候，
我都没有信心了，每天打开电脑几乎不敢看邮箱，生怕又是被拒的信息。”
时间不等人，SCI的连续碰壁以及毕业的硬性规定和压力让许然对于发表SCI
心灰意冷，甚至有些喘不过气来，“当时研究所规定，如果没有SCI，EI也得有
几篇。”许然说，“于是我利用这段审稿的时间集中精力写了几篇EI，投到了国
内的相关期刊杂志上。怎么也得毕业，拿到学位啊。”
“两条腿走路总是要快些。”大概一个月以后，Soil Science的编辑来信，
认为可以发表我的论文，但要根据审稿人意见做一些修改和补充。“那个时候真
是太高兴了，自己的第一篇SCI论文终于可以发表了。按照要求做了相应的修改。
很快编辑来信，稿件被接受了。”
SCI从投稿到最终发表，前后经历了近1年的时间。而此时，许然手里也收到
好几篇EI的接收函。
“尽管毕业无忧，但是论文的无形压力让每一位学生都在为SCI或EI奔波，
很难静下心来搞研究。这也是我们班同学毕业以后几乎没有从事搞研究的主要原
因。”许然说。■
他们为什么中途“离席”
尽管具体原因各异，但他们都将中国博士教育大环境的不理想归结为自己半
途而废的主因
孙滔
在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之前，有许多博士生由于各种原因选择了提前离开。最
终选择休学的修良章就是其中一个。
同其他退学或休学研究生沉默的姿态不同，曾是北京理工大学化学系二年级
博士生的修良章在休学前造出了很大的媒体声音。
2009年10月14日，他在校内BBS上发表帖子，以同宿舍博士生玩游戏干扰他
而请求换宿舍未果为由，声明绝食三天后退学。同时他表示，“我对北京理工大
学博士教育极度失望和强烈怀疑，我认为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和生命。”
10月15日，修良章又发表《在北京理工大学最后的话》，道出了自己的生活
困境和家庭难处，“我现在看不到任何希望。”他最后说，“再见，北理工”。
彼时众多媒体一哄而上。
与之前众多媒体曾关注的其宿舍恩怨不同，几个月后，已经选择休学一年的
修良章再次面对媒体，将其休学的原因直指生活困境。
不过，2010年的修良章，还有着潜在心底深处的担忧，因为福建老家太看重
这个博士头衔了。
那个光宗耀祖的头衔很重
虽说是休学，但修良章已经想得开了，“根本没想着要回去了”。
修良章现在某家公司工作，他在网络上称自己有着“某科技公司副总”的头
衔，并且他还兼顾创业。虽然他告诉《科学新闻》记者，自己做事不会患得患失，
但“我现在最挣扎的是，家庭看重这个博士头衔，那是用来光宗耀祖的”。
修良章感觉有点对不住父母，他甚至有时候问自己“是不是不读书更好”，
如果不读书的话，很可能“我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而现在这件事的影响还没有
消除，弥漫他全身的还是陷进去、被套牢了的感觉。他还有点可惜自己一年多的
博士生生涯。相对于在校生直接考博士，修良章工作一年之后考博士难度增加了
许多。当年考博之际，他还要考量子物理和量子化学这类一般人很头疼的科目。
“我在那里待了一年多，有点前功尽弃。”修良章说。
目前他还没有把休学的事情告诉家里，父母是禁不起儿子丢掉博士头衔这个
现实的，而且他们还说不定会面对他人的冷嘲热讽。修良章只是告诉家里他现在
还在读博士，同时在创业。他的想法是，等做了很多事情，自己的公司做起来了，
赚到一些钱了，再告诉他们真相，那时候，家人会感觉不读博士其实也挺好的。
“到时候直接让他们接受成果就成了。”修良章说。
提到创业以及将来的规划，他说，“我要做一个服务超市，包括各种专利申
请、检测论证、自考培训，还要雇人跑业务。当然，我跟女友一块做。”
修良章还告诉记者，2010年的他有新的想法。
未实现的助研梦想
余毕生奉自由平等博爱之念，行修身温良章法之名，孜孜以求。昔痴作一生，
自解其味。八二始生，固知宪政之重，八九小学，初触学生之事，九八高中，始
惧自然之力，零一大学，方寻伟人之路，零五硕士，既识京城之势，零七入世，
曾尝社会之乱，零八博士，欲成搏士，不畏人事，零九绝食，食之有味，终生不
悔，一零计划，饿人须赢，唯愿愈益坚忍奋发，倾全身之力，努力前行。吾誓尽
瘁此事，不治家产，其所遺一切均付助研之公益。此嘱！
上述文字是修良章2010年01月11日写下的，说的是他的人生简历。2007年，
他硕士毕业去了一家科技公司工作，但发现“公司博士挺多的，硕士也不少。有
些博士也没做什么，收入却高出自己甚多”，于是“趁着年轻有干劲，现在又没
有结婚，压力小负担小”，又考取了北京理工大学的化学系物理化学专业攻读博
士。
读博士期间，他负债累累，本科期间的助学贷款未还，还借了同学朋友许多
钱。还有就是他提起来就唉声叹气的福建老家糟糕的生活现状：父亲赌博欠债，
母亲体弱，奶奶痴呆，还有姐姐们的家庭困难带给他的烦恼。
当然，他还有因为租不起房、女友经常来宿舍而导致与舍友之间的摩擦。
修良章最终将这些归之于经济困难。他在2009年10月31日，以某科技公司副
总名义写道：“发誓从2010年1月1日起，我将毕生致力于赚取或募集人民币至少
2010万元，用于资助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基本生活，使每一位进行科研劳
动的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的收入至少达到北京最低工资标准。”
他还在博客中写下如下广告词：您知道广大从周一到周天、从早忙到晚为中
国科研而转的研究生的生存状况吗？在中国，研究生是廉价或免费的科研劳动力！
这，这，怎么行！作为中国研究生群体里的一个痛苦过来人，我不需要同情，但
我需要为我的劳动正名。
很快他发现，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已经发文通知，根据教育部、财政部要
求，博士生普通奖学金标准提高了。修良章感慨道，“我都不用筹2010万资助北
京理工大学博士生了”。不过有网友留言说：“我也一直坚定地认为您为广大博
士师兄们的增收作了很大贡献”。
“程序运行问题”
修良章提到了自己另一位退学的“先贤”，即以一篇《清华梦的粉碎》博客
文章声明退学的王垠。
王垠从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保送到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主要进行集成电路
布线算法的研究。他曾在2005年以第一作者的论文参加ASP-DAC国际学术会议获
奖，该会议据清华新闻网说是“集成电路设计与辅助工具研究领域国际上最具影
响力的学术会议之一”，而且这是该会议举办以来中国大陆论文首次获奖。
王垠在清华的导师洪先龙教授也承认：“他个人能力还是可以的。”
但王垠并没有认可那篇获奖的论文。他指出，这是一篇“传奇”的、曾几投
不中的论文，因为评委说是没有和当时最先进的算法程序实验比较。之后王垠
“记录下数据，添到论文上。一投就中，得了一个最佳论文奖”。王垠说，这个
“高级别”的会议，“在我看来就是个垃圾。美国人都把最差的论文投到这里，
就是为了来旅游一圈而已。”
让王垠最不能安心读完博士的，是实验室里“他们的论文纯粹就是炒冷饭，
没有什么创新”。但清华要求，博士生必须发4篇论文才能毕业，其中必须有一
篇是SCI索引，或者两篇EI索引。心高气傲的王垠认为，看上去冠冕堂皇的SCI、
EI，不就是跟Google差不多的东西吗？被它索引了怎么样呢？
在经历了数次与导师和副导师关于写论文、写专利的争论之后，2005年9月，
王垠选择了退学。他表示已经完全看透了中国教育的失败。“我高中的时候就受
到它的伤害，这种伤害延续到现在……留在这个圈子里就是屈服，我不出声，大
家都不出声，这个世界就会继续这样郁闷地运转下去。我今天要对这个系统大声
地说一声‘不’！”
当年王垠退学事件引起媒体的极大关注，各种不同的声音如井喷般涌了出来，
有赞誉其勇气可嘉，道出了中国科研界的不良风气，也有批评其心高气傲，不切
实际，因为他说的科研现状在中国普遍存在。
王垠选择了赴美继续他的学术生涯。人们也都如修良章一样承认，王垠是一
个学术型的人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我跟王垠不同，我是脚踏实地的。”修良章表示，“我要是处于王垠的情
况，我会很满足，拿到文凭就行了。”
与“读博士光宗耀祖”想法不同的是，王垠说：“我离开了。可是中国永远
也不缺少为清华拼命的人！因为他们的妈妈会告诉他们，清华是全中国最好的学
校。你要考上清华，为我们光宗耀祖……”
王垠用自己熟悉的计算机语言，将博士生比作中国教育操作系统下的程序，
他说：“我不是一个中国教育操作系统下优良的程序。我在系统里运行了将近20
年，快到最后的时候才喧闹地退出，Dump（甩出的意思，编者注）出这么大一个
core file（内存文件，编者注）。我知道有的程序很早就退出了，我自愧不如
他们。但是有的程序一声不响就退出了，还有很多的程序成为了zombie（呆滞的
事物，编者注），永远地驻留在系统中成了系统的负担，在这一点上我又比他们
好一些。至少我让程序员有机会用调试器检查core文件，调查这个程序运行中哪
里出了问题。”
而在2010年的今天，程序依旧，问题依然。在王垠和修良章之后，必然还将
有许多离席的博士生，这个“系统中”还将出现许多“程序运行的问题”。■
谁来拯救博士生
博士生并非心理疾病高危群体，相反，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自我调节能力
可能还胜过其他群体；他们所承受的，是实实在在的、来自客观环境的巨大压力
闫岩
同样是博士，2009年以电线结束生命的武汉大学在读博士生杨志高、跳楼自
杀的浙江大学海归博士涂序新已经不用再面对博士的种种烦恼；但他们的离去，
吸引了社会对于博士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
难道是作为高智商人群的博士，其心理防线本来就不堪一击？
高压下的人群
“根据一些调查数据和咨询的情况看，在研究生群体中，硕士生心理状态好
于博士生，女生心理状态好于男生，低年级生心理状态好于高年级生。博士生的
生活和工作特点，使得他们成为心理应激易感人群。”中科院研究生院健康教育
中心的一位负责人告诉《科学新闻》。
对此，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心理教育中心的副教授刘蓉晖解释说，博
士生的年龄大都处于心理发展的成年早期阶段（18~34岁）。这个时期的人，要
完成两个重要的发展任务：“亲密关系”和“自我同一性”，一般以“成家”和
“立业”作为标志。与同龄的就业人群比较，依然是学生身份的博士生在完成这
两个任务的时候，其独立性和控制感偏低。职业、情感的不稳定性和对未来的迷
茫感，在一定条件下就可能引发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
“从总体上看，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相对比的话，应该是博士生的心理
健康问题出现几率更高，因为他们面临的压力更大。”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的硕士
生张春梅告诉《科学新闻》，她在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对博士生的心理状况进
行了研究。
与生理健康一样，人的心理健康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生理因素，包括遗传
因素和自身神经系统特征等；二是心理因素，包括人格特征、认知风格、价值取
向和情绪反应特征；三是社会因素，包括社会文化特征和外部生活事件等。
“其实，博士生的生理和心理条件和同龄人相比还较为优越，但是他们独特
的生活和工作特点，使得他们更不易应对自身发展中所面临的外部压力。这是影
响博士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原因。”刘蓉晖告诉《科学新闻》，“博士生的心理状
况应该受到关注，不仅仅因为这一群体压力巨大，而且因为其心理状况直接影响
到他们的潜能释放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发挥。心理精神问题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极
其巨大，作为国家优秀人力资源和活跃科研力量的博士生群体，保护他们的心理
健康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责任。”
在一些在校的研究生们看来，读博士所面临的前三大压力分别是：毕业、论
文和经济压力。由于“博士延期”在博士生中出现的几率越来越高，毕业当之无
愧地成为学生博士生涯中的头等大事。
“本硕毕业之后还有几年的时间打拼，博士毕业出来直接就面临结婚生子的
问题。相比起本硕，博士的就业面窄了很多。”刚刚毕业的博士生张林告诉《科
学新闻》。
谈起经济压力，张林没有赶上此次博士生“涨薪”，但他对自己之前的待遇
还算满意，“一般如果正常上学，中间不工作的话，是24~25岁左右开始读博士。
这个时候是年轻人开始创业的时候，如果在社会上参加工作，虽然不至于很有钱，
但是维持自身温饱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读博士期间，最少的每个月只有200块钱，
吃饭都不够。我所在的南开还算比较好的，我们一个月有750元。”
“再者，中国有着‘三十而立’的说法，这些学生承受着来着各方面的期待，
包括自己对自己的期待，所以他们对压力更敏感。”刘蓉晖强调说。
而对于在职读博的博士而言，虽然情况有所不同，但是毕业仍然是最大的压
力之一。“现在评副教授要求有博士学位，早一天毕业就能早点评职称；但是在
职博士往往要延期，我们这批有近百分之七十的在职博士被延期。”在职博士生
李小冉说。而除了为毕业而奔波外，还要处理好与单位工作之间的关系，避免领
导不悦则是他们难言的压力。
“在职的比在读的难，外地在职比本地在职的难，有孩子的比没孩子的难。”
李小冉这样总结，不幸的是三种困难条件他都占有了。
而在张春梅看来，在职博士生因为没有工作和经济顾虑，相对压力会小很多，
同时他们出现心理问题的几率相对较小，“他们也有更大的支持系统，会有人安
慰和疏导，这样他们就很少出现问题。”如今，张春梅也正准备考博，“虽然现
在很清楚去读博士很痛苦，但是不得以而为之，评职称、工资都跟这个挂钩，不
考就落后、落后就挨打。”她说。
四大心病、三个节点
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的刘彩谊曾经在中科院心理咨询所负责在京学生的
心理咨询工作，她说其中有一类学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某些学业一
直非常顺利的学生。如，保送上本科并直接硕博连读的学生，在硕士阶段还可以，
到博士阶段由于需要自己独立选题，选题不当面临重新开始，意味着博士延期毕
业，因此产生严重的焦虑、失眠、想退学、抑郁自杀等念头，以至于无法从头开
始。
“说实话，在中科院的很多研究所，延期毕业很常见，但他们无法接受这样
的事实，不允许自己‘留级’。”刘彩谊说。
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张继明看来，对一直在学校读书、从未出过
校门的博士生群体而言，因相对年轻，缺乏丰富的社会经历，面临的心理问题和
硕士群体较为相似，多集中在感情、人际交往、个人成长和生涯规划方面；而有
一定工作经验的博士生群体的问题相对较少，问题较多集中在感情、人际关系上。
通过对博士生的心理测试，中科院研究生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发现，常见的
潜在性心理问题包括：强迫、抑郁、焦虑和人际敏感。“博士生们心理健康问题
易发于三个时期，需要适应新生活的初开学时、论文开题时、毕业时。”
相对于前三种心理问题，张林对于“人际敏感”在博士生中的存在表示认同。
他告诉《科学新闻》，自己在做本科论文的时候曾经跟随一个博士生学姐做实验，
当时发现这个学姐学习好但是表达能力很差。“有些可以一句话表达的内容，她
需要几句话才能说清楚。我这个师姐各方面都很好，科研能力也很出色，但是社
会交往活动几乎为零，就是待人接物有些问题。这种事情在高校里面还好，因为
大家都不太在意，到了社会就很麻烦了。”他说。
在刘蓉晖看来，许多博士生一直处在学校这样的单一生活环境中，社会经验
单薄，而社会能力是很难在学校学到的。
《科学新闻》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还了解到，除论文、经济等对博
士生造成困扰的问题外，主要还有与周边同学的关系、与实验室的关系、与导师
的关系等问题。
在实验室里，导师对于博士生的科研和毕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有的
博士生偏偏和导师关系不妙。
“现在高校有些老师，四处拉项目，回来就让学生做，然后自己再去拉别的
项目。学生呢，为了毕业，也就不敢不做，虽然这个可能和他的毕业论文关系不
大。久而久之，也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就容易把关系弄僵。”张林说。
张春梅认为，全职在校的博士人际交往圈子很小，往往会出现人际交往和沟
通问题，因为学业的压力让他们要花很多时间去读书、去赚钱、做项目，而博士
数量相对较少，同一个研究方向的博士更少，又住得很分散，缺少具有相同话语
的同伴，所以他们中有一些人会出现沟通问题。这是普遍现象（硕士阶段就开始
了）。而一些知识面和兴趣广泛的博士就不会有这方面问题了。
博士生并非
心理疾病高危群体
虽然博士生自杀的消息不时出现，而且自己的论文还没有通过，面临种种压
力，但是李小冉和身为博士的在读室友并不觉得博士有心理问题。
“我身边没有出现过有心理问题的博士，虽然有时候大家会抱怨后悔读博士，
但是都只是开玩笑而已。”李小冉说。
“至于从心理健康的学科特点来看，因为并没有肯定的数据支持，博士生这
一群体谈不上高危。从咨询中心的记录上分析，一些理论性较强的学科存在心理
问题的比率较高，导致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不是非常确切。可能的原因之一是这
些学科都相对独立地工作，人际协作等社会性活动较少，人际互动较少。”张继
明告诉《科学新闻》。
虽然相对硕士生、本科生，博士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不乐观，但是从中科院研
究生院健康教育中心的统计情况看，相比一般同龄人，博士生心理健康水平还比
较好。“比如说抑郁症，不同的研究显示，在一般青年人口中的发生率约为
5%~15%，但目前我们在研究生中的测量数据约为2%。”刘蓉晖说。她介绍说，博
士生本身是一个优秀的群体，通常拥有好的生理、心理素质。他们更理性、更开
放，具备更多应对压力的技巧，也有更好的应对资源。
对于张林来说，运动是自己最好的“药”，在他“最崩溃”的时候会经常去
打打网球、篮球之类，就会觉得舒坦很多。对于女博士而言，逛街、睡觉和大吃
一顿则是最常用、好使的宣泄渠道。在张林看来，自己周围的同学都是比较阳光
的，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也都还能积极应对。
“我觉得这种情况在博士群体中应该占多数。毕竟都是二十多岁快三十的人
了，这点事情都解决不了，将来到社会上遇到更大的挫折不就完蛋了。”
“作为优秀的人力资源，他们能读到博士，也与他们善于调节自身状态、善
于应对压力有关，否则难以一路走到今天。”刘蓉晖说。
不充分的心理咨询
大学生入校第一件事是军训，对于入学的研究生而言还有一件事情的重要性
丝毫不输于军训，那就是心理素质测试。中科院研究生院每年对新生进行心理素
质普查，了解学生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并相应地进行个别关注、一般辅导和广
泛宣传。北师大的做法则是对于测试结果中提示可能存在一些心理问题的学生，
由咨询中心发出邀请，请他们接受由专业人员进行的深入访谈，进一步明确问题；
对于一些简单问题，很可能在访谈过程中就给予解决，对于一些复杂问题，会要
求学生接受后期的咨询过程。
而事实上，心理咨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好像还是一件不那么“光彩”的事情。
“我身边好像没有人去进行心理咨询，我觉得是国内的偏见，认为如果去做心理
咨询的话，就证明自己有心理疾病。”张林说。
“学生们好像不太了解咨询的过程，有时候会有些不信任，害怕泄露隐私。
其实并非如此。”作为心理咨询老师，刘蓉晖能感觉到学生们的担心。而中科院
研究生院三个校区每天两小时的咨询时间基本上都是被安排满的。
“随着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和对心理健康重视程度的提高，主动寻求心理帮
助的学生数量一直在增加，博士生群体同样如此；对于相当多的学生而言，接受
心理咨询的帮助就如同到校医院看感冒一样，并不特殊。”张继明告诉《科学新
闻》。
除了观念、不了解导致学生排斥心理咨询外，专业咨询的不健全也是让高校
心理咨询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张林告诉《科学新闻》，之所以没有人
去咨询的另一个原因是，针对全校数千名博士生，仅有一名心理咨询师。
在张继明看来，高校中，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对象和心理帮助的对象，博士
生群体反而存在相对被忽视的倾向，基本上没有高校针对博士生群体设立成体系
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博士生群体在高校中相
对人数较少，出现心理问题的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都较低；博士生群体本身解决
心理问题的能力相对较好，寻求帮助和支持的途径相对丰富有效；博士生群体的
独立性较强，工作和学习压力较大，提供系统心理健康教育和帮助时，组织起来
较为困难。
“此外，有强迫、焦虑、人际敏感问题的人通常会主动求助，而有抑郁症状
的人则不。还有患有精神分裂的人对自己的问题不自知。对于后两种人，需要借
助生活中的细致观察和关注，才能及早察觉并采取措施。”刘蓉晖补充道。
重返健康
数年前，抑郁症在大家眼中是“精神病”的同义词，随着一个个公众人物被
爆患有抑郁症，对于抑郁症的解读和报道不断出现，此病变得不再可怕。在刘蓉
晖眼中，如果要更好地让博士生群体能够保持心理健康，广泛地宣传相关知识是
十分必要的。心理卫生知识的普及，不仅有助于提高应对技巧和了解应对资源，
而且有助于转变观念和提高干预水平，并预防心理精神疾病的发生。
而如同生理疾病的治疗一样，一些复杂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的干预同样可能
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如心理问题的复杂程
度、治疗师的水平、导致心理问题的现实环境，求治者改变现状的动机等等都可
能产生影响。确实存在较为严重和复杂的心理问题的学生，如果由于种种原因未
能及时寻求和得到心理帮助，对于其个人、家庭和所在群体而言，是可能存在一
定隐患的。个人的工作和学习效率、生活质量、人际关系和团队效率等都会受影
响。
对于上述问题，张继明建议，在高校而言，应该进一步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尤其是针对不同群体的特征和代表性问题进行宣教；其次需
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队伍的建设，提高这支队伍的数量和质量，确保学生寻求支
持和帮助时有足够的资源；第三，要提高学生管理工作人员、包括研究生导师们
对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他们往往能够及时发现学生的变化和问题，及时督促学
生接受心理帮助，防患于未然。■
罅隙中的中国博士教育
在中国当前没有博士学术奖金的情况下，所有花费（包括科研和生活）都由
导师支付，导师很难有自己独立的科研时间，申请经费、汇报课题、管理学生占
用了多数时间
王玲
博士退学，博士自杀，博士摆地摊，博士去种地，在中国，博士成了媒体高
度关注的特殊群体。博士生导师，在很多报道里成了博士生悲剧的导火索。
但事实上，多数博士生导师仍然在努力地培养着自己的学生，尽管很多时候
他们也会对中国现行的高等教育制度不满和失望。
作为博士生导师的一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王德华研究员就这一沉重
话题接受了本刊采访。
科学新闻：教育部和国家发改委近日确定，博士招生规模将扩大2.5%，而近
年来大部分的研究机构都明确提出只要“海归”，你怎样看待这种矛盾？
王德华：这看起来是个很费解的问题，但其实也是很明了的问题。体制方面，
当前一些机构的指标意识太强。另一方面，许多管理者没有认真思考研究生培养
的问题，没有认真规划。扩招了，质量下滑是一定的。质量下滑了，用人单位就
喜欢海归学者了。何况国家对海归学者本来就有特殊政策，有经费保障；而国内
的博士没有任何倾斜政策。
科学新闻：博士扩招是导致博士质量下滑的一个因素，你认为我们的博士生
录取标准缺陷是什么？你作为一名博士生导师会倾向于选择什么样的学生？
王德华：以考试成绩作为录取标准有很大的问题，导师应该有一定的自由选
择权利。我自己也只能按照当前的规定进行。我喜欢有主见、不偏激的学生，喜
欢敬业和爱学的学生。但是，从考试成绩和短暂的面试，很难确定他们的真实素
质。
科学新闻：但是即使是很多入学时有科研理想的学生，在随后的博士生涯中
也慢慢丧失了对科研的兴趣，你认为原因有哪些？
王德华：原因很多。随着年龄的增长，对问题的理解和看法会有些改变。周
围环境的影响、同学的影响、家庭的影响等，都是重要因素。主要是看不到希望，
感觉付出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科学新闻：中国的博士生导师一方面承担着培养博士的任务，另一方面也需
要拼命申请项目，争取科研资金。在中国当前的科研环境下，一个博士生导师怎
样平衡找经费，申请课题和指导学生之间的关系？
王德华：当今的研究生教育可以说是不正常的。导师们纷纷离开实验室，当
起包工头，主要任务成了管理学生、修改论文。在中国当前没有博士fellowship
（博士奖学金）的情况下，所有花费（包括科研和生活）都由导师支付（科学院
是这样），导师很难有自己独立的科研时间。申请经费、汇报课题、管理学生占
用了多数时间。科学院是有经费才能招生，但是指导学生还是必须花费时间精力
的，多数导师也是这么做的。
科学新闻：作为一名博士生导师，你认为在培养博士生创新性思维的过程中，
导师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王德华：导师的作用是协助、支持、赞许、肯定和鼓励。压制不可以，导师
不喜欢的不让学生做不可以，应该给学生一定的自由度，让他们发挥他们的独创
能力。
科学新闻：具体来讲，你认为中国应该怎样提高本土博士的竞争力？
王德华：如果给本土的博士生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公平的待遇，也会有不
少本土博士脱颖而出的。
至于培养质量，导师和单位很关键。导师的素质需要保证，导师的责任心很
重要，导师需要花费心血，导师和学生都不要功利化，为了论文而论文。提高导
师的素质，取消以论文论英雄的要求，回归正常的科研轨道，在无忧的条件下，
专心思考所痴迷的科学问题，日积月累，必有成果。
我们不能盲目迷信海归博士，轻视本土博士，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有明显的
歧视政策更是错误的，会产生很不好的影响。■
博士教育不能奉行GDP主义
“博士扩招是GDP主义的产物，严重影响博士质量。博士是精英培养，但中
国现在是大规模生产。博士教育的意义在于培养能够产生新知识的人才，博士应
该成为一个国家创新的动力。而中国现在的博士项目显然并没有适应国家发展的
需要。”
王玲
有人说，中国高等教育最成功的阶段是上个世纪社会政局并不稳定的三四十
年代。西南联大成为中国大师级人物的摇篮，和现在相比，那个时候的人力和财
力都相差甚远，政府并没有对高等教育的大手笔投入。
然而在经济发展迅速，教育投资大增的今天，高等教育尤其是博士教育并没
有担当起产生新知识体系的重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对
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
科学新闻：中国历史上的西南联大物质条件很艰难，但为什么能够培养出一
大批精英，物质条件有极大进步的现在为什么不能呢？
郑永年：这是值得人们好好思考的问题。相对西南联大，现在中国可以说是
“不差钱”。现在的中国人也很聪明。很多学生在国外读书也好，科研也好，都
非常出色。在不同的领域，都可以看到有中国学者做领军人物。
西南联大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当时是教育家办学。政府给了高校很大的自主
权，没有过多干涉教育体系。尽管当时政府打压学术界关心政治，打压甚至暗杀
一些进步学者，但在学术界内部，尤其是科学研究部门，却还是比较自由。就是
说，只要大学不涉及政治，大学还是一块自治程度很高的地方。
但现在则不一样，行政权力已经渗透到高教领域的各个角落，甚至可以说是
每一根神经。就中国博士点来说，教育是高度集权的，博士生导师的审批和博士
生培养的各种资源都掌握在教育部手中。就具体政策执行来说，实际上权力落在
一个个不懂教育的官僚手中。这就是个大问题。打个比方，一支球队就算有充足
的经费和优秀的运动员，但如果没有好的教练，这个球队很难达到一流水平。
事实上，中国教育资源的配置就是官僚意志，教育部作为控制资源的政府机
构在诸多方面显现出弊端。
科学新闻：那么，中国博士教育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及很难产生新知识
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郑永年：博士扩招是GDP主义的产物，严重影响博士质量。博士是精英培养，
但中国现在是大规模生产。当一个博士生导师要带数十位博士生时，就不是精英
培养了。同时，学术考核制度也变相地变成了博士培养计划的一部分。要求博士
必须发表文章这是中国的特色，是急功近利的表现。鼓励博士生发表文章没有问
题，但作为硬性规定的一部分就错了。这就导致了弄虚作假，造就了所谓的“论
文产业”。
科学新闻：你认为什么样的博士教育算是比较成功的？
郑永年：博士教育应该是精英教育，现在中国一方面扩招博士生，一方面要
拼命从海外引进“海归”。本土培养的博士找不到工作，很多用人单位甚至歧视
本土博士。既然人才无用，那为什么还要扩大招生呢。就说明中国的博士教育是
非常有问题的。
博士教育的意义在于培养能够产生新知识的人才，博士应该成为一个国家创
新的动力。而中国现在的博士项目显然并没有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
具体到博士生的指导，西方目前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欧洲模式，学生的自
由比较大，指导老师比较放任自由一些。但也不是不管。另外一种是美国模式，
指导老师从方法论到写作，管得很多，没有放任自由的博士教育。好的博士生都
是和其导师紧密合作的结果。
导师的主要功能不是教育，不是像对待大学生那样，而是方法论上的指导，
方向上的指导。对博士生来说，培养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或者思维方式是至关重
要的。
科学新闻：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有什么相似性？
郑永年：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健康的，是一种扩张性，掠夺性的发
展方式，还没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仍然奉行GDP主义，
重视数量甚于重视质量。
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是伴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进行的，也是GDP主义的追随
者。从先前的本科生大规模扩招到近期中国教育部出台的扩招硕士和博士生的规
定都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科学新闻：中国的高等院校成为政府衍生部门，表现在什么方面？
郑永年：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人才和创立新的知识体系。但在中国，
高等教育要承担社会的甚至是政治的任务。例如高等院校的评估指标现在甚至有
了一项“就业率”。就业当然是高校应当考量的，但是把学生的就业率与教师的
职称、晋升紧密挂钩，并引以为荣，这是很难想象的。本来是高教大规模招生的
错误，但要教授来承担。这种毫无科学性的评估指标对高等教育来说是不可理解
的。
科学新闻：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一直没有明显的成效，你认为主要原因
是什么？
郑永年：改革不是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整个结构上的大调整。中国的社会
改革一直缺乏动力，教育改革也是一样，结构性改革做不了，只能去做一些意义
并不大的修正。修正的结果往往增大了体制的毛病。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信心问题，
对于根本性的结构转变缺乏信心。还有一个原因是教育体制本身也是社会体制的
一部分，不可能轻易改变。
科学新闻：中国政府非常关注高等教育改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连续召
开座谈会征求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和建议，你认为
这个纲要的最终出台是否能够使得中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博士教育有一些根本性
的改观？
郑永年：我看了一些材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不是很乐观。我倒不是说
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要“一口吃成胖子”。但教育的改革必须采取多样化的方式，
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同样的政策。中国实际上可以学经济改革的路子，要分权。
可以参考一些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模式，像邓小平在中国建立经济特区那样，先做
一些“教育特区”，然后根据各地的情况，灵活推广。成功了，就推广。一些笼
统的教改概念并不会达成积极的效果。
科学新闻：结合中国的国情，你认为高等教育改革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郑永年：中国没有任何条件走美国的道路，但这并不是说，教育就不可以改
革了。领导人需要一个好的思路。教改不可以交给教育官僚，而应当是政治家和
教育家之间的合作。既然党不会离开学校，那么学校应当实行党政合一的体制，
但必须是教育家兼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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