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教育：独立思考与盲目跟随

独立思考与盲目跟随

王克斌
(from cnd.org)

20几年前， 美国有个热播的电视喜剧，由约翰·垂珀和苏三·扫莫斯主演的《三个小伙伴》。其中的一集里，约翰饰演的翟克去看心理医生。进了医生的诊疗室，医生说：‘坐下！’，翟克应声坐了下来。接着，医生说：‘站起来！’，于是翟克又站立起来。医生下结论说：‘你有毛病，喜欢按别人说的去做。’ 翟克争辩着说：‘我没有这种毛病。’医生说：‘那你就坐下吧。’于是，翟克又坐了下去，忽然想到医生提及的那个毛病，又如坐针毡猛然地站了起来。我没看过心理医生，不知道这病是真，还是假。只记得作为电视观众，觉着挺逗的。翟克的举止在心理学上应属于受暗示性。 如今想起来，这小笑话还真有点耐人寻味。

相对而言，西方的教育比较注重发挥个人的才智与创造精神，学生对老师和领导不是盲目地听从，甚至无限地崇拜。班上也没有干预他人自由的少先队、共青团和班委会。 这种方式提高了他们独立思考的精神，使得各个领域人才辈出，成果累累。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教育制度强调的是服从与跟随，听话与驯服。这种方式限制和挟持了学生的智慧和思考能力，使得各个领域缺乏生气，很难有重大的发明与突破，只能跟在别人的屁股后边，在人家丰收之后，从田里捡回几绺漏掉的麦穗，然后，当作成就来宣扬一番。西方的教育赋予学生的是维数无限的希尔伯特空间，学生可以在大海里游泳，可以在天空中翱翔，可以在大地上奔跑；中国式的教育循规蹈矩，用条条框框把学生束缚于一维的线性空间，学生只能按照一定的僵死教条，像杂技团的演员一样，踩着一根钢丝，小心谨慎地挪动，生怕一不留神，掉了下去。

最好的说明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当时的口号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几百万、几千万的大、中、小学的学生不好好学习文化知识，举国上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造资产阶级的反，斗校长，批老师，破四旧、立四新。使青年学生丧失了理性思维，成为一群联动的机器，毛泽东一按电钮，他们就糊里糊涂地转动起来，让他们往东，他们就不会往西。盲目地跟随着伟大领袖，把青春年华葬送给虚幻暴虐的革命运动。后来，又上山下乡，三个面向，可怜一代青年人沦为党内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当他们知道上当受骗 的时候，10 年的大好时光荏苒已过，这就是盲目听从的后果。十年的文革让大多数国人都处于心理病态，具有严重的消极、被动和权威的受暗示性，要么盲从，要么恐惧，要么压抑，要么自残。这种病态心理对于改革开放后的道德滑坡不能说没有关系。

中国的思想和经济建设也充满了服从和跟随。借口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造成向雷锋同志学习，向焦裕禄学习的群众性活动，严重影响了每个人的个性的发挥。毛主席还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所有的工厂， 不管各有什么特点，都得去学大庆；所有的农村，不管是平原还是洼地，都要学习大寨；至于无枪无弹的平民百姓，却非得去学习担负着保卫国家任务的解放军。用毛氏哲学的术语来说，这个‘三学’的最高指示，过分强调了矛盾的普遍性，压制了矛盾的特殊性。或者说，用共性取代了个性，对领袖的指示一味盲从。结果是限制了人们的独立思考，限制了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的独立发展。

50年代的理工分校，生搬硬套苏联的教学体系，把文法理工农健全的好端端的清华大卸八块，只留下个‘工’字， 愣把教育和政治拴到一起。至于那些有头脑、有见地的教育家们，有的成了右派， 有的成了反革命。后来又提出又红又专，鼓励学生入团、入党。安排了大量的辅导员来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使得他们有统一的固定的思考问题 的方式，做党的驯服工具，做国家的一颗螺丝钉。这些清华的辅导员们至今还在延用他们老一套的教唆经验，牧放着13亿 国人，唯党的马首是瞻。无疑，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悲剧。

此外，学校课程设施固定，专业划分过早，学生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和需求去图谋发展，从而束缚了学生的手脚，斩断了富于想象的羽翼。文革前，清华工物系有个辐射防护专业的毕业生要考取数学专业的研究生。学校借口此人不安心防护工作，堵塞了他在数学上深造的机会。学校还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这德就是在政治上跟着党走。像英国出色的科学家斯蒂芬-霍金在中国就算不得好学生，因为他只有‘智’，他竟然不能跑到天安门广场去喊几声‘毛主席万岁’。所以，中国断然也出不了斯蒂芬这样完全靠独立思考来认知世界的伟大的科学家。

由于缺乏独立思考和创造性，中国人过于喜欢模仿。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走街串巷爆米花的小贩很多。有一天，郭德刚先生下夜班回家睡觉，六台米花机同时起爆，让这位草根艺术家不得歇息。1993年我回京过年，三、四十米长的金鱼池中街遍布着六、七台切羊肉片的机器。大概改革开放改善了生活，大家都吃上了火锅。大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触。无论是吃火锅的或切肉片的都带有一种神奇的模仿色彩。发展到后来， 炒房， 炒玉石，炒核桃，什么赚钱， 人们就不约而同一窝蜂似地扑向什么。好象有一群人拿着大把钞票，不知道怎么个用法，在等待着头羊的启示。

电视剧火了，电影学院，戏剧学院又成了令人瞩目的学府，像40年代的延安一样吸引着无数的俏男俊女，争作下一个章子怡和巩俐。由于人手众多， 每年有数万集竞相问世。没有剧本就抄外国，抄名著，还大言不惭地称作《中国的蝴蝶梦》，中国的《基督山伯爵》；或者干脆图个省事把那些热门剧重拍，翻拍，弄出一帮老剧情，新面孔。无异于把冰箱里的剩菜拿出来，换个厨子过回锅儿，又重新端给观众，唯一的区别是红烧肉块的形状和产地与前版不同，佐料上丝毫未变。照此下去，不出几年，中国就可以涌现出自己的莎翁，自己的新、老托尔斯泰，自己的《静静的黄河》，和自己的《邦德张008》系列了。展望未来，影视界形势大好，商机无限。何况还有看家的名著《红楼梦》，受过毛主席的青睐，拍个十回八回也不算多。总之娱乐界缺乏的也是独立思考和推陈出新的创造精神。

中国戏曲界的传统过分强调门派，从而约束了年轻演员艺术事业的发展。四大名旦梅尚程荀里，梅派的门人最多，李胜素，史敏，李洁，邓敏等。四小名旦之一张君秋也是弟子如云，如王蓉蓉，张萍， 赵秀君等。荀派中老人不少，如孙毓敏，赵荣琛，刘长瑜等；年轻人不多，只听过耿巧云唱过几段。至于尚小云一派，上过台面的只有年纪一把的孙明珠。其实，荀派妩媚娇嫩，小巧清新；尚派柔中有刚，抑扬顿挫，深邃激越，如空谷传音，艺术价值也不可低估。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低沉哀怨，不绝如缕的程砚秋一派却香火旺盛，张火丁，刘慧娟，李海燕 和池小秋等。这些年轻人资质天生，然而却要压低嗓门，10分力只用上2分，听起来让人有点压抑难受。像是一辆崭新的法拉利跑车， 车手在公路上只把油门踩到到20多个MPH， 可惜了那精心设计的流线型体。前人的成就对后人来说是个阶梯，是个榜样，是种激励，但不是一个不可超越的顶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年轻人应以创新和后浪推前浪为努力的方向，不要过分强调是某派的传人，等待着你的应是新的一派。至于黑头，素有无净不学裘之说， 其实袁世海先生的唱腔豪放有加，粗旷洒脱。他塑造的曹操、李逵也都无人可及， 可喜的是有位杨赤先生能文能武，继承了袁派。

除了模仿，某些国人的受暗示性还体现在攀比上，几个朋友有房子了，我东拆西借也一定要买套房子；几个朋友有汽车了，我也一定要七拼八凑买辆车，哪怕小一点儿，便宜一点儿，有四个轮儿就行了。他不去认真想想，那么多人买了那么多车，到哪里去兜风，到哪里去停放。现在北京的汽车每天得按单双号的顺序使用，如果有7.5亿国人都买了车，说不定车牌会标上个英文字母，每辆车26天才能轮上一次上街的机会。如果那天你发了高烧，眼睁睁地只好等上52天才得上街一次了。你说这种攀比值吗? 为什么不能在租屋里先住上一段时间，逐渐积累储备？为什么不能乘坐公交地铁，从而减少因路上堵塞而浪费的时间？地贵如金的中国应当学习阿姆斯特丹，发展公共交通，限制私人汽车。

看到朋友的孩子出国深造，砸锅卖铁，典押房产也要把孩子送出去，否则就觉得抬不起头，找不回面子。世上360行，行行都能出状元，连大学都没念完的赵本山和郭德刚的门徒都先后成了春节晚会的台柱，名利双收。如果这些年轻演员被迫送到美国、日本深造，去学他们原本不爱的专业，岂不耽误了大好前程。盲目地把孩子送到国外，无异于风险投资，弄不好，连老本也未必能够收回。

总之美式的教育在中心处理机（CPU）上下功夫，使每一个学生建立一个完善的思维系统，积极发挥‘人工智能’，鼓励学生发明创造；中国的教育使学生背着一个硕大的硬盘，里边按照领导人设计的模式（FORMAT）存放着不少知识，学生可以把这些知识调出，铺放（MAP）到内存（MEMORY），打印输出。但是，很难超越，很难创新。中国的教育应与政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脱离开来，抛掉一成不变的框架，取消类似团支部、班委会一类管人的机构，让年轻人无拘无束，把他们的智慧和想象力充分调动激发出来，敢想，敢说，敢做，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有自己拟定的路数，有自己奋斗的目标。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救救孩子: 畸形发展的中国教育

踩着孩子冲浪的家长们
王克斌
(from cnd.org)

最近有幸在搜狐看了部国产电视剧，《瞧这一家子》。如果我没记错，30年前，陈佩斯、刘晓合庆拍过一部电影，也叫《瞧这一家子》。影、视同名，不足为怪。何况今天，出自一个剧本翻拍、重拍、竞拍的戏比比皆是，大亨们赚钱赚红了眼，相互叫板，一块好肉得分成两块或者三块，独吞地不行。如果梅尚程荀四大名旦今天还活着，说不定也会感染上翻拍症，同时在北京的四座剧场，都唱个《女起解》，平分秋色，决一雌雄。

瞧剧的主要人物是教授刘力成（张嘉译饰）和他的分分合合的妻子，白领经理孙晓丹(朱媛媛饰)。但中心人物还是他们那个忙于小升初（小学升初中）的孩子。为了让孩子升到重点中学，离婚数年的夫妻又假结合到一起。爷爷、奶奶、爸爸和妈妈都围着一个孩子团团转着。不惜花钱多少，把孩子送进一个又一个的补习班。英语，普数，奥数等等，孩子忙得不亦乐乎，不得不晚睡早起，眼圈儿都累黑了。由于孩子成绩不好，奶奶居然要为儿媳找个重点中学的老校长去处对象，为升学留条后路。一个刚刚懂点事的孩子为了升初中，还得到外边出钱请人制作简历。有位家长花了500元为孩子做了个喷绘式的彩色简历，傲视群芳。到某个重点中学报名的孩子有3000人，初选后有800人可以入试，费用上万。最后，只有100人被录取。小堪堪在考场上晕倒了，患上肾衰竭症。当然，和大部分国戏一样，结果是大团圆，大欢喜。

看完了30集的大戏后，我仿佛看到一层层被潮汐推起的海浪，在海浪的浪尖上冲来冲去的是一群焦躁不安的家长们，然而他们脚下踩住的不是冲浪板，而是他们的孩子。不禁令我产生了对这些天真幼稚的孩子们的同情和怜悯，真想大声呼吁，救救这些孩子吧。

现在国内有个新鲜的提法，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此，刘力成的妹妹宁愿花 5万元到女子医院去分娩，结果因为孩子和母亲都要特护，拢共花了30万。老公公不得不卖掉老宅，丈夫不得不接外活儿，挣外快，还糊里糊涂地 进了几天看守所。

说些戏外的话吧，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还有人在怀孕后花重金到香港或美国， 让孩子一出生就超越了同族，成为未来的香港人或者美国人。他们把出生地当成了孩子的前景保险。香港我没去过，不敢乱说。至少我知道美国的孩子也不会都能读上常春藤院校，我知道美国的毕业生也未必能找到工作，我知道美国也有不少吸毒犯罪分子被关进大狱，我知道美国也有大约700万的无家可归的流民。区区一纸出生证能够保证你的孩子将来不去睡帐篷吗？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孩子们在学龄前就要去高级的幼儿园，背唐诗，学英语，弹钢琴，练击剑，参加各种比赛，争夺各种奖杯，从小就要有一技之长，企图把别人的孩子抛到起跑线的后边。有的贵族小学还开设高尔夫球课。 你能保证你将来不会像地主资本家一样扫地出门吗？你能保证你的孩子有本事接管你的事业吗？你能保证你的孩子一辈子都能出没于名利场上吗？

在奥运会上，起跑线是公正公平的标志，不管个高个矮，不管身体胖瘦，不管老爸的地位和财富，大家都要从这同一条线上开始。这些望子成龙、成名心切的家长们把起跑线也涂上一层中国的特色。似乎在告诫别人，我的孩子出生在美国，我的孩子出生于贵族医院，于是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的孩子就是得站到起跑线的前边。’你不想想，身后的那些人会同意吗？你不想想，你的孩子站到了前边，就一定会得第一吗？相反，家长盲目的决定会给孩子造成优越的假象，成为一个自鸣得意无知浅薄的纨绔子。说不定，最后夺冠的会是一个让人看不起，连双跑鞋都没有的农民工的孩子。

家长对孩子的奢望和过分的要求最后会把孩子伤害。使得孩子们在身体健康和心理素质都低于正常发育的同龄人。壮实的禾苗需要一节一节的自然生长。拔苗助长的结果只会使颗粒干瘪，丰收无望。这些盲目的家长们像一群抢购商品的大军，结果是让商品更紧缺，让商品价格更高。这些盲目家长的群体行为的最终结果是水涨船高，给孩子们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家长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心理主要起因于社会发展的畸形。大学、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都分作重点和一般两种，而重点院校有少之又少，而且，重点院校无论就师资，设备，以及毕业后的出路又都遥遥领先于一般院校。这种差别以及就业的待遇和难度使得家长们对孩子前途产生忧虑，以至于让孩子在学龄前就开始卷进了考进重点学校的竞争。

另一个原因是教育的商业化。向学生灌输规定的知识范围与程度是学校和老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全心全意培养学生是他们的天职。可是为了创收，学校只让学生吃个八成饱。放学后还要走进形形色色的补习班，吃小灶。随便招个学生就是几千元的收入。何况僧多粥少，供不应求，结果家长破费的是钱财，学生承受的是压力，这些所谓的人民教师得到的却是大把大把的钞票。

第三个原因是家长的自私，总希望自己的孩子比别人高一等，地位高，挣钱多，当个人上人，从而满足自己的虚荣。这种不健康的心理是从老三届的知青这代人开始的。他们中学毕业后，上不了大学，找不到工作，只能响应号召，到农村去，到兵团去。一去就是十来年。风风雨雨，年华尽失。文革后，好不容易回到城里，找个工作，又赶上改革开放，提前下岗。这代人吃苦多，获益少，值得社会的同情。他们眼见自己前途无望，故而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下一代人的荣耀可以弥补他们一生的遗憾。这种心理和育子之道，不幸也传承到新的一代人的身上。

第四个原因，这几年中国出了几个驰名中外的钢琴家和台球选手， 以及那些名利双收的跳水和体操等奥运金牌得主。这些榜样使得家长也愿意赌上一把，让孩子掌握个绝活儿，到时候，金钱、美女、别墅滚滚而来，耀祖光宗。在某种意义上，这几个从小就脱学练琴、练球和进了体校的孩子对部分家长起了误导的作用。这些攀登到象牙塔尖上的孩子不是人人都可效仿的。

第五个原因，改革开放后，一批廉价的劳力从农村涌到城里。卖菜的，保安的，炸油饼的，打工的都换上了清一色农民工。没有户口，没有劳保，工资低微，让人看不起。他们的处境与待遇使得新一代的孩子们失去了做传统的普通的劳动者的机会。要么上个好大学，找个白领工作，颐指气使，地位高雅；要么参加到农民工的行列，去练摊儿，去做个打工仔。这无异于让满清的八旗子弟放下架子去拉洋车，丢不得那人。

一个再好的国度，也不会人人都当总统。一个再好的国度，也不会人人都是教授。一个再好的国度， 也不会人人都是将军。一个再好的国度，也不会人人都是明星。一个再好的国度，也不会人人都毕业于清华、北大，哈佛、剑桥。一个人活在世上要有良好的心态，首先要做好一个普通人，做好一件本职工作，让社会去选择你，而不是你去选择社会。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固然不是好的士兵，但是能当将军的一定要是个好的士兵。骐骥一跃，不能千里。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人们的天资，特长和体力是不同的，一个人应当有自知之明，把你的智慧充分地发挥，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自然也会得到你应有的那份报酬。

如今海龟在中国已经不那么吃香，毕业后在美国和英国找不到工作，回国也难以施展，获得高薪。和那些在国内踏踏实实地干了几年的同辈们相比，他们不但失去了起跑线上的优势，反倒落到了土生土长的年轻人的后边。砸锅卖铁，也要把孩子像赌博或炒股一样送出去留洋镀金，不一定会达到预期的效果。美国的常春藤院校是好，但大多数人考不进去。读个三流、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学校，勉强获得一张文凭，还不如在家门口的大学好好读上近年。

一个朋友的孩子出生时，好多人都来贺喜，说好听的话。鲁迅说了句这孩子将来要死的，于是挨了一顿棍棒。说好话的未必， 说死的必然。奉劝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调节一下心理状态，给孩子留点天真烂漫、自由自在的空间，自然地、茁壮地成长起来。也希望社会能为多数人的入学和就业创造良好条件，提高和改善普通劳动者的待遇和地位，让孩子们有个宽松舒适的未来。

美国华人移民往事

美国往事——旅美华工和华人

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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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请各位注意，我们这条铁路能及时完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贫穷而受鄙视的，被称为中国人的劳动阶级——归功于他们的忠诚和勤劳。”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查尔斯•克劳克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Ｃｒｏｃｋｅｒ）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要是没有外来移民，就不会有美利坚合众国，也不会有美国今天的高度现代化。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从那以后，为了追求宗教和政治自由及新的生活，世界各地移民不断涌向北美。在美国的早期移民中, 有一批不畏艰苦、勤劳勇敢的中国人，被称为美国华工。据美国官方记载，华人旅美始于一八二零年代，之后大批华工涌入美国。到今天，美国的华裔人口大约在四百万左右。

华工旅美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西部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中国劳动力的过剩。有历史学家认为, 早在一五一七年, 加利福尼亚北部就出现了中国造船工人。一七八八年，美国西部就有华工了。一八零七年，一位华人在纽约定居。在美国移民局的正式记录中，一八二零年是第一位华人来美的年份。一八二零年代前, 华人在美廖若晨星。华工的大规模来美是因为美国的西部大开发。

独立战争前, 居住在横贯北美大陆的阿巴拉契亚山脉（Ａｐｐａｌａｃｈｉ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以西的居民只有数千人。美国独立后, 美国政府鼓励移民开发西部。一八一二年第二次对英战争后，西部开发大大加速。一八四八年，加州金矿的发现对于华工大规模来美有着历史性意义。一八四八年以前，旅美华人以经商为主。自一八四八年的“淘金热”到一八八二年《排华法案》的颁布, 旅美华人主要从事开发金矿、修筑铁路、开荒和工厂建设。

华工旅美，从一八五二年开始大增。一八七零年代，在美华工已有十万之众。一八六零年代，美国西部的金矿渐渐枯竭，华工投身于贯通美国东西两岸的铁路建设。华工由加州的萨克拉门托（Ｓａｃｒａｍｅｎｔｏ）往东、爱尔兰移民从内布拉斯加（Ｎｅｂｒａｓｋａ）的奥马哈（Ｏｍａｈａ）往西修建铁路，历时四年，最后在犹他（Ｕｔａｈ）州的奥各登（Ｏｇｄｅｎ）汇合。当地的自然环境恶劣，工作条件极为艰苦，中国人的茶叶和爱尔兰人的酒精是筑路工人的最佳饮料，有人说“中国茶和爱尔兰酒造就了横跨美国的铁路”。铁路通车后，美国华工利用其农耕经验，在加州开垦荒地，使加州成了美国的水果和蔬菜的最大种植区。

一八六八年，中美签定《蒲安臣条约》（ｔｈｅ　Ｂｕｒｌｉｎｇａｍｅ　Ｔｒｅａｔｙ），两国自由移民。一八六八年后, 除少数几年外, 每年入美华工均在万名以上。一八八二年，《排华法案》通过前，华工入美人数达到最高纪录。一八八二年，《排华法案》通过后，以工人身份来美的华人被全部禁止。

美国华工的生活和工作

美国华工的生活工作条件极为艰苦，但和他们从来美的经历相比要好的多。一位侥幸兴存者这样回忆道：

“天一亮，美国人伯莱克带来了一个总工头，四个大工头。他们打开舱板，只见华工们饥肠辘辘、睡眼惺忪。洋人们搬出无数铁镣，把华工们全都锁上，倾刻间华工们动弹不得。

启航后，尽管也有时会有风浪之日，但华工们一路上一直躺在船舱内，暗无天日。吃的是烂米臭肉，顿顿如此。一开始，大家还能凑合，日子一久，就没人能受的了了。一些不习惯风浪的人，早已呕吐大作，满舱恶臭。加上屎尿满舱，这一切构成了一个人间地狱。

一到旧金山（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洋人令一名小工下舱，从华工脚上卸下铁链，叫他们起来。华工们一下子觉得脚下轻了许多，但还是站不起来。洋人们等得不耐烦后，就呼呼地把鞭子抽得山响。华工们只得忍痛，互相搀扶着站起来。洋人们再喝一声“走”，华工们还是不能动。洋人们就令水手们，连拖带赶，把华工们一个个地赶到梯子边上。

最后还有一批人不见动静，水手们有些纳闷，突然间，一股臭气冲了上来。于是，水手们向洋人汇报。洋人叫水手下到舱里去拖，这一拖才发现，下面有七八十人躺在那里。满面血污，血肉模糊。水手们俯身一看，才知道是断了气的。于是，就让人拿来八九个大竹篓，用铁锹把腐尸铲入竹篓，抛入大海。其中几个尚未断气的，也被抛入大海。

上岸的华工们被命令赤身露体，所有的衣服都被送入硫磺锅内蒸煮。另有洋人用药水像浇菜地一样向华工身上浇去，为之消毒。然后把华工引入一处房屋，把他们装入麻袋。这时，便有人前来讲价购买，一个个地过磅。有的卖主用脚乱踢麻袋以检验其中之人是否活着。”

就这样，一批华工就来到了举目无亲，言语不通的美国了。

当时的美国没有横贯铁路，筑路器材要在纽约装船，绕道南美洲的合恩角（Ｋａａｐ　Ｈｏｏｒｎ）由海上运至旧金山。横贯美国的铁路工程，要穿过整个落基山脉（Ｒｏｃｋｙ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工程极为艰苦，还要抢时间。于是，洋人将华工们的工作时间延长至一天十四个小时。

尽管华工们的地位很低，但他们对美国铁路的建设，不但贡献了辛勤劳动，还解决了很多关键工程问题。一年冬天，风雪交加，气温降至零下二十多度，工程因运输困难陷入停顿。洋工程师们想尽办法，也无善策。一位华工站了出来，他说我们可以筑一条冰路，将重物置于其上，这样就可以将材料轻易地运上山来。工程师们大喜，就请华工们设计了一条三十七英里长的冰道，恢复了运输，加快了工程进度。

就这样，在内战后的十年内，美国华工帮助修建了美国第一条横贯铁路，联邦中央太平洋铁路（Ｕｎｉｏ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随后，又帮助建成了另外两条横贯铁路，北太平洋铁路（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和南太平洋铁路（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

华工们在来美国的途中死了十分之一，加上工伤和其他因素又有一半人致死。最后熬过难关，积下点钱财的人，又遭到了白人的公开抢劫，最后落得分文不名。华人在美国，无不克勤克俭。他们很快就应过上太平日子了。但美国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社会，华工们无权无势，不管你如何个人奋斗，还是被压迫的一族。

与欧洲移民不同，美国华工大都是以赚钱谋生、然后落叶归根的小伙子。他们大多是以契约劳工身份来美的，以广东江门和台山人为主。他们依靠帮会拼命赚钱，积攒金钱，有些积蓄后，就回家娶妻生子，置地盖房，成为当地的“金山客”。

美国华工大都没受过教育。他们到美国后，经历了跨国家、跨文化、跨时代的身份转变。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他们经历过的痛苦和煎熬远非欧洲移民和本土美国人能理解的。美国西部的政客及和华工有竞争的利益集团，在工会的鼓噪下，夸大华人社区的丑陋面：赌博、娼妓、鸦片和帮派。以此排斥华人，一八八二年，联邦立法机构推出《排华法案》。美国西海岸的排华浪潮，给华工带来了巨大损失。一八五五年到一八七六年间，谋杀华工案达二百六十二件。美国地方政府更是故意无所作为，听任暴徒为非作歹。

华工们还被强迫驱逐出境，北面被驱至加拿大，南面被驱至墨西哥，一位曾亲历其境的华侨这样写道“十一月二日，数十洋人，手执火枪，勒令华人离埠，期限为两天。十一月三日，来了火车，称不要车票，送致西岸。车至美加边境，就停车迫令华人下车，驱华人入加拿大。当时正值大雨，华人衣衫尽湿，有抗命者，洋人以枪击之，惨不忍睹。”

洋人们还找借口破坏华人生意，使其无法为生。一位华侨写道：“唐人街华人因病死人。洋人每天也有死人的事发生，本不应大惊小怪。但因华人的生意一天天好起来，而洋人的生意一天差下去了。洋人们就以唐人街死人为借口，让政府派警察封住唐人街入口。名为防疫。这样被封了一个多月，华人的生意就一落千丈。”

更有甚的是不让华人女子入境。美国华工十有八九是年轻小伙子。他们大都只会中文不会英语。他们的思想感情也是中国的。他们只想和中国女子成家。美国政府看出了这一点，就故意不让中国女子入境。这样的话，成千上万的华工只有单身一辈子，若要娶亲，只有回国。

现代世界中，对侨民的保护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国家尊严的象征。一些国家政府对海外侨民的保护，超过了对本土居民的保护。这一原则不适用于当时的清政府。美国排华初期，清政府根本没有保护华工的意识。长期以来，清政府一直采取海禁政策阻止人民出海谋生，将华工视为“弃民”。乾隆皇帝曾下诏：“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牟利，朝廷不闻问。”直到一八六零年的中英《续增条约》，清政府才第一次承认华人移居海外的权利。即便如此，清政府依然很消极，根本没有现代领事保护的概念。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的华人社区，是一个两不管的地区，灾难来临之际，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极为凄惨。

美国华工的抗争

美国华工要求的合法保护，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初见端倪。一八六七年，一些中外条约，到了要修订的时候。修约曾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个诱因，清政府担心列强借口修约再次挑衅，决定遣使出洋，和列强修好。但是，外交无能的清政府，竟找不到能承担此任的官员，只好请刚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Ａｎｓｏｎ　Ｂｕｒｌｎｇａｍｅ）出山。于是，美国人蒲安臣，成了中国的“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团出访欧美。美国是出访的第一站，蒲安臣超出使团的授权，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史称《蒲安臣条约》（一八六八）。让人深思的是，这个由美国人以清朝使节为名擅自与美国签订的条约，竟然是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的第一个具有对等内容的中外条约，它给予双方国民在移民、贸易、传教、办学、设领等事务上对等的权利，并使美国承诺“不干涉中国内政”。

设领护侨是签订《蒲安臣条约》的重要原因，如使团成员清朝官员志刚所云，旧金山“华人已有十数万之众。若不设官，一恐其滋事，无人弹压；二恐其久无统属，变为外国下等之人。”但清政府的华盛顿公使馆，要到十年后才设立。同年，也在旧金山设立了领馆。从此，直到一九一一年清朝覆灭，清政府驻美使节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蒲安臣条约》力争美国排华的违约行动，要求美国政府制止排华暴行，保护华侨的合法权益。尽管效果有限，但美国政府还是做出了让步，甚至赔偿。

尽管，清政府对在美华工基本上是不闻不问。但在美华工自身的反抗从未停止过。其中最有名的一次就是一直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益和告霍普金斯案》。

益和曾是一位华工，他在加州经营洗衣店二十二年，他的所有经营行为都符合加州的卫生和安全法规。他有消防和公共卫生部门颁发的合格证。但市政当局却在新的洗衣店条例下拒绝了他的营业许可申请。在当地华人协会同心堂的鼓励下，益和与其他一百五十家有同样遭遇的华人洗衣店主一起，决定不顾条例和市政当局的歧视行为，经营自己的洗衣店。

在一八七三到一八八四年间，旧金山市政当局通过了十四项被称为“洗衣店条例”的法律，以期把华人洗衣店从市内赶走。立法机关为了不违背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立法者设计了复杂的许可证制度，赋予了执法官员任意处置权。

一八八六年，益和直接将逮捕他的警长霍普金斯告到了加州最高法院，要求法院下达人身保护状，以矫正旧金山市政当局的错误立法。华人协会同心堂为益和请来了旧金山著名律师麦卡利斯特（Ｈａｌｌ　Ｍｃ　Ａｌ　Ｌｉｓｔｅｒ）为他辩护。麦卡利斯特是一位出色的庭辩律师，生意一直很好。

益和指控洗衣店条例违反了加州宪法、美国联邦宪法和一八八零年中美条约。但是加州最高法院拒绝了他的指控。同时，另一个中国洗衣店店主李武也把官司打到了加州地区的联邦巡回法院，但李武也被法院打了回来。不过法院裁决书中表示，法院对洗衣店条例的执行感到不安，因为它给了市政当局毫无限制的裁判权。于是，益和与李武分别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高院对两案一并审理，要点是：原告是否被剥夺了美国宪法或美国联邦法律给予的权利？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坦利•马修斯（Ｓｔａｎｌｅｙ　Ｍａｔｈｅｗｓ）代表高院宣布了一致同意的判决：旧金山市政当局侵害了两位原告的权利，他们应立即予以释放。在判词中，高院给出了一个新原则：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适用于美国公民，也适用于非公民。高院发现市政当局的条例给予了市政当局“赤裸裸和专断的”权力。而且其执行方式使其中立地位大打折扣。高院称，条例执行中，市政当局专门针对中国人，这就否定了对华人的平等保护。最后，高院指出，这是一个表面公正的法律，但执法极为不公，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高院对该案的判决，赋予了平等保护条款一个新解释：高院有权考察一项法律的执法过程，以判定该过程是否合宪。

二十世纪中叶，益和案受到了广泛的注意。美国少数族裔挑战一些州的种族歧视法律和政策时，在很大程度上根据的就是平等保护条款，益和案是他们援引的主要案例，成为讨论宪法平等保护条款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案例。

《排华法案》

一八七九年，国会的一项排华法因为明显违反了《蒲安臣条约》，在清政府的抗议下，被海斯（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　Ｂ　Ｈａｙｅｓ）总统否决。同时，海斯迫使中国修订《蒲安臣条约》，使之为国会以后制定《排华法案》铺平了道路。一八八零年，中美签署了《中美续修条约》，尽管清朝迫使美方废除了条约初稿中“禁止”华工的规定，但接受了“管制和限制”华工赴美的规定。在条约英文版中，有“暂停”的字样，清廷的谈判官员宝鋆竟然不查，成为美国日后《排华法案》的一个借口。

一八八二年初，加州的国会议员再次提出《排华法案》，规定“暂停”华工入境二十年。中国第二任驻美公使郑藻如提出抗议，认为它违反《中美续修条约》精神，为此，他面见美国总统阿瑟（Ｃｈｅｓｔｅｒ　Ａｒｔｈｕｒ）。阿瑟部分地接受了郑藻如的抗议，认为长达二十年的禁止华人入美将有碍于美国与东方的贸易。阿瑟否决了这个法案，但是他并不反对法案中禁止华人入籍的规定。国会只好把禁止华工入境的时间减少到十年，阿瑟签署了这个法案。是为一八八二年的《排华法案》，从此华人自由移民美国的时代结束了，是以后的排华立法的先河。它禁止了未来十年的华工赴美，剥夺了在美华人的入籍权。一位坚持林肯共和党理想的参议员愤怒地指出：“我谴责该法律，不仅因为它违反了美国一项古老的政策，不仅因为它侵犯了基本人权，而且，更是因为它违背了共和党近期的政治原则——种族平等。”一位历史学家曾说：“美国传教士无法向华人解释：为什么华人可以进入白人的天堂，却进不了白人的国土？”

一八八八年美国通过了新的排华法《斯科特法》，宣布原先发出的劳工卡作废，近两万名持有劳工卡的华人无法入境。他们只好以在美国出生为由，从加拿大入境。随着以出生美国的身份进入美国的华人越来越多，负责执行《排华法案》的政府官员决定把失败了的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希望最高法院能够裁定出生美国的华人不是美国人，说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规定只针对黑人。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八九八年“华人身份案”（ＵＳ　ｖｓ　Ｗｏｎｇ　Ｋｉｍ　Ａｒｋ）中，高院以六比二明确裁定，尽管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也无法获得公民身份，但出生在美国的人就是美国公民，与种族无关，这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规定。他们是美国公民，《排华法案》不适用于他们。

孙中山在美国从事反清革命活动靠的就是他在夏威夷办的一张证明自己出生于夏威夷并在当地行医的公证文件。一九零四年三月，孙中山从旧金山入境时，遭到美国海关扣押。那是因为清政府驻旧金山领馆向美国政指证，孙中山的证件有假。在当地华人致公堂律师帮助下，孙中山向负责移民事务的美国劳工部上诉，强调他是因为提倡革命而被清政府领馆诬陷。一周后，孙中山被保释出来。几星期后，美国劳工部认为孙中山的身份有效，留美合法。

一九零二年，《排华法案》到了延期的时候了。美国的排华势力蠢蠢欲动，提出了更严格的《排华法案》，严格界定来美的商人和学生身份，严禁华工进入美国和美国领地夏威夷及菲律宾，同时严禁这两个地区的华人移民美国本土。时任清政府驻美公使的伍廷芳，向罗斯福（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政府提出抗议。抗议书中，伍廷芳对《排华法案》中的华工降低工资水平、华裔将吞没美国、华人无意入籍和华人低消费的排华谬论进行了反驳。并指出排华将损害美国利益：《排华法案》阻止了华裔潜力的发挥；最严重是，它将破坏中美贸易关系。同时，伍廷芳要求清政府警告美方，若一意孤行，中国将抵制美货。伍廷芳指出：“此抵制之例不论大小强弱，本可通行，依然行之，大国强国也无可奈何，必不致有失和用兵之事。”清政府对这一建议不加理睬。在新《排华法案》通过之际，伍廷芳做了最后努力，他向罗斯福呼吁，不要签署这一“不特有违公法，且非优待友邦之道”的法律。不幸的是，在收到抗议照会前，罗斯福已签署了《排华法案》。

新《排华法案》无限延长了禁止华工入美的时限，并将设限区域扩大到美国海外领地。违反了一八九四年《华工条约》，后者暂停华工赴美十年。一九零四年《华工条约》续约时，国会试图把其违反条约的国内法强加给中方。为此，清政府新任驻美公使梁诚坚决反对，使谈判陷入停滞。

这时侯，旧金山码头上的一起事件引发了中国抵制美货运动。当时一批来美的中国商人和两名新闻记者，在旧金山码头受到美国移民局的无理搜查。记者马上把消息传给了上海的同行。于是，上海的商人和知识分子及学生闹出了一场震动了清皇朝和华盛顿的抵制美货运动。

当时的上海报人说服了上海商会会长曾少卿，请他出马领导这个运动。一九零五年五月，曾少卿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通电全国二十一个通商口岸抵制美货，全国群起响应。广州、福州、青岛、天津，都投入了运动。曾少卿是福建人，福州商会还特意印发了抵制美货的传单，广为散发。

这场运动从一九零五年五月起，持续了两年，对美国无疑是一个警告。美国对华出口从一九零五年的四千四百万美元，降至一九零七年的二千六百万美元。于是，负责执行《排华法案》的劳工部，提出了新的执法原则：“既不能危及两国的正常商贸往来，也不能损害美国政府的公正和诚实形象。”劳工部还要对《排华法案》进行全面评估，加以修正，以消除其中非正义和严酷内容。罗斯福总统给移民局下了命令：“凡持有签证的中国人，必须给予礼遇，不得刁难。如有违者，立即予以撤职。”这是近代中国民众以抵制外货来争取权益的第一次尝试，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第一次觉醒。

但是，《排华法案》又延续了近四十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期间，中美结成抗日同盟。在宋美玲访美后，美国政府认识到，无论从基本道义还是从共同抗日的利益出发，都无法实行《排华法案》了。一九四三年十月，在富兰克林•罗斯福（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Ｄ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总统要求国会废除了所有《排华法案》：“国家和个人一样，也会犯错。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通过废除排华法，我们可以改正一项历史性错误，并消除日本人的歪曲宣传”“把公民权授予在我国相对说来为数不多的中国居民，将是又一个有意义的友好表示，它将会进一步证明，我们不仅把中国当作共同作战的伙伴，还将把她当成和平时期的伙伴。”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废除排华法、规定移民配额及其他事项的法律》，该法只有三条：一、废除一八八二年以来的所有排华法和其他法律中的排华条款；二、每年给予中国一百零五人的移民配额；三、允许合法进入美国的华人加入美国籍。华人从此获得了与其他民族平等的移民权利。但是，美国人口中的华裔已从《排华法案》开始时的十多万人，减少到了七万余人。二十年代美国移民法是基于其人口构成来确定移民配额的，废除《排华法案》的当年，华人只有一百零五个移民配额。

一九六五年，在民权运动推动下，国会才通过了废除种族标准的新移民法。该法规定每年移民入籍总额为二十九万人，给东半球各国的配额为十七万人，西半球各国的配额为十二万人，但是一个国家不得超过二万人。根据新移民法，中国获得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待遇。该法还确定了家庭团聚和技术优先原则，中国获得了与其他国家同等的两万个移民配额。

一九五零～一九七零年间，有三万余名台湾留学生赴美，大多数都通过就业成了合法移民。一九七九年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后，美国给台湾每年两万个移民配额。一九八九年“六四”后，有六万名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获得了美国绿卡。这些来自大陆的新移民，根据移民法中的家庭团聚条款，形成了一个移民大潮。美国华裔人口从一九八零年的八十一万，增加到了二零一零年的三百六十四万。

唱不衰的美国

汤伟：美国——一个敢于自我唱衰的国家
(from cnd.org)

在2012年即将到来前夕，美联社公布一项新的全国民调发现，68%的受访者表示，2011年是美国最糟糕的一年。62％的人相信新的一年里美国将会变得更好，高达78％的人表示他们的家庭生活会有改善。持乐观态度美国人认为再糟也不会比2011糟。

“还有比2011年更糟的吗？”一位接受调查者问道。

过去这几年，美国媒体上每天见到的词无不是高失业率、沉重的债务、政治僵局、房价下跌、资产缩水、贫困增加、抗议不断、前途迷茫，美国看来真是一个岌岌可危、摇摇欲坠、行将就木的国家。

媒体每天都在唱衰美国。有文章说这十年对美国人来说，内忧外患，恐惧可怕、 人们过的简直是地狱般的生活。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11月刊，用了极其严苛的词语来斥责美国：“美国是侵略成性、不断扩张的国家、美国自以为是，自以为上帝站在自己一边，揽下全球进步的功劳，美国发动两场代价高昂却打不赢的战争，贪婪与腐败造成的金融崩溃挥霍掉美国的优势地位。这个末日资本主义这次真地不一样——最终将崩溃”，毫不留情地将美国这个世界老大批得是体无完肤、无地自容。

然而当美国刻意放下身段自我贬低的时候，我们就要清醒了。

面对一片唱衰的说法，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文章曾经也提到过：美国的衰退被无限夸大。质疑这个不 断应对着一系列的挑战的国家， 是不是真的在衰退？

长期以来，美国政界、经济界、教育界、文化界有一批社会精英深深懂得一个道理：因为美国长期占有所向往的东西——和平与富足，使人耽于享乐、追求财富、不再怀有理想。英国思想家米尔顿曾经精辟指出这种“长期和平的破坏力丝毫不亚于战争”的危险。因此美国必须不断否定自己，不停地反思，不停地变化。否极泰来，唱衰正是为了让这个民族时刻警觉，不要在捧杀中落伍。灾难兴邦，过惯了舒适享受生活的美国人要给自己制造紧张。

美国的电影制造了很多美国社会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场景：美国是一个充满了色情、暴力、凶杀、枪击、强奸、抢劫、黑势力、坏人当道、种族歧视的国家，然而我们一出电影院，顿时感觉这个社会一片安宁，感觉我们真应该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

清醒的人们都会看到：在美国有意唱衰自己的背后是精心的全球战略布局，在非洲、在中东、在东亚，美国正在精心布置着全球一盘棋，战略目标十分明确。

敢于唱衰，也恰恰表明了一个国家民族的自信。美国始终相信自己的实力。

美国在许多关键的领域依旧保持着绝对优势：

美国仍然拥有最具竞争力的经济，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的企业家和世界相当数量的财富500强公司；

美国在许多领域的科学技术依然雄踞世界前列；

美国依旧是各国最向往的移民地，它能吸引无数的人才为美国服务；

美国拥有北约盟国、欧盟和20国集团工业化国家联盟，可以长时间帮助美国来实现国内和国际的战略目标；

美国拥有别的国家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

美国拥有很强的软实力，凭借自己独有的文化和政策吸收各种人才，美国的教育水平依旧世界领先。

事实上，美国衰退论由来已久，1973年中东石油战争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大有取代美国之势，当时很多人就认为美国的末日已经临近。一次次唱衰的后面，是不断应对挑战、度过艰难，使美国更加强大。

美国这个国家不怕唱衰，她要的正是“里子”，而绝不在意“面子”。

写到这里，我想起在我居住的地区，有一位街坊邻里大家熟识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名叫卡迪。他流浪在外已经有十四年了，最近在写他的第三本书。在他的第一本书《失去灵魂的土地》中记载这样一件事：他的推车上除了捡来的瓶瓶罐罐，破箱子、衣物，还总是插上一面美国国旗。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插美国国旗？” 他回答道：“我热爱这个国家，这是希望的土地，无论你的种族和宗教，你都可以自由地行走在街上。这是一个希望和梦想的国家。”

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着这样一种自信，这就是美国真正的实力。

中国人的扭曲人格: “儿童成人” 和“成人儿童”

中国人的扭曲人格: “儿童成人” 和“成人儿童”

人的成长，大凡是从简单到复杂，从被动到自主的一个发展过程。童年，是一个人的全新生命的开始，所以儿童都自然地兴高采烈地接受这个世上的一切信息。童年也是人生最好奇的阶段 – 任何一个发育正常的孩子，都会对很多在成人看来毫无意义的现象和事物惊叹不已。所以有“儿童最热爱生命”的说法（这个说法也或多或少地“印证”了“人之初，性本善”伦理观）。除了这个“纯真性”以外，儿童的另一面是体现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脆弱性”，所以他们需要得到成人的保护。随着人的成长，这个 “简单”渐渐地变得“复杂”起来，这个“脆弱”也渐渐变得坚强起来，由此个性逐渐成熟，最终成为一个独立自主个体。这就是人的成长的自然性。

顺应这个自然性，人就会成长得健康，反之，就会出现扭曲的人格。扭曲的人格（即“病态心理”）是复杂的和多样的，但本文将主要分析两种我个人认为在中国人中普遍存在的情况：在不该复杂的时候（童年）复杂，在该独立的时候（成年）不独立，即“儿童成人” 和“成人儿童”。

1. “儿童成人”

“儿童成人”就是指那些在儿童时期就因各种原因或多或少地禀赋了成人人格的儿童。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儿童的“脆弱性”受到破坏；2，儿童的“单纯性”受到破坏。前者往往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导致儿童从被保护的对象变成了责任的承担者；后者是由于特殊的外界影响，儿童失去了本来的单纯性，出现一些像成人一样复杂的心理状态（注：当然不是所有的体现在儿童身上的成人复杂性都是消极的。有些“小大人”也很可爱，就像有些成人具备儿童的单纯性也很难的一样）。一个儿童如果在二者中具备一点，就可以被称为“儿童成人”，当然更不必说两者都具备的了（并且这两者也往往是携手并行的）。

造就“儿童成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第一种“儿童成人”- 儿童不得不承担成人义务的情况，在经济贫困的条件下出现的最多。很多家庭因为家境贫困而不得不让未成年的孩子操持家务，甚至让他们当童工以补充家庭收入。所以我认为这种“儿童成人”在全世界都能找到很多例子，尤其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中。第二种“儿童成人” – 儿童禀赋成人的复杂心态的这一情况，则不一定出现（或只出现）在经济境况窘迫的家庭中。因为，儿童的复杂心态并不只和物质条件有关，而是和他们所遇到的物质和精神环境的“复杂性”有关。我认为儿童的复杂心态多产生于在他们的基本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儿童对全新的世界的兴奋感才遭受到打击，大脑中才开始出现了“为什么”的问题。当然，适当的合理的“压制”，能够让儿童懂得一些责任感，懂得这个世界并不是万事都能如愿，但如果长期地压制儿童的一切合理愿望，儿童就会出现忧郁情绪，并开始把心思用在如何寻找一种一方面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能不遭受惩罚的方式上。这就是复杂心态的开始。

如果我们把生活在农村和城市的下层劳动人口都算成“中国人”的话，第一种“儿童成人” 在中国的存在不容分说地是很多的。这些贫穷的家庭中的孩子们，不得不从小就承担很多不该他们承担的事物，所以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儿童成人”。这样的例子太多，就不一一细述了，因为本文着重强调的，还不是中国的这种很明显的被经济状况所迫的“儿童成人”，而是那些生长在优裕的家境中看似健康却其实心理复杂的 “儿童成人”。

如果说中国父母和其他国家的父母一样，有着对自己孩子的一份父母爱，但他们却普遍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即：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孩子进行“高压型”养育方式。这种方式具体地说，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不满足孩子的纯真需要：比如无忧无虑的玩耍，游戏等等，另一方面给孩子灌输不符合他们年龄的技术和知识。中国父母最在乎的，就是自己孩子如何提前地掌握超龄的技能和知识。本着把孩子培养成少年天才的目的，家长们你追我赶地剥夺孩子玩耍的时间，睡眠的时间，三五两下就把孩子折腾成少年老成，成天哭丧着脸，看不到半点幸福感。如果说和其他国家的孩子作比较，在中国孩子中看到的笑脸相对很少，此话决不是主观判断，而是客观事实。所以我认为我们中国存在着这个世界上最多的“儿童成人”：他们在人生中最需要快乐和轻松的时候，却被强加了一份苦闷和沉重。

我把这个现象归因于中国传统对后天教育的过份注重。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主流的儒家文化，其育人之根本就在于“继承”和 “教训”，因为儒家把古人（祖先）看成不可超越的膜拜对象。由此，“后天教育”基本成为中国人默认的唯一的育人方式（道家思想充满灵气，充满对自然天性的尊崇，但是道家并没有成为中国社会教育的主流思想）。正是这种把人生的一切成功都看成后天教育的结果的认识，导致了中国人特有的“灌输型”教育方式。而灌输型教育的后果，不但带给孩子一份超出他们承受能力的沉重，还在另一方面抹煞了人性中最珍贵的那一部分 – 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些天性。而恰恰是这个天性 - 一些与生俱来的才能，如直觉，激情等等 – 才是一个人在后天的生活中心理健康和富于创造力的保障。所以我们中国从家庭到学校的高压教育，其实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弄巧成拙的方法，造就了一大批技术匠人，抹煞了人的创造力，更让愁眉苦脸的“儿童成人”在中国人中比比皆是。

2. “成人儿童”

“成人儿童”自然和“儿童成人”刚好相反：是指一个成年人具备未成年人的品格。这体现在1，性格过份天真；2，性格的极其被动性 – 即缺乏自主的性格上。

本文一开始提到，人的生长，一是从简单到复杂，二是从被动到主动的发展过程。如果前者（从简单到复杂）出现障碍，会使一个成年人禀赋过份天真地性格。这其实没有什么不好，但可能会导致为人处事中的一些不利，因为世界是复杂的。而“成人儿童”的第二种，即在成长中“从被动到自主的”这个过程中出现障碍，则会使人遭受多种负面影响，导致人生的不完整。为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要要搞清楚“自主”的重要性。“自主”，是指一个人在面对多种复杂现象的时候能做出自己的判断，从而导致相应的选择和行为。所以“自主”这个词是从“选择”的角度来定义的。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从不懂得如何选择（一切靠父母帮助做出选择）开始，到渐渐懂得如何自己做出判断，作出自己的选择，这个过程，就是人的成熟的过程。所以“自主”是人性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

人对自主的需要，还在于人是思想的动物这个事实。思想 – 这个人区别于动物的最大特性，决定了我们在多种选择面前必定有自己的判断。所以有思想，就会有选择；有选择，才有自主；而有了自主，人才有自由。“自主” 不但让人最终成为独立的人，还成为自由的人。所以不能感受“自主”的人，其实就是他人的奴隶，也就是没有真正享受过生命的人（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刘晓波语：“奴隶状态就是非生命状态”）。

正因为懂得选择，成熟的人才懂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由此，越是自由的人，越有承担责任的可能性（所以弗洛姆认为人有逃避自由的潜在心理动机，因为承担责任的可能性是在自由的情况下才出现）。中国的俗语：“大丈夫敢做敢当”，就是这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看，一个人做错事（错误的选择）并不可怕，可怕的事做错了事而把责任推给别人。一个不能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把所有的事（好事坏事）都推给别人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心理未成熟的人。这样的人，不管他们的知识有多丰富，心态有多么复杂，他们仍然是在人格成长中的不健康类型 – “成人儿童”。

“成人儿童”在任何一个文化中都存在，但在中国人中，我认为是一个相对普遍的现象。前面分析的第一种“成人儿童”的类型 – 性格天真性，在中国并不普遍（中国社会恰恰是“复杂”的人太多了），但第二种 – 缺乏自主的人格的“成人儿童”，却非常普遍地存在着。之所以这样，我认为是因为和前面分析“儿童成人”是一样的原因：中国传统式的教育方式：高压灌输型。这种育人方式，无视儿童的自主需要，一切都由家长和教师做主，不给儿童以选择的机会，所以自然地，这些儿童就渐渐养成了一切都是被动接受的习惯。

习惯形成之后，这些“成人儿童”一方面懒于思索，万事不求胜解，另一方面，人生又有一种强烈的不满足感：一种不能自主地受压迫感。所以这样的人往往最缺乏自信，因为他们永远都觉得自己的生活是“被动”的。就拿很多中国人的例子来说，很多都有很好的学习才能，记忆能力也超强，成绩全优，但一旦面临多重选择，就优柔寡断，拿不出半点主意。所以，很多中国人不管有多高的学位，多少的财富，“自信心”仍然非常不足。

不自信的结果，还导致人在其他方面 – 诸如财富，地位等等 – 的贪婪。因为他们往往认为，自己的一切不幸福感都来源于这些外在因素，所以他们拼命地攀比着，追求着。然而人的自信是来自于自身，而不是外在条件，所以这样的追求，因为不是“地方”，自然会如海水止渴，愈饮愈渴。

另外，从社会后果来看，正是这种的“成人儿童”的普遍存在，使中国人大多数只有充当 “被别人领导”的料，任人宰割，使得中国社会在几千年中都冲不出专制的牢笼。

3. 高压灌输型教育方式之不合理性

一个个体对压力的承受力，应该和年龄成正比，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能力也在增长（老年人的生理功能衰退，导致生理承受能力的下降，但心理的能力应该是更成熟的）。所以一个健康个体的健康发展，其实就是一个承受能力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人的教育，只有顺应这个自然过程，才能培养出健康的人。所以父母最重要的责任，首先就是保护孩子的纯真和脆弱，尽量满足孩子合理的需要，其次是在有机会时尽量给孩子以选择的机会，以护持孩子的独立意识的滋长。然而这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中国式的父母都做得最失败。中国式的父母，恰恰是扼杀孩子的纯真，同时不给孩子以选择的机会，扼杀孩子的独立自主意识。

中国的学校教育体制，也刚好体现在和前面提到的自然规律相反的方面，在儿童还很脆弱的时候，压力很大（中小学的压力），等儿童渐渐长大，读到大学时，又一切都变得容易而轻松。这种和人的自然发展相对立的教育方式，和父母的家庭教育一起，一前一后，前呼后应，成功地在中国人中造就了大量的“儿童成人”和“成人儿童”。

4. “成人儿童”的大量存在造就了中国的病态社会

“儿童成人”与“成人儿童”两者之间在很多情况下也相互关联着：多数“成人儿童”都有这一番从小当“儿童成人”的经历。比如迈克尔·杰克逊。他从小被迫承受了儿童不可能承受的压力，所以他在成人期就成了一个为所欲为的“大儿童”，以满足自己对一份真正的童年的需要。中国人在成人中普遍存在的非自主性人格，更和“儿童成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童年是一个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段。

童年的不幸，必定影响着一个人一生的心理健康，因为对一个人的成长，童年的经历，几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太多的病态成人，又直接影响着一个社会的健康，因为由病态的人组成的社会，不可能是健康的社会。所以大量的“儿童成人”，必然导致大量的“成人儿童”，而大量的“成人儿童”，必然导致病态的社会。

当然，大多数生活在其中的人可能并不觉得这个社会有什么不健康，因为当太多的“成人儿童”成为社会的“主流”，“病态”就成了“正常”。所以在中国社会中，从古到今都大家都习惯了一种“正常”的文化现象 – 病态文艺：伤痕累累的文学，哀伤凄楚的艺术，更不必提凄凄惨惨的诗词歌赋。唱“哀”唱“衰”几乎是音乐的唯一功用。当代的流行歌曲，也充满了失恋，苦恋，失落感等等不健康的内容。

正是由于好多中国人从小就习惯了“被压迫”，“被剥夺”，他们才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受到人生的无奈，才如此认可社会的不公。民主在中国的迟迟不行，表层的原因自然是“制度”，但深层的的原因，还在于人的“质量”：中国人中“成人儿童”太多，太缺乏真正能自主的能承担责任的人。所以，儿童教育，这个看似很小的问题，其实是中国社会一切问题的病根。中国社会，只有在改变了其传统的教育方式（从家庭到学校）之后，才能培养健康人，才可最终有健康的社会出现。

(by 云易 from cnd.org)

真正的成功不能复制——关于专业选择与发展

华人重视孩子的教育，是公认的。但是，我总觉得不少华人父母，在孩子的专业选择与专业发展上，干预太多，看法太片面。同时，不少华人相信：成功是可以被复制的。

这里首先的误区在于：不少华人，是乎只认同少数一些专业，如医学、生化、法律、计算机、金融、财会、化工、机型、企业管理等。认为学这些专业好就业找工作。此话不假，但是只对了一半。（注：当然，能学出来当行家固然很好。）

因为其一、大学里的各种专业，加起来应该有上千，至少有数百。行行可以出状元。其二、我认为一个人要成为某行业的专才人才，其核心是他真正要觉得此专业此行业是适合他的特质气质，而他本人也喜爱，觉得自己真正能投入进去，钻的进去，摸深搞透。这才是真正适合他的专业。

心理学上讲动机和行为。即一个人，只有当真正有了动机，有了热情时，加上悟性，行为上才可能去拼命钻研，去把一个问题或专业钻深搞透，最终成为某行业的专才。

好些年前，有这么一家人，儿子在大学报考前不久，忽然对其父母说：他不想去学大家原商量好要报考的专业，他想去学音乐。他给的理由是原选定的专业，并不一定适合他的个人兴趣和发展，而他觉得学音乐才是他的本能。他的父母听了，倒吸一口冷气。好在其父母开明，又是医生和大学老师，同亲友商量了一下，便同意了他的意见。而音乐艺术类的专业，是要提前预考专业课程的。他几乎在没有甚么时间准备的情况下就上了考场。结果是，他考上了。学习很努力。毕业后，自己和同样是搞艺术的妻子的专业发展都很好。在中国全国竞赛中拿了居前茅的名次，重庆市政府为此奖励了他们一套120平米的住房。再后来，他们的女儿步了父母的后尘，小小年纪，于2010年在意大利就拿了小提琴（少年组）比赛的世界冠军。（见薄熙来有关红歌的讲话，提到这小女孩。）

我认识一些无论是搞专业、还是经商的成功之士。谈起来，大家还是认为：无论搞甚么专业行业，关键是你要感到对你的路子，适合你，你真正能感到投入得进去。那么，你就会搞得比本行业的其他人要好得多。因为你的本能，能让你在此行业中站得高看得远。你就能比较快的拼搏出来奔达目的。

海内外华人很流行的一句话：成功是可以复制的。而我个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是不能被复制的。其原因在于：成功的人，在本行业中有一种本能的直觉和反应能力。那种悟性，是特定特有的。很多人可以去搞同一行业专业，但是没有具备那种直觉和本能的反应能力。行家和匠人的区别，就在于此。

每个人都自己的潜在的特质和长处，就看你能不能找到，并将其发挥出来。但是同时，正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素质、特质、个性、心态、看问题的方法、行为方式的不同，加上生存生长的环境各异。这些在本质上，就决定了成功是不能复制的。

还有更复杂的因素：一个人生长生存的特定环境，也可以帮助或制约他的发展。这也是不能复制的。比如，奥巴马总统小的时候，其母亲每天早上要他四五点钟就起来读书，你能做到吗？

同许多人一样，我认识不少的专业人士。在同学朋友亲戚中，也有学很偏的专业的。有学地质的，有学道教的，有学中国古代文学的，有学护士的。不同的是，这几位都在海外或港澳地区获得博士学位，当上了教授或搞高端的专业研究工作。而上述的这些专业，在许多华人看来，都是不会去学的。

有一位朋友，学古籍整理。她曾经对我说过，她一拿起线装书来，就有一种亲切感；一翻开，就觉得那些古文字向她扑来，与她交流。现在，她在中国某大学当古籍整理和博物管理的副教授。这就是我此文讲的人的特质和悟性。

我要想说明的是：其实，行行出状元。只要你自己喜爱，能够真正钻进去，只要你觉得适合自己，你就应该去学并学下去。

最可悲的是：听信别人的。别人说该学什么专业，好挣钱，你就去跟风追潮。

许多人（相当一部分），学了某个专业（包括热门专业），一生无甚了了，庸庸碌碌，一生计较蝇头小利。我个人的看法，那就是没有真正学进去，还没真正进门。

我在专业学习上，曾经深受父亲的影响。他历来认为：在每个专业中，都有专家和匠人。父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教授，隋唐史专家。在我生长的那个环境里，亲友中，好些都是学医学和搞科技的专家们。我多次听见过有人评论：说我父亲学那历史，干什么用？

各种学科的存在，就有其道理。就我所知道的，家父身前被英国剑桥的《二十世纪世界知识界名人录》，印度的《亚洲名人录》，以及好几本中国名人录收录于其中。这至少证明了他没有白学他的专业并有一点成就。

年青人学习选择专业，不要只想着这专业学了能挣钱多少，还要考虑这专业与我的个人素质和兴趣是否符合。比如，学医能挣大钱不假。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焦虑的人，害怕血和细菌病毒，害怕死人，那么这种心理素质，就决定了你一定不会成为一个好医生的。

本文要想说明的是：在学习专业的选择中，一定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考虑（my cup of tea），不要一味地随潮流，只听别人的，或一开始就去考虑学了这专业将来能挣多少钱。把考虑个人利益作为第一要素来选择专业的人，太急功近利的人，将来一定不会有太大的出息。

因为，每一个行业，都有专家和匠人。还有，行行出状元，关键是在你自己。你不要想去复制别人的成功，而是要走出自己的路子，到达成功，这才是最重要的。

(By 李昶 from cnd.org)

与好莱坞有约

马二

人到中年，早已没有名人情结，对追星族的狂热更是不以为然。但是，最近与好莱
坞的不期而遇还是令我有些激动，都因为好友张师傅与好莱坞有约。

张师傅(Peter Chang) 是享誉亚城餐饮业的金牌大厨，其主理的Peter Chang川娃
儿II中餐馆以风味独特口味地道的川菜吸引各路食客。张氏川菜不仅受到华人的喜
爱，而且得到美国人的追捧。金秋十月的一天，一群特殊的客人也慕名而来，从好
莱坞悄然而至，为的不只是亲口品尝张师傅的精湛厨艺，更是为了拍摄Peter Chang
的精彩传奇。作为Peter的朋友，我也有幸应邀全程陪同，因此而有机会与好莱坞亲
密接触，使我不仅大饱口福而且大开眼界。
张师傅是国家级的川菜大师，曾经是国家领导人的御用厨师，多次主理过大型国宴。
2006年来到乔治亚州加盟川娃儿中餐馆后，将奄奄一息的Tasty China起死回生，家
喻户晓门庭若市，在亚城刮起了一阵张式川菜的旋风。 但是，真正引起好莱坞对张
师傅注意和兴趣的却是一批张氏川菜的美国铁杆粉丝， 作家 崔林(Calvin Trillin)即
是其中之一。 2010年3月1日, 美国知名的文学杂志<<纽约客>> (New Yorker) 刊发
了崔林的一篇文章 “张师傅在哪里？ (Where is Chang?)", 使Peter Chang名声远
扬。崔林在文章中以优美煽情的笔调讲述了张氏粉丝们对张师傅高超厨艺的迷恋和
追寻，以及张师傅如何来无影去无踪的传奇故事。文章中提到的一位退休的美国经
济学家 约翰-宾克利 (John Binkley) 就是一位忠实的铁杆张氏粉丝。自从2002年
在首府华盛顿第一次吃到张师傅的川菜以后，约翰就迷上了张氏川菜，一直追寻张
师傅的足迹，从华盛顿到亚特兰大，从亚特兰大到纳西维尔，从纳西维尔到维吉利
亚，从维吉利亚又到亚特兰大，只为了每周能够饱餐一顿张师傅亲手烹调的川菜。
张师傅的传奇故事因此而引起了好莱坞的兴趣，福克斯(Fox)电影公司通过与张师傅
联系交流后，有意将他的传奇故事拍成电影搬上银屏。于是，今年十月下旬，福克
斯公司一行五人专程从好莱坞来到亚特兰大的Peter Chang川娃儿II中餐馆探访张师
傅，作为Peter的朋友, 我也有幸应邀作陪，与好莱坞不期而遇。
好莱坞一行五人，分别是兼演员导演作家于一身的Stanley Tucci 先生及其助理
Amy小姐, 曾获奥斯卡奖的剧作家Daniel先生, 导演兼制片人Eric Steel先生, 以
及福克斯电影公司的执行助理兼创意策划Richard Gold先生。应邀作陪的还有<<纽
约客>>杂志上”张师傅在哪里？”一文中提到的铁杆粉丝 John Binkley及夫人。
Stanley Tucci 先生是一位知名的意大利裔演员，在纽约出生长大，纽约州立大学
戏剧专业科班出身，从80年中期起先后出演过多部电视剧和电影，如 Miami Vice,
Monk, Frasier, ER, The Big Night, 还担任过多部儿童片的配音演员，如Space
Chimps, Robots, The One and Only Shrek, 并且在2009年出品的Julie & Julia
电影故事片中饰演女主角Julie 的丈夫，更因在 The Lovely Bones中的出色表演分
别获得2009年的金球奖提名和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提名。而且，他还 因为出演电影
Winchell 获得 过Emmy 奖， 因 The One and Only Shrek 获得Grammy 最佳儿童
片配音奖提名，现在正参加电影 The Hunger Game的演出，将于2012年出品发行。
Eric Steel 先生198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身兼导演和制片人，曾经因受到<<纽约
客>>上“跳桥人” The Jumper (2003) 一文的启发，花费一年多的时间守护在旧金
山的金门大桥周围，于2006年成功地拍摄制作了“桥”(The Bridge)。它是一部讲
述有关在金门大桥跳桥自杀的纪实影片，在美国纪实电影界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关
注，Steel也 因此一炮走红。
好莱坞一行来到亚城的Peter Chang餐馆，都是便装出行，各人身作普通服装，得
体随意，或茄克，休闲西装外套，或牛仔裤休闲裤，或球鞋休闲鞋，就连Tucci 先生
的助理Amy小姐也没有浓妆艳抹或花枝招展，美丽而朴实。只是他们谈话时丰富的表
情手势及偶尔漫不经心的提起沙郎-史东(演员)或杰夫瑞(导演)，我才意识到这是一
群真正的好莱坞客人。 他们如此低调友好，亲切随和，幽默风趣，和他们在一起同
桌吃饭谈笑 就像和老美邻居或同事闲话家常一样，轻松愉快，给我留下了美好而深
刻的影响。
为了款待这群特殊的好莱坞客人，张师傅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献上了一桌精美丰
盛的国宴级美食大餐。从开胃头菜凤凰展翅，孔雀开屏，山城烟熏鸭，山药海鲜汤，
到主菜乞丐烤鸭，麻辣牛肉干，东坡红烧肉，麻辣香脆鱼，麻辣干煸茄，松鼠桂花
鱼，鲜蒸仙鹤，将军烧鸭，到餐后甜点，武汉风味小吃糯米鸡芝麻球，泡泡饼和三
鲜豆皮。 每一道菜都有一个寓意深刻的美名和一个美妙的传说故事，也是一件精美
的艺术珍品，色香味俱全。服务员每次端上一道菜，客人们都惊奇地登大双眼，仔
细端详，问长问短。 制片人Steel先生更是不停地 拍照留影，剧作家Daniel先生也
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对用料作法刨根问底，人人都细细品尝，啧啧称赞。显然，
张师傅的精湛厨艺也令见过世面的好莱坞客人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和口福，赞叹不
已。边吃边聊，从中华饮食，烧煮蒸炒烤焖油炸，港式饮茶兰州拉面，麻辣火锅生
猛海鲜，到中药入菜，冬虫夏草滋补养生。饮食男女 (由华人李安导演的电影)，随
兴所致，美酒佳肴，欢声笑语。不知不觉中一顿午饭竟从中午十二点吃到了下午五
点，大家似乎意尤未尽，迟迟不愿离席而去。只因为客人们要赶搭飞机回好莱坞，
丰盛的美食大餐才不得以而告终。离开前，他们还特意参观了Peter Chang的厨房,
和张师傅合影并签名留念。依依道别，相约后会有期。有机会与好莱坞明星共品张
氏佳肴，喝日本Sake，闲聊饮食男女，使我倍感荣幸。
好事成双。刚刚送走好莱坞客人，张师傅又收到了来自纽约的杰姆斯比尔德基金会
(The James Beard Foundation)盛情邀请，令他欣喜若狂，备感荣幸。杰姆斯比尔德
基金会被誉为美国烹饪艺术的名人堂，能成为比尔德基金会的一员是美国专业厨师
一生的职业梦想。 祝愿张师傅星运大发，光彩照人，为弘扬中华美食文化和烹饪艺
术锦上添花。Peter Chang (川娃儿II)餐馆开在亚特兰大，真是亚城美食爱好者的
福气。
我们一家人都喜欢美食，尤其酷爱川菜，和张师傅是朋友，也是张氏川菜的铁杆粉
丝。 正值青春期的女儿是一名狂热的追星族。当我回家后和她说起与好莱坞的不期
而遇，女儿简直难以置信，惊讶得大呼小叫，连忙要看我和好莱坞客人的合影照和
明星的签名。只可惜，我既没有带去相机更没有索要签名，令女儿大使所望，泪眼
盈眶。为了安慰女儿，我保证下次有机会一定带上女儿还有她的照相机 和签名本.


与好莱坞有约
http://www.ouliannews.com/hr/2012/02-15/21845.shtml
2012年02月15日　中国新闻网　
神州学人2012年02月13日
http://www.chisa.edu.cn/szxrzz/qikan/2012no2/201202/t20120213_365518.html

我和克帕屈有缘

我和克帕屈有缘

马二

学教育必学杜威，学杜威必学克帕屈。

杜威 (John Dewey)是二十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伟大的教育思想家和哲学家，实用
主义教育哲学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领袖人物。威廉-赫德-克帕屈(William Heard
Kelpatrick) 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先驱之一，杜威的嫡传弟子和得意门生，是杜
威教育思想的重要传播人，解说员，和践行者，为发扬光大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
想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其所创立的专题教学法 (The Project Method) 更是实用主
义教育理论在教学实践中应用的典范，对美国乃至世界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克帕屈于1870年出生在乔治亚州的白平原 (White Plains)小镇，1888年入读位于乔治亚州梅肯市 (Macon)
的莫瑟大学(Mercer University)，学习数学，1891年数学专业本科毕业。 后去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读研究生，硕士毕业后回乔治亚州的乡镇学校担任中学老师和校长。
1897年开始在莫瑟大学担任数学和天文系的教授，期间于1898年在芝加哥大学参加
暑期教师进修班时，听杜威讲课而与杜威相遇，开始接受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1900年年仅29岁被选为莫瑟大学的付校长，1903-1905年任代理校长。1906年，因与
莫瑟大学学校董事会的保守派有矛盾，不得已而辞职离去。之后，在萨瓦纳市 (Savannah)
短期担任中学数学老师和校长。 1907年毅然远赴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哲学博士，
拜杜威为师。1911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杜威教育思想的继承者和传播人，
因其出色的演讲和教学能力，吸引了大批的学生，被誉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百万元
教授”(Million Dollars Professor). 1918年，克帕屈发表了“专题教学方法”(The
Project Method)一文，全面阐释了专题教学法的理论和应用，是实用主义教育哲学
在教学实践中应用的典范，奠定了克帕屈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崇高地位。 1936年，
莫瑟大学，为表彰克帕屈在教育上所取得的成就，授予克帕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莫瑟大学(Mercer University)创办于1837年, 是一所以侵信教(Baptist)为传统的
综合性大学。 克帕屈的祖父是莫瑟大学的创办人和董事会成员之一，父亲也是莫瑟
大学的毕业生，是当地有名望的教会牧师。1965年， 威廉-赫德-克帕屈(William
Heard Kelpatrick)逝世于纽约，享年95岁。

在1907年赴哥伦比亚大学拜师杜威门下之前的约30年期间，克帕屈都在乔治亚州生
活，先后在位于乔治亚州梅肯市的莫瑟大学Mercer University 学习和工作达八年
之久，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其进步主义教育思想至今仍然是莫瑟大学教育
学院的重要哲学基础之一。我在乔治亚州生活了二十年，自1999年起一直在莫瑟大
学任教。可以说，克帕屈是我敬仰的同乡，校友，前辈同事，师长和领导，虽然彼
此相隔百年而无缘相识相知，我仍然为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中国和美国的高中教育: 中美高中生的对话

（一） 两个高中生的简介

P：在中国高中刚毕业后，前不久来到美国上大学。P来美国留学完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她以高分通过了TOEFL和美国的SAT的考试，美国学校按正常程序录取她的。在中国，P曾就读于中国一线大城市最著名的高中——外国语学校。此校是中共建国初周恩来钦定建立的，全中国只有十几所，强调外语教育。P所在的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基本来自于全市所有初中的前三名。P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从初中到高中六年，P一直担任班长和团支书。此外，她学过四年古筝，国际象棋通过了中国的九级，喜欢唱歌，初中前曾经在各类儿童歌泳比赛中得过一等奖。不喜欢体育，除了初级游泳，不擅长任何其它体育项目。

L：美国出生和长大的孩子，现就读一所公立高中的11年级。L自认为在高中的成绩中等。她非常喜欢读书和写作，从初中开始每年读各类书籍约100本，最喜欢历史。现任校报版本设计师和记者，也写了为数不少的故事。此外，她还喜欢绘画和音乐，学了九年绘画和八年的钢琴。她的绘画和钢琴分别得过县和市级比赛的一、二等奖。她喜欢体育课，会玩各种球类，擅长游泳和田径。因为田径训练太辛苦，她拒绝了要她参加一些项目的特训的邀请。今年夏天，她去中国一个维权机构做了一个月的义工，帮助此机构改写英文报道。她还喜欢玩计算机游戏。

（二）教育方面的讨论

上学读书的目的

P: 考大学！

L: 首先，学知识。人都有好奇心和探究心，想了解和理解这个自然界的形成和奥秘，以及我们人类从哪儿来和未来的可能存在。其次，找到自己可以终身从事的兴趣领域。最后，为未来工作准备知识技能，如果想要更好的生活你必须有个更高更好的教育。

好老师

P: 对学校来说，能让学生高考拿高分的就是好老师；班级重点率高的就是好老师；班上出了状元的是最好的老师。我呢，没有理想的老师。实际上大多数老师挺好的，不管教书质量怎样，人总是不差的。我没有被标签过“差生”，无法体会到成绩不理想的学生感受到的不公。初中时很多同学不满老师只关注成绩好的学生，高中时除了这一点还会不满老师放权，让没有自制力的学生完全无法拔尖。我一直觉得这种不公是自找的。换作是我，我最大的精力也会放在愿意努力学习的学生身上。实际上我遇到的老师对努力的学生都很在意，不管最终他们的成绩好不好，老师看重的是进步和想进步的心。就算是父母也会埋怨孩子不学无术或者贪玩，何况老师每年面对几百个新面孔。想赢得赞许和注意却不愿付出行动，感叹没有人发现自己是发光的金子的学生遇到多好的老师都会不满意。

L: 首先，理解学生，不要做毫无根据甚至偏见的臆测（assumption）。这是大多数当老师做父母的通病，自作聪明喜欢武断，没有耐心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其次，对教学充满热情，幽默有趣，课堂活跃，吸引学生参与。我个人不喜欢严肃死板的老师。再次，知识丰富，对自己所教的课程非常熟悉。最后，对学生可以严格但不刻薄（mean）和粗暴（cruel），学生能尊重和信赖他/她，愿意跟他/她交流的。

老师的选择

如果同一门课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很有学问课教得也不错，但脾气很坏，对学生极其严格到了不尽人情甚至粗暴的地步，要求学生绝对服从，近似军事化的教学方式。另一个老师的课教得不是很出色，但人很好，学生很喜欢。你愿意选择哪个老师呢？

P: 我会选择有学问课教得好的老师，不管他是不是坏脾气。因为学生去学校的目的是学习，如果一个老师能教你东西，这就够了，其余的都不重要。所有的老师只是你生活中很短暂的一部分，不是你生活中的全部。如果一个老师的课教得不好，对你再好有什么用？而且军事化的教育有时候是必要的，因为孩子天性爱玩大多数不自觉，有时候需要强制性的管理。如果太自由老师放手不管的话，大多数孩子会贪玩不好好学习的。日本韩国某种程度上就是军事化的教育，所以他们的学生学得很好，教育很有效果。听说德国也一样。

L: 我选择人好的但课教得不是很好的老师。因为，如果我不喜欢那个老师，他再有学问我都不愿意跟他学，我不会为了学点东西要忍声吞气。如果我喜欢一个老师，就会喜欢这门课。是否喜欢一门课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喜欢的课我会通过各种方式去主动学习，老师的教课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比如我七年级喜欢上了历史，结果我读遍了学校图书馆的所有二战史的书，还不够，接着又把我城市图书馆的二战史的书读完了。做这些完全不用老师逼我。我九年级的数学老师，教课不是很出色，但对每个学生很好，说话和气，我很愿意上她的课，有如呆在家里的感觉。于是，我总是争取学得比她期望的更好。我十年级有个亚裔背景的化学老师，做事认真，是学校很有名的有学问的老师。但他的脾气很坏，喜欢好无厘头的训斥人，让人绝对服从他。大多数学生不喜欢他，包括我。因为他，让我讨厌化学。尽管我是学生，我仍需要被尊重。如果我感觉被尊重了，我才有动力学好课。那种威逼的教育方式，是对待奴隶的方式，其结果只有两种，要么学生很叛逆，要么学生将来一辈子只会服从，成为一个没有个性和没有主见的奴才。

好学生

P: 好学生一定是成绩好，不一定要拔尖；可以某几科或一科异常突出，也可以各科好得平均。性格好，不恃才傲物，不轻视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不装成明明彻夜学习复习却装作从未看书拿高分的天才。

L: 好学生在我们的定义是成绩好（good grade）。好学生不必然是好人（good person），可能是个性格很差没有人喜欢的人。好学生也不说明是聪明人，有些聪明人不一定成绩好。好学生在我们看来也不一定是成功者，学习好只是成功的一个因素。除了朋友圈子，大家互相并不清楚别人的成绩，所以往往受欢迎的学生不一定是学习好的人，大多是社交能力较强的个性很好的学生。比如学生会的成员，各种俱乐部（club）的头头。有些很有名（well-known）的学生不一定受欢迎，比如参加什么比赛得了大奖学校有特别宣传的，在我们看来，这些人只不过是某方面突出的有专长的学生，像体育特长生什么的。大家都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大多数课外活动也在自己朋友圈子进行。学校有很有名的学生，但没有几个特别受欢迎（popular）的学生，即使学生会主席也不例外。

学习历史的目的？学了什么？相信历史书讲的都是真实的吗？

P: 学历史，一是为了了解古代人是怎样生活的，已经我们是怎样发展到今天的。二是为了不犯历史错误。三，学历史很有趣，我尤其喜欢历史故事。

高中学的主要是中国史，老师把每个历史阶段讲解得很仔细。世界史也涉及了一些，主要是欧洲历史，不过非常粗略。中国历史上最喜欢的皇帝是李煜，非常有才华，当皇帝太可惜了。汉高祖也很了不起，开创了大汉辉煌的历史。外国皇帝嘛，只知道英国的伊丽莎白二世，是她把英国变成日不落帝国，非常了不起。其实了解西方史不多，因为考试内容不涉及或涉及很少。

我相信中国古代史都是真实的，要不然人们为什么要编造它？但现代史就很难说了。我从网上读到一些与课本上不一样的东西，比如国共两党抗日，网上说国民党才是抗日的主力军。但我们历史考试有标准答案，即使怀疑历史事实我们也只能放在心里，脑袋里照样要死记硬背老师给我们的答案。

L: 学习历史，首先，是为了不犯同样的历史错误。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德国遭到了惩罚，引起了德国人的反感，这是导致二战的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吸取了教训只惩罚主要的战争犯，避免再次引发众怒。其次，通过学习历史知识，来改良和提高当今的社会和文化。最后，学历史知识本身很酷，让我了解我们从哪儿来，会往哪儿去。

我们主要学美国历史。美国是传承欧洲文化，所以欧洲史是必学的。也学习世界史，尤其几个文明古国，包括中国。中国的皇帝只知道有个秦始皇，我只学过中国古代史。

至于是否相信我们所学的历史事实，我个人认为在一个历史事件被证伪之前，我只好相信它是真的。其实，对同一历史事件，老师经常给我们不同来源的报道和分析，让我们自己去思考甚至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二战期间发生在中国的南京大屠杀，我们所学的资料来源有美国、韩国、中国和日本的课本，不同国家对此的描述出入很大，尤其是交战双方的中国和日本的资料。日本的课本的描述三言两语，有淡化之嫌，但至少看上去像是在写历史，不像中国的课本，那简直不是描述而是在声讨，非常情绪化，反而让人不可信，至少觉得是在夸大事实。

课程和上课时间

P: 高中文、理分科，课程有所不同。但高中三年课程一样，都是必修课，没有选修课。

文理都修的主课有： 语文、数学、英文。每周每门六到九次课。

文科综合的课程是，历史、地理、政治。理科综合包括，物理、化学、生物、政治 。每周每门4到5次课。

星期一到六上课，每天早上7:50上课，上、下午各有4节课，每节课45分钟，课间休息10分钟，中午休息2个小时。晚上还有一个半小时左右的上课时间。其余的时间是自习，直到晚上11点教室关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白天休息，星期天晚上有晚自习。

L: 我们高中不分文、理科，文理的课程都要学。要拿到高中毕业文凭，据我所知，需要完成下列的课程要求：3年的数学课， 4年的英文，3年的科学课（物理、化学、生物），2年的历史课，2年的外语课（法语、西班牙语、日语、中文），2年的体育，1年的艺术（乐队、绘画、戏剧）。当然还要通过毕业考试。

必修课：

9年级：英文，数学，科学（生物）和体育

10年级：英文（世界文学），数学，科学（物理或化学），历史（世界史）和体育。

11和12年级没有必修课，所以每个学生的选择不一样。我正在修的课有：四门AP课（英文、数学、历史、外语），两门荣誉（honor）课（物理、新闻学）。

选修课至少有七大类：

语言类：法语，西班牙语，日语，中文

商业类：初级/中级商业学（business），法律，会计等

音乐类：乐队，合唱团，音乐理论等

电脑类：计算机语言（Java等），绘图，多媒体设计等

新闻类：新闻学

戏剧类：戏剧学（1-4）

体育类：体育基础课，特殊课如跳舞，保龄球等

每年每个学生建议要修六门课，当然可以多修。周一到周五上课，每天早上7:50上课，修六门课的下午3:15放学，七门课的3:55结束。一般每门课每周有三节课，星期一的课时是45分钟，其余的天每门课100分钟。午餐时间是35分钟，没有午休时间。放学后大多数人直接回家或参加俱乐部或体育活动。

课外活动和业余爱好

P: 学校每年有一次科艺节，包括唱歌、舞蹈、其它才艺等比赛活动。此外，每年有一次校运动会。大多数女生喜欢韩剧、美剧、日剧、动漫、衣服化妆时尚杂志、书籍和大帅哥。男生则喜欢游戏、篮球足球、军事国际政治、书和大美女。我自己呢，喜欢大帅哥大美女、唱歌跳舞、书、时尚、电影、经济金融、旅游。不过，我们所有人都喜欢玩，但没有时间玩。我们一周要上六天的课，每天要学习考试大约15个小时左右，晚上自习通常到11点直到教室锁门。

L: 我们学校每个学生选择参加自己喜欢的俱乐部。学校有各种俱乐部，只要社会上有的组织，学校就有相应的俱乐部，连帮忙联系社区服务的俱乐部都有了，更不必说学习体育项目了。我自己参加了日本动画俱乐部。我的个人爱好是，读书写作，尤其是历史相关的史实和小说，还喜欢爬山，听音乐，画画，电影，旅游，做白日梦，计算机游戏，总之玩啦。放学后的时间自己处理，有的学生参加学校俱乐部，有的直接回家了，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做家庭作业完全凭个人自觉，没人管你。

By 艾约 From: http://cnd.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3Farticleid=30048

亚裔是“模范少数族裔”? 竹子天花板

亚裔美国人高学历为何没有高职位？

(华尔街日报 2011-07-28) 一份周一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亚裔美国人拥有常春藤盟校学位的比例较大，但当上公司高管的比例低于其他族裔。

　　纽约非盈利智库工作-生活政策中心(Center for Work-Life Policy)一份报告显示，大约5%的美国居民将自己认定为亚裔，但财富500强公司管理职位中，由亚裔美国人士担任的不到2%。

　　
只有八位亚裔人士目前为财富500强公司一把手，其中包括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的潘伟迪(Vikram Pandit)和雅芳(Avon Products Inc.)的钟彬娴(Andrea Jung)。但亚裔常常是拿着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文凭进入职场的。据全国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数据，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占常春藤盟校本科生的16%，占加州大学伯克林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本科生的35%。

　　工作-生活政策中心这份报告调查了2,952人，涵盖所有族裔，包括亚裔美国人(其中一半出生在美国)。报告还包括对受调查者和几家公司的后续访谈，这几家公司正为亚裔员工建立职业发展规划。

　　报告显示，四分之一的亚裔受访者说，他们在工作中面临着歧视，同时只有4%的白种人相信亚裔人在工作中受到了不公平对待。

　　报告显示，迄今为止，还很少有公司因为亚裔被视为“模范少数族裔”而为亚裔员工建立职业发展规划。报告作者之一拉希德(Ripa Rashid)说，这次调查揭示了她常从员工和管理者那里听来的一些东西：在美国公司里常常带来成功的那种高调和自夸，亚裔美国人由于文化上的原因并不擅长。拉希德说，他们只管埋头苦干，以为就这样就能做到高层。

　　调查还显示，亚裔员工可能不擅长跟同事分享个人生活，所以让更多资深同事成为导师和支持者的可能性也就更小。

　　制药巨头默克公司(Merck & Co.)启动了一个名为“精通文化之艺术”的计划，来帮助亚裔员工改善他们的软技能，比如怎样做演示报告。默克公司的文化多样性负责人达吉特 (Deborah Dagit)说，几年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一个大胆计划时，我们恍然大悟。2009年年底，默克公司在美国的员工有6%声称自己为亚裔，但在该公司的高管当中，这个族裔只占4%。

　　从2010年年初开始，基金管理公司联博(AllianceBernstein)让非盈利演说组织 Toastmasters来为其亚裔员工举行每月两次的自愿性学习班。联博目前在纽约、圣安东尼奥、得克萨斯和英国都开有Toastmasters的学习班。该公司负责人才管理和多元文化的瓦利亚(Vicki Walia)说，我们不想把它做成一个培训项目，因为培训项目往往是一刀切。企业顾问、《打破竹子天花板》(Breaking the Bamboo Ceiling)一书作者Jane Hyun说，亚裔美国人在工作中面临着十分微妙但又很强大的文化屏障。她说，亚洲有一种说法是最吵的鸭子挨枪子，而在美国则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些事情完全相反，相互矛盾。

　　Jane Hyun帮助默克公司制定了前述计划。她指出，这个计划是否成功，关键在于20名非亚裔高管是否认可。她说，在美国，我们往往以为我们应该简单地用同样的办法对待所有人，但这不一定是应对迥异文化价值观的最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