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应该“粗养”

刚到德国的时候，我们常带李聃到社区公园去玩。与游乐场中的各色人等相处多了，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德国父母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对孩子远不如我们中国父母那么关心。中国父母对孩子盯得紧。他们通常不离孩子左右，一边呵护孩子，一边给予他们各种指导：“不要坐在地上，这里不干净。”“哎呀，沙子怎么搞到脸上了！”“滑梯是从上往下滑的，不要从反面爬上去。”而德国父母则大都是一副悠哉游哉、神定气闲的样子。他们有的坐在椅子上看书，有的和其他父母聊天，有的则津津有味地在一旁观察自己的孩子。就是和孩子一起玩的，也大多是充当孩子的玩伴和帮手，很少有一直在孩子耳边唠唠叨叨、指指点点的。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真替德国孩子捏了一把汗。父母们都这样对孩子不管不顾、不闻不问的，万一孩子出了事怎么办？要是他们把沙子塞到嘴里去了呢？要是他们爬滑梯时不小心滑下去，把皮蹭破了呢？

但时间久了，这种现象见多了，我们对德国父母的态度就习以为常了，也渐渐理解起来。孩子虽小，却不是什么都不懂。他们知道沙子不如糖果好吃，不小心弄进嘴里，一般都会吐出来。而且，很多事情都是小事一桩，像吞了几粒沙子到肚子里，弄脏了衣服，擦破了腿上的皮，都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大惊小怪。事实上这些经历都可以成为孩子学习的机会。他们痛了，脏了，不舒服了，下次就会学着点。而且，德国父母这种“放任自流”的态度显然没有导致什么社会问题　：德国孩子不是都长成了健康活泼的年轻人吗？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开始思考起自己对待孩子的态度来。做父母的都爱为孩子操心，总在孩子耳边念念叨叨的，怕孩子这没做好，那没做好，我们也不例外。但在我们操的这些心中，有多少是必要的，对孩子的成长有益处的，有多少可有可无，主要是为了平息父母自己内心的焦虑呢？

我们业余时间爱在院子里种菜种树。我们注意到，种树要成功，关键要做到三点：第一，树苗要健康茁壮；第二，要将树苗种在阳光充足、土壤条件合适的地方；第三，种树的坑要挖得大，底肥要施足。这几点做好之后，剩下的事情就相对容易了。只要适当地浇水和施肥，遇上霜冻、虫害等紧急情况时采取必要措施，基本上树苗都会长得又高又直。如果我们放心不下，时时刻刻无微不至地关照树苗，并不一定能让树苗长得更快更好，弄得不好还会拔苗助长，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栽出满园的“病梅”来。

养育孩子应该也是同样的道理。俗话说，“穷养儿，富养女”，也有人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我觉得在今天的社会里，不管男孩女孩都应该“粗养”。就像树苗的种子里有长高长直的基因一样，大多数孩子都想做父母心中的好孩子，而且都有一定的自律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如果我们在为他们设定基本界限的前提下，少控制约束，少越俎代庖，少婆婆妈妈，多给他们空间和自由，让他们自己去磕磕碰碰，他们的自我意识会觉醒得更早，他们的性格会更加坚强，他们的能力也会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一句话，他们会成长得更加茁壮的。

我自己小时候就是一个无拘无束的野孩子。我父母都不是知识分子，性格都很随和，极少过问我的学业。上中学的时候，我曾经有过开学前最后一天才记起来做暑假作业的“劣迹”。但我不也成了一个身心健康、安居乐业的人吗？

因为有这些想法，我们对李聃开始尝试一种“宽容加信任”的“无为而治”的管教方法。比如说，孩子不好好吃饭是一个让很多父母头痛的问题。为了让孩子多吃点，很多父母会不辞辛劳地跟在孩子后面穷追不舍，用别出心裁的方法让孩子张开口，好把握时机把一口饭塞进去，或是跟孩子讨价还价，比如“你多吃一口就可以看半小时电视”之类的。我们拒绝使用这样的方法。如果李聃不要吃饭了，我们就算了。因为我们相信，即使是心智还不成熟的孩子，也不喜欢饿肚子的滋味。如果李聃不要吃了，他多半是吃饱了。如果他是挑食，那么他很快就会发现，挑食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家里不买零食，如果他因为挑食而没吃饱，得等到下一顿饭时才有填饱肚子的机会。吃了一两次这样的苦头后，他会吸取教训的。因为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没有在李聃的吃饭问题上费过太多心。而从李聃后来长成了一个高头大马的小伙子来看，李聃的健康也没有因此受到损害。

睡觉是另一个让很多父母夜不能寐的问题，这个问题李聃也有。幼儿园的规定是每个小孩中午都要睡两小时午觉，但李聃却翻来覆去，睁着眼睛，一分钟也睡不着。老师对李聃很不满，李聃回家也常向我们抱怨。我们想，李聃既然睡不着，表明他不需要这个午觉，也就不必强迫他，因此跟幼儿园的老师商量，看能不能把李聃的午觉免了。老师还算通情达理，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从此别的小孩午睡的时候，李聃就在教室里画画图，看看书什么的：午睡时间成了李聃的自修课。

除了睡觉吃饭外，在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上，我们也尽量采取“粗枝大叶”的态度，也就是相信李聃有良好的动机和足够的能力，放开手来，让他自己做主。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李聃没有辜负我们的信任。孩子的成长常常是一个自证预言的过程。父母怎么看待孩子，会从父母对孩子的行为和态度中流露出来，孩子在这种氛围中就更容易成长为父母心目中的样子。因此，你认为孩子可以管理自己，孩子就会管理自己；你认为孩子每时每刻都需要父母监督，孩子就会每时每刻都需要父母监督。因为我们尽量少插手李聃的学习和生活，李聃真的成了一个独立而自觉的孩子。

搬来美国以后，置身于热火朝天的硅谷，成天看到的是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活力四射的公司，听说的是盖茨、乔布斯、杨致远这些天才的成功故事，我们对李聃的教育问题又有了新的体会。大家都知道，盖茨、杨致远等人都为了创业而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名校学位。虽然我并不主张大家退学，尤其不支持李聃退学，但从他们退学这一事实来看，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着极大的热情。这种热情不是“头悬梁，锥刺股”能激发出来的，也不是父母可以逼出来的。

美国是一个讲究个人主义的国家。无数个人追求自己的梦想，努力将才能发挥到极致，其中的佼佼者造就了硅谷的奇迹。但他们的激情只能从内心深处的源泉中流出来。心理学家早就发现，人们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做出选择时，会对这一选择负起责任来，进而从内心深处形成对这一选择的坚定信念。而这种信念可以成为他们今后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一个在自由宽松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远比一个在师长们控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要有后劲，有潜力。

对孩子耳提面命、严加管教有一定的作用，但要培养高水平的人才，还得给他们成长的空间，让他们走自己的路，寻找自己的缪斯和灵感。中国人每到发诺贝尔奖的季节，就感叹我们什么时候能得诺贝尔奖。如果没有鼓励年轻一代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而只是一味对他们进行“管教”，我们对诺贝尔奖可能永远只能望洋兴叹。我们教育李聃，不是把眼睛瞄准了诺贝尔奖或比尔？盖茨，但在硅谷的这些观察，至少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我们“放手”的教育理念。

有些人对放手的教育方法可能会不以为然：放手？粗养？我的孩子费了那么大劲都管不好，如果真的放了手，还不翻了天了？我觉得也不一定。每一个孩子情况都不同，我不敢保证某种教育方法一定适合某个孩子。但一个孩子调皮捣蛋，不听话，有时候恰恰是因为父母对孩子指责太多，造成了父母和孩子之间关系的裂痕。在这种情况下，对孩子少管一点，并不见得会让孩子的行为恶化。

也有人会说，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可以粗养的，有的孩子就是要管得严一点。如果你没费多大劲就把孩子养好了，那是你幸运。我不否认做李聃的父亲的确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但很多现代心理学理论都认为，粗养在培养孩子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发掘孩子的长处和潜能上的确有很大的优越性。这种方法不只对李聃一个人有效，也不只适用于某一类型的孩子，而是有普遍意义的。

还有人会说，粗养的方法在美国行得通，却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人多，竞争激烈，所以对孩子一定要从小就严加管教，以免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但放手让孩子自己成长，目的不是为了削弱孩子的竞争力，而是为了让孩子培养素质，释放潜能。也许恰恰因为竞争激烈，我们还更需要“粗养”这个让孩子脱颖而出的秘密武器呢。

还有人会说，你口口声声说粗养，放手，其实你并没有放手，只不过你找到了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方法，而这种方法让孩子觉得自己的成长环境很宽松而已。这句话可以算是说到了点子上。父母对孩子怎么可能真的不管呢？但管孩子要放在心里，而不是挂在嘴上。不管怎么教育孩子，都要尊重孩子，信任孩子，把孩子的感觉放在心上。这是粗养和放手背后的精神实质。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你离我所说的“粗养”父母就差得不太远了。

孩子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财富。一个孩子只有一次成长的机会，每一个负责任的父母都不愿意错过这唯一的机会。因此，我们在教育孩子上总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唯恐自己没有尽心尽力，对孩子的管教也是宁严勿松，宁多勿少，宁精勿粗。但养育孩子正如世界上很多别的事情一样，重要的是掌握分寸。在松与紧，粗与精之间，每一个父母都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平衡。在今天的中国父母身上，我们看到的通常是管得太紧，而不是太松　，养得太精，而不是太粗。对很多父母来说，现在是放开手，变得粗糙一点的时候了。

在美国的这些年里，李聃长大得很快，转眼就从一个瘦瘦的小男孩变成了大学生。因为从小就养成了自己管理自己的习惯，李聃成长得一直很顺利。股神沃伦？巴菲特说过，“人生就像一个雪球。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到很多湿的雪和一个长长的山坡。”巴菲特的财富是这样越滚越大，他的人生智慧也是这样越积越多的，我想教育孩子也是如此。让孩子从小养成好习惯，就是开始了滚雪球的过程，而且让雪球进入了正确的轨道。这以后，不用我们过多地插手，雪球也会越滚越大了。

在回顾李聃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也想过，如果我们对李聃采取的是一种不同的教育方法，他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会和今天差不多吗？还是会有些不一样？我们也不知道。旅人在林间行走，来到分叉口时，只能选择两条岔道中的一条。而一旦做出了选择，便永远不可能知道另一条路边会是什么样的风景了。

但我们对自己选择这条路是很庆幸的。不仅因为李聃上了好大学，更因为他成长为一名独立、成熟的青年，而我们也尽情享受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你是否认同我们的观点呢？如果是的话，你一定会从这本书中受到启发，产生同感。万一你不完全赞同我们的观点也没有关系，就当你在欣赏自己没选的那条路旁的风景吧.
(By 张力慧　李晟　陈业 from cnd.org)

当汉字遭遇科学

　汉字曾遭到计算机的考验。结果，汉字的键入问题完满解决，输入速度甚至可以快于拼音文字。国人皆大欢喜。也有人却开始，北京人讲话：烧包。不信就上网看看，有人大谈汉字多么科学，说每个汉字都是“全息图画”，“完整的信息模块”，“大智大慧的创造”，比任何其他文字先进，“将在信息全球化时代逐步成为国际通用语言”。

确实，汉字有奇妙无穷的书法，一个字还能拆成各含其义的“部件”，更有一字多义、一字多形。说汉字像“图画”，单个字含有较多“信息”，不是毫无根据。最擅长运用汉字的书法家、文学家们翘翘尾巴也不算太狂妄。

可是，汉字面对现代社会的基石－科学，却有个“先天缺陷”：由于难记而不可能大造新字去表达新概念。当然，早已造出了不少新字，比如多数的化学元素名（像氢、氧、钾、钠）。这种一字一义显然最符合科技用语的第一要求：准确无误。但三、四千个常用字已经是个沉重负担，中国小学生们要吭哧吭哧苦背三、四年，阅读能力明显落后于使用拼音文字（以英语为例）的孩子。如果完全用造新字来应对科学的发展，汉字数目将很快膨胀到让人受不了的地步。所以，汉字主要是用“老字”组新词的办法。

（英文没有字和词的区分。汉字却有字词之别，词是表达某个概念的最小单元。大多汉字本身就是词，像山、河、打、骂。但更多的词却由两个或多个字组成，一旦拆开，原来表达的意思也就不在了，比如“上海”，“文化”。）

对于汉语中根本没有的科技新概念，汉字的应对还比较成功。比如用近音字模仿英文词，像坦克（ｔａｎｋ）、尼龙（ｎｙｌｏｎ），仍是一词一义，准确无误。但是，对于汉语中已有的类似，却又不是真正等同的概念，借用老词表新义，麻烦就来了。请看下面这句：

“当今世界上所有人类都属于一个种（ｓｐｅｃｉｅｓ），在人类中可辨别出不同人种（ｒａｃｅ），比如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

怎么“一个种”又有“不同人种”？人类这一个“种”难道不是人种？这句话若放在英文里毫无混乱。Ｓｐｅｃｉｅｓ（种）是生物分类系统中的一级，指一群具有一定形态和生理特征的生物个体，他们能相互交配并能产生具有生殖能力的后代（这是简单解释，并非完整定义）。而Ｒａｃｅ（人种）仅指体貌形态上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不属于生物分类中的一级，与生物学中所说的人的“种”根本就是两个不同概念，所以也是不同的词。

而汉语中的“种”有几个意思，其中与Ｓｐｅｃｉｅｓ相近的只是“龙生龙，凤生凤”，不同的生物会世代传承自己的特征这样的泛义，而并没有生物学上“种”那样严格的含义。借用了这样一个老词来表新义，就给不知情的外行人造成混乱。

再看一个例子：赤铁矿，黄铁矿，铁矿，它们都是什么？从未学过地质学的外行人也许会想，赤铁矿和黄铁矿就是不同种类的铁矿吧？实际上呢：赤铁矿（ｈｅｍａｔｉｔｅ）是三氧化二铁，黄铁矿（ｐｙｒｉｔｅ）是硫化铁，它们是地质作用下形成的天然化合物，（比如“红色土壤的红色是因为含有赤铁矿”）。而“铁矿”呢，有两个意思，一是Ｉｒｏｎ　ｏｒｅ，含铁的天然物质富集起来达到一定规模的矿体（比如“发现了大铁矿”），二是Ｉｒｏｎ　ｍｉｎｅ，人类开采铁矿石的场所（比如“他在辽宁的铁矿工作”）。

一个不懂地质学的澳洲人见到Ｈｅｍａｔｉｔｅ，当然不知什么意思，但绝不会想到“铁矿”上去，因为这个词与铁（ｉｒｏｎ）和矿（ｏｒｅ或ｍｉｎｅ）根本不沾边。如果他查出了词义后，头脑中的概念是清楚的。一个中国人呢，见到“赤铁矿”往往不会去查这三个已经认识的字合在一起表达的新义，而是根据已知的旧义自然想到“红色的铁矿”，如此步入歧途。汉字的见字可猜义，从字义可猜词义，即“望文生义”，被一些人当作汉字的大优点。可是在讲求精确的科学技术领域，此优点实为大缺点。

英文面对科技的发展，以２６个字母的排列组合构成新词表达新义，就像用新鲜蔬菜烹调，要咸要淡要酸要甜，随你加什么佐料。可汉字呢，几乎每个字早就有了意思，就像腌萝卜、酱黄瓜、渍酸菜，再拿来烹调某种味道的菜非要小心选择，一不留神就被原来的“老味”弄得“串味了”。

当然，在科技界的小圈子里，汉字不会造成什么麻烦。对于“老词”所表的新义，圈内人都知道。主要“受害者”是圈外民众。中国人里“科盲”特别多，尤其一些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认识特别多，究其原因当然不止一二，但汉字在遭遇科学时的先天缺陷恐怕难脱干系。

(By 陈向阳 From CND.org)

人生来平等? 森严的中国等级制度

　　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在演说中援引了杰佛逊写入《独立宣言》的一句话：“所有的人生来都平等”（Ａｌｌ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ａｒ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ｅｑｕａｌ．）。他将原文中的“男人”（ｍｅｎ）改成了“男人和女人”（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首先必须指出，美国社会并不是一个所有人生来都平等的社会。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从这一点来看，确实是种族平等的具体表现。然而，奥巴马的成功只是极少数的例外，以我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的经历，种族歧视的例子屡见不鲜。就连最成功的华人都有遭受歧视的例子，遑论黑人？所以美国人标榜的平等，仍只是一种美好而抽象的理想而已。

　　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分田地，均贫富”为号召，以农村包围城市，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在１９４９年前后（东北等解放区率先开始）共产党确实发动了土改运动，分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做到了耕者有其田，后来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更是把中国推上了奔向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道路。然而六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等级制度却依然森严。

　　我们先从上层建筑来看，最上面的当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然后是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依次是部级、省级、司级、地区级、市级、厅局级、处级、科级、县级和乡镇级等。城里的干部则还有街道干部和里弄干部。奇怪的是，科员里面居然还有“处级科员”之称，如果处级干部相当于“道台”的话，“处级科员”因为没有实缺可填，只好屈尊当科员，可以折合成“候补道”了。如今中国官场中的称呼通常都是都是带官衔的，如赵部、钱局、孙处、李科等。因为共产党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又有行政级别和军阶的换算，如省军级、地师级、县团级等。此外还有论资排辈，如老红军、长征干部、抗日干部、解放战争干部、抗美援朝干部、国民党起义人员等。从待遇上来看，则还有离休干部和退休干部之分，离休干部除了全薪之外，还有用车和旅游等优待。而普通职工的待遇，退休的工资打折，其他则有提前“被退休”的、下岗的和工龄买断的。在物质待遇方面，根据级别的高低，军队和地方都有大灶、中灶和小灶，此外在物质匮乏时高级干部还有特供，即所谓“吃红本儿”的。同样是干部，又分中央干部和地方干部。中央干部到地方“威水”得很，但是在北京就不稀奇了，故有“房子越住越小，车子越坐越大”之说。如果是部级以下的，真还不如到地方去当个一把手实惠。

　　从地理上来看，从上至下是首都、直辖市、省和自治区、地区、县。城市又分省级市、地级市和县级市，下面才是城镇和乡村。当年许多夫妻两地分居，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但是要调动，只允许同级城市之间调动，或是大城市向小城市调动，所以从外地调进北京和上海几乎是天方夜谭。何以也？当时城市的工资标准还有地区分类，北京上海是高薪的“八类地区”，而其他城市多数是低薪的“六类地区”，下面还有五类、四类的呢。还记得文革时从长春到北京出差，北京是首都，北京人凭“本儿”买肉敞开供应，外地人则一次只能买两毛钱。师傅想带点肉回长春过年包饺子吃，我便陪他去排队。两三次之后，售货员便不耐烦了，一手把两毛钱的肉扔在砧板上，另一手抡着砍刀厉声训斥道：“你还有完没完了？啊！？”于是我们只好换一家，再换一家。上海的轻工业品则是全国之首，每次从长春回上海探亲，厂里的师傅们便会托我捎东西，一张长长的购物单，够我好几天跑断腿的，难怪上海人一说可能被分配到外地便谈虎色变。同样是省、市、县，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和内陆地区的条件又大不一样。改革开放后又有了享受特殊政策优待的经济特区、长三角、珠三角、高新技术区、经济开发区、保税区等。记得当年进深圳时还要通过关卡检查，需要特殊的通行证（或护照）才能进入，赶上如今的港澳自由行了。

　　若与外国或港澳台沾上一点边，即所谓的“海外关系”者也，便有了外籍华人、华侨、归国华侨、爱国华侨、港澳台同胞、侨眷和海归等，还有专门为他们服务的涉外宾馆、最初的侨汇商店、友谊商店，以及后来的归国人员服务部、大件小件、免税指标等概念。如今电器产品已经过时，动辄是免税的轿车指标。钱则分成外汇和人民币，后来又有了外汇兑换券，于是在宾馆和中国银行门外便有了换外汇的“打桩模子”即外汇黄牛，能追着你走好几条马路。幸运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人民币已经与硬通货几乎等同，港澳等地的商家终于也纷纷打出了“欢迎使用人民币”的牌子。

　　中国社会的另一大问题就是城乡差别。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待遇截然不同，原来城里人吃商品粮，农民则是自留口粮。如今虽然取消了粮票和各种票证，老百姓可以相对而言比较自由地迁移，但是城市居民中又分常住人口、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凭户口，所以一个人生在什么地方，对他（她）的一生会有极大的影响。

　　其实从上小学开始就有等级制度了。小学里的少年先锋队有普通的少先队员、小队长、中队长乃至大队长。文革时则成了红小兵和红卫兵，红卫兵的头头可是“司令”一级的。从中学开始便有了班干部和学生会干部，此外还有团员和党员，于是便有了团支部书记和党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和党总支书记、团委书记和党委书记。学生里有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毕业生，走上社会之后则有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乃至全国劳动模范和新长征突击手。

　　中国的义务教育一直到初中，但是学校也分等级。文革时工厂里根据毛主席最新指示办学，于是便出现了“七·二一大学”之新生事物，当时的正规大学生则改成“工农兵学员”了，以区别于臭老九。恢复高考后大学有教育部重点、全国重点和省重点之等级。同样是大学本科，如今又有“一本”和“二本”之分，于是便产生了“专升本”这样的新概念。此外当然还有函授大学、业余大学、网络大学，乃至老年大学。中学则有省重点、市重点、区重点和普通中学。希望小学听起来让人感动得泪下，其实却处于教育金字塔的最底层。即使同样是高中生，北京、上海高考的录取线又远比其他省市低，所以投胎在北京、上海的学生就比外地的学生便宜好几十分。当然有钱的家庭可以通过在北京、上海买房获得户口，从此改变孩子一生的命运。同样是孩子，还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入托、上学、医疗等都有种种优待。至于教师，也分三六九等，有公办和民办教师，还有正式和代课之分。文革结束后，我在长春拖拉机厂工作，被借调到厂子弟中学教英文。长春拖拉机厂虽是当时众人羡慕的万人大厂，我却是一个小工人，归劳资科管，而教师属于干部编制，归组织部管。所以当时我在子弟校教书的身份是“以工代干”。

　　说到职称，则有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和普通职称。最上面的是中科院院士（即原来的学部委员）、领国务院津贴的专家，教育和学术界有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教授当中还有博导、硕导和理所当然的“学导”（恕我胡说），下面才是讲师和助教。中小学则有高级教师和特级教师，如果还不解恨的话，今后不知道是否还会有“超级教师”之美誉。此外还有高级工程师、高级农艺师、高级经济师、高级统计师、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等。据说教授、研究员等高级职称享受局级待遇，都是可以换算的。出版系统有总编、编审、编辑，媒体有特级记者、高级记者、特派记者、主播、主持人、播音员等。就连服务行业的理发师，现在也有高级造型师、美容师，按摩和足浴的则称为技师。难怪许多人的名片上印上无数头衔，乃至一面都不够用，正反两面都印满了，便用两张对折的，四面都印满还意犹未尽。

　　从建国开始到文革结束，一直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于是便有红五类，即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文革时更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这三类人，于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知识分子便成了“臭老九”。地主当中则又分恶霸地主、工商地主和一般的地主和富农，需要争取的则是富裕中农、上中农和中农，革命的下中农、贫农、雇农乃至流氓无产阶级。在城市里则有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本家、民族资本家、资本家、小业主、干部、以工代干、工人、高级职员、职员、自由职业者等。如果红五类犯错误则是人民内部矛盾，黑九类犯错误则是敌我矛盾，如果坦白从宽，则可能将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有的人虽不是黑五类，但是有历史问题，则可能成为内控对象。即使是最普通的老百姓，即所谓的革命群众，也有骨干、积极分子和普通群众之分。

　　就业也有等级。文革时最牛的是工矿，而工矿中又以本地工矿居首，外地工矿次之，到三线工厂去支内的最差。１９６９年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年知识青年的社会地位则相当于现在的外地民工。就连知识青年也分等级，最好的是军垦农场，国营农场稍次，但是都有旱涝保收的工资和探亲假，我则是靠天吃饭的插队落户。此外下乡的远近也大有讲究，最好的是近郊，最糟糕的是新疆、北大荒和云贵等边疆。我到吉林吃的是窝窝头和高粱米饭，远不如吃大米的江、浙、湖、广等南方省份，但还是聊胜于以红薯为主食的安徽淮北。抽调进工厂后，则有干部编制和工人编制。干部中１３级以上的是高干，工人则从学徒、一级工到八级工。工种也有讲究，分普通的熟练工种和比较牛的技术工种。文革时最吃香的的职业是听诊器、方向盘和切菜刀。文革时取消军衔，当兵则分“四个兜”的干部和“俩兜”的战士。干部解甲归田为“转业”，可以按照地师级、县团级之类的公式换算成地方官，战士“复员”后则由安置办公室分配个技术工种。干部探亲、出差坐硬卧，战士坐硬座，高干则可以享受软卧和飞机，就相当于现在乘飞机的头等舱、商务舱和经济舱。文革时全民皆兵，家庭成分好的可以当“基干”民兵，俺家成分高，只好当普通民兵。我想现在的下岗职工就相当于文革时留在城里不下乡而“被待业”的待业青年。至于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原来是“五保户”，如今则是“低保户”。

　　改革开放后与国际接轨，开始以白领和蓝领来区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当然还有旱涝保收的公务员，相对于合同到期后可能“被跳槽”的合同工。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最近又出现了金领、白金领和钻石领，未婚的钻石领便成了钻石王老五。在就业链的最底层则是外地民工和保姆，他们外出打工留在老家的子女便是留守儿童。除了衣领的颜色和质料之外，企业的性质也至关重要。建国伊始还有私营企业，我小时候有私立幼稚园和公立幼儿园，我猜想大概是因为公立幼儿园里的小朋友虽小并不幼稚。此外还有私立小学和公立小学、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１９５６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便有了公私合营企业，经理则分为公方经理和私方经理，公方经理说了算。国有企业为全民所有制，当年旱涝保收，便有“铁饭碗”和“大锅饭”之保障。此外还有集体所有制企业、民办企业、街道企业和乡镇企业。除了所有制之外，工作单位还分成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待遇也不相同，原来企业单位牛，现在因为许多企业破产，所以事业单位好了，风水轮流转嘛。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原来无业的人变成了“个体户”自寻出路，其中有些歪打正着，成了中国的第一批“万元户”而光荣致富。正规企业中先出现了中外合资企业，后来又有了独资的外资企业，此外还有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对就业来说，除了工作性质之外，更重要的是企业的性质。公司则分上市公司和普通公司，上市公司里面还分主板和创业板，股票里则分人民币购买的Ａ股和外汇购买的Ｂ股，此外还有法人股、流通股、优先股和普通股。公司内部的等级则有总裁、董事长、董事和监事，近来又有首席执行官之美称，下面便是总经理、资深副总经理、副总经理、部门经理、副经理，往下一直到普通办事员。

　　如果你生病了，则又有等级在等着你。原来分公费医疗和劳保，现在则是医保，离休干部的医药费全部免费，普通老百姓则有限额，超过部分自己承担一定的百分比。医院则分省级医院、市级医院、区级医院、中心医院、地段医院、街道医院、和卫生所，医生里则有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和普通医生，护理人员有护理师、护士和患者自费请的护工，自从有了护工，护士便升了一级，大小便就得委屈护工打扫了。看病又分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病房则有高干病房、外宾病房、ＶＩＰ病房和普通病房。

　　住房也有等级，原来是按级别决定住房面积，住房改革后则有商品房、公房、低收入房，商品房中还有豪宅、别墅、联体别墅、高层、小高层和平房，城里人住的是产权房，农村自己盖的房子则是小产权房。投资炒房出租的则为大房东，转手牟利的便是二房东，租房族里有钱的是独租，外地进城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们则只好委屈地“群租”蜗居了。

　　我一介布衣，却有幸当过农民、工人、教师、商人和律师。文革失学十二年后恢复高考，我居然还能搭上最后一班车，从学士到硕士乃至博士。我曾住过三分钱一宿的大车店，也住过五星级的宾馆。我曾赶着马车到县城，百十来里路得走十几个小时，我也无数次乘飞机十几个小时横跨太平洋。我曾成吨地吃过苞米面窝头和高粱米饭就大葱蘸大酱，我也吃过鱼翅和鲍鱼。年过花甲的我，经历了世态炎凉，如今自己吃饭永远是一碗面条，每吃一碗都觉得是天堂里的食品，是国宴，每天都是在过生日、过年，这才是最重要的。

(By 胡果威,from CND.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