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 by yourself: Education for independence and individuality in the USA 国家培养ｖｓ．自家培养

国家培养ｖｓ．自家培养

·伊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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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这段时间忙着陪女儿参加各种比赛，十分感叹时间的紧张。想象在自己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几乎都没有父母的参与，突然顿悟到中美这两个国家在培养人才上的重大区别，那就是国家培养ｖｓ．自家培养。

　　在看奥运会比赛的时候已经有许多人发表过感叹，说中国的体育是精英体育，国家选取有发展潜力的孩子，然后送到专业培训基地去全职培训，一培训就是十几、二十年，出类拔萃者有资格参加奥运比赛。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是国家选中的苗子，父母就不需要再花任何时间精力在孩子身上，而孩子从此也就成了“国家”的人。而美国的很多体育明星，都是自家培养的结果。孩子对某项运动有兴趣有特长，家长就每天带着孩子去训练，自己找教练，自己花钱花时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出类拔萃的有资格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这其间孩子仍然上普通的学校仍然参加课外活动，但因为孩子的兴趣和特长，家长需要花额外的财力物力和精力在孩子身上（问问关锦珊的父母和麦克尔·菲尔普斯的母亲就知道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照中国人的说法的话就都是“业余”的。而每一个运动员虽然代表的是美国这个国家，国家在这个人身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却几乎并不存在。

　　所以仔细想起来，越是优秀的孩子，家长在孩子身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就越多。我自己在中国长大，从小也是优秀的学生，但是如果是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的话，数学竞赛也好，诗歌比赛也好，都是学校组织，学校派老师给我们训练，总之，代表学校去参赛的话家长是不需要介入的。可是在美国却全然不是如此。记得女儿上小学时班上有几个爱好数学的学生想去参加全州的数学竞赛，学校根本不管，全是家长在那儿忙活。我们当时自己去借场地作为每周练习的场所，好在美国的公共图书馆提供一些会议室可以免费租用，我们提前几个月就去办手续。与此同时，家长自己组织起来去寻找历届竞赛的习题，同时准备讲课和训练的内容，轮流对学生进行定期辅导。虽然是代表学校参赛，但所有报名及参赛的费用统统都是家长自己负责的。那一年大家花了很多时间在数学竞赛上面，我记得女儿所在的那个队去参加了我们州里所有不同种类的数学竞赛，而且都在不同的地点，有的开车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到达，所以还得在当地旅馆住上一夜才行。好在他们的队在每项比赛上都获得了大奖，家长们即使如此辛苦也觉得值得了。后来这样的数学比赛女儿又参加了几年，我们也都习惯了这样的奔波。

　　从前两年开始，女儿又对参加音乐比赛入了谜。一开始我也不清楚那是什么样的比赛，后来才知道是本州中学生一年一度的音乐比赛，各种乐器的都可以，而且有独奏、重奏、六人、八人小乐队演奏等等。我去观看了几次，场面十分壮观。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即使在功课如此紧张的高中阶段，还有如此之多的青少年在业余时间学习乐器。全州分几个小区进行，小区获胜者（第一名）接着再去州里的比赛。女儿从小拉小提琴，所以她参加的都是有小提琴演奏的比赛。与数学比赛相同的是，虽然她是代表自己的学校去参赛，但其实学校基本都不管。她的独奏当然由她自己负责，自己准备曲目，自己找钢琴伴奏的人，自己请老师指导、花时间排练。就是重奏和四人、六人小乐队也是如此。女儿是一个主动的人，所以她从很早开始（比赛之前４个月）就联系有共同兴趣参赛的人，一个拉小提琴的、一个拉中提琴的、和一个拉大提琴的学生。好不容易找到了，大家还得找到共同的时间能在一起排练。现在的中学生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排得紧紧的，要能够找到一起排练的时间还真是不容易。有时候实在没有办法，就只能在周日排练，没有公共场地，就只能到家里练。有好几次就是在我家练的。而在他们这个年龄，自己还不能单独开车，每次排练也得家长接送。与钢琴伴奏的老师一起排练也要家长接送，而且自己支付酬金。今年她参加了独奏、二重奏、四重奏、和八重奏的比赛，真是忙坏了！比赛进行了整整一天，最后他们的二重奏和八重奏得了第三名，虽然不能再去参加全州的比赛，倒是让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不用再花时间去准备这个比赛了：）

　　国家培养和自家培养的方式一方面当然是两个国家社会文化不同所造成的。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一个很强的特色是国家觉得自己的角色就是父母，所有的国民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国家的“子女”，所以国家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培养自己优秀的子女，让他们取得优秀成绩为国家争光。而美国的个体主义文化中很强的特色之一就是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每一个家庭也独立于国家而存在，个体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当孩子尚不独立之时，家长理应（而不是国家有责任）担负起培养的责任。而国家培养和自家培养的结果落实到个体层面则形成在中美两国文化下个体截然不同的处世方式。在国家培养的模式下，个体常常是被动的，“被强迫的”，即使被选中，有一丝欣喜之感过后，感觉就是在为国家为他人奋斗的感慨，而全国人民也就把眼睛盯在他们身上，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自己却变成了旁观者。而在自家培养的模式下，每一个个体必须采取主动，假如你自己不去报名参加比赛，你再优秀也不会有人来求你去参加，你就永远不会有与其他优秀学生一争高低或者得奖的机会。自己不管是输是赢，都是自己得到的结果，没有什么人需要怪罪，也没有什么国家需要感谢。而这种主动精神的从小培养对个体未来的不断进取则有着深远的意义。

Unequal Opportunity in China: Kids outside family planning and human rights

计划外“被”生育的人的人权
　　——读《杭州的如此教育歧视政策简直是犯罪而且必将导致犯罪》有感

作者：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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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非常至拗口，不在于想掉文，而在于我想纠正一个偏见或者一个约定俗
称，即孩子是“被”计划外生育的，所以他们是计划外被生育的人，他们的人权
也应当被称之为计划外被生育的人的人权。

　　非常奇怪，看见了《杭州的如此教育歧视政策简直是犯罪而且必将导致犯罪》
这篇文章，读罢之余，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计划外生育的人有没有人权？有
什么样的人权？违反计划生育的人是有人权的，但他们违反了法律，所以应当受
到一定的行政惩罚，是以“计划外生育应当受到处罚”。然而，正如前文所说，
孩子是计划外被生育出来的，所以，他们被惩罚似乎就不是想当然的了。

　　其实，用脚趾头想一想就知道，所有奇怪的行政规定之所以与常情相悖，根
本乃在于其冲犯了谁都有“人权”这一准则，包括非婚生子女与计划外生育。

　　是啊，人皆有人权这是文明社会最根本的准则。法律如此规定，道德也如此
约束。用时髦的话，那就是天赋人权。朴素一点，那就是孩子是无辜的，是“被”
生育下来的，不能因为要惩罚其父母而惩罚子女。

　　而且，人权是具体的人权，是必须落实到具体法律权利，否则就只是口号。
想一想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社会、法律对非婚生子女的歧视，
而且尤其是继承、家族荣誉的歧视。即非婚生子女容易受到部分群众的嘲笑，其
也不能合法继承其生父的遗产，更不能得到其生父应当给予他的其他权利。所以，
该条所规定非婚生子女，原是本安抚之心，引导、迫使当事人给予非婚生子女平
等的对待。

　　然而，有人要说我们必须考虑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那就是计划生育的
合法与合理性。计划生育的合法，但是否合理，或者是，其是否属于恶法，仍然
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其实用的性质却决定了一段时间内这项政策和法律，
至少在宏观上尚存有合理性。非婚生子女以及其他计划外被生育的子女一样，其
“被”出生，乃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违反了国家的法律。然而，现代法律的基本原
则在于，人皆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除非其不具有独立的行为能力须有监护人负责
外，其余不允许存在任何形式的“连坐”。生育孩子的父母一般而言，应当具有
行为能力，则不需要他们的监护人承担责任。况且，一个“被”出生的婴儿，无
论如何，也不能成为他父母的监护人，为其父母的行为负责。

　　非婚生子女肯定是计划外生育，所以其父母必然违反了相关的计划生育法律
从事了计划外生育的行为成了计划外生育的人，最终造成了他们子女计划外“被”
生育。然而，任何一部法律——包括计划生育的法规，其惩戒范围所及，只能是
从事计划外生育的人，且必不能越过黄线，殃及计划外“被”生育的人。

　　最后，还是鲁迅先生几十年前的一句老话：

　　救救孩子。

Unequal Opportunity in CHina: Discrimination in education

杭州的如此教育歧视政策简直是犯罪而且必将导致犯罪

作者：钟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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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2月9日《钱江晚报》的报道《一张消费卷引出尴尬事》
（ http://zjdaily.zjol.com.cn/qjwb/html/2009-02/19/content_4537812.htm
），不由人怒火中烧。任何稍有良知的人，都会对美丽的杭州这座被地方当局着
力宣扬的所谓“生活品质之城”“最具幸福感城市”，居然还有这等阴暗角落，
而感到愤慨。报道中提到的新闻事件并不复杂，说的是前不久杭州市政府为拉动
内需，给市民发放消费卷，受惠人群就包括中小学生每人100元。但市区有所小
学竟然有占总学生人数三分之一共1000多名学生没资格领受政府的恩惠，唯一原
因是因为他们是没有学籍的“黑户”民工子女。更有甚者，这等丑闻披露后，不
但没有任何人为此负责，不但受歧视的学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反而是受歧视的
学生进一步遭殃，面临被迫与父母分离遣送回原籍的命运。

　　这还不是最令人愤慨的。最令人愤慨的是，这等赤裸裸的歧视行为是有官方
的政策为依据的。原来，报道中提到这些民工子女遭此歧视厄运的原因是因为他
们不符合在杭就读需满足的几个所谓基本条件。这些“基本条件”在2008年4月
18日由杭州市政府颁发的《杭州市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杭就学管理
暂行办法》中，作了明确规定。且让我们将这些名为“基本条件”，实为露骨歧
视的玩意儿揪出来晒晒太阳，由众人评说评说。

　　它所谓的“基本条件”是这样规定的：“年龄在6周岁至14周岁，处于义务
教育阶段，并随父母来我市居住的有学习能力的非杭州户籍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凡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且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我市
已取得暂住证并至当年8月底前已在我市实际居住一年及以上，同时其父母一方
或法定监护人与我市用人单位签订一年及以上劳动合同或取得工商部门的营业执
照，并按规定在我市交纳社会保险一年及以上的，可以在我市申请就学。”除此
以外，申请人须提供家庭户籍本和父母或法定监护人身份证；父母双方或法定监
护人在杭的有效暂住证和房产证或房屋租赁证明；父母一方或法定监护人与用人
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工商部门的营业执照；父母一方或法定监护人交纳社会保
险的凭证；适龄儿童的预防接种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户籍地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签发的合法生育证明和浙江省籍学生需提交《义务教育登记
卡》（以上转引自2月9日《钱江晚报》的报道《一张消费卷引出尴尬事》）。

　　当今中国据说已超越了腐朽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而且据说还“与国际接轨”了，竟然还有此等歧视政策活标本显眼，不可
不对其要点稍加剖析。

　　首先，这个政策规定，“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的民工子女，才允许来
杭州陪伴打工的父母在杭就读。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孩子的原籍爷爷奶奶在世，
那就是户籍所在地还有监护条件，打工的父母就不准将孩子带到身边读书，只有
当爷爷奶奶和除父母以外所有亲友（监护人）都死绝了或全部离开了户籍所在地，
才符合来杭就读的“基本条件”。总之，这个规定明确无误地宣示，孩子的爷爷
奶奶叔叔阿姨等所有亲友都有监护照顾孩子学习的优先权，唯有孩子的父母排在
最后。——说这个规定毫无人性不人道也许太抬举了，只要不是脑子坏了或良心
坏了，都应该明白，哪怕是在动物世界，未成年幼崽与父母共同生活，也是最基
本的“动物权”（且不说人权！）。这一点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哪怕是在封建
社会乃至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有过任何争议吗？不然怎么会有“孟母三迁”
和“养不教，父之过”之说呢？——既需要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民工来杭为城市的
建设流汗甚至流血（工伤事故大多是民工），又制定歧视政策阻挠其家庭团聚子
女来身边读书，这奉行的是什么“主义”呢？对这等连“动物权”都不讲的规定
再费口舌实属多余，只能用一句粗俗却不失贴切的比喻来质问这条规定的制定者：
“你娶媳妇是不是只要下半身呢？”

　　其次，按照这个规定，来杭就读的孩子必须“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交验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户籍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签发的合法生育
证明。换言之，如果孩子属于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而出生的，或属于不合法生育
的，就不准跟随父母来杭学习。不知杭州的政府官员是否还记得这样一条法律：
“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如果
忘了，可以告诉这些官员，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这里有
个简单的逻辑关系：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而出生的不一定是非婚生子女，而非婚
生子女则肯定是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那么，既然按照法律，连非婚生子女都
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权利，有什么理由和法律依据要歧视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而
出生的孩子呢？孩子如果属于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而出生，那也是其父母违反政
策，孩子本人有过错吗？难道要通过株连孩子来惩罚违规的父母？贩夫走卒尚知
“一人做事一人当”呢！真佩服杭州主政的官员胆大妄为，竟敢出台公然违反法
律的地方政策。在杭州，究竟是权大还是法大？仅凭这一点，被逐出校门的学生
及家长就可联合起来起诉杭州市政府，要求法院撤销上述违反法律的政策规定。

　　第三，按照这个规定，即使“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和“符合计划生育
政策”等条件都满足了，也不等于就自然而然允许孩子来杭州与父母团聚在杭读
书，民工还必须满足在杭“实际居住一年及以上”和“签订一年及以上劳动合同”
以及“交纳社会保险一年及以上”的条件。这意味着什么呢？按照这样的规定，
只能有两种可能：要么老老实实遵守这条规定，即使在孩子的户籍所在地已没有
任何亲友即所谓“监护条件”，孩子也不可马上来杭州与父母团聚在杭就读，还
不得不忍受与父母骨肉分离至少一年，才可获得“恩准”来杭州就读，至于这一
年“没有监护条件”，孩子在户籍所在地该如何熬过，对规定制定者来说自然是
“关我屁事”；要么如果父母不理睬这条规定，“违规”自行带孩子来杭州打工，
那么至少一年内孩子不得进入学校上学。父母打工的头一年，这些适龄学童进不
了学校又无人管教，他们应该去哪儿游荡呢？真不明白以上规定的“一年”期限
是依据的哪本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款？为什么不是半年或两年？家庭团聚，共享天
伦，这是超越了时空的最基本的人类伦理道德，或时髦说法，这是最基本的人权。
古今中外，不管哪朝哪代，历史上哪怕最暴虐的统治者，也不敢公然挑战这条人
类道德底线。为什么杭州的主政者要以拆散人家父母与子女至少一年为乐事呢？
能给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或说法吗？此外，孩子上学读书，与他们的父母签不签合
同，交不交保险，有什么必然联系吗？义务教育法有这一条吗？

　　曾经有游客在东南亚某国旅游，发现当地遍布许多寺庙，感到不解。导游告
诉游客，当地国民大多信奉佛教，有一种说法是“多一座寺庙，就少一座监狱”。
佛教对促进“和谐社会”是否真的有如此神效，我们不得而知，也无从考证。但
发展教育，则是各文明国家的共识，套用以上句式，不妨说“多一所学校，就少
一座监狱”。据说，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开始实施了国民义务教育，奠定了
日本的强国之本。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国力大增，义务教育理应比资本主义国家
做得更好，才能体现出报刊上常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杭州的现实，
即以“计划生育”、“监护条件”及“居住一年”等莫名其妙的所谓“基本条件”
为由，将大批民工子女逐出校门，只要留下能打工的民工本人，不愿留下不符所
谓“基本条件”民工子女，活生生要拆散人家父母子女，这体现的是什么“主义”
什么“制度”呢？

　　我在德国和美国留学多年，全家先后在这两个国家的几个城市生活过，作为
外国人，我的孩子在当地上中小学从来没有任何问题。每到一个新的城市，我们
只要提供电话账单或租房合同等任何能证明在当地有固定住所的材料，立即就能
注册入学，不但免交任何学杂费之类，连教科书都是学校免费提供。所以，当我
时不时读到国内有关“希望工程”的报道，除了敬佩捐款人的善举外，始终有个
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义务教育法不是已经实施多年了吗?怎么还会有因为交不起
学费而上不起学的怪事呢？难道执行义务教育法后上中小学依然得交学费吗？报
刊上不是经常自豪地宣传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吗？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力
难道还不如一百多年前的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当然，去年传来好消息，国家终于
决定义务教育阶段免学费，从法律上再也不应该存在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上不起学
的怪事。但如果坐视地方诸侯各自出台针对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教育歧视政策，义
务教育法的落实将大打折扣。

　　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最鼓动人心的口号就是“争取平等”，当今世界各发
达国家政府处理内政最忌讳、最小心谨慎处理的问题就是“歧视”。哪怕国势最
强的超级大国美国，政府处理国内任何有可能涉及“歧视”的事件都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既便如此，还是动辄闹出因歧视引发的骚乱甚至暴乱（按国内最新时
髦说法是“群体性事件”）。我在美国换过几次工作单位，印象较深的例行公事
是，每到一新的工作单位，人事部门培训新员工总有这样一项内容，告知新员工
当你感觉自己受到歧视或任何不公平待遇时，应该知道向哪个机构投诉以及接受
投诉机构的联系方式——像杭州市政府这样公然出台违反法律的教育歧视政策而
又毫无异样反应，实在是匪夷所思。这种教育歧视政策也违背了共产党自身的根
本宗旨——“三个代表”总不能只是代表交得起保险费的那群人吧，甚至也违背
了“有教无类”的教育祖训和当今的国际惯例（这是最应该“与国际接轨”的
了），这样的教育歧视政策简直是犯罪，而且如长期执行这样的政策，将来必定
会制造犯罪。

　　不要认为这是危言耸听。这不，现世报来了：同一份《钱江晚报》2月18日
的报道了一桩离奇案件，报道的标题是《一起强迫卖淫案的被告竟是一群孩
子！》，
http://zjdaily.zjol.com.cn/qjwb/html/2009-02/18/content_4536142.htm报
道开头一句是：“14岁，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竟然逼人卖淫，这让所有听到这
个案子的人都张大了嘴。”说的是几个孩子竟然策划了暴力胁迫卖淫的案子。文
章作者感叹：“这些孩子缺少关爱，无人管束，他们就像一匹匹脱缰的野马。他
们社会阅历少，辨别是非的能力和自身约束能力都很差，思想极不稳定，几个人
混在一起，很容易干出坏事来。”其实，照我看，这桩离奇案子的真正令人深思
之处是在文末这段描述：“庭后，负责这个案子的检察官也和记者聊起，其实，
包括珍珍（父亲去世）在内，这些年轻人都是从不完整的家庭走出来的，雯雯父
母双亡，身世很可怜，一直由一个叔叔照看着，但是14岁的孩子早就没有上学，
一直在外面混日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部印度电影在中国放映曾引起轰动，文革结束不久
再次放映再次引起轰动，这部题为《流浪者》的电影讲述的故事是：强盗为了报
复某上层精英富人所谓“富人的儿子总是好人，而强盗的儿子永远是强盗”的偏
见，刻意设计制造阴谋事端，将该精英人士的幼儿拉兹也拖入社会底层，结果拉
兹不能上学，“近墨者黑”，一步步学坏，成了扰乱社会的流浪者。“拉兹”在
中国一度成了“问题少年”、小混混的代名词。

　　上述杭州真实案件与印度虚构的电影故事什么关联吗？也许没有，最好没有
什么关联。印度我没去过，但看到上述报道提到“14岁的孩子早就没有上学，一
直在外面混日子……”，不由产生一些感慨。孩子不上学，在外面混，这在杭州，
在中国可能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没人会对此多看一眼。如果父母不管，
或没能力管，那么“拉兹”队伍就后继有人了。是否有政府官员在认真思考如何
从源头解决“拉兹”问题呢？也许有吧！但从杭州的教育歧视政策看，我不得不
对此深表怀疑。由此，我想起在美国一次座公交车遇到的一件事。偶然间我看到
车上有一条警示语，大意是说，凡在学校上课时间发现有青少年在车上游荡而无
正当理由，司机可招来警察将孩子约束自至家长领回。人家是将所有适龄孩子
（包括外国人）无条件招收进中小学，不允许孩子在社会闲逛；而杭州是找借口
将部分孩子逐出校门，——我不知杭州的地方官员和中国的教育行政官员对比内
外，会作何感想？但愿拉兹的悲剧故事不要在杭州重演！

　　大家还记得一些年前这样温馨的电视新闻镜头吗？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走向
街头、车站和幼儿园，亲手给幼儿喂服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而无分幼儿是否来
自城市、乡村以及富人还是穷人家庭，疫苗糖丸一律免费。这样做是明智的，因
为只有全体适龄幼儿免疫，才能预防乃至消灭传染病脊髓灰质炎的流行。如果实
行收费而造成部分贫穷家庭买不起疫苗，那结果是导致计划免疫失败和疾病流行，
最终政府和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将远高于免费疫苗的成本。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
府都很容易算清这笔账。我不知相关主政者是否能从我举出的这个事例中明白了
我将要给出什么忠告。根据歧视政策将一个学校三分之一的学生逐出校门（这其
中有些是因为父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子女遭受歧视），主政者就清净了吗？社
会就清净了吗？这些学生的心理伤害怎么办？他们将流向何方？他们对社会、对
杭州会有什么感受？这些“祖国的花朵”将来长大成人后会对社会、对杭州作何
事情？须知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祖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化到学校、
读书、消费卷等事物中。今天你将他赶出校门，明天保不准他会喊出类似于某部
电影的那句台词：“我爱祖国，为什么祖国不爱我？” ——只要不是鼠目寸光，
一个清醒明智的主政者应该对这些问题和自己制定政策的后果作出分析判断。

　　最近媒体经常为处于经济困难境地的老板们出谋划策，献计他们“抱团取
暖”。其实，最需要“抱团”的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民工兄弟。上述那所小学1000
多名被逐学生的家长完全可以联合起来，依照法律，对歧视性教育政策进行抗争。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维权！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应该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学
习的优秀品质。

　　末了，让我们来听听孩子被逐出校门的民工是怎么说的。今天（2月25日）
的《钱江晚报》登出了署名戎国强的一篇短文，标题是《“劝退”不知民生艰》。
文章用“劝退”二子来形容“驱逐”是词不达意的。你“劝”我练太极拳，本意
是为我好，但我由于太忙，对你的劝说可听也可不听。将所谓“违规”学生逐出
校门，怎一个“劝”字了得？文章不长，说的是化名武爱国的民工到报社诉说自
己的艰辛和女儿被赶出学校的窘境。且让我大段抄录于此——

　　“武爱国（化名）说，他特意赶到报社来，想把他们的具体困难跟媒体说说，
让大家了解打工者的难处。他说，他和妻子都在杭州打工，女儿在金沙学校读书。
学校说要“劝退”时，他们几乎绝望了。他说，在老家，因为很多孩子跟打工父
母进城就读，很多村小学招不到学生，都合并了，好几个村子才有一所学校。如
果他女儿回去，必须到15里以外的学校去读书。一个一年级的女孩，怎么放心让
她一个人去上学？“就算是没有这个困难，孩子回老家读书，谁照顾她？一定要
回去的话，只有夫妻两人都跟着回去了。可是，回到老家我们到哪里去做工？”
事情于是变成这样：要打工就别读书，要读书就别打工！他说，很多家长都因
“劝退”而陷于如此困境。

　　武爱国指着《一张消费券引出尴尬事》一文中所引用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
杭申请就学的条件说，“交纳社会保险一年及以上”，他和他老婆的单位都没有
给他们交纳社会保险，他们也不敢向老板提要求，生怕被辞退。虽然也可以自费
交纳，但是，他女儿是去年9月份入学的，那时，社会保险还不能随身转移，他
们根本不敢买。万一有什么变化，杭州呆不下去了怎么办？另外，如果为女儿读
书一次性拿出几千块钱出来，他们也做不到。

　　武爱国说，很多事情不是他们可以决定的，这些规定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制定政策时，能够了解打工者的困难，能够听一听我们
的意见就好了”。

　　武爱国的盼望提醒了我——杭州市在城市建设、城市管理方面有大动作时，
经常通过方案展示、听证会等形式征求市民意见，但好像没有搞过以外来务工者
为对象的意见征集？虽然称他们为“新杭州人”，然而，杭州的事情好像还没有
他们说话的份。

　　说实话，如果不是武爱国赶过来说给我听，还真不知道他们的生存有多艰难，
艰难到什么程度。作为新闻从业者，当然应该知道这些；但是，政策制定者，更
应该知道民生的艰难，因为你们手里捏着人家的命运啊。”（引文完）

Unequal Opportunity in China: Discrimination in education

歧视，不独杭州如此，全国皆然

作者：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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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钟宁君抨击杭州教育歧视政策的文章，深同有感触。以下是我在江苏无
锡的切身体会。

　　我和太太都是湖南人，在江苏工作快7年了，一直没有办理无锡户口。2005
年秋女儿3岁，初送到一个镇上的幼儿园，倒是便宜（90元一个月，直接交给班
上的老师，没有任何收据。也算一景了，呵呵），且不收任何赞助费（即没有受
到任何地域歧视），但这个幼儿园实在是太滥，女儿进园一个月，病了三次，其
中住院一次，花掉1千多元。于是我去实地察看了一次她们平时的生活教学情况，
就坚决不再让女儿去了。

　　2006年初因工作变动，我们搬到无锡市区居住。再联系幼儿园，附近的幼儿
园一看我们没有无锡户籍，张口就要赞助费，三到五千不等。后来了解到一个中
澳合办的幼儿园，不要赞助费，收费是五千元一个学期，没有什么赞助费一说。
再联想到上次的入园经历，于是狠下心将女儿送到这个无锡市最贵之一的幼儿园。

　　2008年秋，孩子该上小学了，离家100米处就有一所小学，同样非无锡籍的
邻居家的孩子在这里已上到二年级。于是我们去问入学的条件，邻居竟写出了11
条之多！与钟宁君所说的杭州大同小异，没有“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这雷
人的一条，但有一条却也够狠，那就是“父母双方必须在此学区内的单位工作一
年以上”！就是说，我们在无锡工作还不行，得在那一巴掌大的地方去找工作！
而且还得第二年才可以送小孩上学。

　　我照着那份清单准备各种文件。找一个熟识的当地老板去签了一份假劳动合
同（正是钟宁君所谓的导致犯罪！），然后复制了一份独生子女证等等。好不容
易凑齐，到了学校报名和资格审查的7月29日，我们去排队。队伍奇长，只有一
个窗口办理外地户籍的事情，办事效率也奇慢，5-10分钟才能审核一个人。到下
午3时，学校宣布时间已到，不再办理，根本不考虑午饭也没吃的、在烈日下已
排队七、八个小时的家长们的抗议。

　　那天我们没报上名，我必须得另外设法。我所在公司的老板在当地算个手眼
通天的人物，之所以没有为这些事去找他，是我抱着对学校的一个良好的意愿：
你要的所有文件我都准备齐全，总应该可以报上名的。但报名却是如此结果，小
孩总不能不上学吧？万般无奈我只好去找老板。

　　老板听了我的情况，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放心，这不算个事。过了几天，
给我一封信，是一个人写给学校校长的，大意为他（写信人）有个朋友需在贵校
入学，请校长酌情考虑云云。后来我拿着信和报名的资料去找到校长，根本不用
排队，所谓的资料看都没看，顺利地办好孩子入学的事。

　　中国加入WTO已快十年，WTO中有一个重要的“国民待遇原则”，是国际上关
于外国人待遇的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其基本涵义是指一国以对待本国国民之同样
方式对待外国国民,即外国人与本国人享有同等的待遇。但在我们优越的社会主
义中国，哪怕你在一个城市工作生活一辈子，只要没有取得该城市的户籍，就无
法享受到“市民待遇”。这难道不是作为中国人的一大悲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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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社区, 人才济济, 独缺心理医生. 君不见在这网络世界, 人性百态粉墨登场扭曲变异. 为建和谐社区, 有 心理医生愿 就地开业, 免费门诊. 有以下心理病患者, 欢迎到此对号入座, 随意表达, 是为匿名 团体治疗, 无药而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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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相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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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恋网络

某华人社区:
池子不大, 深浅莫测, 乌龟王八都有
林子尚小, 高低难分, 麻雀乌鸦俱全

教育投资: 在美国如何选择专业

·楼　兰·

from CND.org

前些时，ＣＮＤ上有网友咨询其亲戚的孩子正在申请美国的一个硕士专业，叫作ｏｎｅ－ｙｅａ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一年职业硕士－金融工程／数学金融／金融数学）。听说以前从这种ｐｒｏｇｒａｍ毕业的学生就业前景很好。可是有这种　ｐｒｏｇｒａｍ的学校大都是名气很大的私立或者公立学校，学费昂贵，并且不会提供助教或者助研之类的机会，也就是没有什么经济资助。其亲戚的孩子在美国读了大学，马上毕业因此想申请读硕士。这亲戚家经济上相当拮据，拿不准是否应该送孩子去上私立大学，加上目前金融危机，就业前景不是很肯定。但是为了孩子，亲戚打算申请银行贷款。还询问因为孩子不是美国公民，能否获得美国的学业贷款。

网坛里很多人在为其答疑或出谋划策，我也有发言。考虑到如何选择专业是很多年轻学子和家长们共同关心的话题，综合一些网友的建议和我本人的发言写出此篇。

我感觉这位亲戚是住在中国国内或来美国时间不长，思维代表不少中国人的想法，不太与国际接轨。或者在专业选择上只知道皮毛不懂内情就热衷于赶时髦，因此往往适得其反。不符合时宜的观念有这样几方面：

其一，急功近利，追随大流。看眼下什么行业吃香，就去选那些热门专业。而这样缺乏长远眼光，反而经常会赶不上趟儿，到头来没有好回报。多年来，无论美国、中国、还是其他地方，行业的兴衰已经有多少批教训了？工程、ＭＢＡ、电脑（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Ｔ）……后来又是金融（ｆｉｎａｎｃｅ）、经济贸易之类，方兴未艾时是热门专业，可热乎劲过去泡沫破灭，学这行的就过剩，就业市场惨淡。很多中国人对国外就业市场和学校专业的情况与动向不了解，单凭道听途说来的信息就做选择，其实那往往是滞后的消息。因此越往这些所谓的“热门”专业里跳，就越落入陷阱。

其二，选学校不是看私立公立或名气如何，而是看学生本人喜欢什么专业适合哪所学校。如果经济拮据，就更实惠些，要权衡上得起哪类学校或专业，也就是能否付得出学费；或者选能获得最高资助的学校和专业来学。最近美国有个调查，关于“哪些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最高”。令很多人跌破眼镜的是，排名前头的却不是那些大学排名榜上的顶尖名校。这里面的因素很多，一言难尽。但外行们起码需要了解，学校名气招牌并不是找工作挣高薪的充分必要条件，也不见得跟将来的收入成正比。

其三，想让孩子到国外留学，却不懂外国的奖助学金政策。凭自己的一厢情愿是拿不到资助的。不能采取“车到山前必有路”的策略，不然不是学子受苦，就是家庭负担太重，而且家长的这类吐血付出不一定能有好回报。比如，通常外国学生无法申请到美国的学生贷款，只有美国公民或起码有永久居民身份者，才有资格申请助学贷款。外国留学生要么凭优异成绩拿奖学金，要么自家交学费。因此上什么样的学校还是要根据自家的经济实力。

中国人有喜欢扎堆凑热闹的习惯，也普遍有随大流的偏好，从买东西追求名牌，到报学校选专业都如此。加上中国人口太多，赶时髦随大流的结果，往往是什么牌子的衣服提包一流行就臭了街，什么专业一吃香就变过热过剩。

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也不能免俗。早年为孩子选专业流行“老三样”——工程、医学、法律，认为这些专业好找工作，又是挣钱多相对铁的饭碗。学医学和法律的虽然一直有市场需求，但读书年头太长投资太大。在美国，学医必须在本科毕业后读医学院，然后还要做三年住院医及专科实习，能独立工作时都快三十岁了。学法律也要本科毕业后再念法学院，当律师等还要考执照，也不是很快就能挣大钱的。而且这些专业又几乎完全没有助学金，就业之后要偿还多年欠下的学生贷款，即便收入丰厚，负担也很重。因此医学法律虽然一直还是比较热门，但不大会一哄而上。

工程制造属于传统工业，当年一直是比较稳定而就业机会多的行当。但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因美国劳动力成本过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量迁移到第三世界国家，而引发美国的制造业萧条，工人和工程师的需求量大大下降，学某些类工程专业的也就面临就业困难。我刚来美国念书时，想找个打工的地方那叫一个困难，因为好些下岗工程师工人们饥不择食，连商店卖货餐馆洗碗或清洁工等服务业的饭碗都抢，哪还轮的着咱们外来学生啊。

学工的渐冷之时，还有一波学商热。或许各行业总是此消彼涨，才能保持经济总趋势的发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的美国，虽然制造业走低，其他经贸业却旺盛起来，各类中小私营公司和生意兴起，需要很多管理人员，ＭＢＡ（商业管理硕士）着实热过一阵。记得我初到美国读书那阵，不少熟人都在学ＭＢＡ。不过到了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初，美国开始一轮经济衰退，很多公司关门，ＭＢＡ们也只得另寻饭碗。好多人都去卖保险房地产或搞直销的干活。有个拿了ＭＢＡ的朋友在大型连锁商店找到个销售经理的差事，已经算很不错很对口了。很多人根本挣不到预期的高工资。当年我曾任职的非营利社区报社，雇过一个刚毕业的ＭＢＡ任广告经理，他还想借此办理身份绿卡。不过非营利机构的工资不高，劝他按媒体广告业者办理申请，他不肯，好像那会令ＭＢＡ降格，非要按什么管理人士来办。结果移民局以工资不达标立马驳回，学生签证实习期满他只好惨兮兮地回国了。其实，无论学了什么专业，都要能够根据经济形势和市场来调整自己的就业和收入期望值，善于随行就市，才能适者生存。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随着互联网（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发展起来的ＩＴ业蓬勃兴起，带动了美国经济腾飞。学电脑或ＩＴ可谓“短平快”，拿个本科学士，或者半路出家读个硕士甚至上个数月培训班就能改行干电脑。记得我读研时，学校有个专业叫“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信息系统），被戏称为“老婆专业”，因为很多留学生尤其老中的陪读太太都在混。那专业当时不被看好，不工不理不商不文的，光学点电脑使用，没多少基础知识。谁知到了几年后ＩＴ兴起时，学这专业的却歪打正着捞上了，找个电脑程序员之类的工作不费劲。以前出身理工的改学电脑更容易，因此不少没落的电子机械等工程师们，摇身一变成为电脑工程师了。连我那个曾在商店当经理的ＭＢＡ朋友都成了软件工程师。

用“泡沫”一词来形容行业和经济的迅速发达和萧条，就是从２０世纪末的ＩＴ业才开始的。那时搞ＩＴ的似乎冲昏了头，不满足于找个职位给人打工，好像人人都想整个Ｓｔａｒｔ　Ｕｐ　Ｃｏｍｐａｎｙ（新创公司），开发出什么软件程序的卖大钱。一时间各类软硬件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当然要找人干活，因此ＩＴ专业的人才供不应求，有的刚上大学的娃娃都停学去挣银子了。可惜，比尔·盖茨是不可能大批量产生的！无论多好多有前途的东西，一多到了泛滥的地步，必然供过于求引发抢市场和饭碗的恶性竞争，也就到了破灭的边缘。进入２１世纪，随着那些ＩＴ　Ｓｔａｒｔ　Ｕｐ的纷纷倒闭，宣告了这轮泡沫的彻底破灭。由于那些年学这行的人太多，专业人员积压现象也严重。其实，如今电脑和互联网已经不可缺少，ＩＴ这个行业会一直持续下去。看看现在哪个公司、学校、医院、行政机构和服务业能少得了ＩＴ？离开电脑和网络管理，几乎各行各业都无法运作了。因此从长远来看，学这行的还是有饭碗，只要别再一哄而上搞得过热过剩。

再后来就是２１世纪初的金融投资业的兴起，有些ＩＴ泡沫破灭后的剩余精英转行去投资银行华尔街了，再不济点儿的就去卖次贷，就跟当年很多工程师搞推销、ＭＢＡ卖保险一样，人家总得有饭碗不是？如今，“泡沫”一词又用来形容这一番金融业破产危机。

开篇所询问的那类与金融有关的专业，就是随着前些年美国金融业升温而发。因为很多毕业于其他专业的人士也跑到这行里混饭，需要专业知识充电，因此，各院校的相应培训和读研项目应运而生，主要是为已经干上金融的在职人员设置的，带有速成职业培训性质。这些学员已经在职挣高薪，不在乎掏钱，有的金融公司投资银行甚至替进修的员工付学费。那么各院校不宰这些财主更待何时？所以这些学习项目期限短却收费高。但刚从大学毕业、完全没有这行经验的年轻人，通常不会学这样的项目，一来这样的文凭就算出自名校也含金量不高，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应急培训，学不到啥基础课，缺少真才实学；二来，如果先前没有金融行业工作经验，想凭这一年学习就去找工作可不容易，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市场萎靡期。何况如今金融泡沫已经破灭，就算日后市场有所回转，还不够那些从华尔街解雇下来的人去抢回饭碗呢，也轮不到新出茅庐的。因此，有网友比喻，现在才想起去赶这过气“金融热门”，好比买高价门票去赶散场的宴会，赔了银子精力还不见得吃到残羹剩饭。

美国是个典型的资本社会，经济规律周而复始。我到美国至今年整整２０载，已经亲眼见到若干次经济起伏。有了这些经历，如果再善于用脑子琢磨，就能看出些端的。以后遇事，无论买东西购股票，还是自己或孩子选专业找工作，都不会盲从随大流。

一般来说，一种行业热门因而需要大量人才时，如果你是已经有此专业知识技能的人员或恰好学了这专业，就算捡到便宜了，或者说当初选专业有远见有眼光。然而，因为一时间行业市场人才需求量大，各院校会跟进，争相开办相关专业学科甚至速成班，以培养更多人才满足供需。但要考虑到这里会有个时间差，如果此时孩子刚要进大学选专业，那么至少要等四五年后才毕业，那时的就业市场是否还如此？现在回顾我亲眼所见近２０年的几轮经济起伏，每轮不过持续六七年。也就是说，看到哪行热起来了才入门，到你毕业时正好也该萧条了。通常高潮之后必有退潮，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我觉得，年轻人选则专业，最好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也要有点远见卓识，而不要急功近利追随市场大流，这反而没有好结果。现在美国的很多年轻人本科选学社会文科类：英文、哲学、历史、经济、艺术之类，也有的学理科如数学、物理、生物等等。在老中家长来看，这都属于不容易找饭碗挣大钱的学科，其实这些人文科学却是基础。美国的大学教育普及程度较高，本科都属于培养“人才”的“基础教育”，如果本科阶段打下人文或理科学扎实基础，日后深造改行都不难。直到研究所读硕士博士或职业培训，才算是培养“人材”的“专业教育”。（请注意这里两个“才／材”字的不同）。

有的网友说得好，教育投资是关于一个人毕生的事情，假如股票投糟了充其量赔些钱，而教育专业投错了，一辈子痛苦。俗话说“人怕入错行”么。因此，我一直认为还是让学子选自己喜欢的专业为好，即便找工作挣钱不太灵，起码学的时候自己比较乐意而享受（ｅｎｊｏｙ），学得高兴基础扎实了也便于转行。

前些天遇到一个朋友，他的孩子毕业于哈佛东亚研究专业，又拿了斯坦福的硕士，到华尔街某金融公司寻了个差事。进门一看，七八个都是哈佛东亚系的校友。可能有些华人家长认为学这类专业能找到啥工作呀，哪知人家华尔街投资银行要进军亚洲尤其中国，需要深谙那边社会语言文化的人才，网罗不少这些文科专业毕业的年轻人。不过呢，华尔街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新科职工也就见习两三年（如同住院医），哪怕没有这轮金融泡沫破灭，他们也得另找工作，若滞留下来都是没本事的。朋友的孩子想去非营利机构干干，以后或许再深造读法学院或啥科博士。

很多年轻人即便学了某些专业，也还不知道自己是否愿意或适合毕生干这行。如今新一代青少年有了较多的选择，现代社会也给与他们换工作转行的机会。因此在申请大学或研究所专业时，家长们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子女，还是给孩子们多些做主的自由为好。如果从近期功利出发，为了将来的职业而选了学生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学的时候干的时候都痛苦万分，也不会在此领域做出多大名堂。华人里已经有太多的这类教训，很多成年人就一直在干自己不喜欢甚至痛恨的职业，难道还要让下一代再重蹈覆辙吗？当然，家长并非完全撒手不管，尤其是有些青少年自己对选择专业缺少概念，需要家长和成年人指导，如何引导孩子做选择是另外的话题了。

美国大学的校园政治 Campus Politics: American Style

校园政治

沈文珏
From CND.org

　　初听“校园政治”（Ｃａｍｐｕ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这个词语时，对它的切实含义摸不着头脑，有时甚至连褒贬都难分。只觉得这个词语在教职员工的谈话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且每次似乎都伴随一种只能意会的余韵。好奇心既起，我平日就留心观察、体会。终于发现这里面真是大有学问。我且不妄作评论，只讲故事，诸位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院长人选和高尔夫球伴

　　盘踞教育学院院长宝座十多年的Ｘ博士最近将荣升至州教育局的某一要职。校方正在敲紧锣鼓物色新院长的人选。有关委员会经过几轮面谈、淘汰，最后锁定了三个后选人：一位本院资深系主任，一位本校别院的副院长，还有一位则是外州一所地方大学的副校长。那位外来和尚的经似乎并不叫座，很快就出局了。剩下的两位不论在资历上还是在政绩上都旗鼓相当，且两人皆踌躇满志，大有志在必得的气势。由于院长是“现管”，两位角逐此宝座者又多多少少是熟人，因此“鹿死谁手”成了课余饭后的热门话题，双方似乎都有一帮热心的支持者。一日，忽闻那位系主任是校方某位关键人物的高尔夫伙伴，闲谈中隐约地把职场和球场连了起来。随后又听到那位副院长最近为本院活动来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拨款，据说在州教育局活动能量了得。一时间形势似乎有点东风压倒西风的趋势。又过了几日，那位资深系主任组织了一场网球友谊赛，参与者踊跃，气氛十分热闹。正当大家夸系主任球艺高超，在比赛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时，他谦虚地说，他别无所好，此生只钟情于网球，熟能生巧罢了。再几日，教育学院举行例行学术交流学会，会上主讲者几乎均是该系的教授，且都不忘感谢系主任在创造良好学术气氛和提供研究经费方面的支持，听众皆是被“研究成果”压得喘不过气的同僚，好生羡慕如此的条件，恨不得自己也投在这样领导的麾下。此时，校级斟选业已告一段落，委员会的同仁们来到基层做民意调查；水到渠成，资深系主任荣登宝座。

　　人们后来得知新院长热爱体育，在高尔夫球场上也是一员健将。治大国如烹小鲜乎？

　　丈夫的官位和妻子的分数

　　如果上面这个故事还只是雾中看花的话，下面要讲的却是我的亲身经历。研究班的一位女生平时似乎社会活动很多。一个学期十五周，每周一个晚上的课。她几乎每隔一、二个星期总有一些特殊情况，不是请假就是迟到早退，但每次都有过硬的假条。学校对学生的出勤有明文规定，她只要不违反学校的纪律，我也一律准假。但有一项规定我必在教学大纲中明文说明，并在实践中不折不扣执行，即学生所缺课程内容自行负责补上。说白了，学生不得以缺课为借口要求教授对作业和考试的评分标准作任何的调整。

　　话说这位学生学期结束得了个Ｃ，哭哭啼啼地到我办公室来，说从本科到现在从未得到过Ｂ以下的成绩，云云。我于是拿出了记分本，一一查对，并没有错误。她乃怏怏而去。第二天接到院秘书的电话，说院长约我下午去他办公室。届时我准时赴约，院长满脸笑容，秘书奉上咖啡。我受宠若惊，心中忐忑不安等待下文。院长倒也直截了当，开口就问这位学生的学习情况。我一一道来，心下却捉摸她是何方神圣，竟劳动院长的大驾。原来此学生的夫君乃是州教育局的一位管事。可算是本院的顶头上司。而且据说缺课的那几个星期大多是与（丈夫）的工作有关。院长问我是否可以再查一下所有的成绩，看有没有重新考虑的可能。我心里顿生反感，一时却不知如何作出既保全“气节”又不致“脸红脖子粗”的应对。遂说容我一些时间，明天答复。

　　当晚，我将该生所有记分的作业和试卷复查了一遍（真庆幸自己有保留文件的习惯），各复印了一份；再把我的教学大纲复印了一分，重点勾出出勤纪律和评分标准两个章节。又写了一份说明，陈述我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和“有教无类”的理念，阐明坚持原来成绩的立场。第二天一早我把所有材料装入一个大信封，亲自送到了院长办公室。

　　一直不知那位“长官”丈夫的反应，或院长后来怎么从中斡旋；但我倒是再也没有为此事受到干扰。

　　事后我几番扪心自问，如果我不是“铁饭碗”在手，又已授予了“正教授”的职称，我那知识份子的“清高”和正直是否会打折扣呢？高等学府何等高尚，为什么“校园政治”会有一席之地呢？关键是制度呢还是人性呢？苦思冥想，终无答案。

教书生涯点滴

My teaching stories in the U.S.

·沈文珏·
From CND.org

来美二十余年，始终未走出校园一步，三尺讲台竟是我的乾坤。而今年过花甲，终于放下教鞭，逍遥了起来。然饭后茶余，往日人事每每浮现脑中。有趣的是，这些片段从不涉及诸如提职褒奖等曾经的“大事”；却一概是有血有肉的凡人轶事。遂悟经过时间沉淀，挥之而不去的小事才是生活之营养。故记录如下。

之一

那年在肯塔基一所州立大学的分校任教。平时上课在分校，但每星期有一个晚上到一小时车程外的总校上一门研究生课。那天下午，我驱车正在必经的州际公路上行驶，忽然从后视镜中看见一辆警车跟在后面。心想我一不超速二不违章，也就没当回事。谁料警车还真是冲我来的。无奈在路边停了下来。只见一名全身装备的年轻警察向我敬了个礼，随后问道，“您是ＸＸ大学的沈博士吧“？这可奇了，我并没有前科，却倒像是备了案。那小伙子看我一头雾水，赶紧道歉并细细说明原委。原来他的同事的妻子是我当晚研究生班的学生。本来她丈夫应该在家看管两个孩子，她来上课。但警所临时有紧急任务，丈夫要去当差，妻子只能留在家里看孩子。刚巧当晚一篇重量级的论文要交卷，而我在学期初发的教学大纲中明确规定，任何作业，除非事先批准，迟交者一律以应得分半数计。迟交作业的后果将影响到她学科的总成绩，甚至影响到下一年度的奖学金。无奈之下，她只能求助于国家机器，半路拦截交卷。

听完原委，我不禁唏嘘不已，一时间“公民权利”、“人民警察”、“一丝不苟”、“遵法守纪”等词纷纷涌来。在以后的教学大纲有关章节中，我从此加上了“特殊情况，酌情处理”一句。

注一：事后了解，美国警察确实受理此种“业务”，非属“开后门”之例。

注二：这位学生当天下午先打电话到我家，得知我刚离家；马上找了警察；警察很快调出了我骑驾的资料和车牌号。由于我去学校只有一条路，因此也就顺利地半路拦截了我。

之二

还是从教学大纲说起。在学期开始前制定或修改每门课的教学大纲是教授必做的功课。一般来说，除了内容基本附合总纲要求外，其它诸如教学方法，作业形式，评分标准，学生守则等项的规定教授都有绝对的自由。我对学生迟到现象特别反感，因此在学生守则的章节中明文规定，凡迟到五分钟之内者可随意入室，因为此时我一般还在处理杂事；迟到五分钟以上者，一律门外等候，等我示意才能进来。所缺内容自行负责。那年碰到一个“刺头儿”。这位仁兄迟到了二十分钟，在门外站了不到十分钟，便气呼呼地扭头找院长告状去了。结果此案交到纪律委员会，“三堂会审”，各述己见。原告说教授不尊重学生，侵犯学生的权利，学生交了学费，有权进课堂上课。作为被告，我的观点十分简单：你有权利上课，但没有权利影响我讲课和其它学生听课。你迟到了在门外等候，等教师授课告一段落时再进来。这是对教师和同学的起码的尊重。再说，这一规定在我的教学大纲中明确陈述，你不喜欢可以不选我的课。选了我的课，就要服从我制定的纪律。从远一点说，你们教育专业的学生都是明日之教师，你不妨换个角度，从教师的立场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委员会“审判”结果为此生败诉。委员会进一步建议把这一精神纳入教学总纲中去，在院内推广执行。

细想起来，原来“个人服从集体”，“己所勿欲，毋施予人”等大道理确实应该实实在在地从小处着手。与此同时，私下里倒也为维护了师道尊严而欢喜。

之三

作弊一向是学生的大忌。且不说其中的道德问题，一旦作弊行为被发现，其后果往往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我曾任教于乔治亚州的一所州立大学的幼儿教育系。系里明文规定了教师对学生作弊行为的责任和权力。一旦作弊被证实，教师可全权决定处理方法：是单项成绩为零分呢或是该门学科不及格；是师生之间“私了”呢还是上报到系里。上报到系里是教师的责任，但意味着这一污点将永远存放在该生的档案里。乔州教育系统采取“开门”政策，毕业生申请教职时，有关人员有权阅读申请者的档案。所以其中的厉害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那年我在系里为本科生开了一门课程设计的课。作业之一是写一份关于幼儿教育课程设计之历史和动向的研究报告。我对学生报告的质量期望并不很高，只是想培养这些刚进入专业课的本科生广泛阅读文献的习惯，提高他们综合分析的能力，以及浅尝独立思考的甜头。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泡了一杯茶，处理了琐事，决心不看完全班的报告不离座。二、三个小时下来，正有点昏昏欲睡，忽然被眼前的一份报告所振奋。此份报告内容充实，所用资料有质有量，观点颇有见地，且结构严谨，用词老到；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一时间我不禁为有如此高足而激动不已，整个晚上情绪极佳。当晚醒来又想起这篇报告，心里却有点不踏实起来。觉得文中的观点似曾相识，且如此锦绣文章似乎不象出于一个刚进入专业课的本科生之手。当时查获抄袭作品的软件还未闻世，我只能胡乱ＧＯＯＧＬＥ一番，未果。再上网看了该生的学术档案，成绩中上，并不杰出。既心存嫌隙，我决心弄个水落石出。

下周上课之前，我把该生叫到了办公室。先肯定了他报告的质量，说我有意在年级组织一次学术交流会，想请他介绍此报告的成文过程，并交流研究成果。为协助他回答同学的提问，我帮他先演习一下。开始他还能对答如流，后来我不经意地提到他报告中数次引用的一位权威的名字和观点，他脸上竟出现茫然的神色；接着我连问了几个短兵相接的问题，又叫他把文中正反两方的论点扼要讲述，并举出各流派的代表人物。他脸上的表情逐渐由镇定到惊慌，额上竟冒出汗来。我看了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就出去了几分钟。回来后问他是否有什么事需要告诉我的。他于是承认了抄袭行为，并表示愿意接受处分。我责令他给我一份原文的复印件，和他的作业一并留在我处。同时允许他一周内交一份新的报告，成绩按应得分的半数计。鉴于他主动承认的态度，我决定不上报系里。此事到此为止，也算是圆满结束。

之四

还是舞弊行为，但这次却带有些许喜剧的色彩。我一向崇尚激发幼师的创造性和动手能力。有一次我布置了一项自己动手制作教具的作业。由于此类作业评分标准比较主观，所以学生只要在班上说出制作原理，应用范围，并简单示范制作过程就能得分。整个过程气氛很轻松，不少学生忙于记笔记，照相，不时听到赞叹声。这些学生还真花了不少功夫，有的还很有些艺术才能。当轮到一位祖母级的学生介绍她作业时，她展示了一幅用布料做成的年历。每个月的每一天都设有一个小口袋，里面装着表示这一天的数字，生词，以及有关的信息，比如这一天是国庆节，等等。一个月过完，只要换月份的名字，调整该月的天数，将下个月内容的卡片放在口袋里就成了。此教具涉及的内容是幼儿园课程的基础；且设计简单明了，非常好用。我不禁为这位学生的创造性所折服。看了下大家的反应，却注意到大家在赞扬的同时，都有些面面相觑。我正在不解时，顿时记起曾在当地幼儿园教室里看到过这种年历。于是走过去翻看产品的背面，赫然见到一张印有产家和价格的商标。我一时为这种公然的舞弊行为而膛目结舌。哪料还没等我开口，这位学生却笑嘻嘻地说，这种年历是她家庭工厂的出品，她就是设计师。教室内气氛顿时轻松了起来。但作为教师，我是否应该让她就此过关呢？这样对其它学生公平吗？略作考虑，我宣布此项活动结束后在学生中就此问题进行一场讨论，民主决定该生的得分。谁料原本的评分会开成了群英会。大家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会，纷纷献策哪些产品会满足市场的需要。更有热心者向她要了联系地址说随后提供具体的样品或信息。这位学生感动得热泪盈眶，一再保证同学的设计一旦采用，决不贪为己功。

至此，分数已无关紧要。原本的激发创造性和动手能力的期望似已达到。感受着课堂里热烈而祥和的气氛，我轻轻地吐了一口气。

Money and Power: The Ugly Twins in China 有钱有势有权

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

茅于轼

　　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并不是均匀地分配给每一个人的。20年以来，由于各人能力、机遇、努力的不同，也由于各人接近权力的程度不同，不知不觉之中社会结构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主导着社会演变方向，支配各种资源的人与20年前相比已整个地换了一批。也许我们每个人回想一下自己，看看邻居以及亲朋好友中的变化，能更真切地体会这种变化的真实性。

　　这个不声不响的变化还在不断地发展之中，它将导致什么后果，这是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在关心的。社会学家将这个问题称之为社会分层，然而研究社会分层的目的何在，依什么标准来划分分层，这些标准有没有统计资料可供操作，各有各的说法，并无统一的认识，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没有什么突破。从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研究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是看资源是受什么支配的，是由市场支配还是由权力支配。研究社会分层的目的是了解公平和效率的状态，寻找同时可以改进公平又有利于效率的措施。社会分层划分的标准要从分配资源的途径入手，了解消费、投资这两大项最终产品的去向中有多少百分比是通过市场分配的，有多少是通过市场以外的渠道，即权力渠道分配的，特别是个人收入的分布状况以及其中通过市场得到所占的比例和通过权力得来所占的比例。

　　在计划经济时代，从表面上看大部分消费品仍通过市场交换(要用钱去买)，但人们用来购买消费品的收入却并无一个劳动市场来提供，而是由计划渠道决定。各个级别的工资数只有国务院才有权决定；某人应该定在哪个级别上由单位领导说了算，至于投资更不是老百姓的事，所以那时的资源基本上是由权力支配的。社会分层就分为有权阶层和无权阶层。

　　在进入建设市场经济的时代之后，越来越多的资源由市场支配，于是社会分层又分为有资本阶层和无资本阶层，但按权力分配资源的规则没有停止起作用。两种分配方式还在争夺地盘，但即使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仍有相当大一部分资源是由权力分配的，这部分主要是政府开支。

　　人类社会的存在必须依靠物质消费。在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形成了人们控制和支配资源的规则。所有权的确立是支配资源最基本的规则。依所有制划分有公有制社会和私有制社会。当然，纯粹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并不存在，但以公有制为主还是以私有制为主却是界限分明的。在公有制社会中，资源按权力的大小来支配，所以人们竞争获取权力，于是产生了官本位，连和尚也有处级科级之分。由于权力的供应有限，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领导，因而权力的竞争带有排它性，这种竞争给社会带来的利益和成本抵消之后往往为负，这就是内耗。当然也可能为正，如果竞争的规则能挑选出好的掌权人来支配资源。

　　在私有制社会中资源的配置由市场所形成的价格决定。价格是一种客观的信息，是由众多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形成的，没有人能垄断价格。然而价格的背后是谁拥有用于支付价格的金钱的所有权，于是在市场制度中人们转而追求金钱，所不同的是金钱或财富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不像权力的供应有限且具有排它性。经济学证明了竞争性的市场制度能最有效地利用资源，结果是市场制度促使社会财富空前的增长，同时将人们分成了富人和穷人，有资本阶层和无资本阶层。

　　社会分层，无论按权力或按金钱，都认为是有害的。其实我们不可能设想一个不分层的社会，因为社会分层实际上是对资源的控制，不分层的社会是一个无控制、无规则的社会，它根本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社会的公共事务必须有权威方面出现管理，这就会出现有权阶层。即使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承认警察是必要的，一旦有了警察就必须有税务局，它从百姓那里征税以维持警察，于是政府就出现了。同样地，即使是最激进的社會主義分子也不敢提出绝对平均主义的主张，因为一个失掉了激励机制的社会，是没有前进动力的，所以有资无资的社会分层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

　　这正是使人们困惑的地方。我们既讨厌社会分层现象，又不能没有这种分层，我们究竟要解释的是什么呢？

　　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要回顾市场制度的运营原则，这个原则很简单，即地位平等的交易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对各自拥有的商品或服务进行交换。我们所厌恶的社会现象正是破坏了这个原则，譬如，交换双方由于权力不等，在交易时不具备平等的地位，换言之，交易依赖于权力。例如某些买卖只许一定的人士做，普通人不得进入，又如某些商品指定必须从某一厂家采购，或者对某些商品排斥他们进入市场，或者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禁止某些商品的使用等等。我并不否认，以上种种限制有不少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注意，一旦由于任何一种理由让权力进入了市场，权力就可以与金钱交换，这是一切市场出毛病的起始点。

　　社会分层为有权和无权，又分层为有资和无资，这都不可怕，甚至还是必要的，可怕的是把权力运用到市场中去，用来和金钱相交换，其结果是有钱的人变得有势，有权的人变得有钱。有钱人的势并非是公共管理的需要，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公共管理的才能；有权人的钱并不是在市场上通过平等自愿的交换赚来的，而是用公众赋予的管理权去交换得来的。所以我们要防止的是有钱的人有势和有权的人借权弄钱。

　　可是事实上这两点很难做到，权和钱的勾结是任何一个使用货币的社会中极难防范的事。政治家竞选需要大笔开销，穷人根本不可能去竞选；一个富人犯了罪可以花钱请精明的律师为他辩护，有罪可以变无罪，这些都是权钱勾结，可是又是合理合法的，更不用说，一切政府管市场的地方都有贪污的机会存在，可是政府又不能不管市场，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说权钱的勾结是极难防范的。

　　但是一个清醒的政府应当随时警惕，防止各种方式的权钱勾结。禁止有偿新闻，肃清收费评奖，不许择校收费，杜绝买卖文化，以及最近国务院发布的禁止对经济型小轿车在交通规则上的歧视，都有利于防止权钱勾结。但剩下的问题还很多很多，值得在每一项政策出台以前以及对已经出台的政策都要仔细想一想，这样做是否会给权钱勾结钻了空子。一个清醒的政府要盯住有钱人，不让他置身于法律之外（美国的九家大公司，如微软，IBM不断官司缠身，他们不可能逃脱法律之网的监督）。如果政府傍大款，社会的正义必将处于危险之中。

□ 中国报道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