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0802/news-gb2312-532363.html
小测验：你的孩子会笑吗？
不久前，一位侨胞忧心忡忡地告诉我，她的孩子在家里从来没有笑脸，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听了以后我一直有些纳闷，小小年纪，原因何在呢？。
应该说，“十年树人，百年树木”，道出了教育在中国人心中的神圣地位。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总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一个人的成长历史。
为什么教育在世人眼里总归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人的成长的方向和目标。可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恐怕十个人有十二种回答。传统的回答不外乎是有出息，出人头地，养儿防老。现代的回答是成功，超越自我，独立生活。
其实，在人的一生这七八十年中，按生理上划分，大概七年为一个教育周期：1---7岁是依赖期（离不开父母）；7---14岁是半独立期（企图脱离父母或老师）；14----21是独立期（逐步依靠自己）；21----28岁又回到依赖期（男女结婚后的相互依赖期）；28----35岁是成熟期（生活中的一切基本靠自己），35---75岁属于是奋斗期享受期......
说到底，笔者以为读书和教育无非就是为了培养一个人找工作找对象的能力。比如从七岁上学开始到大学毕业，大概要花十几年，如果大学毕业还不能独立生活，即不能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去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去找对象恋爱，去成家养儿育女，那么可以说这个人所受的教育是失败的，因为他还要让父母操心，还不可能走进社会独立生活，也可以说是没有真正成熟。
中国人的教育理念中与西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总把孩子当成孩子，且实际上是把孩子当作自己的情感寄托，这也不放心，那也不放心，甚至不让孩子离开半步，弄得孩子身体虚弱，情感脆弱，心理软弱，意志薄弱。这与西方人把孩子当朋友，18岁左右就鼓励孩子自己独立去创世界大不一样。
笔者曾做过教师多年，我的教育实践中有一个体会：其实孩子不是一个水桶，随便你灌输什么就会变成什么的机械仓库。他是一个独立的心理实体，他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和经验是主动的接受体。有人说，这世界信息爆炸，要学的东西大多，教育成了终身的事情。是的，这话不错，但是教育的主体是人这一点始终没变。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千百年来，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求生的中国劳动人民总是把期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自己委屈点、辛苦点没有什么，一定要让子女读书、成材，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光荣传统。
如果你细心观察的话，你就会不难察觉到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小孩大多数很少笑，见了陌生人非常害羞，小小的模样中透着那么一份过早的严肃。而西方的小孩则恰恰相反，非常的外向，喜欢和陌生人交谈，善于表现，逗笑，总是一副笑模样，即使生气也不沉默，甚至连年过半百的西方人，有时他们的行为、思想也单纯得像个孩子。
也许你可以推说是文化和民族性格上的差异，但仔细想想觉得还不完全是这样。例如，当你和一、两岁的小孩在一起玩时，你会发现东、西方的孩子几乎是一样的无拘无束，一样的调皮不管不顾，脸上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渐渐的，东方的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开始减少笑容，失去天真。关于这点，愚以为与家长们的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孩子的心是敏感脆弱的，有时一个不经意的言语，心不在焉的眼神就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伤痕。孩子的性格有时就像是一根有弹力的橡皮筋，当你给予鼓励与关爱时，他们就会发挥得更好，性格也易变得外向，自信增长，喜欢接受挑战、冒险。当然，有时也会发挥过度，就如老话说的“人来疯”。但实际效果是积极的，能激发出孩子的内在潜力；当你打击、责怪孩子、夸奖别人的孩子、或当着别人的面谦虚的说自己孩子的不足时都会使孩子自信受挫，能力缩回到最小的极限，使其顾虑增多，笑容减少。有时，甚至当你在孩子面前嘲讽别人的孩子时，对你自己的小孩也是一个无形的负面教育，孩子会潜移默化地产生他人可能也会嘲笑自己的恐惧感。
在国外，你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西方家长对孩子总是充满信心与鼓励，接送孩子上下学时问孩子过得愉快吗？当孩子有一点点进步时，毫不吝啬地给孩子一个紧紧的拥抱，告诉孩子：“我为你而自豪！”甚至当孩子经过尝试后而失败时，也会拥抱孩子并告诉他们，我为你的勇敢而自豪；而中国的家长绝大多数把自己的爱深埋心里，把对孩子的爱转变为严厉的鞭策，甚至还将自己未实现的梦想强加于孩子小小的肩头上。当孩子有一点点进步时，不动声色，默默欢喜，为的是不愿让孩子骄傲自满，常常对孩子的要求建立在自己认为是好的基础上，而不尊重孩子们的选择。
你的孩子为什么不笑？
曾经看过一篇父亲给儿子写的一篇小文，在文中父亲告诉儿子：我希望你生活快乐。然而，孩子快乐过吗？孩子说：没有。每一次回家，父母亲戚都会急切地追问他的考试成绩，这让他很烦，他在学校当上了班长、学习委员，父母就会喜形于外；如果偶而犯了点小错误，父母就会如临大敌，扳着脸训起来没完没了。孩子又说：“反正我明白，我不能有一点差错，我必须做的比别人都好，我不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必须毕恭毕敬地尊听你们的教诲，我不能自由地支配时间，要完全按照你们的意愿读书写作业，你说我会快乐吗？”
是的，眼下许多家长将自己的孩子看成是家庭的私有物，把他当成满足我虚荣心的法码，却从未想过父母的真正责任在于让拥有一个孩子快乐健康幸福成长的过程。
我们都说现在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将来的竞争将会俞来俞烈。父母对孩子的高标准、严要求完全是为了他的将来着想，再加上媒体的炒作，无疑更加重了这一症结。本来孩子就有健康的天性，无限的好奇心，是在强大的局限里跳跃着鲜活的生命。在我看来，其实真正值得担忧的是成年人自己丧Я吮纠聪胂蠊纳庖濉?/p>
做大人的请想想吧，为什么我们的楼更高、路更宽，但是我们的性情却更为急躁，眼光更加狭隘；我们的花销越来越多，但是得到的享受越来越少；我们的食品更多了，但我们的营养却越来越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药品，可我们的健康更差；我们有了更完善的住房，但我们有了更多破碎的家庭；我们的财富在倍增，但我们真正的价值却在减少；我们的时代更加自由了，而我们的快乐却越来越少了；我们往返过遥远的月球，但却很难迈出一步去亲近我们的左邻右舍；我们说得很多，但我们真正的爱太少，怨恨太多.....
在如今“孤独成为焦虑的内容，到处是单向的焦虑，呼唤没有回音”的社会里，请学会每天倾听孩子们真诚的声音吧!
总有一天，你的孩子们也会从心底露出阳光般灿烂的笑容，也许那将是孩子们快乐人生的美好起步。
小测验：你的孩子会笑吗？
2008年2月25日星期一
2008年2月22日星期五
好学生来自好学校？
好学生来自好学校？专家：无关
BBC
From: http://www.dwnews.com/gb/Consumer/education/2008_2_22_12_49_13_515.html
英国不少家长非常担心自己的子女是否可以在适龄时期上好学校，甚至用尽包括搬家等方法，以求确保孩子可以晋身名校。不过，专家的发现如果属实，这一切都可能徒劳。
研究发现，来自中产阶级家庭背景的孩子学业成绩好，与所就读的学校的水平无关。
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桑德兰大学（University of Sunderland）和西英格兰大学（University of West of England，UWE）联合进行的调查发现，来自中产阶级家庭背景的孩子就算是在表现平平，甚至表现不好的公立中学里读书，成绩也会比别的学生好。
接受访查的124个家庭里，大部分孩子的GCSE（中等教育普通证书考试）成绩都很好，有15%的孩子还申请上了牛津或剑桥大学。
中产阶级的孩子成绩比别人好与此同时，研究说，一些中产阶级的父母刻意让孩子去上国立学校，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学校的学生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种族，他们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能获得宝贵的经验。不过，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孩子虽然进了国立学校就读，但却没有和其他社会背景的学生充分交流。
枉费心机
西英格兰大学的戴维·詹姆斯教授（Prof. David James）表示，“许多中产阶级家庭为了让孩子进入好的中学，用尽一切办法，包括搬家、上私校、改变宗教信仰、甚至租屋居住。”
但是我们想了解另外一些中产阶级家庭反向操作的动机，是什么因素让他们选择让自己的孩子进入成绩一般，甚至是低于平均的普通国立中学。”
我们发现，许多接受访查的孩子都考到了很好的GCSE和A-level成绩，甚至也进了剑桥和牛津这样的顶尖大学。”
研究结果显示，那些处心积虑让孩子进入好的中学就读的中产阶级父母可能是“枉费心机”了。
重点对象
那些接受访查的学生上的是工人阶级或多种族人口聚居地的学校，但是他们在学业成绩上有很好的表现，也经常获得老师的特别指导。
一所学校的好坏经常取决于学生成绩排行榜的排名，为了在成绩排名上取得优势，许多学校特别照顾学校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因为这些学生比其他学生更有可能取得较好的考试成绩。
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中产阶级家庭背景的学生是否拿走太多资源，以至于其他社会阶级背景的学生没有足够的教学资源。
不过，研究发现，这些中产阶级父母也非常热衷于学校事务，经常主动积极介入学校日常工作，很多家长甚至担任学校管理委员会成员。
BBC
From: http://www.dwnews.com/gb/Consumer/education/2008_2_22_12_49_13_515.html
英国不少家长非常担心自己的子女是否可以在适龄时期上好学校，甚至用尽包括搬家等方法，以求确保孩子可以晋身名校。不过，专家的发现如果属实，这一切都可能徒劳。
研究发现，来自中产阶级家庭背景的孩子学业成绩好，与所就读的学校的水平无关。
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桑德兰大学（University of Sunderland）和西英格兰大学（University of West of England，UWE）联合进行的调查发现，来自中产阶级家庭背景的孩子就算是在表现平平，甚至表现不好的公立中学里读书，成绩也会比别的学生好。
接受访查的124个家庭里，大部分孩子的GCSE（中等教育普通证书考试）成绩都很好，有15%的孩子还申请上了牛津或剑桥大学。
中产阶级的孩子成绩比别人好与此同时，研究说，一些中产阶级的父母刻意让孩子去上国立学校，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学校的学生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种族，他们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能获得宝贵的经验。不过，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孩子虽然进了国立学校就读，但却没有和其他社会背景的学生充分交流。
枉费心机
西英格兰大学的戴维·詹姆斯教授（Prof. David James）表示，“许多中产阶级家庭为了让孩子进入好的中学，用尽一切办法，包括搬家、上私校、改变宗教信仰、甚至租屋居住。”
但是我们想了解另外一些中产阶级家庭反向操作的动机，是什么因素让他们选择让自己的孩子进入成绩一般，甚至是低于平均的普通国立中学。”
我们发现，许多接受访查的孩子都考到了很好的GCSE和A-level成绩，甚至也进了剑桥和牛津这样的顶尖大学。”
研究结果显示，那些处心积虑让孩子进入好的中学就读的中产阶级父母可能是“枉费心机”了。
重点对象
那些接受访查的学生上的是工人阶级或多种族人口聚居地的学校，但是他们在学业成绩上有很好的表现，也经常获得老师的特别指导。
一所学校的好坏经常取决于学生成绩排行榜的排名，为了在成绩排名上取得优势，许多学校特别照顾学校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因为这些学生比其他学生更有可能取得较好的考试成绩。
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中产阶级家庭背景的学生是否拿走太多资源，以至于其他社会阶级背景的学生没有足够的教学资源。
不过，研究发现，这些中产阶级父母也非常热衷于学校事务，经常主动积极介入学校日常工作，很多家长甚至担任学校管理委员会成员。
2008年2月17日星期日
美国私校总比公校好?
Also at CND
http://www.cnd.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8913
·马 二·
在讨论美国教育时，有一种普遍的说法，那就是美国的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好。其理由是，私立学校要求严格，教师水平高，学生素质好，教育质量也高。虽然学费昂贵，许多有经济能力的家长仍然对私立学校情有独中，视私立学校为子女教育成功的保障。更有部分家长自以为是地将子女受教于私立学校视为身份的象征，炫耀的资本。尤其是近十多年来，美国教育改革的呼声震耳欲聋，大众媒介和政党政客对美国教育肆意贬鞑，公立学校往往首当其冲，私立学校却趁虚而入，备受亲睐。目前颇具争议的教育改革计划诸如公校私营，学校承包制（ｃｈａｒ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学校票卷（ｓｃｈｏｏｌ ｖｏｕｃｈｕｒｅ）等等正是这种“私好公差”观的反映。
那么，是否可以一概而论“美国私校总比公校好”呢？其实不然。无论公校私校，教育质量的好坏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单以公私之名而定其优劣之实有失公允。重要的是对公校和私校的本质区别要有清楚的认识，然后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子女的教育需要做出理性的选择。
一般而言，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最大区别表现在学校行政管理上。美国公立教育旨在培养合格的公民，是各级地方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公立学校一律受到政府法令法规的监控。州教育局和地方学区教育委员会对学校的办学目的和方针，课程内容和标准，和师资水平作出决定，由学校校长负责具体贯彻执行。虽然政府统一决策可以确保学校行政，资师，课程甚至经费的统一标准，保障教育机会均等；但是也导致官僚机构臃肿，官僚主义泛滥，对学生和家长的需求反应迟缓。相对而言，私立学校只受最低程度的政府监管，享有充分的办学自由，决策较为灵敏果断。
另一方面，美国公立教育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各级教育行政官僚或由政府委任或经民选产生，民意和党派之争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教育立法决策，大至教育经费的发放，小至学校午餐供应都免不了政治游戏。而私立学校则可免于很多政治干扰，自行其事。当公立学校为是否应教宗教，是否采用体罚而争论不休时，私立学校则处之泰然，贻然自得。但也必须注意的是，理论上只要校舍符合基本的消防安全条例，任何人都可以开办学校，政府完全不干涉学校的管理和运作，私校的质量并无保障。在很多地区，政府对托儿所和幼稚院的牌照审批可能比对私立中学的要求更严。
在学校财政方面，公立学校由政府拨款资助，为学生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教育经费得到基本保障。但是，学校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的税收，受地区经济状况的影响，并与政府的整体财政预算相关。当经济萧条，政府财政赤字增加时，教育经费通常遭到削减，冲击学校教育。近年来美国公校经费不足是一个严重问题。而私立学校的财政完全自给自足，学校经费主要来源于学费和主办机构的拨款。私校的收费没有统一标准，有的年费仅二三千元，一般中等收入家庭可以承担；有的贵族名校竟高达几万元，只有少数富人子女才能享受。私立学校的经费多少往往与其所能提供的教育服务项目直接相关。大多数私立学校附属于教会，与公立学校相比，教育经费捉襟见肘，为精打细算，教育设备，课外活动，心理辅导，特殊教育等方面可能相形见绌。为开源节流，私校通常会以不同形式要求家长定期捐款或参加义卖筹款和义务服务。众多美国家长认为，教育是政府的责任，作为纳税人，其子女有权享受免费的公立教育。除极少数家长将子女送入贵族名校外，美国家长选择私立学校基本是出于宗教的原因。
在学校课程方面，各州教育局负责为公立学校制订统一的教学大纲，审定教材及考核标准。教育决策往往受政府的政治倾向和选民意愿的影响，将一些涉及社会问题的教育内容塞进课堂，如所谓的性教育，反毒品教育，及反暴力教育等，占去宝贵的学习时间，影响正规的学科课程学习。由于私立学校多为教会主办，课程编制不受政府管制，也无政教分离的限制，宗教影响盛于政治压力，学生可以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学校风气较为保守，学科课程的学习受到普遍重视，免受社会问题性课程的干扰，学生可以更加专心致志地学习。
另外，从师资而言，公立学校必须执行政府有关教师聘用的法令政策，对教师的学历资格有统一要求，受聘教师一般必须经过专门的师范训练，持有认可的教师证书，薪水和福利达到一定标准，所以一个学区的公立学校间师资水平基本一致。但各州政府对私立学校的师资几乎没有等同于公校的规定，师资标准和要求完全有学校自行决定，受聘教师甚至无需教师证书或师范教育背景，师资水平难以确认；而且较之公校，私立学校尤其是教会学校普遍经费紧张，教师薪水和福利可能偏低，在师资招募上缺乏竞争力。
总之，公校私校，各有优劣，良莠不齐。学校质量不由公私而定，而由其财力，校风，环境，纪律，管理，师资，生源，成绩等一系列因素综合影响。当为子女选择私校或公校时，最好是对学校因素进行全盘考虑，权衡利弊，避免对私校的盲崇。
More on the topic:
子女教育篇:我送儿子去私校-兼谈公私立学校的利弊
From: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0802/news-gb2312-532022.html
【我送儿子去私校-兼谈公私立学校的利弊(上)】
2008-02-21 09:49:16
为什么想起送他上私立先介绍下我儿子的背景，我儿子是那种天分不错但毫无上进心，喜欢傻玩傻乐到处找开心的男孩。他作业永远拖到最后一刻，其他基本得过且过，比如写作文吧，老师要求写两页，他一定在第二页末嘎然而止，绝不多写一行。任何考试从不复习，从小到大没上过任何课外班。他所有的同学小朋友，都对他的快乐生活无比羡慕。而他们的父母们知道我们的教育方法都无比安心，因为我们从来不逼他上任何课外班，和我们一比他们都是负责的好父母。儿子小时一直在公校，在中西部时因为都在白人区上学，所以总在全年级前几名，竞赛什么的也老得奖，直到我们搬到加州后。我们住的这个区，当年买房子就是为了学区好，这里的高中在全国也能排上前五十，一百名，可后来发现对我儿子未必好。我们这个区的成绩好主要因为学生来源，和老师学校的教育质量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我们那儿比较邪门，亚裔-华人加上老印超过学生总数的一大半，竞争特别激烈。前面说我儿子是那种懒懒的男孩，一看大家都学习特好，都特认真他方而开始无所谓了。有一次我问他他现在在班里排多少名他答曰：不知道，反正不是前五名。我说：啊？怎么回事。他说：我们班上很多女孩，老考满分的，再说你干嘛老在乎名次，不是说我差不多就行了吗？我说：我是说了不在乎，可还是想知道你到底怎么样呀他最后说：妈妈请你以后不要再问我这类问题，对我的自信心没有什么好处(我晕)我儿子是那种必须有好老师鼓励、启发、表扬才会对学习有兴趣的那种小孩(我们夸他没有大用处)，他一旦觉得自己不在最受注意之列，就干脆不在乎起来。而公立学校的老师，水平参差不齐，有时一年碰个好老师，下一年碰到个水平特差的，完全是撞大运。而一个差劲的老师弄不好会彻底让孩子对某个科目失去兴趣。我就是那时候开始担心他，想让他转到私立学校的。儿子申请私校的过程起初和儿子讨论转学时他反应很强烈，他重视朋友，社交生活对他比学习重要的多，这要一换学校，又得重新交朋友适应新环境他挺不乐意。我只好劝他，OPEN MIND，去看看，不一定非得去，看了实在不想去也行。正好我们附近有家比较重学习的私校 OPEN HOUSE。我们就带了儿子一起去了。顺便提一下。我们这里的私校有几类，一类是宗教性的，一类偏知识成绩，有全是男生的也有全是女生的，还有一所既宗教又偏体育的，这种重视体育的有很多一般学校没有的项目，如果小孩有天分的话将来可以得体育奖学金上好大学。我们儿子宗教是不信的，体育也是不行的，唯一长处就是靠爹妈给的好大脑混一混。现在想来，这所学校的OPEN HOUSE 做的很好，老师学生轮番上台演讲，声情并茂，讲的精彩动人。儿子听了之后一下子改变了态度，从坚决不去到开始考虑，甚至有50/50的可能了。但真正使得儿子下决心申请这所学校是其他两个原因：这所学校为所有希望申请的小孩和家长开了个野餐会，结果儿子碰到好几个他原先学校的同学，他一下就觉得不孤单了，对小孩子来说，熟悉的朋友和面孔有时比什么都重要另一个说了不好意思，是因为那所私校的丰富午餐。他们安排所有感兴趣的学生参加一天“shadow”活动，让一位学生带着儿子一整天从早到晚一起上课一起活动。儿子中午吃了一顿和美国餐馆可以媲美的午餐，回来赞不绝口，当然公立学校的中饭根本没法与之相比，后来教学费是发现一年要交上一千美刀哪，正应了那句话“世上没有免费午餐”儿子终于下了决心要申请这所学校了，需要办的手续有这几个：1) 原来学校成绩单-DEPENDS ON 不同的私校，象儿子去的这所，如果初中有很多C，和D希望较小除非你爹是CEO 或名人，有钱人能捐赠一大笔钱的2) 找两位原来学校老师写推荐信，当然要找会说好话的3) 填写申请表，里边也有一小段ESSAY4) 入学考试 - 我儿子发挥会考试的特长考了97分在下面就是等运气了，因为是从半中间申请，所以不是想交钱成绩好就能进。那年申请的学生有150人，有40个空缺，算是机率比较大的一年。这时我其实也三心二意，这所学校学费巨贵，每年将近三万美元，这三万还是税后的，就是说我工资里前五万，就这么没了，想到真要花这么多钱还是挺肉痛的。这样到也好，我对自己说：录取了儿子高兴，没录取呢省了我的钱，反正什么结果都好。
【我送儿子去私校-兼谈公私立学校的利 弊(下)】
【公私立学校的利弊(补充和结束语)】
http://www.cnd.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8913
·马 二·
在讨论美国教育时，有一种普遍的说法，那就是美国的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好。其理由是，私立学校要求严格，教师水平高，学生素质好，教育质量也高。虽然学费昂贵，许多有经济能力的家长仍然对私立学校情有独中，视私立学校为子女教育成功的保障。更有部分家长自以为是地将子女受教于私立学校视为身份的象征，炫耀的资本。尤其是近十多年来，美国教育改革的呼声震耳欲聋，大众媒介和政党政客对美国教育肆意贬鞑，公立学校往往首当其冲，私立学校却趁虚而入，备受亲睐。目前颇具争议的教育改革计划诸如公校私营，学校承包制（ｃｈａｒ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学校票卷（ｓｃｈｏｏｌ ｖｏｕｃｈｕｒｅ）等等正是这种“私好公差”观的反映。
那么，是否可以一概而论“美国私校总比公校好”呢？其实不然。无论公校私校，教育质量的好坏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单以公私之名而定其优劣之实有失公允。重要的是对公校和私校的本质区别要有清楚的认识，然后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子女的教育需要做出理性的选择。
一般而言，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最大区别表现在学校行政管理上。美国公立教育旨在培养合格的公民，是各级地方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公立学校一律受到政府法令法规的监控。州教育局和地方学区教育委员会对学校的办学目的和方针，课程内容和标准，和师资水平作出决定，由学校校长负责具体贯彻执行。虽然政府统一决策可以确保学校行政，资师，课程甚至经费的统一标准，保障教育机会均等；但是也导致官僚机构臃肿，官僚主义泛滥，对学生和家长的需求反应迟缓。相对而言，私立学校只受最低程度的政府监管，享有充分的办学自由，决策较为灵敏果断。
另一方面，美国公立教育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各级教育行政官僚或由政府委任或经民选产生，民意和党派之争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教育立法决策，大至教育经费的发放，小至学校午餐供应都免不了政治游戏。而私立学校则可免于很多政治干扰，自行其事。当公立学校为是否应教宗教，是否采用体罚而争论不休时，私立学校则处之泰然，贻然自得。但也必须注意的是，理论上只要校舍符合基本的消防安全条例，任何人都可以开办学校，政府完全不干涉学校的管理和运作，私校的质量并无保障。在很多地区，政府对托儿所和幼稚院的牌照审批可能比对私立中学的要求更严。
在学校财政方面，公立学校由政府拨款资助，为学生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教育经费得到基本保障。但是，学校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的税收，受地区经济状况的影响，并与政府的整体财政预算相关。当经济萧条，政府财政赤字增加时，教育经费通常遭到削减，冲击学校教育。近年来美国公校经费不足是一个严重问题。而私立学校的财政完全自给自足，学校经费主要来源于学费和主办机构的拨款。私校的收费没有统一标准，有的年费仅二三千元，一般中等收入家庭可以承担；有的贵族名校竟高达几万元，只有少数富人子女才能享受。私立学校的经费多少往往与其所能提供的教育服务项目直接相关。大多数私立学校附属于教会，与公立学校相比，教育经费捉襟见肘，为精打细算，教育设备，课外活动，心理辅导，特殊教育等方面可能相形见绌。为开源节流，私校通常会以不同形式要求家长定期捐款或参加义卖筹款和义务服务。众多美国家长认为，教育是政府的责任，作为纳税人，其子女有权享受免费的公立教育。除极少数家长将子女送入贵族名校外，美国家长选择私立学校基本是出于宗教的原因。
在学校课程方面，各州教育局负责为公立学校制订统一的教学大纲，审定教材及考核标准。教育决策往往受政府的政治倾向和选民意愿的影响，将一些涉及社会问题的教育内容塞进课堂，如所谓的性教育，反毒品教育，及反暴力教育等，占去宝贵的学习时间，影响正规的学科课程学习。由于私立学校多为教会主办，课程编制不受政府管制，也无政教分离的限制，宗教影响盛于政治压力，学生可以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学校风气较为保守，学科课程的学习受到普遍重视，免受社会问题性课程的干扰，学生可以更加专心致志地学习。
另外，从师资而言，公立学校必须执行政府有关教师聘用的法令政策，对教师的学历资格有统一要求，受聘教师一般必须经过专门的师范训练，持有认可的教师证书，薪水和福利达到一定标准，所以一个学区的公立学校间师资水平基本一致。但各州政府对私立学校的师资几乎没有等同于公校的规定，师资标准和要求完全有学校自行决定，受聘教师甚至无需教师证书或师范教育背景，师资水平难以确认；而且较之公校，私立学校尤其是教会学校普遍经费紧张，教师薪水和福利可能偏低，在师资招募上缺乏竞争力。
总之，公校私校，各有优劣，良莠不齐。学校质量不由公私而定，而由其财力，校风，环境，纪律，管理，师资，生源，成绩等一系列因素综合影响。当为子女选择私校或公校时，最好是对学校因素进行全盘考虑，权衡利弊，避免对私校的盲崇。
More on the topic:
子女教育篇:我送儿子去私校-兼谈公私立学校的利弊
From: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0802/news-gb2312-532022.html
【我送儿子去私校-兼谈公私立学校的利弊(上)】
2008-02-21 09:49:16
为什么想起送他上私立先介绍下我儿子的背景，我儿子是那种天分不错但毫无上进心，喜欢傻玩傻乐到处找开心的男孩。他作业永远拖到最后一刻，其他基本得过且过，比如写作文吧，老师要求写两页，他一定在第二页末嘎然而止，绝不多写一行。任何考试从不复习，从小到大没上过任何课外班。他所有的同学小朋友，都对他的快乐生活无比羡慕。而他们的父母们知道我们的教育方法都无比安心，因为我们从来不逼他上任何课外班，和我们一比他们都是负责的好父母。儿子小时一直在公校，在中西部时因为都在白人区上学，所以总在全年级前几名，竞赛什么的也老得奖，直到我们搬到加州后。我们住的这个区，当年买房子就是为了学区好，这里的高中在全国也能排上前五十，一百名，可后来发现对我儿子未必好。我们这个区的成绩好主要因为学生来源，和老师学校的教育质量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我们那儿比较邪门，亚裔-华人加上老印超过学生总数的一大半，竞争特别激烈。前面说我儿子是那种懒懒的男孩，一看大家都学习特好，都特认真他方而开始无所谓了。有一次我问他他现在在班里排多少名他答曰：不知道，反正不是前五名。我说：啊？怎么回事。他说：我们班上很多女孩，老考满分的，再说你干嘛老在乎名次，不是说我差不多就行了吗？我说：我是说了不在乎，可还是想知道你到底怎么样呀他最后说：妈妈请你以后不要再问我这类问题，对我的自信心没有什么好处(我晕)我儿子是那种必须有好老师鼓励、启发、表扬才会对学习有兴趣的那种小孩(我们夸他没有大用处)，他一旦觉得自己不在最受注意之列，就干脆不在乎起来。而公立学校的老师，水平参差不齐，有时一年碰个好老师，下一年碰到个水平特差的，完全是撞大运。而一个差劲的老师弄不好会彻底让孩子对某个科目失去兴趣。我就是那时候开始担心他，想让他转到私立学校的。儿子申请私校的过程起初和儿子讨论转学时他反应很强烈，他重视朋友，社交生活对他比学习重要的多，这要一换学校，又得重新交朋友适应新环境他挺不乐意。我只好劝他，OPEN MIND，去看看，不一定非得去，看了实在不想去也行。正好我们附近有家比较重学习的私校 OPEN HOUSE。我们就带了儿子一起去了。顺便提一下。我们这里的私校有几类，一类是宗教性的，一类偏知识成绩，有全是男生的也有全是女生的，还有一所既宗教又偏体育的，这种重视体育的有很多一般学校没有的项目，如果小孩有天分的话将来可以得体育奖学金上好大学。我们儿子宗教是不信的，体育也是不行的，唯一长处就是靠爹妈给的好大脑混一混。现在想来，这所学校的OPEN HOUSE 做的很好，老师学生轮番上台演讲，声情并茂，讲的精彩动人。儿子听了之后一下子改变了态度，从坚决不去到开始考虑，甚至有50/50的可能了。但真正使得儿子下决心申请这所学校是其他两个原因：这所学校为所有希望申请的小孩和家长开了个野餐会，结果儿子碰到好几个他原先学校的同学，他一下就觉得不孤单了，对小孩子来说，熟悉的朋友和面孔有时比什么都重要另一个说了不好意思，是因为那所私校的丰富午餐。他们安排所有感兴趣的学生参加一天“shadow”活动，让一位学生带着儿子一整天从早到晚一起上课一起活动。儿子中午吃了一顿和美国餐馆可以媲美的午餐，回来赞不绝口，当然公立学校的中饭根本没法与之相比，后来教学费是发现一年要交上一千美刀哪，正应了那句话“世上没有免费午餐”儿子终于下了决心要申请这所学校了，需要办的手续有这几个：1) 原来学校成绩单-DEPENDS ON 不同的私校，象儿子去的这所，如果初中有很多C，和D希望较小除非你爹是CEO 或名人，有钱人能捐赠一大笔钱的2) 找两位原来学校老师写推荐信，当然要找会说好话的3) 填写申请表，里边也有一小段ESSAY4) 入学考试 - 我儿子发挥会考试的特长考了97分在下面就是等运气了，因为是从半中间申请，所以不是想交钱成绩好就能进。那年申请的学生有150人，有40个空缺，算是机率比较大的一年。这时我其实也三心二意，这所学校学费巨贵，每年将近三万美元，这三万还是税后的，就是说我工资里前五万，就这么没了，想到真要花这么多钱还是挺肉痛的。这样到也好，我对自己说：录取了儿子高兴，没录取呢省了我的钱，反正什么结果都好。
【我送儿子去私校-兼谈公私立学校的利 弊(下)】
【公私立学校的利弊(补充和结束语)】
2008年2月8日星期五
中美名校两重天
中美名校两重天：中国高校每况愈下，美国高校趁虚而入
南方周末 作者：朱伟一
今年，哈佛开始削减中产阶级及中上阶级家庭孩子的学费，而中国高校负债累累，今后路在何方，没人知道
中产阶级孩子上哈佛，减学费
美国人真是有钱，也真敢要钱。到2007年，要上哈佛大学和美国的私立名牌大学，学费和生活费加在一起，每年没有四万五千美元拿不下来。这笔开支不小，许多父母叫苦不迭。在各方压力之下，美国大学决定“开仓”放钱。
去年12月，哈佛宣布中产阶级及中上阶级家庭孩子的学费，年收入在12万－18万美元的家庭，学费只需交家庭年收入的10％。之前哈佛已经针对低收入家庭推出了学费减免政策，学生父母年收入不超过6万美元的，学费全免。
美国大学有的是钱，增加助学金也用不着教授们推食解衣。哈佛的赠款基金高达350亿美元，耶鲁也有225亿美元。美国有60所大学的捐款资金达到10亿美元以上。
美国私立名校的赠款基金主要是靠校友捐钱。摩根士丹利和美林的中国业务主管，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中国人。两人读法学院的时候，学费全免，学校还发给足够的生活费。两人成功之后，给母校捐款很是慷慨，校刊上传颂过他们捐款的美好故事。具体金额外人不知道，但想必数倍于当时学校给他们的资助，也可能是数十倍。
哈佛率先增加助学金，并不是学校领导心太软。有人说哈佛是为了争取好生源。美国的情况与中国不同。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只有北大和清华两所名校，全国上下都关心爱护这两所高校，全国上下都愿意死保这两所高校。但美国的名校太多了。哈佛在国际上名声最响，但在美国国内，至少有斯坦福、普林斯顿和耶鲁等三所大学与哈佛齐名，难分上下。所以说，哈佛也要抢生源。
也有人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如果哈佛真是要抢生源，当初就不会与其他名校一同竞相升高学费了。美国名校不愁生源，美国人想来上，全世界的人都想来上。考生中色艺双全的和钱才双全的大有人在。
哈佛的批评者认为，哈佛等名校的当权派生怕美国国会通过法律，强迫名校拿出更多的钱来帮助学生。国会有一些议员已经在讨论，大学是否应该把捐赠基金所挣的钱中硬性拿出一定比例用于助学金。与其让国会逼得大改，不如自己抢先小改。
不管是少出钱还是多出钱，美国名校都是十分强大的。华尔街券商是美国的强大堡垒，但不是最强大的堡垒。哈佛、普林斯顿等私立名牌大学，那才是美国最强大的堡垒。这些学校有的是钱，其校友遍布朝野，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实力都很强。华尔街的许多老大都出自这些名校。世界级科学家，美国名校多得数不胜数。美国排前几位的常青藤盟校，一所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就有一打多。
主权财富基金可否 支持高才生留洋？
我们的高校远没有哈佛、耶鲁有钱，而且比不上美国一般高校有钱。
我们的高校是负债经营。世纪之交，中国大学大跃进，兼并、扩建、迁址，多处不得安生，许多高校因此而债台高筑。以南京大学为例，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南京大学本科生院已经搬过一次，而且现在又要搬。先从城中搬到长江北面浦口。没过几年，又要搬回江南的市区。如此搬来搬去，耗资无数，学校伤筋动骨，师生疲惫不堪。各地的大学城多占去很多的农田，却又没有很好地利用。校园大多大而不当。
高校负债累累，今后路在何方，大家仍然不知道，高校领导也不知道。当初南京大学建新校园，学校当权派中没有人出来公开反对，现在也无人出来承认责任。我们的一些大学领导，很像是钱锺书在《围城》里所说的那样，是“小政客办教育”。这样的高校会成为世界的名校吗？
中国高校每况愈下，美国高校则趁虚而入。美国的名校每年都要到中国来，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佼佼者，把他们接到美国去读书，经常还要给全奖。
今后五年内，美国名校的学费和生活费有望涨到一年5万美元。即便如此，如果我们主权财富基金能够拿出一亿美元，就可以资助5000位中国的青年学子到美国后方完成四年本科学业。按照保守的估计，5000人中有500人成才，在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舞台上大展宏图，那就会带给我们超值回报。
南方周末 作者：朱伟一
今年，哈佛开始削减中产阶级及中上阶级家庭孩子的学费，而中国高校负债累累，今后路在何方，没人知道
中产阶级孩子上哈佛，减学费
美国人真是有钱，也真敢要钱。到2007年，要上哈佛大学和美国的私立名牌大学，学费和生活费加在一起，每年没有四万五千美元拿不下来。这笔开支不小，许多父母叫苦不迭。在各方压力之下，美国大学决定“开仓”放钱。
去年12月，哈佛宣布中产阶级及中上阶级家庭孩子的学费，年收入在12万－18万美元的家庭，学费只需交家庭年收入的10％。之前哈佛已经针对低收入家庭推出了学费减免政策，学生父母年收入不超过6万美元的，学费全免。
美国大学有的是钱，增加助学金也用不着教授们推食解衣。哈佛的赠款基金高达350亿美元，耶鲁也有225亿美元。美国有60所大学的捐款资金达到10亿美元以上。
美国私立名校的赠款基金主要是靠校友捐钱。摩根士丹利和美林的中国业务主管，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中国人。两人读法学院的时候，学费全免，学校还发给足够的生活费。两人成功之后，给母校捐款很是慷慨，校刊上传颂过他们捐款的美好故事。具体金额外人不知道，但想必数倍于当时学校给他们的资助，也可能是数十倍。
哈佛率先增加助学金，并不是学校领导心太软。有人说哈佛是为了争取好生源。美国的情况与中国不同。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只有北大和清华两所名校，全国上下都关心爱护这两所高校，全国上下都愿意死保这两所高校。但美国的名校太多了。哈佛在国际上名声最响，但在美国国内，至少有斯坦福、普林斯顿和耶鲁等三所大学与哈佛齐名，难分上下。所以说，哈佛也要抢生源。
也有人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如果哈佛真是要抢生源，当初就不会与其他名校一同竞相升高学费了。美国名校不愁生源，美国人想来上，全世界的人都想来上。考生中色艺双全的和钱才双全的大有人在。
哈佛的批评者认为，哈佛等名校的当权派生怕美国国会通过法律，强迫名校拿出更多的钱来帮助学生。国会有一些议员已经在讨论，大学是否应该把捐赠基金所挣的钱中硬性拿出一定比例用于助学金。与其让国会逼得大改，不如自己抢先小改。
不管是少出钱还是多出钱，美国名校都是十分强大的。华尔街券商是美国的强大堡垒，但不是最强大的堡垒。哈佛、普林斯顿等私立名牌大学，那才是美国最强大的堡垒。这些学校有的是钱，其校友遍布朝野，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实力都很强。华尔街的许多老大都出自这些名校。世界级科学家，美国名校多得数不胜数。美国排前几位的常青藤盟校，一所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就有一打多。
主权财富基金可否 支持高才生留洋？
我们的高校远没有哈佛、耶鲁有钱，而且比不上美国一般高校有钱。
我们的高校是负债经营。世纪之交，中国大学大跃进，兼并、扩建、迁址，多处不得安生，许多高校因此而债台高筑。以南京大学为例，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南京大学本科生院已经搬过一次，而且现在又要搬。先从城中搬到长江北面浦口。没过几年，又要搬回江南的市区。如此搬来搬去，耗资无数，学校伤筋动骨，师生疲惫不堪。各地的大学城多占去很多的农田，却又没有很好地利用。校园大多大而不当。
高校负债累累，今后路在何方，大家仍然不知道，高校领导也不知道。当初南京大学建新校园，学校当权派中没有人出来公开反对，现在也无人出来承认责任。我们的一些大学领导，很像是钱锺书在《围城》里所说的那样，是“小政客办教育”。这样的高校会成为世界的名校吗？
中国高校每况愈下，美国高校则趁虚而入。美国的名校每年都要到中国来，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佼佼者，把他们接到美国去读书，经常还要给全奖。
今后五年内，美国名校的学费和生活费有望涨到一年5万美元。即便如此，如果我们主权财富基金能够拿出一亿美元，就可以资助5000位中国的青年学子到美国后方完成四年本科学业。按照保守的估计，5000人中有500人成才，在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舞台上大展宏图，那就会带给我们超值回报。
2008年2月6日星期三
美国百万儿童在家上学
美国百万儿童在家上学短长任评说
From http://www.dwnews.com/gb/Consumer/education/2008_2_6_14_53_20_584.html
美国有不少家长选择让孩子在家里读书，自己做孩子的任课老师。在全美国，家庭学校学生总数有120多万。家庭学校的父母一方或双方负责编写教案，并给孩子上从代数到动物学等全套课程。
马里兰州的唐茵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多年来在家给孩子上课，大孩子现在上初中。唐茵说：“家庭学校Home School就是家长完全把孩子从学校撤出来。其中一个家长、有时是两个家长轮流，多数情况就是一个家长在家教孩子。”
在美国，家庭学校并不新鲜。不过，到20世纪80年代时才开始在福音派基督徒当中流行。后来在家教育运动不断扩大，不同宗教信仰的家庭乃至不信仰宗教的家庭都加入了进来。
唐茵说：“的确有很大比例是基督徒，还有就是犹太教。犹太人也有很多Home School家庭学校。但是，其实现在美国家庭学校的孩子120万，已经远远超过因为信仰选择在家上学的原因。”
独立思考*
选择让孩子在家受教育的家长认为，在学校一个老师要同时面对至少25个或更多的学生，很少有机会停下来帮助那些落后的学生，而在家上学的孩子更有可能独立思考和刻苦学习。俄亥俄州的琳达.科帕斯是4个孩子的母亲，她的3个孩子开始都是在家上学。琳达说，家庭学校对孩子更好：“我想大多数家庭学校的父母是想要自己教育孩子，他们不愿让政府或者没有经验的老师教育孩子，而是想根据孩子的需要制定教学计划，量体裁衣，因材施教。”
有多年家庭学校教育经验的唐茵说：“实际上孩子在家上学好处更多，因为教学是一对一的。你知道孩子的长与短，强与弱。就是说，弱的方面你可以加强，强的方面你可以加快。我觉得这是家庭学校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家长可以教孩子你最想让他知道的，你最想让他变成什么样的人，你可以利用这个时机来教育他。”
良好道德观*
琳达的3个孩子开始都是在家上学，但最后还是让孩子去了公立学校。她说：“我在家教了三个大孩子，我想在家可以培养他们良好的道德观。3个孩子后来上学校从来没有惹过任何麻烦。他们的阅读和数学基础都很好，都是好学生。在家上学有很多好处，但是，对父母来说是很大的责任和付出。当我年老体弱的父母来跟我们一起住的时候，我得照顾他们，所以不得不放弃家庭学校，让孩子出去读书。”
琳达说，去公立学校对孩子存在一些压力：“在公立学校你得要表现的‘酷’才能被接受，你得聪明、漂亮，要么有运动特长，这就是我们公立学校的价值标准。”
集体活动*
对家庭学校持批评态度的人指出，自己给孩子上课的父母往往没有受过训练或受到指导。另外，孩子经常独处，失去了宝贵的学校集体和社会活动。家庭学校的父母则回答说，他们的孩子像其他学童一样参加童子军或教会聚会、娱乐和运动，和朋友一起逛商场，因为孩子的学习时间灵活，各项活动可以更容易地安排在一天的任何时候。
唐茵说：“他们有很多机会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而且，有一个长处就是，孩子跟各种年龄组的人都有打交道的机会。所以，这样就尽早给孩子一个机会学会怎么跟人相处。所以社交这方面，在家庭学校这个圈子里是不需要这种顾虑的。”
琳达认为，家庭学校出来的孩子，到公立学校有一个如何融入的问题：“他们在集体中有可能缺乏自信。因为他们不确定会出现什么情况。例如，一下子进入一个大的集体，他们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因为他们不熟悉同龄孩子的那些俗语。我想，我的孩子在学校会有这种感觉，有可能出现一些紧张或者冲突。但这也不一定是坏事。” (美国之音记者致远、兰菲尔)
From http://www.dwnews.com/gb/Consumer/education/2008_2_6_14_53_20_584.html
美国有不少家长选择让孩子在家里读书，自己做孩子的任课老师。在全美国，家庭学校学生总数有120多万。家庭学校的父母一方或双方负责编写教案，并给孩子上从代数到动物学等全套课程。
马里兰州的唐茵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多年来在家给孩子上课，大孩子现在上初中。唐茵说：“家庭学校Home School就是家长完全把孩子从学校撤出来。其中一个家长、有时是两个家长轮流，多数情况就是一个家长在家教孩子。”
在美国，家庭学校并不新鲜。不过，到20世纪80年代时才开始在福音派基督徒当中流行。后来在家教育运动不断扩大，不同宗教信仰的家庭乃至不信仰宗教的家庭都加入了进来。
唐茵说：“的确有很大比例是基督徒，还有就是犹太教。犹太人也有很多Home School家庭学校。但是，其实现在美国家庭学校的孩子120万，已经远远超过因为信仰选择在家上学的原因。”
独立思考*
选择让孩子在家受教育的家长认为，在学校一个老师要同时面对至少25个或更多的学生，很少有机会停下来帮助那些落后的学生，而在家上学的孩子更有可能独立思考和刻苦学习。俄亥俄州的琳达.科帕斯是4个孩子的母亲，她的3个孩子开始都是在家上学。琳达说，家庭学校对孩子更好：“我想大多数家庭学校的父母是想要自己教育孩子，他们不愿让政府或者没有经验的老师教育孩子，而是想根据孩子的需要制定教学计划，量体裁衣，因材施教。”
有多年家庭学校教育经验的唐茵说：“实际上孩子在家上学好处更多，因为教学是一对一的。你知道孩子的长与短，强与弱。就是说，弱的方面你可以加强，强的方面你可以加快。我觉得这是家庭学校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家长可以教孩子你最想让他知道的，你最想让他变成什么样的人，你可以利用这个时机来教育他。”
良好道德观*
琳达的3个孩子开始都是在家上学，但最后还是让孩子去了公立学校。她说：“我在家教了三个大孩子，我想在家可以培养他们良好的道德观。3个孩子后来上学校从来没有惹过任何麻烦。他们的阅读和数学基础都很好，都是好学生。在家上学有很多好处，但是，对父母来说是很大的责任和付出。当我年老体弱的父母来跟我们一起住的时候，我得照顾他们，所以不得不放弃家庭学校，让孩子出去读书。”
琳达说，去公立学校对孩子存在一些压力：“在公立学校你得要表现的‘酷’才能被接受，你得聪明、漂亮，要么有运动特长，这就是我们公立学校的价值标准。”
集体活动*
对家庭学校持批评态度的人指出，自己给孩子上课的父母往往没有受过训练或受到指导。另外，孩子经常独处，失去了宝贵的学校集体和社会活动。家庭学校的父母则回答说，他们的孩子像其他学童一样参加童子军或教会聚会、娱乐和运动，和朋友一起逛商场，因为孩子的学习时间灵活，各项活动可以更容易地安排在一天的任何时候。
唐茵说：“他们有很多机会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而且，有一个长处就是，孩子跟各种年龄组的人都有打交道的机会。所以，这样就尽早给孩子一个机会学会怎么跟人相处。所以社交这方面，在家庭学校这个圈子里是不需要这种顾虑的。”
琳达认为，家庭学校出来的孩子，到公立学校有一个如何融入的问题：“他们在集体中有可能缺乏自信。因为他们不确定会出现什么情况。例如，一下子进入一个大的集体，他们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因为他们不熟悉同龄孩子的那些俗语。我想，我的孩子在学校会有这种感觉，有可能出现一些紧张或者冲突。但这也不一定是坏事。” (美国之音记者致远、兰菲尔)
2008年2月5日星期二
Happy Chinese New Year!!!
The Chinese New Year is drawing near. In fact, Wed. Feb. 6, 2008 is the eveof Chinese New Year. And the 7th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Year. Chinese NewYear is also known as the Spring Festival, which is the beginning of Spring.>From then on it will become warmer and warmer. New Year is" Xin Nian" inChinese . Nian is a kind of beast . Legend has it that the beast, Nian wouldleave mountains for villages in winter for food. It did hurt peoplesometimes. People did find ways out to protect themselves. The weapons werefireworks and fire. Both the noise of the fireworks and the fire would drivethe Nians away. We still have fireworks in use today for getting rid of evilspirits.
Spring festival is a sort of like Christmas in the U.S. This is the timewhen people would go home for family reunions no matter how far away theyare, and if they have money.On the eve and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15th day of Chinese New Year,children are the most excited because the parents would buy them newclothes. They would have the biggest meal they ha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in the year. The elderly people would give them some money called "Ya SuiMoney" for the one year growth and best wishes for the year to come if theybow to the elderly saying happy new year.
The 15th of Chinese Lunar Calendar is the last day of Chinese New YearCelebration . The special food for the day is sweet round dumplings cookedwith sticky rice. The special event is Lantern Festival.
2008 will be the year of the rat.*Jan.31,1900 to Feb.19,1901Feb.18,1912 to Feb.06,1913Feb.05,1924 to Jan.24,1925Jan.24,1936 to Feb.10,1937Feb.10,1948 to Feb.14,1949Jan.28,1960 to Feb.14,1961Jan.16,1972 to Feb.02,1973Feb.02,1984 to Feb.19,1985*
The Chinese Zodiac consists of a 12 year cycle , each year of which is namedafter a different animal that impart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to its year .Many Chinese believe that the year of a person's birth is the primary factorin determining that person's personality traits, physical and mentalattributes and degree of success and happiness throughout his lifetime. Ratsare ambitious yet honest. Prone to spend freely. Seldom make lastingfriendships. Most compatible with dragons and Monkeys . Least compatiblewith horses.
There are numerous sites on the web where you can look up your ChineseZodiac sign. Here is one -- http://www.rainfall.com/horoscop/chinese.htmHappy Chinese New Year!
Spring festival is a sort of like Christmas in the U.S. This is the timewhen people would go home for family reunions no matter how far away theyare, and if they have money.On the eve and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15th day of Chinese New Year,children are the most excited because the parents would buy them newclothes. They would have the biggest meal they ha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in the year. The elderly people would give them some money called "Ya SuiMoney" for the one year growth and best wishes for the year to come if theybow to the elderly saying happy new year.
The 15th of Chinese Lunar Calendar is the last day of Chinese New YearCelebration . The special food for the day is sweet round dumplings cookedwith sticky rice. The special event is Lantern Festival.
2008 will be the year of the rat.*Jan.31,1900 to Feb.19,1901Feb.18,1912 to Feb.06,1913Feb.05,1924 to Jan.24,1925Jan.24,1936 to Feb.10,1937Feb.10,1948 to Feb.14,1949Jan.28,1960 to Feb.14,1961Jan.16,1972 to Feb.02,1973Feb.02,1984 to Feb.19,1985*
The Chinese Zodiac consists of a 12 year cycle , each year of which is namedafter a different animal that impart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to its year .Many Chinese believe that the year of a person's birth is the primary factorin determining that person's personality traits, physical and mentalattributes and degree of success and happiness throughout his lifetime. Ratsare ambitious yet honest. Prone to spend freely. Seldom make lastingfriendships. Most compatible with dragons and Monkeys . Least compatiblewith horses.
There are numerous sites on the web where you can look up your ChineseZodiac sign. Here is one -- http://www.rainfall.com/horoscop/chinese.htmHappy Chinese New Year!
2008年2月4日星期一
我看美国教育危机
我看美国教育危机
马二
近年来，美国各界大呼教育危机，力倡教育改革。受国际国内新闻媒介的影响，中国教育界也认为美国教育已病入膏肓，危机四伏。不可否认，目前美国教育的确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如学生吸毒，校园暴力，少女怀孕，学业不良等等。但美国教育是否真的糟糕到了不可救药，则是值得深入分析和讨论的。要清楚的了解美国的教育危机，我们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由于其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心态，美国历来是一个忧患意识与危机感十分强烈的国家。自1957年前苏联率先成功发射第一个人找卫星以后，美国朝野大为震惊，深感其世界霸主地位受到挑战和威胁。为了加强其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竞争力，美国对教育的各个方面不断的进行各方面的检讨和反思。前苏联瓦解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当然希望进一步稳固其霸主地位。要达到这个目的，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教育危机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美利坚民族有着对现状永不满足的精神。他们总是执著地追求“更快、更好、更有效”，不断地向不可能挑战，寻求事物发展的极限。这种宝贵的精益求精的民族精神反映在教育上，便是不断的反省和改革，力求至善至美的教育使每个人的潜能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和发挥。因此，广大民众对当今教育问题的批评和指责也不足为怪。以新闻自由为标榜的美国传播媒介，常以负面的报道为楔头，更是捕风捉影，小题大做，无疑为社会民间的教育危机感起到了火上加油的宣导作用。
美国教育危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美国教育进步与测量委员会所作的年度教育比较。该委员会每年对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各主要学科上的成绩进行比较，以便从宏观上分析国际间教育质量共性和差异。从教育研究的角度来看，跨文化、跨国家或跨区域的教育比较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其信度与效度一直是教育学家争论的焦点。首先，这种教育比较所使用的测量工具，测试的内容和方法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国家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因此, 跨文化、跨国家或跨区域的教育比较不能反映国家、民族或文化之间的真正差异。以对文盲的定义为例，中国一般视未受过学校教育、无读写能力、目不识丁的人为文盲；而美国的文盲还包括那些所谓的功能性文盲，即虽受过教育，有基本的读写能力，但缺乏阅读理解能力。其次，大规模的跨文化教育测量一般以书面考试为主要形式。但书面考试的内容既受语言和文化的影响，也受课程、教材和教法的局限。对于书本知识以外的基本技能，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和创造性等的测量，书面考试往往无能为力，可以说，以书面考试为主的跨文化教育测量所比较的只是学生的书本知识，而不是学生的能力。如果仅以学生的考分作为衡量教育的标准，那么这种比较是片面的。任何熟悉和了解美国学校里实际课堂生活的人都知道，美国学生思维活跃，动手能力强。以思维能力和创造性而论，美国学生则是遥遥领先其他国家。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国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并无危机可言。
另外，就比较对象而言，将美国教育笼统地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加以比较，在一定程度上有失公允。美国是一个教育高度普及的国家，而且城乡差异并不十分显著；而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仍在努力普及基础教育，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实施的基本上是精英教育，而且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都很大。拿普及的大众教育与狭隘的精英教育相比，混淆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教育水平和质量上的真正差异，因而，高唱美国教育落后的奇谈怪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教育现在没有危机
美国教育现在没有危机
作者：吃羊老狼
其实，要说教育危机，任何国家都会有---如果没有的话为啥某某某某东西不是你这个国家先做出来的？所以，看问题要客观。
最早是美国人发现（NSF有报告，老狼现在查不到文献了，只根据脑子里记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发明创造是很少一部分人做出来的，即使在专业的学者专家中也是10%的人做出90%的最重要成果。这是客观规律，人们必须服从。所以，从发明创造改变历史这个角度来讲，是少数人创造历史（而不是所谓的人民大众创造历史）。承认这个客观规律，下面其实就简单了：如何设计一套系统让这些少数的人尖冒出来？ 从这一点来看，美国的教育是成功的。
从小到大，教育都是以启发式鼓励式为主的，基本没有中国的题海战术。这种教育方法对那些人尖是最合适的（人尖嘛，基本上一点就会），毕竟那些人尖的创造性在这种教育方法下能得到最好的发挥。所以，你看得诺贝尔菲尔兹奖的美国人绝大多数还是美国本土出身美国培养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美国的教育是成功的。
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美国的教育对相当大一部分的非人尖学生不一定很合适。作为美国的大学教授，我见过理工科二年级学生不会四则混合运算的（认为(A+B)/C=A/C+B, “cause every letter should appear exactly once”），初中二年级学生化简(2/6)/7要用笔花半分多钟时间算的。这些明显都是中小学时老师没给学生做够多的训练。有时并不是老师不给学生训练，而是在启发式的教育环境中学生（包括家长）自由惯了，不愿接受这样的训练。美国家长对孩子说的最多的就是“honey, you are the best”，不管小孩到底学得咋样。我们秘书的女儿（白人）当小学一年级老师，给学生多留了作业，就有学生家长到学校投诉“给孩子太多压力了”。她女儿一气之下辞职不当老师了。 如果美国是个封闭的国家，这种教育的弱点和后果肯定早就显现了---肯定会缺少高级技术工人（如软件工程师，工程技术人员）。但是，美国的移民政策使得不计其数的印度人中国人前赴后继地填补了这些空缺。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意料中的后果并没出现在美国。
从教育学上讲，如何给学生足够的训练又不扼杀学生的创造力---这才是成功的关键，永远是个难题。
中国教育的问题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上名校就等于成功。所以中国教育（还有中国学生，家长）的最高目的就是考高分上北大清华。这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其实是自欺欺人。要说危机，中国教育的危机比美国严重得多。
Click here for more discussions at CND
马二
近年来，美国各界大呼教育危机，力倡教育改革。受国际国内新闻媒介的影响，中国教育界也认为美国教育已病入膏肓，危机四伏。不可否认，目前美国教育的确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如学生吸毒，校园暴力，少女怀孕，学业不良等等。但美国教育是否真的糟糕到了不可救药，则是值得深入分析和讨论的。要清楚的了解美国的教育危机，我们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由于其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心态，美国历来是一个忧患意识与危机感十分强烈的国家。自1957年前苏联率先成功发射第一个人找卫星以后，美国朝野大为震惊，深感其世界霸主地位受到挑战和威胁。为了加强其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竞争力，美国对教育的各个方面不断的进行各方面的检讨和反思。前苏联瓦解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当然希望进一步稳固其霸主地位。要达到这个目的，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教育危机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美利坚民族有着对现状永不满足的精神。他们总是执著地追求“更快、更好、更有效”，不断地向不可能挑战，寻求事物发展的极限。这种宝贵的精益求精的民族精神反映在教育上，便是不断的反省和改革，力求至善至美的教育使每个人的潜能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和发挥。因此，广大民众对当今教育问题的批评和指责也不足为怪。以新闻自由为标榜的美国传播媒介，常以负面的报道为楔头，更是捕风捉影，小题大做，无疑为社会民间的教育危机感起到了火上加油的宣导作用。
美国教育危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美国教育进步与测量委员会所作的年度教育比较。该委员会每年对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各主要学科上的成绩进行比较，以便从宏观上分析国际间教育质量共性和差异。从教育研究的角度来看，跨文化、跨国家或跨区域的教育比较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其信度与效度一直是教育学家争论的焦点。首先，这种教育比较所使用的测量工具，测试的内容和方法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国家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因此, 跨文化、跨国家或跨区域的教育比较不能反映国家、民族或文化之间的真正差异。以对文盲的定义为例，中国一般视未受过学校教育、无读写能力、目不识丁的人为文盲；而美国的文盲还包括那些所谓的功能性文盲，即虽受过教育，有基本的读写能力，但缺乏阅读理解能力。其次，大规模的跨文化教育测量一般以书面考试为主要形式。但书面考试的内容既受语言和文化的影响，也受课程、教材和教法的局限。对于书本知识以外的基本技能，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和创造性等的测量，书面考试往往无能为力，可以说，以书面考试为主的跨文化教育测量所比较的只是学生的书本知识，而不是学生的能力。如果仅以学生的考分作为衡量教育的标准，那么这种比较是片面的。任何熟悉和了解美国学校里实际课堂生活的人都知道，美国学生思维活跃，动手能力强。以思维能力和创造性而论，美国学生则是遥遥领先其他国家。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国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并无危机可言。
另外，就比较对象而言，将美国教育笼统地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加以比较，在一定程度上有失公允。美国是一个教育高度普及的国家，而且城乡差异并不十分显著；而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仍在努力普及基础教育，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实施的基本上是精英教育，而且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都很大。拿普及的大众教育与狭隘的精英教育相比，混淆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教育水平和质量上的真正差异，因而，高唱美国教育落后的奇谈怪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教育现在没有危机
美国教育现在没有危机
作者：吃羊老狼
其实，要说教育危机，任何国家都会有---如果没有的话为啥某某某某东西不是你这个国家先做出来的？所以，看问题要客观。
最早是美国人发现（NSF有报告，老狼现在查不到文献了，只根据脑子里记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发明创造是很少一部分人做出来的，即使在专业的学者专家中也是10%的人做出90%的最重要成果。这是客观规律，人们必须服从。所以，从发明创造改变历史这个角度来讲，是少数人创造历史（而不是所谓的人民大众创造历史）。承认这个客观规律，下面其实就简单了：如何设计一套系统让这些少数的人尖冒出来？ 从这一点来看，美国的教育是成功的。
从小到大，教育都是以启发式鼓励式为主的，基本没有中国的题海战术。这种教育方法对那些人尖是最合适的（人尖嘛，基本上一点就会），毕竟那些人尖的创造性在这种教育方法下能得到最好的发挥。所以，你看得诺贝尔菲尔兹奖的美国人绝大多数还是美国本土出身美国培养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美国的教育是成功的。
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美国的教育对相当大一部分的非人尖学生不一定很合适。作为美国的大学教授，我见过理工科二年级学生不会四则混合运算的（认为(A+B)/C=A/C+B, “cause every letter should appear exactly once”），初中二年级学生化简(2/6)/7要用笔花半分多钟时间算的。这些明显都是中小学时老师没给学生做够多的训练。有时并不是老师不给学生训练，而是在启发式的教育环境中学生（包括家长）自由惯了，不愿接受这样的训练。美国家长对孩子说的最多的就是“honey, you are the best”，不管小孩到底学得咋样。我们秘书的女儿（白人）当小学一年级老师，给学生多留了作业，就有学生家长到学校投诉“给孩子太多压力了”。她女儿一气之下辞职不当老师了。 如果美国是个封闭的国家，这种教育的弱点和后果肯定早就显现了---肯定会缺少高级技术工人（如软件工程师，工程技术人员）。但是，美国的移民政策使得不计其数的印度人中国人前赴后继地填补了这些空缺。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意料中的后果并没出现在美国。
从教育学上讲，如何给学生足够的训练又不扼杀学生的创造力---这才是成功的关键，永远是个难题。
中国教育的问题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上名校就等于成功。所以中国教育（还有中国学生，家长）的最高目的就是考高分上北大清华。这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其实是自欺欺人。要说危机，中国教育的危机比美国严重得多。
Click here for more discussions at CND
我们家有个ABC
我们家有个ABC
冯建华
两年前，正当而立之年，我们的两口之家欢欢喜喜地增添了一位新成员。宝贝女儿的到来，使我们荣幸地升格为爸爸、妈妈，也使我们从此开始切身体验为人父母的酸甜苦辣。
女儿出生在美国南部的一个小镇。按照美国的法律，女儿顺理成章地成了美国公民。我们夫妻俩是地地道道的炎黄子孙，女儿当然是百分之百的中国血统。像许多其他在美国出身的中国人一样，我们的女儿被当地的中国朋友亲切地美其名为小小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女儿出生后，我们的小家庭便从“一家两制”变成了“一家三制”，孩子她爸10多年前来美国“洋插队”，博士毕业后顺利谋到了一份大学教职，怀里揣着绿卡。孩子她妈3年前持学生签证来到美国，虽说结束了小夫妻俩久经时间的“苦恋”，但为了保持合法的学生身份，还在苦读研究生课题。
在女儿出生之前，我们为了给她取名字可费了不少心思。手头没有《新华字典》，我们便一页页地反复查阅家里仅有的一本《汉英词典》，并开列了一长串的候选名单，包括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女性化名字，诸如丽、莲、风、菊、慧等等，但考虑到孩子既然日后在美国出生成长，有个地道的英文名字也许会更方便些，避免像我们的名字那样，常常被美国人发错音而引起误会或尴尬。于是，我们又翻阅了五花八门的《婴儿取名指南》之类英文参考读物。但面对一大堆与《圣经》和欧美历史文化相关的名字，我们怎么也想象不出黄皮肤黑眼睛的女儿会与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眼看女儿很快就要来到这个世界，而将要填写在她的出生证上并可能伴随她一生的名字还没有着落，我们比当年考“托福”还要紧张。就在预产期的前几天，我们议定了取名的四项准则：一要女性化，让人一听就知道是个女孩；二要简单化，容易拼音、发音和书写；三要中国化，具有中国人名的意义；四要世俗化，不带英文名字的宗教色彩。在此基础上，我们向国内外亲朋好友广泛征求意见，为女儿正式取名为丽安（Lian）愿她一生美丽平安！
女儿很为我们争气。两年前刚从娘肚子里来到这个世界时，虽然是血水和着泪水，哭哭啼啼，一切倒也十分顺利。当我们第一次将我们的亲身宝贝拥在怀里，看到一个五官端正、肢体健全的幼小生命时，那时我们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半年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一家由南部的小镇迁到了邻州的一个中等工业城市，过着忙碌的双职工家庭生活。女儿白天上托儿所，长得十分健康、聪明和可爱，已能说些简单的中英文字句。她那略带美国南部乡音的中文也为我们忙碌的家庭生活增添了几分乐趣。作为一个ABC，女儿将来的英文自然会非常地道，肯定超过我们半路出家的“洋泾滨”。那一口洋腔洋调的中文倒令我们操起心来。于是，我们制定了一条家规：在家只许说中文。我们相信，经过不懈的努力，我家的ABC将来也能讲一口字正腔圆的中国话。
冯建华
两年前，正当而立之年，我们的两口之家欢欢喜喜地增添了一位新成员。宝贝女儿的到来，使我们荣幸地升格为爸爸、妈妈，也使我们从此开始切身体验为人父母的酸甜苦辣。
女儿出生在美国南部的一个小镇。按照美国的法律，女儿顺理成章地成了美国公民。我们夫妻俩是地地道道的炎黄子孙，女儿当然是百分之百的中国血统。像许多其他在美国出身的中国人一样，我们的女儿被当地的中国朋友亲切地美其名为小小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女儿出生后，我们的小家庭便从“一家两制”变成了“一家三制”，孩子她爸10多年前来美国“洋插队”，博士毕业后顺利谋到了一份大学教职，怀里揣着绿卡。孩子她妈3年前持学生签证来到美国，虽说结束了小夫妻俩久经时间的“苦恋”，但为了保持合法的学生身份，还在苦读研究生课题。
在女儿出生之前，我们为了给她取名字可费了不少心思。手头没有《新华字典》，我们便一页页地反复查阅家里仅有的一本《汉英词典》，并开列了一长串的候选名单，包括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女性化名字，诸如丽、莲、风、菊、慧等等，但考虑到孩子既然日后在美国出生成长，有个地道的英文名字也许会更方便些，避免像我们的名字那样，常常被美国人发错音而引起误会或尴尬。于是，我们又翻阅了五花八门的《婴儿取名指南》之类英文参考读物。但面对一大堆与《圣经》和欧美历史文化相关的名字，我们怎么也想象不出黄皮肤黑眼睛的女儿会与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眼看女儿很快就要来到这个世界，而将要填写在她的出生证上并可能伴随她一生的名字还没有着落，我们比当年考“托福”还要紧张。就在预产期的前几天，我们议定了取名的四项准则：一要女性化，让人一听就知道是个女孩；二要简单化，容易拼音、发音和书写；三要中国化，具有中国人名的意义；四要世俗化，不带英文名字的宗教色彩。在此基础上，我们向国内外亲朋好友广泛征求意见，为女儿正式取名为丽安（Lian）愿她一生美丽平安！
女儿很为我们争气。两年前刚从娘肚子里来到这个世界时，虽然是血水和着泪水，哭哭啼啼，一切倒也十分顺利。当我们第一次将我们的亲身宝贝拥在怀里，看到一个五官端正、肢体健全的幼小生命时，那时我们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半年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一家由南部的小镇迁到了邻州的一个中等工业城市，过着忙碌的双职工家庭生活。女儿白天上托儿所，长得十分健康、聪明和可爱，已能说些简单的中英文字句。她那略带美国南部乡音的中文也为我们忙碌的家庭生活增添了几分乐趣。作为一个ABC，女儿将来的英文自然会非常地道，肯定超过我们半路出家的“洋泾滨”。那一口洋腔洋调的中文倒令我们操起心来。于是，我们制定了一条家规：在家只许说中文。我们相信，经过不懈的努力，我家的ABC将来也能讲一口字正腔圆的中国话。
迎新春，闹元宵
迎新春，闹元宵
亚特兰大湖北同乡会将于2月16日聚会联欢
天猪驱寒尽，宝鼠带暖春！为了迎接鼠年新春佳节的到来，亚特兰大湖北同乡会定于2月16日（星期六）下午3:00到10:00在沈丽玲理事居住小区的 Club House 举行迎新春，闹元宵联欢活动。我们诚挚邀请所有湖北同乡及曾在湖北学习，工作过的朋友们光临聚会，喜迎新春。
联欢会上将有丰盛的湖北美食，谜语竞猜，老少咸宜的游戏，卡拉OK，音乐表演等。让我们欢聚一堂，共叙乡情，欢度新春佳节。
联欢活动地址：1230 Denmark D. Lilburn, GA 30047.收费标准：$10/个人，$20/家庭（不限人数）。联系人：刘 俐：liuli_zhou@hotmail.com 770-310 8956 郭彦文：gynwen@yahoo.com 404-935 1325
敬祝 2008鼠年如意兴旺!!!
Best Wishes For A Happy And Prosperous Year Of The Rat 2008!!!
亚特兰大湖北同乡会将于2月16日聚会联欢
天猪驱寒尽，宝鼠带暖春！为了迎接鼠年新春佳节的到来，亚特兰大湖北同乡会定于2月16日（星期六）下午3:00到10:00在沈丽玲理事居住小区的 Club House 举行迎新春，闹元宵联欢活动。我们诚挚邀请所有湖北同乡及曾在湖北学习，工作过的朋友们光临聚会，喜迎新春。
联欢会上将有丰盛的湖北美食，谜语竞猜，老少咸宜的游戏，卡拉OK，音乐表演等。让我们欢聚一堂，共叙乡情，欢度新春佳节。
联欢活动地址：1230 Denmark D. Lilburn, GA 30047.收费标准：$10/个人，$20/家庭（不限人数）。联系人：刘 俐：liuli_zhou@hotmail.com 770-310 8956 郭彦文：gynwen@yahoo.com 404-935 1325
敬祝 2008鼠年如意兴旺!!!
Best Wishes For A Happy And Prosperous Year Of The Rat 2008!!!
2008年2月2日星期六
女儿的选择
From CND http://www.cnd.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3Farticleid=18804
·晨 曦· 这是女儿的选择，也是（也许应该说更是）我和女儿她爸的选择，她爷爷奶奶外公姥姥等等女儿身后的我们这一大堆人的选择。 如此重要的选择，不用说您也猜得着，它一定关系到女儿的前途。 这个选择叫做：上大学还是上大专？ 瑞士这个国家的教育系统与众不同，义务教育９年，包括小学和初中，初中毕业后能考上高中的只有一小部分，不到２０％。因为高中生们都是些过关斩将、突破重围的佼佼者，所以四年高中毕业后的一纸高中毕业证，便能敲开所有瑞士１２所大学的大门，而高中毕业率几乎是９９％，至少女儿就读的那所高中是如此，去年一百来号儿学生只有三个没毕业。女儿今年读高四，就是说，只要她不成为那１％最特殊的人才，瑞士那十几所大学就任她挑任她选啦。以前她一直坚定不移地要上苏黎世高工（那所大学在欧洲排名第三，仅次于剑桥牛津）。去年她去高工材料系实习时有人采访她，问她高中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她振振有词地说：当然是上高工了，不过是不是学材料还没决定。高工虽然名声赫赫，但男女生人数比例历来严重失衡，所以特别希望能多吸引一些女生。听说女儿矢志不移准备就学高工，女儿的老爸也是战斗在科研工作第一线的物理学家，受雇于高工的专栏撰写人精神大作，那感觉大概和伯乐当年发现千里马的感觉有一比吧：那你是否把当教授作为你将来的人生目标呢？女儿谦虚地笑笑：那是太遥远的事啦。当女儿把那份儿全文登载着采访她的报道的印刷品拿给我看时，我心里美滋滋的，想象着照片上那个有模有样做着实验的女儿有朝一日成为教授的模样。 可是几个月前，她突然发现了一个她更感兴趣的却和过去的志向大相径庭的职业：广告设计。经过多方调查，搞广告设计最好是上大专而不是大学。 其实，女儿一直喜欢画画，不光喜欢，而且从小学到高中不管在哪个班她几乎总是班上画儿画得最好的。她还喜欢设计，我们的新家从家俱到装饰几乎都是她的主意。她曾经梦想过当画家，同时在中学兼职当美术老师，做一份４０－５０％的工作养活自己。但是这个想法当即就被我斩钉截铁地扼杀在摇篮里了：别做梦了，你想想，一所中学一共才需要几个美术老师呀？那时她上初中，她们那所学校只有一个美术老师。她想了想，以后就没再提了。 广告设计就不同了，加上跟它相关的职业，就业前景十分乐观。理性地讲，走这条路应该是女儿的最佳选择。虽说女儿兴趣广泛，但她在其它方面的兴趣和在与视觉、画面方面的兴趣相比肯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且，说句老实话，她理科虽然还不错，但我并没看出她有什么过人之处，至少肯定远不如她老爸，而他老爸至今不也还没混上教授嘛。而她画的画，她的一些视觉艺术设想却时常能让我小跌一下眼镜。而且女儿是个重兴趣远胜于名利的人，为了女儿今后的幸福，我似乎应该坚定不移地支持她上大专。 可是，我为什么就是坚定不起来呢？ 是啊，如果女儿上了大专，我们如何去安顿那些期望已久的心？也许她爷爷、她外公已经放出风声：我孙女儿（外孙女儿）马上就要上大学啦，那可是世界名校喔，爱因斯坦的母校；我又如何安顿自己的面子？曾经有个朋友说，他此生想要的（事业方面）都得到了，人生目标已经达到，没有什么遗憾需要下一代去替他完成，所以他不会强迫他的孩子去学那些炙手可热的专业。言外之意，只要孩子上大学，学什么都成。看看，事业圆满如朋友者给孩子设定的第一道人生底线是大学。我，一个人生字典里写了太多的遗憾却根本没有成功二字的人，有什么资格让孩子选择大专呢？ 女儿自己也犹豫，她毕竟在中国家庭长大，不可能像她的瑞士朋友一样我行我素，选择前途时只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积压在女儿肩上的那些期待太沉重，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忍心让所有那些期待落空。 一个纯粹的把功名看得高于一切的中国人不会有这种选择的痛苦，他们的目标单纯而明确：什么赚钱学什么。 一个纯粹的把兴趣看得高于一切的瑞士人也不会有这种选择的痛苦，既然兴趣明确那还有什么好想的呢？ 可是我们，一个生长在东西方夹缝中的女儿，一对并不西化的中国父母，该如何选择呢？ □ 寄自瑞士
·晨 曦· 这是女儿的选择，也是（也许应该说更是）我和女儿她爸的选择，她爷爷奶奶外公姥姥等等女儿身后的我们这一大堆人的选择。 如此重要的选择，不用说您也猜得着，它一定关系到女儿的前途。 这个选择叫做：上大学还是上大专？ 瑞士这个国家的教育系统与众不同，义务教育９年，包括小学和初中，初中毕业后能考上高中的只有一小部分，不到２０％。因为高中生们都是些过关斩将、突破重围的佼佼者，所以四年高中毕业后的一纸高中毕业证，便能敲开所有瑞士１２所大学的大门，而高中毕业率几乎是９９％，至少女儿就读的那所高中是如此，去年一百来号儿学生只有三个没毕业。女儿今年读高四，就是说，只要她不成为那１％最特殊的人才，瑞士那十几所大学就任她挑任她选啦。以前她一直坚定不移地要上苏黎世高工（那所大学在欧洲排名第三，仅次于剑桥牛津）。去年她去高工材料系实习时有人采访她，问她高中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她振振有词地说：当然是上高工了，不过是不是学材料还没决定。高工虽然名声赫赫，但男女生人数比例历来严重失衡，所以特别希望能多吸引一些女生。听说女儿矢志不移准备就学高工，女儿的老爸也是战斗在科研工作第一线的物理学家，受雇于高工的专栏撰写人精神大作，那感觉大概和伯乐当年发现千里马的感觉有一比吧：那你是否把当教授作为你将来的人生目标呢？女儿谦虚地笑笑：那是太遥远的事啦。当女儿把那份儿全文登载着采访她的报道的印刷品拿给我看时，我心里美滋滋的，想象着照片上那个有模有样做着实验的女儿有朝一日成为教授的模样。 可是几个月前，她突然发现了一个她更感兴趣的却和过去的志向大相径庭的职业：广告设计。经过多方调查，搞广告设计最好是上大专而不是大学。 其实，女儿一直喜欢画画，不光喜欢，而且从小学到高中不管在哪个班她几乎总是班上画儿画得最好的。她还喜欢设计，我们的新家从家俱到装饰几乎都是她的主意。她曾经梦想过当画家，同时在中学兼职当美术老师，做一份４０－５０％的工作养活自己。但是这个想法当即就被我斩钉截铁地扼杀在摇篮里了：别做梦了，你想想，一所中学一共才需要几个美术老师呀？那时她上初中，她们那所学校只有一个美术老师。她想了想，以后就没再提了。 广告设计就不同了，加上跟它相关的职业，就业前景十分乐观。理性地讲，走这条路应该是女儿的最佳选择。虽说女儿兴趣广泛，但她在其它方面的兴趣和在与视觉、画面方面的兴趣相比肯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且，说句老实话，她理科虽然还不错，但我并没看出她有什么过人之处，至少肯定远不如她老爸，而他老爸至今不也还没混上教授嘛。而她画的画，她的一些视觉艺术设想却时常能让我小跌一下眼镜。而且女儿是个重兴趣远胜于名利的人，为了女儿今后的幸福，我似乎应该坚定不移地支持她上大专。 可是，我为什么就是坚定不起来呢？ 是啊，如果女儿上了大专，我们如何去安顿那些期望已久的心？也许她爷爷、她外公已经放出风声：我孙女儿（外孙女儿）马上就要上大学啦，那可是世界名校喔，爱因斯坦的母校；我又如何安顿自己的面子？曾经有个朋友说，他此生想要的（事业方面）都得到了，人生目标已经达到，没有什么遗憾需要下一代去替他完成，所以他不会强迫他的孩子去学那些炙手可热的专业。言外之意，只要孩子上大学，学什么都成。看看，事业圆满如朋友者给孩子设定的第一道人生底线是大学。我，一个人生字典里写了太多的遗憾却根本没有成功二字的人，有什么资格让孩子选择大专呢？ 女儿自己也犹豫，她毕竟在中国家庭长大，不可能像她的瑞士朋友一样我行我素，选择前途时只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积压在女儿肩上的那些期待太沉重，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忍心让所有那些期待落空。 一个纯粹的把功名看得高于一切的中国人不会有这种选择的痛苦，他们的目标单纯而明确：什么赚钱学什么。 一个纯粹的把兴趣看得高于一切的瑞士人也不会有这种选择的痛苦，既然兴趣明确那还有什么好想的呢？ 可是我们，一个生长在东西方夹缝中的女儿，一对并不西化的中国父母，该如何选择呢？ □ 寄自瑞士
2008年2月1日星期五
中国大户籍改革
From http://www.cnd.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3Farticleid=18779
这是一个人口大国从失去迁移自由到重获迁徙自由的漫长而缓慢的制度变迁史。 农民，是这一历史中的沉重名词。 如何使他们享以国民待遇，成为改革30年后政府制度探索的核心点。 半个世纪前，我国通过户籍等一系列制度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城乡之间形成壁垒森严的界限。多年来顽固的户籍政策虽未完全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但是城市、农村两种人的待遇差别和相关制度安排，还是大大消解了这一群体完全进城扎根的可能性。中国以农村供养城市的模式高速完成了工业化，代价是城乡间越拉越大的发展鸿沟。显然，这一过程伴随着巨大的制度不公和成千上万个体利益的被掠夺。 而今，世界上未曾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面对全球最大迁徙潮的同时，又面对如此重大的消弭城乡、区域差别的历史任务。 一切，可以从看似单纯的户口政策的变革上，找到线索。 “大户籍改革”，历史契机也许就在眼前。 历史篇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50年 历史地看，户籍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在追求“迁徙自由”的梦想之路上，我们要走的路显然很长。 全球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中国至今属于其中之一。 衍生于计划经济年代的户籍制度从严格控制到半放开历经了漫漫50年，现在仍处于有待彻底改革的相持阶段。 中国户籍制度背后承载的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以及在接受教育、转业安置、通婚子女落户等方面所衍生出的许多具体规定，整体构成了一个利益向城市人口倾斜、包含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措施配套、组织严密的体系。政府的许多部门都围绕这一制度行使职能。彻底的改革，绝非改掉一纸户口所能解决。 城乡二元户籍制之源 1958年，被视为中国人口管理制度的一个分水岭。 这一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制度，为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详细的制度安排。在此前的1954年，其实中国公民的迁移自由已经从宪法中被取消。 从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开始，中国人步入了一个漫长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这一体制的形成，很多人把其归结为计划经济使然，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则认为这更多是当时的经济危机造成的。 他在《我们是怎样失去迁徙自由的》一文中提到，在1952--1957年中国一五计划时期，大约有2000多万农民工已经自由流动进入城市。但从1959年开始到1960年，大概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又从城里迁出2000万人。 这一变化源于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建国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一五”时期所建立的基本是军重工业为主的国家工业体系，重工业有一种内生的“资本排斥劳动”的机制，这一方式起初并未对农村劳动力完全封闭，期间部分农民工流动现象可以说明这一点。 不过情况到了1956年发生变化。中国工业此时刚刚起步，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停止了对中国工业化的后续投资。苏联停止援助后，政府财政赤字大规模增加，基本丧失了扩大再生产能力，没有新增扩大再生产就没有新增就业，所以1959年政府不得不把进城的人向外迁移。 斯大林说过，要实现工业化，必须牺牲农民的利益。这一观点可以充分解释中国建国初期学习苏联模式的工业化路径。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后，政府在公社一级建立财政和农业银行机构，以全额提取农业剩余，并且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结构来保证这种内向型的资本积累，农业成为重工业所需资本的积累来源。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分析，对比西方国家先发展轻工业、积累了大量资金再逐渐投资到重工业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客观使得轻工业没有为重工业提供积累的机会”，只能通过“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让他动弹不得，永远种粮食这种方式来实现资金积累”，从而演变为一场对农民的“掠夺”。 这一背景下，户籍制度一诞生就带有浓重的命令经济色彩，并为之确立了一套完善的具体管理制度，内容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从此在中国根深蒂固。 1964年，国务院转批公安部户口迁移相关规定的基本要点时提出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1977年，国务院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此后公安部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 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上个世纪整个60、70年代自动流动的人口几乎没有。城市生活柴米油盐都是凭户口凭票证供应，没有票证，意味着无法生存。 户口成为了利益载体 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户籍政策构筑了“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在实际利益上的不平等。两种户口成为差别化分配各种利益的最直接标签。 非农业户口在各项待遇上明显优于农业户口。在改革前近30年的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城市人口享受到了从出生到死亡的各种保障制度，这些保障靠国家财政补贴维护。据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保守估计，城镇每安排一个人的就业和生活需花费3至4万元，2亿多人就需要6万多亿元…… 然而，占人口80%、只能提供积累不能分享工业化收益的农民一直与这种制度无缘，土地成为他们唯一的保障。 两类户口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出具有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1961年之后，要成为国营企业工人一般首先要有城市户口。在整个社会，干部、工人、农民之间的阶级分野非常分明。 户口制度的辐射力量是惊人的。人们很快发现，其背后逐渐附加了从社会保障到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几乎所有公民权益的城乡化差异。城乡之间建立起一种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上的全方位不平等，由此也衍生了长期二元社会结构下城市市民的“一等公民”与农业人口的“二等公民”的社会地位。去掉“农”字标签，获得与城市公民平等的社会身份，成为几代农民百折不挠、掺杂无数辛酸血泪的奋斗史。 80年代中后期，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农转非”控制指标有所调整，一些地方开始规定农民交纳一定数额费用就可成为当地有效市民。城镇非农业户口商品化的“星星之火”由此点燃，并以燎原之势蔓延至全国。 户口交易，成为30年户籍改革变迁中的独特现象。据有关报道，到1994年上半年，全国约有17个省共300多万人购买了城市户口，此项收入高达250亿元，这还不包括那些未登记在案的以及黑箱操作的部分。这个数字，充分表明了户口负载的各种利益分配的真实含金量。 农民工潮：绕不过去的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农产品短缺问题，同时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的大量涌现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需要劳动力的流动，政府才开始放松对人口迁移的控制。 1984年，户籍坚冰出现首道裂缝：是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农民进入城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有经营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机关应准予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吃议价粮，办理《自理口粮户口簿》和《加价粮油供应证》。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给了部分人以“迁徙自由”，农民由此获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 随后，商品粮分配制度实现改革，农民进入城市少了“自带口粮”障碍，事实上形成了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的打工热潮。这一人口迁移的趋势有着客观现实的推动：长期以来农村人多地少和农业收益低的状况使得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达到三分之二左右，这些剩余劳动力必然要向非农产业转移，而且大部分人向大、中城市转移。 农民流动的事实，一度推动了1993年开始的户口制度思想的重大改变，当时政府在政策讨论中曾经提出过不再进行身份限制。1994年公安部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草稿基本精神就是改变管理原则，按照职业和居住地来建立户籍管理制度。 然而，1994年以后的宏观环境变化阻挡了这一改革的进程。本来已经起草户籍制度改革的文件暂时搁置，这一搁置就到了2002年，期间户籍政策一直未有实质性松动。 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里，尽管城市发展市场经济的相当动力来自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其中农民工潮是绕不过去的中国特色，这一数字到现在达到了2亿，占到总人口的15%，然而这一流动是以无数外来务工人员“两栖身份”的委曲求全为代价的。 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在城市可以“立业”，但无法“安家”,城市不给他们“户口”，意味着没有城市居民的身份，也就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可以获得的一切福利待遇。户籍制度、教育制度、保障制度、人事制度、医疗制度对城市户口、农村户口的双重标准，使得农民工只能游离于体制之外。户籍政策成为这一系列制度不公的核心载体。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教授在《中国农民工调查》中指出： “农民工之所以能够在城市中以比较低廉的价格从事经济活动，正在于他们的这种两栖身份。如果中国没有户籍制度，农民工就会希望拥有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方式、一样的收入、一样的劳动条件，但我现在觉得我是农民，我的家在农村，我到你这里来就是为了挣点儿钱而已，只要收入我认为可以，我就干了，这就是中国很低的劳动成本之所以能够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理性地看，这一绝对不能称之为公平的制度，客观上帮助中国以低成本换取了农村劳动者的全部剩余，用不到30年的时间高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和工业化，同时也使城市、农村置身于一种相对固定、平稳的社会环境之中。 然而负面效应同样明显，城市对农民工经济制度上的接纳和社会制度上的不接纳这一矛盾导致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最大不公。胡星斗教授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至今，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户籍制度基本上没有进行过像样的改革。 “市场经济制度天然要求迁徙自由，中国的户籍制度还是在通过人口登记区分不同的权利：你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是在这个城市还是在那个城市，由此就享有不同的权利。我们还没有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人口管理制度。” 他提出，要改变这种人口制度，在进行“狭义”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广义”的户籍制度改革或者说“大户籍制度”改革，即户口登记改革与教育、医疗等“附加功能”的改革应当同时并进，进行平等权利的制度变革。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户籍改革还只是刚刚起步。虽说“狭义”的户籍改革在2002以后一些省市就有了实质性举动，但中央层面上的制度推进尚不明晰；而广义上的“大户籍制度”改革，从“十七大”以来已然成为政府最重要、也最艰巨的命题之一。 现实篇 户改艰难前行 户籍制度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的。 “我不是在挑战户籍制度，相反，我是在维护法律的户籍制度，”在北京工作已有四年多的安徽籍律师程海一再强调。“与户籍制度较真”让程海出了名。此前他要求根据他长期定居北京的事实将户口迁往北京。但由于没有北京市公安局出具的“准迁证”，遭到拒绝。于是，他先后将北京、安徽两地的公安部门告上法庭，但遭驳回；此后又致信国务院法制办，建议清理户籍管理相关文件。日前程海又通过电邮建议北京市政府，将540万外地户口北京常住居民的北京户籍问题，列为2008年直接关系群众生活的重要实事中。 事实上，自中国城乡收入差别不断拉大、城乡矛盾显现以来，质疑现行户籍制度的声音就不绝于耳，调研、方案、路线图一再出现，小范围改革试点也未曾中断。然而全面的改革方案仍付之阙如。 户改也在“摸着石头过河” 压力之下，近年来户口问题的各种解决方案也在“摸着石头过河”。 1992年国家就成立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包括“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的改革目标。 河北、辽宁、山东、广西、重庆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年来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统称为居民户口。为推动改革政策的顺利实施，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主动配合民政、劳动保障、计划生育、教育等部门调整相关配套的经济社会政策。北京、上海两市也已下发了本市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实施意见，放宽了条件限制。 在去年12月召开的全国治安工作会议上，公安部宣布，我国将大力推进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为重点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实现公民身份平等。除此之外，我国还将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落户条件，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促进人才交流和人口的合理有序转移；完善暂住户口登记，探索建立居住证制度；放宽夫妻投靠、老年人投靠子女到城市落户的条件限制，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 新一轮户改的共同点 2007年6月6日，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到访重庆。此起彼伏的高楼和纵横交错的立交桥让她困惑：“重庆还有农民吗？”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的回答是：其实重庆大部分老百姓都是农民。 “‘大城市带动大农村’是重庆直辖之后就已经具备的特点。重庆具备省级行政架构，并不是单纯的城市经济体。重庆的城乡差距尤其大，城乡二元结构明显。”重庆市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许玉明接受《小康》采访时指出，“统筹城乡”的改革就是向困扰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宣战，户籍问题便是统筹城乡中的重要一项。 作为重庆统筹城乡改革先行示范区，九龙坡区在2007年年初探索制定了《城乡统筹发展户籍制度改革试行办法》等配套制度，以解决农民变市民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该区规定在子女入学、就业扶持、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各个方面，变市民的农民享受与当地“城里人”一样的待遇。有的区县甚至出台了农民变市民的奖励办法。 据了解，重庆将建立起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统一登记为“重庆市居民户口”，不再区分农村人城市人。“这一改革将在试点基础上于2012年前全面推开，并尽快过渡到以身份证取代属地户籍管理制度。” 如今在我国许多地方展开的新一轮户籍改革，都与重庆有一个共同点，便是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通过全面推进改革，打破原有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 广东省全面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已于2005年11月报请省政府审定。这次改革意见中提出：在全省范围内取消农业、非农业、自理口粮及其他类型的户口性质，实行城乡户籍登记管理一体化；按照在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并完善实有人口登记管理制度。 《河南省城镇化“十一五”规划》则明确提出，河南省将按照城乡一体化要求，实行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在全省推行按实际居住地进行登记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居民将按照实际居住地址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 武汉城市圈也表示九城市户籍改革有望先行先试：持通用户口本，武汉城市圈九城市居民可自由流动，并形成以就业、社保、教育、卫生为重点的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 准入和迁移条件在放宽 山东省规定，凡属该省引进的人才，发给《山东省外来人才居住证》，享受当地居民的同等待遇。重庆市则在暂住人口中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取代原有的暂住证。 2007年12月，浙江省也开始在部分外来人口较多地区试点居住证制度。此次改革打破了原有的户籍属地管理框架，把居住证分为三个等级，类别上分为临时居住证和居住证两种，而居住证又分为普通人员类和专业人员类。按照外来人员的条件，分别对应不同的就业、住房和子女入学等社会福利。这种被当地官员称为“绕过户口来设计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制度的改革”，受到公众尤其是外来人口的关注。 在河南省鹤壁市，城乡一体化户籍改革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如取消了“农转非”计划限制，实行有合法固定住所、有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条件下的准入制度；前来投资、兴办实业和购房，不受时间长短、投资数额、纳税数额的限制即可迁入；取消了夫妻投靠在居住时间上的限制，取消了父母投靠子女对身边有无子女的限制，取消了子女投靠父母对子女年龄的限制；增加了投资投劳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符合一定条件即可入户的内容。 作为外来人口大省的广东省也在筹建不同城市的准入制度，以准入条件取代各类进城人口控制指标。如广州市在2003年以来先后推出了多项政策，改革了“农转非”和人口增长调控管理办法，取消了“农转非”人口控制计划，将夫妻投靠的年限由10年放宽至5年，并明确了以准入条件取代按计划指标审核落户的办法。 深圳市也相继调整了户口迁移政策，出台了多份配套文件，全部取消了“农业”户口性质，新增投资纳税入户政策，并将夫妻投靠的年限放宽至2年。 改革仍需改坚 改革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效果却似乎不尽如人意。即便是前文中提到的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并没能很好地解决原来的城市户口居民和农村户口居民的平等问题。有的地区，甚至在大刀阔斧地“改革”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又不得不退回到原来的政策上来。 河南省郑州市在2003年宣布入户政策完全放开、允许外地人员以“投亲靠友”等方式办理户口时，郑州市也因其改革力度被媒体形容为中国户籍改革的“先行者”，但在2004年后郑州的“户籍新政”被紧急“叫停”，理由是：人口的迅速增加致使城市交通拥挤，教育资源急剧紧张，社会保障部门压力增大，治安和刑事案件发案数量增加，城市治安压力加大，人口增加后患病人员增加将给医疗行业带来压力等等。 许多地方，农民有了和城里人一样的“居民户口”后却发现，城乡户口差别背后隐含的社会不公仍旧不少，诸如社会地位、收入标准、子女入学、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社保、福利、高考、升职、培训等等并没有完全消除，有了进城的“门票”却享受不到“市民待遇”。宁夏固原市许多农转非的群众就由于长年未能享受城市待遇，反而失去了退耕还林、两免一补等农村优惠措施，纷纷要求非转农，在户口上呈现返乡潮。 城里人也有怨言：户口一放开，庞大的农民涌进城，城市就要变成“闹市”，不得安宁了。况且大家如果完全平等，不是来分我们的“蛋糕”吗？ 当规定与要求，最终变得不那么匹配时，不禁让人对这新一轮“户改”的意义有了疑虑，有人甚至评论其“象征意义”多于实质内容。 在各种关于户籍制度的讨论声中，更多的是支持渐进式的改革：经济因素和中心城市的承受能力成为重点考虑的因素。接受《小康》采访的多位人士认为，全面推进户籍改革的目标是解决城乡户口性质统一问题，让户口回归本位。户籍制度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的，不研究解决好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问题，不破除各种壁垒，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将难以全面稳步推进。 不过在程海看来，郑州户改只是暴露了被长期掩盖的各地对非本地户口人(子女)上学、就业、社会保障上不公平对待的问题。其实质是各地以常住户口为借口，违反了(义务)教育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应由对应的法律去调整，与户口无关，户口也无法解决这些不公平的问题。 对于户籍制度，前进还是退步，恐怕还将成为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程海对于自己的诉讼倒是充满信心，“我会一直告下去，直到法律正确实施，相信我一定会胜诉的。”程海肯定地对《小康》表示，“如果大家都来关注、参与，明年或许就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试点篇 成都“户改”第四年 如果联想起2003年郑州市“门户大开”的户籍政策，成都的“城乡居民一元化”户籍改革显然要温和许多。不同的后果是，郑州户改在2006年终因城市不堪重负而紧急叫停，而成都的户改至今仍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一步步深入推进中。如果将后者的户籍改革试验纳入到整个统筹城乡改革的大背景下来考虑，也许意义更加广泛。 2007年6月，成都获批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其实，这座城市的探索走得更早一些。早在3年前，成都户籍改革新政的成形出台，就来自于市委“统筹城乡”发展的配套改革战略。当年，成都推倒城乡户籍壁垒阻碍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枷锁，在全市推行一元化户籍管理制度，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统称为“成都市居民”。 这一户籍管理制度上的最大突破处在于，成都市农民可通过城市租房获得成都市户口。这意味着，对于所有当地农民来说，想要取得一纸成都城市户口，已经不再是什么难题。其后，这一改革举措被其他很多城市所效仿。 现在，到了户籍新政实施的第四个年头，成都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梁其洲透露，成都正在酝酿的新思路是，如何把这一政策辐射扩大到全体外来农民工，把他们也纳入到整个成都的城乡一体化战略中来。 成都农民的进城之路 张有琼在她四十多平米的新房里敲敲打打。 新年即将来临，和成都大观村其他村民们一样，她一直在忙碌着青龙小区住房的简单装修。 这是一个模样和普通经济适用房无异的“农转居”小区。小区建在大观村原有土地之上，现在这里是成都的三环立交桥边。3年前，张有琼被政府征走了7分耕地和100多平米宅基地。按照人均35平方米的房屋置换政策，她家3口人换到了两套这样的一居室住房。 看起来，张有琼和所有城市近郊的被征地农民没什么区别。但是，她的身份其实发生了实质性变化。除了户口登记簿上由原来的“农业户口”统一更换为“成都市居民”户口，更根本的改变是，她已经可以享受到和城市人同等的医疗和养老保险。这一待遇不会因其职业栏上注明的“被征地农民”而有所差别。当然，在其他一系列配套制度上，差距也在一点点缩小。 目前，成都已率先在全国实现了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的全覆盖。此外，以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也得逐步与城市社保制度接轨。成都市规定，被征地农民都可以办养老保险，政府给予20%左右的补贴。男性到60岁、女性50岁，就可以每月领到近300元的养老金。 这样的政策极大鼓励了农民融入城市的热情。不过，其中面临的问题也应之而来。张有琼认为“政府政策是好，只是压力确实也有点大”。现在她尚处于无业状态，而丈夫做环卫工人的每月收入580元中，就要拿出400多元来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她感叹：“未满40岁的村民要买社保的年限更多，买10年，如果再没工作好恼火啊！” 对此，成都市政府的应对之策是定期搞各种免费就业培训，以充分保证农转居居民的就业。就业率相对较好的“农转居”试点培风小区居民除了工作收入，多数还能拥有房屋出租、土地流转收益和村集体资产的分红，去年人均收入达到4500元。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农转居居民都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其中的政策因素如能否从被征用的土地中获得租赁、入股等土地流转收益是影响其收入的关键性因素。 三圣乡土地流转模式 “现在农村户口转城市户口一点障碍没有，但城市户口要转农村户口却很困难了。这是为了鼓励农民向城镇集中，增加农村的收益。”成都市市长葛红林在接待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 三圣乡模式正是成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充分受益的成功样板。4年前，三圣乡还被成都人称为“外八乡”，这个称呼就像上海人说的“下只角”。但是现在它却成了城里人十分羡慕的香饽饽。 4年间，这里的农民不仅完成了从传统农民到土地经营者的身份转变，更因其政策优惠而成为从土地流转中获得资产收益的典型代表。 在成都市打造的所有“统筹城乡综合经济改革试点镇、乡”序列里，三圣乡是离成都最近的一个：只有7公里，曾经是传统农业人多地少、无产业特色的贫困地带。现在，这个贫困乡有了一个国家4A级景区的魅力名字：“五朵金花”。 三圣乡幸福村村民熊祥金曾经是骑车进城卖菜的菜农，现在的身份是幸福梅林“梅王阁”农家小院的个体经营者。正值梅花旺季，他的小院每天可以接待400人的“农家乐”游客，一年的经营收入就能达到6万元。 不过，幸福村村民像他这样自己经营农家乐项目的并不多。这个村的近50家“农家乐”90%以上由农民出租给外来公司经营，村民获得土地出租收益的同时，可以外出打工挣钱。 “我们是带土地的居民。”这是熊祥金对自己身份的新定位。和城里人不同的是，他们在拥有工资、经营收入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到土地租赁、入股的财产性收益。 他指了指远处古色的“风景独好”农家小院，“这个院子就是由我们幸福村村委会利用村集体土地修建后转租给外来商家经营的，村里全体村民通过入股方式来获得租金收入。” 这些细节展现了三圣乡通过土地流转以争取最大效益的发展思路。三圣乡政府的具体做法是：对农地土地出让权的转让协议规定时间不等，并设上限(国家规定为30年)。使用年限满期以后，原则上政府对于甲乙双方的租赁关系是农民自愿流转给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再由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和市场方再次流转。农民流转了土地，但是土地经营权并没有丧失。农民可以把土地经营权折算入股，每五年递增10%。可以通过分红来取得回报。 从农民到产业工人 成都的户改模式并未造成中心城区人口过度集中，归功于其政策引导。 按照成都市政府的战略，农民向城镇集中主要分3种类型：在5个中心城区建设完全与城市接轨的农民新居工程；在郊区以重点镇为主推动农民向城镇集中，城镇新型社区工程构成重点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边远丘区山区，根据区情适度引导农民向新型农村社区集中居住。 城中村或近郊农村，有地利之便，“农转居”阻力不大。对于远郊乡镇的“农转居”农民，如何保障其应当享有的权益？ 成都进行了一种大胆尝试：通过土地整理，推动农村院落拆并和农民居住向城镇、中心村和聚居点适度、自愿集中。 蒲江县距成都城区68公里，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两年多前，复兴乡1500多户农民拆迁搬进集中居住小区。通过土地流转，他们把腾出的万余亩土地租给农业产业公司，农民直接变成产业工人，实行“股权+红利+工资”的收入分配方式。目前该乡猕猴桃生产基地投资已达1.2亿美元。 实现远郊落后地区农业人口转移的另一种途径是建工业园区。大邑县距离成都市区45公里，规划了一个占地30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引进了青岛双星等一批著名企业，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工作和社保问题。 据统计，成都市规划建设600个农村新型社区。截至2006年底，已经建成农民集中居住区67个，入住农民14.7万人。 成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02年的2.66∶1缩小到2006年的2.61∶1。从2003年到2006年，成都失地农民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至二、三产业就业，年均增加10.53万人。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后，继续留在农村的农业劳动者，摇身一变成为“农业工人”。 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杨国安在“中国统筹城乡论坛”上对成都市的土地规模经营思路给予肯定，他认为城乡统筹发展商的引入推动了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变，促进了成都探索土地流转的经营机制，包括土地股份合作、租赁、承包等模式，有利于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土地换“社保”：有待争论的经验 为了形成土地的规模集中，成都户改的一个核心要点是鼓励农民放弃土地，向城区集中。四川省社科院学术顾问、著名经济学家林凌把这一战略概括为“三保障、两放弃”。 “三保障是前提，农民进城必须保障他的就业、廉租房，保障他的家属进城，保障他的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的社会保障；两放弃是条件，农民放弃他的农村宅基地、农村承包地。” 在实际操作中，这形成了成都市“土地换社保”的户改模式。 应该说，这一户改模式出台时还是考虑到了失地农民的利益。成都市公安局户籍科民警纪丽告诉记者：“‘农转居’后，农民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和补偿权、集体资产的所有权和分配权等不发生变化。农民自愿退出原农村宅基地进入城镇购买公寓房的，可享受相邻区位经济适用房的优惠政策。” 从积极意义上看，在城乡差别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土地换社保”虽然可以说是权宜之计，但毕竟一方面能够推动农民积极进城，另一方面在保护农村耕地的情况下，能够促进土地集中和合理流转，帮助农民真正拥有自己的财产性收入。 不过，这一模式也得到不少专家的质疑。温铁军教授接受《小康》采访时指出，“土地换社保”操作不好，很有可能变成另一场以“城市化”命名、对农民进一步剥夺的方式；同时社保以土地为条件，本身就是对农民的另一种差别待遇。 温铁军对此有着尖锐批评：“真想城乡统筹，应该先做到给农民以起码的国民待遇，在公共品上给农民以公平的待遇。我们现在的政策只是向正常国家的正常国民待遇上靠近。这么大的财政，还让人没有医保、没有社保，没有养老，还扭扭捏捏，一次一次往前挪，凭什么？农民这么多年没社保，现在还让他们用土地换。做了这么多年贡献了，穷了这么多年，连起码的保障都不给人家，正常吗？” 温铁军认为，中国农村的贫困客观源于农村土地、资本、劳动力三要素的流失。城乡统筹的真正着力点还在于促进三要素回流，同时政府在公共开支的公平性上做到城乡无差别待遇。 公共服务均衡化的梦想与现实 2003年以后，中国政府的社会政策着力点都在于促进公共品的公平性上。这一思路与国家总体进入城市反哺农村、公共服务均衡化的发展阶段相吻合。专家认为，我国现在已经开始具备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基本条件，成都作为“统筹城乡综合试验区”，其大户籍改革正顺应了这一大的趋势。 如今，成都市已经建了二十多个 “农转居小区”。青阳区培风小区作为成都首建的第一个“农转居”小区，配备了先进的“六站一室一港湾”，即医疗站、文化站、教育工作站、社保工作站、就业工作站和警务室、港湾式交通车站，使得农民在享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甚至超过城市社区。 其后通过工业园区模式市场化运作建立的欧式风格社区“欧洲小镇”，以及最新的“康庄小区”工程，作为区政府的“农转居”样板，硬件和软件也都在整个成都市社区建设中属上乘。 “要让青阳区的农民享受到和城里人一样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一样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是青阳区委书记王忠林对“统筹城乡”的目标追求。 要实现这一目标，客观要求政府财政的大力投入。成都市制定了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等政策，财政投入14.5亿元，对农村中小学校进行了标准化建设，基本实现城乡教育硬件均衡配置。 成都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梁其洲接受《小康》采访时强调：“成都户籍改革不单是户口意义上的改革，而是一整套完整的制度设计，中心是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 不过，在中央层面的全面改革未开展之前，整套制度体系的搭建仍然受到牵制。 对此，成都市统筹委副主任秦代虹表示出诸多无奈：“没有征地的农民，包括农民工要加入城镇社保，比较困难。为什么比较困难？因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这个规定，涉及到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对接时，就不会把这部分纳入进来，要推动这一改革，只能由中央层面推动。” “我们现在是对农民有一套保险支持、农民工有一套保险支持，职工和城市居民有一套保险支持。这些保障体系我们从制度上可以对接，但是问题是如何从国家层面上把几种保障纳入一个财政支付体系中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政府的户改依然难以解决最基本的问题，中国社科院教授陆学艺的看法是“它想彻底也很难完全彻底”，最终需要中央层面的制度推进。 专家访谈篇 户改之辩 政府应当以户籍改革为契机，进行平等权利的制度变革。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王太元 中国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 胡星斗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陆学艺 中国社科院名誉学部委员研究员 白南生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 户口是表？还是根？ 温铁军：户籍制度上负载了太多因素，人们误以为是户口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其实户口只是一个标识，一个符号。单纯的户口有些省市几年前就完全放开了，比如石家庄、郑州，但结果未见得能解决关键问题。所以并非都是户口惹的祸，也并非只有户口放开才能起到作用。 胡星斗：户籍制度看起来没什么作用，但它是一个权利的象征。有关部门就可以依据这个权利的象征，不给你相关的待遇，比如不给你小孩免费入学的资格，不让你享受低保的资格。现在有人说户籍制度没什么用了，有用的是其他附加制度。实际上这还是实行二元制度的一个借口。 户籍制度是造成二元体制的因，二元的教育、医疗、养老是果，不消除因，期待果改变，由二元变为一元，是不可能的。 白南生：户籍可以改，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所有东西都是户籍惹来的，把户籍一改就解决了是错误的思路。 先改户籍？还是先改附加制度？ 陆学艺：现在关键的阻力在于有些部门是从现有户籍制度受益的。军队在城里招兵代价大，招农村兵就较有利；有些部门、企业觉得农民工最好用。这里面涉及到很大的利益群体。这些利益绑在户口上，中央决策的时候往往被牵着走。如果要等到这些附加制度的改革如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都解决了再来解决户口问题，那50年也解决不了。户口不单是个条件，对一些单位来说还是个利益分配问题。 王太元：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只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最省力，总想用一个绝对真理、终极真理解决社会上的一切矛盾、一切问题。我们目前就这样。每一个利益都在每一个具体的领域内，不把这个具体领域里不适当的制度改了，用户口一个领域的改革是代替不了的。马克思有句名言“物质的力量要靠物质来消灭”，我们现在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等，都是事实的经济存在，而不是个名称问题。就算你不叫“暂住”，叫客人，待遇就更好了吗？ 十六大以来中央的三农问题解决就非常好，农民的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农民的地位实际上提高了，农民和城里人的差距自然缩小了。 胡星斗：不能够因为要进行配套制度的改革，因此户籍改革自身速度就减慢。相反，应当通过户籍准入的这种改革，推动其他附加制度的改革。因为教育、医疗、养老等二元制度的形成本身很大程度上就是户籍制度造成的。而户籍制度存在的情况下，你要等到这些附加制度、配套制度都缩小，这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还是应该尽快废除户籍，以身份证管理取代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假如废除了户籍，会导致一个直接的结果，会有更多的公民拿起法律武器，直接或者通过各种言路来要求自己的权利，比如要求打工子弟教育政府必须拨款，保证他们的受教育权，比如医疗，没有解决医疗保险的也会更多地向中央、地方政府要求某种医疗保险、大病基金。目前政府也在这么做。 但是如果你不废除户籍制度，比如说北京市，至今他的财政预算都没有列入打工子弟的经费，以后如果没有了户籍制度，打工子弟就会说我们同样是北京市民，为什么北京市不给我教育的拨款，我就可能要去咨询、问责，甚至起诉等等。通过这样的废除户籍制度，能够促进二元附加制度尽快一元化。 捆绑？还是剥离？ 王太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所有的改革问题其实都是一个职责权利的重新调整，你非得要把所有跟老百姓相关的利害关系、利益关系都捆在户口上，让户口用一个制度来进行改革，这正好是二十年始终没改下去、改得不怎么样的结果。我们老是想通过户口改革一劳永逸解决问题，最后结局是多长时间什么问题都没解决得了。 户籍改革必须把那些附加的利益剥离开，如果附加的利益不改，户籍永远代替不了它。 胡星斗：从表面上看，的确不应该捆绑到一起，人人都认为不应该捆绑到一起。但是实际上不捆绑到一起你是做不到的。比如你提供社保、医疗、教育，户籍制度存在的情况下，你能不捆绑到一起吗？只有把户籍制度废除了，你如果还说我不应该享受北京市民的待遇，我就要起诉你了，这个时候所谓每个领域单独的改革才有可能启动得了。 所以我主张在进行“狭义”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广义”的户籍制度改革或者说“大户籍制度”改革，即户口登记改革与教育、医疗等附加功能的改革应当同时并进。政府应当以户籍改革为契机，进行平等权利的制度变革。 白南生：最根本的是城市化。现在的问题是最大的资源配置错位没解决。中国是45%的人务农，产值只占到13%，这是什么关系呢？3倍的关系，这样怎么可能让农民日子过好？还有他不是救济的对象，多数是有劳动能力的人，你不给他机会去争取他自己的生活。没事补他两条鱼，他日子过不好的。实际上农民能打鱼，你该帮他做的事是增加培训机会，增加他质量更高的就业机会，这是解决之道。只有把他们挪出来，才能解决农村问题。 现在的迁徙是半城市化，真正城市化是沉淀下来，变成城里人。我们的迁徙是流动的，他也不知道到底今后能变成城里人，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因为城市没有给他任何承诺。 一步取消户籍？还是先解决2亿农民工？ 胡星斗：我是主张建立身份证电子管理系统，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号码，可以把户口、档案(过去档案都是封闭的)都电子化，户籍的相关资料都放到身份证管理系统中来，包括个人纳税的情况、申领低保方面的情况，甚至作义工、慈善方面的纪录，还有信用情况、犯罪记录等等。这个系统快的话两三年就能做起来，做成一个全国电子身份证系统，电子身份证可以刷卡的，各个街头可以放刷卡机，你到一个城市来在刷卡机上一刷，公安部门就知道你到哪里了，所以不用担心治安问题。 当然也有人担心，假如户口准入放开了，会有很多人拥进大城市。这个担心很没道理，中国目前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自由迁徙，只不过这个迁徙没有获得法律上的认可。即使你放开户籍，让他自由落户，也不会有更多的人到北京、上海、重庆，因为第一他来必须有赖于生存的条件，找得到工作；第二必须要有住房，还有教育医疗等等条件的约束。所以那种认为户籍放开、大城市就会人满为患的情况不会出现，该来的都来了。 白南生：现在放开了，可能导致一个结果——进来的不是交税的人，是为了看病、上学的人。他们要是也享受低保不乱了吗？所以就必须辨认你是否在这儿交了税，以此为依据判断你是否能享受到相关待遇。而且政府对公民应该有个承诺，告诉大多数人，你只要没有不良记录，有稳定收入、职业、住所，多少年以后就可以享受到怎样的待遇。但是现在城市没有给人任何承诺。我们做过调查，很多成功人士在城市买了商品房了，但你问他是城里人还是农民，他说我还是农民，他就不知道我今天在这儿，明天会怎么样。 胡星斗：放开户籍制度最重要的意义是促进其他方面的改革。我们现在对人口的限制不但限制不住，而且越限制问题越多。北京说要限制在多少人口内，结果不断被突破，这个政策的结果使更多的人户籍不在北京，但是人在北京。其它城市也一样。限制的结果是人户分离更严重，导致的结果是社会治安更加难治理，于是在户籍上就更加限制，包括办暂住证等等，结果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陆学艺：我认为全国而言，可以分步走，先解决2亿农民工问题。城市化不光是住进来，一个农民变成一个市民，本身还有个交流，有个社会化过程。美国的政策就是你工作几年就能取得绿卡，外国人都这样，中国人干了十年二十年了你还不是市民说不过去。户口光笼统地讲有固定职业、住所，这个还不够，以后比如按照工作年限和当地对劳动力需要的程度来放开，不要一刀切。 白南生：政府在配套上要想些办法，社会政策、公共政策都要考虑到。我们在4个县12个村有一个300户的调查，从95年开始做的，今年做的其中一个内容就是调查村里因为伤病回来的人。我们在城里抽样结果找不到这些人，你会发现农民工的就业率比城里人还高，身体比城里人还好，但实际上真正就业失败或者因为伤病严重的人都回农村了，看病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最后是农村的政府救济，都由农村承受。 是全国一盘棋？还是先进行地方试验？ 温铁军：我们的城乡二元结构在于不能在全国实行统一的社保，四川人跑到浙江打工，交完了社保回四川了，社保却不能转回四川，只好退保。当地就说你骗保，你交了是要骗我地方财政。我们被人说是大一统的集权制国家，其实胡扯，哪有大一统哪有极权啊？都是各自一把号。有多少政府就有多少把号。该统一的不统一。所以导致农民没有国民待遇，在基本保险这件事情上至今没有。 城乡统筹包含政治上，比如农民应该和城市一样，一人一票的，不应该再让农民8个人一票。8个人一票，你就是歧视性待遇！基本保险应该和城市人一样。城乡统筹的着力点，说到底是应该让国民享受同等待遇，是应该在公共开支基本的公平性上做到城乡统筹。 胡星斗：这就需要中央从全国的高度进行协调、统一化。比如指定这些社保是可以转移的。你在东部打工，东部的城市就应该给你上社保，这个社保的资金如果你愿意都可以转移到你的家乡、你原来的生活所在地。这也形成一种变相的横向转移支付。社保可以转移、可以携带，是有利于中西部的。 白南生：现在深圳等地有些做法是持续打工多少年以上就可以成为本地市民，但一个条件是限于广东省的，外省的还是没有制度去保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城市没有给人一个普遍的细则。这些都是没道理的做法，我们城市间的很多做法相当于一个国家对待另一个国家的做法。 胡星斗：所以还是要全国一盘棋来考虑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问题，中央政府可以统一要求地方财政必须拿出多少钱用于教育、拿出多少钱搞社保，中央政府出多少钱，都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现在是拿得太少，比如中国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目前还不到3%，社会保障各方面的支出也就占财政支出的20%左右，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支出一般要占财政支出的50%以上，甚至60%，所以中国应该大力加强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社保的比例，这样以后就不存在城市负担不了的问题。 中国政府目前十分重视民生，重视社会保障的问题，以后要做的只不过是把社会保障与户口改革结合起来，而不是分开。同时中央政府要注意对地方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尤其是对一些外来入籍入户人口非常多的城市加大转移支付，以保证它接纳更多的外来人口。 陆学艺：我们的工业化从五十年代到现在没有争论，没有哪个国家说工业化不搞的。但是城市化要不要搞一直有争论。我一直主张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现代化的阶梯，一定要搞。不能让2亿农民工都住在农村里，那现代化不了。因为实际上现在农业不需要那么多人，这个结构不改，很多问题解决不了。 □ 《小康》杂志
这是一个人口大国从失去迁移自由到重获迁徙自由的漫长而缓慢的制度变迁史。 农民，是这一历史中的沉重名词。 如何使他们享以国民待遇，成为改革30年后政府制度探索的核心点。 半个世纪前，我国通过户籍等一系列制度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城乡之间形成壁垒森严的界限。多年来顽固的户籍政策虽未完全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但是城市、农村两种人的待遇差别和相关制度安排，还是大大消解了这一群体完全进城扎根的可能性。中国以农村供养城市的模式高速完成了工业化，代价是城乡间越拉越大的发展鸿沟。显然，这一过程伴随着巨大的制度不公和成千上万个体利益的被掠夺。 而今，世界上未曾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面对全球最大迁徙潮的同时，又面对如此重大的消弭城乡、区域差别的历史任务。 一切，可以从看似单纯的户口政策的变革上，找到线索。 “大户籍改革”，历史契机也许就在眼前。 历史篇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50年 历史地看，户籍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在追求“迁徙自由”的梦想之路上，我们要走的路显然很长。 全球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中国至今属于其中之一。 衍生于计划经济年代的户籍制度从严格控制到半放开历经了漫漫50年，现在仍处于有待彻底改革的相持阶段。 中国户籍制度背后承载的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以及在接受教育、转业安置、通婚子女落户等方面所衍生出的许多具体规定，整体构成了一个利益向城市人口倾斜、包含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措施配套、组织严密的体系。政府的许多部门都围绕这一制度行使职能。彻底的改革，绝非改掉一纸户口所能解决。 城乡二元户籍制之源 1958年，被视为中国人口管理制度的一个分水岭。 这一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制度，为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详细的制度安排。在此前的1954年，其实中国公民的迁移自由已经从宪法中被取消。 从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开始，中国人步入了一个漫长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这一体制的形成，很多人把其归结为计划经济使然，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则认为这更多是当时的经济危机造成的。 他在《我们是怎样失去迁徙自由的》一文中提到，在1952--1957年中国一五计划时期，大约有2000多万农民工已经自由流动进入城市。但从1959年开始到1960年，大概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又从城里迁出2000万人。 这一变化源于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建国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一五”时期所建立的基本是军重工业为主的国家工业体系，重工业有一种内生的“资本排斥劳动”的机制，这一方式起初并未对农村劳动力完全封闭，期间部分农民工流动现象可以说明这一点。 不过情况到了1956年发生变化。中国工业此时刚刚起步，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停止了对中国工业化的后续投资。苏联停止援助后，政府财政赤字大规模增加，基本丧失了扩大再生产能力，没有新增扩大再生产就没有新增就业，所以1959年政府不得不把进城的人向外迁移。 斯大林说过，要实现工业化，必须牺牲农民的利益。这一观点可以充分解释中国建国初期学习苏联模式的工业化路径。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后，政府在公社一级建立财政和农业银行机构，以全额提取农业剩余，并且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结构来保证这种内向型的资本积累，农业成为重工业所需资本的积累来源。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分析，对比西方国家先发展轻工业、积累了大量资金再逐渐投资到重工业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客观使得轻工业没有为重工业提供积累的机会”，只能通过“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让他动弹不得，永远种粮食这种方式来实现资金积累”，从而演变为一场对农民的“掠夺”。 这一背景下，户籍制度一诞生就带有浓重的命令经济色彩，并为之确立了一套完善的具体管理制度，内容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从此在中国根深蒂固。 1964年，国务院转批公安部户口迁移相关规定的基本要点时提出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1977年，国务院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此后公安部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 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上个世纪整个60、70年代自动流动的人口几乎没有。城市生活柴米油盐都是凭户口凭票证供应，没有票证，意味着无法生存。 户口成为了利益载体 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户籍政策构筑了“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在实际利益上的不平等。两种户口成为差别化分配各种利益的最直接标签。 非农业户口在各项待遇上明显优于农业户口。在改革前近30年的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城市人口享受到了从出生到死亡的各种保障制度，这些保障靠国家财政补贴维护。据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保守估计，城镇每安排一个人的就业和生活需花费3至4万元，2亿多人就需要6万多亿元…… 然而，占人口80%、只能提供积累不能分享工业化收益的农民一直与这种制度无缘，土地成为他们唯一的保障。 两类户口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出具有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1961年之后，要成为国营企业工人一般首先要有城市户口。在整个社会，干部、工人、农民之间的阶级分野非常分明。 户口制度的辐射力量是惊人的。人们很快发现，其背后逐渐附加了从社会保障到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几乎所有公民权益的城乡化差异。城乡之间建立起一种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上的全方位不平等，由此也衍生了长期二元社会结构下城市市民的“一等公民”与农业人口的“二等公民”的社会地位。去掉“农”字标签，获得与城市公民平等的社会身份，成为几代农民百折不挠、掺杂无数辛酸血泪的奋斗史。 80年代中后期，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农转非”控制指标有所调整，一些地方开始规定农民交纳一定数额费用就可成为当地有效市民。城镇非农业户口商品化的“星星之火”由此点燃，并以燎原之势蔓延至全国。 户口交易，成为30年户籍改革变迁中的独特现象。据有关报道，到1994年上半年，全国约有17个省共300多万人购买了城市户口，此项收入高达250亿元，这还不包括那些未登记在案的以及黑箱操作的部分。这个数字，充分表明了户口负载的各种利益分配的真实含金量。 农民工潮：绕不过去的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农产品短缺问题，同时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的大量涌现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需要劳动力的流动，政府才开始放松对人口迁移的控制。 1984年，户籍坚冰出现首道裂缝：是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农民进入城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有经营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机关应准予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吃议价粮，办理《自理口粮户口簿》和《加价粮油供应证》。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给了部分人以“迁徙自由”，农民由此获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 随后，商品粮分配制度实现改革，农民进入城市少了“自带口粮”障碍，事实上形成了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的打工热潮。这一人口迁移的趋势有着客观现实的推动：长期以来农村人多地少和农业收益低的状况使得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达到三分之二左右，这些剩余劳动力必然要向非农产业转移，而且大部分人向大、中城市转移。 农民流动的事实，一度推动了1993年开始的户口制度思想的重大改变，当时政府在政策讨论中曾经提出过不再进行身份限制。1994年公安部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草稿基本精神就是改变管理原则，按照职业和居住地来建立户籍管理制度。 然而，1994年以后的宏观环境变化阻挡了这一改革的进程。本来已经起草户籍制度改革的文件暂时搁置，这一搁置就到了2002年，期间户籍政策一直未有实质性松动。 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里，尽管城市发展市场经济的相当动力来自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其中农民工潮是绕不过去的中国特色，这一数字到现在达到了2亿，占到总人口的15%，然而这一流动是以无数外来务工人员“两栖身份”的委曲求全为代价的。 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在城市可以“立业”，但无法“安家”,城市不给他们“户口”，意味着没有城市居民的身份，也就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可以获得的一切福利待遇。户籍制度、教育制度、保障制度、人事制度、医疗制度对城市户口、农村户口的双重标准，使得农民工只能游离于体制之外。户籍政策成为这一系列制度不公的核心载体。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教授在《中国农民工调查》中指出： “农民工之所以能够在城市中以比较低廉的价格从事经济活动，正在于他们的这种两栖身份。如果中国没有户籍制度，农民工就会希望拥有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方式、一样的收入、一样的劳动条件，但我现在觉得我是农民，我的家在农村，我到你这里来就是为了挣点儿钱而已，只要收入我认为可以，我就干了，这就是中国很低的劳动成本之所以能够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理性地看，这一绝对不能称之为公平的制度，客观上帮助中国以低成本换取了农村劳动者的全部剩余，用不到30年的时间高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和工业化，同时也使城市、农村置身于一种相对固定、平稳的社会环境之中。 然而负面效应同样明显，城市对农民工经济制度上的接纳和社会制度上的不接纳这一矛盾导致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最大不公。胡星斗教授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至今，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户籍制度基本上没有进行过像样的改革。 “市场经济制度天然要求迁徙自由，中国的户籍制度还是在通过人口登记区分不同的权利：你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是在这个城市还是在那个城市，由此就享有不同的权利。我们还没有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人口管理制度。” 他提出，要改变这种人口制度，在进行“狭义”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广义”的户籍制度改革或者说“大户籍制度”改革，即户口登记改革与教育、医疗等“附加功能”的改革应当同时并进，进行平等权利的制度变革。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户籍改革还只是刚刚起步。虽说“狭义”的户籍改革在2002以后一些省市就有了实质性举动，但中央层面上的制度推进尚不明晰；而广义上的“大户籍制度”改革，从“十七大”以来已然成为政府最重要、也最艰巨的命题之一。 现实篇 户改艰难前行 户籍制度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的。 “我不是在挑战户籍制度，相反，我是在维护法律的户籍制度，”在北京工作已有四年多的安徽籍律师程海一再强调。“与户籍制度较真”让程海出了名。此前他要求根据他长期定居北京的事实将户口迁往北京。但由于没有北京市公安局出具的“准迁证”，遭到拒绝。于是，他先后将北京、安徽两地的公安部门告上法庭，但遭驳回；此后又致信国务院法制办，建议清理户籍管理相关文件。日前程海又通过电邮建议北京市政府，将540万外地户口北京常住居民的北京户籍问题，列为2008年直接关系群众生活的重要实事中。 事实上，自中国城乡收入差别不断拉大、城乡矛盾显现以来，质疑现行户籍制度的声音就不绝于耳，调研、方案、路线图一再出现，小范围改革试点也未曾中断。然而全面的改革方案仍付之阙如。 户改也在“摸着石头过河” 压力之下，近年来户口问题的各种解决方案也在“摸着石头过河”。 1992年国家就成立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包括“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的改革目标。 河北、辽宁、山东、广西、重庆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年来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统称为居民户口。为推动改革政策的顺利实施，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主动配合民政、劳动保障、计划生育、教育等部门调整相关配套的经济社会政策。北京、上海两市也已下发了本市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实施意见，放宽了条件限制。 在去年12月召开的全国治安工作会议上，公安部宣布，我国将大力推进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为重点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实现公民身份平等。除此之外，我国还将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落户条件，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促进人才交流和人口的合理有序转移；完善暂住户口登记，探索建立居住证制度；放宽夫妻投靠、老年人投靠子女到城市落户的条件限制，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 新一轮户改的共同点 2007年6月6日，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到访重庆。此起彼伏的高楼和纵横交错的立交桥让她困惑：“重庆还有农民吗？”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的回答是：其实重庆大部分老百姓都是农民。 “‘大城市带动大农村’是重庆直辖之后就已经具备的特点。重庆具备省级行政架构，并不是单纯的城市经济体。重庆的城乡差距尤其大，城乡二元结构明显。”重庆市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许玉明接受《小康》采访时指出，“统筹城乡”的改革就是向困扰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宣战，户籍问题便是统筹城乡中的重要一项。 作为重庆统筹城乡改革先行示范区，九龙坡区在2007年年初探索制定了《城乡统筹发展户籍制度改革试行办法》等配套制度，以解决农民变市民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该区规定在子女入学、就业扶持、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各个方面，变市民的农民享受与当地“城里人”一样的待遇。有的区县甚至出台了农民变市民的奖励办法。 据了解，重庆将建立起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统一登记为“重庆市居民户口”，不再区分农村人城市人。“这一改革将在试点基础上于2012年前全面推开，并尽快过渡到以身份证取代属地户籍管理制度。” 如今在我国许多地方展开的新一轮户籍改革，都与重庆有一个共同点，便是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通过全面推进改革，打破原有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 广东省全面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已于2005年11月报请省政府审定。这次改革意见中提出：在全省范围内取消农业、非农业、自理口粮及其他类型的户口性质，实行城乡户籍登记管理一体化；按照在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并完善实有人口登记管理制度。 《河南省城镇化“十一五”规划》则明确提出，河南省将按照城乡一体化要求，实行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在全省推行按实际居住地进行登记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居民将按照实际居住地址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 武汉城市圈也表示九城市户籍改革有望先行先试：持通用户口本，武汉城市圈九城市居民可自由流动，并形成以就业、社保、教育、卫生为重点的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 准入和迁移条件在放宽 山东省规定，凡属该省引进的人才，发给《山东省外来人才居住证》，享受当地居民的同等待遇。重庆市则在暂住人口中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取代原有的暂住证。 2007年12月，浙江省也开始在部分外来人口较多地区试点居住证制度。此次改革打破了原有的户籍属地管理框架，把居住证分为三个等级，类别上分为临时居住证和居住证两种，而居住证又分为普通人员类和专业人员类。按照外来人员的条件，分别对应不同的就业、住房和子女入学等社会福利。这种被当地官员称为“绕过户口来设计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制度的改革”，受到公众尤其是外来人口的关注。 在河南省鹤壁市，城乡一体化户籍改革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如取消了“农转非”计划限制，实行有合法固定住所、有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条件下的准入制度；前来投资、兴办实业和购房，不受时间长短、投资数额、纳税数额的限制即可迁入；取消了夫妻投靠在居住时间上的限制，取消了父母投靠子女对身边有无子女的限制，取消了子女投靠父母对子女年龄的限制；增加了投资投劳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符合一定条件即可入户的内容。 作为外来人口大省的广东省也在筹建不同城市的准入制度，以准入条件取代各类进城人口控制指标。如广州市在2003年以来先后推出了多项政策，改革了“农转非”和人口增长调控管理办法，取消了“农转非”人口控制计划，将夫妻投靠的年限由10年放宽至5年，并明确了以准入条件取代按计划指标审核落户的办法。 深圳市也相继调整了户口迁移政策，出台了多份配套文件，全部取消了“农业”户口性质，新增投资纳税入户政策，并将夫妻投靠的年限放宽至2年。 改革仍需改坚 改革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效果却似乎不尽如人意。即便是前文中提到的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并没能很好地解决原来的城市户口居民和农村户口居民的平等问题。有的地区，甚至在大刀阔斧地“改革”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又不得不退回到原来的政策上来。 河南省郑州市在2003年宣布入户政策完全放开、允许外地人员以“投亲靠友”等方式办理户口时，郑州市也因其改革力度被媒体形容为中国户籍改革的“先行者”，但在2004年后郑州的“户籍新政”被紧急“叫停”，理由是：人口的迅速增加致使城市交通拥挤，教育资源急剧紧张，社会保障部门压力增大，治安和刑事案件发案数量增加，城市治安压力加大，人口增加后患病人员增加将给医疗行业带来压力等等。 许多地方，农民有了和城里人一样的“居民户口”后却发现，城乡户口差别背后隐含的社会不公仍旧不少，诸如社会地位、收入标准、子女入学、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社保、福利、高考、升职、培训等等并没有完全消除，有了进城的“门票”却享受不到“市民待遇”。宁夏固原市许多农转非的群众就由于长年未能享受城市待遇，反而失去了退耕还林、两免一补等农村优惠措施，纷纷要求非转农，在户口上呈现返乡潮。 城里人也有怨言：户口一放开，庞大的农民涌进城，城市就要变成“闹市”，不得安宁了。况且大家如果完全平等，不是来分我们的“蛋糕”吗？ 当规定与要求，最终变得不那么匹配时，不禁让人对这新一轮“户改”的意义有了疑虑，有人甚至评论其“象征意义”多于实质内容。 在各种关于户籍制度的讨论声中，更多的是支持渐进式的改革：经济因素和中心城市的承受能力成为重点考虑的因素。接受《小康》采访的多位人士认为，全面推进户籍改革的目标是解决城乡户口性质统一问题，让户口回归本位。户籍制度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的，不研究解决好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问题，不破除各种壁垒，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将难以全面稳步推进。 不过在程海看来，郑州户改只是暴露了被长期掩盖的各地对非本地户口人(子女)上学、就业、社会保障上不公平对待的问题。其实质是各地以常住户口为借口，违反了(义务)教育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应由对应的法律去调整，与户口无关，户口也无法解决这些不公平的问题。 对于户籍制度，前进还是退步，恐怕还将成为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程海对于自己的诉讼倒是充满信心，“我会一直告下去，直到法律正确实施，相信我一定会胜诉的。”程海肯定地对《小康》表示，“如果大家都来关注、参与，明年或许就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试点篇 成都“户改”第四年 如果联想起2003年郑州市“门户大开”的户籍政策，成都的“城乡居民一元化”户籍改革显然要温和许多。不同的后果是，郑州户改在2006年终因城市不堪重负而紧急叫停，而成都的户改至今仍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一步步深入推进中。如果将后者的户籍改革试验纳入到整个统筹城乡改革的大背景下来考虑，也许意义更加广泛。 2007年6月，成都获批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其实，这座城市的探索走得更早一些。早在3年前，成都户籍改革新政的成形出台，就来自于市委“统筹城乡”发展的配套改革战略。当年，成都推倒城乡户籍壁垒阻碍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枷锁，在全市推行一元化户籍管理制度，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统称为“成都市居民”。 这一户籍管理制度上的最大突破处在于，成都市农民可通过城市租房获得成都市户口。这意味着，对于所有当地农民来说，想要取得一纸成都城市户口，已经不再是什么难题。其后，这一改革举措被其他很多城市所效仿。 现在，到了户籍新政实施的第四个年头，成都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梁其洲透露，成都正在酝酿的新思路是，如何把这一政策辐射扩大到全体外来农民工，把他们也纳入到整个成都的城乡一体化战略中来。 成都农民的进城之路 张有琼在她四十多平米的新房里敲敲打打。 新年即将来临，和成都大观村其他村民们一样，她一直在忙碌着青龙小区住房的简单装修。 这是一个模样和普通经济适用房无异的“农转居”小区。小区建在大观村原有土地之上，现在这里是成都的三环立交桥边。3年前，张有琼被政府征走了7分耕地和100多平米宅基地。按照人均35平方米的房屋置换政策，她家3口人换到了两套这样的一居室住房。 看起来，张有琼和所有城市近郊的被征地农民没什么区别。但是，她的身份其实发生了实质性变化。除了户口登记簿上由原来的“农业户口”统一更换为“成都市居民”户口，更根本的改变是，她已经可以享受到和城市人同等的医疗和养老保险。这一待遇不会因其职业栏上注明的“被征地农民”而有所差别。当然，在其他一系列配套制度上，差距也在一点点缩小。 目前，成都已率先在全国实现了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的全覆盖。此外，以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也得逐步与城市社保制度接轨。成都市规定，被征地农民都可以办养老保险，政府给予20%左右的补贴。男性到60岁、女性50岁，就可以每月领到近300元的养老金。 这样的政策极大鼓励了农民融入城市的热情。不过，其中面临的问题也应之而来。张有琼认为“政府政策是好，只是压力确实也有点大”。现在她尚处于无业状态，而丈夫做环卫工人的每月收入580元中，就要拿出400多元来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她感叹：“未满40岁的村民要买社保的年限更多，买10年，如果再没工作好恼火啊！” 对此，成都市政府的应对之策是定期搞各种免费就业培训，以充分保证农转居居民的就业。就业率相对较好的“农转居”试点培风小区居民除了工作收入，多数还能拥有房屋出租、土地流转收益和村集体资产的分红，去年人均收入达到4500元。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农转居居民都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其中的政策因素如能否从被征用的土地中获得租赁、入股等土地流转收益是影响其收入的关键性因素。 三圣乡土地流转模式 “现在农村户口转城市户口一点障碍没有，但城市户口要转农村户口却很困难了。这是为了鼓励农民向城镇集中，增加农村的收益。”成都市市长葛红林在接待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 三圣乡模式正是成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充分受益的成功样板。4年前，三圣乡还被成都人称为“外八乡”，这个称呼就像上海人说的“下只角”。但是现在它却成了城里人十分羡慕的香饽饽。 4年间，这里的农民不仅完成了从传统农民到土地经营者的身份转变，更因其政策优惠而成为从土地流转中获得资产收益的典型代表。 在成都市打造的所有“统筹城乡综合经济改革试点镇、乡”序列里，三圣乡是离成都最近的一个：只有7公里，曾经是传统农业人多地少、无产业特色的贫困地带。现在，这个贫困乡有了一个国家4A级景区的魅力名字：“五朵金花”。 三圣乡幸福村村民熊祥金曾经是骑车进城卖菜的菜农，现在的身份是幸福梅林“梅王阁”农家小院的个体经营者。正值梅花旺季，他的小院每天可以接待400人的“农家乐”游客，一年的经营收入就能达到6万元。 不过，幸福村村民像他这样自己经营农家乐项目的并不多。这个村的近50家“农家乐”90%以上由农民出租给外来公司经营，村民获得土地出租收益的同时，可以外出打工挣钱。 “我们是带土地的居民。”这是熊祥金对自己身份的新定位。和城里人不同的是，他们在拥有工资、经营收入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到土地租赁、入股的财产性收益。 他指了指远处古色的“风景独好”农家小院，“这个院子就是由我们幸福村村委会利用村集体土地修建后转租给外来商家经营的，村里全体村民通过入股方式来获得租金收入。” 这些细节展现了三圣乡通过土地流转以争取最大效益的发展思路。三圣乡政府的具体做法是：对农地土地出让权的转让协议规定时间不等，并设上限(国家规定为30年)。使用年限满期以后，原则上政府对于甲乙双方的租赁关系是农民自愿流转给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再由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和市场方再次流转。农民流转了土地，但是土地经营权并没有丧失。农民可以把土地经营权折算入股，每五年递增10%。可以通过分红来取得回报。 从农民到产业工人 成都的户改模式并未造成中心城区人口过度集中，归功于其政策引导。 按照成都市政府的战略，农民向城镇集中主要分3种类型：在5个中心城区建设完全与城市接轨的农民新居工程；在郊区以重点镇为主推动农民向城镇集中，城镇新型社区工程构成重点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边远丘区山区，根据区情适度引导农民向新型农村社区集中居住。 城中村或近郊农村，有地利之便，“农转居”阻力不大。对于远郊乡镇的“农转居”农民，如何保障其应当享有的权益？ 成都进行了一种大胆尝试：通过土地整理，推动农村院落拆并和农民居住向城镇、中心村和聚居点适度、自愿集中。 蒲江县距成都城区68公里，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两年多前，复兴乡1500多户农民拆迁搬进集中居住小区。通过土地流转，他们把腾出的万余亩土地租给农业产业公司，农民直接变成产业工人，实行“股权+红利+工资”的收入分配方式。目前该乡猕猴桃生产基地投资已达1.2亿美元。 实现远郊落后地区农业人口转移的另一种途径是建工业园区。大邑县距离成都市区45公里，规划了一个占地30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引进了青岛双星等一批著名企业，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工作和社保问题。 据统计，成都市规划建设600个农村新型社区。截至2006年底，已经建成农民集中居住区67个，入住农民14.7万人。 成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02年的2.66∶1缩小到2006年的2.61∶1。从2003年到2006年，成都失地农民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至二、三产业就业，年均增加10.53万人。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后，继续留在农村的农业劳动者，摇身一变成为“农业工人”。 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杨国安在“中国统筹城乡论坛”上对成都市的土地规模经营思路给予肯定，他认为城乡统筹发展商的引入推动了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变，促进了成都探索土地流转的经营机制，包括土地股份合作、租赁、承包等模式，有利于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土地换“社保”：有待争论的经验 为了形成土地的规模集中，成都户改的一个核心要点是鼓励农民放弃土地，向城区集中。四川省社科院学术顾问、著名经济学家林凌把这一战略概括为“三保障、两放弃”。 “三保障是前提，农民进城必须保障他的就业、廉租房，保障他的家属进城，保障他的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的社会保障；两放弃是条件，农民放弃他的农村宅基地、农村承包地。” 在实际操作中，这形成了成都市“土地换社保”的户改模式。 应该说，这一户改模式出台时还是考虑到了失地农民的利益。成都市公安局户籍科民警纪丽告诉记者：“‘农转居’后，农民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和补偿权、集体资产的所有权和分配权等不发生变化。农民自愿退出原农村宅基地进入城镇购买公寓房的，可享受相邻区位经济适用房的优惠政策。” 从积极意义上看，在城乡差别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土地换社保”虽然可以说是权宜之计，但毕竟一方面能够推动农民积极进城，另一方面在保护农村耕地的情况下，能够促进土地集中和合理流转，帮助农民真正拥有自己的财产性收入。 不过，这一模式也得到不少专家的质疑。温铁军教授接受《小康》采访时指出，“土地换社保”操作不好，很有可能变成另一场以“城市化”命名、对农民进一步剥夺的方式；同时社保以土地为条件，本身就是对农民的另一种差别待遇。 温铁军对此有着尖锐批评：“真想城乡统筹，应该先做到给农民以起码的国民待遇，在公共品上给农民以公平的待遇。我们现在的政策只是向正常国家的正常国民待遇上靠近。这么大的财政，还让人没有医保、没有社保，没有养老，还扭扭捏捏，一次一次往前挪，凭什么？农民这么多年没社保，现在还让他们用土地换。做了这么多年贡献了，穷了这么多年，连起码的保障都不给人家，正常吗？” 温铁军认为，中国农村的贫困客观源于农村土地、资本、劳动力三要素的流失。城乡统筹的真正着力点还在于促进三要素回流，同时政府在公共开支的公平性上做到城乡无差别待遇。 公共服务均衡化的梦想与现实 2003年以后，中国政府的社会政策着力点都在于促进公共品的公平性上。这一思路与国家总体进入城市反哺农村、公共服务均衡化的发展阶段相吻合。专家认为，我国现在已经开始具备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基本条件，成都作为“统筹城乡综合试验区”，其大户籍改革正顺应了这一大的趋势。 如今，成都市已经建了二十多个 “农转居小区”。青阳区培风小区作为成都首建的第一个“农转居”小区，配备了先进的“六站一室一港湾”，即医疗站、文化站、教育工作站、社保工作站、就业工作站和警务室、港湾式交通车站，使得农民在享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甚至超过城市社区。 其后通过工业园区模式市场化运作建立的欧式风格社区“欧洲小镇”，以及最新的“康庄小区”工程，作为区政府的“农转居”样板，硬件和软件也都在整个成都市社区建设中属上乘。 “要让青阳区的农民享受到和城里人一样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一样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是青阳区委书记王忠林对“统筹城乡”的目标追求。 要实现这一目标，客观要求政府财政的大力投入。成都市制定了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等政策，财政投入14.5亿元，对农村中小学校进行了标准化建设，基本实现城乡教育硬件均衡配置。 成都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梁其洲接受《小康》采访时强调：“成都户籍改革不单是户口意义上的改革，而是一整套完整的制度设计，中心是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 不过，在中央层面的全面改革未开展之前，整套制度体系的搭建仍然受到牵制。 对此，成都市统筹委副主任秦代虹表示出诸多无奈：“没有征地的农民，包括农民工要加入城镇社保，比较困难。为什么比较困难？因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这个规定，涉及到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对接时，就不会把这部分纳入进来，要推动这一改革，只能由中央层面推动。” “我们现在是对农民有一套保险支持、农民工有一套保险支持，职工和城市居民有一套保险支持。这些保障体系我们从制度上可以对接，但是问题是如何从国家层面上把几种保障纳入一个财政支付体系中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政府的户改依然难以解决最基本的问题，中国社科院教授陆学艺的看法是“它想彻底也很难完全彻底”，最终需要中央层面的制度推进。 专家访谈篇 户改之辩 政府应当以户籍改革为契机，进行平等权利的制度变革。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王太元 中国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 胡星斗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陆学艺 中国社科院名誉学部委员研究员 白南生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 户口是表？还是根？ 温铁军：户籍制度上负载了太多因素，人们误以为是户口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其实户口只是一个标识，一个符号。单纯的户口有些省市几年前就完全放开了，比如石家庄、郑州，但结果未见得能解决关键问题。所以并非都是户口惹的祸，也并非只有户口放开才能起到作用。 胡星斗：户籍制度看起来没什么作用，但它是一个权利的象征。有关部门就可以依据这个权利的象征，不给你相关的待遇，比如不给你小孩免费入学的资格，不让你享受低保的资格。现在有人说户籍制度没什么用了，有用的是其他附加制度。实际上这还是实行二元制度的一个借口。 户籍制度是造成二元体制的因，二元的教育、医疗、养老是果，不消除因，期待果改变，由二元变为一元，是不可能的。 白南生：户籍可以改，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所有东西都是户籍惹来的，把户籍一改就解决了是错误的思路。 先改户籍？还是先改附加制度？ 陆学艺：现在关键的阻力在于有些部门是从现有户籍制度受益的。军队在城里招兵代价大，招农村兵就较有利；有些部门、企业觉得农民工最好用。这里面涉及到很大的利益群体。这些利益绑在户口上，中央决策的时候往往被牵着走。如果要等到这些附加制度的改革如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都解决了再来解决户口问题，那50年也解决不了。户口不单是个条件，对一些单位来说还是个利益分配问题。 王太元：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只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最省力，总想用一个绝对真理、终极真理解决社会上的一切矛盾、一切问题。我们目前就这样。每一个利益都在每一个具体的领域内，不把这个具体领域里不适当的制度改了，用户口一个领域的改革是代替不了的。马克思有句名言“物质的力量要靠物质来消灭”，我们现在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等，都是事实的经济存在，而不是个名称问题。就算你不叫“暂住”，叫客人，待遇就更好了吗？ 十六大以来中央的三农问题解决就非常好，农民的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农民的地位实际上提高了，农民和城里人的差距自然缩小了。 胡星斗：不能够因为要进行配套制度的改革，因此户籍改革自身速度就减慢。相反，应当通过户籍准入的这种改革，推动其他附加制度的改革。因为教育、医疗、养老等二元制度的形成本身很大程度上就是户籍制度造成的。而户籍制度存在的情况下，你要等到这些附加制度、配套制度都缩小，这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还是应该尽快废除户籍，以身份证管理取代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假如废除了户籍，会导致一个直接的结果，会有更多的公民拿起法律武器，直接或者通过各种言路来要求自己的权利，比如要求打工子弟教育政府必须拨款，保证他们的受教育权，比如医疗，没有解决医疗保险的也会更多地向中央、地方政府要求某种医疗保险、大病基金。目前政府也在这么做。 但是如果你不废除户籍制度，比如说北京市，至今他的财政预算都没有列入打工子弟的经费，以后如果没有了户籍制度，打工子弟就会说我们同样是北京市民，为什么北京市不给我教育的拨款，我就可能要去咨询、问责，甚至起诉等等。通过这样的废除户籍制度，能够促进二元附加制度尽快一元化。 捆绑？还是剥离？ 王太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所有的改革问题其实都是一个职责权利的重新调整，你非得要把所有跟老百姓相关的利害关系、利益关系都捆在户口上，让户口用一个制度来进行改革，这正好是二十年始终没改下去、改得不怎么样的结果。我们老是想通过户口改革一劳永逸解决问题，最后结局是多长时间什么问题都没解决得了。 户籍改革必须把那些附加的利益剥离开，如果附加的利益不改，户籍永远代替不了它。 胡星斗：从表面上看，的确不应该捆绑到一起，人人都认为不应该捆绑到一起。但是实际上不捆绑到一起你是做不到的。比如你提供社保、医疗、教育，户籍制度存在的情况下，你能不捆绑到一起吗？只有把户籍制度废除了，你如果还说我不应该享受北京市民的待遇，我就要起诉你了，这个时候所谓每个领域单独的改革才有可能启动得了。 所以我主张在进行“狭义”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广义”的户籍制度改革或者说“大户籍制度”改革，即户口登记改革与教育、医疗等附加功能的改革应当同时并进。政府应当以户籍改革为契机，进行平等权利的制度变革。 白南生：最根本的是城市化。现在的问题是最大的资源配置错位没解决。中国是45%的人务农，产值只占到13%，这是什么关系呢？3倍的关系，这样怎么可能让农民日子过好？还有他不是救济的对象，多数是有劳动能力的人，你不给他机会去争取他自己的生活。没事补他两条鱼，他日子过不好的。实际上农民能打鱼，你该帮他做的事是增加培训机会，增加他质量更高的就业机会，这是解决之道。只有把他们挪出来，才能解决农村问题。 现在的迁徙是半城市化，真正城市化是沉淀下来，变成城里人。我们的迁徙是流动的，他也不知道到底今后能变成城里人，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因为城市没有给他任何承诺。 一步取消户籍？还是先解决2亿农民工？ 胡星斗：我是主张建立身份证电子管理系统，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号码，可以把户口、档案(过去档案都是封闭的)都电子化，户籍的相关资料都放到身份证管理系统中来，包括个人纳税的情况、申领低保方面的情况，甚至作义工、慈善方面的纪录，还有信用情况、犯罪记录等等。这个系统快的话两三年就能做起来，做成一个全国电子身份证系统，电子身份证可以刷卡的，各个街头可以放刷卡机，你到一个城市来在刷卡机上一刷，公安部门就知道你到哪里了，所以不用担心治安问题。 当然也有人担心，假如户口准入放开了，会有很多人拥进大城市。这个担心很没道理，中国目前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自由迁徙，只不过这个迁徙没有获得法律上的认可。即使你放开户籍，让他自由落户，也不会有更多的人到北京、上海、重庆，因为第一他来必须有赖于生存的条件，找得到工作；第二必须要有住房，还有教育医疗等等条件的约束。所以那种认为户籍放开、大城市就会人满为患的情况不会出现，该来的都来了。 白南生：现在放开了，可能导致一个结果——进来的不是交税的人，是为了看病、上学的人。他们要是也享受低保不乱了吗？所以就必须辨认你是否在这儿交了税，以此为依据判断你是否能享受到相关待遇。而且政府对公民应该有个承诺，告诉大多数人，你只要没有不良记录，有稳定收入、职业、住所，多少年以后就可以享受到怎样的待遇。但是现在城市没有给人任何承诺。我们做过调查，很多成功人士在城市买了商品房了，但你问他是城里人还是农民，他说我还是农民，他就不知道我今天在这儿，明天会怎么样。 胡星斗：放开户籍制度最重要的意义是促进其他方面的改革。我们现在对人口的限制不但限制不住，而且越限制问题越多。北京说要限制在多少人口内，结果不断被突破，这个政策的结果使更多的人户籍不在北京，但是人在北京。其它城市也一样。限制的结果是人户分离更严重，导致的结果是社会治安更加难治理，于是在户籍上就更加限制，包括办暂住证等等，结果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陆学艺：我认为全国而言，可以分步走，先解决2亿农民工问题。城市化不光是住进来，一个农民变成一个市民，本身还有个交流，有个社会化过程。美国的政策就是你工作几年就能取得绿卡，外国人都这样，中国人干了十年二十年了你还不是市民说不过去。户口光笼统地讲有固定职业、住所，这个还不够，以后比如按照工作年限和当地对劳动力需要的程度来放开，不要一刀切。 白南生：政府在配套上要想些办法，社会政策、公共政策都要考虑到。我们在4个县12个村有一个300户的调查，从95年开始做的，今年做的其中一个内容就是调查村里因为伤病回来的人。我们在城里抽样结果找不到这些人，你会发现农民工的就业率比城里人还高，身体比城里人还好，但实际上真正就业失败或者因为伤病严重的人都回农村了，看病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最后是农村的政府救济，都由农村承受。 是全国一盘棋？还是先进行地方试验？ 温铁军：我们的城乡二元结构在于不能在全国实行统一的社保，四川人跑到浙江打工，交完了社保回四川了，社保却不能转回四川，只好退保。当地就说你骗保，你交了是要骗我地方财政。我们被人说是大一统的集权制国家，其实胡扯，哪有大一统哪有极权啊？都是各自一把号。有多少政府就有多少把号。该统一的不统一。所以导致农民没有国民待遇，在基本保险这件事情上至今没有。 城乡统筹包含政治上，比如农民应该和城市一样，一人一票的，不应该再让农民8个人一票。8个人一票，你就是歧视性待遇！基本保险应该和城市人一样。城乡统筹的着力点，说到底是应该让国民享受同等待遇，是应该在公共开支基本的公平性上做到城乡统筹。 胡星斗：这就需要中央从全国的高度进行协调、统一化。比如指定这些社保是可以转移的。你在东部打工，东部的城市就应该给你上社保，这个社保的资金如果你愿意都可以转移到你的家乡、你原来的生活所在地。这也形成一种变相的横向转移支付。社保可以转移、可以携带，是有利于中西部的。 白南生：现在深圳等地有些做法是持续打工多少年以上就可以成为本地市民，但一个条件是限于广东省的，外省的还是没有制度去保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城市没有给人一个普遍的细则。这些都是没道理的做法，我们城市间的很多做法相当于一个国家对待另一个国家的做法。 胡星斗：所以还是要全国一盘棋来考虑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问题，中央政府可以统一要求地方财政必须拿出多少钱用于教育、拿出多少钱搞社保，中央政府出多少钱，都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现在是拿得太少，比如中国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目前还不到3%，社会保障各方面的支出也就占财政支出的20%左右，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支出一般要占财政支出的50%以上，甚至60%，所以中国应该大力加强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社保的比例，这样以后就不存在城市负担不了的问题。 中国政府目前十分重视民生，重视社会保障的问题，以后要做的只不过是把社会保障与户口改革结合起来，而不是分开。同时中央政府要注意对地方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尤其是对一些外来入籍入户人口非常多的城市加大转移支付，以保证它接纳更多的外来人口。 陆学艺：我们的工业化从五十年代到现在没有争论，没有哪个国家说工业化不搞的。但是城市化要不要搞一直有争论。我一直主张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现代化的阶梯，一定要搞。不能让2亿农民工都住在农村里，那现代化不了。因为实际上现在农业不需要那么多人，这个结构不改，很多问题解决不了。 □ 《小康》杂志
华裔在美国市场具有活力
From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Business/2008_2_1_11_1_5_730.html
一份由Global Advertising Strategies与多维新闻网共同调查制作，针对美国第二大移民族群－亚裔的综合性消费报导正式出炉。这项调查共包含100多个问题，并针对亚裔的食衣住行等，作了全面性的调查与交叉分析，调查项目包括亚裔的理财观、媒体阅读偏好、旅游、汽车、电子消费产品的消费习惯等。
此次接受调查的受访者，约有89%移居自中国大陆，这项调查将有助于行销专业人士，对于增加速度最快、人口数位居移民人次第二的亚裔有更深一层的了解，进而可针对亚裔需求，提供不同服务。
从这次调查结果中可发现，约有69%的受访者表示拥有大学以上的学历，在家庭总年收入方面，则高达五万五千六百元；若将此数据与主流市场中做比较，会发现类似的网络调查结果，主流社会中受访者大学毕业比例约为33%，家庭年收入也只有四万八千美元。
此外，亚裔消费者拥有信用卡的比率大幅高于主流社会平均数，据统计，在这次的受访名单中约有95%的亚裔持有信用卡，主流社会平均数则是67.9%，利用网络银行的比率，亚裔更是大幅领先其他族裔，有44%的亚裔受访者表示，每星期至少会利用网络银行两次以上。
美国主流广告业界的知名杂志ADWEEK说，想对华裔市场有多些了解的行销人员，应该多加留意这份调查报告。该杂志并引述多维媒体公司首席执行长杨鸣镝的话说，在美国市场中，华人互联网市场已经非常成熟，成为很多市场行销人士最希望的目标市场。她表示，人们已经意识到华人的消费能力，了解到这些华裔人口既依赖中文，也可以适应非中文消费环境，所有的市场行销人士需要做到让华人消费族群更认识他们的品牌，享受使用他们品牌的经验
从调查结果可发现，多数的华裔约多仰赖中文媒体，比例约有61%。不过在英文网站的使用率方面，受访的华裔仍有非常高的比例，同时也使用英文网站。调查结果发现，对于那些利用英文媒体作为新闻消息来源的华裔，有88%使用互联网吸收资讯；大幅超过看电视的59%；中文的报章杂志的33%。
这项2007年华裔的综合性消费调查还发现，华裔对于英语网站的使用率，比在亚洲地区的中文网站的使用率高，不过低于在北美地区的中文网站。70%华人喜欢阅读采用中文方式呈现的网页，但是对于搜寻引擎，只有一半的华人会使用中文搜寻引擎。Google仍是华人最常使用的搜寻网站，不论在亚洲或是美国都大幅超越其他网站，约有93%的受访者表示使用Google；除了阅读新闻与搜集资讯外，受访者也会利用互联网采购，比例约有55%；另有41%的受访者表示利用互联网联系朋友与家人；8%的人利用互联网打电动.
其他有趣的发现还包括：一般人多以为亚裔只喜欢到亚洲旅行，但根据调查显示，超过40%的亚裔喜爱美国国内旅游项目。
约有80%的受访者表示拥有私人轿车，这与近期主流社会倾向出租（lease）汽车的观念略有不同。
约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会汇款回中国，多数选择利用银行汇款。约有80%的受访者表示拥有私人轿车，这与近期主流社会倾向出租（lease）汽车的观念略有不同.
约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会汇款回中国，多数选择利用银行汇款。亚裔市场行销专家和Integrated Marketing Services副总裁Larry Moskowitz表示，根据观察，今日的亚裔尤其是华裔移民，是在美国市场中非常具有活力，具有深切理解能力的族群。虽然他们偏好使用中文沟通和享受中文售后服务，但是他们并不会认为有了中文服务，就降低对于产品品质的要求。在个别项目的调查中，这些华裔移民对于“中文服务”、“是否关注华裔社区”这两项议题的重视程度上，多数移民选择“不是非常重要”，或是“不是很重要”等选项.
一份由Global Advertising Strategies与多维新闻网共同调查制作，针对美国第二大移民族群－亚裔的综合性消费报导正式出炉。这项调查共包含100多个问题，并针对亚裔的食衣住行等，作了全面性的调查与交叉分析，调查项目包括亚裔的理财观、媒体阅读偏好、旅游、汽车、电子消费产品的消费习惯等。
此次接受调查的受访者，约有89%移居自中国大陆，这项调查将有助于行销专业人士，对于增加速度最快、人口数位居移民人次第二的亚裔有更深一层的了解，进而可针对亚裔需求，提供不同服务。
从这次调查结果中可发现，约有69%的受访者表示拥有大学以上的学历，在家庭总年收入方面，则高达五万五千六百元；若将此数据与主流市场中做比较，会发现类似的网络调查结果，主流社会中受访者大学毕业比例约为33%，家庭年收入也只有四万八千美元。
此外，亚裔消费者拥有信用卡的比率大幅高于主流社会平均数，据统计，在这次的受访名单中约有95%的亚裔持有信用卡，主流社会平均数则是67.9%，利用网络银行的比率，亚裔更是大幅领先其他族裔，有44%的亚裔受访者表示，每星期至少会利用网络银行两次以上。
美国主流广告业界的知名杂志ADWEEK说，想对华裔市场有多些了解的行销人员，应该多加留意这份调查报告。该杂志并引述多维媒体公司首席执行长杨鸣镝的话说，在美国市场中，华人互联网市场已经非常成熟，成为很多市场行销人士最希望的目标市场。她表示，人们已经意识到华人的消费能力，了解到这些华裔人口既依赖中文，也可以适应非中文消费环境，所有的市场行销人士需要做到让华人消费族群更认识他们的品牌，享受使用他们品牌的经验
从调查结果可发现，多数的华裔约多仰赖中文媒体，比例约有61%。不过在英文网站的使用率方面，受访的华裔仍有非常高的比例，同时也使用英文网站。调查结果发现，对于那些利用英文媒体作为新闻消息来源的华裔，有88%使用互联网吸收资讯；大幅超过看电视的59%；中文的报章杂志的33%。
这项2007年华裔的综合性消费调查还发现，华裔对于英语网站的使用率，比在亚洲地区的中文网站的使用率高，不过低于在北美地区的中文网站。70%华人喜欢阅读采用中文方式呈现的网页，但是对于搜寻引擎，只有一半的华人会使用中文搜寻引擎。Google仍是华人最常使用的搜寻网站，不论在亚洲或是美国都大幅超越其他网站，约有93%的受访者表示使用Google；除了阅读新闻与搜集资讯外，受访者也会利用互联网采购，比例约有55%；另有41%的受访者表示利用互联网联系朋友与家人；8%的人利用互联网打电动.
其他有趣的发现还包括：一般人多以为亚裔只喜欢到亚洲旅行，但根据调查显示，超过40%的亚裔喜爱美国国内旅游项目。
约有80%的受访者表示拥有私人轿车，这与近期主流社会倾向出租（lease）汽车的观念略有不同。
约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会汇款回中国，多数选择利用银行汇款。约有80%的受访者表示拥有私人轿车，这与近期主流社会倾向出租（lease）汽车的观念略有不同.
约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会汇款回中国，多数选择利用银行汇款。亚裔市场行销专家和Integrated Marketing Services副总裁Larry Moskowitz表示，根据观察，今日的亚裔尤其是华裔移民，是在美国市场中非常具有活力，具有深切理解能力的族群。虽然他们偏好使用中文沟通和享受中文售后服务，但是他们并不会认为有了中文服务，就降低对于产品品质的要求。在个别项目的调查中，这些华裔移民对于“中文服务”、“是否关注华裔社区”这两项议题的重视程度上，多数移民选择“不是非常重要”，或是“不是很重要”等选项.
中国春运暴风雪启示录
From:《亚洲周刊》二〇〇八年第六期http://www.cnd.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3Farticleid=18799
湖北、湖南、江苏、安徽等省份发生五十年不遇大雪灾，打断了二十几亿人次的春运大流动，造成枢纽火车站、机场大滞留，南北干线高速公路上万辆汽车被困，十七个省市严重煤电短缺，生活困顿。暴雪与冰冻考验政府及公共部门的应急处理机制，给中国社会巨大的启示。同时，陷入暴风雪困境中的人们，用自己的行动展现人性的力量与真情。 一场冰雪风暴覆盖了半个中国。十七个省区遭遇五十年一遇的罕见雪灾，雨雪落地成冰，压垮电缆、输电塔，封住公路、机场，也阻断了南北动脉的铁路运输。而此时，距离农历除夕只有不到一星期。春运在每日运输近千万人的高峰突然瘫痪，百万人苦等在缺衣少粮的回家路上，千万人因为断水断电断交通，被困在冰雪之中的孤城。 日落之处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在广州火车站，从河南三门峡来广东顺德打工的一家四口，已在天桥底下苦等了三天三夜。广州北上的列车停运，老乡退票走了，留下被子给他们。他们说，不走，一定要等到火车，一定要回家过年。 一月二十九日凌晨两点，广州小雨，火车站四周夜如白昼。火车站与流花会展中心之间两千米距离的路上，时不时能遇到拎着行李快跑的旅客，或是横空而出的一条长龙，彷佛在赶火车。而此时全城入睡，哪里还有什么火车。 他们只有一个念头：要上火车，要回家。许多人已经在车站等了几天，攥着无限期晚点的车票，白天吃些派发的饼干、热水，晚上在有遮挡的地方凑合过夜。 一月二十六日，湖南境内铁路枢纽在暴风雪袭击下断电，一百三十六列火车因失去动力被困，京广线中断，铁路运输大面积延迟，近百万旅客滞留于各始发站。作为春运北归人潮的重要汇集点，广州火车二十六日滞留了十万乘客；二十七日上升到十五万，二十八日滞留人数达到顶点，约五十万人。 广州随即宣布，停售所有春节前的火车票，所有售票窗口都改成退票窗口，十天之内的车票都全额退款。可即便如此，许多人宁可在车站死等，也不愿意退票。一票难求的春运火车票，对在外打工的民工来说，是整天整夜排队才能买到的，也承载了在外辛苦了一年春节回家与亲人一起过年的希望。 天气预报说，未来十天暴雪天气还将持续，甚至更猛烈。受灾人数会继续上升。在暴风雪的危机中，困境中的人们用自己的体温做种种努力保护亲人和身边的弱者，迸发人性的力量，展现人间真情。二十七日下午，湖南一对夫妇驾车送自己患肠梗阻、六个月大的孩子去湖南省儿童医院治疗，没想到大雪把他们困在了京珠高速公路。天快黑了，这时一辆巡查警车开过，夫妇俩抱起孩子向警车求救。警员见到孩子情况紧急，二话不说驱车逆行赶往儿童医院。为让医院提早安排，警员又提前向医院汇报情况。当孩子赶到医院时，就有医生接过孩子直接进入治疗室。经过一场接力式的救助，到了二十八日凌晨两点，孩子总算脱离了危险。类似这样的故事，几天内媒体已经报道了多起，比如，为了寻找被困半路的女友，杜登勇在冰封的京珠高速公路上连夜步行十八小时，身上只剩下三十二元，路上只吃了一顿饭。为了寻找岳父岳母和儿子，刘忠平披着一张毛毯，挂着一床棉被，拎着一个热水瓶，从深圳出发辗转跋涉，在千辆滞留车辆中逐一搜寻。爱子心切，母亲背着小儿子、拖着大儿子，在冷雨中徒步行走了四十公里的冰路。冰雪封路，临盆告急，十八名同乡步行五小时将产妇送至医院。暴雪与冰冻考验着归家路上人们的温情与意志，也同样考验着政府及公共部门的应急处理机制。 电视台、广播里所有的声音，都在动员人们放弃回家，在打工的地方留下来。对政府来说，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一月二十九日，民政部和国家灾委员会最新的灾情通报显示：中国十七个省区大面积雪灾已造成至少三十八人死亡，受灾人口高达七千七百八十六万人。最严重的时候，全国二十四个机场关闭，十四个受灾省区的公路运输停滞。煤荒、电荒在大雪封城的日子到来，给这次灾难雪上加霜。电监会宣布，目前全国电煤库存只有约两千一百四十二万吨，不到正常存煤的一半，电力缺口接近七千万千瓦，十七个省能源不足，需要拉闸限电，有一些电厂的储煤量仅够支撑两天。 二十八日晚上，车站广场上一个要去湖南衡阳的旅客告诉记者，他还是打算买票：「今天停开，那明天总该能开吧，明天不能开那后天总该能了吧，就算一直不能，只要除夕之前能开就行。总有一天会开的。」 每一天，还不断有新的人涌来。在广东省汽车站，许多人从汽车上下来，拖着行李往火车站走。记者问其中一个，知不知道湖南方向有大雪，京九在线的火车都要停开，火车站已经聚集了十几万人。他们说知道，但这两天一直在看广东新闻，新闻上说情况已经好转，并且有车可以发了，所以就来了，但没有想到情况还是这么严重。 从一月二十八日开始，官方媒体的新闻开始转向，由强调灾情转向强调救援。全国媒体跟风转向，新浪网的要闻标题由「暴雪」改成了「众志成城抗灾」，胡锦涛的批示，温家宝的探访被放在最醒目的位置。这是中国官方媒体的传统，并不奇怪。但在危机尚未解除，灾情还没法控制的时候，这样的新闻，难免有所误导。 一月二十七日，新华社的新闻说：「京广线运行秩序逐步恢复。」但就是二十八日，广州火车站滞留了五十万人。二十九日，广铁集团春运指挥部宣布：「所有北上列车全部停开，鉴于气象预报及前方线路情况，三日内京广线无法恢复正常通车。」 在拥挤的广场上，听不见广场广播，看不见问讯中心。等待的人群唯一能看到的信息，是一份广州铁路公司发出的「致广大旅客的公开信」，信的第一段讲述自然灾害导致大批列车晚点，然后是大段描写「领导关注」、「省委书记亲临广州火车站探访受困旅客」、「广铁集团十五万员工全力以赴，拼搏苦干，许多员工连续昼夜工作」，一直到第二页，才开始写退票等跟旅客相关的规定。一个旅客看了之后很生气对记者说：「现在还只顾吹捧自己，而且这依然没有说什么时候有车啊！」 火车站广场上随处可见警察和解放军，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不少通宵当值的警察明显两眼发红，但是当茫然的旅客向他们询问车辆运行情况时，他们的回答大多是不知道。 跑遍整个火车站，记者只看到一个「旅客咨询点」，但是周围围满了人，白天，外圈的人没法挤进去，里面的人也很难挤出来。 缺乏成熟应急预案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两点半至晚上十点半，「北风」（温云超）在广州火车站站前广场及周边待了八个小时。作为著名的网络博客，他是以「独立观察者」的身份去现场的。他在车站外见到的和记者类似：「在内环路桥下，很多人看不到听不见任何指示，盲目往车站里面挤。在一号蓝色大棚及十号蓝色大棚等处，听不到火车站广播的声音。在交易会等地的候车场所，尽管各分馆有张贴候车车次，但在入口处未有明确的指示。只在一些柱子上张帖了手绘的分布图，字小且不清楚。」「难以想象，一个成熟的应急预案会乱成这样！」 北风二十七日当晚回家，在网络上发表博客《给广州当局的几点建议》，他指出，面向广州市乃至全省的信息发布不足，建议广东省能开辟专用的电台频率及在电视台及时字幕，市内各主干道的电子显示屏也及时发布乘车者最新的状况，他说：「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短信、广场火车站的显示屏、网站等工具远未被很好地进行利用，男女老少数十万旅客对自己乘坐列车的情况毫不知情，却又必须无情无奈地等待，分分秒秒在等待中煎熬，时时刻刻在等待中绝望……确实不能不让人感觉到是一种辛酸和悲痛。」 几十万人的辛酸折射出一个庞大国家的管理困境。 中国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解释说，这次雪灾的复杂程度超过了九八年的抗洪和一般性的自然灾害，因为它束缚了救灾的机动能力——抗洪能调动百万大军，而现在飞机不能起飞前去救援。雪灾发生在全国人口流动最密集、交通状况最复杂的春运时期，救援工作举步维艰，这当然无可非议。无论是湖南、贵州、安徽、江苏、还是广州火车站，现场协调秩序、组织援助的军警、工作人员无一不和受灾的百姓一样疲惫。 但是，零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湖南、江苏、安徽等地大雪纷飞十多天后，国务院才召开全国紧急电视电话会议，全面启动灾害应急机制。广铁运输处处长承认，从广州开出的一百辆列车滞留在一千公里的铁路在线，只要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系统都无法得到准确的预测信息。因此，尽管现场的警察、工作人员已经尽了全力，但整体系统信息缺失、发布混乱、调度不畅，导致救助者和被救者的集体茫然，无疑是政府公共管理能力不足的表现。在湖南，四万人被困在已封闭的京珠高速公路上，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困时间已经长达五天。 二十八日，湖南省政府下达急令：京珠高速公路沿途县市对所有滞留在公路的人就地安置，安排食宿，「确保不饿死一个人，不冻死一个人，否则将严肃追究责任」。当地气温到达冰点，灾情严峻，已经危及生命。可是，封了路却并不通知司机，直到五天之后，才把救助措施由「清雪除障」变为「就地安置」。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在公开呼吁中不得不承认，道路阻塞之初，通车信息发布混乱，京珠沿线六个省区的高速公路主管部门甚至陷入了「你开我关、你关我开」的统筹迷雾。 一月二十九日，在各地受灾五至十天之后，民政部才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要严格按照《自然灾害统计制度》要求，做好雪灾和低温冷冻灾害灾情的统计、核查和报告，及时汇总上报。而此前，民政部公布的雪灾死亡人数只有二十四人——贵州因冰雪导致的翻车事故，二十五人死亡没有算在内；江西公路上汽车连环相撞，幸存者把照片发到网上才得以公开；长沙的医院内收治的骨折病人大幅增加，新闻里只是隐约提到重伤者死亡。 一场五十年未遇的雪灾，让大半个中国陷入混乱，至今还无法全面估计受灾带来的经济损失。可见，大到交通枢纽的输电站、铁路、公路、飞机场，小到各城市的自来水管，设计之初，连五十年一遇的灾难都没有放在预案考虑的范围内。机场连跑道清雪设备都没有；高等级公路积雪、结冰，却没有融冰盐的储备；南方的自来水管经过了几个暖冬就不再包裹保护，以致水管爆裂，全城断水。零七年八月，在非典疫情发生四年后，中国通过了第一部规范突发事件应对共同行为的法律——《突发事件应对法》。它将事故灾难、自然灾难、公共卫生事件以及社会安全事件，列为突发事件的四大类型。而这次冰雪灾害，正是《突发事件应对法》出台后中国政府的第一次重大考验。 在这部法律中的「预防为主」，恰恰暴露了此次天灾酿成巨祸背后的人为因素。 冰雪风暴持续近半月，令全国上下陷入前所未见的煤荒、电荒。在电荒最严重的贵州，整个电网五百千伏网架基本瘫痪，三十日开始全省进入一级停电应急状态，地处偏远的黔东南州、黔南州和铜仁地区已经断水断电十天，只有一些关键部门依靠发电设备，勉强维持与外界的联系。在广东，各电厂存煤量都在警戒线以下，多数电厂库存仅两天。在四川，截至一月二十九日，四川网内二十家火电厂有十三家处于电煤预警状态，其中七家处于紧急状态。在上海，华东电网早已告急，上海开始不计成本从外地购电。 中国是能源出口大国，一场大风雪却轻易让整个南中国陷入黑暗。雪灾造成的输电线路大量毁坏当然是主要原因，但政府发布会上，亦不讳言煤电库存严重不足，是此次能源危机的原因之一。 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发布会上说，过去三年中国公告关闭煤矿一万一千六百多处，内里小型煤矿就有一万一千一百五十五处；但其中，并非所有煤矿都是非法的。零六年，国内小煤矿总产量超过八亿吨，大约占当年国内煤炭生产总量的三成。绝大多数小煤矿的关闭加剧了煤炭的供应紧张，致使国家煤电储备不足，遇上雪灾则隐患爆发。 各地供电告急后，国家发改委日前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立刻纠正对所有煤矿一律停产、停而不整的消极做法，要求符合安全生产条件而停产的煤矿必须恢复生产，保证供应。温家宝也下令，未来两个月停止对外出口煤炭，尽全力救援受灾省区。铁路运力不足的反思 另外值得警醒的是，湖南一个地区的铁路瘫痪就让整个春运停摆，问题是，铁路运力为何总是不足，春运车票总是一票难求？铁路和公路的投资是严重失衡的，而且这种失衡局面早在零四年就已经达到了十比一，零四年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突破五千亿元人民币（约合六百九十四亿美元），而全国铁路建设完成的投资总额仅为五百一十亿元。但早在十年前，两类投资是大致相当的。投资失衡的局面是几个因素造成的：第一，在现有体制下，春运分属三个中央部委管理，负责火车客运的铁道部、负责水运和汽车客运的交通部，以及负责飞机的民航总局。在这种条块分割下，计划与市场、发展与滞后纠结在一起。整个春运缺乏通盘考虑，三个系统各自为政，一旦恶劣天气出现，不能互相补充和疏导。第二，公路投资以地方政府为主，资金来源多元化，比如中央的车辆购置税、地方各项交通规费、国债资金、银行贷款、外资和国内民间投资等。投资方式也很灵活，许多高速公路项目建立了法人企业，通过境内外股市融资。而铁路的投资建设，几乎仍由中央政府独力支撑。这种局面是在地方的GDP崇拜和中央的计划经济需要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铁路至今仍把百分之九十的运力放在国家战略物资的运送上，铁道部至今还是一个政企不分的机构。风雪仍在继续。截至发稿，铁路、公路、机场都在艰难地疏通，长沙黄花机场关闭三日后首次试飞，广州火车站三十日开行六十辆列车，共办理退票十万多张，滞留人数开始减少。数万军人聚集京珠高速湖南段，交通部要求一月三十日必须打通，因为三十一日，更大的暴雪将再次到来。冰敲碎了又冻上，道路清开又盖满。但是终于，详细的交通信息、灾情报告开始公布，公安部每日发布道路通行情况汇总，第一时间通告全国。天寒地冻里的行路人开始祈祷，希望回家过年的梦，今年还能实现。 ※ ※ ※ ※ ※ 广州火车站奇特之夜：集体的恍惚 李永峰没日没夜的等待，让所有人都茫然失措，在这半夜时分，像游魂一样来回奔跑，进入卡夫卡式的荒诞世界。 我离开流花会展中心，向火车站广场走去，时间是零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凌晨一点。中间路途约只有两千米，但是时不时会遇到一队队旅客，拖着行李飞快地奔跑，我觉得很奇怪，现在已经停止发车了，他们为什么还这么急呢？于是赶上去问他们。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看着别人跑自己也就跟着跑。同样在这条路上，还遇到一个大门口前排队的长龙，干嘛在这排队？排队的人回答说不知道。等我到了火车站广场，天空已经飘起了细雨，广场上的人比下午时少了很多。看着惨白灯光照射下的脸孔，个个都比下午时更加失神与麻木。我挤到临时候车棚跟前，问一个警察，今晚会有车吗？他说不知道。我又问，那这些旅客还在这里等什么啊？他还是说不知道。于是我去旅客咨询中心问，今天有开出去过车吗？他们的回答还是不知道。当我在广场上想找一个知道点情况的人时，突然发现广场西边有人开始往东边跑，很快带动了很多人一起跑，形成一支很长的队伍。于是我也混进中间，问他们干嘛要跑。有人说那边可以进站，有人说不知道，反正别人跑自己也就跟着跑。而事实上东边什么都没有发生，所有人都像无头苍蝇。凌晨两点左右，我离开广场，返回流花会展中心。在中心门口，看到一个举着「襄樊」牌子的人往外走。旁边有人追上他问，是不是襄樊的车要走了？他回答说：「不知道。」别人问他那你干嘛举着牌子走，他说，反正等下去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不如再去火车站广场上看看。于是继续往前走。其它旅客看见举牌子的人要走了，赶紧拿起行李追上跟着。于是，又有一大队的人从流花会展中心往火车站广场移动了。凌晨两点二十分，我在会展中心外又发现一队人从我身边跑过。不过他们是在朝与火车站相反的方向跑。如果说在火车站与会展中心之间来回奔跑还可以理解。现在向相反方向跑，又是为了什么？我追上去问其中一个现在干嘛要跑？她说不知道，反正跟着老乡跑。再问其它人，回答也一样。我追上最前面他们那个带头的老乡，问他去哪里？他也说不知道。跑了一会他停下来问后面跟着他跑的人，我们该去哪里？这一刻，我彷佛到了一个卡夫卡式的荒诞世界。十几万人，有的在这里已受困了三四天，有的则因新闻说形势已好转过来，聚集在这里，都想回家，但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火车。旅客不知道、警察不知道、记者不知道、铁路系统的人也不知道。所有人都茫然失措，在这个半夜时分，像游魂一样来回奔跑。这一场暴风雪，彷佛不止暴露了各地应急措施缺位；更暴露了整个中国，从政府到民众，面对意外事件时精神上恍惚与迷茫。
湖北、湖南、江苏、安徽等省份发生五十年不遇大雪灾，打断了二十几亿人次的春运大流动，造成枢纽火车站、机场大滞留，南北干线高速公路上万辆汽车被困，十七个省市严重煤电短缺，生活困顿。暴雪与冰冻考验政府及公共部门的应急处理机制，给中国社会巨大的启示。同时，陷入暴风雪困境中的人们，用自己的行动展现人性的力量与真情。 一场冰雪风暴覆盖了半个中国。十七个省区遭遇五十年一遇的罕见雪灾，雨雪落地成冰，压垮电缆、输电塔，封住公路、机场，也阻断了南北动脉的铁路运输。而此时，距离农历除夕只有不到一星期。春运在每日运输近千万人的高峰突然瘫痪，百万人苦等在缺衣少粮的回家路上，千万人因为断水断电断交通，被困在冰雪之中的孤城。 日落之处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在广州火车站，从河南三门峡来广东顺德打工的一家四口，已在天桥底下苦等了三天三夜。广州北上的列车停运，老乡退票走了，留下被子给他们。他们说，不走，一定要等到火车，一定要回家过年。 一月二十九日凌晨两点，广州小雨，火车站四周夜如白昼。火车站与流花会展中心之间两千米距离的路上，时不时能遇到拎着行李快跑的旅客，或是横空而出的一条长龙，彷佛在赶火车。而此时全城入睡，哪里还有什么火车。 他们只有一个念头：要上火车，要回家。许多人已经在车站等了几天，攥着无限期晚点的车票，白天吃些派发的饼干、热水，晚上在有遮挡的地方凑合过夜。 一月二十六日，湖南境内铁路枢纽在暴风雪袭击下断电，一百三十六列火车因失去动力被困，京广线中断，铁路运输大面积延迟，近百万旅客滞留于各始发站。作为春运北归人潮的重要汇集点，广州火车二十六日滞留了十万乘客；二十七日上升到十五万，二十八日滞留人数达到顶点，约五十万人。 广州随即宣布，停售所有春节前的火车票，所有售票窗口都改成退票窗口，十天之内的车票都全额退款。可即便如此，许多人宁可在车站死等，也不愿意退票。一票难求的春运火车票，对在外打工的民工来说，是整天整夜排队才能买到的，也承载了在外辛苦了一年春节回家与亲人一起过年的希望。 天气预报说，未来十天暴雪天气还将持续，甚至更猛烈。受灾人数会继续上升。在暴风雪的危机中，困境中的人们用自己的体温做种种努力保护亲人和身边的弱者，迸发人性的力量，展现人间真情。二十七日下午，湖南一对夫妇驾车送自己患肠梗阻、六个月大的孩子去湖南省儿童医院治疗，没想到大雪把他们困在了京珠高速公路。天快黑了，这时一辆巡查警车开过，夫妇俩抱起孩子向警车求救。警员见到孩子情况紧急，二话不说驱车逆行赶往儿童医院。为让医院提早安排，警员又提前向医院汇报情况。当孩子赶到医院时，就有医生接过孩子直接进入治疗室。经过一场接力式的救助，到了二十八日凌晨两点，孩子总算脱离了危险。类似这样的故事，几天内媒体已经报道了多起，比如，为了寻找被困半路的女友，杜登勇在冰封的京珠高速公路上连夜步行十八小时，身上只剩下三十二元，路上只吃了一顿饭。为了寻找岳父岳母和儿子，刘忠平披着一张毛毯，挂着一床棉被，拎着一个热水瓶，从深圳出发辗转跋涉，在千辆滞留车辆中逐一搜寻。爱子心切，母亲背着小儿子、拖着大儿子，在冷雨中徒步行走了四十公里的冰路。冰雪封路，临盆告急，十八名同乡步行五小时将产妇送至医院。暴雪与冰冻考验着归家路上人们的温情与意志，也同样考验着政府及公共部门的应急处理机制。 电视台、广播里所有的声音，都在动员人们放弃回家，在打工的地方留下来。对政府来说，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一月二十九日，民政部和国家灾委员会最新的灾情通报显示：中国十七个省区大面积雪灾已造成至少三十八人死亡，受灾人口高达七千七百八十六万人。最严重的时候，全国二十四个机场关闭，十四个受灾省区的公路运输停滞。煤荒、电荒在大雪封城的日子到来，给这次灾难雪上加霜。电监会宣布，目前全国电煤库存只有约两千一百四十二万吨，不到正常存煤的一半，电力缺口接近七千万千瓦，十七个省能源不足，需要拉闸限电，有一些电厂的储煤量仅够支撑两天。 二十八日晚上，车站广场上一个要去湖南衡阳的旅客告诉记者，他还是打算买票：「今天停开，那明天总该能开吧，明天不能开那后天总该能了吧，就算一直不能，只要除夕之前能开就行。总有一天会开的。」 每一天，还不断有新的人涌来。在广东省汽车站，许多人从汽车上下来，拖着行李往火车站走。记者问其中一个，知不知道湖南方向有大雪，京九在线的火车都要停开，火车站已经聚集了十几万人。他们说知道，但这两天一直在看广东新闻，新闻上说情况已经好转，并且有车可以发了，所以就来了，但没有想到情况还是这么严重。 从一月二十八日开始，官方媒体的新闻开始转向，由强调灾情转向强调救援。全国媒体跟风转向，新浪网的要闻标题由「暴雪」改成了「众志成城抗灾」，胡锦涛的批示，温家宝的探访被放在最醒目的位置。这是中国官方媒体的传统，并不奇怪。但在危机尚未解除，灾情还没法控制的时候，这样的新闻，难免有所误导。 一月二十七日，新华社的新闻说：「京广线运行秩序逐步恢复。」但就是二十八日，广州火车站滞留了五十万人。二十九日，广铁集团春运指挥部宣布：「所有北上列车全部停开，鉴于气象预报及前方线路情况，三日内京广线无法恢复正常通车。」 在拥挤的广场上，听不见广场广播，看不见问讯中心。等待的人群唯一能看到的信息，是一份广州铁路公司发出的「致广大旅客的公开信」，信的第一段讲述自然灾害导致大批列车晚点，然后是大段描写「领导关注」、「省委书记亲临广州火车站探访受困旅客」、「广铁集团十五万员工全力以赴，拼搏苦干，许多员工连续昼夜工作」，一直到第二页，才开始写退票等跟旅客相关的规定。一个旅客看了之后很生气对记者说：「现在还只顾吹捧自己，而且这依然没有说什么时候有车啊！」 火车站广场上随处可见警察和解放军，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不少通宵当值的警察明显两眼发红，但是当茫然的旅客向他们询问车辆运行情况时，他们的回答大多是不知道。 跑遍整个火车站，记者只看到一个「旅客咨询点」，但是周围围满了人，白天，外圈的人没法挤进去，里面的人也很难挤出来。 缺乏成熟应急预案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两点半至晚上十点半，「北风」（温云超）在广州火车站站前广场及周边待了八个小时。作为著名的网络博客，他是以「独立观察者」的身份去现场的。他在车站外见到的和记者类似：「在内环路桥下，很多人看不到听不见任何指示，盲目往车站里面挤。在一号蓝色大棚及十号蓝色大棚等处，听不到火车站广播的声音。在交易会等地的候车场所，尽管各分馆有张贴候车车次，但在入口处未有明确的指示。只在一些柱子上张帖了手绘的分布图，字小且不清楚。」「难以想象，一个成熟的应急预案会乱成这样！」 北风二十七日当晚回家，在网络上发表博客《给广州当局的几点建议》，他指出，面向广州市乃至全省的信息发布不足，建议广东省能开辟专用的电台频率及在电视台及时字幕，市内各主干道的电子显示屏也及时发布乘车者最新的状况，他说：「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短信、广场火车站的显示屏、网站等工具远未被很好地进行利用，男女老少数十万旅客对自己乘坐列车的情况毫不知情，却又必须无情无奈地等待，分分秒秒在等待中煎熬，时时刻刻在等待中绝望……确实不能不让人感觉到是一种辛酸和悲痛。」 几十万人的辛酸折射出一个庞大国家的管理困境。 中国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解释说，这次雪灾的复杂程度超过了九八年的抗洪和一般性的自然灾害，因为它束缚了救灾的机动能力——抗洪能调动百万大军，而现在飞机不能起飞前去救援。雪灾发生在全国人口流动最密集、交通状况最复杂的春运时期，救援工作举步维艰，这当然无可非议。无论是湖南、贵州、安徽、江苏、还是广州火车站，现场协调秩序、组织援助的军警、工作人员无一不和受灾的百姓一样疲惫。 但是，零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湖南、江苏、安徽等地大雪纷飞十多天后，国务院才召开全国紧急电视电话会议，全面启动灾害应急机制。广铁运输处处长承认，从广州开出的一百辆列车滞留在一千公里的铁路在线，只要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系统都无法得到准确的预测信息。因此，尽管现场的警察、工作人员已经尽了全力，但整体系统信息缺失、发布混乱、调度不畅，导致救助者和被救者的集体茫然，无疑是政府公共管理能力不足的表现。在湖南，四万人被困在已封闭的京珠高速公路上，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困时间已经长达五天。 二十八日，湖南省政府下达急令：京珠高速公路沿途县市对所有滞留在公路的人就地安置，安排食宿，「确保不饿死一个人，不冻死一个人，否则将严肃追究责任」。当地气温到达冰点，灾情严峻，已经危及生命。可是，封了路却并不通知司机，直到五天之后，才把救助措施由「清雪除障」变为「就地安置」。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在公开呼吁中不得不承认，道路阻塞之初，通车信息发布混乱，京珠沿线六个省区的高速公路主管部门甚至陷入了「你开我关、你关我开」的统筹迷雾。 一月二十九日，在各地受灾五至十天之后，民政部才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要严格按照《自然灾害统计制度》要求，做好雪灾和低温冷冻灾害灾情的统计、核查和报告，及时汇总上报。而此前，民政部公布的雪灾死亡人数只有二十四人——贵州因冰雪导致的翻车事故，二十五人死亡没有算在内；江西公路上汽车连环相撞，幸存者把照片发到网上才得以公开；长沙的医院内收治的骨折病人大幅增加，新闻里只是隐约提到重伤者死亡。 一场五十年未遇的雪灾，让大半个中国陷入混乱，至今还无法全面估计受灾带来的经济损失。可见，大到交通枢纽的输电站、铁路、公路、飞机场，小到各城市的自来水管，设计之初，连五十年一遇的灾难都没有放在预案考虑的范围内。机场连跑道清雪设备都没有；高等级公路积雪、结冰，却没有融冰盐的储备；南方的自来水管经过了几个暖冬就不再包裹保护，以致水管爆裂，全城断水。零七年八月，在非典疫情发生四年后，中国通过了第一部规范突发事件应对共同行为的法律——《突发事件应对法》。它将事故灾难、自然灾难、公共卫生事件以及社会安全事件，列为突发事件的四大类型。而这次冰雪灾害，正是《突发事件应对法》出台后中国政府的第一次重大考验。 在这部法律中的「预防为主」，恰恰暴露了此次天灾酿成巨祸背后的人为因素。 冰雪风暴持续近半月，令全国上下陷入前所未见的煤荒、电荒。在电荒最严重的贵州，整个电网五百千伏网架基本瘫痪，三十日开始全省进入一级停电应急状态，地处偏远的黔东南州、黔南州和铜仁地区已经断水断电十天，只有一些关键部门依靠发电设备，勉强维持与外界的联系。在广东，各电厂存煤量都在警戒线以下，多数电厂库存仅两天。在四川，截至一月二十九日，四川网内二十家火电厂有十三家处于电煤预警状态，其中七家处于紧急状态。在上海，华东电网早已告急，上海开始不计成本从外地购电。 中国是能源出口大国，一场大风雪却轻易让整个南中国陷入黑暗。雪灾造成的输电线路大量毁坏当然是主要原因，但政府发布会上，亦不讳言煤电库存严重不足，是此次能源危机的原因之一。 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发布会上说，过去三年中国公告关闭煤矿一万一千六百多处，内里小型煤矿就有一万一千一百五十五处；但其中，并非所有煤矿都是非法的。零六年，国内小煤矿总产量超过八亿吨，大约占当年国内煤炭生产总量的三成。绝大多数小煤矿的关闭加剧了煤炭的供应紧张，致使国家煤电储备不足，遇上雪灾则隐患爆发。 各地供电告急后，国家发改委日前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立刻纠正对所有煤矿一律停产、停而不整的消极做法，要求符合安全生产条件而停产的煤矿必须恢复生产，保证供应。温家宝也下令，未来两个月停止对外出口煤炭，尽全力救援受灾省区。铁路运力不足的反思 另外值得警醒的是，湖南一个地区的铁路瘫痪就让整个春运停摆，问题是，铁路运力为何总是不足，春运车票总是一票难求？铁路和公路的投资是严重失衡的，而且这种失衡局面早在零四年就已经达到了十比一，零四年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突破五千亿元人民币（约合六百九十四亿美元），而全国铁路建设完成的投资总额仅为五百一十亿元。但早在十年前，两类投资是大致相当的。投资失衡的局面是几个因素造成的：第一，在现有体制下，春运分属三个中央部委管理，负责火车客运的铁道部、负责水运和汽车客运的交通部，以及负责飞机的民航总局。在这种条块分割下，计划与市场、发展与滞后纠结在一起。整个春运缺乏通盘考虑，三个系统各自为政，一旦恶劣天气出现，不能互相补充和疏导。第二，公路投资以地方政府为主，资金来源多元化，比如中央的车辆购置税、地方各项交通规费、国债资金、银行贷款、外资和国内民间投资等。投资方式也很灵活，许多高速公路项目建立了法人企业，通过境内外股市融资。而铁路的投资建设，几乎仍由中央政府独力支撑。这种局面是在地方的GDP崇拜和中央的计划经济需要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铁路至今仍把百分之九十的运力放在国家战略物资的运送上，铁道部至今还是一个政企不分的机构。风雪仍在继续。截至发稿，铁路、公路、机场都在艰难地疏通，长沙黄花机场关闭三日后首次试飞，广州火车站三十日开行六十辆列车，共办理退票十万多张，滞留人数开始减少。数万军人聚集京珠高速湖南段，交通部要求一月三十日必须打通，因为三十一日，更大的暴雪将再次到来。冰敲碎了又冻上，道路清开又盖满。但是终于，详细的交通信息、灾情报告开始公布，公安部每日发布道路通行情况汇总，第一时间通告全国。天寒地冻里的行路人开始祈祷，希望回家过年的梦，今年还能实现。 ※ ※ ※ ※ ※ 广州火车站奇特之夜：集体的恍惚 李永峰没日没夜的等待，让所有人都茫然失措，在这半夜时分，像游魂一样来回奔跑，进入卡夫卡式的荒诞世界。 我离开流花会展中心，向火车站广场走去，时间是零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凌晨一点。中间路途约只有两千米，但是时不时会遇到一队队旅客，拖着行李飞快地奔跑，我觉得很奇怪，现在已经停止发车了，他们为什么还这么急呢？于是赶上去问他们。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看着别人跑自己也就跟着跑。同样在这条路上，还遇到一个大门口前排队的长龙，干嘛在这排队？排队的人回答说不知道。等我到了火车站广场，天空已经飘起了细雨，广场上的人比下午时少了很多。看着惨白灯光照射下的脸孔，个个都比下午时更加失神与麻木。我挤到临时候车棚跟前，问一个警察，今晚会有车吗？他说不知道。我又问，那这些旅客还在这里等什么啊？他还是说不知道。于是我去旅客咨询中心问，今天有开出去过车吗？他们的回答还是不知道。当我在广场上想找一个知道点情况的人时，突然发现广场西边有人开始往东边跑，很快带动了很多人一起跑，形成一支很长的队伍。于是我也混进中间，问他们干嘛要跑。有人说那边可以进站，有人说不知道，反正别人跑自己也就跟着跑。而事实上东边什么都没有发生，所有人都像无头苍蝇。凌晨两点左右，我离开广场，返回流花会展中心。在中心门口，看到一个举着「襄樊」牌子的人往外走。旁边有人追上他问，是不是襄樊的车要走了？他回答说：「不知道。」别人问他那你干嘛举着牌子走，他说，反正等下去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不如再去火车站广场上看看。于是继续往前走。其它旅客看见举牌子的人要走了，赶紧拿起行李追上跟着。于是，又有一大队的人从流花会展中心往火车站广场移动了。凌晨两点二十分，我在会展中心外又发现一队人从我身边跑过。不过他们是在朝与火车站相反的方向跑。如果说在火车站与会展中心之间来回奔跑还可以理解。现在向相反方向跑，又是为了什么？我追上去问其中一个现在干嘛要跑？她说不知道，反正跟着老乡跑。再问其它人，回答也一样。我追上最前面他们那个带头的老乡，问他去哪里？他也说不知道。跑了一会他停下来问后面跟着他跑的人，我们该去哪里？这一刻，我彷佛到了一个卡夫卡式的荒诞世界。十几万人，有的在这里已受困了三四天，有的则因新闻说形势已好转过来，聚集在这里，都想回家，但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火车。旅客不知道、警察不知道、记者不知道、铁路系统的人也不知道。所有人都茫然失措，在这个半夜时分，像游魂一样来回奔跑。这一场暴风雪，彷佛不止暴露了各地应急措施缺位；更暴露了整个中国，从政府到民众，面对意外事件时精神上恍惚与迷茫。
The Fischbowl: Did you know?
For a fascinating and thought-provoking slide presentation, go to You Tube at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McfrLYDm2U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