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二十岁左右的这代人，生活在物质、信息过分丰沛、精神与价值却如此匮乏的年代。
第三排的短发女生说：「我二十一岁，为什么活得却像是四十一岁？每天都被很多压力裹着，论文、GRE、考研、找工作……」因为情绪激动，她的语速急促，像是迫不及待要把胸中的积郁释放出来，她的单薄身躯承受不住了。
这是北京大学的一堂讲座课，我是这堂课的讲演者，台下是新闻学院的三年级学生。他们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大多出生在一九八七年前后，在九十年代后期度过青春期。这二十年经济扩张、物质丰裕、信息发达、中国日渐卷入全球化的过程，也是意识形态死亡的二十年。我们曾本能的相信，这种环境将孕育出更独立、更自由、对世界了解更宽阔的一代人，而他们将把中国社会带入一个新阶段。
但事实好像并非如此。这堂课程像是这一代人困境的某种缩影。在讲课环节时，我发现他们对世界所知甚少，十五年前我读书时被认定为必须知道的人类历史和重要人物，他们几乎都很陌生。而在交流环节时，他们都抑制不住的表达自己的受挫感，他们感觉到社会的巨大压力，不相信个人的意志与力量，感到自己一直在遵循别人的要求而生活。诗歌、爱情、理想主义，这些青春必要的元素，在他们的生活普遍性的缺席。
接触的时间短暂，或许我的观察不可避免的带有偏见。两天后，我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了关于义乌工商学院的「超级毕业生」的报道。这所学校的副院长是个狂热学生创业支持者，学生最普遍的创业方式是在淘宝网上开办自己的小店，他们中最成功的一位叫杨甫刚，他二十四岁，刚毕业不久，却已月收入四万元，还雇用六位员工，其中一位还来自名校武汉大学。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此刻，他是这所默默无闻的学院的奇迹和希望。如今，这所学院正变成一所淘宝创业家的乐园，宿舍里堆满了纸盒子、接不完的电话，年轻人大部分时光都消耗在网上——他们是一群网络世界的小商小贩。副院长贾少华则对记者说：「延续培养精英的老思想，那是误人子弟。」
北京大学和义乌工商学院，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两个极端，却陷入同样的困境——教育的目的和意义，彻底缺失了。大学失去了独立性，不仅屈服与政治压力，也臣服在社会压力之下。而年轻人，这些代表着国家与社会未来的新血液，一方面缺乏灵魂上与知识上的引导者，缺乏保护和鼓励，另一方面被提前推入赤裸裸的达尔文主义式的竞争中，被挤压和驯服，用自己的青春热情和创造力来交换生存哲学。他们没有被当作一个个人来看待，而只是巨大的经济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我理解那个北大女生的感慨。即使在中国最知名的学府，教育理念也很少被提及。这所大学担负着盛名，却早已交出了原则和信念。行政化与商业化，这两个趋势正扼杀掉它的生命力。它本应是中国最精英大学，为这个国家提供最杰出的头脑、最富批评性的观念、最具理想主义的青年。但它对于这一使命，视而不见。那些费尽心机考入这所大学的青年，在短暂的虚荣心被满足之后，发现了无穷的失落。他们渴望在这里被启发，被引导，被激发出生命中最灿烂的东西，并寻找到自己最想走的道路。当这一切都没有时，他就只能成为流行观念的俘虏。他要成为别人希望的自己，他要和很多同龄人在同样的社会标准进行同样的竞争，于是竞争就变得残酷无比，他越发迷失了自己。
我也理解贾少华的感慨和杨甫刚的选择。是啊，这样一所学院，既没有传统也没有现实的师资和学生的竞争力，它唯一的优势在于它背靠这个出名的义乌——全球小商品的集散地。与其让学生在校园里无所事事的四年、或者学习那样僵死的知识，不如让他们及早进入社会。但很显然，贾少华误解了「精英教育」。中国大学从未给学生提供过「精英教育」，僵化、刻板、陈旧，不是精英教育。而他提供的解决之道，或许不再刻板、陈旧，却只是一种带有新的毒性的解药。他使教育彻底庸俗化，事实上，他的方法没给学生带来任何新的价值，学生们只是提前变成了小商贩。他们的成功也是如此脆弱，就像《南方周末》的记者潘晓凌总结的：「最低的运营成本、最充裕的时间，再加上青春无敌的精力，这些全天黏在计算机前的超级学生们拥有难以复制的竞争力。」但是，义乌已有太多这样的勤奋小商人，或许他们的很多父母都是如此，那么这所学院的存在还有何价值，另一座有个学院名字的批发市场吗？
在某种意义上，二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或许是最不幸的一代。他们生活在物质、信息过分丰沛、精神与价值却如此匮乏的年代，也是一个技术手段不断增强的年代，目的和意义却消失了的年代。
□ 《亚洲周刊》二〇〇九年第十三期
2009年3月27日星期五
2009年3月20日星期五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Crisis and resusci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所谓应试教育制度，就是所有的教育，都以考试为最高目标。当然考试的确非常重要，但它只是用来衡量教育质量的一种手段而已，现在这个被颠倒了，教育手段成了目标，而教育目标则异化成了手段。这种本末倒置成了当下教育体制的最大弊端。学生只要记住老师设定的标准答案就够了，而调查、研究、思辨、反思、质疑、批判，全部都被省略了，而这些恰恰就是人本主义精神中最重要的东西。片面、简单、被动的接受，大面积地塑造着奴性和功利主义，迫使学生逐步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朱大可
在岭南大讲堂公众论坛上的演讲
中国文化现在正面临着一系列的严峻问题，去年前年很多学者都在提文化复兴的问题。出发点很好，但我没有那么乐观，我用的词是“复苏”。复苏而已。复兴之路太远，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获得文化复兴的基本条件，比如，大批文艺复兴式的天才、自由原创的环境、内在超越的精神信念、民间商人对艺术家的支撑，如此等等。但是局部的复苏却是有可能的。我今天的主要话题，一是看今天的文化到底走到了什么地步？二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三是我们如何来完成文化复苏的使命。
文化在文明构造中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尺度是产值，直到这几年才开始发现GDP不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是软实力，也就是文化的代名词。而文化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并且从我们的床、我们的餐桌和我们的阅读方式开始。
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强调GDP的弊端，我在这里不想多讲，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例证就是文化沙漠——新加坡。
新加坡一直被认为是华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杆，但是跟台湾相比，它就是一个文化沙漠。这些年来，新加坡都在说一个谎言，自称是“儒家国家”，其实新加坡根本不允许华夏文明存在，它长期排斥华语，社会中上层人才都由英语学校提供，而从华语学校毕业的那些人、也就是“华校生”，在新加坡是永无出头之日的，他们只能是最底层的、地位卑微的蓝领。华校生的反抗遭到了严厉的镇压，他们的领袖被捕入狱，有的流亡异国他乡。这种文化专制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李光耀突然发现，利用“儒家社会”这个概念，可以重新打造国家形象，并跟中国政府及其市场套个近乎。这时他开始宣称新加坡是儒家文化国家。
但我们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一方面，英语占主导地位，但却是最肤浅表层的英语文化，基督教的核心精神根本没有扎根，另一方面，华语和华夏文化遭到打压，这种双重的肤浅化，导致新加坡的文学、电影、电视、戏剧都呈现为沙漠形态。新加坡华文作协主席写出来的东西，甚至还不如我们大学中文系培养的学生。这和台湾真有天壤之别。新加坡确实有过很强的经济实力，一度号称“亚洲四小龙”之一。但它的后续发展已经面临问题，新加坡的实力正在衰退，这是因为它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动力。近年来它在中国大陆到处招募文化人才，试图改变这种沙漠化状况，但为时可能已经太晚。任何人文种籽的生长，都需要漫长的时间。
衡量“软实力”还有一个检验标准，就是民族创新创意能力。创造力实际上是民族实力的轴心，但是我们的创造力在严重衰退，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山寨版国家，绝大多数产品依靠复制、模仿和抄袭，因为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最低。当然，日本和韩国都经历过这种模仿期。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甚至号召本国女人跟西方男人做爱，生下混血儿来改造民族基因。你们看，克隆和复制到了肉体的深度。但是他们很快就转向了创新。日本现在是全球科技创新力最强的国家，发明专利远远超过美国，垄断了整个高科技创新领域，而且文化创意力也很亮眼。毫无疑问，什么时候中国成为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的大国，那么中国就成了真正伟大的国家。
去年微软企图通过黑屏来解决中国用户的盗版问题，很多人愤怒声讨，我也很不愉快，因为大家都用盗版软件惯了，但是回过来理性地想一想，这其实是在逼着我们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就因为过于依赖模仿和剽窃，我们的创造力才会日益萎缩。感谢微软，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创新的历史契机。
中国文化的弊端
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要看到它的弊端，如果不看到弊端，连那些垃圾都要一起继承的话，那么我们的文化复苏，就会出现严重的偏差。这里我只想列举四个弊端来加以说明。
第一弊端，是帝国专制制度对奴性的培育，以致独立人格无法确立。我们今天的体制，总是习惯于把成人当作儿童、而将儿童当作成人，由此塑造着“开裆裤人格”。穿文化开裆裤的时间过长，导致儿童人格发育不全，缺乏自制力，以致在网络上随地大小便，制造了大量秽语暴力。但是早在80年代，启蒙运动试图改变这种历史现状，当时以周扬和王元化等人提出“人和人性的全面发展”的重大命题。他们研究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就是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的核心，则是每一个人的“人性”、“主体性”（也就是独立人格）和“人性的全面发展”。可惜这场启蒙运动中途夭折，导致今天的社会人格和核心价值，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第二个是儒家教义对终极信仰的制止。它把所有人的关系限定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放弃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放弃了人和神的关系，放弃了内在的超越和终极关怀。儒家现实主义也不需要想象，“子不语乱力怪神”，拒绝言说神话和童话，以致中国上古的起源神话荡然无存。一个民族没有自己开创性的神话以及对未来的想象，这个民族就迅速老化，大步走向了世故与厚黑。
第三是流氓传统对核心价值的瓦解。流氓是中国文化的非常重要的特色，这个流氓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司法定义的流氓，我讲的流氓是中性的，是人在身份丧失之后的那种状态。如今机场书店里卖的那些畅销书，大多是教你如何厚黑地生活，教你怎么利用阴谋和权术去战胜对方，这些都是流氓主义的教科书。这种强大的流氓意识形态，支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第四是形象思维对科学理性的拒斥。形象思维很重要，但它和科学理性不能对立起来，但是中国人是把它们对立起来了，由于这种排斥，长期以来我们的科学思维和理性精神得不到发育，始终处于低幼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本土受教育的学者无法拿到诺贝尔科技奖的原因。而社会理性的发育不良，也导致公共平台倾斜，无法建立良性循环的对话形态。
汉文化传统的三次颠覆和复苏
我们讲的中国文化，通常在狭义地指称汉文化。汉文化传统的第一次颠覆，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当然，这一次实际上比较有限，它的毁坏性被历史学家夸大了，当时其实也就坑了460多个儒生而已。而且所谓儒生主要是术士，炼长生不老丹药和春药的，跟儒家没什么关系。始皇帝自幼身体有残障，尤其渴望永生，但仙丹吃了没用，一怒之下，就把他们全活埋了。秦始皇没有烧科技书，烧的主要是文艺和历史书，自然也包括当时盛行的创世纪神话。所以汉朝出现了《山海经》，大家都很震惊，其实它不过就是拼凑起来的环球地理与民族神话的碎片而已。汉是个伟大的时代，做了大量的文献收集、整理和阐释工作，先秦文明开始逐渐复苏。
第二次是元代的异族大围剿和明代的文化复苏。宋代之后，中国文化已经达到了高潮，尤其是器物文明，而且全球贸易也非常发达。但到了元代，尽管版图和贸易还在不断扩张，但是汉文化却严重凋敝，仅以文学为例，它只能以大众文学的样式，苟活在酒肆和戏栏里，就像我们今天的歌厅。明代知识分子在宋明理学的支持下，跟严厉的专制政府展开了艰苦的抗争，同时也学会了隐忍和退让，一直退隐到江南去建立家园，从而发展出诗意的江南园林，这对中国文化的复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江南园林是包罗万象的活生生的文化堡垒，从器物、日常生活方式和艺术形态，全面复苏和推进了中国文化体系。
第三次是20世纪以来的文化大围剿和当下文化复苏运动。这场文化围剿以“文革”为高潮。“文革”中被毁弃的器物之多，秦始皇跟它比起来，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圆明园是被西方入侵者焚毁的，但文革究竟烧了多少个圆明园呢？我们每个中国人家里，都有一座小小的圆明园，都在那时被付之一炬了。还有，人的爱、尊严、自由、教养、艺术、语言方式，所有这些东西都荡然无存，这是精神的圆明园啊。人和人之间，只剩下严酷的斗争关系。我记得，那时我们和亲戚朋友都不敢来往，整天躲在家里，拉着窗帘，因为每天都可能被抄家和揪斗。那种如履薄冰的恐惧感，是你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就在文革结束的那一刻，我们突然发现，我们面对的，是一座历史上庞大的绝无仅有的废墟，这才重新开始艰苦地修复。但这场修复运动，又伴随着新的毁损。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们在恢复高考制度，重新印刷出版在文革中被焚毁的图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总是以现代化和消费主义的名义，摧毁着旧建筑和传统道德，摧毁器物文明和伦理文明。
这种摧毁首先体现在个人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缺失上。应试教育在其间起了强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所谓应试教育制度，就是所有的教育，都以考试为最高目标。当然考试的确非常重要，但它只是用来衡量教育质量的一种手段而已，现在这个被颠倒了，教育手段成了目标，而教育目标则异化成了手段。这种本末倒置成了当下教育体制的最大弊端。学生只要记住老师设定的标准答案就够了，而调查、研究、思辨、反思、质疑、批判，全部都被省略了，而这些恰恰就是人本主义精神中最重要的东西。片面、简单、被动的接受，大面积地塑造着奴性和功利主义，迫使学生逐步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第二是公平与民主，因为权力垄断和资源垄断，这些东西也都丧失了。第三是社会正义，对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大家的反应越来越冷漠。到了装聋作哑的程度。第四是漠视公共道德，把损害他人利益作为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
这些普适价值的危机，还导致了另一个结果――源于儒释道的三大本土核心价值遭到毁弃。儒家精神强调人的教养和礼仪，“礼”是儒家里和“仁”并列的概念，而我们却越是粗鄙、越是无礼越好。这种粗鄙美学上升为我们的国家美学。与自然的和谐是道家的基本价值观，而我们一直把破坏生态赞美成“人定胜天”，直到今天还有所谓的“科学院院士”在胡诌这种反科学理论。整个华夏民族都置身于破坏生态的严重后果中。第三，以善为本，这是佛家的精神，结果却变成以阶级斗争为美，与人斗其乐无穷。于是，人们不仅摧毁了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摧毁了民族自身的核心价值。
中国文化的若干危机
鉴于这样的背景，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文化的多重危机。首先是身体文化的过度膨胀。身体和灵魂的解放是应该对应的。过去对身体太压抑，后来却走向反面，变成放纵过度和娱乐过度，而心灵和精神领域却在急剧萎缩。其二是道德体系的崩溃，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民造假，从食品到艺术都在造假。其中假唱是最典型的艺术造假，却能在中国横行20多年，也算是一种文化奇迹吧。第三是审美感知体系的退化。现在交响乐早没人听了，要听的都是流行歌曲，加上Mp3的这种扁平的二维声音，取代了浑厚的多层次的声音织体，由此导致艺术知觉的退化。这是艺术感知力全面下降的象征。
文学也是如此，对于作品的好坏失去了判断的尺度，所以读者很容易被忽悠，几个媒体一顿猛炒，就能把一堆垃圾炒成杰作。各种电影大片云集，但没有提供必要的文化享受，恰恰相反，每一次都成为一场视觉灾难。这两年稍微好一些，大片有所进步，前两年我们看《英雄》、《十年埋伏》，都是受罪的感觉，到了看《无极》的时候，差不多就该陷入昏迷了。新拍的《梅兰芳》继续在胡编个人史，掩饰历史真相。但奇怪的是，这些大片居然还能制造出票房奇迹。要不是文化出了问题，又怎么解释这种荒谬的现象？
第四是教育体系的扭曲。这点我不再多说了。第五是知识体系的混乱。很多记忆被蓄意制造了空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伤记忆，文革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创伤记忆。一个健康的民族不应该回避历史的沧桑，恰恰相反，应该借助反思来获得民族生长的动力，这种记忆和反思是自我进化的重要财富。但是现在它被抽空了，成为历史的盲点。总的来讲，我们的整个文化智力曲线在急剧下降，而这跟记忆空白化、知识谎言化有很大关系。
这种情况导致了第六个危机――思想和信仰的瓦解。“文革”后我们突然陷入了信仰危机，北岛的诗歌明确喊出了“我不相信”的口号，到80年代，信仰危机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恶化成了信念危机。到21世纪，事态还在继续恶化，在信仰和信念都丧失了之后，出现了更低层和更深刻的信任危机。每天早上我端起那杯牛奶时都会想一下：它值得我信任吗？它是不是有毒呢？有的作家甚至提出了左手不信任右手的命题。人的各个肢体或器官之间，人和物之间、人和人之间，都出现了普遍的信任危机。这难道不是一种严重的社会病态吗？
传统文化复苏的几个热点
正是在文化危机的背景下，出现了传统文化的复苏和拯救运动，出现了儒学热、国学热和大师热。国学变成一种生意经，开一个星期的国学课程，学费昂贵，举办者可以赚入大笔银子，成了一个狂热的盈利模式。一方面大师林立，一方面文化退化，这情形是不是很荒谬呢？上海市政府封了余作家为大师，结果遭到了普遍的质疑，最近又有位大师出了问题，那就是文老先生。在分封大师的时刻，标准出了严重偏差。人们忽略了其必须具备的重要禀性――强大的文化原创力、价值体系的建构力。他不应该只是一个学术阐释者。
但人们今天封的所谓“大师”，其实都是阐释者而已，季老先生甚至连“中国学”的阐释者都不是，他只是印度学的阐释者而已，媒体给他戴上“国学大师”桂冠，逻辑上根本讲不通。大师的泛滥造成了一个恶果，那就是“大师”这个词，正在走向反面，沦为骂人的字眼。有位朋友对此很敏感。人家戏称他是大师，他当场回敬说：你才是大师！你妈是大师！你们全家都是大师！“大师”称谓的这种变异，只能是中国文化的耻辱。
近年来的民俗热，也是传统复苏的一个方面。前段时间我和一位民俗学家公开辩论过，他说要保卫春节，还说磕头是好民俗，应该提倡。我说磕头虽然是传统，但恰恰是一种历史糟粕，磕头就是奴性人格的象征。你尊重家长和父辈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你真的爱他们，那就拿你的心灵和行动去表达吧，请不随便忽悠民众，拿他们的脑袋去撞击大地。人本主义，首先就要求人捍卫其挺胸站立的尊严。
原生态热，也是文化复苏的一项成果。这几年在当局推动下，对原生态文化的发掘，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杨丽萍的《云南印象》，她是一个罕见的天才，整场歌舞令人震撼，水准超过了非洲黑人和新西兰毛利人的歌舞。但后来我在想一个问题，把这些质朴的农民弄到大都市演出，他们的灵魂在演第一场和第一百场的时候，会是同一种状态吗？我想一定会有剧烈的变化，一定会有某种东西从里面悄悄地消失掉。这就是我常说的“杨丽萍悖论”。原生态的文化遗产，你不去拯救它，它会死掉，你动手去拯救它，它同样也会死掉。似乎没有人能超越这种深刻的悖论。
拯救过程中出现的误区
在文化拯救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误区。 第一是生吞活剥，比如现下流行的汉服运动。穿上那些被简单复制的汉服，就像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戏子。这方面我们似乎应该向当年的上海裁缝学习。他们引进了满族直筒式旗袍的概念，然后加以彻底改造，测量人体的18个尺寸，从而打造出东方窈窕淑女的身体曲线，而这才是有价值的传承方式。
其次是文化造伪。浙江某商人要重建圆明园，这个消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你不可能使用原来的建材，像紫檀木和生漆，也无法还原传统的工艺，像榫卯结构，结果势必弄出一堆低劣的赝品，顶多就是一个只能远观而不能近赏的影视布景而已。还有就是民族节日，借元宵节推销汤圆，借端午节推销粽子，借中秋节推销月饼，这不都是商人进行文化造伪的例证吗？
道德过度也是一个需要反省的问题。一方面道德匮乏，一方面却又道德过剩，最典型的例子是那些针对个人道德的人肉搜索事件。人肉搜索是一种双刃剑，在社会正义方面，比如说对贪官的追踪方面，它扮演过非常正面的角色，去年好几个贪官被摘掉乌纱帽，就是缘于网民的人肉搜索，它是民间政治监督的有效手段。但是对普通公民的搜索和道德围剿，我认为还是过度了。搜索权力的边界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需要尽快加以界定的。
篡义阐释往往也是灾难性的。我们今天阐释古代文献时，一定要注意原典的初始语义，当然你可以在这个前提下发挥，但不能严重脱离原义。随便举个例子，《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是儒学现代化的价值瓶颈，今天很多人要继承儒家传统，却从这句话里发现它是愚昧落后的东西。为了完成儒学的现代化，必须对这句话开刀，加以全新阐释。于是就有人说，这句话表明孔夫子对妇女和儿童的尊重，因为“小人“可以解释为儿童，“难养”的意思就是要尊重他们，好好地伺候着他们，这不是非常符合现代价值观吗？但是“小人”在孔子的语典里是有特定含义的，它有时是指底层百姓，但更多是跟“君子”相对，指那些道德卑下的人。你怎么能把“小人”随意阐释为“儿童”呢？
对历史器物的胡乱开发，常常会制造出新的文化笑柄。奥运开幕式上“击缶而歌”，就是一个典型的礼制错误。这个缶从先秦以来就是专用的丧器，人死了之后，敲它一敲，表示人们的哀伤之情。庄周死了妻子，“鼓盆而歌”，敲的就是这种玩意儿。秦国也流行过击缶作乐，那是因为它虽然军事上很强大，音乐和文学却很低级，六国都瞧不起它。汉灭秦之后，缶就只剩下丧器的含义了。到现在湖北民间还有丧歌队的传统，正在申请文化遗产，也就是集体击缶，专门给死者唱挽歌。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让几千个士兵在那里奋力击缶，请问导演先生，我们是不是得感谢你精心设计的政治暗示？
文化拯救的正确途径
究竟如何进行文化拯救，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难题。我想至少下面几个方面是必须做的。首先是制度革新。文化的问题，不能由文化自身来解决，应当从文化体系的外面，也就是从制度的层面去解决，否则，文化就只能陷入自我缠绕的逻辑怪圈。而制度革新的第一主题，就应当是为文化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文化高潮不是管教的结果,也不是用金钱喂出来的，而是自由放养的结果。1927到1937年上海文化蜜月，就是因为没有文化部门去干预作家和艺术家的自由创造，由此打造一个健康生长的创新型社会。
必须承认普世价值和人类共同信念，像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个人尊严、教养和博爱等等。价值的人类普适性，也就是承认人类共同的人性、人类经验和价值诉求，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扩展的逻辑前提。反对普世价值，就是在取消马克思主义的生存依据。一方面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一方面却要对普世价值说“不”，这种自相矛盾的理论现状难道不很奇怪吗？
学习西方和台湾的文化保卫经验，尤其是台湾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文化传承的杰出样本。这个地区完整保存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并且完成了制度现代化的转型。他们的成功经验，就是对我们展开文化复苏的最大鼓舞。
毫无疑问，我们还要依据普世的价值尺度，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予以坚决剔除，并彻底改造现存教育体制,纠正应试教育的恶弊。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建立正确的文化阐释体系，重构正确的知识-记忆体系，让教科书开始说人话和说真话，让所有的历史空白都被正确的记忆所充填。让每个公民在人格上独立起来，成为有权力、义务和教养，善于反省和敢于反叛的理性责任主体。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今已经80多年了，早就应当成为每个中国公民的精神指南。
我的结语是：我们正处于文化危机的焦虑中，我们守望着文化的最后领地，我们正在为文化的修复而呐喊，我们的工作沉重而艰难。文化复苏，从每个人的独立的反思开始。谢谢大家。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朱大可
在岭南大讲堂公众论坛上的演讲
中国文化现在正面临着一系列的严峻问题，去年前年很多学者都在提文化复兴的问题。出发点很好，但我没有那么乐观，我用的词是“复苏”。复苏而已。复兴之路太远，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获得文化复兴的基本条件，比如，大批文艺复兴式的天才、自由原创的环境、内在超越的精神信念、民间商人对艺术家的支撑，如此等等。但是局部的复苏却是有可能的。我今天的主要话题，一是看今天的文化到底走到了什么地步？二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三是我们如何来完成文化复苏的使命。
文化在文明构造中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尺度是产值，直到这几年才开始发现GDP不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是软实力，也就是文化的代名词。而文化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并且从我们的床、我们的餐桌和我们的阅读方式开始。
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强调GDP的弊端，我在这里不想多讲，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例证就是文化沙漠——新加坡。
新加坡一直被认为是华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杆，但是跟台湾相比，它就是一个文化沙漠。这些年来，新加坡都在说一个谎言，自称是“儒家国家”，其实新加坡根本不允许华夏文明存在，它长期排斥华语，社会中上层人才都由英语学校提供，而从华语学校毕业的那些人、也就是“华校生”，在新加坡是永无出头之日的，他们只能是最底层的、地位卑微的蓝领。华校生的反抗遭到了严厉的镇压，他们的领袖被捕入狱，有的流亡异国他乡。这种文化专制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李光耀突然发现，利用“儒家社会”这个概念，可以重新打造国家形象，并跟中国政府及其市场套个近乎。这时他开始宣称新加坡是儒家文化国家。
但我们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一方面，英语占主导地位，但却是最肤浅表层的英语文化，基督教的核心精神根本没有扎根，另一方面，华语和华夏文化遭到打压，这种双重的肤浅化，导致新加坡的文学、电影、电视、戏剧都呈现为沙漠形态。新加坡华文作协主席写出来的东西，甚至还不如我们大学中文系培养的学生。这和台湾真有天壤之别。新加坡确实有过很强的经济实力，一度号称“亚洲四小龙”之一。但它的后续发展已经面临问题，新加坡的实力正在衰退，这是因为它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动力。近年来它在中国大陆到处招募文化人才，试图改变这种沙漠化状况，但为时可能已经太晚。任何人文种籽的生长，都需要漫长的时间。
衡量“软实力”还有一个检验标准，就是民族创新创意能力。创造力实际上是民族实力的轴心，但是我们的创造力在严重衰退，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山寨版国家，绝大多数产品依靠复制、模仿和抄袭，因为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最低。当然，日本和韩国都经历过这种模仿期。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甚至号召本国女人跟西方男人做爱，生下混血儿来改造民族基因。你们看，克隆和复制到了肉体的深度。但是他们很快就转向了创新。日本现在是全球科技创新力最强的国家，发明专利远远超过美国，垄断了整个高科技创新领域，而且文化创意力也很亮眼。毫无疑问，什么时候中国成为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的大国，那么中国就成了真正伟大的国家。
去年微软企图通过黑屏来解决中国用户的盗版问题，很多人愤怒声讨，我也很不愉快，因为大家都用盗版软件惯了，但是回过来理性地想一想，这其实是在逼着我们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就因为过于依赖模仿和剽窃，我们的创造力才会日益萎缩。感谢微软，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创新的历史契机。
中国文化的弊端
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要看到它的弊端，如果不看到弊端，连那些垃圾都要一起继承的话，那么我们的文化复苏，就会出现严重的偏差。这里我只想列举四个弊端来加以说明。
第一弊端，是帝国专制制度对奴性的培育，以致独立人格无法确立。我们今天的体制，总是习惯于把成人当作儿童、而将儿童当作成人，由此塑造着“开裆裤人格”。穿文化开裆裤的时间过长，导致儿童人格发育不全，缺乏自制力，以致在网络上随地大小便，制造了大量秽语暴力。但是早在80年代，启蒙运动试图改变这种历史现状，当时以周扬和王元化等人提出“人和人性的全面发展”的重大命题。他们研究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就是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的核心，则是每一个人的“人性”、“主体性”（也就是独立人格）和“人性的全面发展”。可惜这场启蒙运动中途夭折，导致今天的社会人格和核心价值，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第二个是儒家教义对终极信仰的制止。它把所有人的关系限定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放弃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放弃了人和神的关系，放弃了内在的超越和终极关怀。儒家现实主义也不需要想象，“子不语乱力怪神”，拒绝言说神话和童话，以致中国上古的起源神话荡然无存。一个民族没有自己开创性的神话以及对未来的想象，这个民族就迅速老化，大步走向了世故与厚黑。
第三是流氓传统对核心价值的瓦解。流氓是中国文化的非常重要的特色，这个流氓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司法定义的流氓，我讲的流氓是中性的，是人在身份丧失之后的那种状态。如今机场书店里卖的那些畅销书，大多是教你如何厚黑地生活，教你怎么利用阴谋和权术去战胜对方，这些都是流氓主义的教科书。这种强大的流氓意识形态，支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第四是形象思维对科学理性的拒斥。形象思维很重要，但它和科学理性不能对立起来，但是中国人是把它们对立起来了，由于这种排斥，长期以来我们的科学思维和理性精神得不到发育，始终处于低幼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本土受教育的学者无法拿到诺贝尔科技奖的原因。而社会理性的发育不良，也导致公共平台倾斜，无法建立良性循环的对话形态。
汉文化传统的三次颠覆和复苏
我们讲的中国文化，通常在狭义地指称汉文化。汉文化传统的第一次颠覆，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当然，这一次实际上比较有限，它的毁坏性被历史学家夸大了，当时其实也就坑了460多个儒生而已。而且所谓儒生主要是术士，炼长生不老丹药和春药的，跟儒家没什么关系。始皇帝自幼身体有残障，尤其渴望永生，但仙丹吃了没用，一怒之下，就把他们全活埋了。秦始皇没有烧科技书，烧的主要是文艺和历史书，自然也包括当时盛行的创世纪神话。所以汉朝出现了《山海经》，大家都很震惊，其实它不过就是拼凑起来的环球地理与民族神话的碎片而已。汉是个伟大的时代，做了大量的文献收集、整理和阐释工作，先秦文明开始逐渐复苏。
第二次是元代的异族大围剿和明代的文化复苏。宋代之后，中国文化已经达到了高潮，尤其是器物文明，而且全球贸易也非常发达。但到了元代，尽管版图和贸易还在不断扩张，但是汉文化却严重凋敝，仅以文学为例，它只能以大众文学的样式，苟活在酒肆和戏栏里，就像我们今天的歌厅。明代知识分子在宋明理学的支持下，跟严厉的专制政府展开了艰苦的抗争，同时也学会了隐忍和退让，一直退隐到江南去建立家园，从而发展出诗意的江南园林，这对中国文化的复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江南园林是包罗万象的活生生的文化堡垒，从器物、日常生活方式和艺术形态，全面复苏和推进了中国文化体系。
第三次是20世纪以来的文化大围剿和当下文化复苏运动。这场文化围剿以“文革”为高潮。“文革”中被毁弃的器物之多，秦始皇跟它比起来，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圆明园是被西方入侵者焚毁的，但文革究竟烧了多少个圆明园呢？我们每个中国人家里，都有一座小小的圆明园，都在那时被付之一炬了。还有，人的爱、尊严、自由、教养、艺术、语言方式，所有这些东西都荡然无存，这是精神的圆明园啊。人和人之间，只剩下严酷的斗争关系。我记得，那时我们和亲戚朋友都不敢来往，整天躲在家里，拉着窗帘，因为每天都可能被抄家和揪斗。那种如履薄冰的恐惧感，是你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就在文革结束的那一刻，我们突然发现，我们面对的，是一座历史上庞大的绝无仅有的废墟，这才重新开始艰苦地修复。但这场修复运动，又伴随着新的毁损。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们在恢复高考制度，重新印刷出版在文革中被焚毁的图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总是以现代化和消费主义的名义，摧毁着旧建筑和传统道德，摧毁器物文明和伦理文明。
这种摧毁首先体现在个人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缺失上。应试教育在其间起了强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所谓应试教育制度，就是所有的教育，都以考试为最高目标。当然考试的确非常重要，但它只是用来衡量教育质量的一种手段而已，现在这个被颠倒了，教育手段成了目标，而教育目标则异化成了手段。这种本末倒置成了当下教育体制的最大弊端。学生只要记住老师设定的标准答案就够了，而调查、研究、思辨、反思、质疑、批判，全部都被省略了，而这些恰恰就是人本主义精神中最重要的东西。片面、简单、被动的接受，大面积地塑造着奴性和功利主义，迫使学生逐步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第二是公平与民主，因为权力垄断和资源垄断，这些东西也都丧失了。第三是社会正义，对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大家的反应越来越冷漠。到了装聋作哑的程度。第四是漠视公共道德，把损害他人利益作为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
这些普适价值的危机，还导致了另一个结果――源于儒释道的三大本土核心价值遭到毁弃。儒家精神强调人的教养和礼仪，“礼”是儒家里和“仁”并列的概念，而我们却越是粗鄙、越是无礼越好。这种粗鄙美学上升为我们的国家美学。与自然的和谐是道家的基本价值观，而我们一直把破坏生态赞美成“人定胜天”，直到今天还有所谓的“科学院院士”在胡诌这种反科学理论。整个华夏民族都置身于破坏生态的严重后果中。第三，以善为本，这是佛家的精神，结果却变成以阶级斗争为美，与人斗其乐无穷。于是，人们不仅摧毁了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摧毁了民族自身的核心价值。
中国文化的若干危机
鉴于这样的背景，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文化的多重危机。首先是身体文化的过度膨胀。身体和灵魂的解放是应该对应的。过去对身体太压抑，后来却走向反面，变成放纵过度和娱乐过度，而心灵和精神领域却在急剧萎缩。其二是道德体系的崩溃，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民造假，从食品到艺术都在造假。其中假唱是最典型的艺术造假，却能在中国横行20多年，也算是一种文化奇迹吧。第三是审美感知体系的退化。现在交响乐早没人听了，要听的都是流行歌曲，加上Mp3的这种扁平的二维声音，取代了浑厚的多层次的声音织体，由此导致艺术知觉的退化。这是艺术感知力全面下降的象征。
文学也是如此，对于作品的好坏失去了判断的尺度，所以读者很容易被忽悠，几个媒体一顿猛炒，就能把一堆垃圾炒成杰作。各种电影大片云集，但没有提供必要的文化享受，恰恰相反，每一次都成为一场视觉灾难。这两年稍微好一些，大片有所进步，前两年我们看《英雄》、《十年埋伏》，都是受罪的感觉，到了看《无极》的时候，差不多就该陷入昏迷了。新拍的《梅兰芳》继续在胡编个人史，掩饰历史真相。但奇怪的是，这些大片居然还能制造出票房奇迹。要不是文化出了问题，又怎么解释这种荒谬的现象？
第四是教育体系的扭曲。这点我不再多说了。第五是知识体系的混乱。很多记忆被蓄意制造了空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伤记忆，文革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创伤记忆。一个健康的民族不应该回避历史的沧桑，恰恰相反，应该借助反思来获得民族生长的动力，这种记忆和反思是自我进化的重要财富。但是现在它被抽空了，成为历史的盲点。总的来讲，我们的整个文化智力曲线在急剧下降，而这跟记忆空白化、知识谎言化有很大关系。
这种情况导致了第六个危机――思想和信仰的瓦解。“文革”后我们突然陷入了信仰危机，北岛的诗歌明确喊出了“我不相信”的口号，到80年代，信仰危机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恶化成了信念危机。到21世纪，事态还在继续恶化，在信仰和信念都丧失了之后，出现了更低层和更深刻的信任危机。每天早上我端起那杯牛奶时都会想一下：它值得我信任吗？它是不是有毒呢？有的作家甚至提出了左手不信任右手的命题。人的各个肢体或器官之间，人和物之间、人和人之间，都出现了普遍的信任危机。这难道不是一种严重的社会病态吗？
传统文化复苏的几个热点
正是在文化危机的背景下，出现了传统文化的复苏和拯救运动，出现了儒学热、国学热和大师热。国学变成一种生意经，开一个星期的国学课程，学费昂贵，举办者可以赚入大笔银子，成了一个狂热的盈利模式。一方面大师林立，一方面文化退化，这情形是不是很荒谬呢？上海市政府封了余作家为大师，结果遭到了普遍的质疑，最近又有位大师出了问题，那就是文老先生。在分封大师的时刻，标准出了严重偏差。人们忽略了其必须具备的重要禀性――强大的文化原创力、价值体系的建构力。他不应该只是一个学术阐释者。
但人们今天封的所谓“大师”，其实都是阐释者而已，季老先生甚至连“中国学”的阐释者都不是，他只是印度学的阐释者而已，媒体给他戴上“国学大师”桂冠，逻辑上根本讲不通。大师的泛滥造成了一个恶果，那就是“大师”这个词，正在走向反面，沦为骂人的字眼。有位朋友对此很敏感。人家戏称他是大师，他当场回敬说：你才是大师！你妈是大师！你们全家都是大师！“大师”称谓的这种变异，只能是中国文化的耻辱。
近年来的民俗热，也是传统复苏的一个方面。前段时间我和一位民俗学家公开辩论过，他说要保卫春节，还说磕头是好民俗，应该提倡。我说磕头虽然是传统，但恰恰是一种历史糟粕，磕头就是奴性人格的象征。你尊重家长和父辈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你真的爱他们，那就拿你的心灵和行动去表达吧，请不随便忽悠民众，拿他们的脑袋去撞击大地。人本主义，首先就要求人捍卫其挺胸站立的尊严。
原生态热，也是文化复苏的一项成果。这几年在当局推动下，对原生态文化的发掘，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杨丽萍的《云南印象》，她是一个罕见的天才，整场歌舞令人震撼，水准超过了非洲黑人和新西兰毛利人的歌舞。但后来我在想一个问题，把这些质朴的农民弄到大都市演出，他们的灵魂在演第一场和第一百场的时候，会是同一种状态吗？我想一定会有剧烈的变化，一定会有某种东西从里面悄悄地消失掉。这就是我常说的“杨丽萍悖论”。原生态的文化遗产，你不去拯救它，它会死掉，你动手去拯救它，它同样也会死掉。似乎没有人能超越这种深刻的悖论。
拯救过程中出现的误区
在文化拯救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误区。 第一是生吞活剥，比如现下流行的汉服运动。穿上那些被简单复制的汉服，就像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戏子。这方面我们似乎应该向当年的上海裁缝学习。他们引进了满族直筒式旗袍的概念，然后加以彻底改造，测量人体的18个尺寸，从而打造出东方窈窕淑女的身体曲线，而这才是有价值的传承方式。
其次是文化造伪。浙江某商人要重建圆明园，这个消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你不可能使用原来的建材，像紫檀木和生漆，也无法还原传统的工艺，像榫卯结构，结果势必弄出一堆低劣的赝品，顶多就是一个只能远观而不能近赏的影视布景而已。还有就是民族节日，借元宵节推销汤圆，借端午节推销粽子，借中秋节推销月饼，这不都是商人进行文化造伪的例证吗？
道德过度也是一个需要反省的问题。一方面道德匮乏，一方面却又道德过剩，最典型的例子是那些针对个人道德的人肉搜索事件。人肉搜索是一种双刃剑，在社会正义方面，比如说对贪官的追踪方面，它扮演过非常正面的角色，去年好几个贪官被摘掉乌纱帽，就是缘于网民的人肉搜索，它是民间政治监督的有效手段。但是对普通公民的搜索和道德围剿，我认为还是过度了。搜索权力的边界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需要尽快加以界定的。
篡义阐释往往也是灾难性的。我们今天阐释古代文献时，一定要注意原典的初始语义，当然你可以在这个前提下发挥，但不能严重脱离原义。随便举个例子，《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是儒学现代化的价值瓶颈，今天很多人要继承儒家传统，却从这句话里发现它是愚昧落后的东西。为了完成儒学的现代化，必须对这句话开刀，加以全新阐释。于是就有人说，这句话表明孔夫子对妇女和儿童的尊重，因为“小人“可以解释为儿童，“难养”的意思就是要尊重他们，好好地伺候着他们，这不是非常符合现代价值观吗？但是“小人”在孔子的语典里是有特定含义的，它有时是指底层百姓，但更多是跟“君子”相对，指那些道德卑下的人。你怎么能把“小人”随意阐释为“儿童”呢？
对历史器物的胡乱开发，常常会制造出新的文化笑柄。奥运开幕式上“击缶而歌”，就是一个典型的礼制错误。这个缶从先秦以来就是专用的丧器，人死了之后，敲它一敲，表示人们的哀伤之情。庄周死了妻子，“鼓盆而歌”，敲的就是这种玩意儿。秦国也流行过击缶作乐，那是因为它虽然军事上很强大，音乐和文学却很低级，六国都瞧不起它。汉灭秦之后，缶就只剩下丧器的含义了。到现在湖北民间还有丧歌队的传统，正在申请文化遗产，也就是集体击缶，专门给死者唱挽歌。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让几千个士兵在那里奋力击缶，请问导演先生，我们是不是得感谢你精心设计的政治暗示？
文化拯救的正确途径
究竟如何进行文化拯救，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难题。我想至少下面几个方面是必须做的。首先是制度革新。文化的问题，不能由文化自身来解决，应当从文化体系的外面，也就是从制度的层面去解决，否则，文化就只能陷入自我缠绕的逻辑怪圈。而制度革新的第一主题，就应当是为文化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文化高潮不是管教的结果,也不是用金钱喂出来的，而是自由放养的结果。1927到1937年上海文化蜜月，就是因为没有文化部门去干预作家和艺术家的自由创造，由此打造一个健康生长的创新型社会。
必须承认普世价值和人类共同信念，像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个人尊严、教养和博爱等等。价值的人类普适性，也就是承认人类共同的人性、人类经验和价值诉求，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扩展的逻辑前提。反对普世价值，就是在取消马克思主义的生存依据。一方面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一方面却要对普世价值说“不”，这种自相矛盾的理论现状难道不很奇怪吗？
学习西方和台湾的文化保卫经验，尤其是台湾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文化传承的杰出样本。这个地区完整保存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并且完成了制度现代化的转型。他们的成功经验，就是对我们展开文化复苏的最大鼓舞。
毫无疑问，我们还要依据普世的价值尺度，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予以坚决剔除，并彻底改造现存教育体制,纠正应试教育的恶弊。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建立正确的文化阐释体系，重构正确的知识-记忆体系，让教科书开始说人话和说真话，让所有的历史空白都被正确的记忆所充填。让每个公民在人格上独立起来，成为有权力、义务和教养，善于反省和敢于反叛的理性责任主体。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今已经80多年了，早就应当成为每个中国公民的精神指南。
我的结语是：我们正处于文化危机的焦虑中，我们守望着文化的最后领地，我们正在为文化的修复而呐喊，我们的工作沉重而艰难。文化复苏，从每个人的独立的反思开始。谢谢大家。
2009年3月16日星期一
学术不端 何来净土？中国决心对学术失范“下猛药”
新华社北京３月１５日电（记者吴晶 余靖静) 高校若没有净土，何谈社
会？！中国高校领军人物发出的疾呼，在学术不端行为和剽窃事件时有发生的当
下，更具警示意味。
在３月１５日这个强调“诚信”的日子，教育部召开高校学术风气建设座谈
会，邀请多位高校校长和教育专家分析高校学风建设的现状和问题，提出改进工
作的建议和意见。
去年，浙江大学药学院原副教授贺海波等人的论文剽窃事件引起了海内外舆
论的高度关注。鉴于这一事件的影响十分广泛，学校在解除与贺海波的聘任合同
后，最近又决定将其开除出教师队伍。
“这一事件给学校声誉带来严重影响，也警示我们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
程中，一刻也不能放松学术道德建设。”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说。
“扎扎实实做研究的人越来越少，急功近利搞实惠的人越来越多。”放眼当
下的中国高校，与会者不得不对类似的现象产生忧虑。
类似事件也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学术不端的成因。教育部科技委主任、中国工
程院院士倪维斗认为，就科学的本质和规律而言，在大多数学科想取得一点成绩
没有一、二十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但目前与切身利益挂钩的硬性考核指标导致科
研人员坐不住“冷板凳”。
教育部社科委主任吴树青说，学术不端行为与当前科研评价体系重数量、轻
质量，重短期效应、轻长期积累的取向有关。“必须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科研评
价体系，从源头上扭转急功近利、甚至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
在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看来，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还有更深层
次的利益驱动。近年来，诸多大学为了抬高自身的学术声誉，也为在一些评估的
“数字”里有更好的表现，聘用了一些“学术大腕”来为之撑撑“门面”。一些
受聘者也为个人利益，不顾自己的时间与精力而多处兼职。这种“不良兼职”现
象毒化了“学术空气”。
“这些现象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科学研究可以给个人和学术机构带来利益。”
杨玉良说：“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切断利益链。”
据了解，中国不少高校已开始构建学风监控和防范体系，具体措施包括设立
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的学术道德委员会、制定学校学术道德行为规范及管理办法、
加强对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学术道德教育等。
一些学校还针对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推出创新举措，如浙江大学向所有研究
生导师明确提出“五不准”的学术规范原则，实施博士后人员与合作导师签署诚
信公约的制度。北京大学完善了学位论文失范责任追究制度，并计划分学科设立
学术规范课程，针对案例加强宣传教育。
“学风不正是科学的大敌，学术不端行为更是对科学的亵渎，危害十分巨大，
必须坚决予以制止。”教育部部长周济说：“一旦发现，要及时果断、严肃处理，
敢于下猛药，不得推诿和隐瞒。”
他指出，良好的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是高等学校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
要着力构建教育、制度、监督相结合的惩治和预防工作体系，通过提高道德自律，
加强制度约束，发挥社会监督力量，使学者“不愿”、“不能”、“不敢”违背
学术道德。
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学术创新取决于学者对学术道德规范的尊崇和执着―
―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其凤的一番话，代表着学术净土守护者的心
声。
据悉，教育部正逐步将学术道德建设纳入高校课程，并将把学风表现作为教
师考评的重要内容。
周济说：“对学术不端行为要像体育界反兴奋剂一样，要像对待假冒伪劣产
品一样‘零容忍’，做到不护短、不姑息、不手软。”
新华社北京３月１５日电（记者吴晶 余靖静) 高校若没有净土，何谈社
会？！中国高校领军人物发出的疾呼，在学术不端行为和剽窃事件时有发生的当
下，更具警示意味。
在３月１５日这个强调“诚信”的日子，教育部召开高校学术风气建设座谈
会，邀请多位高校校长和教育专家分析高校学风建设的现状和问题，提出改进工
作的建议和意见。
去年，浙江大学药学院原副教授贺海波等人的论文剽窃事件引起了海内外舆
论的高度关注。鉴于这一事件的影响十分广泛，学校在解除与贺海波的聘任合同
后，最近又决定将其开除出教师队伍。
“这一事件给学校声誉带来严重影响，也警示我们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
程中，一刻也不能放松学术道德建设。”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说。
“扎扎实实做研究的人越来越少，急功近利搞实惠的人越来越多。”放眼当
下的中国高校，与会者不得不对类似的现象产生忧虑。
类似事件也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学术不端的成因。教育部科技委主任、中国工
程院院士倪维斗认为，就科学的本质和规律而言，在大多数学科想取得一点成绩
没有一、二十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但目前与切身利益挂钩的硬性考核指标导致科
研人员坐不住“冷板凳”。
教育部社科委主任吴树青说，学术不端行为与当前科研评价体系重数量、轻
质量，重短期效应、轻长期积累的取向有关。“必须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科研评
价体系，从源头上扭转急功近利、甚至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
在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看来，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还有更深层
次的利益驱动。近年来，诸多大学为了抬高自身的学术声誉，也为在一些评估的
“数字”里有更好的表现，聘用了一些“学术大腕”来为之撑撑“门面”。一些
受聘者也为个人利益，不顾自己的时间与精力而多处兼职。这种“不良兼职”现
象毒化了“学术空气”。
“这些现象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科学研究可以给个人和学术机构带来利益。”
杨玉良说：“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切断利益链。”
据了解，中国不少高校已开始构建学风监控和防范体系，具体措施包括设立
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的学术道德委员会、制定学校学术道德行为规范及管理办法、
加强对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学术道德教育等。
一些学校还针对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推出创新举措，如浙江大学向所有研究
生导师明确提出“五不准”的学术规范原则，实施博士后人员与合作导师签署诚
信公约的制度。北京大学完善了学位论文失范责任追究制度，并计划分学科设立
学术规范课程，针对案例加强宣传教育。
“学风不正是科学的大敌，学术不端行为更是对科学的亵渎，危害十分巨大，
必须坚决予以制止。”教育部部长周济说：“一旦发现，要及时果断、严肃处理，
敢于下猛药，不得推诿和隐瞒。”
他指出，良好的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是高等学校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
要着力构建教育、制度、监督相结合的惩治和预防工作体系，通过提高道德自律，
加强制度约束，发挥社会监督力量，使学者“不愿”、“不能”、“不敢”违背
学术道德。
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学术创新取决于学者对学术道德规范的尊崇和执着―
―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其凤的一番话，代表着学术净土守护者的心
声。
据悉，教育部正逐步将学术道德建设纳入高校课程，并将把学风表现作为教
师考评的重要内容。
周济说：“对学术不端行为要像体育界反兴奋剂一样，要像对待假冒伪劣产
品一样‘零容忍’，做到不护短、不姑息、不手软。”
如何监管学术腐败 Academic Corruption
发达国家如何监管学术腐败
2009年03月12日新华网
新华网专稿：两会期间，博士后论文造假、院士涉嫌"抄袭剽窃"事件引起社
会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中国民众对学术界的"信任危机"。连续多年抨击学术腐
败的全国政协委员朱清时今年再一次在会议期间大声疾呼，学术造假不除，中国
的学术就没有希望了。来自中国5所知名大学的校长代表7日在两会新闻中心接受
采访时也表示，对待学术腐败要坚持严肃的立场，决不姑息，必须严惩。发达国
家同样存在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现象，它们监管学术腐败的经验教训似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
美国：处置学术不端行为决不手软
近几年来，美国曾发生过多起学术不端行为。不过，与一些国家的研究机构
处置此事遮遮掩掩相比，美国相关机构在学术不端行为的事前监管以及事后处罚
上，基本做到了决不护短、决不手软，尽管尚无法完全遏制类似行为，但也在一
定程度上维护了学术界的公平、正义。
在美国，科研成果报告能否在知名科学刊物上发表，是评判该成果是否得到
认可的重要标志。因此，专业期刊实际上是美国防止学术不端行为造成恶劣影响
的重要关口。
在美国专业期刊发表的文章一般都要经过几道"关卡"才能与公众见面。以权
威的《科学》杂志为例，《科学》杂志有一个专门的审稿编委会，由来自全世界
的100多名顶尖科学家组成，他们负责审定提交到《科学》杂志各类论文的重要
性和可信度。这些论文只有约四分之一能通过编委会的审查，然后由外部专家进
行匿名评议。
此外，对"高风险"论文，《科学》杂志的审查工作异常谨慎严格。所谓"高
风险"论文是指那些可能与人们的直觉相悖的科学发现，以及有可能引起媒体或
政界强烈关注的、具有轰动效应的研究成果。"高风险"论文提交后，除常规审查
外，还应额外再接受一层审核，如要求论文作者提供更全面的论文原始数据等。
不过，再严密的审查工作也不可能完全封堵住所有造假者，一些造假成果最
终仍会被刊登，只是事后才被发现数据或结果有假。此时，美国相关机构处理造
假者决不姑息手软。2002年的舍恩事件最具有代表性，被认为是当代科学史上规
模最大的学术造假丑闻之一。
亨德里克·舍恩1970年生于德国，1998年正式加盟贝尔实验室后，先后与其
他 20多位研究人员合作，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一口气在几家全球著名学术期刊
上发表十几篇论文，而且涉及的都是超导、分子电路和分子晶体等前沿领域，其
中一些研究还被认为是突破性的。舍恩的成果产出率和重要程度，都远远超出大
多数同龄科学家，被认为迟早会得诺贝尔奖。
但其他科学家随后进行的研究，却无法重复舍恩的实验结果。尤其令科学界
怀疑的是，舍恩的很多论文虽然描述了一系列不同设备的实验，但部分数据看上
去却一模一样，而这种数据本应是随机的。在接到有关投诉后，贝尔实验室2002
年5月邀请5名外界科学家组成独立调查小组，对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小组最终认
定，在1998年至2001年期间，舍恩至少在16篇论文中捏造或篡改了实验数据。鉴
于此，贝尔实验室将其开除。
美国政府部门中负责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机构是公众与卫生服务部下属的"
研究诚信办公室"，该机构专门调查和处置那些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中的
不诚信行为，并随时公布违规者的姓名、单位、违规情节和处置决定。
按规定，一经认定从事了学术不端行为，造假者在一定年限内将不得参与任
何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也不能在美国公众与卫生服务部设立的任何咨询
委员会、评审委员会任职。此外，造假者的身份信息将在研究诚信办公室网站上
公示，以供查询，直到"刑满释放"，造假者的大名才会在网站上消失。
研究诚信办公室的经验表明，调查、处理学术腐败，不能只靠科学界和科学
家本身的自律，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手段作后盾。为此，研究诚信办公室采取的
方针是揭露、调查等工作主要由了解内情的科学家承担，但对于在调查过程可能
出现的法律问题，包括如何获取物证、传唤人证等，该办公室则准备了一整套非
常细致的对策。
进入2009年，研究诚信办公室已经发现了四起学术不端行为。这也说明，防
范学术不端行为并非朝夕之事，受利益驱动，总有人铤而走险，因此，一方面要
在科研工作者当中加强道德自律教育，另一方面也需要更严厉的处罚，提高他们
的风险预期。（本网驻华盛顿记者 任海军）
日本：升迁标准不客观病根难除
今年1月29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裁决，驳回了原东京大学教授多比良
和诚状告东京大学不当撤销其职务的诉讼请求。
2005年，多比良教授在美国科学刊物《自然》上发表关于控制遗传基因的医
学论文后，被指出重要实验数据存在错误。东京大学成立校内调查委员会，对数
据的可再现性进行调查。最后得出结论，由于多比良没有保留实验记录，论文数
据无法重新得到验证。此后，多比良教授被解雇。
日本学术综合地位首屈一指的东京大学出现的这一学术丑闻，只是冰山一角。
近年来，日本诸多名校和研究机构都被揭露出学术作假和学术腐败的案例。
面对学术界"强劲"的不正之风，日本上至主管教育的文部科学省(简称"文科
省")，下到各所大学，都建立起了一套防范机制。文科省主要从论文抄袭、篡改、
盗用和研究经费不当使用两方面抓起。2006年，文科省成立的研究活动不正行为
特别委员会公布了《学术不正行为对策》，其中明确要求，各大学、研究机构和
学术协会应制定实验观察数据、试剂的保存制度；还应设立接受学术腐败内部告
发的窗口，公开窗口的联系方式；被告发的研究人员有义务自行证明数据的真实
性。另外，建议各大学导入科研人员伦理道德启发教育，培养研究人员自律意识。
那么，作为具体科研单位的各大高校又实行了哪些措施呢？吸取多比良论文
事件的教训，东京大学制定了《科学研究行动规则》，建立了对于被告发的不当
研究人员进行预备调查、正式调查(包括临时封锁研究室和研究设备)、审理和裁
定的制度。其他高校如早稻田大学、同志社大学等也分别实施了相关措施，保证
学术监督的公平、透明。
除了文科省和各高校的"重拳出击"外，独立于日本政府的学术机构"日本学
术会议"还从道德上对科研人员进行了约束。比如，在该组织制定的《科学者的
行动规范》中，呼吁科研人员要"正直、诚实、自律；对所从事的研究的意义、
对社会的影响进行积极地说明；积极参与本领域内研究人员的相互监察，避免研
究经费的不当使用"等。
这些多方采取的措施自然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日本学术作假和学
术腐败的案件仍时有发生，难以根除。究其原因，也许可以从日本研究机构的升
迁标准中找到答案。"发表论文数量、刊物知名度、被其他研究人员引用数量是
升迁的重要指标。现在对科研人员的评价并不客观。竞争激烈导致的重成果、数
量，轻过程、质量，将不利于日本科技的创新，"一位研究人员担忧地说。（郭
一娜）
瑞典：筹建统一权力机构督查
约10年前，记者曾就学术腐败问题采访过瑞典的学术界，接受采访的人士普
遍认为，瑞典在这方面还算得上是一方净土。然而，时至今日，这里也不再那么
纯净，抄袭剽窃等学术造假事件日渐增多，学术界的公信力也日趋下滑。为扭转
这一势头，瑞典政府在学术界的敦促下，于去年年底决定健全机制，加大处置学
术造假的力度。
根据瑞典高教局公布的统计数据，瑞典全国高校查处的学术造假案件2001年
也就100余起，然而三年后则翻番，增加到了200多起，2006年时再度翻番，达到
480多起。在查处的学术造假案件中，抄袭剽窃案件呈急剧上升之势。
面对日益严重的学术造假现象，瑞典的处置机制却仍未能进行相应的调整，
滞后于形势的发展。
据瑞典政府下设的瑞典研究委员会介绍，瑞典全国一直没有一个处置学术造
假的权威机构，全国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处置标准。瑞典研究委员会2002年设立了
一个专家小组，负责处置学术造假问题。但这个小组仅根据各高校的要求，进行
相关的调查，不作任何处罚决定，而且也不接受个人的调查要求或投诉。在成立
后的6年多里，这个专家小组仅处理过8起学术造假案件，可见其作用之有限。为
此，瑞典研究委员会去年年中决定撤销这个专家小组。目前，瑞典处置学术造假
的权力完全掌握在各高校手中，各校处置的尺度也因校而异，有松有紧，惩罚的
力度也相差较大。
近两年来，瑞典学术界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呼吁政府采取相应的
措施，加大处置的力度。在这样的背景下，瑞典研究委员会和瑞典全国高校联合
会2007年6月联合向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要求政府在全国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
统一机制。
报告还向瑞典政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其中包括设立一个全国性的权力
机构，负责处理包括个人在内的各个方面提出的有关学术造假案件问题，并对相
关案件展开独立的调查；制订一个全国高校都必须遵照执行的统一的处置学术造
假的标准；各高校都必须设立在法律和学术上均具权威性的学术造假案件处置办
公室。
瑞典政府已对学术界的呼吁和建议作出响应。教育和科研大臣拉斯·雷荣博
里 2008年10月在向瑞典议会提交的议案中宣布，政府已决定成立一个常设机构，
专门处置学术造假问题。随后，他还指示瑞典研究委员会在这个机构正式成立之
前暂代行使其权力，以加大处置学术造假案件的力度。（本网驻斯德哥尔摩记者
吴平）
法国：营造严谨治学氛围
1998年，一向平静的法国科学界掀起了层层波澜，人们都在议论着"贝尔纳
·比安"这个名字。他是一名比利时生物学家，1992年被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
究所任命为雷恩实验室的负责人，开始对"肥胖基因"进行研究。
不过到了1997年，他团队中的两名研究人员突然找到当时雷恩第一大学的校
长，称比安强迫他们伪造实验数据。一时间，有关比安学术造假的新闻闹得沸沸
扬扬，但当事人却对这些指控全部予以否认。此后，健康与医学研究所随后进行
的调查工作也受到了人们的批评，有人认为，该机构调查速度过慢，负责人有意
包庇比安……
虽然这件事到现在也没有明确的结论，而且比安后来也离开法国前往了美国，
但它却带给了法国人不小的震动，使得很多人开始关注起这个科学领域的毒瘤
---学术造假。
事实上，法国至今尚未出台任何专门针对在学术上弄虚作假的法律法规，各
研究单位除了提倡加强行业道德教育，也只能通过制定科研人员行为准则和科研
成果评价机制等措施，规范科研工作。
比如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就成立了科学伦理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教
育研究人员尊重科学伦理，正确处理个人研究自由和对社会义务的关系，他们重
视对科研人员的整体评价，避免研究人员因过度追求眼前利益而铤而走险。
法国另一个重要科学研究机构---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所也在1999年成立了
科学廉洁委员会，该委员会接受书面申诉报告，并在保密的前提下备案并开展相
关调查。一旦确认属于可受理案件，委员会就会邀请国内外专家，展开由浅入深
的调查。
记者曾经接触过一些法国科研人员，他们大都认为，目前学术上的压力确实
在不断增大，但法国的科研单位的学术氛围相对宽松，因此他们并不愿意在学术
上进行欺诈，因为一旦被发现，就将身败名裂，得不偿失。不过这样也带来了学
术发展缓慢等一系列的问题。
其实，学术腐败五花八门，但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名誉、地位和金钱的竞
争日趋激烈，因此，杜绝学术造假就需要彻底铲除产生这种现象的土壤，营造严
谨治学的社会氛围，这是任何道德规范或是法律法规都无法代替的。（本网驻巴
黎记者 李学梅）
2009年03月12日新华网
新华网专稿：两会期间，博士后论文造假、院士涉嫌"抄袭剽窃"事件引起社
会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中国民众对学术界的"信任危机"。连续多年抨击学术腐
败的全国政协委员朱清时今年再一次在会议期间大声疾呼，学术造假不除，中国
的学术就没有希望了。来自中国5所知名大学的校长代表7日在两会新闻中心接受
采访时也表示，对待学术腐败要坚持严肃的立场，决不姑息，必须严惩。发达国
家同样存在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现象，它们监管学术腐败的经验教训似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
美国：处置学术不端行为决不手软
近几年来，美国曾发生过多起学术不端行为。不过，与一些国家的研究机构
处置此事遮遮掩掩相比，美国相关机构在学术不端行为的事前监管以及事后处罚
上，基本做到了决不护短、决不手软，尽管尚无法完全遏制类似行为，但也在一
定程度上维护了学术界的公平、正义。
在美国，科研成果报告能否在知名科学刊物上发表，是评判该成果是否得到
认可的重要标志。因此，专业期刊实际上是美国防止学术不端行为造成恶劣影响
的重要关口。
在美国专业期刊发表的文章一般都要经过几道"关卡"才能与公众见面。以权
威的《科学》杂志为例，《科学》杂志有一个专门的审稿编委会，由来自全世界
的100多名顶尖科学家组成，他们负责审定提交到《科学》杂志各类论文的重要
性和可信度。这些论文只有约四分之一能通过编委会的审查，然后由外部专家进
行匿名评议。
此外，对"高风险"论文，《科学》杂志的审查工作异常谨慎严格。所谓"高
风险"论文是指那些可能与人们的直觉相悖的科学发现，以及有可能引起媒体或
政界强烈关注的、具有轰动效应的研究成果。"高风险"论文提交后，除常规审查
外，还应额外再接受一层审核，如要求论文作者提供更全面的论文原始数据等。
不过，再严密的审查工作也不可能完全封堵住所有造假者，一些造假成果最
终仍会被刊登，只是事后才被发现数据或结果有假。此时，美国相关机构处理造
假者决不姑息手软。2002年的舍恩事件最具有代表性，被认为是当代科学史上规
模最大的学术造假丑闻之一。
亨德里克·舍恩1970年生于德国，1998年正式加盟贝尔实验室后，先后与其
他 20多位研究人员合作，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一口气在几家全球著名学术期刊
上发表十几篇论文，而且涉及的都是超导、分子电路和分子晶体等前沿领域，其
中一些研究还被认为是突破性的。舍恩的成果产出率和重要程度，都远远超出大
多数同龄科学家，被认为迟早会得诺贝尔奖。
但其他科学家随后进行的研究，却无法重复舍恩的实验结果。尤其令科学界
怀疑的是，舍恩的很多论文虽然描述了一系列不同设备的实验，但部分数据看上
去却一模一样，而这种数据本应是随机的。在接到有关投诉后，贝尔实验室2002
年5月邀请5名外界科学家组成独立调查小组，对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小组最终认
定，在1998年至2001年期间，舍恩至少在16篇论文中捏造或篡改了实验数据。鉴
于此，贝尔实验室将其开除。
美国政府部门中负责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机构是公众与卫生服务部下属的"
研究诚信办公室"，该机构专门调查和处置那些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中的
不诚信行为，并随时公布违规者的姓名、单位、违规情节和处置决定。
按规定，一经认定从事了学术不端行为，造假者在一定年限内将不得参与任
何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也不能在美国公众与卫生服务部设立的任何咨询
委员会、评审委员会任职。此外，造假者的身份信息将在研究诚信办公室网站上
公示，以供查询，直到"刑满释放"，造假者的大名才会在网站上消失。
研究诚信办公室的经验表明，调查、处理学术腐败，不能只靠科学界和科学
家本身的自律，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手段作后盾。为此，研究诚信办公室采取的
方针是揭露、调查等工作主要由了解内情的科学家承担，但对于在调查过程可能
出现的法律问题，包括如何获取物证、传唤人证等，该办公室则准备了一整套非
常细致的对策。
进入2009年，研究诚信办公室已经发现了四起学术不端行为。这也说明，防
范学术不端行为并非朝夕之事，受利益驱动，总有人铤而走险，因此，一方面要
在科研工作者当中加强道德自律教育，另一方面也需要更严厉的处罚，提高他们
的风险预期。（本网驻华盛顿记者 任海军）
日本：升迁标准不客观病根难除
今年1月29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裁决，驳回了原东京大学教授多比良
和诚状告东京大学不当撤销其职务的诉讼请求。
2005年，多比良教授在美国科学刊物《自然》上发表关于控制遗传基因的医
学论文后，被指出重要实验数据存在错误。东京大学成立校内调查委员会，对数
据的可再现性进行调查。最后得出结论，由于多比良没有保留实验记录，论文数
据无法重新得到验证。此后，多比良教授被解雇。
日本学术综合地位首屈一指的东京大学出现的这一学术丑闻，只是冰山一角。
近年来，日本诸多名校和研究机构都被揭露出学术作假和学术腐败的案例。
面对学术界"强劲"的不正之风，日本上至主管教育的文部科学省(简称"文科
省")，下到各所大学，都建立起了一套防范机制。文科省主要从论文抄袭、篡改、
盗用和研究经费不当使用两方面抓起。2006年，文科省成立的研究活动不正行为
特别委员会公布了《学术不正行为对策》，其中明确要求，各大学、研究机构和
学术协会应制定实验观察数据、试剂的保存制度；还应设立接受学术腐败内部告
发的窗口，公开窗口的联系方式；被告发的研究人员有义务自行证明数据的真实
性。另外，建议各大学导入科研人员伦理道德启发教育，培养研究人员自律意识。
那么，作为具体科研单位的各大高校又实行了哪些措施呢？吸取多比良论文
事件的教训，东京大学制定了《科学研究行动规则》，建立了对于被告发的不当
研究人员进行预备调查、正式调查(包括临时封锁研究室和研究设备)、审理和裁
定的制度。其他高校如早稻田大学、同志社大学等也分别实施了相关措施，保证
学术监督的公平、透明。
除了文科省和各高校的"重拳出击"外，独立于日本政府的学术机构"日本学
术会议"还从道德上对科研人员进行了约束。比如，在该组织制定的《科学者的
行动规范》中，呼吁科研人员要"正直、诚实、自律；对所从事的研究的意义、
对社会的影响进行积极地说明；积极参与本领域内研究人员的相互监察，避免研
究经费的不当使用"等。
这些多方采取的措施自然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日本学术作假和学
术腐败的案件仍时有发生，难以根除。究其原因，也许可以从日本研究机构的升
迁标准中找到答案。"发表论文数量、刊物知名度、被其他研究人员引用数量是
升迁的重要指标。现在对科研人员的评价并不客观。竞争激烈导致的重成果、数
量，轻过程、质量，将不利于日本科技的创新，"一位研究人员担忧地说。（郭
一娜）
瑞典：筹建统一权力机构督查
约10年前，记者曾就学术腐败问题采访过瑞典的学术界，接受采访的人士普
遍认为，瑞典在这方面还算得上是一方净土。然而，时至今日，这里也不再那么
纯净，抄袭剽窃等学术造假事件日渐增多，学术界的公信力也日趋下滑。为扭转
这一势头，瑞典政府在学术界的敦促下，于去年年底决定健全机制，加大处置学
术造假的力度。
根据瑞典高教局公布的统计数据，瑞典全国高校查处的学术造假案件2001年
也就100余起，然而三年后则翻番，增加到了200多起，2006年时再度翻番，达到
480多起。在查处的学术造假案件中，抄袭剽窃案件呈急剧上升之势。
面对日益严重的学术造假现象，瑞典的处置机制却仍未能进行相应的调整，
滞后于形势的发展。
据瑞典政府下设的瑞典研究委员会介绍，瑞典全国一直没有一个处置学术造
假的权威机构，全国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处置标准。瑞典研究委员会2002年设立了
一个专家小组，负责处置学术造假问题。但这个小组仅根据各高校的要求，进行
相关的调查，不作任何处罚决定，而且也不接受个人的调查要求或投诉。在成立
后的6年多里，这个专家小组仅处理过8起学术造假案件，可见其作用之有限。为
此，瑞典研究委员会去年年中决定撤销这个专家小组。目前，瑞典处置学术造假
的权力完全掌握在各高校手中，各校处置的尺度也因校而异，有松有紧，惩罚的
力度也相差较大。
近两年来，瑞典学术界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呼吁政府采取相应的
措施，加大处置的力度。在这样的背景下，瑞典研究委员会和瑞典全国高校联合
会2007年6月联合向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要求政府在全国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
统一机制。
报告还向瑞典政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其中包括设立一个全国性的权力
机构，负责处理包括个人在内的各个方面提出的有关学术造假案件问题，并对相
关案件展开独立的调查；制订一个全国高校都必须遵照执行的统一的处置学术造
假的标准；各高校都必须设立在法律和学术上均具权威性的学术造假案件处置办
公室。
瑞典政府已对学术界的呼吁和建议作出响应。教育和科研大臣拉斯·雷荣博
里 2008年10月在向瑞典议会提交的议案中宣布，政府已决定成立一个常设机构，
专门处置学术造假问题。随后，他还指示瑞典研究委员会在这个机构正式成立之
前暂代行使其权力，以加大处置学术造假案件的力度。（本网驻斯德哥尔摩记者
吴平）
法国：营造严谨治学氛围
1998年，一向平静的法国科学界掀起了层层波澜，人们都在议论着"贝尔纳
·比安"这个名字。他是一名比利时生物学家，1992年被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
究所任命为雷恩实验室的负责人，开始对"肥胖基因"进行研究。
不过到了1997年，他团队中的两名研究人员突然找到当时雷恩第一大学的校
长，称比安强迫他们伪造实验数据。一时间，有关比安学术造假的新闻闹得沸沸
扬扬，但当事人却对这些指控全部予以否认。此后，健康与医学研究所随后进行
的调查工作也受到了人们的批评，有人认为，该机构调查速度过慢，负责人有意
包庇比安……
虽然这件事到现在也没有明确的结论，而且比安后来也离开法国前往了美国，
但它却带给了法国人不小的震动，使得很多人开始关注起这个科学领域的毒瘤
---学术造假。
事实上，法国至今尚未出台任何专门针对在学术上弄虚作假的法律法规，各
研究单位除了提倡加强行业道德教育，也只能通过制定科研人员行为准则和科研
成果评价机制等措施，规范科研工作。
比如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就成立了科学伦理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教
育研究人员尊重科学伦理，正确处理个人研究自由和对社会义务的关系，他们重
视对科研人员的整体评价，避免研究人员因过度追求眼前利益而铤而走险。
法国另一个重要科学研究机构---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所也在1999年成立了
科学廉洁委员会，该委员会接受书面申诉报告，并在保密的前提下备案并开展相
关调查。一旦确认属于可受理案件，委员会就会邀请国内外专家，展开由浅入深
的调查。
记者曾经接触过一些法国科研人员，他们大都认为，目前学术上的压力确实
在不断增大，但法国的科研单位的学术氛围相对宽松，因此他们并不愿意在学术
上进行欺诈，因为一旦被发现，就将身败名裂，得不偿失。不过这样也带来了学
术发展缓慢等一系列的问题。
其实，学术腐败五花八门，但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名誉、地位和金钱的竞
争日趋激烈，因此，杜绝学术造假就需要彻底铲除产生这种现象的土壤，营造严
谨治学的社会氛围，这是任何道德规范或是法律法规都无法代替的。（本网驻巴
黎记者 李学梅）
2009年3月15日星期日
中国“教育改革”后遗症
中国“教育改革”后遗症：500万毕业生就业无处
香港经济导报
“难道大专生连去农村当教师都这麽难吗？为何当初要培养那麽多大专生？”日前，广东省一名大专女生在一场农村从教供需见面会上，因屡受歧视，一度向在场的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巡视员文传道严辞逼问15分钟。其间这位女生难掩激愤，泪盈于目。
这一因媒体报道而遍传于网络的“大专生含泪逼问官员事件”的主角，据称是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读了5年英语师范专业，英语过了六级，教师资格证也即将拿到，有志于从教农村，只因学历是大专，在会上转了三四个小时竟没有得到一个投放简历的机会。
在经济滑坡的形势下，本就令人挠头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开始迅速飙升为一个新环境下的严峻民生问题。而此时，教育领域内长期存在的收费高、教育质量差、缺乏公平性等现象仍不断持续著，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逼问得更为尴尬。
500万毕业生就业无处
今年“两会”上，由大学生就业问题引发的“口水战”为数不少，不仅代表委员和公众热议，5日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深得人心地提出“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突出位置”。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佈的2009年《经济蓝皮书》称，去年底，全国有100万名大学生不能就业，而2009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11万人，比去年增加52万人。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7日在记者会上称，今年不仅有600多万大学生毕业，还有以往毕业没有就业的200多万人。根据以往大学生就业比例约36%计算，今年大概只有300多万的学生能够找到工作，剩下将近500万左右的学生还不知何处就业。
拖延战术黔驴技穷
面对这一紧迫严峻的现实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龚学平在日前参加上海团小组会议时提出，建议採取由军官带大学生兵的形式，让大学生抽出至少一年时间军训，不必付当年学费。龚代表说：“当前大学生就业难，除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大学招生脱离国情过快扩招、高校教育太市场化、素质教育有所放鬆等也是重要原因。对此，应从体制机制上综合考虑解决这一问题”。他建议，大学教育可在4年学制上延长，至少拿1年搞军训，除了加强爱国教育和国防建设，还有利于缓解当下的就业矛盾，“至少缓和一年。”
带有“找不到工作就先别找”思路的代表委员不止龚学平一人。有报道称，北京市政协会议期间，孙狄委员曾提议仿照博士后制度，设立“学士后”、“硕士后”，让学生只拿基本生活费到企业“见习”。本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滨兴也在小组谈论时提出同样设想，建议大学生毕业后没找到工作的，申请到有科研项目的单位专职做科研，“比如高校、科研所、企业研发部门等”，成为“学士后”“硕士后”，为期两年，以缓解就业压力。
颇具讽刺性的是，这种“后”学位的设想脱胎于去年流行于网络的一则恶搞教育部的“通知”：“为缓解今年就业压力，教育部出台新学位制度：博士学位毕业后可继续攻读壮士，壮士毕业可攻读勇士，勇士毕业可攻读猛士，还找不到工作可攻读圣斗士，仍找不到工作的，直接申请烈士学位”。舆论直接质疑，大学生就业难是体制性和社会性的系统问题，用军训或见习来拖延并不能保证一两年后学生能够就业，逃避只是饮鸩止渴的下策。
严酷的体制性追问
对于盛行很久的“大学生应转变就业观念，放下身段”的“就业指导意见”，“两会”上和民间言论亦出现诸多批评。反对者指出，当前中国教育体系下，学生疲于应付各种考试，家长背负著沉重的经济压力，而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却得不到保障。在体制性弊端已然轮番加害学生和家长的情况下，一味要求大学生自降身价，甚至不惜与低教育程度的农民工抢饭碗，既不令人服气也浪费社会资源。
由此，在经济衰退的阴霾笼罩下，从大学生就业难的表面问题开始，人们发出了对教育领域内更多深层次矛盾的追问。首先是教育公平问题。本月7日，“两会”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五名大学校长代表谈教育公平问题。有记者提出现今高校中农村生比例正逐年减少，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对此直言：此事牵扯到教育公平的根本问题。
中山大学的农村学生不到30%，农村孩子佔的比例和在大学中的比例是不相称的，原因是他们“输在了起跑线上”。他说：“如果中国的教育存在不公平，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公平”。他呼吁，教育公平要从基础教育开始，只要是用分数录取新生，那麽开始起跑就落在后面的学生是吃亏的。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提出，教育改革应当公平优先。他指出，首先要在受教育过程中体现公平，要让所有的人得到相同的教育机会，为此要优先考虑中西部教育、农村教育、薄弱环节的教育和困难群体的教育。其次要保证结果公平，让所有人得到发展机会，这要求劳动、就业和分配制度相配套，有良好的就业导向。
此外，另一饱受非议的“官僚治校”问题也在“两会”上引爆。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在会上炮轰“中小学校长官员化”现象，直指学校不像教育机构，而像官僚机构，校长“官僚气”重，“人文气”差，离“书生气”远。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邵鸿也在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指出，由于政府行政干预日益强化，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严重制约了大学的改革和发展。
近年来，不少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成为副部长级干部，强化了高校的官本位意识。因此应淡化行政权力对高等院校的约束和干预，明确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民主遴选大学校长。
有教育界人士指出，改革现行的学校过度行政化的落后管理体制，一定程度上恢复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实行的教授治校和大学自治传统，不仅有利于真正学术精神的培育，也有利于杜绝官学互通、乱授学位的教育腐败。
中长期发展纲要护航教育改革
温总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要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对2020年前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年内重点抓好促进教育公平、优化教育结构、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推进素质教育和实施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推进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共五个方面的工作。
据了解，《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自今年1月17日启动第一轮公开徵求意见工作以来，截至2月底，工作小组收到各界意见、建议212.5万多条，其中教师队伍建设最受关注，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建设。而这一点正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的“对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实行绩效工资制度，提高1200万中小学教师待遇，中央财政为此将投入120亿元”吻合。一直以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师资队伍的建设是历年“两会”上人们呼吁最多的问题之一。
有业内人士分析，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是今年中央在教育事业上的重要工作。从第一轮徵求意见的结果看，达200多万条的意见建议也显示出，社会各界对此给予了极高的参与度和关注度，纲要势必给出未来12年裡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道路和方向。
香港经济导报
“难道大专生连去农村当教师都这麽难吗？为何当初要培养那麽多大专生？”日前，广东省一名大专女生在一场农村从教供需见面会上，因屡受歧视，一度向在场的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巡视员文传道严辞逼问15分钟。其间这位女生难掩激愤，泪盈于目。
这一因媒体报道而遍传于网络的“大专生含泪逼问官员事件”的主角，据称是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读了5年英语师范专业，英语过了六级，教师资格证也即将拿到，有志于从教农村，只因学历是大专，在会上转了三四个小时竟没有得到一个投放简历的机会。
在经济滑坡的形势下，本就令人挠头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开始迅速飙升为一个新环境下的严峻民生问题。而此时，教育领域内长期存在的收费高、教育质量差、缺乏公平性等现象仍不断持续著，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逼问得更为尴尬。
500万毕业生就业无处
今年“两会”上，由大学生就业问题引发的“口水战”为数不少，不仅代表委员和公众热议，5日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深得人心地提出“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突出位置”。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佈的2009年《经济蓝皮书》称，去年底，全国有100万名大学生不能就业，而2009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11万人，比去年增加52万人。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7日在记者会上称，今年不仅有600多万大学生毕业，还有以往毕业没有就业的200多万人。根据以往大学生就业比例约36%计算，今年大概只有300多万的学生能够找到工作，剩下将近500万左右的学生还不知何处就业。
拖延战术黔驴技穷
面对这一紧迫严峻的现实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龚学平在日前参加上海团小组会议时提出，建议採取由军官带大学生兵的形式，让大学生抽出至少一年时间军训，不必付当年学费。龚代表说：“当前大学生就业难，除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大学招生脱离国情过快扩招、高校教育太市场化、素质教育有所放鬆等也是重要原因。对此，应从体制机制上综合考虑解决这一问题”。他建议，大学教育可在4年学制上延长，至少拿1年搞军训，除了加强爱国教育和国防建设，还有利于缓解当下的就业矛盾，“至少缓和一年。”
带有“找不到工作就先别找”思路的代表委员不止龚学平一人。有报道称，北京市政协会议期间，孙狄委员曾提议仿照博士后制度，设立“学士后”、“硕士后”，让学生只拿基本生活费到企业“见习”。本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滨兴也在小组谈论时提出同样设想，建议大学生毕业后没找到工作的，申请到有科研项目的单位专职做科研，“比如高校、科研所、企业研发部门等”，成为“学士后”“硕士后”，为期两年，以缓解就业压力。
颇具讽刺性的是，这种“后”学位的设想脱胎于去年流行于网络的一则恶搞教育部的“通知”：“为缓解今年就业压力，教育部出台新学位制度：博士学位毕业后可继续攻读壮士，壮士毕业可攻读勇士，勇士毕业可攻读猛士，还找不到工作可攻读圣斗士，仍找不到工作的，直接申请烈士学位”。舆论直接质疑，大学生就业难是体制性和社会性的系统问题，用军训或见习来拖延并不能保证一两年后学生能够就业，逃避只是饮鸩止渴的下策。
严酷的体制性追问
对于盛行很久的“大学生应转变就业观念，放下身段”的“就业指导意见”，“两会”上和民间言论亦出现诸多批评。反对者指出，当前中国教育体系下，学生疲于应付各种考试，家长背负著沉重的经济压力，而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却得不到保障。在体制性弊端已然轮番加害学生和家长的情况下，一味要求大学生自降身价，甚至不惜与低教育程度的农民工抢饭碗，既不令人服气也浪费社会资源。
由此，在经济衰退的阴霾笼罩下，从大学生就业难的表面问题开始，人们发出了对教育领域内更多深层次矛盾的追问。首先是教育公平问题。本月7日，“两会”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五名大学校长代表谈教育公平问题。有记者提出现今高校中农村生比例正逐年减少，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对此直言：此事牵扯到教育公平的根本问题。
中山大学的农村学生不到30%，农村孩子佔的比例和在大学中的比例是不相称的，原因是他们“输在了起跑线上”。他说：“如果中国的教育存在不公平，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公平”。他呼吁，教育公平要从基础教育开始，只要是用分数录取新生，那麽开始起跑就落在后面的学生是吃亏的。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提出，教育改革应当公平优先。他指出，首先要在受教育过程中体现公平，要让所有的人得到相同的教育机会，为此要优先考虑中西部教育、农村教育、薄弱环节的教育和困难群体的教育。其次要保证结果公平，让所有人得到发展机会，这要求劳动、就业和分配制度相配套，有良好的就业导向。
此外，另一饱受非议的“官僚治校”问题也在“两会”上引爆。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在会上炮轰“中小学校长官员化”现象，直指学校不像教育机构，而像官僚机构，校长“官僚气”重，“人文气”差，离“书生气”远。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邵鸿也在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指出，由于政府行政干预日益强化，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严重制约了大学的改革和发展。
近年来，不少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成为副部长级干部，强化了高校的官本位意识。因此应淡化行政权力对高等院校的约束和干预，明确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民主遴选大学校长。
有教育界人士指出，改革现行的学校过度行政化的落后管理体制，一定程度上恢复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实行的教授治校和大学自治传统，不仅有利于真正学术精神的培育，也有利于杜绝官学互通、乱授学位的教育腐败。
中长期发展纲要护航教育改革
温总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要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对2020年前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年内重点抓好促进教育公平、优化教育结构、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推进素质教育和实施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推进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共五个方面的工作。
据了解，《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自今年1月17日启动第一轮公开徵求意见工作以来，截至2月底，工作小组收到各界意见、建议212.5万多条，其中教师队伍建设最受关注，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建设。而这一点正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的“对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实行绩效工资制度，提高1200万中小学教师待遇，中央财政为此将投入120亿元”吻合。一直以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师资队伍的建设是历年“两会”上人们呼吁最多的问题之一。
有业内人士分析，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是今年中央在教育事业上的重要工作。从第一轮徵求意见的结果看，达200多万条的意见建议也显示出，社会各界对此给予了极高的参与度和关注度，纲要势必给出未来12年裡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道路和方向。
2009年3月13日星期五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Multicultural America
多元文化教育外一章
·沈文珏·
From CND.org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由多元文化组成的国家。一直以来，围绕“大熔炉”和“色拉碗”这两个基本理念，高层政府没少打政治仗。这里我且不理会这些大道理，只把自己作为少数民族的一员在这个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经历略数一二，博君一璨。
之一
我的俩个孩子刚到美国时正值十一、二岁的年龄，英语会话只能应付诸如“你好”，“再见”，“很高兴见到你”这样的场合。当时我每天下午在资料室打工，孩子放学后到资料室来翻翻期刊，等我一起回家。资料室的负责人是一个美国老头，待人和蔼可亲，自己没有孩子，见到这两个中国孩子真是喜欢得不得了，每次都要拉着他们问长问短，无奈此类“对话”往往是有问无答。儿子调皮些，不管老先生说什么，一概回答“Ｙｅｓ”，“Ｏｋ”，“Ｇｏｏｄ”（他的逻辑是老先生是好人，不会说坏话。）女儿就只好微笑外交了。老先生一定也意识到他们的交流障碍，但还是每次见到他们必试着交谈。一日，他满脸春风地把我儿子叫去，气闲神定地开始了“对话”，只见他放慢了语速，提高了音量，抑扬顿挫、一字一句地说着，说几个词看一下我儿子，觉得这下他应该懂了。可怜儿子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能回头找我求救。我原本的想法是一来不忍拂老先生的一片好意，二来也许能逼出孩子的一些语言应对能力。但几番下来，孩子们的语言能力并没有因此而长进，他们的自尊心却受到了挫折。我护犊之心顿起，决定结束这种局面。
第二天一早我即去资料室拜访这位头头。正在考虑措辞，忽然间想起老祖宗“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的教诲，顿时有了主意。是日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我看着他，用中文一字一顿地说，“外面天气这么好，我们去喝杯咖啡好吗？”见没反应，又说，“我知道隔一个街口有一家咖啡店的法国香草咖啡很正宗。今天我请客。”看他还是一脸茫然，我又煞有介事地提高了声音重复一遍，还伴随着手势，一面却又忍俊不禁。老先生终于意识到我在玩什么把戏了，哈哈大笑了起来，连说，“Ｉ ｇｏｔ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这顿咖啡喝得很是开心，我不失时机地说，“两个孩子都很喜欢你，给他们一点时间，他们会赶上的。”
注：想起了一个故事。朋友的婆婆从上海来美国探亲。周末带她去农夫市场。老太太看中了一堆橙子，但嫌一元三个太贵，欲还价为一元四个。于是她操起了上海腔的普通话，提高声音，一字一顿地讨价还价了起来。当意识到小贩根本听不懂她在讲什么时，老太太大为感叹，说美国人真笨，我这么耐心地跟他讲，他还是不懂。
看来多元文化教育还真是需要普及。
之二
下面这个故事我只能用“苦笑”来形容了。一天下午三点钟左右，我匆匆从教学大楼赶回家去取当晚上课要用的材料。路经一所小学，由于正是放学时间，黄灯一闪一闪，警告车辆减速行驶。大概是思想开了小差，我竟忽视了警示灯。还没等我醒悟过来，我已经被一位校门口当值的大妈拦了下来。我满腹歉意，正欲承认错误，只见那位大妈一手叉腰，一手示意我把车窗摇下。没来得及等我伸出半个头，她就气急败坏地教训开了，“你就是不识英文，总应该看得懂路标。你知不知道我可以没收你的驾照，还可以罚你的款”等等。我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给人如此当众抢白过，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咽下了“对不起”，做了一个深呼吸，调整一下情绪，目光直视这位大妈，慢条斯理地用英文说，“你既然那么确信我不懂英文，为什么会觉得我能听得懂你这一大篇教训呢”？她一脸茫然，后来总算回过神来，把手一挥，放我通行。
事后我作了调查，学校门口维持交通的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ｇｕａｒｄｓ主要责任是保护学生安全，并没有没收驾照或罚款的权力。我的学生告诉我那位大妈平时口碑不佳，喜欢摆出一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架势。看来我是撞在枪口上了。不知为什么，那位美国大妈让我联想起当年大学里的几个工宣队师傅，大字不识几个，却热衷于对知识分子发号施令。撇开政治环境不讲，他们都是由无知导向盲目优越感，进而夜郎自大，最终大多落到可笑可怜可悲的境地。
看来多元文化教育应该首先扎根于基础教育的土壤中。
之三
再讲一个义愤填膺的故事。我家住在一个较小的社区。一共只有十来户人家，每家都只有一或二个中老年人口。虽然草坪面积很小，但由于缺乏劳力，大多数人家都雇人割草并负责有关园艺工作。邻里间互相介绍，结果几家人雇佣了同一家公司。大概是因为兼顾社区的瞻观和割草人的方便的原因，几家人家一般都在同一天割草，工作日那天阵势颇为壮观，满载各式工具的大车，老板加上六、七个工人，总要工作半天。我家是极少数的自力更生户。老板上门兜了好几回生意，可我那也是教书匠的丈夫一则认为园艺是调剂脑力劳动的好办法，二则他宁可把雇人的钱用来买各样工具，享受其中的乐趣和成就感。老板眉眼之间对我们的“不合作”颇不以为然，但我们仍我行我素。
话说那天我刚要出门，打开车库门，发现他们的大车挡了我的道。找到了老板，请他把车移一下。他嘴上说好，却并不移动尊驾，再叫，依然“我自巍然不动”。我于是走近了正色与他理论，“你的车停在我的家门口，侵犯了我的权利，妨碍了我的工作，你必须马上把你的大车开走。”谁料他两眼一瞪，脸上青筋暴涨，竟然口出狂言，“这里不是你的家，回你的中国去”。这可是越线了，不反击是不行的了。我定了定神，回家拿来了相机，把他大车的位置，我家周围的环境拍了一系列的照片；又问明了二个在场工人的名字。然后当着他的面，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他沉不住气了，嘴里嘟嘟囔囔，对一个工人说了些什么，那个工人就去把大车开走了。我对他说，这事未了，我会采取法律措施，你就且等下文吧。
事后我曾想去法院上诉；但一则还从未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想起来一定是费时间费精力的事情；再则我的本意只是要教训一下这种人，并找回民族和个人的尊严。还是找人民警察吧。于是我造访了当地警所，陈述了经过，说他这样的觉悟，心态，加上近乎暴力倾向的行为使我觉得安全受到威胁，请求警方保护。我留下了老板和他公司的名字，出示了照片，呈上工人的名字以备警方取人证所用。警方当即保证一定妥善处理，并问我对如何处理有什么想法。我要求一是公开当面道歉，再则希望警方能采取什么措施让他不再重犯，以减少政治文化的环境污染。
三天之后，一位警察登门造访，同来的还有那位老板。警察对我说，ＸＸ先生有话要对你说。于是那位老板作了正式的道歉，并保证以后决不再犯。警察说如今后有类似情况发生，叫我再报告。我接受了道歉，谢了警察。从那以后，他们的大车一定停在离我家几十米以外。我倒车时如遇上他们正在干活，必问我是否有足够空间。事情就此了结。
看来多元文化教育有时还需要有国家机器作后盾。
注：后两则故事发生在南方的一个小镇里。此地民风淳朴，人与人之间关系一般很是单纯友好。在我工作居住的十好几年间，上面所述之事倒是世所仅见的。
·沈文珏·
From CND.org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由多元文化组成的国家。一直以来，围绕“大熔炉”和“色拉碗”这两个基本理念，高层政府没少打政治仗。这里我且不理会这些大道理，只把自己作为少数民族的一员在这个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经历略数一二，博君一璨。
之一
我的俩个孩子刚到美国时正值十一、二岁的年龄，英语会话只能应付诸如“你好”，“再见”，“很高兴见到你”这样的场合。当时我每天下午在资料室打工，孩子放学后到资料室来翻翻期刊，等我一起回家。资料室的负责人是一个美国老头，待人和蔼可亲，自己没有孩子，见到这两个中国孩子真是喜欢得不得了，每次都要拉着他们问长问短，无奈此类“对话”往往是有问无答。儿子调皮些，不管老先生说什么，一概回答“Ｙｅｓ”，“Ｏｋ”，“Ｇｏｏｄ”（他的逻辑是老先生是好人，不会说坏话。）女儿就只好微笑外交了。老先生一定也意识到他们的交流障碍，但还是每次见到他们必试着交谈。一日，他满脸春风地把我儿子叫去，气闲神定地开始了“对话”，只见他放慢了语速，提高了音量，抑扬顿挫、一字一句地说着，说几个词看一下我儿子，觉得这下他应该懂了。可怜儿子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能回头找我求救。我原本的想法是一来不忍拂老先生的一片好意，二来也许能逼出孩子的一些语言应对能力。但几番下来，孩子们的语言能力并没有因此而长进，他们的自尊心却受到了挫折。我护犊之心顿起，决定结束这种局面。
第二天一早我即去资料室拜访这位头头。正在考虑措辞，忽然间想起老祖宗“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的教诲，顿时有了主意。是日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我看着他，用中文一字一顿地说，“外面天气这么好，我们去喝杯咖啡好吗？”见没反应，又说，“我知道隔一个街口有一家咖啡店的法国香草咖啡很正宗。今天我请客。”看他还是一脸茫然，我又煞有介事地提高了声音重复一遍，还伴随着手势，一面却又忍俊不禁。老先生终于意识到我在玩什么把戏了，哈哈大笑了起来，连说，“Ｉ ｇｏｔ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这顿咖啡喝得很是开心，我不失时机地说，“两个孩子都很喜欢你，给他们一点时间，他们会赶上的。”
注：想起了一个故事。朋友的婆婆从上海来美国探亲。周末带她去农夫市场。老太太看中了一堆橙子，但嫌一元三个太贵，欲还价为一元四个。于是她操起了上海腔的普通话，提高声音，一字一顿地讨价还价了起来。当意识到小贩根本听不懂她在讲什么时，老太太大为感叹，说美国人真笨，我这么耐心地跟他讲，他还是不懂。
看来多元文化教育还真是需要普及。
之二
下面这个故事我只能用“苦笑”来形容了。一天下午三点钟左右，我匆匆从教学大楼赶回家去取当晚上课要用的材料。路经一所小学，由于正是放学时间，黄灯一闪一闪，警告车辆减速行驶。大概是思想开了小差，我竟忽视了警示灯。还没等我醒悟过来，我已经被一位校门口当值的大妈拦了下来。我满腹歉意，正欲承认错误，只见那位大妈一手叉腰，一手示意我把车窗摇下。没来得及等我伸出半个头，她就气急败坏地教训开了，“你就是不识英文，总应该看得懂路标。你知不知道我可以没收你的驾照，还可以罚你的款”等等。我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给人如此当众抢白过，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咽下了“对不起”，做了一个深呼吸，调整一下情绪，目光直视这位大妈，慢条斯理地用英文说，“你既然那么确信我不懂英文，为什么会觉得我能听得懂你这一大篇教训呢”？她一脸茫然，后来总算回过神来，把手一挥，放我通行。
事后我作了调查，学校门口维持交通的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ｇｕａｒｄｓ主要责任是保护学生安全，并没有没收驾照或罚款的权力。我的学生告诉我那位大妈平时口碑不佳，喜欢摆出一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架势。看来我是撞在枪口上了。不知为什么，那位美国大妈让我联想起当年大学里的几个工宣队师傅，大字不识几个，却热衷于对知识分子发号施令。撇开政治环境不讲，他们都是由无知导向盲目优越感，进而夜郎自大，最终大多落到可笑可怜可悲的境地。
看来多元文化教育应该首先扎根于基础教育的土壤中。
之三
再讲一个义愤填膺的故事。我家住在一个较小的社区。一共只有十来户人家，每家都只有一或二个中老年人口。虽然草坪面积很小，但由于缺乏劳力，大多数人家都雇人割草并负责有关园艺工作。邻里间互相介绍，结果几家人雇佣了同一家公司。大概是因为兼顾社区的瞻观和割草人的方便的原因，几家人家一般都在同一天割草，工作日那天阵势颇为壮观，满载各式工具的大车，老板加上六、七个工人，总要工作半天。我家是极少数的自力更生户。老板上门兜了好几回生意，可我那也是教书匠的丈夫一则认为园艺是调剂脑力劳动的好办法，二则他宁可把雇人的钱用来买各样工具，享受其中的乐趣和成就感。老板眉眼之间对我们的“不合作”颇不以为然，但我们仍我行我素。
话说那天我刚要出门，打开车库门，发现他们的大车挡了我的道。找到了老板，请他把车移一下。他嘴上说好，却并不移动尊驾，再叫，依然“我自巍然不动”。我于是走近了正色与他理论，“你的车停在我的家门口，侵犯了我的权利，妨碍了我的工作，你必须马上把你的大车开走。”谁料他两眼一瞪，脸上青筋暴涨，竟然口出狂言，“这里不是你的家，回你的中国去”。这可是越线了，不反击是不行的了。我定了定神，回家拿来了相机，把他大车的位置，我家周围的环境拍了一系列的照片；又问明了二个在场工人的名字。然后当着他的面，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他沉不住气了，嘴里嘟嘟囔囔，对一个工人说了些什么，那个工人就去把大车开走了。我对他说，这事未了，我会采取法律措施，你就且等下文吧。
事后我曾想去法院上诉；但一则还从未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想起来一定是费时间费精力的事情；再则我的本意只是要教训一下这种人，并找回民族和个人的尊严。还是找人民警察吧。于是我造访了当地警所，陈述了经过，说他这样的觉悟，心态，加上近乎暴力倾向的行为使我觉得安全受到威胁，请求警方保护。我留下了老板和他公司的名字，出示了照片，呈上工人的名字以备警方取人证所用。警方当即保证一定妥善处理，并问我对如何处理有什么想法。我要求一是公开当面道歉，再则希望警方能采取什么措施让他不再重犯，以减少政治文化的环境污染。
三天之后，一位警察登门造访，同来的还有那位老板。警察对我说，ＸＸ先生有话要对你说。于是那位老板作了正式的道歉，并保证以后决不再犯。警察说如今后有类似情况发生，叫我再报告。我接受了道歉，谢了警察。从那以后，他们的大车一定停在离我家几十米以外。我倒车时如遇上他们正在干活，必问我是否有足够空间。事情就此了结。
看来多元文化教育有时还需要有国家机器作后盾。
注：后两则故事发生在南方的一个小镇里。此地民风淳朴，人与人之间关系一般很是单纯友好。在我工作居住的十好几年间，上面所述之事倒是世所仅见的。
2009年3月2日星期一
USA and China: Difference in education 中美教育之差异
感受中美中小学教育之差异
陈强
3年前，我到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当访问学者，当时10岁的女儿陈韵正也跟着去了。韵正在美国上了五年级（小学）和六年级（初中）。她出国前在国内小学读了4年多，回国后现在福州上初一。经过一段时间对中美两国教育的比较，我感触最深的是，中国教育的特点是教学生学会考试，而美国教育是围绕着教学生学会生活来展开的。
我结合女儿的例子，说说美国的中小学是怎么上课的。上午教英语阅读、数学、科学、历史这些主科，下午上的是一些很有意思的副科。比如，学校里有专门供教学用的厨房，同学们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烤面包、做煎饼，韵正还把她做的产品带回来给我们品尝；有缝纫机，韵正做了一个小枕头，带回国作为纪念；有小车间，韵正和她的同学合作，用木板做了一台手推车……还有理财、职业规划以及如何带孩子之类的课。
老师布置的作业也和生活息息相关：假设你是个很有钱的人，设计一个你的旅游规划，到你最想去的地方，住最好的宾馆，要求度假不少于3天。韵正设想自己到迈阿密度假，她上网查了迈阿密好玩的地方和天气状况，下载了景点的图片，在网上订了来回机票和一个五星级宾馆，连每一餐吃什么都做了计划，然后把所有信息写在了一张海报上，贴在班级的墙上，这就是她的作业。还有贷款买车的作业，假定你月收入是2500美元,减去每月800元的基本生活费，剩下的1700元用于自由开支，如果你要贷款买一辆少于5万元的汽车，应该如何计划？当然，老师会给同学们一个3年期或5年期的还贷款表作为参考。他们还在班上搞模拟餐厅，从设计招贴画开始，同学们按老师的要求从家里带些食品和餐具来到学校，然后轮流扮演餐厅服务员和顾客，学会讨价还价。美国学校还重视培养学生的职业规划意识，在六年级的时候，韵正就做过这方面的作业。有一个英文的职业规划网站，你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打勾，然后电脑会依次给出20个适合你的职业。选择其中你最喜欢的一个，这个网站会告诉你该职业的年薪，5年内的供求情况等等，把这些信息整合起来就是一份作业。老师还让同学们把自己未来的职业印在名片上，韵正的头衔是“未来的剧作家”。据说，在高中阶段，有专门的老师辅导学生的职业规划，并腾出一定的时间让学生去实际岗位跟班观察，然后写出学习报告来。
美国学校平时十分注重逃生演习。韵正当时就读的学校，每月一次演习，火灾、地震、龙卷风、坏人持枪入校等情景都模拟过。我想，要是中国学校也有这种演习，四川地震就会少死一些人（不仅是在校生）。因为成年人如果在学校阶段有过这种练习，他自然就懂得如何紧急避险。
从美国的教育，我们看到了中国学校教育的欠缺。我在中小学阶段曾经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数理化挺好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学了不少没用的东西，或者说是白白浪费了时间。比如说，在数学课学过的微积分、立体几何，在生活中基本用不上，最常用的还是小学水平的加减乘除；化学的元素周期表当年背得滚瓜烂熟，现在全忘了。如果说它有用，一是在当年升学考试时发挥了作用，二是现在辅导女儿功课时用上了。倒是以前不被重视的历史、地理知识，现在常常作为人际交往的谈资。所以，我建议降低基础教育的难度，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去拓宽知识面，尤其是人文方面的知识。数理化高深的内容，比如微积分、立体几何之类的，应该放在大学教育阶段，供相关专业的学生去学。美国的高中生做四则运算还在用计算器呢，比中国学生的数学差多了，可怎么就没影响人家国家的强大呢？
值得一提的是，老师教给学生的知识，不见得都正确，有些还是过时的。有一回，我太太在央视科教频道看到一个节目说，国外科学家证明黑猩猩也能使用工具，这一发现推翻了我们教科书上长期以来关于人的定义。后来太太问女儿，你们课本上怎么说的？女儿脱口而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懂得使用工具。”我担心一些老师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还在凭一成不变的书本知识继续“误人子弟”。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老师不仅自己不学新知识，还给学生布置那么多的作业，使得学生很难有时间、空间去学习感兴趣的知识。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怎么可能超过老师呢？
当然，教育不仅是学校的事。我认为，中国的家庭教育同样存在问题。一提应试教育，大多数家长都反对，素质教育谁都赞成。但到底什么是“素质教育”？一些家长给自己的孩子报课外的音乐班、绘画班等等，以为这样就有素质了。我一个亲戚的孩子，读六年级，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计算机竞赛还在省里拿过名次，被认为是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有一回，我到他们家，却看到奶奶还在给他喂饭。当然这可能是个特例，但许多孩子不会削苹果、洗碗、洗衣服、叠被子、缝纽扣却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学生连正常生活都不能自理，即便考试分数很高，琴弹得再好，你能说这样的教育是成功的吗？这样的学生是正常的吗？！现在那么多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是不是也和我们这种培养模式有关呢？
听说有一对独生子女结婚后，俩人都不愿意洗碗，于是只好用“锤子剪刀布”的方式来决定谁来洗。我听了哭笑不得。难道我们的孩子仅靠高分就能过好日子，就能对世界有所贡献？！我真的不敢相信！
陈强
3年前，我到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当访问学者，当时10岁的女儿陈韵正也跟着去了。韵正在美国上了五年级（小学）和六年级（初中）。她出国前在国内小学读了4年多，回国后现在福州上初一。经过一段时间对中美两国教育的比较，我感触最深的是，中国教育的特点是教学生学会考试，而美国教育是围绕着教学生学会生活来展开的。
我结合女儿的例子，说说美国的中小学是怎么上课的。上午教英语阅读、数学、科学、历史这些主科，下午上的是一些很有意思的副科。比如，学校里有专门供教学用的厨房，同学们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烤面包、做煎饼，韵正还把她做的产品带回来给我们品尝；有缝纫机，韵正做了一个小枕头，带回国作为纪念；有小车间，韵正和她的同学合作，用木板做了一台手推车……还有理财、职业规划以及如何带孩子之类的课。
老师布置的作业也和生活息息相关：假设你是个很有钱的人，设计一个你的旅游规划，到你最想去的地方，住最好的宾馆，要求度假不少于3天。韵正设想自己到迈阿密度假，她上网查了迈阿密好玩的地方和天气状况，下载了景点的图片，在网上订了来回机票和一个五星级宾馆，连每一餐吃什么都做了计划，然后把所有信息写在了一张海报上，贴在班级的墙上，这就是她的作业。还有贷款买车的作业，假定你月收入是2500美元,减去每月800元的基本生活费，剩下的1700元用于自由开支，如果你要贷款买一辆少于5万元的汽车，应该如何计划？当然，老师会给同学们一个3年期或5年期的还贷款表作为参考。他们还在班上搞模拟餐厅，从设计招贴画开始，同学们按老师的要求从家里带些食品和餐具来到学校，然后轮流扮演餐厅服务员和顾客，学会讨价还价。美国学校还重视培养学生的职业规划意识，在六年级的时候，韵正就做过这方面的作业。有一个英文的职业规划网站，你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打勾，然后电脑会依次给出20个适合你的职业。选择其中你最喜欢的一个，这个网站会告诉你该职业的年薪，5年内的供求情况等等，把这些信息整合起来就是一份作业。老师还让同学们把自己未来的职业印在名片上，韵正的头衔是“未来的剧作家”。据说，在高中阶段，有专门的老师辅导学生的职业规划，并腾出一定的时间让学生去实际岗位跟班观察，然后写出学习报告来。
美国学校平时十分注重逃生演习。韵正当时就读的学校，每月一次演习，火灾、地震、龙卷风、坏人持枪入校等情景都模拟过。我想，要是中国学校也有这种演习，四川地震就会少死一些人（不仅是在校生）。因为成年人如果在学校阶段有过这种练习，他自然就懂得如何紧急避险。
从美国的教育，我们看到了中国学校教育的欠缺。我在中小学阶段曾经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数理化挺好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学了不少没用的东西，或者说是白白浪费了时间。比如说，在数学课学过的微积分、立体几何，在生活中基本用不上，最常用的还是小学水平的加减乘除；化学的元素周期表当年背得滚瓜烂熟，现在全忘了。如果说它有用，一是在当年升学考试时发挥了作用，二是现在辅导女儿功课时用上了。倒是以前不被重视的历史、地理知识，现在常常作为人际交往的谈资。所以，我建议降低基础教育的难度，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去拓宽知识面，尤其是人文方面的知识。数理化高深的内容，比如微积分、立体几何之类的，应该放在大学教育阶段，供相关专业的学生去学。美国的高中生做四则运算还在用计算器呢，比中国学生的数学差多了，可怎么就没影响人家国家的强大呢？
值得一提的是，老师教给学生的知识，不见得都正确，有些还是过时的。有一回，我太太在央视科教频道看到一个节目说，国外科学家证明黑猩猩也能使用工具，这一发现推翻了我们教科书上长期以来关于人的定义。后来太太问女儿，你们课本上怎么说的？女儿脱口而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懂得使用工具。”我担心一些老师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还在凭一成不变的书本知识继续“误人子弟”。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老师不仅自己不学新知识，还给学生布置那么多的作业，使得学生很难有时间、空间去学习感兴趣的知识。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怎么可能超过老师呢？
当然，教育不仅是学校的事。我认为，中国的家庭教育同样存在问题。一提应试教育，大多数家长都反对，素质教育谁都赞成。但到底什么是“素质教育”？一些家长给自己的孩子报课外的音乐班、绘画班等等，以为这样就有素质了。我一个亲戚的孩子，读六年级，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计算机竞赛还在省里拿过名次，被认为是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有一回，我到他们家，却看到奶奶还在给他喂饭。当然这可能是个特例，但许多孩子不会削苹果、洗碗、洗衣服、叠被子、缝纽扣却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学生连正常生活都不能自理，即便考试分数很高，琴弹得再好，你能说这样的教育是成功的吗？这样的学生是正常的吗？！现在那么多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是不是也和我们这种培养模式有关呢？
听说有一对独生子女结婚后，俩人都不愿意洗碗，于是只好用“锤子剪刀布”的方式来决定谁来洗。我听了哭笑不得。难道我们的孩子仅靠高分就能过好日子，就能对世界有所贡献？！我真的不敢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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