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教育的亮点

世界上最成功的教育 网文 CND.org 众所周知，在世界民族之林，每个民族都以自己独特的贡献充实着世界宝库。这其中，无疑犹太民族是非常出色的一个。这个民族尽管人口很少，可在世界上有名的科学家、企业家、金融家、哲学家的比例却异常的高。他们不仅为世界贡献了一部流传千古的《圣 经》，而且还为人类贡献了门德尔松、马克思、海涅、玻尔、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等许许多多的文化巨人。他们对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是任何一个民族难以比拟的。­ 许多人把犹太人称为“智慧的民族”或者“书的民族”，就是因为他们比其他民族更重视知识的学习，更重视教育。以前对犹太民族以及犹太教育了解甚少，通过《世界上最成功的教育》这本书了解了犹 太人聪明、智慧的内在原因，同时也得到了一些启示。 第一，据犹太宗教经典规定，学习和钻研本身就是信仰的组成部分，是犹太人一种神圣的使命。在世界上除此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将学习作为信仰。­ 第二，在犹太人眼里，教师比国王更伟大。犹太人重视知识，所以也十分尊重有知识的学者和传授知识的教师。在某些问题上，犹太法律赋予教师的地位甚至高过父母，因为“父母只是把孩子带入今世的生活，而教师则把他带入来世的生活”。­ 第三，智慧在犹太人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智慧与知识不一样，知识是说你知道某一样东西，而智慧是你怎么样把你知道的东西和日常的生活结合起来。犹太圣贤这样教导犹太人：读过很多书的人，如果他不会用书上的知识，仍可能是只驮着很多书本的骡子。­ 第四，犹太人崇尚创新。他们认为没有创新的学习只是一种模仿，学习应该是以思考为基础，要敢于怀疑，随时发问。在许多犹太人家庭，大人对放学的孩子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又提问题了吗？ 第五，家庭教育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犹太孩子从小在家庭里便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和父母相处，直呼父母的名字；他们需要零用钱，就必须帮助家里干活。正是这种平等和独立思想，使孩子从小认识到，要想生活的舒适，就得靠自己的奋斗争取。其实，这些意识深深的藏在犹太人的心中是与这个民族经历的苦难分不开的。也正是那些苦难使犹太人具有向逆境挑战的勇气和毅力。 第六，犹太人很重视通过节日对孩子进行社会教育。犹太民族的宗教节日繁多，每个节日几乎都与民族历史信息相关。每当节日来临之际，犹太人都会举办盛大的纪念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启发孩子提出一些问题并且铭记苦难的历史。 第七，犹太人懂得经营之道。人们一般认为犹太人特别会赚钱，其实他们是不断的努力充实自己的工作经验和知识，一步步的走上发迹致富之路的。在这个过程中，勤奋、耐心、胆量、智慧无疑是他们的经营之道。而良好的教育无疑是“道”之源泉。 第八，犹太人具有良好的民族素质。首先，他们在民族磨难中尽管遭受压迫屠杀，但精神始终是乐观的、自信的甚至是高傲的。其次，在磨难中，犹太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心理素质，具有超长的耐力和韧性。最后，犹太人是一个严于律己、遵纪守法的民族。犹太 人表现出来的这三种品质，来源于其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教育。 第九，犹太人中有许多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这些人物身上都有三点重要的品质： 一是他们的成功和不凡业绩与犹太传统教育有密切关系，他们一生的努力奋斗及业绩都以此为基础 ；二是他们事业的成功与犹太家庭中的长幼双向教育、早期智力开 发以及社团教育中培养孩子勤学、好问、多思等教育方式紧密相连； 三是他们都怀有对人类的一个爱心，在学业上谦虚、执著、不怕困难、不断努力，并不断向自我、向学术权威挑战，勇于创新。­ 第十，以色列政府在教育上的经费投入是一般国家无法比拟的。在以色列政治家和有识之士看来，教育投资并不是一种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种有效的国家资源。没有资源，没有金钱并不要紧，只要通过教师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以色列就会拥有一切。­ 第十一，以色列教育的奇迹——希伯来语的复兴。语言无疑是维系一个民族团结、复兴的纽带。希伯来语在古代曾经是犹太人的语言，《旧约圣经》就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但是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接受了所在国的语言。这样导致希 伯来语逐渐消失。19世纪犹太复国运动兴起后，提出了“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口号，100多年来以色列通过教育使希伯来语成为一种表现力强、词汇丰富的“活语言”、官方语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 迹。 以上撷取了十一个和犹太教育有关的亮点，但这些亮点远远不能反映成功的犹太教育的全貌。一个民族的兴盛、一个国家的复兴有许多方式，而以教育为本来延续民族、繁荣国家值得我们深思。

美国教育机会平等? 常春藤对亚裔的潜规则, 勤奋和高分是徒劳

来源: 纽约时报 2012-12-27 美国知名学府所谓的“个性”等录取标准，可能得到主观和不公平的运用，这种名额限制的潜规则对亚裔学生不利，会对所有学生传递一个信息：勤奋和高分可能是徒劳的。 高中毕业生将于本月末递交大学申请，并开始等待有关未来四年将会在哪里度过的消息。他们可能不会意识到的是，结果将取决于他们的种族。如果你是亚裔人士，你进入精英大学的几率几乎肯定会低于白人。 亚裔占美国总人口的5.6%，而在常春藤大学中，亚裔学生所占比例为12%至18%。但如果用客观的录取标准（成绩、考试分数、学业荣誉以及课外活动）来衡量，这些学校的亚裔学生所占比例偏低。毕竟，在主要根据考试和成绩招生的顶级公立高中，亚裔学生所占比例高达40%至70%。这些高中包括纽约市的史岱文森高中(Stuyvesant)和布朗克斯科学高中(Bronx Science)、旧金山的洛威尔(Lowell)以及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Thomas Jefferson)。 在2009年一项针对9000多名知名大学申请者的研究中，社会学家托马斯·J·埃斯彭席德(Thomas J. Espenshade)和亚历山德里亚·沃尔顿·雷德福(Alexandria Walton Radford)发现，与学业成绩相同的亚裔学生相比，白人学生被录取的几率高出三倍。 听起来很熟悉吗？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高分的犹太学生开始与WASP（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译注）预科学校学生展开竞争，常春藤学校开始询问家庭背景，并寻求通过“性格”、“活力”、“勇敢”以及“领导力”等模煳的资格标准，来限制犹太学生录取人数。就如社会学家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在其2005年出版的有关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招生史的书中所记载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这些非正式的犹太学生名额限制才被取消。 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会问：有这么多犹太学生的哈佛还是哈佛吗？如今，我们会问：有如此多亚裔学生的哈佛还是哈佛吗？耶鲁大学58%的学生是白人，18%是亚裔人。如果两者的数据颠倒，会是一场灾难吗？ 就像记者丹尼尔·格尔登(Daniel Golden)在2006年出版的《招生的代价》(The Price of Admission)中所揭示的，人们更多地关注公立大学基于种族的平权措施（最高法院已经下令缩减此类措施，可能很快会完全取缔此类措施），而不太关注精英学校特别照顾捐赠者和校友（绝大多数是白人）子女的情况。 对于中产阶级和富裕的白人来说，学业优秀的亚裔美国人带来种种棘手问题，涉及特权和权力、成绩和机会。据称，一些白人家长不愿将孩子送到那些变得“过于亚裔化”的著名公立学校，担心自己的孩子会陷于孤立。许多有财力的白人纷纷把孩子送到提倡“进步”教学理念、不推行“应试教育”并提供艺术和音乐课程（但不教授钢琴、小提琴等“亚裔擅长的乐器”）的私校。同样，亚裔儿童也很难进入某些顶级私立学校。 精英大学的名额限制是真实存在的“潜规则”。西北大学的亚裔学生告诉我，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感到羞耻，他们觉得自己被视作一群没有个性的书呆子和乐器演奏高手。当他们取得成功时，同学就会说这是因为他们“是亚裔人”。他们的聪明和勤奋变成了拖累。 自从1965年对移民法进行全面修订以来，美国已经从台湾、韩国和印度等地吸引了数百万受过高等教育的雄心勃勃的移民。我们正是因为这些移民的优秀表现和成就才欢迎他们。但我们现在却因为其子女继承了父母的职业道德和对优质教育的信念而歧视他们。这是何等的弄巧成拙啊。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寻求传播“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亚裔美国人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包括没有正当移民身份的餐厅工人、重新安置的难民，以及人们比较熟悉的医生和工程师。我也不赞同法律教授蔡美儿(Amy Chua)有害的“虎妈”陈词滥调，这种观点将亚裔儿童的成功归功于父母过多（甚至是病态）的管教，而不是个人努力，从而贬低了亚裔儿童。 一些教育专家、家长和学生担心，如果录取标准仅仅是学习成绩，由于社会经济因素和长期的考分差距，白人和亚裔人将会在精英大学中占据很大比例，而黑人和拉丁裔学生会非常少。我们仍需要实施平权措施，帮助学生比例偏少的人群，包括黑人、拉丁裔、美洲印第安人、东南亚裔美国人，以及来自所有背景的低收入家庭学生。 但对白人和亚裔中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来说，竞争机会应该是平等的。值得指出的是，许多重点公立学校高分学生的父母是劳工阶层移民，而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金(Kim)、辛格(Singh)和黄(Wong)等姓氏不应引起特别的审查。 我们希望让我们的精英大学录取优秀和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不只是杰出的考生。但令我担心的是，“个性”和“独特性”等标准可能得到主观和不公平的运用，对亚裔人士不利，就像当年犹太申请人遭受的限制一样。我猜测，在许多高校的招生办公室，一个入围英特尔(Intel)科技人才探索奖，同时也是致告别辞的学生代表、学校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的白人学生会脱颖而出，被视为优秀人才，而那些具有相同简历（和社会经济背景）的亚裔美国人则不会。 我们对待这些孩子的方式将会对美国的未来产生影响。如果美国一些最知名的高等学府对高分亚裔学生设置名额限制的潜规则，我们会向所有学生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勤奋和高分可能是徒劳无益的。

谁是科学家？一个科学家所必备的品质

谁是科学家？一个科学家所必备的品质 来源: 今日中国有多少科学家 沈宁 <<随笔》2012年第6期 "一个科学家所应该或者必须具备的质量，仅就学术层面而言，至少包括：一、拒绝随大流而保持独立思维，二、摈弃抄袭现有结论而勇于探索真理，三、蔑视蝇头功利而热爱智慧." 首先声明，我学文出身。我没有科学方面的遗传基因，也因此对科学家充满崇敬。 　　在我的理解中，科学家就是学数理化出身，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我在美国住了近三十年，不管在大学，社会，或学界，凡用科学家一词，均指自然科学家，跟我的理解相符。说到从事文史哲研究的专家，通常用学者（Scholar）或研究者（Researcher）来称呼，没有听人称呼过社会科学家。美国很多大学设有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专业，常听人称政治学者或政治学家，却没有听人叫过政治科学家的。 　　当然我没听说过，不等于没有。哪位能够举证，西方确有社会科学家这一说，在下愿意就教。不过在本文中，我还是延续自己的理解，科学专指数理化等自然学科，科学家专指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自然科学家，不包括社会科学家在内。 　　既然称之为科学家，就是说学习或从事科学方面的工作，研究性的工作，学术范畴的工作。什么样的工作，算是研究性的工作，什么水平的研究，属于学术，我觉得需做细致说明。我想学理工出身的同胞，在逻辑思维方面受过专门训练，对于我提出要对这些概念做进一步定位，不至于反对。科学讲究的就是精确，大家都那么说，并不能被接受为科学定义。 　　不过我虽然提出了问题，却无法给出答案。再重复一次，我学文科出身，按照中国人常用的说法，惯于形象思维，没有资格对科学说三道四，只能等待学理工出身的科学家们明确指教。 　　也由于习惯形象思维，我虽讲不出符合科学的道理，但能从看得到的资料里悟出一点两点常识，比如搜索一下美国常青藤大学各位现任校长的简历。我想，既能担任美国名校校长一职，总该够科学家的资格了。史坦福大学现任校长海纳斯先生，是个心脏科医学博士。麻省理工学院现任校长哈克费尔博士，是研究大脑神经学的生命科学家。康奈尔大学现任校长斯卡尔顿博士，是心理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现任校长提尔曼博士，是生物化学家。芝加哥大学现任校长兹默尔博士，是个数学家。 　　另外几所人人皆知的美国名牌大学，现任校长都不是科学家，学理工的同胞们也许不屑一顾。哈佛大学现任校长福斯特博士，是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现任校长伯林格博士，是位法学家。宾州大学现任校长古特曼博士，是位政治学家。耶鲁大学现任校长莱文博士，有历史学学士，政治和哲学硕士，经济学博士三个学位，但都是文科。 　　因为篇幅关系，本文无法一一细说上述几位担任名校校长的科学家，有兴趣者不妨深入了解，看看他们曾有过多少研究方面的建树，哪些学术方面的成就。在美国的大学，在美国的学界，学术成就位居第一，别说做校长，就是做教授，也非过五关斩六将不可。通常来说，拿到博士学位之后，进大学先做助理教授，七年八年不等，期间必须在学界公认的学术刊物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文章，才能升副教授。然后继续在学术界做出成绩，才能被接受为终身教授。 　　本人学疏才浅，不知道国内有哪几本学术刊物被国际学界所公认，也不知道国内的教授或科学家，或者校长们，列出简历，除职务升迁或国家奖赏等资格，是否也曾发表过学术论文，在哪种刊物上发表论文，是否在国际学界公认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发表过多少，有多大影响？哪位知道，敬请指教，不胜感激。 　　我认识美国某大学的一个终身教授，研究物理学的，可称最典型的理工科，当之无愧的科学家。他有过不少项专利发明，经常到欧洲各学府去做研究或演讲。我很喜欢跟他聊天，因为每次聊天，都长学问。这位老兄，因学物理出身，思维缜密，凡事追根究底，探本寻源，遍查因果，执着程序有时候到了偏执的程度。 　　比如他有一次对我讲，哲学这个英文字（Philosophy），源于希腊文，词头Phil，希腊文中是表示爱的意思，构成英文字Philan-thropy是博爱或慈善，Philharmonic是热爱音乐，所以Philharmonic Orchestra中文译成爱乐乐团。而哲学这个字的词尾so-phy，在希腊文里则具有智能的涵义。所以爱和智慧两部分拼在一起，构成哲学一词，也就是热爱智慧，因此可以说哲学是对智慧的热爱和研究，哲学家是热爱智慧的人，是受尊敬的智者。事实上，古希腊和古罗马，最受尊敬的智者，都是哲学家。 　　推而广之，学理工出身的科学家，甚至不够做科学家，只是普通工程师，拿到博士学位，就可以算进了哲学家的圈子。博士学位全称是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凡有博士学位者，不管是计算机博士，还是数学博士，或者化学博士，都首先应该是一个哲学家，首先应该热爱智慧，首先应该是个智者。 　　我这里学习科学研究方法，试图对智慧或智者做出界定。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张仪苏秦开始，合纵连横，朝三暮四，中国传统把计谋当作智慧，以成败论英雄。三气周瑜，空城计，诸葛亮被中国人当作最大智者。而从古希腊和古罗马开始，西方传统则把理性和抽象思维，理解和阐述宇宙奥秘，自我意识明确，沟通表述清晰，创造性解决理论问题等等，看作是智慧的内容，无所谓成败，亚历山大或恺撒大帝权倾一朝，都不算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才是公认的智者。孰是孰非，见仁见智，不过本文讨论科学，而科学乃自西方传入中国，所以延用西方对智慧的概念为宜。 　　我的这个美国科学家朋友，不是语言学家，不是文字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他是个物理学家。可是他说，在研习物理的训练中，他懂得了一条最基本的科学原理，那就是凡事不可轻信，凡事要自己独立思考，独立实验，然后才能确认其成立与否。不是大家都那么说，就一定正确，哪怕就是最大的权威说过，也未必就正确，就要服从。而这样的意识，才是智者之所为，才是智慧之所在。 　　因为要弄明白他所接触到的概念，定理，学说，他必须读原著，所以他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德文，法文。他说，如果中国有很多科学发明的话，他一定学中文，然后去读中文的科学原著。他问我，中国是不是有很多人精通德文或俄文，我说大概不会很多。他就不明白了，问我为什么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在中国传播得那么广泛？我没回答，暗笑他傻帽，天下有几个人会像他那么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呢。 　　可是我又不由得要问，天下又有几个人能成为像他那样的科学家呢？我再进一步问，现在中国可以称为科学家的又能有多少？我并不想说，美国科学家的标准，应该成为全世界科学家的标准，应该成为中国科学家的标准。但科学这个概念，并非中国文化古已有之，是一百年前才传进中国的西洋学问。既然是西洋学问，当然只能沿用西洋标准，而不能遵循我们中国自己的标准。我们中国学界，经学词学文学史学等种种标准细致周密，却从无有关科学标准的遗传，根本就没有属于中国自己的科学标准这一说，想找都找不到，想用都没法用。 　　那么按照西洋标准，比如拿我的这个物理学家朋友举例，一个科学家所应该或者必须具备的质量，仅就学术层面而言，至少包括：一、拒绝随大流而保持独立思维，二、摈弃抄袭现有结论而勇于探索真理，三、蔑视蝇头功利而热爱智慧。至于科学家们道德人格等等方面的标准，本文暂且不提，另文再议。 　　事实上，西洋科学家的这些标准，在文艺复兴之前就开始了。哥白尼没有盲从地球中心说的世俗大流，独立思索，挑战权威，提出太阳中心说。达尔文自己身为牧师，却在基督教盛行的十九世纪晚期，提出进化论。伽利略不满足于重物下落速度不同的想当然，登上比萨塔，演示给世界一种新思维。这些非凡事迹，流传至今，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固若金汤，已经成为西方科学界的基本标准，西方科学家们的潜在意识。随便去问哪一个西方科学家，为什么他们不随大流，不从权威，而要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他们大概会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居然也能算做一个问题，居然会有人问出口来。对于西方科学家们来说，独立思维和追求真理，已经溶于他们的血脉和意识，无须思索，不成疑问。 　　正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这样许多勇于独立思想且献身真理的伟大科学家们，所以才有蒸汽机的发明，电的发现；才有电灯，电话，汽车，飞机，火箭的创造；才有青梅素的注射，卡介苗的接种，X光的照射，化验单的填写；才有原子能的应用，宇宙飞船的升空，计算器的问世，互联网的诞生。整个当今世界的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几乎全部建筑在西方科学发明的基础上，必有其原因。而在世界近代和现代科学的发展史上，几乎完全看不到中国人的身影，也很说明问题。 　　我想，更值深思的是，今日中国有多少科学家，今日中国教育体制能培养出多少科学家，今日中国能为未来的世界做出多少科学贡献？

扭曲的中国教育公平

占海特的仇恨 王涌 新世纪》2012年12月17日 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机会均等是发达国家普遍遵守的基本原则，也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重要原因。 但是，中国则是以国家制度直接破坏机会均等原则. 占海特是一个奇特的名字，海是上海的“海”，特是特区的“特”，而海特的发音却与英文”HATE”（仇恨）一词谐音。1997年她出生时，正是邓小平同志去世之年，父母为她取此名，似乎隐隐预示她应继承改革开放的精神，成为“少年公民、自由战士、民主先锋”。 2001年她随父母移居上海，在上海完成9年义务教育后，因无上海户籍，不符合在上海参加中高考的条件，她主动辍学在家。她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平等条款与教育权条款，在微博上高调争取异地中高考权利，与沪籍人士就异地中高考“约辩”，她甚至向奥巴马总统写信。 其实，她可能不知道，美国政府也为教育公平问题伤透脑经。 众所周知，1954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中，根据宪法第14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宣布阿肯色州公立学校种族隔离违法，其实，此案触及的是种族平等问题，而不是一般性的教育公平问题。 在宪法层面上，美国法院直到21世纪才认定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2004年，即布朗案后的第50年，也是在阿肯色州，该州最高法院在湖景第25学区诉胡克比州长案（Lake View School District No.25 v. Huckabee）中，裁决教育是宪法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该诉讼历时20多年，仅2000年秋季的法庭辩论就持续19天。而之前，在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Rodriguez一案中，则否定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纸面上，中国宪法早于美国宪法承认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令人自豪；在现实中，中国的教育公平问题千疮百孔，却令人悲伤。 首先，由于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中国的基础教育资源的分配严重不平等不公平，并且，它的解决非一日之功，恐须待到中国的城市化基本实现之时。 相比之下，美国的教育资源的平等分配的宪法标准则已经到了“以尺细量”的程度，阿肯色州最高法院在湖景第25学区诉胡克比州长案中，认定阿肯色州的公立学校教育资源分配制度违反宪法的平等原则，并提出衡量教育资源分配是否平等的具体指标，在全美引起反响。法院认为公立学校的学生平均经费额、教学设施、课程、师生比以及教师薪酬都应均等，法院还指定两名老法官为特别主事（Special Master）监督政府改革教育资源分配制度，使之合宪。多年后，胡克比州长在竞选美国总统时，屡屡提及此案。 这是中国农村学生遥不可及的理想，但也不必沮丧，即使分配公平了，美国学生还是学不好数学，在超市结帐时，仍然要带计算器。而中国农村学生则不同，虽然资源分配不公，但绝地求生，为了理想，可以拼体力，可以忍受军事化管理，最终，也能改变命运。但是，如果“机会不平等”，那就只能绝望了。 而这正是中国教育公平的第二个严重问题——高等教育的机会严重不平等，高等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向大城市学生倾斜，异地高考与高考移民的问题由此产生。 北京大学在北京的招生比例要占10%以上，而复旦大学在上海的招生比例则更高，内中原因既复杂又神秘。如果以维稳思维解释，政府的思路可能是：如果京沪学生的高考失学率上升，失业率就会上升，犯罪率就会上升，将会严重影响国家政治中心与商业中心稳定。如果以大学与地方政府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解释，超额的招生比例可能是大学换取地方政府支持的对价。 中国政法大学曾经试图开风气之先，徐显明校长在2006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公开表态：“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学，而是全中国的政法大学”，承诺对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计划首次按省人口比例确定，但后果很严重，中国政法大学在北京再也谋不到一块新地皮，新校区的梦想因此破灭。也许因教训惨痛，徐显明去山东大学任校长后，再也没有听到他宣称：“山东大学不是山东的山大，而是全中国的山大”。这就是大学与地方政府博弈的典型结局。 幸亏中国的大学越办越糟，声誉日下，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高考机会不均等的负面影响。因对国内大学的失望，每年几十万富裕家庭的孩子越洋读大学，腾出几十万名额，给了贫困家庭的孩子。预计2013年出国人数将突破45万人，并逐年递增，这将大大缓解国内的教育公平的危机。 当然，政府也在改革，2012年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2〕46号），要求各省原则上应于年底前出台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但是，这个文件的本质是一种基于维稳思维的妥协，其宗旨在于平息民愤与争议，而非更为根本与宏观的改革蓝图。所以，各地出台的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也如施舍乞丐一般，或虚情假意，小气吝啬，或设置障碍，百般刁难。这是占海特奋起抗争的主要背景与原因。 国家应当设计更为根本与宏观的改革蓝图，它应当是，彻底贯彻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原则，实施全国统一的高校录取标准，或按人口比例分配招生指标，这不仅是最为朴素的公平理想，也是构建一个健康的有活力的社会结构的要求，它给贫困家庭孩子以希望，促进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 机会均等是发达国家普遍遵守的基本原则，也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重要原因。当然，机会均等原则在一些发达国家也面临危险，据中野雅至对日本社会的观察，高级白领职业者（如律师、医生、企业家、大学教授等）有很强的再生产倾向，东京大学生父母的平均年收入是9773万日元，进名牌大学并不是靠孩子的个人能力，而是依赖父母的职业、收入、教育方法等，不过，扭曲的力量毕竟是来自市场自身，而不是国家制度。 但是，中国则是以国家制度直接破坏机会均等原则，长此以往，中国可能将形成一个不能摆脱贫困的庞大阶层，人们将看到：“不是富裕阶层的子女寄生于富裕的父母，而是贫困阶层的子女寄生于贫困的父母”。中国将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上海是一座具有文明气质的大都市，但是，上海警察将占海特与家人的维权与表达异议的行为视为非法集会和妨碍公务，拘留占海特的父亲，不经意中露出它被十年的维稳政治驯化落下的丑陋恶习。 当然，占海特也应感谢上海的教育，使她在年仅15岁时，就展现出“少年公民、自由战士、民主先锋”的素质与胆识，否则，若在穷乡僻壤中长大，她也只是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甚至不会仇恨。

中国教育的功利性和奴才教化

中國輸美國輸在教育——中国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功利性压倒一切 By 曾飞 来源： 天涯杂谈 钱学森曾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的教育还有些缺陷。”温家宝坦率承认，“全面培养人才，这个意见我将带回去和有关部门研究。” 面对整个民族的前途，我们需要的是直言，而不是“深刻学习领会温总理的讲话精神”；正是这种中国教育产出的奴才精神全面窒息了中国出人才的大环境。 首先，目前中国教育的问题不在于“有些缺陷”，也不在“全面培养”还是片面培养，而在于沿着一条封建教化的老路一条道走到黑而死不回头，依然专注于教化出奴才，而不在意冒不冒出人才。 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功利性压倒一切 这个总方向问题也就直接体现在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上。 钱学森敏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首先认为“杰出人才”是能够让中国“发展起来”的“人才”。这也就是说，不是指能够让中国“大治”的“人才”，所谓的经世治国之才，科举状元之才。此才不是那才，那才是奴才，而并非人才。 看看中国最牛的大学北京大学到底牛在哪里？这里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才？ 其一，牛在入选的学生最会考试。“走在外校校园里，记者随手‘抓’了几个学生打听孙笛和黄静远的信息，学生说得最多的两个词就是‘牛人’、‘神人’。‘她很有才气，成绩很优秀。’（按：才气＝成绩很优秀）孙笛的一位同班同学说，学习方面，孙笛的确“牛气冲天”，大考小考基本上都是年级第一。 在前不久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中学生地理奥林匹克竞赛中，孙笛不光夺得了个人一等奖，还助外校拿下团体一等奖。 ”“事实上，从前两届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生”的录取情况来看，从这三所学校走出去的9名学生都交出了‘不负众望’的答卷：8人高考‘裸分’超过600分，9人均被北大录取，还产生了一位湖北省文科‘状元’，一位武汉市文科‘探花’。”（2011-11-23武汉晨报《北大清华推荐生：武汉"最牛中学生"牛在哪》 ） 其二，“据不完全统计，拥有北大教育背景（曾在北大就读的本科生、研究生等）、在任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共有57人，拥有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员人数近年呈明显上升趋势。 ”“5月25日，中国校友会网发布《2010中国亿万富豪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在上榜的亿万富豪中，北京大学造就和培养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高达63人，雄居“2010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榜首，是我国“造富能力”最强的大学。”（6月2日2010年06月03日新华网《培养富豪和高官最多是北大的荣耀吗》） 一句话，北大收考试状元（筛选出来的种子），出高官豪富（精英治国之才）。因为在中国，官与富高度相关。官员富豪自古都是“经世治国之才”如何说就不是人才呢？君不见，影视上的高官豪富面对主子口口声声“奴才”“奴才”吗？这在当前中国绝对是共识。这也完全符合事实，官僚对贱民虽然是半拉子主子，但对君主自然还是完完全全的奴才，只有奴才才有资格当高官富豪，高官豪富都是主子赏给的。 连中国的企业主都会说，取人忠心第一，才能其次。 刘少奇不是口口声声要大家争当“驯服工具”吗？驯服工具难道不就是奴才吗？有了大量的奴才秉性的臣民，才会有***的大治，这是封建中国千年来治国平天下的至理。于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教化，使臣民变得无比听话， 成为驯驯服服的优秀臣民。教育之路也就高度简单化了，背经典，考状元，出人头地，争当高低各不同的奴才。依照这样的基本思路，你就看懂了当前中国教育的奇形怪状和光怪陆离。 然而这种教育路线非常深入人心。至今有风行于世的“虎妈”和“狼爸”。“狼爸”还出书立传，炫耀一子一女同登北大校门的事实，彰显集中营式教育的成功，一是教育目标——登龙门，进北大，争取当高等奴才的机会，二是教育方式——体罚教育，使之习惯于当奴隶，将来有出人头地的潜质。 “狼爸”之前还有“虎妈”。美国耶鲁大学的华裔教授蔡美儿，出了一本名叫《虎妈战歌》的书，介绍如何以中国式教育方法管教两个女儿。比如说：骂女儿垃圾、要求每科成绩拿A、不准看电视、琴练不好就不准吃饭等，教育思想如出一辙，为的都是出人头地。而在在专家那里就被现代化为“精英教育”；“精英教育”就是“精英治国”之本。 由此，中国的教育就与美国的教育有了显著的差异性。美国的教育为现代资本强国打下基础，中国教育为盛世大治打下基础。 于是，北大校长周其凤宣称：“现在大家都觉得美国的教育好，我们也在向美国学习，什么哈佛、MIT等等，其实美国的教育也不是那么好。它有它好的地方。怎么讲？美国的教育对于培养合格的或者说优秀的美国公民，这是很成功的，因为为美国培养了那么多人才，把美国建成为这么一个很霸气的强国。但是如果是从我们现在是个地球村，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它培养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感到骄傲的是他们的总统，哪个总统懂得尊重人家？就想欺负人家，就想把它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就想按照美国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这是我的看法。”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教授说：中国大学生的大学生活相比之下太轻松了，我们总是说，中国的孩子为了高考受了多少苦，其实，在美国一些著名的中学里，高中的学习同样是很苦的。我的孩子上中学的时候，也经常学到半夜。在美国，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点点加大学习的任务。到了大学时是最苦的，所有的精英教育全都必须是吃苦的。而中国的孩子到了大学，却一下子放松下来了。他们放松的4年，恰好是美国大学生最勤奋的4年，积蓄人生能量的黄金4年。所以，美国的高科技人才一直是世界最多的。我们国内的一些重点大学很难让人感受到哈佛那样的学习气氛和探究氛围，到了哈佛，你才知道真正的精英并不是天才，都是要付出更多努力的人。 很多学者用金字塔来形容中美学生的学习能力。差别在于，中国孩子的学习能力是正金字塔，年纪越大学习的空间越小。而美国学生的学习是倒金字塔，他们学会的是持续学习的能力。中国学生的学习动力，还有大学的严进宽出的教育体制，都让他们觉得上大学是无比轻松的一件事情。从自身到外在都没有敦促他们学习的力量，于是，放松成为一种普遍的状态，都在讨回他们前12年被克扣的休闲时间，尽情地休闲。 中国学生是刻苦学习12年，到大学休闲。美国学生是“休闲”12年，大学开始刻苦学习，玩命的学。这是走向社会前，最有价值的黄金学习阶段，这4年，他们在本领与情商的提高上会有质的飞跃。（李尚利《谁该为“北大校长糟蹋美国教育”平反？》） 这很明显地体现出了中美教育的差别。中国教育通过并不公平的“基础教育”，实现了“精英筛选”，被选入高校，特别是名校的学生，在筛选中过关了，当然要松口气。他们当精英、高等人、人上人已经不可逆转，不松懈松懈而专注于发展人际关系（官际关系更妥切）、“一脱成名”、“傍大款”之类的高等技巧就有点蠢笨了。 而美国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比较放松，给学生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符合人格成长的规律性，最后通过高等教育的剧烈竞争和严格训练产生有专长的劳动力，或者各种（不只是当官一种）专门人才，资本需要高智慧的，有专门技能的劳动力，包括能为他们管理企业的高管和治理国家的官员（他们也是资本的雇员，并不是真正的主人）。 于是，中国的教育不出人才，只出奴才也就成了必然之势。中国教育的根本目的已经很好的达成了，这还有什么可指责的呢？称之为“一流教育”也无可非议。除非根本改变教育目的 ，改变了评价的标准。 对此，一位中学老师的“万言书”呼喊说：希望教育不要沉沦下去！一位毕业班学生申斥道：“我们除了做题还学会些什么?”问虽极端，但说出了学生的心里话。 我们在应试选拔教育的同时，几乎没怎么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爱的教育、法律意识教育、审美教育，大部分时间只是在搞训练，学校成了训练集中营。由于教育本质目的缺失，导致应试性的功利人格遍布校园，生命里面空空如也。一些学生不会正常地思考问题，缺少常识，大脑简单，思维模糊，感情细腻，精神脆弱，缺少责任感，一遇到问题易走极端，忽视了自己是社会大生命链中的一环。看起来长大了，但长大的只是肉体，精神依然在幼儿阶段，很不成熟。 因为我们的教育让孩子读书很少，训练很多，孩子们把大量时间都用在做题训练上，很少顾及生命的内在意义。有些家长也不让孩子看课外书，认为那是浪费时间，耽误学业，也不希望教师讲所谓“课外”的东西，只讲与考试有关的。而一个优秀的教师恰恰表现在能够突破课本及课堂限制，让学生看到和触摸到一个比课堂更大更真切的世界，让孩子的心灵更宽广，精神更强大，防止成为“单向度的人”。有人戏言：“中国教育比中国足球还没希望。”但抱怨失望有什么用呢？ 对此，2012年4月18日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西尔维娅•沃豪瑟-史密斯《中国的人才等式仍然不合理》的文章也认为：中国高端人才仍严重不足。如果你需要支持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你必定会缺少资源，无法保证基础设施发展跟上经济扩张的步伐，环境也会受到破坏。但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说实在的，怎么会缺人？即使我们说的是精英人才。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儿童识字率,15到19岁的年轻人里识字率达到了99%。你肯定会认为这能孕育出受高等教育的一代新人，令这个国家拥有充分的人才资源优势。然而，中国教育水平却跟不上国际教育标准的脚步。中国大学毕业生只有10%能达到满足跨国公司要求的水平。…… 把中国教育的目的改变成美国的教育目的，可行，可能吗？ 不可能。 首先，美国是垄断资本控制社会。中国是官僚权力控制社会，这种权力还不得不依附于美国垄断资本！ 美国垄断资本可以放心培养智慧的高技能的劳动力以及管理者。教育也就敢于在一定程度上依照人的发展规律性任其比较自由地发展。资本的力量可以控制一切，资本也有力量把人的精神面貌扭曲成他们所需要的的状态（灌输普世价值观），所以他们有自信。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式的至高无上的官僚权力却没有这种自信。教育也就不敢于依照人的发展规律性任其比较自由地发展。如见中国的官僚最高权力已经被自己折腾得缺乏民众的真正授权 （所谓的“政不出中南海”），而必须依赖于层级制的官僚阶层的力量来支撑。因此也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一切，除非把老百姓教化成驯服的良民（忠孝治天下），所以他们缺乏自信。 利用中共统治者缺乏自信的致命弱点，美国实行了“捧杀”中国的战略。 2009年08月05日羊城晚报钱克锦著文《美国媒体：中国制造业2015年将超过美国》说：中国制造业何时超越美国，一直是个国际话题。8月3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称中国制造业可能在2015年之前超越美国。 日本《朝日新闻》8月3日发表齐藤信宏发自华盛顿文章，题目是《美国“把火炬传给中国”不过是权宜之计》。作者从分析当年美国宣扬“日本将成世界第一大国”的经验，分析美国“捧杀”中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美国政府不惜搬出孟子来恭维中国，这种“请务必支持美国财政”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不可否认，美国的表演似乎已经获得了一定成效。中国方面在对话结束后愉快地宣布，会议非常有意义，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美国绝不会那么天真!据我所知，美国依赖中国的情况顶多能够维持几年时间。等到因过度消费积累了20多年的财政赤字问题解决，储蓄率恢复以后，美国还会继续恭维中国吗?答案是“NO”。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称“美国已不再是世界的火车头”，有意让出主角的位置。然而，这只是美国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几年后，即使中国肆意膨胀的气球爆炸了也无所谓，到那时候，估计美国早已变得强大，不会再去理会中国怎么样。20年前，美国也曾用“日本是NO.1”来捧杀日本。结果其后几年内，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陷入了长期停滞。同样，中国经济也不会一帆风顺。如果随意相信美国的花言巧语，中国有可能会在亚洲制造新的泡沫经济，到时候受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连日本也会被卷进去。 郎咸平教授认为：2015年美国超过中国制造业，而不是相反。郎咸平教授指出，美国把价值最低的制造业一端（即“1”）放在了中国。价值最低的制造业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因此，美国人把它全放在中国，而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六块非制造业（即“6”）都掌控在自己的手里。“6”是“软”的生产环节，“1”是“硬”的生产环节。在这样一种“6+1”产业链的定位下，中国就沦落在了价值的最低端。“你每穿一双耐克鞋，每逛一次沃尔玛，这两只秃鹰控制的产业链就要向美国输送一次财富。如果把每件商品价值等分成十份，它们每次都挑走最肥美的第9份，只给中国的企业主丢下一份拌着自己骨髓的渣滓。” 随着全球性的“产业链超限战时代”的来临，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打开国门30年来最严峻的时刻。在这两只秃鹰轮番洗劫下，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前所未见的大危局。郎教授接着揭露真相说：要问你一个问题，你们都念过我的本科没有呀？你们在念大学的时候，怎么问倒我们的?老师怎么决定，供需吗?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供过于求价格下跌。我呸，胡说八道，在大学学的东西要么是错，要么是没用的。我看你们好象不太信的样子。你们下午听了我演讲以后，很多人去夜总会，你不要去，炒一道菜，青椒肉丝。当你要倒油时，油价格是谁决定的，是华尔街；你切肉的时候，中国猪肉价格是谁决定的，不是供需，是华尔街；切青椒那一刹那，中国农产品的价格是谁决定的，不是供需，还是外资。你炒一个青椒肉丝的成本都是华尔街成本的，你用屁股想想，何况铁矿砂？当然是华尔街控制的。美国大豆价格比东北黄豆便宜10%，你只要开放美国大豆的进口，你就是淘汰我们东北的大豆，你以为是在跟国际接轨，其实这是一种成本战争。……我们开放进口，美国大豆淘汰了东北大豆，然后美国政府出手了，大豆要涨到七八千。……不知道是谁一声令下，华尔街开始集体抛售大豆期货，把大豆价格一下子打到两千块一吨，造成70%中国油脂压榨企业的淘汰。…… 然而中国官方（中共）并不后悔。仍然继续断送中国经济。并听美国人的话，把中国唯一的强大实力--国企和国有银行私有化，自断命根，好让美国人任意摆布中国经济，以保持自己的依附地位。 美国教育为美国垄断资本培养了高端人才和各式各样的使用的专业人才，给了美国制造底气，他们设计策划创新，完全把住了价值链的高端，只把低端施舍给中国制造，中国的奴才还信誓旦旦永远做美国的加工车间，而不在乎真正的创新人才的培养与重用。 中国的教育只会制造千军万马考公务员新科举的人间奇迹。无论你学天文、工程、生物还是地理，最终的理想归宿都是当官。笔者在北京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听两位与会的老同学交谈，一位问另一位，混到什么级（正处还是正厅级）啦？没有。那就别混啦，啥都没指望啦！还有两个过去的老同事交谈说“你老兄屁都不懂，多日不见，竟然还弄个教授当，不臊啊？”“不好意思，领导照顾嘛，你就别咋呼好不好，老哥。”在学校官僚当家，真正的教师无足轻重的情势下，中国教育只能走科举的“恩师”体制，营造官僚的帮伙，而不可能培养真正有用的各种人才。硕士博士靠抄袭论文，靠关系也就不足为奇，它标榜的不是才能和本事，而是关系和官场准入。 此风延续到了社会，逢迎巴结的小人春风得意，难得一见的人才被压抑。这真可悲的状态有如明朝末年，小人当权，人才流失，敌国收降纳叛，借助这些叛变的“人才”而如虎添翼，明朝也就不得不寿终正寝。如此教育也就很难为中国经济提供真正的底气。没有了人才底气，中国制造拿什么超越美国制造呢？只能是中共高官的虚荣与狂妄，被美国利用来捧杀。 然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先生说：“中国教育有很多优良传统，也有很多成功做法，在人才培养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经验，与国外相比是各有短长，不必妄自菲薄。但我们也要放眼世界，认识到教育改革的空间很大，应实事求是地发扬优良传统，借鉴其他国家好的做法和经验，使教育改革更加符合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针对人才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教育规划纲要》已提出了思路举措，要加大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上的改革。先试点再推开，注重对学生实施“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材施教”的培养，让每个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教育，激发创造力和积极性。” 你相信这些官样文章吗？根本方向不改变，一切都是空谈！儿童的创造能力从幼儿园开始就被绝对服从、听话教育和所谓的双语教育，赢在起跑线上的知识答题所扼杀，到了小学就被沉重的作业和考试所摧残，到了中学就为应付高考一搏而昏天暗地，人的创造本能如何能成熟与发展？何况校长和老师大多不知道创新为何物，又如何能营造培养出营造创新能力的教育环境？创造力说激发就激发？给点鼓励、奖励创新积极性来了就有了创新？听够了这些教育门外汉的话难道你不心寒吗？可怜的中国教育。 那么，说实在的，中国教育能向美国式教育转型吗？根本不可能。 首先，美国华尔街垄断资本牢牢控制着整个社会，资本并不直接搞教育，而是聘用职业教育专家来搞教育的。中国的高官不可能放手把教育的实务交给职业教育专家。在中国的格言是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失去了权力就失去了一切。在学校里还出现了校长们的共识：学校只需要行政官员，不需要教师，老师可以从市场上竞争而获得。这才具有空前的“创造性”。 试想，学校里没有了老师，还会有教育吗？叫做考试 集中营还差不多。当考官很容易，当年街道的老阿婆也曾经出过考题来考过我们这些老师呢。另一方面这也足见要中国的官僚退出教育是多么艰难。而中国的官僚不退出教育，中国教育就没有希望 ，就真的和中国足球一样烂。 当然美国教育天生有许多缺陷甚至严重弊端，但至少目前比我们的教育有实际效能，能培养出有益经济发展的各种人才，特别是创新人才。 美国的教育模式不可能照搬到中国。中国已经照搬了美国的一些缺陷，如理性思维教育一边倒，培养偏执性，为理性疯狂打下基础。但这制造了不少害处，而非益处。不过，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没有垄断资本来间接控制教育，教育为资本培养人才的基本模式中国无法照搬。 中国缺乏一个可以替代垄断资本的核心力量。当前的官僚式的政治权力替代不了。除非中国的大众民主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真正的民众的民主治国的核心力量，那么，大众民主核心力量间接控制教育，教育为社会培养各种各样人才（不只是官僚）的基本模式就有可能形成。教育才有可能摆脱官僚的严密控制，不再被扭曲。 到了这种状态，中国不但可以有效吸收美国教育培养各种人才的优点，而且能打破他们的高价教育，金钱主宰和偏执的理性教育的致命弱点，而超越他们。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经济真正全面超越美国才具有现实性，因为中国教育能够给予中国经济足够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