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7日星期四

在西方与人交流和理解

李 昶·

近日,在西方媒体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件事是:加拿大总理哈珀日前访问中国,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致欢迎词时说到加拿大总理5年没有访问中国了。原文为“这是你首次中国之行,也是近五年来中加两国总理的第一次会晤。五年的时间,对于中加关系来讲,确实太长了。因此有的媒体讲,这是一次来迟的访问。”但在西方媒体中,此事被炒作成为了中国总理对加拿大总理的指责。而温总理还提到他2003年访问加拿大时,引用过“行合趋同,千里相从”来形容中加关系。

这里问题的核心出在哪里了呢?是出在交流的方面。是不同文化对语汇用法和理解上的不同。

在华人看来,温总理表达的是一种温和的谦逊,是对这种迟来的友谊表示有点惋惜,是指加中两国没有根本利益上的冲突,所以我们的友谊早就应该更好。这本是一种善意的表达。

然而,由于文化上理解的不同,温总理的和颜善意,被西方媒体曲解成为了对加国总理的公开批评指责,并暗示中国有失大国风范和礼仪。真正的问题是:温总理恰恰想表达的是大国的风范和礼仪,想表达的是谦逊和友好。

这就是交流方面出了问题,根源是在文化基础不一样。笔者来西方多年,慢慢无论是在学习、研究、工作、观察中,体会到了东西方在交流上面的不同之点,特撰文谈谈。

先举点例子:

我在英、美、加等国,读了多年研究生。在课堂上,洋人黑人学生发言踊跃。而亚裔学生,一般比较沉默。这里抛开语言能力不谈。亚裔(华人)学生,明明知道答案,研讨时也不一定马上说出来,总觉得要谦虚一点,这是美德。洋人黑人其他族裔的学生,争着发言。有些人我们认为是半罐子水,也响叮当。有些华人学生,如一罐子的水,也不一定会发言倒出来。

问题在于,西方教授们是怎么看的。他们认为积极发言、积极参与的,才是有创意的学生。不是在于你能说多少精辟之言,而是在于你发言,你讨论,你不同意,你争辩。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才能活跃你的思想,才能激发你的创造性,你才真正学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样的学生,才有创意和创新能力。西方的教授,不是看学生能背多少东西,而是看一个学生是否有独到的见解。

那么说到职场上,面试就是交流。许多华人去求职,去在什么华人培训学校搞什么面试技巧,但不一定得要领。我从自己多年走过来的经验,从自己找工作、去面谈,到这些年作为专业主管,面试应试的人。我自己的感受有两点最关键,其一、西方人看重工作经验,那么你去谈时,不一定要谈很多,但一定要从工作经验上的体会谈起;其二、要谈到关键的点子上,表明你是真正理解了此问题的核心层面,如果在这个层面上你答对了,其他地方没答全面,不是很理想,也没多大关系,这也是东西方交流文化上的不同。

我面试应试人员时,如果一开口,他/她说出来的答案,一听就知道他/她是理解问题的核心部分,我们管理人员一般会印象很好,也就不再多问了。而不少华人去面试,总是以为是要把问题回答得越全面越好。

先给两个我专业方面的例子。如果问到吃东西或食物功能紊乱(eating disorder),对方答说这不是吃东西或食物方面的问题,这是精神方面的问题。我会马上接上请他/她解释。他/她说这是这位患者对生活对自身的期待值出了问题,导致的精神障碍,我一听知道对方是懂的,也就不再多问了。

又如家庭暴力。如果对方去谈发火、谈脾气不好、谈怎样制怒方面的问题,他/她可能会失去这次面谈机会。家庭暴力的心理核心机制是控制欲和操纵对方。如果面试人答的是后者,我知道此人真正是懂的。

举一反三。任何专业,都有一些核心基本的概念和理解。在西方,进行任何专业的交流,都需在一种核心的层面上,只要在在这个层面上答对了,谈得出自己的见解,别的专业人士就会觉得你有水平。

又如,在西方与人交流时,一般需要双目对视(keep eye contact)。不能保持目光接触的人,一般会被理解为此人不诚实或不真诚。而在华人文化中,过度的目光接触,会让人不舒服。如果是这样去对待女士,还可能会被认为有性方面的不怀好意。你看,这东西文化在这点上,对交流的习惯和理解有多大的区别。

又如,目前在多伦多上演的电视连续剧《蝴蝶》,主要是由大陆编演人员编导演出并在多伦多拍摄的,就是典型的对西方文化和生活不太了解的例子。比如出了车祸,私下想复仇(这是全剧发展主线),而西方实际上是应该由保险公司或法律程序来解决的。在手术急诊室里大哭大闹,而在西方医院,手术抢救室是除医护人员以外他人是不可进入的。又如警车去送不用于调查的私人物品却闪着警车灯,而在西方警车只有在执行紧急公务时才会闪警灯。这里不允许在室内吸烟,而剧中人物在旅馆工作人员休息室内吸烟。此类的由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剧本内容上的误差,让人看了觉得不伦不类。

华人的谦虚文化,本来是美德。但是谦虚也要看地方、看形势。华人做出了成绩,有了进步,上司表扬,还自己说:“我不行。”在西方,如果你说自己不行,洋人可能会当真,以为你真不行。在西方,你就应表示你行。

洋人想要什么,被问到时,会说Yes。而华人,心中想要,也可能说No。而华人,在不同意时,也可能说Yes。这是洋人最搞不清楚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在这方面的态度。

又如著名的贺梅案。前期败诉,并不是亲生父母不占理,而是有理不让人,去法庭上又哭又闹,以为像在中国一样。美国法官还认为这是不是精神方面有问题,他们才败诉。有理也要讲理,这才是西方的文化核心。

还有,就是处理工作场合的人际关系。在西方,出了矛盾,切忌不要像在中国那样,私下去告诉其他同事,传小道消息。我就知道有人因此丢了工作,而她恰恰是专业上很优秀的员工。西方的管理层,一般来讲,非常看重团队精神和人际交流能力。我个人的观察,这点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超越对专业能力的重视。

另外还有,出了与直接上司的矛盾,可以要求约个时间面谈,把心中的想法,比较正面地、积极地谈出来。也可以越级汇报,但不要去指责、批评对方,而要多谈不同和误会之处,表明想把问题解决的善意。这种态度,往往会得到上级管理层的理解和支持。反之,可能招致上司的不满。

另外比如文化理解方面的问题。在西方生存、在西方的单位上,一定要按条例办事。有的华人认为西人死板,循规蹈矩,不善变通。有些华人,喜欢耍点小聪明,到头来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循规习惯,在西方,实际上是很重要的。恰恰在于这种按条例和循规蹈矩,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才能避免人为主观因素可能导致的错误,还有保险等问题。

打个比方,去年冬天大雪多,一日下午放学,我去接孩子,校车误点老不来。我给学校打电话,学校说校车按时出来了,但中途给挡住了,警察已到现场指挥帮忙。我和其他一两位家长等了约一个小时,校车才到。问及孩子,才知就在我们附近,因路两旁堆积的冰雪,恰好两边各停一辆车,校车给堵住过不来,叫来警察,警察又叫来拖车,问题才解决。可是,家附近小路很多,如绕一绕,我估计也就是两三分钟的路,要不让孩子下车,转过弯就是家长们等的地方。但西方人不是这样理解的。校车只能在规定路线上走,孩子们只能在规定停站的地方上下,否则如果出了问题,保险公司不予赔偿。我多年在西人公司干,深知过中缘由。

总之,交流能力和技巧,是在西方生存的核心之一。可惜的是,中国的教育制度,不教学生交流技巧和能力。我们要在西方生存,要学会西方的游戏规则,其中之一就是要学会交流技巧。另外,也要学习理解不同的文化习惯。要学会正面、善意地理解他人并进行谈话。我处理过一些很艰难的人际关系。凭着善意、公正和按常识出牌,最后事情都得到比较完满地解决。比如,很多时候,先发个电子邮件,先要求约对方、大家谈一谈,并简要善意地说明你想要谈什么。真正见了面,再直接地、不回避地、比较公正地谈出自己的想法看法。切不要去指责。这种做法,往往可能会导致比较满意的结果,至少我处理过、或帮助处理过的人际关系,结局都还比较理想。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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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16日星期三

博士今古论

·曾国平·

“博士”在中国有两种涵义:其一为官职,其二为学位。

博士作为官职最早出现在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徐慎在《五经异义》中说道:“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当时,诸子、诗赋、术数、方技都设有博士。

秦朝有七十位博士,他们掌管全国古今史事以及书籍典章。汉朝沿袭秦朝的“博士”官职,并为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各设一博士,史称五经博士。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谈到“公仪休者,鲁国博士也,以高等为鲁相。”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博士学问高深,年逾九十,尚能口授《尚书》二十八篇。汉朝大儒董仲舒,从小勤奋好学,有“三年不窥(花)园”的美誉,后来由于学识渊博被景帝举为博士。

唐代有太学国子诸博士,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就是国子博士。明、清两代有国子博士,太常博士,还有以五经博士为孔孟及儒家诸族的世袭官。

秦代至汉代,博士都博学多才,通晓古今。那时候的博士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图书馆馆长,其主要职责是掌管图书、整理和编撰文献档案。另外,博士还传授学问、培养人才。

唐代以后,“博士”渐渐从官方下放至民间,这或多或少和科举考试有关吧。博士不再代表博学之士,博士也不全是官职。人们对精通某一职业的杰出人士统称为“博士”,如律学博士、书写博士、算学博士等。从宋朝开始,人们甚至将从事服务性行业的人士也称为“博士”。据《封氏闻见记》“饮茶”条记载:“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煎茶博士。”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饮食果子》:“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明朝的宋濂《送东阳马生序》中说:“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明朝黄省曾《吴风录》:“至今称呼椎油作面佣夫皆为博士。”

博士作为学位在中国则是近代的事。晚清的中国生产力低下、经济停滞不前,国力每况愈下以致沦为西方许多列强的半殖民地。相反,西方列强刚经历过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生产力蒸蒸日上。中国打开国门让西方列强进来后才猛然发现和西方列强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西方文明给中国带来了现代科学和技术,一下子将中国这个沉睡多年的巨人惊醒。科举制度成了中国落后的替罪羊。的确,科举考试覆盖面太窄,长期以来只考文科,从来不考数学等理科,所以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1907年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取消了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考试。从此,中国学子纷纷到西方留学攻读西洋学位。

西洋学位包括学士、硕士和博士。其中,博士是最高学位。至于博士后,那只是一种职位,并非学位。西洋学位取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公元13世纪当时欧洲仅有的三所大学开始试用三种学位:学者、学士和硕士。刚开始的时候,这三种学位并没有多少本质的区别,它们都代表大学老师任教的资格。公元14世纪这三种学位去头补尾,变成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从此,学士、硕士和博士这三种学位被欧洲其它所有大学所采纳,随后又被其它国家的大学所采纳,并一直延续至今。

博士学位英文全称为“DoctorofPhilosophy”,简称为Ph.D,它是从拉丁文演变而来的,其拉丁原文意为“哲学老师”。当年,先贤们在将“Doctorof Philosophy”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想必费了不少周折。它和举人或进士有点相像,其难度介于举人和进士之间。先贤们最终将“Doctor of Philosophy”翻译成了“博士”也许是因为深恶痛绝科举考试的弊端吧,也许是因为“博士”听起来更文雅吧。总而言之,此“博士”非彼“博士”也。此“博士”完全是洋玩意儿,乃博士学位也。

中国自取消科举考试后70多年从未培养过一名博士,直到1978年,中国才有第一批18名博士生入学。1983年,这18名博士生全部毕业,变成了中国自己培养的首批博士,被冠为“十八勇士”。从此,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以几何级数增长。2006年,美国培养的博士有5.1万人,中国培养的博士已达4.9万人。2007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5万人。2008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再说,美国每年培养的博士少说也有10%至20%来自中国。由此看来,中国博士总数在全世界稳居第一。

在中国读博士和在美国读博士不尽相同。总的来说,在中国读博士是难进易出。首先,中国对博士点要求过严。想当年,堂堂西安交通大学数学系居然只有一个博士点:计算数学。其次,中国对博士生导师的资格要求较严,如要求博士生导师是本学科学术造诣较深的教授或其学术水平在国内本学科领域内处于前列,至少培养过两届硕士研究生等等。当然啦,博士生导师本人并不要求拥有博士学位。再以西安交通大学数学系为例,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有游兆永教授一个博士生导师。游兆永教授何许人也?他是中国计算数学届元老,又是中国数学协会西北分会会长,还是中国许多一级数学杂志的常务编委或主编。另外,中国对博士生的资格要求过高。既有政治上的要求、又有年龄和身体方面的限制。最后,博士生入学考试过杂过难,不但要考枯燥的政治,还要考难涩的英语。记得当年笔者考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的时候,英语才得了80几分,竟然比其他一般考生高出30几分呢。一旦考上了博士,要拿到博士学位还是比较容易的,只需在博士论文答辩之前发表一、两篇会议论文即可。

在美国上博士则是先易后难。美国没有对博士点或对博士生导师的要求,正规大学任何专业都是博士点,任何教授包括助理教授都是博士生导师。当然啦,美国大学教授都拥有博士学位。美国对博士生也没有政见或年龄的要求。任何学生可以选任何对口专业的教授做其博士生导师。几乎所有教授都会满口答应,毕竟多一个博士生多一个科研助手、多一次发表论文的机会。不过,如果博士生还想要资助,教授就会三思而后行。美国也没有博士生入学考试。博士生入学资格凭其本科和研究生的平均分数(GPA)以及教授的推荐信而定。博士生被录取后一边修学分、一边在导师的指导下作研究。然而,其后的博士资格考试却比较难。博士资格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其中,笔试部分只考专业课,题目一般都偏难,有些题目甚至连出题教授都作不来呢。只有笔试通过以后才能参加口试。口试的时候下面坐满了教授,他们随心所欲地提问,让考生防不胜防。口试对外国学生来生更难,一方面要能听懂带有各种口音的英语,另一方面讲的时候又要能让所有教授听懂自己的口音。记得笔者当年在美国参加博士资格考试的时候险些因为隆重的江西口音而阴沟翻船呢。所幸我笔试成绩很好,更何况很多教授都了解我的真实水平,我才顺利过关。那次博士资格考试我有几位外国同学都未通过而惨遭淘汰了。一旦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博士生就要忙着写博士论文。导师一般都会要求其博士生发表一至两篇会议或期刊论文。博士论文答辩多象走排场,绝大多数都会通过。

适逢笔者好友赵豫彪博士之妻李燕(河北籍)刚拿到地理信息系统(GIS)博士学位,特献上一首题为“燕赵行”的藏名诗同贺:

李杜文章天下闻,
燕赵侠风世上分。
博揽信息豫告准,
士女连理共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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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美国“排华法案” 尘封的历史

四百万人的故事始于1849──打开美国“排华法案” 尘封的历史

·董洁林·

1849年开始了一个的故事,可以说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诗。没写错,是1849,不是1949,显然当代人对1949的故事更为熟悉。相比之下,1849年是不起眼的一年,查看史书虽然也发生了许多事儿,如美国加州开始了淘金热,全世界的淘金者蜂拥而至(这也是“49ers”的由来)。在中国,那一年是道光29年,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几起农民起义,还有后来的成为清朝水师名将的邓世昌出生。

然而,就在这个不起眼的一年,有两个名字没有被历史记下的中国男人在海上飘了几个月后来到了那个传说中遍地黄金的美国港口-San Francisco。他们应该是从广东某地上船的,很可能是澳门,当时有些移民到美洲的白人在亚洲招募劳工,半蒙半诱地将许多中国人弄上了驶向美州的船,他们被称之为“苦力”(Coolie)。按历史记载,这两个人是最早登上美国土地的华人。

19世纪中期作为淘金者来到美国的华人,也许有人找到了黄金,而更多的人一无所获。然后更多的人来到美国修铁路,第一条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这些人也许是自愿前来,也有人是被迫离开家园。他们工作努力,成果卓著,但被蔑称为“苦力”,而且被当时的社会无情蹂躏。更后来,虽然知道当时的美国社会充满难以忍受的种族歧视,但是他们还是前赴后继地赶来,因为那时他们的祖国战乱不断,难以生存。

1882年,旅美华人的噩梦正式开始了,那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然后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之中多次被修正加强,以达到排斥中国新移民,限制已经居住在美国的华裔移民的权利和行为的目的。当时的排华浪潮是从华人聚集的加州开始的,很快蔓延到全国。除了种族之间文化隔膜的原因,当时排华的主要理由是因为勤劳节俭的华人争取了其他人的工作,这个理由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变得格外得人心。显然,这些法案违反了美国宪法的精神,违反了美国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由于排华法案,不仅新移民不能再来美国,美国的华裔妻儿也不能来此团聚,更不能在这里形成新的家庭。还有,当时任何离开美国的华裔不能再自由回到美国,华裔的永久居民也被剥夺了成为美国公民的权利,甚至作为法庭证人的权利。在1924年,国会扩展了“排华法案”,将这些限制强加给所有亚裔种族。直到20世纪中期这些不合情理的限制条款被逐渐取消之前,华裔一直被隔离居住在所谓的“中国城”自生自灭。无疑,华裔美国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然而中国早期移民的遭遇是悲惨的历史一页。

那些旅美的华人前辈,包括那两个最早登陆美国的华人,他们知道前往美国的路很远,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旅程竟然是一辈子,甚至他们的儿孙仍然继续在他们的旅程……他们明白通往美国的路艰难坎坷,但他们没有想到竟然需要用自己的尊严、鲜血、甚至生命去开拓向前的每一步。他们以为自己永远是中国人,会将尸骨和祖先一起埋在那个叫“中国”的地方,然而最终美国却变成了他们永久的家园。他们更没有想到数百万新一代的中国人会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相继来到美国,成为华裔美国人。

那批最早从中国来到美国的移民,大约10万名卑微、诚实、勤奋的中国人,他们获取的很少,却留下了那条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也为加州建造了一套造福世代的农业系统。他们携带的是和其他移民类似的一个典型的“美国梦”,然而这个梦对他们来说格外沉重,寻梦的航程也格外坎坷。

今天,当我们打开尘封的历史,回望那条他们历经艰辛的道路,我们看见了不公正和歧视。我们还看见了那部可耻“排华法案”高悬在美国法典之中。当我们现在享受着美国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知道,早期中国移民是如何被不公平地对待,他们遭受的痛苦是如何的不该,他们的灵魂不会安宁的。

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简单道理,就是如果有人做了如此错误的事,那么至少应该“道歉”。是的,这些早期中国移民应该得到一个道歉,一个来自美国国会的正式道歉,因为那份可耻的“排华法案”以及早期中国移民因此所遭受的痛苦。

也许有人会说,“一个道歉太少了、太迟了”。对于死去的亡灵,这也许有几分道理,然而国会的道歉将为这段让华裔社区蒙羞数代的历史画上一个正式的句号。

也许有人会说,“对一件那么久远的事道歉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道歉有着急迫的现实意义,因为该法案的立案缘由在现实中仍然不绝于耳,用不同的方式时常骚扰我们。而且,不公正的种子永远都会存在于人类的某个角落,随时在寻求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再次发芽。

这个过程一方面可以让公众更好地了解华裔的历史、认可华裔祖祖辈辈对美国方方面面的巨大贡献、促进华裔社区更好地融入主流,同时从另一个侧面提醒整个社会不要重复历史的不公正。这个过程也会让华裔能够有机会治疗历史的伤痛,还原作为华裔美国人的尊严。

当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的时候,甚至在排华最为狂热的时期—19世纪的下半段,我们也可以看见良知仍然存在于社会。在1882年,共和党籍麻州参议员Senator George Frisbie Hoar认为“排华法案”“将种族歧视赤裸裸地合法化”。在1893年,麻州众议员Morse说,“于第52届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Geary Bill),我认为是不人道和不公正的”。从1870到1890年间,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也是这段历史的目击证人,他用善良和公正的笔不断为华裔的不公平遭遇呼吁。这些故事说明良知可以跨越种族的隔阂、穿透国家的界限,反映出良知在历史长河中折射出来的温暖光芒。

为了争取今天这个平等和公正的社会,许多民权领袖和团体都付出了许多努力。最近年来,各国政府纷纷就其历史上所从事的种族歧视的行为向受害人和公众道歉。2006年,加拿大总理Stephen Harper就历史强加在中国移民身上的特别税收向华裔加拿大人道歉;2008年,澳大利亚总理Kevin Rudd就历史上的种族歧视法案向澳洲土著道歉。在美国,1988年美国政府决定向二战中被关押的日裔人士道歉并附带赔偿;2008年,就黑奴历史以及”Jim Crow”法案,美国国会正式向非裔美国人道歉。还有,2008年,就过去美国政府对土著美国人的不公正行为,美国国会向土著美国人做出道歉。这个过程是正面的,将国家的各个群体更进一步地融合在一起,而不是撕裂开来。

最后,让我们来听一听麻州众议员William Everett在1893年国会有关“排华法案”的听证会上的历史性发言:

“让我告诉你们,那一天总会到来的,也许是两百五十年之后,那时,太平洋海岸边(加州)的先生们的子孙将悔恨今天你们对中国人做法,他们将更愿意和我们麻州人一起,而不是像加州人一样,公平地对待中国人。”

众议员William Everett是对的。2009年7月,加州政府终于为那段发生在130年前对中国人歧视的历史正式向华裔美国人社区正式道歉。感谢神灵,这声道歉来的比众议员William Everett预期的要早了许多。

从1849年起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华裔美国人已经达到了四百万。为了慰籍那已经作古的10万个亡魂,也为了让我们的孩子有一个永久平安的家园,我们四百万华裔美国人社区应该团结在一起来寻求一份国会的正式的、迟来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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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5日星期六

中国教育改革: 阴阳文化和 阴阳教育

 ·吴鑫岩·

随着“导弹之父”钱学森先生的仙逝,拥有“洲际导弹”(周济捣蛋)之称的教育部长也被免职。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部长职位的任免还不知是喜是忧。“捣蛋”的另一种说法叫“改革”,如果不让人家折腾,改革也就寿终正寝了。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折腾,这就要看其指导思想是否合乎客观规律。整个教育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只从一个侧面谈一下个人的粗浅认识。古人云:“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教育也要避免失去阴阳平衡。

一.阴阳文化

思想与行动是互为因果的,因此历史与思想史总是交织在一起。中国的文化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连年不断的内战中产生了很多杰出的思想;然而,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繁荣又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商鞅为了使秦国尽快富强起来,其变法的思路就是禁止各家的言论,只强调农耕和备战。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这一思路演变成了焚书坑儒的悲剧。秦国的文化实际上是“无文化”,对内靠严刑峻法,对外靠武力征服。所以,尽管中国实现了统一,秦朝却二世而亡。刘邦打下天下以后,经过文景之治的一段休养生息阶段,汉武帝又开始了强权政治,大力推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某种角度来看,汉武帝比秦始皇还是有进步的:从“零文化”进化到了“单一文化”。由于儒家学说有巩固皇权,约束官吏和使社会秩序化的稳定作用,所以汉武帝的政策被此后两千多年的统治者们奉为圭皋,同时儒家思想也被神圣化和教条化了。用道家的观点来看,那些有固定不变的有形东西具有“阴性”,相对来说,那些不断变化而无形的东西则具是“阳性”。所以,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两千年以来的文化具有“阴盛阳衰”的特征,由此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在近代的落后,结果惨遭世界列强的欺凌和蹂躏。

在洋务运动得到推行以后,西方的科学和文化开始逐渐传入中国,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些“阳性”的思想彻底摧垮了“阴性”的儒家教条,因此,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世袭专制社会体制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此后,尽管出现了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日本入侵和国共内战等一系列的社会动荡,然而,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却难得地呼吸到了一口新鲜空气,结果造就出了一大批出色的学者。新中国成立以后,“秦始皇”重新执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焚书坑儒”。钱学森先生在晚年提出了杰出人才断层的问题,其实答案很简单:教条主义的阴性文化只能培养精神奴隶。

二.阴阳知识

人们常常把教育过程简单化为知识的传输,特别是在古代,死记硬背成了主要的教学方式。然而,到了如今这个信息时代,那些僵死的“阴性”知识已经大为贬值了,人们只要上网搜索一下,几乎什么知识都能找到。就理工科领域而言,任何学科都存在着阳性的“道”与阴性的“术”。例如,连小学生都知道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式:能量等于质量乘上光速的平方;如果告之质量的亏值和光速,他(她)们拿起计算器就能算出核武器的当量。像这种类似的方程就属于阴性的“术”,代数方程可以用计算器来算,微分方程可以用计算机来数值求解,所以,“术”的东西都不难学。然而,在阴性的“术”背后都有阳性的“道”存在,而只有既理解了“道”又能够运用“术”,才算真正掌握了知识。例如,在看似简单的质能方程式背后隐藏着四位时空的概念,一个高中毕业生不花上几年的功夫根本理解不了这个“道”。如果进一步追究能量和质量到底是如何转化的,目前人类的知识水平还无法回答这一问题。

此外,阴性的知识也可以“还阳”。例如,很多医学和生物学教科书在讲述知识的同时,还花很大篇幅介绍当年的科学家是如果做出这些新发现的。与此类似,在视频制作上也有一个小技巧,它可以让一张静态的相片“活动”起来。一种方法是调整焦距来实现从局部到整体画面的过渡,另外一种方法是从一端向另一端扫描。通过对科学发现过程的描述,使学生们在学习“阴性”知识的同时,还可以学到如何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另外,通过对这些科学家的介绍,也可以给学生们起到榜样的作用。

我们这一代人上大学时文革刚刚结束,很多大学教师的学业也都荒废了。结果,很多老师上课时只能照本宣科,手里拿着备课本在黑板上抄板书,学生们则匆匆忙忙地在笔记本上抄笔记。稍微优秀一点的老师能够离开书本在黑板上推导一些公式,而能够画龙点睛般地点出其核心思想的老师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如果学一些简单的知识,靠学生们课下来理解还是可行的。可是,如果在一些深奥的课程中老师还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般地讲课,那就有点误人子弟了。古人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者,流散无穷”;“假传万卷书,真传一句话”。如果老师能够给学生们一个高屋建瓴的开示,那就会对学习过程起到事半功倍的促进作用。不过我们也不能抱怨太多,当年我们上学时不仅自己不用交学费,很多同学还有全额助学金。当时国家那么穷,拿出这点钱来的确很不容易。记得在开学典礼上一位副校长对我们训话:你们能够上大学并不是因为自己有才,而是靠七个农民所交的税来资助的。这话当时听起来有点刺耳,也许正因为如此才记忆深刻。现在美国正在过感恩节,我们还是应该衷心感谢祖国人民当年的栽培。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最近在网上看到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说,有些大学教授还在给学生“吃屎”,顿时觉得教育系统问题严重。仔细想来,责任并不完全在教师身上,这主要是一个系统问题。

三.阴阳教授

除了一些与管理有关的杂事以外,大学教授的主要职责就是教学和做科研。如果把传授过去的知识看作是“阴性”的,那么,做科研来开发新知识就可以称为是“阳性”的。在古代中国的老师有“阴盛阳衰”的趋势,如今,大学里却出现了“阳盛阴衰”的现象。很多大学的管理者都希望教授们在这两方面都十分出色,然而,客观现实却不是这样:往往科研做得越出色,其讲课水平就越差。况且,绝大多数做科研的人根本没有时间写书,即使出版专著也往往十分晦涩难懂。众所周知,人的大脑有左右两个半球,就绝大多数人来说,左半球处理细节的微观问题,右半球负责整体的宏观问题。在如今这个知识爆炸而精细分工的社会中,左半球占优势的人更适合做科研。俗话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做科研需要聚精会神地钻研一个专门课题,结果往往会忽视整个知识体系的宏观机构。这就像我们用网上的地图搜索功能一样,如果查看小范围的地图,各条小街道都看得清清楚楚,然而却无法了解大范围的高速公路网。因此,做科研的教授适合于带研究生,而不适合教本科生。

牛顿曾经说过:“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然而,如今当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爬上了巨人的肩膀上时,突然发现其上面站着另一个巨人。当我们筋疲力竭地再爬到这个巨人肩膀上时,却发现上面还有一个巨人,结果很多曾经豪情万丈的莘莘学子到此只好“望巨人兴叹”。因此,青年学生们迫切需要大学修建一道“天梯”,同时有老师在艰难的时候能够提携一把。然而,在科研型重点大学里却普遍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所以在美国四年制私立文理学院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因为那里的教师没有多少做科研的压力,可以专心致志地教书育人。如果把科研事业当作一场面对未知世界的征战的话,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补给线”拉得过长,学生们高中毕业以后不经“十年寒窗苦”根本就没有能力独立从事科研活动。在美国学生们根本没有“学而优则X”的观念,所以很多聪明学生不愿学理工科,结果就造成了本国科研人员后继乏人的现象。

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成功要素就是社会分工,同样,在教学和做科研方面教授们也应该进行分工。例如,年轻的教授可以少教课,腾出时间来多做科研。过了五十岁以后,大部分人做科研都会感到力不从心了,那时就可以多教课,逐渐把科研工作转交给年轻人。可是,在如今的大学管理体制中,大家千军万马一起去抢科研项目和经费,结果不仅阻碍了年青教授们的成长(涂序新就是一名受害者),而且还形象到了老年知识分子的健康状态。据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只有58岁,可是,大家都陷在了这样一场无休止的争斗中而无法自拔。推而广之,整个社会都应该建立起这样一种按年龄来安排工作的制度,例如,五十岁以上就可以选择每天工作六小时,六十岁以上一天可以工作四小时,同时他(她)们的工资也要相应减少。这样的制度实际上提高了老年人的工作稳定性和安全感,同时也提供了一个逐步适应退休生活的途径。就整个社会来说,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会显著提高,国家和个人的医疗开支都可以大幅减少。

四.阴阳学生

在模拟电子线路中,最核心的器件就是振荡器和放大器。前者不需要任何输入(如果噪音被排除之外的话),却可以产生输出信号。因此,振荡器是信号的源泉,可以被称为“阳性”器件。放大器则不同,它需要输入信号,然后将其放大,这种被动的工作方式可以被称为“阴性”器件。这两种器件的组成元件几乎完全相同,主要差别只在于反馈模式上。然而,它们的工作条件却完全不同,振荡器对工作环境非常敏感,如果有信号输入的话就会影响其正常工作。反之,放大器非常稳定,可是,如果没有信号输入它就会输出噪音。其实人也可以分为两类,“阳性”的人靠“内驱力”来生活和工作,而“阴性”的人靠外界的激励来生活和工作。在各行各业有杰出业绩的人都是“阳性”人,他(她)们可以从工作中获得乐趣。然而,并不是什么工作都能让“阳性人”兴奋,这类人只能干命中注定的工作。例如,爱因斯坦在前半生硕果累累,而后半生却毫无建树。可是,即使没有任何来自外界的激励,爱因斯坦仍旧孜孜不倦的研究其所钟爱的统一场论,直到逝世的前一天。虽然爱因斯坦自己在这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却激发了新一代物理学家对超弦理论的研究。爱因斯坦最鄙视的就是这样的科学家:他们总在寻找最容易出成果的课题,然后拼命发表很多肤浅的论文。其实,这种“阳性人”对“阴性人”的批评也是失之偏颇的。“阴性人”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可以“干一行爱一行”,但是他(她)们的工作热情主要来自于名利的刺激。在社会中“阳性人”的数量十分稀少,所以“阴性人”是社会的主力军。

为了回应钱老关于人才问题的提问,教育部曾经启动了“珠峰”计划。具体的细节还不得而知,但是,很有可能走入科大少年班的老路。事实证明,“阴性人”是可以培养的,而“阳性人”只能生养,仅仅靠后天努力根本无法成就天才。况且,很多“阳性人”在少年时期却是很笨拙的,而很多早慧的儿童长大以后并没有突出的成就,所以人才的选拨不宜在早期进行。例如,与霍金齐名的英国数学物理学家Penrose早年就十分迟钝,算术总是考不及格,结果他的老师就让他用别人两倍的时间来完成考试。如果他生在中国肯定就被应试教育所淘汰了。其实,霍金一直到本科毕业都成绩平平,在学业上根本就没有显示出任何天才的迹象。爱因斯坦在读本科期间的表现就更差,由于他经常旷课,如果没有朋友帮忙的话连本科文凭都拿不到。所以他毕业以后没有一个教授肯给他写推荐信,在失业了很长时间以后才在专利局找到了一个下层职员的工作。本人认为,高等教育改革的根本出路还是在于扩大本科招生和缩小不同大学之间在本科教育阶段上的差距,逐渐把本科阶段转变为普及教育。等到本科毕业以后给学生们一段自由学习的时光,这样就可以避免“阳性人”被“阴性人”所淹没。

五.阴阳德育

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核心就是墨守成规(阴性),当然,这确实有稳定社会的作用,但是必定会导致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如今,中国的文化变成了“发展才是硬道理”(阳性);然而,不平衡的发展又导致了很多社会矛盾。道德的阴阳可以按时间和空间来分类,时间上的阴阳可以用现代生物学来诠释,那就是遗传(阴性)和变异(阳性)。空间上的阴阳其实在《易经》中有精辟的描述:厚德载物(阴性)和自强不息(阳性)。如果用《圣经》来解释,“阴性德”就是耶稣的精神:爱人如己;“阳性德”就是亚当和夏娃的精神:挑战权威和敢吃禁果。由于这两方面存在着强烈的反差,所以在德育领域就出现了两难困局。

儒家文化的教育目标主要是培养臣子,而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却没有多少指导意义。老子的道家学说有一部分是对君王讲的,里面还有一些愚民主义思想。佛家的观念是如何摆脱尘世间的束缚,从而获得超脱和自由。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十分缺乏教化民众的理论体系,所以中国历代的社会形态不是动乱就是死水一潭。特别是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模式,铸造出了国民“人人各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自利思维方式。如果这种思想不发生转变,中国就仍旧会局限在“动乱”与“僵化”的死循环里面。相比之下,文艺复兴以后基督教摆脱了教会的钳制,印刷术的使用使人们可以直接从《圣经》中得到指引。再加上民主与法制体系的建立,结果导致西方国家焕发出了旺盛的活力。当然,西方社会并非尽善尽美,中国如果继续深化改革的话,完全可以实现超越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但是,靠过去那种空洞而虚伪的说教根本就无法实现整个社会道德的转变,一个可行的途径是对佛教进行变革,在出世间的教义之外建立起一套人世间的佛教理论,这就有待圣人的出现才能完成。其实问题的实质很简单,人生最大的动力就是对未来的期待,所以只有把现世的“爱人”和来世的“爱己”统一起来,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

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同,佛教的核心是在文字以外。因此,任何佛教的经典都是一些“方便”的近似,而不是金科玉律。其实,在西方文化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上帝的语言是沉默,其他任何说教都是蹩脚的翻译”。所以,以佛教作为基础可以避免原教旨主义(阴性),从而每个人都可以在一生中不断地“觉悟”(阳性)。古人说过,在修炼过程中要“大悟几百次,小悟几千次”。所谓“觉悟”的过程就是借助外界的触发从而引起了内心的转变;尽管阅读前人的心路历程对个人的修炼有很大帮助,但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自己的真修实证上。说句犯众怒的话,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都是扭曲的,所以我们的生活中才有那么多的苦难。如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扭曲了,结果造成了数不尽的人间悲剧。等到人们的生活痛苦到了一定程度,圣人的话才会打动人心;那时人们才会幡然悔悟:原来生活竟然可以如此轻松愉快。

六.阴阳体育

体育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身体健康,然而,“健康”这个词实际上却是由两个不同概念组成的。“健”字的意思是身强力壮(阳性),而“康”的意思是炁血通达(阴性)。青少年具有纯阳之体,炁血自然通达,所以体育锻炼主要以外在的肌肉活动为主。等到上了年纪以后,炁血的运行开始衰退了,那时的体育锻炼就应该逐渐由肌肉活动转变为炁血的调控。所以在中小学和本科生阶段传统的体育锻炼是适宜的,可是,到了研究生和博士生时期,学校就因该提供一些活动炁血的锻炼方法(太极拳和气功)。此外,大学里还可以开设一些中医的选修课,学生们在了解了人体经络系统以后,可以练习一下通过针刺膝肘以下的穴位来调节身体机能的方法。

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一大健康隐患就是失眠,它的起因是大脑无法安静下来,而其根源无外乎兴奋或恐惧。在青年时代,人们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有时候会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然而,人到中年以后,事业上的压力会触发内心的焦虑,也会使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进入老年以后,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降低了,因此无法长时间保持兴奋或抑制状态,结果夜晚的睡眠时间就会缩短。失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人们常常会感到身心疲惫,甚至烦躁不安。现代医学对此有很深入的研究,然而,药物疗法不是成瘾就是无效,至今也没有找到满意的解决方案。半年前,歌坛巨星杰克逊的陨落就是由失眠而引起的。中医对睡眠也十分重视,认为在深度睡眠状态会出现心肾交泰的过程,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可惜的是,中医对失眠的治疗也收效甚微。既然医学找不到解决办法,人们只有寄希望于心理学了。可是,心理疗法又旷日持久,而且其效果也是因人而异。

人类与其它动物一样,生存的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获取食物和防范外敌,这主要靠大脑皮层发挥作用。其二是维持肌体的正常运转,例如呼吸和消化功能,以及维持稳定的体温和电解质平衡,这主要靠脑干和边缘系统来调节。其三是抵抗微生物的侵袭,主要依赖免疫系统和细胞的凋亡与再生,它与脊髓的功能有关。如果这三方面按功能来进行排序的话,其难度是越来越高。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大脑所处理的是最简单的事,而其余那些复杂的过程都是靠更高级的意识结构来自动调节的。但是,干任何事总离不开能量的消耗,所以,这三方面的功能之间存在着能量的竞争。例如,如果吃完饭马上就进行体力或脑力劳动,血液就会流向大脑和大肌肉群,从而影响消化和吸收功能。此外,人们一旦生病发烧,就会觉得头昏脑胀,浑身无力,食欲减退甚至呕吐;此时,免疫系统需要能量来对付入侵的微生物,所以前两个系统就要暂时降低能量消耗水平。其实,夜晚的睡眠过程也与此类似,身体的能量集中用在清理,解毒,调整和再生等过程。

现代人的普遍身体状态是“阳盛阴衰”,人体的能量和意识主要集中在大脑里,从而失去了感知来自身体的微弱信号的能力。目前,过劳死的现象在中国已经屡见不鲜;其实,人体在走到死亡的边缘之前会发出很多求救信号。然而,在这个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的社会中拼搏,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些重要的信息,因此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古人说过:“天下由来轻两臂,世间何苦重连城”。其意思是说,如果为了得到天下而失去两只胳膊,那么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然而,为了那么一点名利就把性命丧失了,很多人却趋之若鹜而乐此不疲。由此可见我们的社会就是多么地疯狂,而很多人又是怎样的愚痴。归根结底还是教育的问题,人们从小到大都受到出人头地思想的熏陶,结果就造成了把个人以及其他人的生命都置之不顾的思维方式。

总之,教育事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根本无法用三言两语来说清。在强调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不要忘记认识和改造自己的精神世界。按照佛教的说法,物质世界是存在于精神世界之内的,所以,精神世界比物质世界更重要,对其进行认识和改造的难度也就更大。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只有把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结合起来,人类才能与自已和宇宙和谐相处。最后,借助刻在阿波罗神庙上的两句箴言与朋友们共勉:“认识自己”和“毋走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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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3日星期四

李开复谈教育:给中国父母的四个建议

李开复谈教育:给中国父母的四个建议

  今年送女儿去读大学的时候,我曾写过一封信给她,后来这封信公布在我的博客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写信,我觉得写信是一个很好的模式,比言语或电话更能清楚地传达自己的理念,而且信可以长久地保留,不断重温。我父亲以前就常写信给我,现在我书房里还有五六十封,每几年我都会把它们拿出来阅读一下,觉得弥足珍贵。虽然今天是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时代,但用写信的方式来传达一些深思熟虑的想法,让孩子永久留下珍贵的纪念,是一个很不错的渠道。

  给女儿的那封信最开始仅仅感念于有太多话想对她说,但是后来决定把它在博客上发表,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学生和父母读了这封信或许会有所启发。除了给女儿的那些建议,我还以自己为人父母十多年的感受,以及作为父母的孩子四十多年的感受,总结了四个建议跟大家分享。

  一、多称赞,少批评;多鼓励,少惩罚

  批评中长大的孩子,责难他人  惩罚中长大的孩子,自觉有罪

  称赞中长大的孩子,懂得感恩  认可中长大的孩子,喜欢自己

  在我给女儿的那封信里,毫无保留地描述了从她的出生到大学我们之间的父女感情,这种正面的情感交流和表达,是对孩子的一种认可和鼓励,在孩子成长时父母应该持有这样的态度。然而也有很多家长,包括我自己过去也忍不住用惩罚、批评甚至威胁、恐吓的方式去教导孩子。

  如果一个孩子在批评的环境中长大,就可能会潜移默化地用批评的态度来解决沟通问题;如果孩子做得不好就要受到惩罚或被威胁,就只有压抑自己的恐惧,否定自己的情感,来换取父母的认同。这样的管教之下,孩子可能会很听话,但是也会缺乏自信,好奇心受到压抑,无法体谅他人的情绪,存在很多情感的缺陷和问题。

  对小一点的孩子,尤其是涉及到道德或责任方面的问题时可以适当惩罚,但是有一点是千万不可以惩罚的,那就是失败。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最多的教训就是从失败中得到的,如果从小就告诉孩子失败很可耻,他就可能不承认失败,或是隐藏自己的失败,甚至做出不诚信的行为,而不会从失败中检讨、学习、成长。

  相对来讲,我们应该给予孩子更多的鼓励和肯定。我11岁刚到美国时不会讲英文,几乎没有任何值得夸奖的地方,但是校长却牺牲自己的午餐时间为我补习,有一次数学课老师问1/7是多少,我很快说出了以前背的答案,老师和同学都夸奖我是数学天才,我虽然不是数学天才,但在这样的鼓励下,充满了自信,而且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就是美国教育的特点,它非常鼓励优点,而不去批评缺点。当时我的数学很好,美国历史却很糟,老师并没有因此打击我,知道我英文不好,甚至允许我考试的时候把试卷带回家去查字典来做,相信我不会去偷看书。这样的信任和鼓励,反而激励了我学好这门功课的决心,这件事给了我学习的勇气,也让我生出责任感和荣誉感。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正面的教育才能够真正帮助孩子。

  二、多信任,少严管;多放权,少施压

  严管中长大的孩子,无法独立  施压中长大的孩子,常常忧虑

  信赖中长大的孩子,信人信己  放权中长大的孩子,深具责任

  在严厉管教下长大的孩子,会缺乏独立的能力和管理时间、管理自己的能力,一旦进入大学没有人再帮他策划,就会迷失自我,无所适从。所以家长应该随着孩子的长大而逐渐放权。三五岁的时候告诉他们怎么做,七八岁的时候给他们一些授权,读了大学以后,他们就应该完全做自己的主人。很多父母认为自己是为了孩子好才要去管他,但是我有四个应该放权的理由。

  第一,父母不见得懂孩子的这一代,可能并不像孩子那样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第二,如果父母帮孩子做了太多决定,反而会造成他们日后责任心的缺失。

  第三,如果父母管教太多,就会淹没孩子自己的声音,他们会找不到自己的兴趣,失去自信。我在大学演讲的时候,常常有学生说你总告诉我们要追随自己的心,可是我不知道自己的心是什么。如果太严管,可能就会把孩子变成这样的机器。

  第四,如果施压太多,会给孩子沉重的负担。今天的孩子有很多心理问题,有的甚至严重到自杀、抑郁症,这都是在巨大压力下造成的,父母对孩子一定不要过分施压,而应有解压的责任。

  我知道女儿对成绩非常敏感,考虑到各种因素(例如高昂的学费)而对自己要求很高,当感觉到她有太深的责任感和太大的压力时,我在给她的信里说了一句话,很多学生说他们很喜欢,“成绩只是一个很无聊的分数,它是给那些爱慕虚荣的人拿去炫耀的,或者给那些慵懒的人去畏惧的。”这句话可能不适合每一个学生,有些学生还是要培养责任感的,但是我有必要告诉女儿,我永远不会刻意地看她的成绩。

  几个月前,女儿问我是学日文还是韩文好,我跟她说两个都没有用。但是后来我很后悔,就告诉她虽然你的父亲说日文韩文都没有用,但是你都可以去选。我告诉她要追随自己的心,去尝试很多事,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点,在人生未来的某一天,你会有机会把这些点连在一起,画成一条优美的曲线。在我个人成长过程中,有件事意义重大,就是四岁多时我决定不要读幼儿园而去读小学,我的父母答应只要考得上就让我读,最后我考上了。这是我第一个重要的人生决定,我因此意识到自己不是父母的附属品,而是一个有决策权力的人。放权会培养孩子的自信,在信赖中长大的孩子会相信自己,以后也会相信别人。在放权的环境中长大,孩子也会具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深具责任感。

  三、多授渔,少授鱼;多做,少说

  传道中长大的孩子,失去判断   解惑中长大的孩子,仅能记得

  互动学习中长大的孩子,才真懂得  以身作则中长大的孩子,言行一致

  在中国的环境中,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都有一个常犯的错误,就是说教,说教是中国传统的两三千年前的形式,但是在21世纪已经过时了。传道式的教育之下,孩子可能会记住,但不会真的懂得。说教可能产生两种后果,一是孩子不认可你,变得叛逆;二是他记住了父母的说教,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仅仅解惑的孩子同样也不会真正懂得。

  要想真正懂得,一方面要试着经过互动的学习,让孩子知道没有事情是绝对的,一个问题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另一方面要“授之以渔”,教孩子思考的能力、学习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中的学习最重要的就是当你把所有学科的知识全部忘光的时候那些剩下来沉淀在你心中的,那才是教育的本质。

  我常鼓励我的女儿参加辩论会时去辩论她不相信的那一方,多想一下她不是自然想出来的那一面,这样才能理解事情是有两面的,没有绝对的是非黑白。当人面对两面的时候,会更深刻地思考问题,另外,这种思考方式也会培养孩子的同理心。

  除了这种批判式思维之外,同样重要的是以身作则。有些父母亲会威胁孩子如果再打架就会打他,显而易见这样的教育只会适得其反。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真正沉淀在孩子的心中的是如何做的,而不是如何说的。那些让孩子守时而自己不守时,让孩子讲礼貌而自己不讲礼貌,让孩子讲诚信而自己不讲诚信,让孩子负责而自己不负责的父母都没有做到真正的教育。所以,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为孩子树立一个榜样。我给女儿的信中谈到了以诚待人,多交朋友,无需强求朋友跟自己一样嗜好、一样个性,只要相互真心对待就足够了。我也跟她举了自己的例子,我身边的朋友都个性迥异,但是如果自己都没有做到,我这样说就没有说服力了。

  四、多做好朋友,少做严长辈

  规矩中长大的孩子,保守胆小  父母附属品的孩子,被动听话

  轻松中长大的孩子,乐观快乐  做父母朋友的孩子,爱人爱己

  我的父亲是个很好的父亲,他爱国、诚信、非常负责任,但是他从来不跟孩子打成一片,严守着长幼有序的界限。对父母尊敬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父母要成为孩子的朋友。在这个时代成长,孩子的心中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压力,当他们面临问题、困惑和挑战的时候,如果只是觉得父母是高高在上的长辈,就可能避而不谈,慢慢就有了代沟和隔阂。家长也许会觉得孩子太难懂,但其实可能是自己没有放下架子,定了太多规矩。

  在太多的规矩和框架之下成长的孩子会胆小、保守、被动,新的时代里这样的人很难达到自己的潜力,也难在优秀的企业或学校脱颖而出。今天我们希望培养的孩子是快乐、乐观的,是能看到一杯水半满而不是半空的,是能够对父母亲有信任彼此倾诉的,是能够爱自己也能爱别人的。

  所以我跟孩子在一起时,总告诉自己不要有架子,我的孩子会像朋友那样跟我开玩笑,也有很多话跟我说。以前我都是用电子邮件,但自从要跟女儿沟通之后,我就经常用IM,在IM上,我发现她讲的很多话都是奇奇怪怪的(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有那么一套九零后的网络语言),我也学着跟她这样讲,刚开始时她觉得很奇怪,但是后来她告诉我我是一个很可爱的爸爸。其实孩子不但愿意,而且非常渴望做我们的朋友,我们也非常需要他们做我们的朋友,得到他们的信任。今天的孩子很多习惯跟我们已经不一样了,让他们来学我们时代的规矩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们的。

  那是不是就完全不要规矩呢?当然不是这样。规矩可以有,然而:(1)定好规矩,但是首先要把规矩的道理讲清楚,不是盲目地服从;(2)在规矩内孩子有完全的自由;(3)违背了规矩孩子将受到讲好的惩罚;(4)规矩越少越好,才能有启发的作用;(5)孩子越大,规矩越少,放权越多。

  这是我的四个建议,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和启发,中国的未来在中国的青年中,而中国的青年都是我们的骨肉、我们的最爱,所以让我们以后能够彼此勉励,把他们培养成他们最好的自己。

美国社会对儿童的关爱: 亲子活动

美国社会对儿童的关爱
—从《父母必读》杂志在Mercer大学亚特兰大校区的亲子活动谈起
叶宝生

一位老同学,现居美国,一次通电话嘘寒问暖,告说自己整天为生计奔波,最高兴的就是自己从中国到美国的孩子,笑称美国的孩子太幸福了。祝福两句,没太在意。在Mercer大学亚特兰大校区观摩了一次《父母必读》杂志组织的亲子活动,感触颇深。

到达活动现场,只见一对对父母,抱着孩子的,领着孩子的,既抱着又领着的,一辆小车推着一个或两个孩子还有一个小孩跟着的——一家人都挺兴奋地一起参加一个活动又一个活动。活动的设计都非常适宜不同年龄小孩的参与,棒球游戏——用鼓风机吹起一个塑料球,悬空,小孩操塑料球棒击打;篮球游戏——篮筐才高出头顶,蹒跚走路的小孩一次次将球举过头顶装进去;寻宝游戏——帐篷下一堆稻草,里面撒进糖果,小孩在里面翻找;家长与孩子一起做帽子,一起画彩脸,一起套圈……虽然有家长陪护,孩子们才是活动的主角。再看鬼屋、蹦床、滑梯、攀爬,都是充气设备,外形有青蛙状的、鳄鱼状的、火车头状的,也有白云样、水花样的,小孩在里面爬、滚、翻跟头,但都很安全,可见组织者对儿童安全的考虑。一边走,一边看,一边拍照,忽然发现有几辆铲土车、推土机、拖拉机,还认为是工作人员未及时移走。但是有小孩在上面煞有介事地作开车状,也有小孩在上面蹦蹦跳跳,才知道是为小孩专门放置的。小孩不光可以感受卡通般世界,也可以认识现实的工作工具。大灰熊、大熊猫和长嘴鸭造型的卡通人,游走在现场,不时作出各种滑稽动作,引得小孩们纷纷与其合影。还有小孩与卡通人比划上拳脚,卡通人展转腾挪也不示弱,引来大人、孩子一片笑声。儿童们是活动的主角,娱乐性贯穿活动始终。成人们则是尽心尽责的配角。几位乐手,不但热情洋溢,而且笑容可掬,为小孩们演奏一曲又一曲,小孩子们在音乐节奏中不协调的跳着、蹦着,家长们鼓励着、拍照着,其乐融融。几匹小矮马,在一个圈内,吸引了很多小孩,但好像既想骑又害怕,大学生志愿者和家长成了马背上忐忑不安的小主人的保护使者。切身感受的好一次亲子活动!

引发一些联想。在超市购物,用购物小车,有些小车上专门设置放小孩的位置,有的超市甚至准备了儿童电动车,供随家长购物的小孩使用。美国立法,13岁以下的学生放学回家,家中必须有人,以保障儿童的安全。美国的基础教育都是免费的,如果家庭收入低,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提供补贴,小孩在学校享受免费午餐,保证儿童受到公平的教育。美国社会对学生兴趣的尊重和特长的培养尤为突出。以高中生为例,美国学生参加完全国基准考试后,根据兴趣和特长申请大学考试,全国基准考试为参考,通过大学考试就可以进入自己爱好的专业学习,由于可以同时申请多所大学,进入自己爱好的专业比较有保证。而中国高中生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考试分数决定其能否上大学,能否上自己喜欢的专业。很多学生在报志愿时,不知道自己爱好什么,特长在哪,迷茫与困惑,学校又以上重点大学的多少为衡量指标,家长把学生的成绩算来算去,考虑上哪个层次的大学。最后,为了学校的荣誉、家长的荣耀,学生考上了好学校,却不是自己喜欢的专业。美国尊重学生的选择,对学生发展有利,但造成选择理工科的学生偏少;中国分数优先的选择,好大学很难就业的专业也都可以招满学生,但对学生专业发展有很大负面影响。从美国社会对儿童的关爱,可能会引发作为中国教育工作者的更深入思考。

2009年11月21日星期六

中国的基础教育很好?

说中国的基础教育好有什么根据?

未火
cnd.org

  网友金海在《再看钱学森论教育的问题》说道:“一般来讲,仅受过大学再
加上研究生的培养的人很难说是真正的人才,或者仅能属于A类人才。在这方面,
应该说中国大学教育还是很成功的,因为连老外都知道,中国的学生学习成绩很
好,基础很扎实,许多著名研究机构或者导师都喜欢中国学生。”

  我记得杨振宁也说过“中国的基础教育很好”之类的话。现实中多数人也是
这么认为。我有个朋友,从中国来新加坡已经超过10年,从本科到博士都是在新
加坡读的,却坚信中国的基础教育比较好,打算把孩子送回中国读书。

  这些人说中国基础教育好,其根据无非是中国学生的考试成绩很好,许多著
名研究机构或者导师都喜欢中国学生。我认为这样的说法不够科学。就算这两点
都是事实,也不能充分证明中国基础教育比较好。

  稍微有一点点统计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进行比较两个群体的时候,样本的选
择非常关键。当我们拿中国学生做为例子的时候,别忘记了其庞大的人口基数。
在美国的导师看来,中国学生都是成绩很好基础扎实,原因很简单:能够出国留
学(公费)的中国学生,一般而言在中国属于水平最好的一群,特别是早期的留
学生, 别说是百里挑一,就算说是万里挑一都不为过。2008年全国高考总考生人
数已经超过1000万,其中将来能够出国留学在名研究机构或者导师的,能有百分
之几?这些在中国成绩最顶尖的学生到了国外,学习成绩能不好?基础能不扎实?
但是,这些人的水平能够代表全体中国学生的水平吗?他们能够证明中国的基础
教育比较好吗?同样地,中国学生在国际奥赛得金奖,必须考虑参加奥赛的学生
都是从全国学生中层层选拔出来的,而且中国人对此比赛有特别热情付出特别多。

  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比较好的,还有一种说法:有些小留学生在中国读过几
年小学后到国外读书,数学成绩比同班的外国同学好,这不是证明中国的基础教
育比较好吗?这种理由也不够充分。两国教育制度有太大的差异:教育的着重点
不同,对学习难度的要求,学习时间的多寡等等。小留学生的数学成绩比较好,
可能是多种原因造成:比如中国小学教育的数学比重比较高,小留学生因为刚开
始英文不好更愿意把学习时间花在数学上(数学相对来说不需要太多语言表达)
等等。

  要证明中国的基础教育比较好,必须按照统计学原理来设计比较模型和计算
结果,否则一切的少数个案都没有用。照我看来,说什么“中国的基础教育很好”
“中国的学生学习成绩很好,基础很扎实”都是主观地想当然而已。明知道在创
新教育方面不如外国,就臆想出应试教育比较好,其实也不一定。如果有人愿意
把孩子送回中国读书将来跟1000万人来竞争,即使考上最好的北大清华也不过世
界大学排名百名之外,那是他们的自由。而我宁愿让孩子在新加坡跟几十万人竞
争,去考取世界大学排名几十名的南大,将来要申请美国名校还更加容易。

2009年11月17日星期二

中国教育: “钱学森问题”无解?

“钱学森问题”无解: 问题出在教育上,根子却在体制上

李大同

10月31日,中国有两件大新闻,一是教育部长周济任期未满突然被免去职务;二是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逝世。这两件事都引起了网民们的关注,一时跟帖无数。

对周济去职,网民们的反应大多兴高采烈,对这位部长最厚道的评论是“低能”、“平庸”。周济任职的6年,中国的教育质量飞速下滑,学术腐败,丑闻频发,即便是党指定的人民代表们也对这位部长不客气,在去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在27位第十一届国务院组成部门负责人中,周济得票倒数第一。

中国大学办学模式

对近百岁的钱学森老人的去世,人们并不惊讶,引起人们热议的,是钱老去世前的一番话,也是关于教育的。他说:“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这话从中国科学泰斗级人物口中说出来,分量自然极重。钱学森不是一个随便说话的人,如今人们诟病他曾在1958年以科学家的身份“论证”粮食亩产可以达到3万斤甚至更高,为毛泽东疯狂的大跃进推波助澜,丧失了一个科学家的良知,其实并不尽然。

中国科学院的文献证实,发表这篇文章后不久,钱学森陪同毛泽东视察中科院,当面向毛承认错误,说我不懂农业,只是取一个中间值计算一下,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而且现在发现,我的公式也是错误的。毛听后说:“原来你是冒叫了一声!”这段轶事证明,钱学森在科学上,确实是个老实人。

“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钱临终前的这篇谈话,被称为“钱学森问题”。11月11日,安徽11位大学教授,在当地报纸上发表给新任教育部长的公开信,提出“钱老的疑问,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就中国的教育问题在报纸上给教育部长写公开信,这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新鲜事儿,表明中国的有识之士,对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已经忍无可忍。

如果以1905年废除科举制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开端,迄今恰好是第一个百年。这百年当中,清朝有6年,还来不及看到有什么成果就垮台了,不过,从1872年起,清政府连续派出了四批共120名幼童留学美国,这批人大部分考入了美国著名学府并有优异表现,回国后成为栋梁之才,其中有知名度较高的修铁路的詹天佑,他们中还产生了大臣、将军、总理和驻外大使。这批幼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49年前后的比较

中华民国从1911年起到1949年,共38年。这期间中国现代教育飞速发展,科学技术教育迅速与西方接轨,中国一流大学的理科教材,往往就是直接采用哈佛、耶鲁的教材,中国学生留学西方时,感觉不到在知识程度上与外国同学有什么差距。不可思议的是,在那个内战与外敌入侵连绵不绝的时代,中国现代史上堪称大师级的文化、科学人物,均产生于那个时代,可谓群星灿烂。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中国教育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懂教育的人在办教育。国民政府有付钱支持教育的义务,却没有随意干预教授们教什么、怎么教的权力。

1949年至今,足足60年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办教育的60年。成果怎么样呢?教育的普及程度当然是大大提高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成百倍地增加了,然而就是如钱学森所批评的,“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懂教育的人在办教育。“文革”前有一条大标语几乎挂在所有学校的墙上,“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就是中国执政党的教育观,说穿了,就是教育必须为一党专政服务,于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敢于怀疑、创新之品质这些现代教育所竭力培养学生要达到的目标,反倒成为中国教育者要尽力消灭的,取而代之的是听话、恭顺、唯上是从、唯党是从等等顺民、奴才品质。这样的人能优秀吗?

近20年来,中国教育越来越怪胎化,应试教育已经低龄化到幼儿园里,而大学学风之败坏,从教授到学生几乎已不知羞耻为何物。现代教育观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慢,而且相当普及,然而观念的普及不仅丝毫没有改变现状,反而越演越烈,这就不是观念问题,而是利益问题。可以说,全社会能够对教育施加影响的人,都在毫无节制地在攫取属于自己的那杯羹。

症结何在

不久前,爆出北京一所重点小学的校长贪污一亿元的新闻,这上亿的钱,都是家长们被迫交的择校费,名义上却是自愿提供的“赞助”。取消应试教育?那些为考试而编撰学生不得不买的“教育参考资料”,每年的码洋有数百亿元之多,坐地分肥的官员和教育者们能让你取消?仔细研究一下在社会总的教育资源里正在获得不当利益的是哪些人,中国教育的症结就找到了。

笔者疑惑的是,民国时代的学生们在国内打好基础,然后去国外深造,多有所成就,乃至成为学贯中西的顶级人才,中外教育呈现出连续性和互补性;而如今,“新中国”学生留学西方的人数比民国时代不知多出多少倍,却似乎再也出现不了顶尖人才了,中国教育的种子,即便在西方学术的养料中,也无法再长成参天大树,这是为什么?

行文至此,看到北京一所外经贸大学退休教授发表在报纸上的小文,说今年上级给我校派了一位新校长。新校长第一次讲话,就说我校要努力提高执政能力,努力提高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这位教授懵了:这校长是不是走错门了?我相信,这种匪夷所思的事儿在中国一定俯拾皆是,难怪钱学森先生这样的科学大家,能够看出重要问题,却丝毫不知道如何解决。

问题出在教育上,根子却在政治体制上。于是,“钱学森问题”无解。

□ BBC

2009年11月14日星期六

感慨!美国人享受的丰富资源

叶宝生

初次踏上美国土地,漫步在大学校园里,满眼是鲜亮的草坪、鲜花、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各个学院的两层或叁层建筑都掩映在长满绿叶或开满花朵的数木中,配着透蓝的天空和清新的空气,宛如花园一般。感受其优美环境的同时,不禁感叹,这么几个学院,占了这么大面积的土地!

到美国人家作客,一栋别墅,几百平米,但别墅周围的绿地直到房后的大树,都是住户所有,其面积怎么也得按“亩”衡量,一般只是四五口人所拥有。一次,车行在高速路上,但见路两旁茂密的大树如绿障般遮住视线,问:“树后面是农田吗?”,朋友笑答:“这是城市!树后是房子。想看农田得专门开车去看。”除了城市中心地带,难见高楼大厦。在中国,不光在大城市中心高楼比肩接踵,就是小城镇也是高楼林立。美国是世界上公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宽阔的高速公路绵延延伸,各种道路四通八达。而公路越发达,占地当然越多。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超过美国。但综合在一起,想想,国土面积相当,却生活着超美国四倍多的人口,显见,美国人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

去加油站加油,五十升的油箱,加满,二十多美元!这么便宜!回去换算,加仑换算成升,美元换算成人民币——相当于中国93号汽油,4块6毛多每升。还不用从消费水平的角度考虑,就是等值的货币换算,每升汽油比中国便宜2块钱人民币左右。最新报道,中国现在汽车保有量已追上美国,但汽车拥有者远远不如美国人享有的廉价的燃油资源。再看看电,不管是大商店还是超市,不管是办公室或公共场所还是居民家中,中央空调24小时开着,夏天制冷,冬天取暖,春秋呢,也不会停。灯光照明、各种电器,也是显而易见的享受丰富的电力资源。
作为访问学者,更多的是在学校,在教室,对美国的丰富教育资源也感触颇深。只看教育资源中最能动的因素——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中首推教师资源。美国中小学每班学生容量一般是在20人左右,美国大学因为课程是选修,但其规定,每班人数不得少于9人,同时规定不能多于30人。在中国,中小学标准要求是每班40人,但所谓的重点小学、重点中学有时人数达到60人。中国大学课堂人数,无明确要求,但少也要40人,除非特殊学科的课程有特殊要求,选修课人数只有下限要求,即少于15人不能开班,人数多的课程,有时达几百人。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这种教师资源配备情况用教师数与学生数的比例来衡量,数字比对,也可以看出美国学生享有更为丰富的教师资源。

中东一国家宗教领袖曾说过,感谢真主赐给我们石油。美国可能不会感谢谁,但美国拥有着丰富的资源,美国人享受着丰富的资源。

中美教育的特点

润涛阎
from cnd.org

说起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很多从中国移民来的华人都是以不以为然的态度来看待的,尤其是数学,觉得中国的初中生学的数学比美国高中的还深。说起大学来,观点的差异就更大了。关于教育方面的, 今天再来谈谈中美教育的特点。

首先,美国的大学以及研究生院培养出来的最聪明的人才去了哪里。这个问题如果不搞清楚,其它的就免谈了。之所以大家对美国的教育褒贬不一,其根本的冲突在于对这个核心问题的把握。

现代工业的摇篮是英国,因为早先英国的自然科学遥遥领先,而那时的英国科学家们都是些聪明透顶的顶尖人才。这个趋势也被英国移民带到了美国,美国资源丰富,加上科学的发达,致使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科学大国的同时也成为世界霸主。

随着美国从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移,美国的顶尖人才不再从事于自然科学里的工程、数理化这些工资收入比较低的领域,而是收入高的金融业、律师、医生等行业。

如果按照英国的路子来看,一旦科学不再吸引顶尖人才,制造业就会萎缩。而与基础科学有关的诺贝尔奖就会减少。但在润涛阎的旧作里看到的数据表明,美国的诺贝尔奖人数依然是最多的。拿今年的三大自然科学奖来说,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的科学家获得的。但仔细追查便发现,其中不少是第一代移民。医学奖的三个中有两个是第一代移民。物理学奖中还有一位上海人。

看到这里您就明白了,美国教育的战略方针已经转移到让第一代移民去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等不赚钱的领域,而让美国出生的顶尖人才去当官去经商去赚大钱。由于第一代移民因为语言的问题以及生活习惯适应甚至“打不进圈子”等缘故不得不从事科学研究或当工程师。

有了这个战略了,那美国中小学的教育就要跟这个战略部署相适应。顶尖大学招生的时候,学生当没当学生会头头,要比数学考没考满分重要得多。因为顶尖大学培养的是将来或有权(政府以及公司的头头)或有钱(金融家、律师、医生)的人才,而非中产阶级被领导的干实事的人才。因为这后者可以靠外国大量的移民来补充。

下面说说中国的情况。

中国与美国在人才需求上还有差别。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说起来就是西方的工业技术加上中国农民工廉价劳动力拼命的结果。这跟英美当年发展的路子不同。中国需要的主要是科学技术人才,这也是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当然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里的科学不是指自然科学,而是说发展要平衡,要合理。但细看中国三十年的路程,跟毛泽东时代最大的差别就是领导层的科学技术人员比例。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几乎所有的各层领导都是理科毕业生。江泽民李鹏朱熔基胡锦涛温家宝等等等等,从上到下数都数不清。这些理科生脑子里只有发展的数字,对于社会公平等很难注重。这是中国发展快,但属于畸形社会的根源。以润涛阎这一大胆假设为前提,让我们看看证据。全世界的历史上你找不到一个国家,从上到下的领导人统统都是理科毕业生。这也是全世界可能找不到连续高速发展30年而生活不公平到达极限的国家。如果中国不改变这个模式,社会管理按照理工科的发展快就好的思维继续下去,社会的公平和法治的建立是很难的。更可怕的是,这些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中国这样的现状,大家当然把学生的数理化学得好不好看成是学校是不是好学校的标准。学生有没有法律意识,有没有人文科学常识看得非常轻。中国学生的生活单调到了只有两项内容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一是掌握生存的技能,二是解决性的需求。前者是获得金钱的钥匙,后者是满足性欲的途径。后者依靠前者,所以,掌握了生活技能就可以飞黄腾达了。从清朝打开国门那一天起,就定下了“西学为用”的基调,慈禧说得清楚就是培养高级奴才。后来胡适说不能培养奴才,因为靠奴才是不能强国的。但今天的情况看,奴才也能强国,如果说现在中国已经是强国了的话。但赶上美国后,中国能否继续往前走而在科学技术上领先世界,我们还不知道。润涛阎不看好这一点。

有了生活技能,不仅仅可以在国内当人上人,不顺心的话也可以到美国等海外讨生活。而这一点,被美国利用的天衣无缝。当真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

然而,除了那些海龟外,留在美国的第一代移民,很快就发现自己比美国人能干也照样得不到人上人的地位。也就必然对中国的教育痛恨不已,以为是中国的教育把自己给引向歧途了。所以,第一代移民,不论是哪国人,大都不让自己的孩子学工程或当科学家,而是爬入藤校---简称“爬藤”(这个词不是润涛阎创造的,而是从网上看到的。)。那些爬藤成功的孩子的父母就大书特书美国中小学教育的优点,大批特批中国中小学教育的缺点。端不考虑中国与美国市场需求的不同,以及生活发展所处的位置不同。

并不是说,美国的大学都是为了培养挣大钱的或掌大权的人才。事实上,美国的教育是最开放的,各种人才都能基本上按比例培养出来。我所说的是一流大学与中国的名牌大学之间的差别。美国有很多技校性质的专科学校,那些学校培养出来大量的汽车修理工、各类建筑技术工人。而这类学校跟第一代移民没什么关系,甚至跟第一代移民的子女关系都不大,因为第一代移民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孩子们很少有去这类学校读书的。

要知道,中国的一流学校,比如清华、交大、科技大,除了外语政治等课程外,其它的跟美国这类学校非常类似,培养出来的人才去向也很类似。当然,出国留学和当政的那些除外。我这里说的是指国家在培养人才方面的用意。家长很多也是指望孩子毕业后有碗饭吃,学点技术似乎就有了铁饭碗。

那么,为何中国大学的科学研究水平依然很低呢?其实,根本原因还是传统文化的束缚。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容忍逆向思维,不容忍个体自由,否则党不好管理。目前来说,言论自由还没有做到,统一思想,按照党支书的指示办事。

今年英国Times给出的全世界大学排名,进入200名的美国大学有50所。中国的清华大学名列第49位,是唯一进入前50名的大学。其实,这种排名所根据的那些指标到底是不是公平,很难定论。但作为参考,每年用相同的标准,可以看出不同年份的变化。比如,美国进入200名的大学总数2009年就比2008年少,而亚洲和欧洲就增加了几所。这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目前还不知道。等10年后就可看出端倪。

2009年11月13日星期五

哈佛!哈佛!--名校申请及子女教育杂谈

哈佛!哈佛!
--名校申请及子女教育杂谈

from huaxun.com

(一)


两年多前当女儿获得乔治亚“明星”高中生并被哈佛,耶鲁等大学录取之后,就有朋友鼓励我写点名校申请及子女培养的经验感想之类的东西。当时一来是太懒,二来这类文字在网上早已汗牛充栋。那本《哈佛女孩儿XXX》等更是在国内引起洛阳纸贵。所以不想再凑那个热闹。何况我觉得女儿即使取得了一点成就,那也是99%归公于她自己。轮不到做父亲来谈什么经验感想。这两年观察了女儿进入大学之后的一些变化和由于经济不景气导致名校热的稍许退烧。再加上现在又到了每年一度大学申请的“冲刺”阶段。我倒是想就申请大学这个话题及其牵涉到的子女教育,中美两文化差异以及家庭环境等等聊聊个人的感想。由于这个题目复杂而广泛,足以让专家学者炮制鸿篇巨制。我这里不过是零零碎碎,星星点点的个人见解。可谓以管窥天,以锥点地。还望专家和有经验的家长不要见笑。也希望和各位家长共同探讨。
先讲两件趣事:话说当年女儿刚到美国。我带她去Georgia Tech附近的一家托儿所 注册。我一拉门, 差点撞上-准确说差点踢到滴溜溜一个正在往外跑的小 家伙。 这小男孩儿估计最多两三岁。 鼻涕搭在嘴边,双手抱着个什么玩具。 他一仰头看到我这个突如其来比他高出两倍的陌生人不仅毫无惊惧之色,反而把那玩具夹到腋下然后伸出肥嘟嘟一只小手:
“Let me shake your hand!” (这是一字不差的原话。因为印象太深刻所以 永远不会忘记)。那神态动作和我后来工作面试中碰到的向我伸出手的老板相差无几。唯一区别是后者脸上没有鼻涕而已。我当时惊得目瞪口呆。久闻美国孩子不怕生且aggressive, 果真名不虚传!
第二件事是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时,当时恰逢中国春节将至。女儿的老师请我到班上给孩子谈谈中国新年和十二属相。我刚在黑板上写下两个汉字,还没张嘴开讲,一转身吃了一惊:全班总共十二三个孩子,此时十二三只手齐刷刷举在空中,都要发问。比我在Georgia Tech课堂上见到的情形更积极更无畏。 其中许多孩子与其说是提问不如说是要借机显示他们对十二属的相关知识 。我当时注意到只有一个孩子坐在角落里没举手。我不说您大概也猜到了。就是我女儿。尽管她肯定比在场任何一个孩子更了解春节和十二属相。
这两件事告诉我一个事实:中美两国孩子思想,性格,素质和能力的差异不能只从两国教育体制上找原因。两国教育体制的确有很大差异。这一点尽人皆知。无论在美国或中国,相关的讨论研究早已车载斗量。可是上述两个实例(相信我们每个定居美国多年的华人都能举出类似的例子)说明: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观念,传统和习俗的大环境才是更深层的原因。而这个大环境当然是浓缩于每个家庭中的。这样代代相传,造成了美国孩子几乎与生俱来的那种独立,进取,好胜的性格。试想那个流鼻涕的小男孩儿和那些一年级的小学生,他们都还没来得及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而与之相反,我女儿和无数和她一样在美国长大,接受全盘美式教育的中国孩子。怎么看他们都还是中国孩子——即使他们一句囫囵的汉语也不会讲。我当然不是说他们的肤色外表。 而是 他们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间显示出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痕迹。 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尽管在学校接受美国式教育,可是他们始终生长在一个100%的中国式家庭里——至少对于我们这样已经完全成熟定型后才移居美国的第一代移民家庭是如此。据说三代以后的华人家庭孩子就完全不同了。所谓“香蕉人”的说法也主要应该指的是这类华人。可惜这类华人几乎没接触过,所以难以置评。
总之我的结论是:对于孩子的成长和成才,学校教育固然重要,但是社会和家庭环境要重要的多。当然还有所谓“天分”。但这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畴,因为对此无能为力。而家庭影响对在美国的华人孩子影响尤其显著。因为我们第一代移民在美国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关系。加上美国的居住特点和交通限制,孩子基本上就生活在学校和家庭这个两点一线的环紧中。至于普通美国家庭中社会影响的主要窗口—电视,则往往被我们这些华人父母加以很大限制。因而他们接受社会影响的唯一途径来自同学。但是这个途径也很有限。因为一来学校一下课就一辆大巴拉回家,课外交流的时间本身就不多;二来稍大一点,有了族群意识的孩子就开始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接触的依然是和自己类似家庭的华人孩子。 所以说社会环境对他们影响相对较小。
得出这个结论的目的是想告诉所有和我一样华人父母:不要指望美国您的孩子在美国长大就成了地道的美国人。就算排除肤色因素,他们至少还有六七成是中国人。因此对他们的教育和事业也不要抱不切实际的期望。只要他们将来能和我们一样有一技之长,能自食其力,衣食无忧就应该满足了。中国人讲“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西方人说:“The apple never falls far from the tree”。 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遗憾的是,我们华人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也是千古不变的。而且我们往往把这种望子成龙的希望全寄托在学校教育上。希望孩子上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直至最好的大学。而为了最终能够进入名牌大学。我们不仅要求他们成绩优秀,而且让他们学钢琴,学绘画,学舞蹈...。参加各类补习班。总之是不记一切代价。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在孩子身上实现我们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这样做的结果是给孩子很大压力。而这种压力的结果只有两个:一是孩子如愿进入名校。但是仍然继续背负着这种压力,因为前面还有继续深造和选择事业的问题。二是未能如愿者,他们往往长期心怀着辜负父母期望的愧疚和“失败者”的阴影。这对他们未来的事业和生活都极为不利。
我的女儿算是幸运者之一。她按照我们的期望进了哈佛。可是最近我无意间看到一篇女儿在大学写的文章。其中一段话大意是:
“。。。我的父母只手空拳来到美国,用艰苦努力完成了从几乎一文不名到中产阶级的转变。作为他们的女儿,我一生下来的宿命大概就是要完成从中产阶级到上流社会的跨越。否则我的一生就是失败。。。”
看到这段话,我的眼睛湿润了。不知是出于深深的自豪还是更深刻的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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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哈佛! --名校申请及子女教育杂谈(二)

这是网上看到的一篇故事:
话说美国某个大公司总裁退休后到佛罗里达海滨度假。一连几天他都到海边垂钓。发现有个年龄和自己相仿的貌似墨西哥移民的人也总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垂钓。不同的是对方的衣着和鱼具都相当简陋。于是他和那个墨西哥人攀谈起来。得知对方虽然很小就来了美国,但是高中都没毕业就辍学打零工。而且终身没有什么固定职业。如今年纪大了做不了工了,没事儿钓鱼打发时间。这位总裁于是感慨道:你看,我和你大致同样年龄到美国。不过我努力读书,进了个好大学。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最后一直做到总裁。现在退休了来这里度假垂钓。多轻松自在?你要是当初好好念书,完全能和我过一样的生活。那墨西哥人扬了扬手里的鱼竿笑笑说:我现在不就是和您过一样的生活?那位总裁一时哑 然无语。

看了到这儿,有些人大概要说了:按照你的逻辑,我们大家就该一切顺其自然好了。何必为儿女教育问题烦恼。你还有必要在这儿发表什么关于名校申请的高论吗?我的回答是:您误解了。首先,我并不否认让孩子受到良好教育将来找到好职业的的重要性。更没有否认进入名牌大学对孩子一生的积极影响。即便是多数美国人甚至墨西哥人想必也不会否认。其次,我也不完全赞成很多美国父母对子女那种小时顺其自然,长大无论干什么只要开心就好的说法和态度。因为这种态度也许对一部分人是对的,甚至是最理想的。例如那些某些方面有天份或者特殊爱好的孩子。这种顺其自然的方式使得他们的天份和特长发挥到极致。最后在某个领域取得超常的成功—尽管其中某些人甚至连大学都没进过, 比如球星, 影星。可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孩子这种放任自流的方式无疑是有害的。说到这儿我想起了钱钟书《围城》里那段著名的“吃葡萄”寓言。我们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就属于钱先生寓言中的第一种人:永远挑最小的葡萄吃,把最大的留到最后。而很多美国人则正好向反。网上有个流传很广的寓言故事:一个美国老太太三十年前买了房子,退休才还清贷款;中国老太太攒了三十年钱退休后终于买了栋房子。这个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这种不同态度反映在子女教育上:我们从小到达鼓励督促孩子努力上进,就如同迫使他们永远从最小的葡萄开始吃。这样虽然眼下似乎不快乐——因为总吃最小的,但是知道最大的还在后面 ,希望永远存在。许多美国父母(主要是中下层)则对孩子从小放任自流,孩子童年倒是快乐无比。可是成年后一无所长才开始体会生活的艰难(所以才有美国是“儿童的天堂,成年人的战场”一说)。他们就只有回忆而没有希望。正所谓“少小不努力,老大图伤悲”。这个“吃葡萄”寓言和上面的“钓鱼”故事正好相反相成:人生的最终结果就如同吃完一串葡萄。也就是说,无论人生贫富贵贱,都是那么几十年,结果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在于整个人生的过程。应该如何选择取舍因人而异,见仁见智。也许并无对错之分。但是我个人觉得,在教育培养下一代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国家长只有一种选择。这不仅是自孔老夫子以来几千年的传统。即使我们移居美国,我们的孩子,如前所述,还是更像中国人。他们还会带着我们的传统和习惯去生活。其中就包括出人头地,相互攀比的心态。如果我们像美国人那样放任自流,有些孩子恐怕连普通大学都进不了。将来势必落入社会底层。那时他们会非常痛苦懊悔。说真的,我个人尽管非常羡慕墨西哥等族裔那种贫贱不惊,安于现状,自得其乐的生活态度。遗憾的是流在血管里的中国人血让我们无法效仿这种生活态度。就如同我非常羡慕那些虔诚的基督徒(或者别的教徒)一样。因为人家到了人生终点就还可以等待进天堂,而我这个无可救药的无神论者却自知连地狱也不对我开放。只有灰飞烟灭了。所以对我和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我们的孩子必须努力学习,必须上大学。从而保证他们将自食其力,衣食无忧,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这是我们最低限度的希望和要求。既然如此,那么能让孩子进入一流名校当然更是我们所有家长的理想。我之所以绕这么大个弯儿只想说明,人生道路可以多种多样。不必让孩子都往一流名校这根独木桥上挤。更不该把孩子未来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名校身上,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因为毕竟只有少数人能挤上这根独木桥。而且即便是那些侥幸过了独木桥的人,将来也未必一定比没上独木桥的人更成功。这一点,美国有关机构和学者早就作过研究。除了个别领域外(比如政界),长青藤名校毕业生在各行各业的精英阶层中并不比普通大学毕业生占优势。这个话题以后有时间可以详细探讨。总之如果您的孩子喜欢学习且成绩优异,那么尽量给他们提供力所能及(注意,这四个字至关重要)的条件,让他们发挥自己所有潜力,将来能够进入名校何乐而不为?即使未能如愿也已经尽力而无憾了。如果您的孩子不爱读书却对电脑和网络颇有兴致。何不鼓励他向这个方向发展。将来进工学院当个工程师有什么不好。或者您的孩子虽然各科成绩平平却喜欢写点东西,那进个普通大学将来做个自由撰稿人也是很好的归宿。至于在体育,音乐和绘画上有天份和热情的孩子就更不必说了。一流名校无疑压根儿就不该是他们的考虑方向。
总之一句话,上名校固然是孩子成才的一条理想途径,但绝非唯一途径。
西谚曰:“All roads lead to Rome”。国人说:“天涯何处无芳草”。

2009年11月12日星期四

中国教育: “吃馒头”的教育?

“吃馒头”教育是中国现实教育的生动写照

 张能立
From xys.org

  过了不惑之年,豁然回首自己所受的教育,再观察现在从幼儿园、小
学、中学直到大学,学生所受的教育可以用一句“吃馒头”来高度概括之。对于
教育而言,可以初步分为“吃馒头”教育和“做馒头”教育。所谓的“吃馒头”
教育就是教会学生吃别人做好的“馒头”,也就是教会学生学习和掌握已经存在
的知识而“不逾矩”;所谓的“做馒头”教育,就是在“吃馒头”的基础上,教
会学生做好“馒头”给别人吃,也就是利用学到的知识来产生新知识,以供其他
人学习。如果进一步扩展,更好的教育不仅仅是教会学生做“馒头”,还要教会
学生做“蛋糕”等“点心”,还要鼓励学生做出他们梦想中存在,而现实不存在
的“点心”。所谓的先进教育就是不仅仅教会学生“吃馒头”,而且还鼓励学生
放手“做馒头”,虽然刚开始学生做的“馒头”味道不怎么样,但这样的教育无
疑是一流教育;所谓的落后教育,就只要求和教会学生“吃馒头”,并且还要求
学生不能尝试“做馒头”,禁止学生逾越雷池半步,从而符合教育者心目中的
“不逾矩”。我们的应试教育实质上就是“吃馒头”教育,我们搞的所谓的素质
教育实质上就是“吃花馒头”教育,这也是一种“吃馒头”,只不过是稍微变一
点花样罢了。

  以前一直存在一种流行观点:说我们的基础教育比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比
美国要强,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比外国的学生扎实。现在回想起来,即使是这样,
不就是我们的学生比美国的学生多吃了几个“馒头”而已,有何值得骄傲的?我
们培养的学生,先不说我们的学生是否能“做馒头”,他们有“做馒头”的冲动
吗?先进国家的学生,一直在“做馒头”这种教育模式下培养,他们走出校门后
发挥出的创造力,自然就不是我们的学生所能比拟的。“吃馒头”教育模式与
“做馒头”教育模式,高低立判,这也是中国本土不能培养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的重要原因之一。只要优秀的华人脱离中国传统的“吃馒头”教育,而接受西方
“做馒头”的教育,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就不是梦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这
已经被高锟等好几个华裔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的经历所实证。

  我们现在的教育虽然一直在进行所谓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所谓的成果,但都
没有逃脱“吃馒头”这个范畴。现在更令人焦急的是,不论是中小学教育还是大
学教育,课堂教学已经是“死气沉沉”。以笔者为例,第一节课都是要向学生公
布电话、邮箱,甚至还特意建立一个供老师学生讨论的QQ群,但每次不论是下课
时还是下课后,主动来质疑老师的学生寥寥无几,并且呈逐年递减之趋势。笔者
的高中同学,有不少现在不同层次的重点中学当老师,问及他们下课后,是否学
生会主动来质疑他们,他们的回答出乎意料的一致:几乎没有!这种局面虽然是
意料之外,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们仔细想一想,如果学生不来质疑老师,
这样的教育难道不是“吃馒头”教育吗?这样的教育不是禁锢人性的教育吗?这
样的教育能有前途吗?这样的民族难道会有辉煌的未来?

2009年10月26日星期一

做你自己 Be yourself

·胡 涣·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使命。——维克多·弗兰克尔

我从小到大一直很顺利。一向是刻苦用功的好学生,从来没有被学业难倒过。上了好大学。找到了好工作。

但找到了好工作的那一年却也正是我找不到了人生方向的那一年。我心想事成,却并不感到兴奋。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问起这样的问题:我每天努力从事的这份事业是不是我自己真想要做的?我开始怀疑以往这一切奋斗的意义何在。一只越飞越高的风筝突然断了线。

这来的路是我自己一直愿意走的路吗?这去的路将是我喜欢走下去的路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这样走来,是因为父母朋友都说该这样走。

我发现我一直汲汲以求的那个理想实际上从来都没有感动过我。那个理想是别人的,不是我的。

我终于鼓起了勇气来承认这个幻灭的现实。

既然是肥皂泡,何不就让它破灭?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释然。

……………………………………………

你从小被告知的是你长大后“应当”树立某某理想、“应当”成为这样那样的人物。你似乎是个流水线上柔软的面团,只等别人的模具从天而降,把你捏成形状已经被指定好的月饼。

你不是柔软的面团。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形状的丑石。你不是最聪明的、最有闯劲的、最幸运的,但你是不可取代的。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有与你完全相同的经历和情感——它们塑造了独一无二的你,也写就了独一无二的你的理想,把它藏于你心中的某个角落。

它就是你一生交响乐的低音部。假如你发现了它,并始终不渝地忠实于它,你将是这个世界上少有的快乐与智慧满溢的幸运儿之一。

但在你忙于谱写你的旋律部时,你却完全忽略了它。你甚至从未意识到过它的存在。因为你只看到这个世界是掌握在别人手里;他们占据了你所有的注意力。他们让你相信只有追逐他们放飞的美丽的肥皂泡才有饭碗、才有荣耀。你以为你的心在这一场大戏中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

……………………………………………

但你迟早有一天会发现,你费尽力气去寻找的快乐总是与你无缘。你觉得你在疲于奔命吗?你觉得人生如梦吗?你看破红尘了吗?

那只是因为任何与低音不和谐的旋律都是刺耳的。

除了只属于你的那个低音部,所有别的理想,不管是别人给你的,还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都只是把你扭曲为病梅的努力。

病梅是没有快乐的。在这样扭曲的路上多一分执著,你的人生就多一分烦恼和不幸。

你只能去发现、不是去发明你的理想。

……………………………………………

曾有记者问一位体操名将,“如果你能再选择一次职业,你还会选体操吗?” 世界冠军的回答是非常坚决的否定。理由是“太苦了”。

我惊讶于冠军的回答。这是一位成功者的回答吗?抑或是病梅的呻吟?

做不发自本心之事而能做到极致,令人叹为观止。

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无异于嫁给自己不爱的人。就算你做这样的事到极致,就算你嫁的夫婿平步青云,你得到了无上的荣耀,那份荣耀给你的也只是快感,而不是快乐。

……………………………………………

一位同事有一天下班时在电梯里碰到了副总。她打招呼说:“该回家了!”副总苦笑道:“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这位副总成功吗?

答案取决于他自己。如果他以这样的生活方式为享受,那他是成功的。反之则不然。

……………………………………………

当有人在职场中哀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时,我想问他,难道你不是已经远远过了有做事自主权的合法年龄了吗?

如果你想去做能“由己”的事,何不鼓起勇气去做呢?如果没有这份勇气,何不在这江湖之中找到自己那一份平安呢?

……………………………………………

从孩提时起,你就被要求听话——听别人的话。没有人关心过你自己想的是什么。在你的字典中,“乖”与“好”是不折不扣的同义词。所以你从小就习惯了把自己乖乖交在更有权力的人的手中,让他们来为你的生命掌舵。孩子被要求听命于父母师长,百姓被要求听命于上司;芝麻官唯大官之命是从,大官唯皇帝、领袖之命是从。十数亿人以有形或无形的双膝向着同一个方向下跪,搭起一座举世无双的超级金字塔。这样的奇观,连上帝看了恐怕也要甘拜下风。

可惜的是,“乖”与“诚实”却几近不折不扣的反义词。乖就是顺从权力,而顺从权力就意味着背叛你自己。

你丢失了自己,于是你只能把权力作为生活的所有意义。顺从权力时,你被别人操纵;挥霍权力时,你操纵别人,并赢来你这一场忙碌的最高报酬:快感。

别人就这样成了你生活里每一场戏的主角。

你终日忙于这样的经营,而有一天你忽然发现你找不到快乐,是吗?

经营别人只能带给你快感。经营自己带给你的才是快乐。

……………………………………………

在中国历史人物中,我最钦佩的不是岳飞,也不是李世民,而是玄奘。

在中国文学人物中,我最认同的不是关云长,也不是诸葛亮,而是贾宝玉。

不管关云长们和诸葛亮们有何等超出常人的大智大勇,主宰他们一切行为的价值观是别人给他们的。他们只是中国社会这架吞并一切的大机器中忠实的零件。贾宝玉则敢于在这架大机器中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

每个人都该能从那个“都说是…我只要…”的句式中领悟到点什么。

轻视自己生命、也轻视别人生命的关云长之勇,比起在众人的痴妄之中珍视自己生命价值的贾宝玉之勇,哪一个更可贵呢?

……………………………………………

美国有一句言简意赅的俗语:“做你自己(Be yourself)”。一个美国人在一生中恐怕要听到亲人、朋友和师长几百次这样的告诫。重视个人价值的美国人却也时常慑于社会大机器的淫威而忍不住要丢掉自己,而需要不断被这样提醒,足见人天然的惰性。

做你自己并不是件简单的事。蛰伏在你喧嚣变幻的旋律之下的低音如此微弱,你只有不懈努力才能捕捉得到。反过来,照别人的样子去做则要容易得多。

但你可以模仿别人的衣着,却模仿不了别人的气质。你可以从别人那里搬来知识,却搬不来价值观。

爱默生在《自强》(Self Reliance)中写道:

“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早晚会认识到:嫉妒是愚昧,模仿是自杀;每个人只能领受属于他自己的那一份,不论是好是坏;这世界上虽然物产富饶,但是只有他在自己那块贫瘠土地上辛苦劳作而得的谷物才是他能享用的。”

From CND.org

2009年10月20日星期二

美国,一个终身学习型社会

美国,一个终身学习型社会
叶宝生

在中国,走进大学课堂,满眼是青年人,年龄相差不了几岁。进入硕士生课堂,也是以年轻人为主,少数几个大龄的,也就大个十几岁。博士生年龄要大,但也到不了五、六十岁。中国古训“三十不学艺”,似乎学习是孩童和青年人的事。虽然,中国倡导终身学习,高考和硕士、博士都没有了年龄限制,但大龄读书,似乎有一种“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窘迫。

作为从中国来的访问学者,走进美国课堂,我非常惊讶!先是参加一个教育学院本科生的开学前的短会,就是教师介绍学校的教育理念,强调学习要求,辅导专业学习计划。我产生疑问,这就是本科生吗?看面相,看体形,为数不少的显然是中年妇女,在中国都称为孩子他妈了。后来,随着听了几个研究生的课,再看,不光有中年的男子和妇女,还有可以称为老太太和老顽童似的的学生。相差很大年龄的学生们,坐在一个教室内上课,老太太学生,讨论发言,喋喋不休,说着,比划着,与年轻学生辩论;老顽童似的学生,举手发言,参加课堂的各种活动,天真得像个小孩。看不到他(她)们有一点点羞涩,一切都是那么常态!毛主席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在美国,可以换一换,“人活到老,可以上课到老”。什么是终身学习型社会,莫过于此了吧!

终身学习何以这么普通和普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一方面,随经济的发展运行,当热门行业从业人员过剩,就有一部分人通过学习,拿到资格证书,改变工作;另一方面,像教师职业,可以通过提升学历,增加薪水,有一部分人要读研究生。这是任何一个年龄的人都有可能的。美国的教育一方面培养新生的劳动力量;另一方面也为这种情况做好了准备。首先,上大学,读研究生,没有年龄限制,只要达到入学标准,谁都可以上学。其次,进行学分制管理,时间充裕,可以尽量多修读课程,多得学分,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安排自己的修读计划。修满要求的学分,就可以取得相应的文凭。再次,美国的一些大学会根据地区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安排学生的学习。如上课时间问题,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像Mercer大学Tift教育学院在道格拉斯校区,只有教室和几位教学管理人员,就是为当地附近学生上学方便所设。

可以看到,美国教育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适切性,为这种终身学习型社会的构建提供了保障。

吸烟——在美国

吸烟——在美国
叶宝生

吸烟有害健康。吸烟引发吸烟者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对被动吸烟者也有很大影响,烟草生产要耗费土地资源,同时吸烟也是一种安全隐患。包括中国、美国等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展开了禁烟运动。作为一个有吸烟嗜好的来自中国大陆的访美学者,确实感受到美国民众对吸烟的态度和各种禁烟措施的力度。

第一,吸烟有害健康的健康理念。美国从小学生开始,就在“健康、营养和安全”课程中学习烟、酒、毒品对人体成长和发育的危害。成年人,以“营养加运动”作为健康信念,从而远离烟草。吸烟有害他人健康和污染环境,已成为一种社会公德,被大家自觉遵守。
第二,各种禁烟措施具体而有力度。美国大多数州颁布有禁烟法令,严厉程度不近相同,但都强调不准售烟给不满18岁的青少年,售烟摊位或柜台不得置于明显位置,烟盒上要有至少三分之一面积用于吸烟有害宣传。学校,不管哪级哪类,都不允许出售香烟。像笔者所在的乔治亚州,是可以吸烟的,但不允许在任何建筑物内吸烟,吸烟必须到远离建筑物15码距离以外。换句话说,就是吸烟也是很麻烦的事,吸烟带给吸烟者的乐趣也就很小或没有了。

第三,吸烟代价高。在国内,常常以“吸烟没穷,不吸烟也没富”作为自己花钱买烟的借口。美国禁烟的一项措施就是烟草涨价!比这更甚的是保险。买人寿保险,要问你烟不吸烟,吸烟则保险费翻倍;买健康保险,也要问是否吸烟,吸烟保险费也要涨三分之一。隐瞒吸烟史,是可以检查出来的,则保险公司是拒付保险金的。因此,吸烟,不光是烟草本身的价钱,还有保险的多付出的价钱。

另外,吸烟在国内还有交际功能。见面递上一根烟,往往是办事或谈话的序曲。中国拜访亲戚、朋友,讲究烟、酒、茶、糖,虽然是旧传统了,但还可以看出烟的交际作用。难怪从国内出来时爱人提议“给美国朋友带两条好烟!”。

在中国,集中了世界30%的烟民,吸烟对国民体质的危害同样很大,甚至更大。但我们在提倡戒烟,还没有严厉的措施禁烟。在健康教育方面,烟草的危害还没有同儿童身体的生长发育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紧密联系。看来,美国在禁烟方面,多管齐下,确实力度大。

谁在建设美国?

谁在建设美国?
叶宝生

中国人,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俄罗斯人,白皮肤、深眼窝、黄头发;非洲人,黑皮肤、厚嘴唇、卷头发……等等。每个民族或人种,都有自己共同的主流特征。

但是,到了美国,你找不到美国人的主流特征了!美国黑人,又有美洲黑人和非洲黑人的区分;美国白人,既有英国式的,也有东欧式的。还有挺多很难按大类区分。皮肤颜色,有黑褐棕,抑或黄红白;鼻子,有高矮,有尖钝,鼻托有宽窄;头发形态,有长短,有直曲;头发颜色,有黑有白,有棕有褐,有黄有红。还有头型,注意不是发型,我们说的前额突出,后脑突出的头型。形容一下吧,有冬瓜、西瓜式的,有茄子、鸭梨型,等等。再看体形,真有胖大魁梧的,也有娇小玲珑的。膀瘦都有,在国内见过胖子,真没见过这么胖的,腰围肯定超过身高。归纳一下吧,美国人什么样?说不清楚?美国人就这样,这就是一个移民国家的特征。是不是美国人,是看其是否拥有美国国籍。因此只有法律意义上的美国人!因此也才有中国美国人、非洲美国人、墨西哥美国人……等等区分。身处美国,才强烈感受到其移民国家特点。就像一份华文报纸所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人,只有先来后到的区别。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汇聚了世界各色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才。中国,也同样有一大批优秀人才,在美国工作。有些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和美国经济、科技建设的中坚分子。在同朋友的交谈中,还了解到美国大学的理工科教授,十之七、八非美国本土教育产生的,是中国人、印度人等。中国的顶尖学府——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被戏称为留美预备班。作为中国人,我们很清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聚集了中国顶尖的高中生,是我们国家的精英。但有为数众多的人,来到了美国。在美国访学,旁听科学教育研究生的课。这些学生对一些基本的科学知识和基本的科学方法都很困难,因此产生了很大困惑:这是将来的科学教师吗?在美国的报纸上也看到,美国高中缺乏数学教师和科学教师。美国的社会文化在建设,美国的经济科技也在建设。建设人才来源于哪?或者说,谁在建设美国?

美国,产生了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奥巴马。美国以其发达的经济,吸引了世界上众多国家的优秀人才,先求学,后工作,成为源源不断的新生建设力量。中国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自己的力量建设自己的祖国,这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试想,当美国经济衰退对世界优秀人才吸引力减弱时,美国怎么办?这是我初到美国的粗浅感受,完全可能是片面的。

美国,一个浪费型社会

美国,一个浪费型社会
叶宝生

初次踏上美国土地,对其各种生活设施的完备和环境的美化,有着真切的感受。随之也发现各种浪费现象比比皆是。

八月份,在美国南方,天气是很热的,不管是商店里、公寓内,还是办公室、教室,甚至楼道内,都出奇的凉。与美国朋友聊天得知,冷气(是国内一般称之为中央空调的)都24小时开着。到了秋天,天气已经变凉了,已经需要穿外套了,但美国的室内仍然温度很低。会议室内有人披上毛披肩,有人穿着西服或者厚衣服,但就是不把冷气的温度调高。在中国,办公室温度不能低于26摄氏度,家庭空调也是在感觉热才开,很少有24小时总开着的。须知空调制冷需要电能,而电能是要利用煤、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转化而成的。这种超自然需求的使用,显然是浪费。

由于时差的关系吧,有时候产生错觉。开始感觉所在的亚特兰大,总是晚上下雨,天一亮就停。好像在夜晚,雨把花、草、树木冲刷一新,白天又停了,既干净也不影响出行。等到一天早晨起来稍早,去散步,才发现,草丛中有喷水装置,齐刷刷转着圈在喷水,水柱喷得高,距离远。在看看下水道处,如注的水流哗哗涌入。洗衣服,用水。用洗衣机,尤其是全自动洗衣机最废水。在美国,似乎洗衣服就是得用洗衣机,还就是完全自动的,这样才是正常的。你在中国的社区宣传栏,在北京的很多公共汽车站公益广告栏,都可以看到节约用水宣传,包括节约用水计划、节约用水小窍门等等。水在自然界中是循环的。但生活用水,也包括很多工业用水,都是通过水厂加工、净化或处理的,这个过程是要耗费能源的。

随计算机技术发展,办公实现自动化。印刷,告别了铅与火,迎来了光与电。复印纸是我们办公的一种基本耗材。在美国,经常可以看到,写了几个字的复印纸,撕掉,随手扔进垃圾桶。一次会议结束,整摞的复印资料扔进垃圾桶。在他们眼里,可能是太正常的事情了:工作结束,没用的材料、纸张,要收拾打扫,收拾打扫完毕要扔掉。在国内,正式材料,一定要用全新复印纸的,但一些草稿性的打印材料,经常用复印纸的背面打印,可以传看、阅读就可以,节省复印纸。须知,纸张制作,要耗费大量木材,而木材的再生要较长周期的。

美国是汽车大国,同时也是用油大国。美国很多东西比中国的要贵,但汽油同级别相比,比中国要便宜,甚至便宜得比较多。很多西方国家担心中国发展导致石油用量增加而影响世界石油使用。他们应该看看,美国满街跑的汽车对石油的耗费!我一直认为,中国饮食,尤其是宴席,浪费太严重。也一直对英国、日本等国家对食品的珍惜与节俭表示赞赏。但对美国人食品浪费感到吃惊。

我感到,与美国经济发达相对应的是美国的浪费。美国堪称一个浪费型社会!想起我国倡导建设节约型社会,在美国有了新的感触。美国和中国,都是资源大国,但美国三亿人口,中国十三亿人口,因此中国又是人均资源小国,考虑到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勤俭节约。需要强调,不管是中国、美国,还是别的国家,为了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都必须珍惜地球资源。

美国人,北京出租司机式的生活

美国人,北京出租司机式的生活

叶宝生

一次,在北京乘坐出租车,与出租司机聊天。对于像我们这样要按时上班,准点下班的上班的人,很羡慕出租司机工作的自由:出车、收车,或早、或晚,全自己定啊。没想到司机却叹口气:“您哪知道我们的辛苦,睁开眼就先欠公司200块钱份钱,挣够200才是自己的”。“份钱”,源于老北京拉洋车的。到车行租一辆人力两轮车,每月要给车行一份钱,就简称为“份钱”。

美国,是一个保险制的国家。保险,本质上讲是大家将钱放到一起,谁遇事情时可以得到帮助的自我救助形式或制度。在美国,生老病死、住房出行,都必须买保险,而且是不能中断的。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养老保险,开车有车险,买房有房屋保险,等等等等。我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一家四口,各种保险费用一年需一万多美元。那你必须得去工作!因为你先欠着钱呢。我刚到美国,办事情,发现接待我的老太太,脸保养得似凝脂,深深的皱纹像用小刀在奶油上轻轻刻出来的,但颈部、肘部皮肤下垂,随着动作晃动。很疑惑,老太太得多大年纪呀?决不是五、六十!七十?……不敢往下猜了。中国人可以问:“您高寿了?”美国人是忌讳问年龄的。不明白美国的退休制度。后来打听得知,美国的退休很有弹性。如果你愿意工作,身体状况允许你工作,也有部门聘用你,则你就可以工作下去。这一方面可解释为充分发挥人的潜力;另一方面也有一个隐含的内容:就是工作部门要为职工买一些保险的,如果退休,则所有保险都要自己负担,且退休金比工资要少得多。难怪偌大年龄也得去工作。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美国人的消费观念就是超前消费。贷款,先花钱享受,再挣钱还帐,反正明天更美好。特别是信用卡的普及,由于其可以透支,更使超前消费遍及各个角落。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确实没有问题可言。就像北京的出租汽车司机在生意好的情况下不会担心“份钱”的,但当生意不好的时候,“份钱”就是压力了。在美国,看报纸,会发现很多广告是“银行回收屋拍卖!”或“银行回收屋出售”。什么是“回收屋”?贷款买房,往往是用房子本身做抵押的,无力还贷,则房屋被银行收走。银行不是存房子的地方,它还得把房子卖出去。一位美国朋友讲,今天是经济危机,明天就是信用危机。为什么?信用卡透支后还不上了。

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好“量体裁衣,看菜吃饭”。谨慎点说,小心撑得万年船。豪迈点说,要做到可持续发展。

做学问还是长本领

做学问还是长本领
——有感于中美对待知识的态度

叶宝生

在美国大学听课,发现教师总在问问题,一个学生回答,又有学生有其它想法,接着说。学生们此起彼落的发表意见,举了一个又一个例子,变成讨论了。教师呢?一直在关注地听,有时候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有时候回答一些问题,有时候做一下概括总结。一次三个小时的课结束,总感觉不知教师讲了哪些主要内容。反观中国大学课堂,教师在讲台前,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挥汗如雨。虽然学生精神不起来,但教师是绝对敬业的。课上也举例子,但那是教师精心选择的典型地支撑其理论的例子或说是最符合其理论要求的例子。课堂上也会组织讨论,但好像不是学生自发的内在需求,而是教师寻求的某种形式的改变。仔细想来,美国课堂是一个个实际例子与理论的接触和冲突,寻求知识的应用;中国课堂是教师储备的知识源源不断地向外传递,体现的是教师的学问。这种差异,使我产生疑问:做学问还是长本领?

想起华裔美国朋友对中国大学奢华校门的痛斥:“建豪华的大门,花去纳税人那么多钱,为什么不把这些钱用在学生身上?美国大学校门,都是很简单的!”我无语。我进出过很多中国大学,由那些大门进去又出来,有时候也感叹这些大门的华丽,但基本上是熟视无睹的。打开电脑,搜索大学校门。中国大学校门确实一般都很气派,美国大学校门都难称得上叫门,一堵矮墙写上大学名字,顶多有个体现学校特征的装饰,不过是一个标志而矣,相当于一户人家的门牌号。但是我发现,中国大学校门不是现在才如此讲究。看看北京大学的校门,清华大学的牌楼,都是威严庄重。不是简单的钱的问题,也不是说中国人好面子的事,往深处想想,那是对待知识的态度问题。大学——高等学府,是做学问的地方,学问被推崇倍至,做学问的府第自然台阶得高,门脸得阔,威严得像高衙大内,因为那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人进出的地方。这种传统却沿袭至今,又逢中国经济发展,扩增大学,于是大兴土木,拿国家的钱拼富斗阔,奢华大门到处矗立。美国大学是什么地方?也是作研究搞学问的地方,但对多数学子来说,是学习谋生本领的地方。吸引学生的不是大学建筑的气派豪华,是走出校门是否获得了更好的生存生活本领。其实中国的教育也已经大众化,更多的人已经不是“博闻强记”、“满腹经纶”为学习目的,而是确实需要有服务社会的本领,求得自己的生存空间。中国大学的教师和学生,都要关注现实的社会,教授与学习现实社会需要的本事。

中国人对待知识的态度,得改。不是不做学问,是既要做学问又要长本领,学问不求其多,但求其有用!

2009年10月13日星期二

未来十年的中国科技图景

未来十年的中国科技图景

方舟子
《经济观察报》



中国的科研经费基本上由国家提供,而且重大的科研项目大多由政府部门
先立项再由科研人员申请,政府如何资助科研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
科研的未来走向。政府部门显然也很有信心指导中国科学的发展,最面面俱到
的部署是2006年2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距离这个规划的完成恰好还有10年的时间。我们要展望未来10年中国的科学发
展,不妨就以这个纲要做为蓝本。

这份长达4万多字的纲要几乎涵盖了科学技术的所有领域,当前科研前沿
的问题都没有遗漏,紧跟世界科技潮流,并不具有多少中国特色。如果把其中
关于发展中医药的寥寥几句剔除掉,也可以把它当成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划
纲要。

这份纲要把科技发展分成“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重大专项”、
“前沿技术”、“基础研究”等4个方面部署。重点领域是指在国民经济、社
会发展和国防安全中重点发展、亟待科技提供支撑的产业和行业,涉及能源等
11个领域。重大专项是指要在一定时限内完成的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
和重大工程,共有16项。前沿技术方面涵盖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
先进制造技术、先进能源技术、海洋技术、激光技术、空天技术等领域的27项
前沿技术项。基础研究方面除了基础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建设,还确定
要解决生命过程的定量研究和系统整合等8个科学前沿问题,开展人类健康与
疾病的生物学基础等10个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部署蛋白质研究、
量子调控研究、纳米研究、发育与生殖研究等4项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在这些规划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被称为“重中之重”的重大专项。16个重
大专项中民用的9个现在已全面启动,预计共投入6900亿元。随后发布的课题
申报指南,更让人感到这些专项手笔之大。例如“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
项今年5月5日正式启动实施,“十一五”阶段(2008-2010年)已确定970项
课题,课题经费53亿元人民币,要完成30个新药临床研究,提出新药注册申请
或取得新药证书,并完成100个创新药物的临床前研究,获得临床研究批件或
提出临床研究申请。

这份纲要计划实现8个目标,这些目标非常宏伟,在各个领域都想要成
为世界一流:掌握一批事关国家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核心技术,制
造业和信息产业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农业科技整体实力进入世界前
列,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有效保障国家食物安全;能源开发、节能
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取得突破,促进能源结构优化,主要工业产品单位能耗指
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重点行业和重点城市建立循环经济的技术发展
模式,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科技支持;重大疾病防治水平
显著提高,艾滋病、肝炎等重大疾病得到遏制,新药创制和关键医疗器械研制
取得突破,具备产业发展的技术能力;国防科技基本满足现代武器装备自主研
制和信息化建设的需要,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保障;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水平
的科学家和研究团队,在科学发展的主流方向上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创新
成果,信息、生物、材料和航天等领域的前沿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建成若
干世界一流的科研院所和大学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研究开发机构,形成
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这些目标如果能够全部实现,甚至只要部分实现,中国在10年后就会成为
在各个科研领域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强国。但是,制定雄心勃勃的规划
是一回事,能否实现则是另外一回事。中国许多科技官员的思维仍然停留在计
划经济的时代,认为科技发展是可以精确、定量地规划,按部就班地实现的。
然而,这种类似于工程建设的做法,只适用于某些技术应用项目,这些项目的
科学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也已具备了比较成熟的技术,只要有足够的经费和人
手,就基本可以得到想要的结果,其实现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份规划列举的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科技成就,例如“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杂交水稻、陆
相成油理论与应用、高性能计算机等,都属于此类。

这份规划确定的16项重大项目中的大部分,例如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等,也属于这种情况,其实现是
可以预料的,有的已经部分实现。例如载人航天工程已三次成功发射载人飞船,
并实现了航天员在空间出舱按计划活动,接下来将利用载人飞船技术改装、发
射空间实验室,开展微重力科学和空间生命科学、空间天文和空间物理等方面
的科学研究。探月工程工程已经实现绕月探测,接下来,在2012年前后将实现
月球软着陆和自动巡视勘察,2017年前后实现自动采样返回。

有的项目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早已有了现成的产品,但是受社会因素的
干扰而阻碍了其推广。例如计划投入约200亿元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
科技重大专项。人类种植转基因作物已有近20年的历史。转基因技术通过在传
统作物中转入外源基因,让其具有抗虫、抗病、抗除草剂等性能,减少农药和
杀虫剂的使用,既能增加产量,也有利于保护环境。对转基因新品种的研究,
美国一枝独秀。欧洲则由于受政客和极端环保组织的打压,转基因作物被有系
统地妖魔化,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产生了疑虑。尽管欧洲委员会曾
经认定过转基因新品种与传统育种的新品种相比并非更不安全,甚至更为安全,
但是其在欧洲的发展仍然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正是中国乘机赶上的大好
机会,在转基因品种的研发和推广方面有望进入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但是,
欧洲反对转基因作物的声音近年来也传入了中国,更有国外极端环保组织在中
国的代言人经常在国内媒体上发布反对转基因作物的新闻,在中国公众中制造
恐慌。导致早已研发出来并完成各种安全评价程序的抗虫害转基因水稻迟迟无
法进行商业化种植。在未来的10年,中国很可能培育出更多的转基因生物新品
种,但是能否获得批准种植,则不是个科学研究问题,而是个科普问题和政治
社会问题,取决于中国公众对转基因作物能否有更理性的认识,中国政府部门
是否有在这个问题上对抗社会舆论的决心。

还有的项目则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限于中国现在的科技水平,能否如
期实现就很成问题。以“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为例。中国在新药研
发方面本来非常落后,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差极大。60年来中国自主研究的新
药获得国际承认的寥寥无几,经常在国内媒体上被提及的只有青蒿素一种。但
是这个“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给每个新药研究课题的经费不超过500万元,却要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完成30个新药临床研究,这无异于试图实现科技大跃进。即
使在新药创制最为发达的美国,也不太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在美国,一种新药
从开始研发到获得批准,平均需要8.5年,花费数亿美元。

不过申请到这个重大专项的科研人员是不会担心在明年交不了差的。他们
想必不至于相信在短短的两年内就能奇迹般地发现、验证这么多的新药。他们
大概会以这几种方法交差:把模仿国外药物的仿制药当成新药向药监局申报;
不遵循新药验证的规范程序,缩短研制时间;用中成药申报;把已有的药物稍
做改变,包装成新药申报。这是历年来的常规做法,不然中国哪来那么多“新
药”?

这样的“新药”当然只能在国内自己用,无法获得国际认可,成了中国人
自己使用的中国特色的药。一个药物如果被证明了真正有效,是会很快传遍世
界各国的。药物的疗效没有国界。一种只在一个国家使用的药物,其真实疗效
如何总是令人起疑。规划的制定者很清楚这一点,所以还希望能走向世界,
“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还要求在十一五期间“争取1-2个具有我国自
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物能够在发达国家完成或基本完成临床试验”,就是想要
让它获得发达国家的承认。新药的临床研究一般分成三期,I期临床试验时间
持续数月,II期临床试验时间持续几个月到两年,III期临床试验时间持续一
年到四年,即使试验过程一切顺利,并把各期临床试验完成后总结、申请下一
期试验所需要的时间忽略,至少也要花上两、三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基本完成临
床试验。这个专项现在距离十一五结束还只剩1年,连临床试验的时间都没有了,
还好那只是“争取”,而不是强求。

现代药物的开发是大军团作战,需要众多不同领域学科的专家的通力合作:
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在细胞、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理、病理和设
计药物,有机化学家合成药物,毒物学家研究药物的毒理,药理学家研究药物的
药理,计算机专家对药物进行模拟和分析,医生对药物进行临床试验和观察疗效,
统计学家统计治疗结果,等等。而新药开发的第一步,是从研究人体的生理功能
开始的:生理学家研究人体在正常状态下的各种生理功能和变化规律,生物化学
家研究生命过程中的化学变化,分子生物学家则研究参与生命过程的各种分子的
功能和相互作用。因此新药研发是建立在生物医学基础研究之上的。中国新药研
发的落后,首先体现的是基础研究的落后。



规划纲要对中国基础研究也进行了面面俱到的规划。但是基础研究与技术应
用、工程建设不同,它的发展更具有不确定性。在科学史上,重大的科学成果很
少是被事先规划出来的,很多重大科学发现纯属偶然。基础研究更依赖长期的积
累和循序渐进,不是靠短期的激励就能取得成效的。基础研究的发展固然离不
开经费的支持,但是基础研究成果却不是靠加大资金投入就能生产出来的,至少
还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学术人才和学术环境。这两个因素的提升,却不是短时
间内可以做到的。

一流的学术研究需要由一流的学术人才来从事。科学研究在现在的中国已经
不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职业,难以吸引到最好的学生,这从近年来各省的高考状元
普遍选择经济、金融专业即可看出。学习科学专业的学生,最好的一部分又选择
到国外深造,之后又选择留在了国外。如果从世界科学的发展来看,这并非坏事,
这些人才也许在国外更能发挥其才能,对科学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对中国
本土的科学发展而言,人才流失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另一方面,教育腐败和浮
夸的社会风气,严重影响着国内科技人才的培养。虽然历经多年的扩招,中国获
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在2008年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其中大部分缺乏必要
的学术素质和学术训练。而占据学术高位的资深科研人员却未必有能力、热情或
精力真正领导科研。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即使政府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
却难以找到胜任的人员来承担重大课题。

从国外引入人才是一个救急的办法。从“长江学者”、“百人计划”到新近
启动的“千人计划”,都以吸引留学人才回国为目标。“千人计划”更是号称以
从国外引进高层次的学者为重点,以期大幅度提升中国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
自主创新实力。但是,这些人才引进计划在实施中都出现了种种问题。享受这些
计划的待遇的归国人员很多并没有符合其引进要求,算不上杰出。虽然也有许多
已在国外学术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的华人学者被以这些计划的名义引进,而实际
上他们仍然全职在国外工作,到国内的活动不过相当于度假,对国内的科研并无
实质性的参与,国内院校不过是利用他们的名声来获取国家科研经费。少数高层
次人才即使真正全职回国,往往也异化成科技官员和公众人物,而不再是潜心科
研的学者。获取在国外无法得到的权力和名声,本来就是其回国的动机。这些人
的回国,很难说能对中国科学发展起到多大的正面推动作用。

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最大的,还在于科研体制的落后。现在的科研体制仍然
在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官本位体制,学术权力掌握在行政官员手中。一批非专业
出身或已脱离专业研究的行政官员决定着重大项目的资金分配和成果评估。在这
种体制下,科研经费的发放就可能成为关系户的分钱游戏,有时到了荒谬的地步。
还以“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为例,“十一五”计划第一批课题申报指南
的发布时间为2008年8月29日,受理申报材料的截止日期为2008年9月4日;第二
批课题申报指南的发布时间为2008年9月23日,受理申报材料的截止日期为2008
年10月13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多的科研经费的申报,其效率之高,称
得上奇迹。这样的经费发放,显然只是在方便那些事先知道信息的关系户。难怪
获得这一项目经费支持的人,很多也是其他重大项目经费的常客,并无新药创制
的背景或经验。这样的重大项目会取得什么样的实际成果,也就可想而知。

重大科研项目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是否如期完成,同样由官员决定。他们
并无进行专业评估的能力,但是至少会数数,论文的数量成了评价一项科学项目
的成果的“客观”标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看重论文数量,特别
是所谓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的数量。即使是从国外引
进的高层次人才,也入乡随俗地宣传自己曾经在高档次期刊上发表过多少篇论文,
并保证在某个课题完成时将发表多少篇论文交差。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总数已跃居
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位,在未来的10年内成为世界第一论文强国也并非不可能。
但是发表论文固然是发表科研成果的正常渠道,论文本身却不等于科研成果,论
文数量的膨胀更不等于科学成就的跃进。何况,如果考虑到在这种重数量不重质
量的学术评估体系刺激下的数据造假、抄袭和一稿多发,论文数量所代表的意义
更要大打折扣。

总之,在未来的10年,也许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幅前景:在某些已较成熟
的技术应用和工程领域,在有足够资金保证的情况下,中国有望如期完成规划,
例如空间科学和技术方面。在其他一些更为落后的领域,难以有实质性的成果,
大量的资金投入最终收入的可能只是一些表面文章,例如新药创制项目。而基础
研究领域的前景更不容乐观,或许不过是制造出更多的论文,让一个个重大项目
变成了一串串论文数目。科学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并不存在大跃进。中国科学
要快速发展,更迫切需要的是科技人才的培养、科研体制的改革和学术环境的改
善。这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计划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在短短的10年内让中国一
跃成为科技强国,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不能获诺奖源自中国传统文化

不能获诺奖源自中国传统文化

 邱波
联合早报

  随着新一届诺贝尔奖的陆续公布,有关中国本土学者至今无一入选的尴尬现
实,便又成为中国媒体和网友共同展开讨论的热门话题。中国学者之所以总只能
扮演诺贝尔奖的看客角色,其原委肯定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中国学者的开创性
存在不足的欠缺,恐怕也有诺奖评委可能存在偏见的因素。但不管怎么说,不论
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人文科学领域,中国学者至今均未有产生足以引发世情激
荡的研究成果,则是有目共睹的。要令13亿中国人无诺奖的受挫局面发生深刻改
变,准确探询问题根源则恐怕是当务之急;而在笔者看来,低俗的好面子做派是
中国人的最大短腿。

  需要强调,不论是现象层面的诺奖荣誉,还是实际层面的社会发展,其根本
推动力几乎都源自各国大学的相关表现,这也是笔者将大学表现优异与否来作为
探讨主旨的动因所在。其实,中国人好面子的行为方式不仅传承久远,而且表现
万端。多少年来,由于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好面子作为几乎层出不穷,豪华的大
学校门曾经成为议论热点的事实便是又一例证。

  豪华校门只是缩影而已

  尽管很多遭贬斥的大学都对网络上流传的关于自己校门的高昂造价予以了否
定,甚至还以自己校门的造价仅有几百万元的事实来标榜自己的节省意识,但人
们的质疑是,仅仅一个校门便要投资数百万元,这难道还不够铺张吗?如果将这
些钱用来解决贫困学生的学费问题,不是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吗?甚至还有网
友贴出了美国哈佛大学的校门照片,并加了注释:“已经灰黑的红砖垛,一个黑
色的铁栅门,红砖垛上嵌了刻着校名的石头。我不能不相信,这就是哈佛大学的
大门。”

  毫无疑问,国内高等教育的管理者肯定都知道当了20年哈佛校长的科南特关
于大学地位的评价,那就是:“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
代一代人的质量”。

  对于这样一则彰显大学精神的至理名言,国内高等教育的管理者却置若罔闻,
显然,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好面子做派已然将这些“未来精英的塑造者”裹挟进去。

  国内诸大学竞相在门脸上展开角逐固然荒谬,但这何尝不是整个社会好面子
风潮的一个缩影?且不说全国各地究竟遍布多少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单就新闻
媒体在关于某地发展成就的相关报道时,也都更倾向于展现诸多形象工程的实际
情况来看,好面子作为之所以在中国历久不衰,实际上是由上层需要与下层逐利
等多种因素共同催生的结果,虽然其中也附着了诸多文化层面的内涵。

  好面子源自急功近利

  正是由于文化积淀与社会现实的交互作用,从而也就使得中国人的好面子作
为对自己的创造活力构成了万劫不复的损害。情况很清楚,潜隐于好面子作为背
后的,是强烈的“显摆”心理。一所大学要靠不断涌现的杰出人才来展现自己的
实力,那需要在默默无闻的状态下进行多么漫长时间的努力啊;如果光鲜的外表
便能达至展示成就的目的(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也确实习惯于以外表是否光鲜来作
为判断标准),那又何必去埋头苦干呢?

  笔者曾看过中国某电视机构拍摄的关于神农架野人的专题片,尽管片长达两
百多分钟,却没有任何野人的影象。据片中介绍,摄制组曾于一天上午登上了神
农架顶,下午便撤了下来;这与英国一个摄影师为了拍摄豹子的生活习性而在非
洲草原呆了半年之久的情形,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正因为任何一项伟大的创造都是艰辛求索的结果,因而,充分体现着急功近
利特点的好面子作为,也便从根本上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活力;虽然传承五千年
的辉煌文明,虽然建国以来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中国本土却迄今未能产生一
个诺奖获得者,这不是非常生动地印证了中国人那种急于展示成就的好面子作为
对自己创造活力所造成的严重戕害吗?!

美国名牌大学和普通大学之间的选择

美国名牌大学和普通大学之间的选择

刘以栋
From CND.org
                            
虽然在美国考上大学不难,但是怎样选择一所合适的大学去上,每年还会牵动许多考生家长的心。作为一名普通的华人家长,我想在这里提一些个人看法,供大家参考和指正。

平心而论,美国的高等教育是世界一流。美国考生考大学,我看更象是选大学。只要想上大学,没有考不上这回事,不同的仅是去不同的大学而已。

但是,美国的大学上千所,其中的质量好坏相差甚远,所以大家都想把小孩子送到美国的名校去读书。网上对是否送小孩去名校讨论很多,我认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小孩是否去名校也是各有利弊。

上名校的好处

名校之所以成为名校,是因为它们有比较杰出的地方。如果你名牌大学毕业,至少大家心理上认为你很聪明,不会立刻把你拒之门外。

美国的名牌大学一般都是私立大学。我认为美国的名校的优点包括:学校比较小,师资力量比较雄厚,学校经费比较充足,学生质量比较整齐,班级比较小,学校校友会力量比较大等。

因为美国名校的这些优势,所以它们的毕业生也容易受到市场的亲睐。许多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只招名校毕业生。在一般的公司招聘中,名校的毕业生也会得到优先考虑,并且许多大公司经常会到名校的校园来招聘。

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名校的毕业生去向较好,好学生努力去名校,成功的名校毕业生再回报母校,使得名校长久不衰。

上名校的代价

既然上名校有许多优点,所以很多人都想送子女去名校,这样就产生了供求关系的不平衡,增加了上名校的代价。

要想上名校,就要提早做准备,尽可能满足名校的那些苛刻而不明确的录取要求。因为大家都这样去准备,所以很难讲你准备得很充分,肯定能被哈佛等一流名校录取。

即使你的小孩被一所名校录取,名校高昂的学费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许多美国人在小孩学费和自己退休金之间,宁愿送小孩去普通的州立大学,给自己的退休留下保障。美国的华人家长更容易倾其全力供子女去上私立名校,延伸自己的梦想。

上名校的另一个代价是心理压力。美国名校的学生大致分为两类:豪门子弟和聪明孩子。豪门子弟有自己的圈子,根本不在乎学习,象布什那样的B类学生后来一样可以当总统。聪明的孩子自然比较刻苦用功,所以竞争就会比较激烈。你小孩在高中是尖子学生,如果现在却变成了普通学生,他或她的心理是否能承受。

冷静看名校

在美国的大学中,前一、二百所学校都不错。只要你的孩子努力,这前两百所学校都不会耽误你孩子的前途。

根据古人田仲赛马的故事,名校的中等学生和美国普通大学里的尖子学生相比,前途也未必好到哪里去。

况且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的那种高收入,以后未必还能持续下去。即使能进那样的公司,那种工作方式也未必有益于身心健康。

长远来看,一个本科文凭未必能走多远。我的一位年长的朋友讲,三、四十年前,20%的年轻人上大学,现在,20%的年轻人上研究生。三、四十年前,凭高中文凭就可以找到一份稳定的产业工作,而今天,这些产业工人则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前景的压力。谁说现在大学生的状况不会跟以前的高中生一样。如果以后上研究生,那么本科是否去名校就不是那么重要。

上名校因人而异

我曾跟许多美国同事讨论是否去名校的利弊。总的感觉是,如果你以后要做生意,或者想当律师,那么最好去名校,那个圈子认那个牌子。名校的牌子有利于你融资和引人注目。

如果以后想当医生,除非你想当全国有名的医生,否则一般的大学就可以。以后去医学院,去当住院医,去做专科医生,还有许多机会做调整。

如果学普通的工程或科学,那么去哪个学校影响都不大,因为你以后还是要读研究生。

我的许多美国朋友倾向于送他们小孩子去小的私立学校。不是为了学校多么有名,而是为了给小孩有一个好的学习和成长环境。

孩子都是自己的好!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人是普通人,所以我们也不要对自己的小孩寄托太高的期望,否则对大家的身心健康都不好。

2009年8月24日星期一

中国教育要创新: 中国孩子创造力世界倒数第五

丁慎毅

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世界21个国家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而创造力却排名倒数第五《中国孩子创造力世界倒数第五》(8月20日《光明日报》)。当你看到这样的消息时,亲爱的教育部,你哭不哭?现在的孩子求学越来越早、成家越来越晚、毕业越来越难找到工作。有个孩子说,我背了一麻袋钱上大学,换回一麻袋书,毕业了,用这些书还换不回一条麻袋。播下龙种,收获跳蚤,这就是当今中国大陆教育的现状?教育部现在的主要任务好像是不时下个不疼不痒的通知出个不咸不淡的措施,让大家别忘了这个部门的存在,比如近日又瞎折腾什么调整44个汉字的写法。令人奇怪的是如此“中庸”的教育部官员们却坐稳了位子。亲爱的家长,你哭不哭?在当今教育的比赛场上,我们被告知这样那样的规则,咱们一群大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望女成凤、望子成龙,给孩子在学习增加了更多的束缚和压力,从小上各种培训班,为的就是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而创造力却排名倒数第五?

失去了想象力的教育体制,只看眼前利益的政府官员,被捆绑了做奴隶的家长,终于联合创造了今天的教育奇迹。也许接着教育部门会出来说话了,说这个调查不全面,或者举出几个美国英国日本没有创造力的例子来遮羞,但是,除了由大陆的统计部门来调查或许可以得出一个让教育部门满意的结果来外,我看,再换一个国际组织调查也不过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事。

青少年时期,创造力更多地体现为想象力。创造力的匮乏,无异想象力的匮乏。爱因斯坦曾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且是知识进步的源泉。”但是,你说我们失去想象力了吗?好像不是。我们只是失去了正常的想象力。咱们还是说两个现实的例子吧。

《瞭望东方周刊》第30期作者王军有个小品文叫《全家作业》,篇幅不长,全文照录吧:

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自学校带回一项家庭作业,要求如下:1、写两篇歌颂某事的文章 (要求打印在A4纸上);2、自己设计并绘制一份手抄报纸(A3纸);3、三张表现家乡变化的照片。注:上述几项要统一装订,打印封皮,并写明XX校XX班XX。

我仔细一琢磨,这份家庭作业竟然涉及电脑、打印机、办公软件、中文输入法、绘画、各种规格的纸张、相机、摄影、照片冲印、装订等多设备和程序—分明是专业秘书该干的活儿,还得外加一名画家和摄影师——这,三年级小学生能独立完成吗?

儿子却轻松地说:“没事,我都想好了,让爷爷画画儿办报纸,老爸你去照相片,然后拿到冲印店冲洗,我自己动手写作文,我妈负责打印兼装订。 ”末了,他还特意叮嘱:“一定要把我们班主任的名字打在封皮上,前面加注‘指导老师’四个黑体字。 ”

读到这里,你能说我们的孩子没有创造力吗?但是孩子们的创造力似乎走上了歧途。

再来看个美国的例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钢有篇文章叫《我所看到的美国小学教育》一直被网民们不断转发。录个片段吧:

有一次,我问儿子的老师:“你们怎么不让孩子背记一些重要的东西呢?”老师笑着说:“对人的创造能力中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所需要的比它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就不会让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聪明,这就是我的观点。”

高钢说,他的感受可能正是两种不同的基础教育体系所造成的人之间的差异。中国人太习惯于在一个划定的框子里去旅展拳脚了,一旦失去了常规的参照,对不少中国人来说感到的可能往往并不是自由,而是慌恐和茫然。我常常想到中国的小学教育,想到那些课堂上双手背后坐得笔直的孩子们,想到那些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严格的考试……它让人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和束缚,但是多少代人都顺从着它的意志,把它视为一种改变命运的出路。
韩寒说,中国孩子第一次说谎话就是从第一次写作文开始的,看似偏激,实有道理。那种“说真话”教育的优点就是,在语言运用上,它比任何强行规定的教育更为实用:只要学生言之有物,而又觉得非说不可,他也就有了交流思想的真正技巧。而我们呢,我们的教育是教你怎样按别人想的去想,而人家的教育是叫你按自己想的去想。这就是差异。

现在都说中国是世界工厂,但是中国自主创造的高端产品很少似乎可以说明问题。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现南开大学滨海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赵启正说:“作为一个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文化发源地,只出口电视机,不出口电视机里播放的内容,也就是不出口中国的思想观念,就成了一个‘硬件加工厂’。”

看来中国的创新教育不是没有人明白,可怕的是有人揣着明白装糊涂,有人本来糊涂装明白,有人本来明白又被糊涂,有人本不糊涂却又被明白。

□ 观察

2009年7月31日星期五

华人在美国三部曲,走出边缘不等于融入主流

华人在美国三部曲,走出边缘不等于融入主流


  7月14日夜晚,在洛杉矶郊外的柯汶纳城,一家墨裔经营的餐厅里热闹非凡,满面春风的赵美心一袭红色套装,接受数百名来宾络绎不绝的祝贺。一眼望去,祝贺者黑、白、棕、黄各种肤色都有。这一天,她在一个拉丁族裔占三分之二的选区以超过6成的票数大胜,成为美国立国以来,进入国会山庄的第一位华裔女议员和第二位华裔议员。

  在同一刻,在不远处的柔似密市区,一间狭小得多的房间里,她的共和党竞选对手,同是华裔,而且还是远房“堂嫂”的赵美生平静地接受失败的结局,并拨打了向赵美心祝贺的手机。

  在同一天,奥巴马内阁的两位华人部长,商务部长骆家辉和能源部长朱棣文联袂抵达北京,向中国展开“绿色外交”。在一个星期以后的7月21日,美国加州州长施瓦辛格签署由华裔议员方文忠提出的法案,就100多年前,就排华对华裔的不公正行为正式致歉。

  这一个星期内接连发生的事情,不管是放在5年的时空里,还是放在50年乃至100年的时空里,也都是些里程碑式的事件。在这一刻,对赵美心,对骆家辉,对美国华人而言,最恰当的一句话是“不容易。”

  当年,华人对美国的贡献,尤其是对美国西部开发的贡献彪炳史册,却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以法律形式,以政府的名义,“合法”地被排斥、被迫害的族裔。华人活着时不能与白人通婚,死后不能葬在白人的墓地里。即使在《排华法案》废除以后,华人的社会地位还是十分低下,更不用说政治地位。在国会登堂入室,就是痴人说梦。远的不说,我们读书时的“东道家庭”(Host family)的刘笑培先生,约在50年前,在帕沙迪纳市买了一栋住宅。结果17名白人联署,要求他搬离新居,其依据就是当时全美房地产业仍在实施“种族限制惯例”。这封信,现在保存帕沙迪纳历史博物馆,默默地述说着华人当年的不公遭遇。而50年后,在帕萨迪纳以及周边的华人密集的城市,华人以强劲的购买力,在金融海啸猖狂的今天,维系着社区的房价不至崩盘。

  华人在美国,可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被“妖魔化”阶段,这就是从1882年到1945年《排华法案》施行这一阶段(加州时间还要更长)。在这一时期,华人是被视同“等外族裔”,饱受迫害;二是被“边缘化”阶段。这就是1945年以来华人的情形,在社会上被视同二等族裔,饱受歧视。“陈果仁”事件,就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而在今天,华人正大步走出边缘,迈向主流。

  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言,对于被歧视的族裔来说,走出边缘,迈入主流,是他们的最高梦想。为此,一代代华人做出了努力和牺牲。除了与当“苦力”的前辈一样勤劳,会开餐馆,开洗衣店外,他们会读书,出了杨振宁、李政道等这样的科学家;他们会功夫,出了李小龙这样的电影明星;他们居然还有高个子,会打篮球(当然姚明说来不是美籍华人)。正是这些努力,点滴改变了华裔在美国社会的地位。

  走出边缘,有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指标,但都无法取代政治的指标。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华人占据着经济高地,但在政治上乃至法律上长期都是二等公民。在美国,非裔早就出了乔丹这样的体坛巨星,出了杰克逊这样的流行天王,但直到奥巴马入主白宫,人们才会说,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初步实现。

  当然,今天华人走出了边缘,甚至走入了国会,并不等于已经融入了主流。和其它少数族裔一样,在职场、在政坛、在学校,种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壁垒依然存在。这里面,有客观的原因,加州对华人道歉了,但社会对华裔的偏见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消除,而且,联邦政府还没有道歉,历史和现实的包袱还沉重地压在华人身上。对于华人而言,如何自立自强,如何争取权益,如何融入主流,还是一个恒久的课题。

□ 美国《侨报》

中国博士超过美国,一半博士进入官场

中国博士超过美国,一半博士进入官场

海涛
CND.org

中国的博士人数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博士授予国家。中国博士中,有一半在当官。有中国专家学者说,这种现象折射出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和方针存在严重的偏颇。

星期二苹果日报报道,中国有关机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进行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历时两年,推出近30万字的报告,将在下月公布。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授予国,而其中半数以上博士进入政府当官。

事实上,早在今年3月,新华网就转载中青报报道说,2008年,中国就培养出5万多博士,美国只有4万多。美国只有250多所大学可授予博士学位,中国早已超过3百大学。

*中国学术评定机制有问题*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博士说,这种现象说明中国教育界出现弊病和严重的问题:“要想普及高等教育,是普及本科。对高学历增长速度这么快,每个大学都想增加博士点。每一年,为了增加博士点,有大学把公关费定在3百到5百万。”

夏业良说,很多大学本来并不具备博士学位点资格,但后来都达到了。有的大学从名牌大学聘请兼职教授在本校挂名,就获得博士学位点评定。

他说:中国的学术评价机制是个混乱机制,没有统一标准。有很多都是黑箱作业,有的人,明明没有发表那么多著作或论文也都被学术委员会通过了。

*政治局委员是博士*

中共17大成为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李克强;成为委员的李源潮、刘延东都是博士。习近平是清华博士,李克强是北大博士,李源潮是中央党校博士,刘延东是吉林大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家夏业良说,习近平在中共16大时填的学历是清华经济学博士,17大时就成了法学博士。

*中国社会赢者通吃?*

北大新闻学院前教授焦国标,因学术观点政治观点,而被解聘成了自由撰稿人。他认为,中国教育界问题多多,这个[博士满街走]的现象,只是冰山一角。博士当官,反映中国社会赢者通吃的特点:“说明这些当官的, 所有的荣誉,实际的好处,有可能的话,他们都会占尽。刚才提到的那几位,他们都没有正儿八经地在学校读过博士,花过功夫,写过论文。”

不过,焦国标也认为,中国社会让人更加愤慨的事情,实在太多,没有功夫理会这些涉及学术造假和学位质量问题。他也说,博士当官,或官获博士,也有其正面意义,也算象征性的行为,能起到风向标的作用,让全社会更加重视教育。

*博士争官官争博士对社会发展无益”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张博树则认为,这种现象对社会健康发展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培养这么多博士当官,这本身就是功能错位!当官需要博士学位吗?从教育发展本身来看,这是很荒谬和荒唐的现象。”

张博树说,真正需要研究的事情,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中国很多当官的认为,有个学位,就能提高自己的文化档次,有的博士当官,就是他们认为,在中国这个官本位社会,当官是一个更有前途的事业。

张博树说,官争博士,或博士争官,把整个事情都搞歪了:“学历是干什么的?是拿来作研究的,或从事教学,和当官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张博树认为,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的博士学历,水分太大。“真正货真价实的,是他们的本科学历。”

不过,按照北京大学的夏业良教授的说法,有的政治局常委,连本科学历也没有。

*因政治观点影响学术和职称评定*

夏业良在北大执教多年,有关方面因为他的政治观点,一直在学术和职称方面压他,不给他评定相应的职称。而张博树更惨,他在社科院哲学所将近二十年,尽管学术成果不少,但也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他的职称,仍然停留在18年前的水平。而焦国标、夏业良、张博树三人,都是经过多年寒窗苦读,才拿到博士学位的。

2009年7月15日星期三

Teaching Chinese in America 我在美国教中文

美国学生好头疼

方壶斋
From CND.org

教外语多少年了,从来认为朗诵是一个很有用的练习,既锻炼发音器官,又复习课文。在课堂里带领学生大声朗读课文,可以让大家同时得到练习的机会。我们当年学英文的时候,不是常常被老师指示:“Read after me”吗?

但是在美国学生那里,这种中国老师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却得到抗议。为什么?他们说没有用!他们说应该一个一个地读,一个人读,别人听。可是我的目的不是检查单个学生,而是要大家同时练习发音,检查另外有检查的时候呀。不行。最后妥协,两个人互相读,这样每个人的朗读量虽然减少了一半,但总比一个人读大家听好一些。可是这样做,牺牲了学生模仿老师发音的机会。老师也没有办法。

事后想想,这也怪不着美国学生。在中国学外语,大班上课,甚至几百号人跟着李扬在体育馆里“疯狂英语”,没人抱怨,可能还觉着热闹,人气十足。美国不一样。美国的文化不是集体疯狂的文化,而是注重个人的文化。美国人从小就受到个别的注意,从小就被灌输“我是不同的”的理念,所以长大以后的学习风格也侧重个别辅导。据说最好的外语学习方式是一对一的。当然,谁不想这样?老师也省事。可是有多少人有这个上私塾的条件呢?大部分人还得去学校。这里就有一个共享师资资源,共享课堂时间的问题。

我在教美国学生汉语的时候,还发现一些别的美国学生不同于学外语的中国学生的地方。中国学校里的晨读在这里是见不到的。美国学生早上上课之前,宁可在学校里用英文聊天,也不愿意朗读课文,更不用说捧着课文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地念了。要他们声情并茂地念课文那更是异想天开。给了他们课文录音,他们也很少去跟读。

给美国学生分析句子结构,特别是长句结构,常常会使他们堕入五里云雾之中。美国人大概只有到了念语言学专业时候才会分析句子结构。美国早已经没有过去的那种“语法学校”了。据说美国人的语法概念比欧洲人差很多。

记得在中国学英文的时候,通过念课本学到了多少历史文化知识。通过文革前的课文知道了罗宾汉的故事,文革后的课本也有美国革命第一枪的故事(我问我的美国学生,大部分人不知道)。英国的《新概念英语》,美国的《今日英语》都让我学到了不少当代英美社会的知识。学语言跟学知识是分不开的。可是美国学生却不这样想。我们教《话说中国》,学完以后居然有人说北京的名胜古迹有秦始皇兵马俑! 那些大禹治水,昭君出塞的故事就更不要指望他们能说出个一二三来了。的确,不少美国小青年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尚且一知半解,更不用说去关心别的国家的历史了。

我教语言的一个信念就是语言是获取知识的工具。你学会了没有就看你能不能用它去读懂听懂你的课文里没有涉及的话题。你学中文,并不等于你只能用中文了解中国的东西。你应该也可以读懂中文写的关于其他国家的文章。美国学生对此很不以为然。一换了内容,尽管词汇是学过的,句子结构是学过的,他们照晕不误。

美国学生还有一个特点:不会记笔记。这都要怪美国没有政治学习。他们从来没有过开会记笔记回来传达或者认真领会的经历。我上听力课,要他们记笔记,他们说一动笔耳朵就不灵了。可是他们的瞬时记忆又很短,因此一旦听的东西长一点,他们就抓瞎了。美国有专门的学习方法的书教怎么记笔记。想想当年革命的时候,革命干部有几个人是先学了怎么记笔记再去开会的?还不都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在美国教书,得顺毛捋,得耐心。第一不能批评,而要常表扬,那叫少给负面强化,多给正面强化。第二要多做个别辅导,那叫因材施教。第三要多给容易的功课,那叫不能一棍子打死。第四要少留家庭作业,那叫课堂以外是个人的自由。第五要多做游戏,那叫寓教于乐。第六多讲大面,少究细节,共产党才最讲认真二字。第七别上杆子灌输你的博大精深,最好是对炫耀自己知识的机会敬而远之。第八别给美国学生讲你喜闻乐见的故事,因为美国学生看问题的角度跟中国老师不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智不足者见到的只有荒唐。比如庖丁解牛的故事在美国学生眼里就是一堆血腥。王母娘娘的蟠桃宴他们则理解为王母娘娘请神仙来吃她的豆腐。第九别给学生看《活着》这类电影,别想往美国学生身上转嫁你曾经感受过的文革痛苦,那是他们生活中不能承受之重。他们爱看的只有《卧虎藏龙》。第十讲课中莫谈国事,因为那不仅可能引起两岸政见纷争,也容易导致世界大战。保持政治上的正确非常要紧。

2009年7月10日星期五

读书贵,就业难: 中国教育失去了反贫困功能

"何以在恢复高考30年之后,中国又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呢?原因很富有“中国特色”,一是读书贵,二是就业难。这两点反映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即中国高等教育丧失了反贫困功能。"


中国高等教育失去了反贫困功能

何清涟
From CND.org

  中国2009年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出现了高考人数减少的状况,而此前也早已出现重点高校农村学生比例逐年下降的情况。综合解读这两大信号蕴含的信息,对了解中国未来的走向至关重要。

  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大计:提升国民受教育水平

  对于一个国家与民族来说,教育质量高低与其国力及国民素质直接相关。教育除了可以全面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提升人力资本的价值等之外,最重要的功能应当是其反贫困功能。迄今为止,所有国家的反贫困策略当中都有一条行之有效的长期策略,即提升国民教育水平,让尽可能多的穷人子弟接受大学教育,根除贫困的代际传递,以此方式逐渐减少并“消灭”穷人。

  教育这一社会功能也符合社会基本单元家庭的期望。从家庭利益来看,负责任的父母总是期望通过教育来提高子女的生存能力与发展能力。在发达国家一直有个说法,即“高等教育是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家庭投入重金让子女接受教育,其实就是为了给子女买一张进入白领职场的门票,使其获得一个相对未受教育者要好一些的就业机会。在这一点上,家庭与国家对教育的期望一致,均以反贫困为目标:国家是通过消除个人贫困达到消解社会贫困;家庭是通过教育提升子女作为“人力资本”的价值,爬升上相对高点的社会阶梯。在世界各国中,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重视子女教育这一特点非常突出。

  中国教育缘何失去了反贫困功能?

  何以在恢复高考30年之后,中国又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呢?原因很富有“中国特色”,一是读书贵,二是就业难。这两点反映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即中国高等教育丧失了反贫困功能。

  一是高等教育的投入过高,造成因子女教育致贫的家庭大量存在。

  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化从诞生之日开始就颇遭诟病。辩解者声称这是“发达国家”经验。其实,发达国家“教育产业化”有一个基本前提,即该国大学学费与人均GDP之比。以发达国家中居于中等偏下水平的加拿大为例,该国近10年大学学费占人均GDP的7-8%左右,美国约为15-20%。中国实行教育产业化之后的2000年,人均GDP约6,500元,大学学费3000元,占人均GDP的46.15%,2001年人均GDP增到7,543元,学费约5,000-6,000元,占人均GDP的比重为70—80%。此后学费逐年上涨,视学校质量不同,大学学费约占中国人均GDP的70-100%。也就是说,中国普通家庭承担的教育费用负担远远重于发达国家的国民。

  学费负担过重,造成中国农村出现这种情况:哪个村子的大学生越多,哪个村子村民就越贫困。这样的事例从世纪之交就开始屡屡见之于中国媒体,远的不说,以2007年陕西合阳草根商人党宪宗发布的一份独立调查报告为例,这份调查报告调查了110个农村家庭,展现的现实怵目惊心:儿子交四年大学费用48,000元,需要母亲卖96万个烧饼;110户农户中,11人因高额学费而累死、自杀或病逝;家有两个或三个大学生 的农家,往往欠债四、五万,有的甚至高达十几万。一位有30年党龄的村支书对教育高收费政策非常不理解:“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用,顶我三十年给国家交的农业税,这存心是不让农民的孩子走进大学校门嘛!”

  说穿了,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实质是政府放弃教育投入责任,将负担转加至受教育者家庭。但一向忍辱负重且处于无权状态的中国人为了子女的前途,对于这种不合理的政策也被迫接受了,让他们彻底绝望的是“高投入”之后的“低产出”直至“不产出”:以青海省为例,四年大学学费相当于一个强劳力35年的劳动收入,但能够找到的工作基本上只是服务行业的沙锅师、饺子师、点餐员、传菜工、配菜工,许多人甚至找不到工作。

  二是大学与就业及社会上升通道的断裂,人们过去的高支付未能换得“未来”。

  教育之所能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反贫困的根本策略,主要是因为教育具有的社会改造与个体改造功能。现在且不谈“社会改造”这一宏伟目标,仅是实现“个体改造功能”就非常困难,因为近年来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进入职场越来越困难,中国社会目前至少有1,000万历届大学毕业后失业者(政府承认的只及此数的一半),不少人游荡在城市边缘,成为“新流民”。

  就业机会的稀缺,使得大学生就业的竞争已经不是个人能力的竞争,而是家世背景与社会关系网络的竞争。早在2005年,北京大学教师文东茅就写过一篇调查报告,名为“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该文以全国性高校毕业生调查为基础,以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分析了家庭背景对子女高考成绩、就读院校、毕业去向、就业收 入等的影响。其中专列一节分析“家庭背景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指出父亲的职业状况决定子女的就业机会,父亲职业为行政管 理人员、各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者,其子女的就业机会均高于平均水平,而父亲职业为农民、个体工商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以及离退休、无业、失业、半失业 人员者,其就业机会低于平均水平。

  这一情况在微观上也得到验证,比如广东省丰顺汤坑新铜村历来“崇文重教”,出了不少大学生,有“状元村”之称,但从1996年到现在,却没有一个大学生能够成为“国家干部”,据说参加公务员考试者能通过笔试者甚多,但都过不了面试。原因是因为“面试是考家长”,即“考”参考者的家世背景。因此这个“状元村”已经开始萌生“读书无用论”。

  中国还未完成“从身份型到契约”的社会进步

  高等教育的进口费(学费)昂贵,以及“出口”(毕业)与就业及社会上升管道之间的断裂,造成了中国参加高考人数减少。这一现象其实比经济危机更能深刻地预示社会衰败。在中国尚存大量文盲、半文盲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大量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现象,在经济上,它标识着中国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无法消化大学教育为社会输送的“人力资本”(当然也标识教育的不成功与不合理);在社会结构上,它标识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让底层社会成员彻底失去了向上的希望,中国自唐代实行科举制打破门阀制度,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底层社会的激励机制以来,这是首次出现上升管道大规模梗阻现象。往深里说,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预示社会衰败之外,还表明中国至今还未能从身份型社会进入到契约型社会。

  限于篇幅,这里只指出一点,一个社会,只要还处于“身份型社会”,只要一个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血缘”关系的便利,这个人所处社会就不能自夸已经进入“现代文明国家”(契约型社会)的行列。从鸦片战争至今已历160余年,中国经历过天翻地覆的改朝换代,但并没有经历过“从身份到契约”这个社会进步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重要?正如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所说:“至今为止,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2009年7月4日星期六

自我中心、自恋心理, 与人格 Got a big ego? Egocentric and personality disorder

自我中心、喜欢吹嘘炫耀的人——自恋心理与人格再探

李 昶
From CND.org

对自恋心态和自恋人格障碍的研究,是近年来心理治疗研究中的重点领域,因为专家们不仅意识到了许多心理及人格问题源于这一领域,而且这也是心理治疗中最为困难的领域之一。况且,心理创伤,也与自恋心态和自恋人格障碍息息相关。

要深入地研究人的心理,尤其是自我为中心的心理,不能不提到科胡特教授的自我心理学,这也是近年来心理学界的一大热门研究课题。

根据科胡特教授的理论,人之所以出现心理、精神、行为、情绪、人际关系的障碍,核心是人没能把自我与客体,即与自我以外的人或事物的关系定位好,所以就出了种种心理问题。

用点例子来简单解释一下:有的人不管实际的经济承受能力,一定要买个大房,那么房屋贷款供款的压力,逼使家用在其他方面大幅缩减,甚至家里有小孩,正常的营养物品都砍掉。生活因为金钱的压力,很不愉快,人称“房奴”。但是,他们俩口也有愉快的时候,就是来客或邻里评论:你们这房子真大,真漂亮啊!这时当事人心里就产生一种巨大的愉悦感或满足感。余下的时间,家庭生活是不愉快,吵架和愁眉苦脸。

但问题是:难道住个大房子就是生活的目的和本质吗?对这种人来说:是的。

也就是说,按自我心理学的解释,这种人的自我价值是依附在客体上(即房子上)。大房子成了他们的身份和价值以及社会地位的象征。这种人往往在实际生活中,活得很累、很不愉快,少了真正的生活的意义,也很容易出精神心理问题。

再举个例子:一位收入中下的人士,可以贷款近十万去买辆奔驰的敞篷轿车。不是上下班供交通用,而是下班以后或周末时,开出去兜风。当旁人投来羡慕的目光时,这时他心里就升起一种巨大的满足感,而不管家里老婆去向自己的父母借钱付各种帐单。

这是什么问题?中国人说是虚荣心。但从心理分析上来看,问题远不是那样简单。

做这种事的人,是因为他从小多半出至于一个贫穷家庭,或父母离异,或父母身亡,或他多年受到过他人的看不起或歧视。他身上有不少赤字和黑洞。

由于从小没能同父母或身边的人际关系上(客体)联系好,他自然会花不少心理能量(即心思)在自我的生存和保护上,他们心理人格的发展阶段就会延迟,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三四十岁的人,行为情绪冲动起来,还像一个十岁以下的小孩,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从那个儿童的年龄段真正成长起来。

当人在婴儿期、儿童期,由于认识能力有限,自我与外界(客体)的关系是分不清楚的,如把喂奶的母亲认同是自己。人的正常的成长过程就是要逐步将自我同客体(如母亲)分离开来。比如小孩睡觉要父母陪着,因为父母在身旁感觉着自己安全就可以入睡。孩子长到一定年龄,认识到家里是安全的,可以不同父母一块睡觉了,这是一个成长进步,也是进一步把自我从父母(客体)那里分离出来。

如果有经济能力,买大房好车来自己享受一下也未尝不可,但是那不是生活的目的。如果买大房好车是为了显示自己,是做给他人看的,那就是一种自恋的心态,就是一种心理上的不成熟,是一种不安全感,一种自卑感的显现。从心理分析上来看,是没把自我与外在物体或人际的关系处理好。

有的朋友,不是因为没有钱,实际上经济状况相当好,而是实在太忙,这种情况,我都建议她/他们不必去买独立的房子,而去买公寓或共管镇屋,这样免了冬天铲雪、夏天前后院除草。至于外界的人怎么想,Who cares?(管他的!)

我活人是为了给自己活得方便、轻松一点,又不是要活得给别人看。这类人才是活通了,这类人才是真正从自恋的心态中彻底地走了出来。但这类人还真是不多。

自恋的人,心态的核心之一,就是不仅自己感到了不起,而且要千方百计地让别人也认为他了不起,否则他就难过。他/她活人是活给别人看的,而不是为自己活的。难怪活得那么累。

她/他总是往人多的地方钻,往人群中心站,争着照相握手。要是少了她/他的照相或发言的风头,她/他会难过死了。因为自恋的人,一定要靠外在的风头来支撑自己那个虚假的自我。

因为极度自恋的人,一定要用外在的客体(客体物体包括身份地位)来炫耀自己,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海外那么多一事无成的小混混们,花上几块钱去注册一个名字大得吓人的公司、机构、协会,自任总裁主席会长,到处去招摇撞骗。当别人称呼她/他那一钱不值的头衔时,她/他心里就有一种巨大的愉悦感,有点像吸毒或性兴奋的快感。

这就是为什么说,自恋本身就像上毒瘾。

因为自恋的人,从来分不清自己与外界(客体)的关系,她/他两百八十块买一块地毯,吹成是八千两百块钱买的;两千块钱买的一套床,非要说成是两万块钱买的。这里的问题在于:有自恋心理的人有个黑洞,她/他需要这种撒谎和吹嘘的东西来维持那虚假的自我。

这就是为什么自恋人格障碍的人,开口撒谎,闭口编造,诚实是不在这类人的辞典里的。

有自恋人格障碍的人,在极度膨胀的自我之下,是无限的吹嘘、夸大和撒谎。她/他可以在这里开一个中学生的补习班,去注册成学院(反正也没人管你),然后回国去编造他/她是西方的大学校长。欺世盗名,无耻之极!

极度自恋的人,因为心目中的自我放得特别大,所以就不断产生白日梦,比如他成了济世英雄,美女都来向他求爱等等。这是有自恋人格障碍的人常做的白日梦。

以上种种对自恋人格的再探索,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生活中真会有这些人的存在处事。总之,你我基本正常的人,可能认为这一切太荒唐;而有自恋的人,会认为这一切很正常。所以,当你在生活中同人打交道,如果你发现一个人不按社会公认的常情常理出牌做事说话,而她/他又坚持认为她/他是对的,那么你就得小心,你可能碰上了一个有人格障碍的人,多半是有自恋人格障碍的人。

美国有啥好? USA, the only superpower still?

美国有啥好?

刘以栋
From CND.org

因为美国房屋市场泡沫破灭,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所以全世界都看低美国。连我们这些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也成了国人的同情对象。其实,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极大国,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美国的政治制度好不好现在可能有争议,美国强大的国防力量现在可能也成了负面指标,但美国的科研水平和高等教育应当还算是一流的。也没见哪位美国小孩考上清华、北大而上了美国的新闻媒体……

网上已有许多人讲了美国人跟人之间的平等意识和对人格的尊重。如果有人认为那些都是主观感觉的话,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的一些客观优势。虽然这些客观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们却不是我发现的。我把它们编译在这里,期望大家能更客观地比较美国和中国。

虽然美国是一个高度工业化国家,但美国的农业优势却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无可比拟的。美国可耕地面积之广阔,水土之肥沃,到美国中西部去看一看就会有切身体会。在美国开车旅游,到处都是青山绿水,郁郁葱葱。虽然中国和俄国土地面积跟美国差不多,但中俄两国有许多不宜耕种和居住的地方。在辽阔的美国本土大陆,基本没有太多荒芜人烟的废地,更不用说美国还有风景宜人的夏威夷州和能源丰富的阿拉斯加州。从这一点看,美国的土地资源可以保证美国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而中国的土地资源则不能。

虽然美国的公路、航空交通领先世界,但美国的天然航运枢纽却更让世界上其它国家望尘莫及。美国的密西西比河系统连接了美国的红河、密苏里河、俄亥俄河和田纳西河,构成了世界上最美好的天然航运系统。美国的旧金山海湾、切萨皮克海湾和纽约海湾是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天然港口。这种近乎完美的内河和港口相连的天然航运系统,既便利了美国的货物运输,也为美国省下了巨额基础建设开支。相比之下,俄国不但没有完整的航运系统,连一个像样的温水港口都没有;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长江和黄河这两条大河中,黄河面临断流的威胁,根本不能搞航运。为了连接长江和黄河,中国开凿了京杭大运河,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相比之下,美国可以把这些基础建设花费用在其它项目上。当然,我们中国人也有值得自豪的两大良港,上海和香港湾,它们分别位于长江和珠江口上,成为中国主要进出口中心。黄河则没有像样的出海口和相应的港口城市。

虽然美国的国防力量遥遥领先世界其它各国,但美国得天独厚的战略位置却更让世界其它国家羡慕。美国东西两岸是海洋,构成天然安全屏障。美国的北边是加拿大,跟美国的语言和文化都很相似,国防上需要美国保护,所以两国边界根本不需要把守。美国南边的墨西哥,土地贫瘠,气候恶劣,根本不可能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美国在墨西哥边境只需要一些警察,控制边界偷渡就行。相比之一,中国和俄国的边疆都需要常年重兵把守,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资源。

虽然美国人才济济,但美国仍在不停地掠夺全世界的人力资源。大家都知道美国有名的大学和科研单位里有很多世界著名科学家,其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但许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在美国许多二流大学里也有许多著名科学家。即使如此,美国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仍然无时无刻地不在吸引着全世界的人力资源。高端的脑力人才来自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研究生,这样的人才美国的大学提供奖学金让他们来;富有的人才来自世界各地有钱或有权的家庭,即使美国学费昂贵,各家仍然愿意花大钱送子女来上学;低端的体力人才来自墨西哥,没学历没身份,只好埋头干活。连墨西哥的前总统(FOX)都说,墨西哥人在美国做的是连美国黑人都不愿做的苦差。

虽然美国商店里卖的都是中国货,但许多商品的品牌却属于美国厂家。 无论你生活在中国还是美国,注意一下你日常使用的物品,看看其中有多少是美国品牌或者含有美国品牌的部件。你现在正在使用的计算机,里面就可能有英特尔的芯片和微软的操作系统。中国前总理朱熔基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作报告时讲,中国的出口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来料加工,中国的附加值很低。他没有讲明的是,为了微薄的出口利润,中国还污染了环境,消费了自然资源。有报导指出,马来西亚耐克鞋厂每年付给鞋厂全体工人的工资,比耐克鞋公司每年付给迈克尔乔丹一年的广告费高不了多少。

最近美国财长在中国讲投资美国政府债券安全时,大家都会意地笑了。从投资回报的角度,大家的感觉是对的。但从中国赶超美国的角度,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9年7月2日星期四

华人孩子在美国 Growing up being Chinese-American

华人孩子在美国,也挺不容易

刘以栋
From CND.org

十二年前,女儿戴着纸糊的帽子从多伦多的一所幼儿园毕业。那时女儿不懂英文,经常坐在幼儿园里的另一位中国女孩边上,听她读英文故事。今天,女儿代表毕业班同学,在今年的高中毕业典礼上作欢迎致词。在这十二年里,看着她的成长,既为她的努力高兴,也为自己付出不够而内疚。从她毕业典礼归来,记下近来的思绪,留作纪念。

不知从何时起,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是孩子的天堂,年轻人的战场。看着华人孩子在美国的拼搏,谁说美国不是华人孩子的战场。

在美国,华人孩子跟别人不一样。来得美国以后,我们期望我们的孩子跟美国孩子一起学习成长。但是,华人的孩子毕竟跟美国孩子不一样,从皮肤到长相,我们的孩子就是跟美国人不一样。孩子即使不说,他们心里也未必没有感觉。我发现,华人孩子在学校还是容易和其他华人的孩子在一起,其次是其它亚裔孩子。这在华人多的城市还好,在华人少的社区,适应环境本身就是一个挑战。我们小时候虽然缺衣少食,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烦恼。

在美国,文化的差异孩子在承担。美国文化虽然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但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毕竟不完全一样。我们出国时已是成年,中国文化在我们身上已经根深蒂固,对美国文化我们可以软硬不吃,或者有选择的取舍。但孩子不一样,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成型,却处在中美文化的夹缝中,一边是我们这些家长,一边是美国社会。也许有人会说,来美国以后,那就全盘接受美国文化吧。但是,大家应当还记得前不久的美国副总统候选人佩林,她女儿在高中怀着孩子。美国人可能会接受这样的事,中国人就很难接受。

在美国,把书读好同样不容易。在今天的高中毕业典礼上,全年级三百多名毕业生,只有两名同学七个学期每门功课都是“A”(最后一学期的结果还没有出来)。美国的高中功课弹性很大,要混过关很容易,但要学好一点也不轻松。美国高中里的高级课程(AP,Advanced Placement),基本就是大学里的课程,许多美国大学接受这些课程作为大学学分。美国的华人孩子,学习成绩一般都名列前茅。但是,成功后面是劳动和汗水。很多华人小孩高中四年一直睡眠不足,更多的孩子午餐都是在课堂里边上课边吃的。碰上友善的老师还好,碰上不愿看到学生在课堂上吃东西的老师,学生就很沮丧。毕竟,他们还是孩子。华人孩子是聪明,但很多美国孩子也不笨。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付出额外的努力。

在美国,华人孩子的领导才干难施展。美国名校招生,经常强调小孩的领导才干。可是,美国学校里学生组织的领导班子都是选举产生。因为前面提到的种族和文化差异,华人孩子在选举中处于不利地位。你平时跟大部分美国孩子不在一起玩,那么选举时他们怎么会投票选你。华人孩子可以当一些俱乐部的主席,但很难当上全校学生会主席。好在孩子在美国发展空间大,所以华人孩子可以从别的方面去弥补。

在美国,华人父母欠孩子很多。许多美国孩子的母亲在家当全职妈妈或者做临时工作,孩子放学以后,她们就可以带孩子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可是,大部分华人家庭是双职工。双职工家庭的代价是,家长没有时间带孩子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学校里组织的许多活动,华人家长也没有时间参与。我想这也是华人孩子成绩比较杰出的原因之一。他们没有条件去做更多的课外活动,又不愿放弃,积极的态度就是回来把书念好。虽然每年有很多华人孩子被美国名校录取,但是,如果孩子没有去名校,其中也有我们做家长的责任。

在美国,华人孩子申请名校被挤压。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做家长的都期望孩子能上一所美国名校。但是,美国名校招生有它们自己的潜规则。如果你出生在名门望族,象布什那样的家庭,你被录取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因为你以后有钱捐给学校,同时学校面子上也好看,名人的孩子在我们学校读书。如果你出生在黑人或者西班牙裔家庭,名校也会优先录取你,作为学校的点缀。而作为华人孩子,因为各家都很重视教育,所以华人孩子的申请条件都很好,名校就会故意提高华人孩子的录取标准,从而压缩华人孩子在名校里的比例。如果美国名校使用统一录取标准,那么华人孩子在美国名校里的比例就会高很多。

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高中毕业、考上大学,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人生的路还很长,愿我们能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孩子是他们人生中的主角,我们是他们的后勤和参谋。期望孩子们在美国选一个他们自己喜欢的专业和职业。只要他们自己高兴,以后基本生活有保障,我这样的家长就很满意了。

2009年6月26日星期五

中国的科举留洋

“新东方”:科举留洋的怪胎

饶毅
XYS.org

  我出国的时候,没有“新东方”。我回国以后体会到“新东方”在国内的过
分影响。

  需要说明,我在美国做教授的时候,多年参与或者负责录取中国研究生。所
以,我和一些同事知道哪些因素对于美国学校选拔研究生重要。而由没有出国留
学的人创办“新东方”等机构,一是猜测录取委员会的意图,二是以偏概全误导
中国很多学生。

  “新东方”及其领导人代表的,不是中国的未来,而是中国的过去:他们推
波助澜的是科举考试的现代翻版,而且试图将科举模式的影响扩展到国外。

  “新东方”的专长是强化培训学生考试,比如留学美国的GRE和TOEFL,及其
类似物。

  这样做,不是帮助学生,是损害学生。美国学校录取中国学生的数量,取决
于经费和美国本身生源数量和质量。中国学生考分高并不增加录取总数。每年给
中国的数量,一般是分开确定的。所以,中国学生考分高只是造成中国学生之间
的竞争,而不提高中国学生与其他国家学生的竞争优势。

  美国本土学生,绝大多数不上任何预备班准备这些标准考试。这些标准考试
不能检测故意准备者的程度。“新东方”大规模培训考试的结果,是使美国学校
失去鉴别中国学生能力的一个标准。

  事实上,中国学生考分增加后,美国很多学校都不认同中国学生GRE高分,
许多学校认为中国学生的高分是假的。我曾多次不得不向录取委员会说明,不能
说中国学生的GRE是假的,而是不用太看重。

  而国内一些机构,包括“新东方”,为高中生申请美国大学本科包办代替写
申请信,与作弊没有差别。美国大学录取需要看学生作文,包括思想和写作,其
中包含基本的信任:由学生自己写。而如果出钱由公司包办,就是舞弊。目前还
规模不大的本科申请舞弊,一旦发展,将损害中国高中生和低年级大学生在国际
上的名誉。其罪魁祸首,是这些推出包办申请的中国企业。

  大量得利的是商人,一时得意的是投机取巧的学生;受害的是有真才实学的
诚实的学生,损毁的是中国学生整体的名誉,浪费的是中国教育资源。

  希望批评文章给学生一滴清凉油(不敢说是一瓶,因为作用肯定很小)。国
内目前把“新东方”看作一个令人羡慕的成功企业,过分佩服、崇拜“新东方”
及其领导人。这样的形势将使“新东方”代表的现代科举愈演愈烈。

  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学生将视受“新东方”影响为耻辱。大家GRE分数掉下
来没有关系。省出时间、精力、经费来,发展专业特长,平时积累英文和其他专
业素质。专业的优势、有用的素质,远比英语考试成绩重要。我自己就没有考过
GRE。当学生迷信考试或者中了商人的计谋,没有发展实质才能时,考试就占你
们记录很大的组分。而如果你们有专长,GRE等考试就不重要。

  “新东方”式考试企业日渐萎缩之时,将标志着中国大众重视教育、鄙视考
试之日。

2009年6月13日星期六

海归子女教育问题 Chinese schools vs international schools

海归遭遇子女教育问题,传统国际学校难适应

CND.org

  国力日强的中国越来越像“人才磁石”,吸引海外游子归国发展,但子女教育问题随之而来。

  对从小在海外接受西方教育的孩子,他们的中文水平和学习习惯很难适应课业相对沉重的中国式教育。另外,很多家长又希望孩子在高中阶段或毕业后到海外接受高等教育。

  于是,既具备深厚的中国教育功底、又能较好地接轨国际教育惯例与理念的国际学校,成为海归或外籍人士的首选。侨报记者近日对大陆几所知名国际学校进行了深入探访。

  中西差异小海归读书不快乐

  一位从美国返华的海归人士在受访中介绍,他最大的困扰是儿子回中国上学后出现了极大的不适应。以前在美国读小学时,儿子学习成绩优异,很少让父母操心。回中国后转学到北京某大学的附属小学,课堂上儿子爱提问,经常打断老师的讲课思路,让老师十分恼火,认为他儿子不“尊师重道”,缺乏礼貌。

  这位海归指出,他的儿子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ABC,西方强调开放式教育,注重启发孩子思考,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大胆发问,中国这种大量考试及大量作业的教育模式,在国外很少见到。儿子突然面对这么多的考试、作业难免反弹。

  以前在美国时,儿子一直很快乐,现在一天到晚垂头丧气,情绪低落,这令他非常心痛,“难道这就是海归的代价么?”

  事实上,子女的就读问题困扰了很多海归。2000年回到中国的Nina和孙哲也为儿子Royce的读书问题苦恼了很久。

  1993年在纽约出生的Royce回中国前正读小学4年级,回国后转学到上海中学国际部。这是上海最大的国际学校,学生上千人,但Royce在学校一点也不快乐。

  “有一次他老师给我打电话,讲了十多分钟,Royce怎么调皮、怎么不好。但我们在家批评他,一般都得先表扬一下,所以我问老师Royce有什么好的地方,结果她完全说不出来。”虽然已过去很久,但孙哲说起这件事,语气中还是有些微不满,“儿子本来在美国成绩很优秀,是很开朗、活泼的小孩,但回国后,过得很不快乐。”

  孙哲将原因归结为学校规模大了,招收的老师很多只是会说英语的年轻姑娘,“自己没有孩子,也没有西方式的教育经验,说话不是那么回事。”

  其实Royce的经历还不算最糟糕的。被父母送往当地公立学校就读的小海归们不少转校后不久,就被学校里考试测验的排名吓坏了。有的孩子晚上做噩梦,白天不肯去学校。

  据介绍,很多在美国的华人有回国发展之意,但担忧孩子回到中国后的教育,因此要么选择不回来,要么就是夫妻两地分居。

  国际学校艰难的选择

  作为1980年代末期到美国留学的中国人,有着艰苦求学路的孙哲和Nina对中国传统文化皆有自己的偏好,当然也不想儿子偏废这方面的学习。

  而大多数海外华人都希望子女能兼通中西,“最好是中英文都达到母语水平”。

  “但这其实很难,除非孩子有特别的语言天赋。”孙哲说,因此家长得做出选择。

  在孙哲看来,中国的优秀高中和好的国际学校,其实各有各的优势。“如果小孩比较坚韧,能适应中国的教育环境,完全可以就读当地公立学校;但有些在西方长大的孩子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中很不快乐,那还是应该选择国际学校”。

  孙哲夫妇选择了后者,“我们认为,孩子未来的工作、生活中,英语还是比中文重要,因为我们想让他上美国的大学。”Nina说,这是个艰难的选择,因为选择国际学校,孩子未来的中国文化相对而言必然要差些,但“孩子快乐最重要” 。

  传统国际学校难适应需求

  中国目前的国际学校其实不少。据2007年10月中国公布的“教育部批准设立91所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名单”,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福建、浙江等中国15个主要省市,都创建了针对外籍子女的国际学校。其中上海和北京各有20多所。

  孙哲将这些国际学校分为三类:一是纯西方式学校,比如全美学校;二是香港人或新加坡等英联邦国家华人开办的国际学校;三是大陆人开办的双语学校。他认为,这三种学校各有缺点。

  孙哲介绍,当初,Royce之所以没有就读全美学校,一个原因是因为排队者众,“美国总领事都得排队”。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们不想让孩子完全美国化。全美学校不但学费贵,而且中文教育不行,只适合纯欧美血统的孩子,并不适合需要与中国社会打交道的“ABC孩子”。

  第二种国际学校学费较便宜,但香港、新加坡老师的中英文口音都不太标准,而且一般是以IB(国际文凭)国际课程、教材为主,真正好的IB教师在中国很少,不太适合希望孩子个性化发展的家庭。

  第三种其实就是中国学校,中国式教育再多加一点英文,教学方法比较死板,孩子将来考美国一流大学的竞争力不够强。

  由于一直没有给孩子找到合适的学校,2006年,Nina和孙哲干脆“撺掇”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创建了复旦附中国际部。今年3月,基于同样的考虑,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也建立了国际部。

  在中国读书学美国课程

  “这两个学校的教学目的,就是把孩子送进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名牌大学。”Nina说。

  这两所学校里70%的教师是毕业于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伦敦政治学院等世界名校的外籍人士,剩余的30%则是复旦附中和清华附中本部教师。

  由于学生以美籍华人居多,教授的课程和教育模式大部分使用美国教材和方式,“我们与美国最好的小学和初中——纽约银行街学校和道尔顿学校合作,共享教材、教案和其他教育资源,让孩子学习到最符合时代需要的知识。”清华附中国际部执行校长刘俊介绍,以后该校甚至可能实现所有课程电子化,让两边的老师一起通过网络给学生上课。

  Nina透露,清华附中国际部目前确定的小学部教师就是美国道尔顿学校一名非常有经验的教师。

  很多家长希望孩子小学、中学在中国的公立学校读,打好中文基础,高中再转到国际学校,为考取美国大学做准备。

  而按Nina的介绍,清华和复旦附中的国际部高中阶段将实行全英文教学,学习的是美国AP课程,“成绩是美国高校都承认的,学校老师也将针对美国名校的要求去包装学生,考取美国高校会比较容易。所以,如果学生进高中时英文太差,将根本就没法上课。”

  复旦附中国际部教务长Peter Shon透露,复旦附中的师生比例是1:1,学费是1至5年级每学期(一年两个学期)3.6万元(人民币,下同);6至8年级3.8万元;9至12年级4 万元;对两个以上子女同时入读的家庭,给予5%的学费优惠;9年级以上学生提供住宿,每学期住宿费8000元(两人一间,有独立浴室)。

  据介绍,复旦附中国际部自2006年成立以来,已有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就读,已经毕业的十几位学生都考上了美国或加拿大的名牌大学。

  千万奖学金资助小海归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学校学费普遍昂贵,比如北京顺义国际学校每个学生一年学费高达19万元(人民币,下同),对一般家庭来说是个沉重负担。

  之前,许多外资企业都为驻外人员子女百分百报销学费,作为福利。但金融风暴出现后,有的公司已取消了这项福利。不少学生家庭难以为继,只好让子女退学或转学。

  虽然华人因有储蓄美德,在这方面受影响较小,但为了让更多孩子能接受合适的教育,清华附中国际部与复旦大学附中国际部今年3月联手筹措总额高达1000万元人民币的奖学金,用以资助品学兼优的国际学生。

  该计划将面向两校1至12年级的所有在校生,每年大约有30%的学生可以最终获得奖学金。

  清华附中国际部执行校长刘俊解释,创立千万元奖学金正是为了帮助金融危机下仍希望留在中国发展的国际人才缓解子女学费压力。这也是中国学校首次向国际中小学生提供如此高额的奖学金。

  中国教育部和外交部的官员对清华和复旦的行为给予了支持。

  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大陆知名高校代表都希望能与清华附中国际部签约,帮助本校海归教授和外籍专家子女获得优先录取资格。业内人士相信,这样的国际学校,在中国会越来越多。

□ 美国《侨报》

2009年6月12日星期五

"Chinese Mom": Parenting Chinese Style? 你是"中国妈妈"?

你是人们常说的中国妈妈吗?
CND.org
岭南

  四月初的大地,百花盛开,处处是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色。在社区的球场上,阳光灿烂,蓝天白云,偶尔吹来的北风似乎在告诉人们这里的冬天还没有完全结束,可是此时的球场内已经是人头涌涌,热闹非凡,原来今天是春季少年足球赛季的开始日。小女孩们穿着自己的队服,顶着寒风,列队入场。参加活动的有社区的主要政治人物,还有全国出名的本地职业队员。入场完毕后,看着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们觉得好像少了什么,再仔细一看,原来她们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人,基本上没有老中小孩参加,在我们这个亚裔占有20%的社区里,这的确令人感到奇怪,这些老中小孩都上哪里去了?

  最近有报道在华裔集中的地方流行“中国妈妈”(Chinese Mom)一词,大意是她们喜欢一哄而上,互相攀比,总喜欢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自己好脸上有光。这些妈妈在孩子小时就经常强迫他们做这做那,也不考虑小孩的兴趣爱好,总认为小孩小,不懂事,而自己的决定是为了他们好,等他们长大后他们就会理解当时父母的一片苦心。她们当中不乏在她们小时被家长老师强迫做这做那的,因此她们这样做也是一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现象。

  这些妈妈基本上把中国的那一套原封不动地搬到美国。她们还要去学校闹,要老师多布置作业,增加学习难度,搞得其他非亚裔家长抱怨学校功课太多,太难,剥夺了孩子的玩和自由探索世界的时间,有的家长为了避开亚裔,特意搬到白人居多的郊区去。从这可以知道他们除了做作业外,剩下的时间不是在家补习开小灶就是练习钢琴,这样下去他们哪有时间去参加户外活动?更不用说参加集体的球类活动了。他们就是有时间也不去参加集体运动,而是选择单项的,比如乒乓球,网球,游泳等,这样很难培养出团队的意识,更谈不上领导才能,将来也只是独来独往的特殊人才。

  中国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是以应试教育为主,从这个系统出来的人都知道能死记硬背的,搞题海战术的往往可以得高分,这种制度用于知识扫盲比较有效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毕业的学生有很高的创造力,相反这种制度是发明创造的杀手。众所周知,美国的教育是基于理解的基础上,老师通过问题和解释以及动手做项目来理解和认识事物,学生从中学到知识并且同时得到乐趣。从表面来看,他们的学习内容和项目都很简单,但喜欢继续深究的学生可以进一步了解和探索。他们可以从图书馆和网络上进一步学到许多课堂上没有的知识。爱因斯坦曾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他们来说,只要兴趣来了,谁也挡不住。

  对比中西的教育方式,大家不难看出被动和主动学习的差别。从发明创造的角度来说,后者成功的可能性远比前者高。这就是考分远高于其它族裔的老中拿到诺贝尔奖的并不多,在其他人的眼里,这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你花在学习上的时间比别人多,考分比别人高那是正常的,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美国是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学习的机会很多,不像中国,往往是一场高考定终身。这些妈妈来到美国后为什么不好好地安置下来,融入社会,而是一定要照搬中国的那套东西呢?如果说她们作为第一代的华人,经历过一些艰苦的生活,但作为第二代根本不需要有这样的顾虑才是,这是令人费解的地方。几年前在一周刊上看到一篇有关亚裔的文章,里面说到现在的亚裔和当年的犹太人来美时差不多。那时的犹太人的小孩选择的专业都是以服务业为主,比如医生,律师等旱涝保收的行业,类似于游泳王麦克·菲尔德的选择根本是不可思议。现在的这些华人妈妈基本上还是重走犹太人的道路,给自己的孩子设计前途,而不是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度过一个愉快的童年,学会如何和别人合作,培养合作以及领导才能,最终让他们自己选择他们的爱好。她们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会是不愉快的,给孩子的精神上带来创伤。

  总之认识到这些妈妈做法的危害性以后,希望这些妈妈给孩子多一点空间,对他们不要那么紧张,他们长大后不一定都能像李云迪,朗朗那样,也不可能人人都得到诺贝尔奖,但起码他们是幸福的,因为路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对某些人来说也是他们所爱好的。归根结底,互相攀比以及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加上缺乏自信是这些问题的根源。

2009年6月11日星期四

美国高校十年间发生十大变化
DWNEWS.COM

来源:美国之音

记者: 大卫
华盛顿
Jun 11, 2009

进入公元两千年以来,美国在各方面都有了显著改变,大学教育也不例外。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最近报导说,比起10年前,今日的美国大学至少在以下十个方面,出现显著变化。

首先是注册学生人数激增。1999年,大学生注册人数为1500万,现在是1900万。平均每年增加4%。

其次是大学学费平均每年上涨6%。越来越多的公立甚至私立大学,不得不依靠政府补助。

三,学生结构越来越多样化。在大多数大学里,男女比例为60%对40%,高达40%的学生年龄超过25岁。

新泽西州荷姆代尔郡学区委员郑琼英分析说,现在有这么多大学生的年纪超过25岁,这和美国社会的整体经济状况有关。

“10年前美国的经济非常蓬勃,许多年轻人因此先去赚钱,学习方面就耽搁了。那时候可能也有许多大学生中途辍学去就业,因为那时候有很多很好的就业机会。现在因为经济衰退,许多这样的年轻人再回校园来充实,所以这种情况就出现了。”

四,在现在的大学生当中,许多是家族里的第一代大学生;此外,外国学生和少数族裔学生比10年前更多了。

五,10年前,妇女担任大学校长的比例只有19%。但今天,以常春藤学校为例,妇女担任校长的占到将近40%。

六,就读社区学院的学生人数暴增。目前,有超过40%的学生选择就读社区学院。

原因很简单,新泽西州荷姆代尔郡学区委员郑琼英说:“第一就是学费比较负担得起,半工半读的机会也比较多,再加上入学的门槛也没那么高。就我所知,这些社区学院的学生很多都是半工半读的。”

七,过去,大部分美国大学生选择的外语课程不外是法语、西班牙语,或德语。现在,汉语、阿拉伯语和日语也成为很多人的首选。

特别是中文。新泽西州荷姆代尔郡学区委员郑琼英说:“中文现在受到很大的重视。我的孩子目前在公立学校,从7年级开始,他们就可以选修中文课。当然也可以选修其他许多语言,而且规定一修就要两年。”

八,越来越强调“学习与服务并重”。各大学的许多课程秉持义工精神,将课程直接设在需要服务的社区乃至国外。例如,校方鼓励选读医学科目的大学生在诊所或医院担任义工,选读艺术教育的学生到公立中小学去义务辅导,选读环境科学的学生协助商家减少碳排放。

九,上网搜寻资料几乎已取代图书馆。此外,每一门课程都有自己的专属网页,学生们甚至可以在网页上和同学、甚至和教授交换意见。但是另一方面,校方为了防范学生从网路上剽窃,因此也给教授们提供防剽窃的电脑软件。一旦被发现剽窃,学生就只有退学一途。

十,越来越多大学生四年还毕不了业。相反,那些五年、六年、甚至七年才毕业的大学生,越来越多。

但与此同时,不到四年就提前毕业的大学生也不在少数。新泽西州荷姆代尔郡学区委员郑琼英说,这是因为现在有许多高中提供大学先修课程,提前学了这些课程的高中生就有可能缩短在大学就读的时间。所以,在很多大学生延后毕业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孩子提前毕业。

2009年6月9日星期二

美国高中生辍学率逐年攀升
DWNEWS.COM

来源:美国之音

记者: 大卫
华盛顿
Jun 9, 2009

2007年,美国有将近620万名16岁至24岁的高中生辍学,相当于全美这个年龄段人口的16%。这种现象促使美国教育部最近公布了一份报告,称这种现象为“持续不断的高中生辍学危机”。

研究人员发现,这些高中辍学生以男性和不论男女的非洲裔及拉美裔比例最高。东北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的研究也发现,2007年,每5名16岁到24岁的男性中,就有将近一人辍学。包括新移民在内,2007年每10名拉美裔高中生就有近3人辍学;每5名非洲裔高中生中有超过1个人辍学。

与此同时,白人高中生的辍学率也达到12.2%。就地区而言,2007年,加州的高中生辍学人数居各州之冠,达71万人。乔治亚州则辍学率最高,达22.1%。

依据美国政府历来对公共教育的承诺:无论你来自何方,出身如何,都必须在学习的道路上不断前行,直到毕业。美国前总统布什更在上台之初,提出“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教育政策,但将近10年下来,这个政策似乎收效甚微。

新泽西州荷姆代尔郡学区委员郑琼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这项政策而被挪用的经费,实际上危害到一般正常的教育和对资优生的培育:“几年下来我们可以肯定,这项计划对低学习力的孩子是有帮助的,可是也因为那时在如火如荼地实施这个政策,很多学校和学区为了配合这个政策,挪用了很多正常的教学经费,把经费挪给特殊需要或学习力差的孩子身上。很多事常有正面和反面的,正面是对这些孩子有帮助,反面来说,对一般的孩子或资优的孩子,就相对减少了他们的权利。”

纽约时报说,美国高中生辍学人数日益增多,已达到将近30%,大大超乎人们的想象。究竟这是教育出了问题?还是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改变?

一项对467名年龄在16岁到25岁之间高中辍学生进行的调查发现,他们大多并非成绩糟糕的学生或调皮捣蛋分子。尽管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学业上失败,但他们中超过60%的人在离校时各科平均成绩都保持在C以上,也就是在平均水平以上。近一半的人说,他们选择辍学,是因为对学校生活感到厌倦,觉得课堂上所学内容与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干。

一名辍学生说:“老师只不过是照本宣科而已,他们根本不在乎你是否听得进去。”

另一名辍学生说:“当时没有什么人能让我继续心甘情愿地留在校园里。”

还有辍学生抱怨说:“在课堂上其实学不到什么东西,他们让你在学校里学这学那,而这些知识在你日后生活中根本就派不上用场。”

调查报告作者之一的约翰.兰德说:“这些中途辍学的孩子在接受调查时显得既有口才又有能力,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原本希望自己日后能够成为医生、护士、工程师或宇航员,但由于整天面对毫无灵感、毫无吸引力且时常混乱无序的学习环境,他们最终选择辍学。”

新泽西州荷姆代尔郡学区委员郑琼英表示,由这些研究报告来看,改善学习环境,加强师资培育,鼓励家庭配合,可能才是降低高中生辍学率的根本解决之道。

2009年5月13日星期三

亚城十一岁华裔少女出版小说

新书快讯:

亚城华裔少女莱特(L. F. Wright) 近日出版英文小说Best Friends Forever ? (<<友谊永恒?>>), 正在网络上热卖, 很受少年读者们喜爱.

该部小说是莱特小姐的处女作, 历时两年完成. 小说主要讲述两个少女从初次相遇而成知心朋友到因故分离, 日夜思念, 后来又机缘巧合不期而遇, 却互不相识反目为敌的故事.

小说构思独特, 情节生动起伏, 人物鲜明写实, 语言活泼幽默, 文笔流畅老道, 反映出少年作者莱特早慧的观察力和表达技巧, 是一部具有文学

价值的少儿读物, 尤其适合学龄期的儿童少女阅读.

全书共八章186页, 每本网络售价为 $9.99 (印刷本), $5.00 (下载本). 有兴趣的读者可登陆网站 http://www.lulu.com/content/6749470


莱特小姐出生在乔治亚州, 年仅十一岁, 现为本地区六年级学生. 她从小爱好阅读和写作, 兴趣广泛, 想象力丰富. 她一年级时便入选小学资优班(TAG),从二年级开始每年参加写作夏令营, 立志长大后当一名秉公无私的法官和异想天开的作家. 本书销售所得将全数进入莱特小姐的大学教育基金(College Fund)帮助她实现美好的愿望.

2009年5月12日星期二

拯救儿童: 世界母亲状况报告

儿童福利组织强调儿童早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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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记者: 艾尔什纳维

May 12, 2009

在母亲节前夕,国际儿童福利组织“拯救儿童”发表第十次年度《世界母亲状况报告》。今年的报告特别提出,世界各国的母亲以及政策制定者应当为支持儿童早期发展做出贡献。

2009年世界母亲状况报告表示,儿童期的早期,也就是从出生到5岁这一段时间是一个人成长和学习的关键时期,会影响一个人的整个儿童期、青春期以及成年期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母亲对儿童最终会把其一生的潜力发挥到什么程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朱迪.杰拉德是"拯救儿童"组织的早期儿童问题顾问。她说:“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母亲跟孩子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个人出生之后最初的、最好的人际关系。母亲需要知道如何教育孩子,这就是拯救儿童组织为什么要在全世界协助母亲关注她们如何带孩子,让孩子在学校里学习好。我们还知道,一个母亲的教育水平越高,孩子就越可能身体健康,教育良好。”

《世界母亲状况》报告探讨了世界各地儿童早期的照顾、发育情况,并指出对做母亲来说,世界哪个国家最好,哪个国家最差。

报告说,在接受调查的158个国家当中,瑞典高居榜首,尼日尔敬陪末座。美国名列第27位。"拯救儿童"组织的儿童早期发展资深主任帕布罗·斯坦斯贝里这样解释了美国的排名:

“美国排名第27,部分原因是美国没有给母亲提供至少1年的产假,提供一些工资补偿。美国还没有一个以贫困儿童为重点的全国性计划。美国有些计划,如儿童早期教育计划,让很多人受益。但是,受益的人还不够多。这都是为什么跟世界上对母亲来说是最好的国家相比,美国排名如此靠后的部分原因。”

《世界母亲状况》报告指出,美国百分之68的公立学校四年级学生的阅读能力低于应有水平。公立学校有大量学生可能考试不及格,反映出这些学生在早期普遍缺乏照料和支持。

报告援引一项估计说,对儿童期早期进行大量投资,可以在儿童学校学习表现、医疗保健费用、劳动力生产率以及犯罪减少方面,让社会得到的年回报率提高百分之十七。

早期儿童教育顾问杰拉德说,美国国会应当迅速采取行动,把儿童早期发育问题当作一个全国性的重要问题。

“我们知道,其他国家都在这么做,我们也知道,这是完全可行的。看看瑞典,看看北欧国家,甚至看看不那么富裕的一些国家,如古巴、亚美尼亚、塞浦路斯、阿塞拜疆,这些国家都有政治意志投资于儿童,这就说明,美国也需要这么做。”

今年的《世界母亲状况》报告指出,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今天的母亲如何养育下一代人。斯坦斯贝里列举了报告所提出的改进母亲和儿童福利状况的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真正关注改善母亲和幼儿的医疗保健。我们希望提供咨询和信息,帮助第一次做父母的人让孩子获得最好的成功机会。我们也希望扩大儿童的早期教育机会,让那些受艾滋病毒感染、受武装冲突以及自然灾害影响的儿童可以受益。关键是要让孩子上学,让孩子留在学校里,取得优秀成绩。”

斯坦斯贝里说,拯救儿童组织对奥巴马政府有很高的期望,尤其是这位新总统一直强调投资于儿童早期的重要性。

斯坦斯贝里说,到目前为止,政府在刺激经济计划中拨款近50亿美元,用于支持儿童早期教育项目。他希望政府能继续支持美国以外的早期儿童福利项目。他说,投资于这样的项目,帮助世界各国的母亲抚养更健康、更强壮的孩子,也更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安

湖北同乡会2009年春季聚会

九头鸟欢聚, 八方客同乐
--记湖北同乡会2009年春季聚会

春回大地, 万物生机, 九头鸟也从冬眠中苏醒. 春暖花开的美好季节正是乡亲好友
相聚同乐的日子. 五月十日下午, 湖北同乡会在亚城Jones Bridge Park 成功
举办了2009年春游聚会. 九头鸟相聚, 八方客同乐, 共享春意乡情.

五月十日的亚城, 风和日丽, 春意盎然. 一场突如其来的午后阵雨给人们带来了凉
爽和清新, 也准时为湖北同乡会的春游聚会拉开了帷幕. 散居亚城周围的湖北乡亲
们兴致勃勃地携家带口, 呼朋唤友, 纷纷向东北部的Jones Bridge公园汇聚. 凉亭
内, 一幅红底黄字的"湖北同乡会"横匾十分醒目, 好一派热闹的景象. 理事们在
郭彦文长的带领下, 将聚会场地布置得大方得体, 井然有序, 卡拉OK等音响设备俱
全, 播放着欢快的乐曲, 由夏扬父母特意烹制的美味佳肴及乡亲们精心料理的拿
手家乡菜, 琳琅满目, 香气四溢. 旧雨新知,亲朋好友, 男女老幼, 三五成群笑声
朗朗. 亲切的乡音浓厚的乡情令人倍感温馨. 真是乡情浓又纯, 无酒醉三分.

为联系乡亲,共叙乡情,理事们在郭彦文会长的带领下, 齐心协力,精心策划,为
这次聚会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当乡亲们仍在尽情品尝丰盛的美食, 理事们又为
同乡会献上一份精神大餐, 将聚会推向高潮. 聚会 节目由美丽大方的刘俐女士和高
大英俊的余永清主持. 郭会长首先向所有到会的湖北同乡表示由衷的欢迎和感谢.
正值中国汶川地震周年, 郭会长还特意向去年积极参与募捐救灾的各位乡亲致谢.
由于大家的积极参与和无私奉献, 湖北同乡会是亚城华人社区中募捐额最大的社团
, 充分显示了九头鸟的团结友爱和奉献精神. 当日正好是母亲节, 为了感激妈妈
们对孩子的养育之恩和无私而伟大的母爱, 细心周到的理事们还特意为在场的妈妈
们献上美丽的鲜花, 给各位母亲带来一份惊喜和甜蜜温馨. 为表示感谢刘俐女士对
湖北同乡会的突出贡献, 郭会长还代表理事会颁发了奖状和礼卷.

聚会上, 湖北同乡会还向取得优异成绩的下一代表示了恭贺和嘉奖. 九头鸟是传
说中的精灵, 湖北佬即是九头鸟的化身, 历来以其聪明能干享誉中华大地. 侨居海
外的湖北籍乡亲, 更是将九头鸟精神发扬光大, 靠智慧和勤劳安家立业, 活跃在众
多的行业和专业领域以及社区团体, 有目共睹.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代更比一代强
. 亚城新一代的九头鸟出类拔萃, 喜报频传. 仅在今年, 继姚华明和范红燕的长
子范野以优异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并被哈佛大学法学院录取, 张毅的公子张舸以 Walton
高中第一名, SAT 满分的优异成绩荣获总统奖, 并被哈佛等名校录取; 李波和白红
的千金Alice以SAT满分的成绩被芝加哥大学录取, 刘俐和周朋之女Yisha以出色的艺
术才能和SAT成绩被乔治亚理工学院录取. 受美国国际教育奖学金基金会(ASFIE)代
表冯建华教授的委托, 姚华明博士和郭彦文会长还分别为Andy Zhang 和 Tony Fan
颁发了ASFIE 绩优奖证书和奖金. 由小九头鸟, 亚城十一岁华裔少女L. F. Wright
捐给湖北同乡会的英文小说<>签名本在当日聚会上拍卖,
乡亲们踊跃投标, 出价一路飙升, 最后由<<多维时报>>记者David Yu如愿中标, 以
$30高价获得. 随后L. F.Wright 当场签名书售, 一抢而空, 使许多拍卖竟标者如
愿以偿.

唯楚有才, 古今如是. 亚城的湖北乡亲多才多艺, 能歌善舞. 具有专业水准的文
艺表演是当日聚会的又一亮点. 琵琶表演艺术家沈丽玲女士的琵琶独奏<<高山流水
>>情真意切, 与王晓衡二胡合奏的<<牧羊曲>>, <<南泥湾>>天衣无缝, 姚华明一首
<<故乡的云>>唱出了海外游子对家乡的深深思念, 陈明泉的<<跟往事干杯>>和郭彦
文的<<亲爱的战友>>声情并茂, 令人回味无穷.

乡音乡情, 难舍难分. 湖北同乡会2009年春季聚会在欢歌笑语中落幕. 乡亲朋友
们让我们下次相约在秋季.

湖北同乡会是一个由湖北乡亲组成的, 以联络乡亲, 共叙乡情为宗旨的非政治,

非宗教,非盈利性的民间联谊组织。 凡是祖籍湖北,在湖北出生, 或在湖北学习,
工作,生活过, 并且拥护同乡会宗旨的人士都有资格加入湖北同乡会。 请各位乡
亲互相转告。

2009年5月5日星期二

A Glimpse at Asian Americans

亚太裔月测验你对美国亚裔的了解
From DWnews.com

每年五月是美国的亚太裔传统月。这项在1978年由美国国会定下的传统,原本是纪念来到美国的第一位日裔移民(1843年5月7日),以及中国铁路工人的贡献(1869年5月10日通车),因此订五月的前10天为纪念周。1992年,国会将此延长为纪念月。

每年的5月,全美各地都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今年又是人口普查年,这个月,也是回顾亚裔人口统计数字的时机。以下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2007年资料,由于亚裔已与夏威夷土著分开统计,因此仅介绍亚裔数字。

根据07年统计,美国有约1520万亚裔居民,占美国总人口5%。而夏威夷土著约有100万人。

亚裔人口中,加州占多数,约有500万居民。其中,洛杉矶郡有140万。其次为纽约州140万人、德州91万5千人。以成长数字而言,也是此三地领先。06至07年,加州的亚裔增加了10万6千人,德州成长4万4千人、纽约则增加3万3千人。整体而言,亚裔增加了2.9%,约43万4千人。成长幅度最大的,是加州的圣塔克拉拉郡,增加1万8千余人。

在夏威夷,亚裔占人口总数55%。其中又以檀香山最高,约占59%,其次为Kauai。再其次,加州14%,以及新泽西、华盛顿州各占约8%。美国本土亚裔比例最高的郡,是加州的旧金山郡。

亚裔族群中,华裔比例最高,约有354万人,其次是菲律宾裔305万人、印度裔277万人、越南裔164万人、韩裔156万人、日裔122万人。亚裔年龄中位数为35.4岁。

在教育程度方面,25岁以上的亚裔,50%有大学或以上学历。这个数字,全美平均只有28%。如果是硕博士,两者分别为20%、10%。若是高中文凭,则分别为86%及85%。其中,最高的是印度裔,25岁以上,68%有大学或以上学历,36%是硕博士。最低的是越南裔,各为27及8%。


在收入及健康方面,亚裔家庭收入中位数为66103元,属全美各族裔最高。其中,印度裔为83820元,越南裔为54048元。至于贫穷率,约为10.2%。没有医疗保险的比例,则是16.8%。

亚裔拥有110万家企业,总数较97年成长24%。后者,为全国平均数字的两倍。其中,有3成是专业与科技、服务业。有支薪员工的亚裔企业,约有32万家。雇员多于100人的,有1866家。营收超过百万者,有近5万家,占亚裔企业整体营收68%。

每年5月,全美各地都有一系列的亚太裔传统庆祝活动。


若以族裔区分,华裔及印度裔拥有的企业,占亚裔企业的46%。若以地区而言,亚裔拥有的企业,六成位于加州、纽约、德州、新泽西。其中,纽约独占鳌头,有11万2千余家;洛杉矶居次,4万7千;檀香山2万2千;旧金山1万9千余家。28%亚裔企业属家庭式经营,在所有少数族裔中属最低。

在美国少数族裔语言,中文是仅次于西班牙语,最多人说的语言。根据统计,5岁以上在家说中文的,有250万人。其次为菲律宾语、越南语、韩语,皆超过1百万人。

在美国,65岁以上的亚裔退伍军人,约有27万7千余人。以职业而言,16岁以上的亚裔,47%选择与管理、个人专业相关的工作,如财务经理、工程师、老师、护士等;其次,23%的选择办公室内的销售业务相关工作;16%从事服务业;10%从事生产、交通、运输业。

依照估计,2008至2050年之间,亚裔人口将成长153%。同一段时间,美国整体人口成长率约为44%。2050年,亚裔将占美国人口9%,总数为4千余万人。

2009年5月3日星期日

中国男人需要性感教育

中国男人需要性感教育
鲁 鸣

  中国人,对自己和孩子的期望有很多种,大都是关乎成功和挣钱的。但是,他们通常对性感没有期望。

  性感,是指人符合其性角色的身材相貌、穿着打扮、举止言行,让旁人产生美或兴奋的感觉。性感这个概念,包括极具个性的气质、能吸引别人的个人魅力和可以恰到好处地展现内在和自身优势的智慧。

  “性感”如今在咱们中国已是正面词语,响亮闪光。性感是当今社会的人格魅力!它是衡量人类生理、心理、健康等许多方面一个重要指数。可是这个指数,在我们日常生活里仍然还是纯生理概念。我们很少用“性感”这个话语来描述一个人、群体或民族的心理健康漾溢的面貌。

  只限于性生活的狭义“性感”,不是我讨论的话题。我所说的性感是广义的,是公开的感染力。性感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内在气质;第二是举手投足引起的感觉;第三是迷人的体形和健硕的外表。固然,有迷人的身体无疑在第一印象中起领先作用。然而,空有它而没有文化教养和良好素质,不会在公共场合下吸引大众。

  性感是心理优势化和自信的加速器。性感是身强力壮的主要标志,它是一个人健美的果实,是气质的展现。身体是性感的基础。当中国阴柔文化遭遇美国阳刚文化时,我们自身的缺陷被凸显出来:因身体不健美而缺乏性感,使我们心理和精神面貌无意有意地受到打击,降低自信度。我们轻蔑肌肉发达、不重视健壮的身体,我们年轻人普遍不重视健身,我们的家长大多忽略孩子或自己的体育运动能力,我们怎么可能性感。

  男女都需要性感。但鉴于我国阴盛阳衰的实际情况,男子的情况比较糟糕。中国男子,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年轻人,普遍缺少性感,没有阳刚气质。这是一个停留在我们全社会老百姓潜意识层里、然而却是非常显著的社会现象。

  什么样的男人才性感?不仅形体上要健壮,而且气质个性上要阳刚。好莱坞明星施瓦辛格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并不是一位帅哥,而且英语有口音(他是奥地利移民)。然而,他却在激烈竞选中获胜成为现任加州州长。凭什么?除了知名度,其资本就是他从里到外充满了阳刚之气,敢于进取冒险。当他参加竞选时,人们无疑被他吸引了而投他的票。他够MAN,老百姓相信他。他被称为“硬汉州长”,可见其魅力。

  不少人已发出呼吁,咱们男孩大多数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没有阳刚气质。这几年,关于中国男人女性化的文章很多。如果上网搜索“中国男人女性化”,你可看到75万条网贴。所谓男人女性化,不仅是说咱们中国男人普遍在形体上缺乏健壮的形象,最主要的是缺乏阳刚的气质个性:强悍、勇猛、侠义、敢担当、敢于冒险、不怕失败、刚正、磊落、豪迈、无畏、大度,等等。自古以来男性所特有的这些特性和优点,如今在中国男人身上普遍消逝,已很少有“士可杀不可辱”、“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然而,很多年轻人自己却没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他们不性福、缺乏魅力或在职场上不能提升的原因。这是我们的当代困境和悲哀。

  中国男人越来越妹。最典型的例子是2007年的电视“快乐男声”秀。选手大多打扮得花里胡哨,表情动作无一不和那些深闺中的女孩惟妙惟肖,甚至羞羞答答。很多选手在唱歌时手和脸部表情动作,和女孩子几乎一模一样。评委们反复纠正让选手不要太多妖艳的动作,但一些选手还是改不了那些女性化的小动作。

  对此最有感触莫过于中国影视界的导演。他们当中很多人感叹:在中国要找到一个外型和气质个性上都阳刚的男演员,太难了!在美国,这样的男演员多如牛毛,太好找了。这一点都不夸张。这和崇尚性感有关。

  中国男人女性化,使得男人性角色弱势化。这种弱势不但表现在爱情上被动与落后,散发不出男人的性感,而且在性生活上不强壮。在上海开幕的拜耳亚太地区男科论坛上公布的中国当代两性关系调查显示,国人在性生活问题上满意率不高,最根本原因在于很多中国男人实在是不强壮。

  从美国海归的陆晓(化名)在北京工作后,30多岁的她在北京青年报专为海归背景的高级企管服务的婚介所报了名。一个和她见面的银行高管说:“我就不理解美国人为什么喜欢在跑步机上跑得一身臭汗?”。如同这位高管,中国人大多没意识到健身不仅仅性福,更重要是一种优良品质,它培养人坚强勇敢冒险竞争不怕吃苦等很多软能力。在见了一连串的高级白领后,陆晓很失望。她说:“他们多数抽烟喝酒,牙齿雌黄。虽然西装革履,可是名牌衣服下面都不很健壮,没有肌肉,没有男性的阳刚之美 ……”。

  中国男人阴柔的身心特质,使他们很多人竞争时感到精力上和心理上不适,无法发挥自己的潜力。内在特质与外在规则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他们的心理阴影,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不擅长、不愿意去做有攻击性、冒失败风险的事,他们也很难接受对手以这样的方式战胜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在骨子里不适应阳刚的方式,于是比女同胞更感到压抑。即使身在美国的很多中国男人也比他们同在异国的妻子,会更感到文化差异让他们没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心中常有一种剪不断理不清的忧郁。

  在美国一家机构担任主任的杨(化名)女士有一次听了我的演讲后,专门和我聊了她丈夫:“不知怎么搞的,我发现很多中国男人没有一种豁出去的精神,总是说得多做得少,像个女人似的,整天唠唠叨叨埋怨发牢骚,有什么用呢?有本事你就去干啊!失败了也没关系。你不干,怎么知道会不会失败?!要回国就回,不回就在美国踏实地干,承担后果。老是在心里翻捣:回国吧,觉得自己没法创业,最好让美国公司派回去做首席代表,或在国内企业当个CEO、高级主管什么的,可能吗?”

  她丈夫在美国读了两个学位,电脑硕士和MBA,目前在美国政府机构做财务工作。因为不是名校毕业,又没有企业管理经验,担心回国没人要,但学过金融、有MBA的学位而只做财务,又觉得在美国屈才,可回国发挥潜力。在这种矛盾心态中度日如年,他常常早上一起来就感叹:“这日子就这么过下去?”杨女士说,这样的华人男子在美国太多了,她见到很多。她的结论是,在美国的很多华人男人不如女同胞有平常心,但又死要面子,做事不大胆,没有大丈夫气概。

  杨女士所说的,其实就是中国男人缺乏阳刚气质的问题。在美国的华人深有体会,就群体而言,华人女子比华人男子受美国人欢迎。人家不捅破我们,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华人男子阳刚不足,没有男子汉的魅力;而女子不涉及阳刚这问题,反而华人女性大多比美国女子更苗条、更聪颖温柔、更水灵。

  我们偏爱所谓斯文的“儒雅”男人。2006年,我在上海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单身男女在电视上头次相见,确定是否继续约会。一个戴着眼镜长相斯文的男青年,被节目观众评为喜爱指数最高的男子,也是场上唯一被女孩相中愿意继续约会的小伙子,旁边一个1米8多稳健的高个子小伙子反而落选。按理说,无论从外形还是气质,这高个小伙子都比那位戴眼镜长相斯文的男青年有魅力。可是,连节目当场采访的马路观众也说那个戴眼镜男青年最有吸引力,其中一对夫妻带着女儿,那妻子大声说:“我如果找女婿,就要找像那个戴眼镜男青年那样的,很斯文、很帅!”要说斯文,还谈得上;要说帅,我怎么也看不出那戴眼镜男青年有多帅。这是我们很多人的眼光:斯文等于帅。在这里,我不是抨击斯文。并不是说斯文不好,只是我们的审美观走了极端。正是我们一味要求男人“斯文”,中国男人阳刚的翅膀就萎缩起来了,甚至不见了。

  儒雅,本来有更深的意义,不仅是指学者风度,更是指对中国古典文化有很深的功底。我们现在所谓儒雅型的男人,多只是外表斯文罢了。有几个所谓儒雅的明星或主持人对中国古典文化有很深的功底?有学者风度?这是我们审美观的误区。有一次,我和两个朋友去逛王府井步行街,其中一位戴近视眼镜。有位妇女上来向我们兜售东西。我们3个人都想要她卖的一种工艺品,可只有最后一个了。猜她说什么?她说:“我卖给这位戴眼镜的朋友。他多儒雅啊!”戴眼镜=斯文=儒雅,这是我们很多人对男人的审美观。也许,正是这种审美观,使得我们的大学生中学生戴眼镜的层出不穷,却没有作为健康问题引起足够重视。

  中国需要硬汉!需要既富有智慧又无畏勇敢,这样精神不阳萎的男子汉!否则,这将会成为咱们中国人被欺负的一个突破口。这必须引起中国全社会的关注。这种呼唤,如果身为男孩不意识到,不从现在起培养男子汉气魄,即使有名牌大学的学历和很高的智商也没有用,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化不欣赏贾宝玉似的男人。

  男子大丈夫,不是大男子主义。做一个平凡的老百姓,也可以是一个有骨气、敢于挑战吃苦、勇于承担失败、爱家、有社会责任的男子汉!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男人的确任重而道远!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我们不在这方面做出调整和改进,如果我们忽视了性角色的培养,经济的崛起难以变成人本身的崛起,甚至在10年后很可能会走向衰退。

  不少人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幼儿园中小学的老师70-80%都是女性,男学生没有模仿对象。是的,儿童是在无意中模仿长大的。不过,美国幼儿园、中小学同样也是女老师为多,为什么美国男孩长大后普遍比较阳刚,没有中国男孩这种问题。无意的模仿里,最重要还是文化和父亲的影响。美国阳刚文化,不但体现在电影、艺术、广告时尚媒体上,还体现在父辈的言行和为人上。儿童期,父亲是否阳刚对孩子影响很大。一旦孩子到了自我意识很强的时候和青少年性发育期间,他们模仿的对象很可能不是老师,而是他们所崇拜的同性偶像,如伟人和各种明星。可是,我们中国现在的电影、艺术、广告时尚媒体和教育文本里,很少有阳刚硬汉可供我们的男孩做榜样。中国目前年轻的父亲们,自己本身就是在阴柔文化里长大的,缺乏男子汉品质,其男孩自然而然没有这方面的家庭熏陶。有点叛逆精神的阳刚男孩,很容易被视为异类。

  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对男孩进行性感教育,重新塑造新一代的男性。教育必须包括性角色教育。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简单地将男性定位成阳刚,女性定位成温柔。不是说男孩子拥有细心、文静温柔、忍让的性格不好,或女孩子不能刚毅泼辣。然而,在社会和家庭里,男女确实扮演着不同的性角色,父亲和母亲,丈夫和妻子,等等。由于性别而具备和产生不同的身心体力特征,是需要我们从小加以区别对待和培养的。花木兰也可从军保家卫国,但是一个国家的士兵99%还是要靠男子来担当。这是上帝造人时就造好的,不是人类自己决定的。培养阳刚男孩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要给男孩不同的成长空间,帮助男孩培养自己的阳刚性角色。

  我们应该把中国武术和足球作为男孩的必修课。如果学校不开设这些课,家长则应设法请私人老师或把孩子送体校和校外武术班。这是培养男孩阳刚个性最好的两项体育运动。高中和大学应对所有学生开设性角色课和家政课,而不是仅仅开设性教育课。后者只传授性知识,却没有传授男女在家庭和社会的性角色以及承担性角色的技能。孩子们的人文读本和影视节目,应该增加培养阳刚男子汉的内容。

  中国男孩现在比女孩多出3200万。性感教育对此意味着什么,不用赘言。

中国高校泡沫式扩招后果显现

【美国《华尔街日报》4月28日文章】题:中国面临大学扩招后的毕业生过剩问题(作者伊恩·约翰逊)

张卫东(音)已经在周末的人才招聘会上转悠了一个多月,纳闷自己为什么还是找不到工作。

这位22岁的计算机专业毕业生说:“这些公司都在招人,我也有学位。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他手中的文件夹里装满了简历、名片和公司简介。

中国过去很少出现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而现在,由于这个国家遭遇了2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无业大学生的人数猛增到了危险的程度。在去年毕业的560万名大学生当中,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至今还在找工作。今年又有610万名毕业生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毕业生的就业问题骤然成为了全国的优先重点。

中国的这一困境要归结于类似全球信贷泡沫的高校扩招。按照政府的要求,中国的高等院校每年扩招多达约30%,在近十年来的大多数年份都是如此,还建设了巨大的新校区。大家认为资金不成问题:多招学生意味着多收学费,可以用于偿还扩招扩建的贷款。然而,这些计划太过乐观,使得大批院校债务缠身。

对中国的长远前景而言,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扩张速度太快,偿还债务的压力太大。所以许多学校滥发文凭,毕业生的质量极差。张卫东毕业于一所从未开设过计算机专业的中医药大学。他懊恼地回忆说,教室里过于拥挤,学习材料匮乏。他说:“我真不知道这样的教育有什么价值。”

罗伯特·乌贝尔负责纽约大学在中国的一个项目,专门为外国公司培训年轻的中国雇员。他说:“高校系统和经济需求之间存在偏差。中国毕业生往往缺乏实践技能。”


中国有几十所重点高校享受着中央政府的慷慨资助。由于这些学校的扩张受到北京的控制,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没有遭遇资金困境。

除了这些重点高校之外,还有近2000所院校才是中国绝大多数本科生就读的地方。官方人士和独立研究人员说,几乎所有这些学校都背负着还不清的债务。

财力雄厚的地方政府已经开始组织救助行动。去年,富裕的广东省要求银行重组向大学发放的贷款。中国教育部官员曾表示,高校债务是优先重点。

由于缺乏校友捐助的传统,中国的高校只能通过两种方式获取偿还债务的资金:降低成本和招收更多的学生。政府数据显示,教师工资封顶或下调,购买设备的计划暂缓实施,课堂规模平均增大了一倍

2009年4月30日星期四

美国大学招生简介:大学候补录取的可能性

·杨法先·

每年三月底,四月初,许多大学向申请该校的学生发出了一封令许多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都捉摸不定的来信。信的大意是您(指学生)已经达到了本校录取标准。但由于学校容量有限,我校暂时不能录取您。您若同意,您将被放在候补名单上。一有机会,我们将会尽快通知您。看完这封信以后,学生和家长会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如若同意,会有多大的几率被录取?如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美国大学的招生程序,或者说,大学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以上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如果美国高中毕业生准备申请四年制大学,他们往往要申请六所以上的大学。近年来,这个数目又有上升的趋势。2006年部分高中生申请了11所大学。高中负责升学的老师往往会建议学生至少申请两所理想的大学,两所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大学,两所保底的大学。无论大学规模大小,声誉如何,美国所有的大学都是各自独立招生。这一点与中国大陆国家统一招生有着根本的区别。除某些特殊情况以外,在具体录取哪些学生的问题上,各大学之间一般互不通气。因此,某一名高中生应当同时申请多所大学,而这名高中生又会同时被多所大学录取。有趣的是,四月一日发榜以前,大学挑学生。四月一日发榜以后,学生挑大学。在大学和高中学生各自现有的条件下,这种双向的自由选择使大学和学生都达到了最大的满意。

受师资,教室,在校学生的毕业人数,学生宿舍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每一所大学每年招生的人数是有计划和确定的。一般来讲,根据往年的经验,大学招生办公室要考虑有多少申请者在得到录取通知书后不来报到。因此,各大学发出的录取通知书一定要比计划录取的学生人数多。但究竟需要多发出多少录取通知书,因校而异。无论是竞争最激烈的八所常青藤大学,还是普通的区域性大学都不例外。对于这最著名的八所大学来说,近年这个比例在1.27:1到2.18:1之间。一般而言,如果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学只有正常的招生计划(没有Early Decision或Early Action),并计划招两千名学生入学,这所大学至少应当发出四千张录取通知书。但即便如此,这些大学也不能保证一定会有二千名学生会承诺来上学。同样即使承诺来上学,也不意味着一定来报到。如果,某学生承诺去A大学,但B大学将该生从候补录取中转为正式录取。而B大学是该生的理想学校。在这种情况下,A大学就流失了一名学生。还有的学生由于健康和个人的原因要求推迟一年入学。凡此种种,各大学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它们必须保证按计划招满学生。为了防患于未然,候补录取制度应运而生了。

那么,如果同意把自己放在候补录取名单上,有多少可能性最后被录取呢?对于这个问题永远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一般而言,大学名气愈大,机会愈小。对于最著名的大学来说,无论州立还是私立,这个机会有时会小到一个也没有。即使有,这个比例也在5%以下。也就是100名同意把自己放在候补录取名单上的申请者,最后得到录取通知书的不多于5人。这个比例低于任何一所美国大学的录取率。例如,多年来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第一的那所大学,在2005年曾向1,207名申请者发出了候补录取通知,794名申请者接受候补录取,最后没有人收到录取通知。而那所相对最容易被录取的常青藤大学在2008年曾向3,444名申请者发出了候补录取通知,2,163名申请者接受候补录取,最后44人收到录取通知。当然,某一年某一校也会有些例外。例如,某著名州立大学2008年曾向2,320名申请者发出了候补录取通知,1,420名申请者接受候补录取,最后453人收到录取通知。七姐妹之一的某著名女子学院2008年曾向581名申请者发出了候补录取通知,353名申请者接受候补录取,最后127人收到录取通知。

事实上,各大学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得到正式入学通知书的学生会来报到。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来估计。例如,某大学按2:1比例发录取通知书,而实际上,发录取通知书与承诺来的学生的比例是2:1.02,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候补申请者都不会被录取。反之,发录取通知书与承诺来的学生的比例是2:0.98,在这种情况下,候补录取机制即刻启动了。而录取多少人完全取决于计划招生人数与承诺来上学人数之间的差额。

综上所述,当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收到的候补录取通知书时,特别是最著名的大学,须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并可考虑采取以下对策。

由于不会有任何损失,当收到候补录取通知书以后,应同意把自己列入候补录取名单。并尽快答复学校,学生和家长要做好相应的纪录。然后,尽快忘掉这件事。虽然,仍有被正式录取的机会,但不应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期望。把握住已被录取的学校,是当务之急。

如果学生和家长准备向学校补寄任何材料,或与校方进行任何形式的联系,则应当非常审慎,切勿弄巧成拙。学生及家长的心情固然可以理解。但若寄材料,无疑给招生办公室工作人员徒增许多麻烦。这所大学对于某位学生可能是今生唯一的机会。但对于这所大学的招生办的工作人员而言,该生只是今年一两万申请者之一。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看这些申请材料,谁又可能洞察他们对这些申请者的心理与情绪?

如实在想疏通关节,应当请所在高中负责升学的老师给发出候补通知书的大学招生办公室打电话。对于一些每年都向著名大学输送学生的高中而言,高中负责升学的老师与某大学负责在本地区招生的工作人员早也建立了相互信赖的工作关系。因此,老师的说项远比家长对大学的求情有力的多。但老师是否肯帮这个忙,则完全取决于学生平日的表现,以及家长与老师的关系。平日不烧香,急时抱佛脚,是绝对不行的。这里的‘香’,主要是指平日家长与老师的沟通与联系。

根据八所常青藤大学的一贯方针政策,无论申请者是否申请助学金(need based financial aid),对是否录取该学生均不发生任何影响。但八所常青藤大学以外的著名私立大学,则不是所有大学都有此政策。因此,这类大学会更倾向于将正式录取通知书发给没有申请助学金的申请者。尤其在目前的形势下,更是如此。

当美国的医学院录取住院医生时,采取类似于中国大陆的大学招生办法。除此以外,美国大学的本科,研究生招生都采用上述办法。读者一定可以想象,由于美国大学招生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给各校招生办增加了许多工作。为了克服上述种种弊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在1954-1955年试行提前录取制度(Early Application System)。它是Early Decision和Early Action的前身。提前录取,特别是Early Decision,减轻了招生办的工作负担与招生成本,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有关这部分内容,将在以后陆续介绍。

2009年4月26日星期日

美国社区学院: 物美价廉的大众职业教育

谁来主管美国的高等教育

徐贲

在美国,接受高中后教育的学生有超过1/3是进入社区学院实现他们的人生梦想。社区学院的教育对象不是少数人的精英,而是千千万万普通家庭的子女

不久前,奥巴马总统选择了加州山麓—迪安萨社区学院学区总校长玛莎·坎特担任美国高等教育的主管。坎特将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在部长阿内·邓肯之下,她将是顺位第二或第三的美国教育事务首长。

坎特是第一位担任高教主管的社区学院校长,她的任命对美国社区学院所代表的那种平民普及型高等教育有着不平常的意义。加州有110所社区学院,约250万学生,全美国有1100所社区学院,约630万学生,占全美国高中毕业后在校受教育学生人数的35%,这个比例还在增高。

美国的四年制大学这几年学费节节攀升,速度超过了物价上涨和家庭收入的增加。学费低廉的社区学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他们许多在那里完成大学前两年的学业,然后转入四年制大学。社区学院不仅是四年制大学的过渡,而且也为许多学生会提供必要的就业前教育。在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坎特的任命同时体现了奥巴马政府对就业和教育的重视,这种教育的对象不是少数人的精英,而是千千万万普通家庭的子女。

社区学院又称“社区大学”或“两年制大学”。社区学院两年毕业后,学校会颁给学生副学士学位(Associate Degree)。如果学生想继续深造进修,可以转学进四年制大学,申请大三的课程,继续后两年的大学课程。除了转学课程,社区学院还提供许多职业课程,帮助学生获得就业的一技之长,如护士、会计、驯养马匹、汽车修理、果园栽种、电器、管道、建筑,等等。加州教师资格的许多课程也由社区学院提供。

社区学院课程是根据当地经济结构需要设置的。企业家比尔·盖茨说:“相关就业市场推动了社区大学。”社区学院的编制一般从简,不少教师都是兼职教授。社区学院以教学为主,所以学生反而比在研究性大学中有更多、更直接的机会与教师接触、受教。社区大学一般都采取小班教学,教授比较能注意到每一位学生,并给每个学生适当的帮助。

美国的许多四年制大学,前面两年也是不定专业的,所以从社区学院转入第三年学习,一般都很顺利。美国高等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在同一个学习阶段几乎都可以互通,提供学生选择与尝试的机会;同时,让学生在不断的尝试和选择中决定自己要做什么。

社区学院的最大优点是学费低廉。在美国各州中,加州又是最低廉的。学费是按学分计算的,每学分是20美元,一门课一般为3到4个学分。一个学生一学期上3门课,13个学分,学费就是260美元。加州从去年1月1日起,每小时最低工资是8美元。学生就读社区学院每学年的学费为500美元左右,而就读外州公立大学的学费则为2760美元左右。

各州为本州学生上社区学院或公立大学规定优惠学费,因为他们的家庭是本州的纳税人。外州或外国来的学生学费要高一些,以坎特原先所在的迪安萨社区学院为例,分别是每学分115和126美元。

加州社区学院的学费比其他州低,但生活费用却比较高,所以学生总的开销还是差不多的。即便如此低廉的学费,有困难的学生还可以根据家庭低收入情况申请免费。2008-2009学年的免费标准是:1口之家(包括学生本人)年收入低于15315美元;2口之家,20535;3口之家,25755;4口之家,30975;5口之家,36195;6口之家,41415;7口之家,46635。

社区学院以其低廉的学费和极多种的就业学习机会,为千千万万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打开了求学之门。在中国,许多人一说起美国大学就会想到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但能够进入这类常春藤大学的,一共才占美国大学生的3%。在美国,接受高中后教育的学生有超过1/3是进入社区学院实现他们的人生梦想。比起任何一种其他类型的大学,社区学院都更体现平等、进取、自尊、自强的“美国精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这样评价:“社区大学让人看到了美国最好的一面。”奥巴马总统任命社区学院出身的玛莎·坎特主管美国大学教育,秉承的也是这样一种美国精神。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