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困境与出路

张鸣
(from cnd.org)

　　当今中国大学种种质量下滑、学术溃烂等惨不忍睹的怪现状，其源头，其实始于20年前。令人吊诡的是，20年前那场政治风波之后，作为学界中坚的大学中人，恰恰开始了走入专业，走进学术的历程。而这个历程走到今天，人们看到的居然是学风的浮躁，学术规范的崩解和学术的大面积失范和腐败。

　　当然，导致今天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并非大学教师，而是政府管理者，但大学教师也是当之无愧的帮凶。

　　人所周知，31年前中国的改革，是从恢复文革前17年的旧观开始的，而教育领域则最先开始的这种恢复。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开始恢复高考。不言而喻，文革十年，正如当时流行的说法所说，教育是重灾区，而大学则是重灾中的重灾。*河蟹*由于出身的缘故，对于教育有着特别的偏好，同时，由于他和他的同志，多半是五四青年，有思想文化决定论的积习，这种偏好和积习，使得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遭致了当局的特别关照，也招致了革命的特别关照。教育跟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发生了最密切的关联。其关联密切程度，超过了前苏联。大学实行党委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重点开展区域。文革，只是其中一个走到极致的运动。当然，这种极致的政治运动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最大的困惑，是维持的危机——如此革命下去，国家的基本运作无法维持。这种维持危机，在大学教育表现得特别明显，不仅难以向国家输送维持生存的人才，连自身的存在，也成了问题。大学的率先恢复，在当时而言，有着存亡续绝的功用。

　　从锁国走向开放的中国，此番的开放，首先是对着西方世界的。因此，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恢复之后，中国的大学教育，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如何与世界接轨。也就是说，文革前17年的苏式大学模式，在开放的压力下，需要改变。所以，大学的改革，至少在部分的环节，体现在由苏式专才模式向美式通才模式的转变。尽管这种转变，在当时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被遮蔽在通才或者素质教育的名义下，但其中向美国学习的迹象，回想起来，还是相当清晰的。

　　然而，正如统治集团部分人所担忧的那样，大学改革不可能不跟“精神污染”和“自由化”有所关联。他们担心改革会摧毁教育作为意识形态阵地的特质，而事实上，这个阵地，的确在动摇。鉴于八九事件，大学成为学生民主运动的中心，即使1992年国家改革再度启动，大学的改革，却停了下来。随着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起飞，当局自以为找到了一条大学改革的新路，这就是所谓的211和985工程。一是投钱——集中财力，投向少数尖子大学。二是强化大学的行政控制，所投的钱，由行政系统控制分发。三是实行产业化。通过引入企业管理因素，实行量化管理，改善大学教师的待遇。启动大学产业化，大幅度增加学生收费，实行大学毕业生双向选择，不再包分配。这三方面的改革，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党和行政的强化。伴随着这三方面的改革，特别是大学翻了十倍的收费，国家开始把大学招生视为拉动内需的一个手段，于是全中国的大学开始了疯狂的扩招，在短短9年之内，大学年度招生数就由1999年的92·7万，膨胀到2008年的599万。教育行政当局的目标，说是要把中国的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变成普通教育。也的确变成了普通教育，2008年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达到了23%。[①]研究生的扩招幅度，也在大幅度增加。由1999年的8·505万，增加到2008年的44·9万。[②]在大幅度扩招的同时，各个大学大幅度贷款，大兴土木，校园和学校建设有很大的改观。很多城市都在大建大学城，大学的产业化跟疯狂的房地产开放，实现了奇妙的联接。

　　这样的大跃进，结果是形成了行政主导的大学垄断公司。大学成了产业，最糟的那种产业——行政垄断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兼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弊而无其利。一方面，这种大学的确有产业化的特征，高收费而且唯利是从，各校都在大办跟市场有关的专业，基础学科极度萎缩。另一方面，这种产业又是官办的垄断事业，由于基本不存在竞争，因此学校的行政机关，衙门气、官僚气十足。整个系统，跟行政体系一样，都在追求数字——课题数，发表量等等。学校和教师，也就通过造假，钻空子，制度性规定强迫学生发表论文，来完成数字。客观地说，现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依然在学美国，不仅在大力引进海归，主要是美国回来的海归，某些学科，甚至直接用美国教材，采用双语授课。研究生教育，也跟美国一样，分成研究型硕士和专业硕士。甚至连美国的常青藤联盟，也要学，若干重点大学公开组织中国的常青藤大学联盟。可是这样学的结果，唯一的好处是使得学生的外语水平有所提高。但严格地说，只能说这种“唯美”是从的学习倾向，促进了学生的外语学习。真正让学生外语水平提高起来的，第一位的功臣，还不是大学，而是外语培训的新东方学校。学美国，只学了皮毛，足以增加大学时髦好看外观的皮毛。在八九之后，主动走向学术，走向专业的大学学者们，虽然说，在高校大跃进之前的几年之内，专业和学术水平的确有所提高。至少在我有所了解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有所斩获，涌现了一些有质量的成果。但是，一旦大跃进发动，在量化管理和待遇提高强化管理面前，在几十万甚至上千万不等的课题经费投入的诱惑下。著名教授不仅有经费和待遇的好处，而且还有官职的赏赐和各种“江”学者称呼的授予，每个称号背后，都有大笔的好处费和课题费。大学教授很快缴械投降，主动或者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投入到大跃进中，迅速成名成家。结果是研究成果质量大幅度下滑，如今在学术期刊和各类出版物中，已经垃圾成堆了。

　　在成亿的资金砸下去之后，大学的科研成果的确有突飞猛进的飞跃。SCI论文和CSSCI论文发表量，的确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如果单论发表量，国内国外加在一起，就像中国的大学生数量和博士数量一样，均可以在世界排在首位。但是，此阶段中国科研的原创性却并不见好，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不仅国内所谓的核心学术期刊越来越不学术，被高校大跃进中论文跃进刺激得大收版面费，变成要钱期刊。就是所谓国际上的SCI论文，也不断被曝出论文造假，以及大量投机低门槛的数据库，赚取发表量的丑闻。就目前而言，学界官大学问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不止人文社科，连自然科学也开始唯官是从，院士的评选，如果没有官衔，当选的可能性就会很小。

　　此时的大学教育，不仅没有实行美式的通才模式，也丧失了苏式专才模式的优点，属于典型的邯郸学步。苏式教育虽然目的不是培养人，而是造就工具，因此知识面比较窄，适应性也小。但至少在应用学科方面，技术性好，动手能力强，学成之后，放到工厂，就可以用。但是，现在的工科教育，不仅教学和试验环节马虎，即使重点大学，也出现了“非工程化倾向”，少安排甚至不安排实习。到了实习环节就让学生自己去找地方，结果只能放羊。学生既没有理论素质，也没有动手能力。最糟的是，当下大学学风之坏，已经达到令人瞠目的地步。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基本上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而本科生教育，则遭受严重的忽视，所谓大牌教授，让学生代课者比比皆是。虽然教育行政部门有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的规定，但执行起来，并不严格，形同具文。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没有素质，也没有技能，更没有责任心。社会上对近些年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一些私企的老板甚至宣称，宁可用中学生也不用现在的大学生。

　　不加偏见地说，现在中国的大学，已经坠落到了历史最低点。除了个别的学院、个别系和教研室由于特殊原因还能保持元气，个别的教授和教师还能保持学术良心之外，大学整体上一直在滑坡，而且滑坡滑的非常之快，像是高空坠物。现在的大学教育，类似于文革期间的中学教育，扩张迅速，但严重名不副实。对于相当多地方性院校的学生来说，大学教育仅仅是在他们身上挂了一个大学生的牌子，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不客气地说，中国的大学，现在已经不能称其为大学。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个迅速下滑的过程中，学界虽说一直有零星的异议，但作为整体，却采取了迎合的态度。其中有些人虽然可能是抱着良好的愿望，指望在高校数量增长之后，可以换来质量的提高。但毕竟有相当多的人实际很享受大跃进带来的好处，高额的补贴，大笔的课题费和演讲费。学界走向学术，最终走到学术的崩解，学界中人其实难辞其咎。本土学者不声不响，在官本位和金钱的诱惑面前，即使是在西方学成归国的海归，也很难无动于衷。现在的大学，只有衙门气，铜臭气，就是没有学术气息。大多数教师都因循度日，唯钱是。平时聚会，谈的不是股票，就是房子，再不就是女人，如果真的谈及学术了，也是在讲怎样骗到课题。

　　在行政强化到如此地步的大学，内中的教师充满了低俗和因循气息的大学。即使当局有心要改，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更何况，眼下的大学，已经变成了垄断产业。民营的学校，只被限制职业教育的低层次上。大学教育，国内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学生不接受，就只出国，而现在能支付得起出国教育成本的家庭，毕竟是少数，所以，只能任由他们摆布。垄断产业，就是利益集团的产业。教育界庞大的利益集团，绝无改革的动力，因为只有这样的状况，才最方便获利。事实上，在最高当局看来，大学虽然不尽如人意，但作为意识形态阵地，却保住了。从前思想活跃的校园，现在变得庸俗不堪，从学生到老师，都“低俗化”了，如果再发生什么事情，大学似乎不再可能成为中心。现在当局的困惑在于，虽然大学安静了，但却没用了。如果不能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国家科技发展提供动力，那么这个政权的维持，还是会出现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最高当局对于大学的态度，处于进退维谷之境，不改不行，改，似乎也不行。

　　如果要改的话，大学的唯一出路，就是另起炉灶。像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那样，由体制内地方力量出面兴办，只要遵循大学的通则——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加上充足的资金来源，理应能闯出一条路来。这当然是一种解套的思路，但真的想解决问题，还是得开放，进一步开放。就像中国的改革，没有开放就没有戏一样，大学的改革，前提也是开放。民国期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大学的繁荣。事实上是三足鼎立：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并立。对现在中国而言，大学理论上已经对民营资本开放了。但是，由于办学的限制较多，而且被严格限制在职业教育的低层次上面，更由于缺乏外来的刺激和激励，民营学校，还陷在谋利的泥淖里难以自拔，不仅没有创出自己的品牌，而且生源困难，名声不佳，基本上被高度边缘化了。外资和港资的学校，现在也有了一点，多为中外合办，控制权基本在中方手里。比如中欧商学院，诺丁汉大学宁波分校，汕头大学的李嘉诚学院等等。至少从目前看，声誉还不错。可惜规模过小，而且专业受限，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局，还构不成影响。而且据这些学校内部的人讲，学校也存在逐渐内地化的倾向，教育部评价体系的干预和影响，越来越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大学的改革，最佳的途径是引入教会的因素。熟悉中国教育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现代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实际上是教会开的头。中国最早的大学，是由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兴办于1879年，1892年开设大学课程;震旦公学，1903年兴办，1917年升格为大学。而国立京师大学堂说是1898年开办，实际运作则是1903年后的事情了。” 民国时期教会的大学虽然数量不多，学生比例也不高，不过占全部在校大学生的15%左右，但几乎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是名校，北方的燕京、辅仁、协和，东部的圣约翰、金陵、东吴，南方的岭南，中西部华中和华西以及湘雅，几乎个个都可以跟国立的清华、北大，私立的南开和厦门大学相媲美。[③]五四运动以后，绝大多数教会大学都变成了世俗学校，既不要求学生入教，教学中也没有多少神学内容。事实上，民国大学教育的三足鼎立，教会这一足举足轻重。因为，只有教会学校的存在，才可以用其公益特质，有效地抵御来自资本和官方的谋利趋向。对于教育和医疗这样的事业，即使全盘市场化，也必须有一定的公益性，否则就难以健康发展。

　　当然，就目前而言，这种引进教会学校的设想，还只能是一种奢望。对现政权，外来宗教，一直是一种需要特别警惕的异己力量，开放这种力量进入教育领域，是一种可怕的梦魇。眼下能指望的，似乎只有体制内别种力量的介入，以及民营和外资的投入。这两股力量，即使教育领域全面对他们开放，造成体制的松动倒是有可能，但能否改善大学的状况，还很难说。显然，这些力量一般兴趣都在某些速效而且商业气息较重的学科上，因为他们要挣钱。更难以改变当前中国大学教育功利化的趋向，就业状况差难以有眼前效应的基础学科，不大能引起这些投资者的兴致。这样因素的大量引进，是否会在陡然增加的市场因素中，导致大学教育的另一种形式的倾斜，还未可知。因此，大学教育的整体改观还难以指望。

　　总的来说，自文革之后，大学教育的维持危机，再一次到来。这种维持危机，跟整个国家政权的维持危机，密切相关。不仅导致国家人才缺乏，科技竞争乏力，而且跟住房和医疗困境一样，会逐步成为制造群体性事件的源头，影响乃至撼动现政权稳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现政权如果还想维持，势必要再次启动大学的改革。虽然说，现有结构不动，内部完善是他们最乐意选择的改革方式，但这条路肯定走不通。前阶段关于教育改革纲要的制定和相关讨论，虽然不尽人意，也涉及了当前中国大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比如去行政化。可是，等到这个纲要最后出台，人们发现，最关键的去行政化的提法，居然不见了。显然，在目前利益集团势力盘根错节的情况下，期待教育体系的自改革，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由教育部领衔的教改，大抵所能做的，也就是在技术上动点小手术。

　　因此，还是那句话，中国大学的唯一出路，就是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讲，开放是有可能的，关键取决于中央政府跟教育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以及想要进入这个领域的其他势力的压力，如果博弈有成果，就可以能进一步开放。但是，如果开放不能开放到教会头上，问题依然难以解决。当下，中国的教会，正在以非常的速度扩张，有人甚至预计，过不了多久，中国就会变成一个以基督徒为主的国家。这种扩张，其实对于现政权来说，是更不乐见的局面。遍地开花的教会，显然比教会办的世俗大学更加让当局难堪。既然无法遏制教会信徒的增加，眼看着教堂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开放教会大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只是，开这样口子，对中国当局来说，还是很难。但是，留给中国当局的时间，不会很多了，大学的问题，很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会引发一连串的社会问题，乃至社会震荡。

子女教育如煲汤

教育新观念---全A家长和全A学生

By 刘以栋
(from creaders.net)

最近有机会聆听了当地陈先生的子女教育讲座，感觉非常有道理。现把他的讲座内容归纳一下，根据我的理解写出来，期望更多的华人受益。因为讲座结束以后我另有安排，所以没有时间征求陈先生的同意发表他的讲座内容，就在这里省去了他的全名。这里所有的优点都是陈先生的，缺点则是我的理解错误。

我们中国人都很重视子女教育，期望子女长大以后能够出类拔萃。但是，许多人对成功的理解过度局限于高薪，高位，高学历，而忽视了子女的综合能力培养。孩子成长最重要的指标，是他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且过得很开心。

陈先生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子女教育过程就像我们我们做饭时的煲汤过程。这两件事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但细想之后，却有其合理性一面。

虽然我们不都是烹调高手，但是我们都知道怎么烧汤。烧上水，加上材料，添加调料，烧好以后请大家品尝。

跟教育相比，这里确有一些相通之处。

第一， 材料。烧汤的材料不同，煲出来的汤也不同。同样，对自己的小孩，我们也要因材施教。如果孩子不是弹琴的料，我们就不要期待小孩一定要在音乐比赛中得大奖。再说了，如果孩子真的喜欢上弹琴了，我们会让孩子去念音乐学院吗。

第二， 锅盖。烧汤时怎么用锅盖。美国人教育孩子采取不盖锅盖的放羊式教育，任其孩子自由发展，所以孩子的聪明才智容易在追求享乐中浪费掉，没有很多实干技能。相反，我们中国家长容易过分使用锅盖，恨不得再压上两块石头，结果孩子技能很强，但处事能力和人际关系方面就比较欠缺。并且，压力太大，就可能会爆发出负面效果。

第三， 调料。孩子是独立体，有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但我们华人家长喜欢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孩子。孩子选择职业时，我们可能会从自己的角度，过早的为孩子下结论、做决定，这样孩子就象加了太多调料的汤，失去了本味。

第四， 好汤。汤烧好了以后，客人品尝的是汤，而非厨师。孩子长大以后，社会接纳的是孩子，而非家长。孩子以后的发展，父母没有必要把他们作为自己的成就或者错误，否则可能会影响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陈先生认为，美国的中国孩子就像玫瑰花，高中时最灿烂。在美国的好高中的毕业班中，尖子学生中的华人孩子比例很高。在美国名牌大学里，华人学生的比例也比较高，但走上社会以后，华人孩子渐渐就失去了优势，难以走上社会高层。这里我跟陈先生的观点有点不同。我认为，华人孩子没有走到高位，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譬如社会对他们的接纳程度，我们有限的社会资源，我们的价值观念，华人孩子在同龄人中的百分比，他们失败的风险承受能力等多种因素造成，并非全是我们的教育失误。

对华人孩子，陈先生提出了5个A和一个B的要求。

Acceptance：接受现实。华人孩子在美国承受与美国普通孩子不同的挑战，他们必须接受现实，迎接挑战。

Adaptation：适应环境。华人来到美国，面对全新的环境，我们要学会去适应。

Adjustment：自我调整。美国跟中国不一样，华人家庭跟美国家庭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调整自己去适应环境。

Appreciation：心存感激。人生中许多烦恼事，我们要心存感激，而非埋怨别人。我们要感激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一日三餐，当思来之不易。

Accountability：负责精神。人生中的挫折并非失败，挫折变成失败从我们抱怨别人开始。面对挫折和失败，我们要勇于承担责任。

Balance：学会平衡。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选择，我们要学会平衡。任何一件事，走向极端就可能变成坏事。打麻将如此，读书也是如此。

作为华人家长，我们也要做到三个A：

Accountability：对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我们负有责任。孩子不仅念书时在学习，孩子观察我们时也在学习。许多孩子的坏习惯，可能都源于我们自己。

Acceptance：对我们的孩子，我们要百分之百的接纳。不管他们是否有什么缺点或错误，我们都要发自内心地爱戴他们，接受他们。

Appreciation: 孩子是上帝送给我们的天使，所以我们要感激他们来到我们家里，在我们家里健康成长。基督文化的精髓在于，我们要怀着一颗感激的心。

来到美国以后，华人孩子和家长都不容易。面对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我们和孩子都需要向全A去努力。

吓唬教育: 听妈妈讲鬼的故事

拿鬼吓婴 老辈家教的一大误区


鬼节快到了，老乡们集会闲聊的内容也就不知不觉中与时俱进，由山南海北、张长李短转向了鬼的话题。

高潮是由一位老兄介绍他的近日活动引起的：“昨天，我们去了‘鬼城’，看了闹鬼的幻灯和电影……” 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几个片断后忠告大家，太太恐怖了，你们身体都不是很好，千万别去啊！谁知老兄这番介绍与忠告，好像开闸放水一般，引得大家纷纷效仿，各自讲起自己听鬼怕鬼的故事。

“我小时候，听妈妈讲过夜行遇鬼的故事，打那以后就不敢在夜里走路，总觉得身后踢腾踢腾地跟着什么东西……

“我小时候听妈妈讲过水鬼找替身的故事，从此我就害怕自个儿下水，就好像有人抓着我的双腿往水塘深处拽去……

“我小时候听妈妈讲述东院大娘上吊的故事，再也不敢入住吊死过人的房子……

还有什么我听妈妈讲过饿死鬼的故事，我听妈妈讲过屈死鬼的故事……小时候，鬼太多，每个鬼的背后都有一个青面獠牙的故事。

老乡们的讲述，真实再现了那个时候很多家长教育孩子的状况：

想哄孩子睡觉：闭眼，别吭，当心鬼把你带走了；

为了阻止孩子下河：别去啊，那里淹死过人……

这无穷无尽的鬼故事，加上各种各样的妖故事、怪故事，以及大家耳熟能详的狼故事等等，冗积厚沉，逐渐形成中国老辈育婴的一个特色文化――吓唬教育。

母爱是最无私、最伟大的爱。老辈母亲们为什么要拿这些狰狞可怕的鬼怪来吓唬孩子呢？这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与社会根源。那时候，科学不发达，教育不普及，人们普遍的很迷信，信鬼信神，把拿鬼(神)说事当作管教孩子一种速成而有效的手段，期望通过这今天看来很迷信很不当的吓唬，促成孩子更健康更安全地成长。殊不知孩子的心灵，一泓清水，一块美玉，经常拿鬼拿怪拿虎拿狼来吓唬孩子，虽有可能収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最终结果却是爱心母亲们所想象不到的，那就是把自己孩子的胆吓小了，吓坏了，而且这受害的伤口，犹如铸铁石雕一般，顽固持久地留存脑海，难以愈合，以致像我们这些受了几十年无神(鬼)论熏陶的老人，仍然谈鬼色变，一个吓唬故事竟然祸害儿孙一辈子！

问题真有这么严重么？

先说这胆。胆是何物？胆有两种，一是人体五脏之一的胆，二是用作评价人的心理与行为素质的“胆”。前者有形，后者无态；前者的轻重大小基本恒定，后者则因人而异，且随生活时空的不同而变幻莫测，有的胆小如鼠，有的胆大包天。本文专指后者。

对于一个人，胆有何等重要，不必讲太多的道理，也无需拿秦皇汉武等古荒人物作例，仅就新近发生的一些人事即可一目了然：

前些时候，有人曾对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真正自立更生发家致富的若干富豪做过一些调查研究，他们中相当一部份，有的经历过牢狱之灾，有的属于无业游民，有的虽有业而难以维持生计……他们为什么很短时间发家致富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胆大――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还怕什么？加之他们生活在底层，有着穷则思变的强烈愿望，也较容易看清社会发展的趋势与走向，于是看准时机，迅即下手，经过一番艰辛奋斗，成就了后来的辉煌。

最近《时代》杂志报导了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苹果电脑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美国最著名建筑设计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体育天才、高尔夫巨星老虎.伍兹等美国10大辍学富豪的事绩，他们的成功之道，与上述中国富豪很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一曰有胆，二曰有识，三曰抓住机遇勇于实践。尤其比尔.盖茨，在哈佛本科都读到最后一年了，但他看到竞争对手们全都虎视眈眈地觊觎他和好友艾伦率先研发的微形电脑软件巨型蛋糕时，深感形势紧迫，时不我待，于是毅然放弃垂手可得的哈佛学位，全身心地投入微软的研发事业……其他许许多多在政科商学军等各方面创造光辉业绩的名人志士无一不是如此：有胆有识，善抓机遇，勇于实践。

如今，很少有妈妈再给孩子说鬼了。但是别忘了，没有死鬼还有活鬼，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精神的，各种各样的鬼人鬼事数不胜数。记住你们前辈爷爷奶奶们的教训吧，千万别拿这些鬼人鬼事吓唬襁褓中的孩子了，孩子的心灵，冰清玉洁，一尘无染，最终变成什么样子，全看母亲的精心，妈妈的妙手，包括你给他/她讲的每一个故事。
(By 依山流影, from creaders.net)

Stone Mountain

Coming from outspace
Quietly resting in Hotland
Ever got homesick?

From outspace alone
Found home and peace in the south
There is no turning back.

An alien outcast
Soundly sleeping by the lake
What's in your dream?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改革

浅谈美国公立中小学的教育改革

By 怡然

本周一奥巴马总统在接受NBC早间新闻采访时，针对美国基础教育改革问题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增加学年学期时间，二是提高教学水平。尽管奥巴马并未给出具体应该将学校学期时间增加到多长，但是他指出，美国的学生比其他发达国家的孩子平均要少上一个月的课。在谈及如何提高教学水平时，奥巴马尤其强调了教师的作用和建立师资评估体系的重要性。

看了这个节目，联想到这几年来陪自己的两个正值学龄的孩子走过的读书之路，可以说对于美国的基础教育深有感触。最近在《时代周刊》刚刚读过一篇关于美国公立学校教育改革的文章，文章中列出的许多数据颇具代表性。

在美国，有89% 的学生上公立的中小学。在过去三十多年间，美国在教育上的投资一直在增长，平均用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从1970 年至2006 年增长了123%。美国的小学有着迄今为止最小的班级（class size），学生对教师的比例已经从1970 年的22：1降至2007 年的16：1。但是，学生的学习成绩却并不令人满意，甚至是呈下降的趋势。比如在17 岁学生年龄段的全国阅读考试成绩，从1971 年至2004 年的23 年间没有任何提高。一项对八年级的学生考试调查表明，在2009 年，有69% 的学生阅读成绩低于熟练程度以下，有68% 的学生数学成绩低于熟练程度以下。

如果把美国同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2006年其在中小学教育上的投资（每个学生的教育经费）排列第五，排在前面的四个国家是卢森堡，瑞士，挪威和冰岛。然而，在学生成绩上却远远落后于许多发达国家，比如其科学课程成绩排名第21位，其数学课程成绩排名第25 位（基于对30 个发达国家的调查）。所以，也难怪奥巴马发出“没有改革，只靠钱，解决不了我们教育的问题。”

追究美国在基础教育上没有领先的原因，除了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短，以及设置的教学标准不高以外，最关键的因素恐怕还是教师的水平问题。但是，实际上美国的中小学教师受教育的程度相对来说是很高的，在2007 年有52% 的公立学校老师拥有硕士或硕士以上的学位。比如曾经教过我儿子的六位小学老师，其中有四位拿了硕士学位。有的是教育学硕士，有的是科学学科硕士。

那么，为什么还会存在这种师资水平问题呢？这与美国教育体制中长期以来一直缺乏一种对教师有效的评估体系关系甚密。美国的中小学老师工作相对很独立，他们平均只需工作三年就能拿到tenure。这就意味着他们很容易就能捧上铁饭碗，但却很少得到有意义的评估和有效的培训，从而改进他们的教学工作。

与大学的高等教育不同，在以基础教育为主的中小学教育体系中，教师应该是教学环节中的灵魂。没有好的称职的老师，再聪明的学生也只会如无头的羔羊，毕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仍处在成长发育期，还没有成熟到足以把握自我掌控方向的地步。所以，对于老师的素质和教学水平的要求理应是很高的，而且应该确立行之有效的评估手段，对教师的教学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判。

但是这样一个看似合情合理的要求，多年来在美国却无法实施。其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来自教师联合会的阻挠和反对。或明或暗地教师联合会一直都是以保护教师的名义而违背了孩子的利益，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奥巴马的教育改革新政提倡的是竞争，不同于小布什的No Child Left Behind，奥巴马管理团体的口号是Race to the Top。所以，他极力主张提高教学标准，依据学生学习收获的多少来对教师进行评价，对于不合格者进行有效的培训。对于那些仍然无法满足合格标准的，只能让他们离开教师岗位。具体地说，就是要把班级里的学生在一年中标准考试成绩是否有所提高与教师的评价挂钩，优胜劣汰。这项改革听上去容易，但做起来并非易事。因为它还牵涉到很多州具体的州法，已及长期形成的教育文化习俗的改变，等等。

教育改革可以说是美国几代总统的一个梦想，肯尼迪总统也曾发誓要做一届“教育总统”，提升美国学校的水平，以便于与美国这个最富有的国家之形象相匹配。但是迄今为止，所见成效并不是很大。好在美国人对奥巴马的教育改革多数持乐观态度，有90% 的人认为，对于公立中小学进行改革能够极大地改善学生的学习成绩和表现。作为孩子的父母，我们除了尽力参与孩子的整个教育过程，更寄希望于美国的教育改革能够卓有成效，这既有利于我们的下一代，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

(from creaders.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