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子女教育的争论和困惑
李昶
近年来，海内外有许多关于子女教育的研究和争论。尤其是近一两年来，“虎妈”“狼爸”的用严厉体罚方式教育出“成功”子女的故事，引起了海内外的不少讨论争论。
支持的一方，基本上是那种实用主义哲学：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能培养出学业事业上成功的后代，管他用什么手段和如何实施。其余问题是可以忽略不计。认为如果没有体罚，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小很多。。。。。那么，多少有些体罚也就没有多大的关系。目的最重要。
反对的一方，看到了如果用严厉体罚教育孩子，会给孩子造成不小的心理创伤。也很可能会造成不健全的人格，让一个人终生生活在负面的阴影下。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一生焦虑忧郁不自信。同时，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不容易把控好自己的情绪，易怒，容易与他人发生冲突，也不太会与他人打交道。
首先要说明，在西方文明社会里，打儿童是犯法的。儿童保护协会是会进行调查起诉的。当事人也是可能会被警察抓捕的。
我是反对体罚的。我很爱儿子，我对他，从小到大，从来没动过一根指头。我也不骂他。如果我生气了，最多也就是提高嗓门说他几句。
但是，受宠的孩子，是不怕父母的，任自己高兴或不中意，发泄情绪。也不一定听父母指令的。
我经常在想：什么是培养孩子的最佳方法? 其实，说起来容易，要做起来很难。
“应该。。。怎么样。。。”的大道理谁都会讲。但是没有多少用处。
现身说法。我自己从小就与父亲关系不太好，因为我很少感受到过从他那里来的父亲的包容、理解、亲情和人性的温暖。具体的日常生活照料，都是母亲在做。父亲管我的学习和行为。在学习上或行为上，如果有一点让他不满意，我就得手伸出来，他用尺子抽。有时也打屁股。如果调皮捣蛋惹了祸，那更是要被好好地抽打一顿。
我虽然是小时候很是淘气调皮捣蛋，但是我从来不偷东西（在那个物质贫瘠的时代，小偷小摸在小孩中是非常流行的），也不欺凌其他孩子。其实，我从在中国上小学一年级起，到在西方读完博士，都是属于成绩优秀的学生。我从小就非常喜好读书。但是，父亲是学者，对我的学习和行为，有很高的要求。
我拿回家的成绩单，父亲是不能挑剔的。因为我在小学中学的成绩，从来都是全班全年级一至三名。后来读了几个大学，都是在优等生之列。但是在小时候，父亲还有他给我指定的家里的家庭作业。不做完是要挨打的。另外挨打的主要原因是“费”（即调皮惹事）。
就我自己的真实感受，我从来没有因为父亲的体罚，而感受到过心理创伤，也不会因此去记恨他。如果如今回头来再看看，要我说出我对父亲的感激之处，那就是他对我的严格要求。如果没有他当年的苛求，我可能在学业事业上，走不到今天的地步。（注：“狼爸”的几个“被打进”北京大学读书的儿女，也都说他们不记恨父亲。我能理解。当然，我的父亲远没有“狼爸”那么厉害。）
这里有着深刻的悖论。也能让人有不少困惑。这也是为什么我有着极大的兴趣，留心有关“虎妈”“狼爸”的讨论。
我觉得，批判的一方，说出来的话，和争议的论点，理论上是四平八稳的和正确的，而大多数的说法是浅薄的。无非是要与主流社会的提倡口号一致，要路线正确。
但是，支持的一方，赞成体罚观点的，也只能提出一种不一定成逻辑的观点：即鞭子下出好人。况且，体罚可能造成的心理创伤，也将可能会是一个当事人要面对的严重问题。
我经常在想：有没有别的路子，可能让孩子们成长起来，最后自己发展出自身的能力。而不需要使用体罚暴力，来推动孩子的健康成长？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心理学家鲍伦德（D.Baumrind）曾经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他的研究已经成为发展心理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研究之一。鲍伦德提出了教养方式的两个标准：即要求和反应性。要求指的是父母是否对孩子的行为建立适当的标准，并督促其达到这些标准。反应性指的是对孩子接受和爱的程度，以及对孩子需求的敏感程度。根据这两个标准，可以把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专制型、溺爱型和忽视型四种。
鲍伦德认为权威型父母是最有利于孩子的发展的。他们对孩子的要求，有适当的严格，加以有明确的目标和合理的要求，设立一定的行为目标并加以督促，并且有着的父母的温情，关爱孩子，能够耐心地倾听孩子的述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激励孩子自我成长以及自信心的培养。鲍伦德的理论，都是正确的，但是，要实施起来，把握起分寸来，同时又要持之以恒，是很有些难度的。
鲍伦德认为专制型、溺爱型和忽视型的父母都会给孩子造成以下某种或诸多种心理、行为、情绪问题，尤其是造成自信心低下，焦虑，忧郁，好幻想，好高骛远，不会与他人打交道，不会在适当场合说适当的话，没有人生的进取心，不能正确地评估自己、他人和环境，导致生活中的困难和人生中的失败。
我遇见过这样的父母：智慧、聪颖、达理、情绪平静、性格安详温和、不急躁、说话公正有说服力；对孩子是讲道理、少批评多引导。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往往是会很成功。但是，在成年人中，极少有人能到达这样的境界和人的素质。我一生与许多人打过交道，尤其是约二十年来因为心理辅导心理治疗的学习实习以及工作原因，我与成千上万的夫妻和各种族裔的人过交道。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具有上述这样优良的人格及心理素质的父母，谬谬几对。极少。这大概可以归类于鲍伦德的权威型父母。
我想，或许让孩子去吃些苦，早点在生活中去学习碰撞人生，吃些亏，理解世事，也许能真正帮助一个人成长起来。失败和苦难的经历，或许是让人更能成熟起来。也往往是有着人生被打击过经历的人，只要不倒下不认输，才更加有能力和更加渴望自己强大起来。曾经有一位学者的长辈对我说过：“茅草棚里才能飞出金凤凰，”也就是这个道理。
我这里还想说明的是：相当一部分做了父母的成人，年龄不小了，其实，他们的心理和心态，还仍然是停留在儿童期。要指望他们能够培养出优秀的下一代来，实属太难。你不能指望一个心理心智上很不成熟的“儿童”成人，要在一个儿童的身上，去培养出来一个优秀的成人。
(from cnd.org)
2012年3月21日星期三
2012年3月14日星期三
素质教育vs 应试教育: 如何面对21世纪的教育?
华人社会如何面对21世纪的教育？
当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教育界的学者们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沿用了几百年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的挑战了，传统的知识和教学方法在这样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早已跟不上脚步，21世纪的教育何去何从？
传统的教育以灌输知识为主，一个人知识的多寡往往决定了他/她的地位和学识，然而，21世纪的知识已不局限于课本和课堂，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五花八门，课堂上学生的知识超越老师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知识的多寡已越来越不重要，而如何获取知识，如何运用知识，通过知识我们能做什么这样一系列问题摆在了教育工作者的面前。
21世纪的教育是一个个性化的教育（personalized learning），也是全世界教育界目前重点研究的问题。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布卢姆（Benjamin S Bloom）就提出了教育目标分类学说，他将教育目标分成６大类：知识、理解、运用、分析、综合与评价。这一开创性的学说让教育初步摆脱了纯知识的灌输，但是对于知识的运用和学生个性的发展仍然有许多模糊的认识。
人类进入２１世纪，如何界定一个人的成功？２１世纪的社会又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在这个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一个科技产品日新月异，且把个人看得越来越傻，掌握新技术越来越机械，越来越简单的时代，每一个人还有必要学习相同的知识，深度难度整齐划一才算“不掉队”吗？如果每一个孩子在相同的起跑线上开始，是不是只能往一个终点冲刺？你的目的是手术刀，她的目的是钢琴， 他的目的是篮球，难道不可以吗？
成功是否还只是依赖于一个人的智商？情商和广义上的交际能力，组织能力，合作能力及领导能力在一个人的成功道路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新的科技给人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电脑和互联网是一次革命，人类生活已离不开电脑，但是电脑给我们下一代带来了什么？过分的依赖电脑造成了人们交际能力的下降，甚至损害了健康和家庭关系。人类如何面对新的挑战？
面对挑战，芬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一个从前名不见经传的小国，如今已成了国际教育界的领头羊，西方各国都在反思自己的教育体系。
首先我们需要弄明白的是：２１世界的学生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与技能？
当世界先进国家在思考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问题的时候，中国教育界还在为如何开展素质教育，如何应对功利教育和应试教育争论不休，而学生们更是热衷于名牌大学、托福、奥数忙得不可开交。
２１世纪的孩子们，你们该学习什么？
虽然对于２１世纪的教育结构目前还没有一致公认的结论，各国的教育界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共识，并制定了一些基本的教育模式和结构.２１世纪的学习者，必须同时扮演三个基本的角色：一个交流者，一个合作者和一个创造者。
要做到这些，每一个学生又必须掌握一定的概念和技能，并具有正确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在此基础上，我们方能培养出具有创造性，能批判思维(critical thinking),能积极合作，充分交流的适应新世纪的人才。
除此之外，现代社会还要求一个人能担负起一个公民的责任，对社会有所贡献，对自己的生活和身心健康负责，做一个合格的地球公民（global citizen）。
回到华人身上，长期困扰我们的“素质教育”究竟是什么？“素质”，说到底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些行为和能力，而不是简单的学学棋琴书画。
如果我们的学校还认为让幼儿园学四则运算，小学学三角函数，中学学微积分才不输在起跑线上的话，恐怕我们连２１世纪的起跑线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华人家长也应该明白，２１世纪教育不单单是学校的问题，这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家长该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不能一味把孩子送进奥数班，到头来即时拿了金牌还不知道如何处理简单的人际关系（中国学生参加奥数赛曝礼仪差距尴尬回赠人民币）。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决不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做人”，新时代的任期关系是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的合作相互的尊重。
无疑我们缺乏一个整体意识也就没有真正的团队精神。有人建议中国男篮引进林书豪，我觉得这是扼杀了林书豪的天赋，因为在一个缺乏合作精神的“团队”里，林书豪再有能力，也是离开水的一条死鱼。中国许多优秀的人才在国外大企业中不能发挥作用，得不到提升不也正是缺乏合作精神吗？
说到奥数，不禁让人感叹，我们自己培养出了无数多的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竞赛的金牌得主，可至今没有一个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甚至连一个科学界的权威都没有。那些金牌得主许多甚至不愿意继续从事科学事业，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我们教育体系下培养的人，固然有一大堆知识，知道如何解题，却无法着手解决实际的问题，更别提什么批判思维和创造力了。我们的名牌大学里虽然“人才济济”，可不少“天之骄子”还要让母亲来叠被子，洗内裤袜子，碰见一点挫折不是去杀别人就是自己跳楼……。
我曾参观过许多中国的一流中学，校方会自豪地向你介绍，我们向哪些名牌大学输送了多少毕业生，有多少被哈佛耶鲁录取，可这些学校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才。可是，在加拿大一个人口仅３０万的小城的普通中学里，人家的“光荣册”上没有任何的“升学率”，也不显摆有多少人进了名牌大学，可是那里你能看到Steve Nash Nelly Furtado 往日的身影。
２１世纪的教育让我们明白：别老盯着孩子问：你学了什么？而是多问问孩子，你喜欢做什么，想做什么又能做什么？
联想到近日美国高校对于亚裔入学的歧视，许多华人不免耿耿于怀。其实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个事件，与其视其为歧视，不如看成挑战。
美国高校提高白人和亚裔的入学标准，从另一个角度看是降低了非裔和拉美裔学生的入学标准，这从照顾弱势群体的角度看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完全按考分一视同仁，那美国大学将完全是白人和亚裔人士的天下，这对于美国社会的总体发展并不是一件有益的事。
更为重要的是，现行的考试制度存在着极大的缺陷，以定量的考分来衡量一个人的学业能力存在着极大的偏差，主要是因为目前的书面考试很难完整反映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尤其无法反映交际能力、合作能力和创造能力。书面考试很容易被当成教学目标，学生为考分而学，教师为考分而教，尤其是擅长考试的亚裔学生，只要掌握了一定的应试技巧，高分并不反映真实的学习状况。
所幸的是，对于这种考试方法的改革是21世纪教育的一个重点，随着当代电脑科学，心理学和教育测量学的发展，新型的考试理论和方法正在逐渐形成，考试的重点也从传统的知识逐渐偏向于各种技能和潜力，各种不同的方法也应运而生。比如computer-adaptive testing ( 电脑适应性考试)就不再是一种固定的书面标准试题测验，而是电脑根据考生上一题的回答情况，对其能力作出判断从而决定他/她下一题回答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考卷”千变万化，每一个考生的情况都不一样，学生几乎无法准备，所以我们亚裔的“传统优势”将不复存在。
亚裔如果失去了“应试”的优势，如何面对21世纪的教育呢？大家如果能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就不会在今后的教育竞赛中再次输在起跑线上。
(By 悟空孙 from cnd.org)
当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教育界的学者们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沿用了几百年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的挑战了，传统的知识和教学方法在这样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早已跟不上脚步，21世纪的教育何去何从？
传统的教育以灌输知识为主，一个人知识的多寡往往决定了他/她的地位和学识，然而，21世纪的知识已不局限于课本和课堂，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五花八门，课堂上学生的知识超越老师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知识的多寡已越来越不重要，而如何获取知识，如何运用知识，通过知识我们能做什么这样一系列问题摆在了教育工作者的面前。
21世纪的教育是一个个性化的教育（personalized learning），也是全世界教育界目前重点研究的问题。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布卢姆（Benjamin S Bloom）就提出了教育目标分类学说，他将教育目标分成６大类：知识、理解、运用、分析、综合与评价。这一开创性的学说让教育初步摆脱了纯知识的灌输，但是对于知识的运用和学生个性的发展仍然有许多模糊的认识。
人类进入２１世纪，如何界定一个人的成功？２１世纪的社会又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在这个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一个科技产品日新月异，且把个人看得越来越傻，掌握新技术越来越机械，越来越简单的时代，每一个人还有必要学习相同的知识，深度难度整齐划一才算“不掉队”吗？如果每一个孩子在相同的起跑线上开始，是不是只能往一个终点冲刺？你的目的是手术刀，她的目的是钢琴， 他的目的是篮球，难道不可以吗？
成功是否还只是依赖于一个人的智商？情商和广义上的交际能力，组织能力，合作能力及领导能力在一个人的成功道路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新的科技给人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电脑和互联网是一次革命，人类生活已离不开电脑，但是电脑给我们下一代带来了什么？过分的依赖电脑造成了人们交际能力的下降，甚至损害了健康和家庭关系。人类如何面对新的挑战？
面对挑战，芬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一个从前名不见经传的小国，如今已成了国际教育界的领头羊，西方各国都在反思自己的教育体系。
首先我们需要弄明白的是：２１世界的学生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与技能？
当世界先进国家在思考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问题的时候，中国教育界还在为如何开展素质教育，如何应对功利教育和应试教育争论不休，而学生们更是热衷于名牌大学、托福、奥数忙得不可开交。
２１世纪的孩子们，你们该学习什么？
虽然对于２１世纪的教育结构目前还没有一致公认的结论，各国的教育界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共识，并制定了一些基本的教育模式和结构.２１世纪的学习者，必须同时扮演三个基本的角色：一个交流者，一个合作者和一个创造者。
要做到这些，每一个学生又必须掌握一定的概念和技能，并具有正确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在此基础上，我们方能培养出具有创造性，能批判思维(critical thinking),能积极合作，充分交流的适应新世纪的人才。
除此之外，现代社会还要求一个人能担负起一个公民的责任，对社会有所贡献，对自己的生活和身心健康负责，做一个合格的地球公民（global citizen）。
回到华人身上，长期困扰我们的“素质教育”究竟是什么？“素质”，说到底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些行为和能力，而不是简单的学学棋琴书画。
如果我们的学校还认为让幼儿园学四则运算，小学学三角函数，中学学微积分才不输在起跑线上的话，恐怕我们连２１世纪的起跑线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华人家长也应该明白，２１世纪教育不单单是学校的问题，这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家长该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不能一味把孩子送进奥数班，到头来即时拿了金牌还不知道如何处理简单的人际关系（中国学生参加奥数赛曝礼仪差距尴尬回赠人民币）。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决不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做人”，新时代的任期关系是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的合作相互的尊重。
无疑我们缺乏一个整体意识也就没有真正的团队精神。有人建议中国男篮引进林书豪，我觉得这是扼杀了林书豪的天赋，因为在一个缺乏合作精神的“团队”里，林书豪再有能力，也是离开水的一条死鱼。中国许多优秀的人才在国外大企业中不能发挥作用，得不到提升不也正是缺乏合作精神吗？
说到奥数，不禁让人感叹，我们自己培养出了无数多的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竞赛的金牌得主，可至今没有一个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甚至连一个科学界的权威都没有。那些金牌得主许多甚至不愿意继续从事科学事业，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我们教育体系下培养的人，固然有一大堆知识，知道如何解题，却无法着手解决实际的问题，更别提什么批判思维和创造力了。我们的名牌大学里虽然“人才济济”，可不少“天之骄子”还要让母亲来叠被子，洗内裤袜子，碰见一点挫折不是去杀别人就是自己跳楼……。
我曾参观过许多中国的一流中学，校方会自豪地向你介绍，我们向哪些名牌大学输送了多少毕业生，有多少被哈佛耶鲁录取，可这些学校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才。可是，在加拿大一个人口仅３０万的小城的普通中学里，人家的“光荣册”上没有任何的“升学率”，也不显摆有多少人进了名牌大学，可是那里你能看到Steve Nash Nelly Furtado 往日的身影。
２１世纪的教育让我们明白：别老盯着孩子问：你学了什么？而是多问问孩子，你喜欢做什么，想做什么又能做什么？
联想到近日美国高校对于亚裔入学的歧视，许多华人不免耿耿于怀。其实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个事件，与其视其为歧视，不如看成挑战。
美国高校提高白人和亚裔的入学标准，从另一个角度看是降低了非裔和拉美裔学生的入学标准，这从照顾弱势群体的角度看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完全按考分一视同仁，那美国大学将完全是白人和亚裔人士的天下，这对于美国社会的总体发展并不是一件有益的事。
更为重要的是，现行的考试制度存在着极大的缺陷，以定量的考分来衡量一个人的学业能力存在着极大的偏差，主要是因为目前的书面考试很难完整反映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尤其无法反映交际能力、合作能力和创造能力。书面考试很容易被当成教学目标，学生为考分而学，教师为考分而教，尤其是擅长考试的亚裔学生，只要掌握了一定的应试技巧，高分并不反映真实的学习状况。
所幸的是，对于这种考试方法的改革是21世纪教育的一个重点，随着当代电脑科学，心理学和教育测量学的发展，新型的考试理论和方法正在逐渐形成，考试的重点也从传统的知识逐渐偏向于各种技能和潜力，各种不同的方法也应运而生。比如computer-adaptive testing ( 电脑适应性考试)就不再是一种固定的书面标准试题测验，而是电脑根据考生上一题的回答情况，对其能力作出判断从而决定他/她下一题回答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考卷”千变万化，每一个考生的情况都不一样，学生几乎无法准备，所以我们亚裔的“传统优势”将不复存在。
亚裔如果失去了“应试”的优势，如何面对21世纪的教育呢？大家如果能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就不会在今后的教育竞赛中再次输在起跑线上。
(By 悟空孙 from cnd.org)
2012年3月13日星期二
Red-shirting in schooling: 超龄入学是否更优?
超龄入学是否是更优之道？美国华人家长热议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期待子女早日成龙、成凤是每位家长心愿。但近年，越来越多家长反其道而行之，刻意让小孩晚入学一年，即至少六岁上幼儿园，只为孩子在最初阶段能塑造自信心、培养领导才能。美国CBS电台“60 minutes Overtime”专题节目以“幼儿园超龄入学是否可取”为主题展开探讨，华人家长颇为关注。
针对“超龄入学是否可取”、“男生较同龄女生心智成熟较缓因而更适合超龄入学”等议题，华裔家长以亲身经历各抒己见。
家住亚凯迪亚市、两个孩子的妈妈孙女士认为，让小孩晚入学一年对领导力、自信心培养很重要。她以自身经历现身说法，“我小时候在班中年龄较大，个子高功课好，从小就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同伴眼中的好榜样。自信心支持我一路奋斗，后来美留学实现美国梦。”
家住西拉德玛瑞的徐先生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不能单以年龄衡量小孩心智成熟度，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王小姐则对那些送小孩提前入学的家长表示羡慕。她认为，这至少可省一年幼托费，将小孩提前交给教师，省心省力何乐不为。
儿童教育心理学博士吴奇璋认为，是否应该刻意延后小孩入学因人而异，且不会对小孩心理发展造成实质影响。相反，期望过高的家长对小孩施加的压力则会不经意造成孩子困扰。
艾尔蒙地学区前教委文华东说，美国尤其注重学前教育(pre-school education)，鼓励小孩在学前阶段尽可能多学习字母、颜色、音乐等。他认为，延长小孩在学前班受教育时间，适当延后升入幼儿园可取。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期待子女早日成龙、成凤是每位家长心愿。但近年，越来越多家长反其道而行之，刻意让小孩晚入学一年，即至少六岁上幼儿园，只为孩子在最初阶段能塑造自信心、培养领导才能。美国CBS电台“60 minutes Overtime”专题节目以“幼儿园超龄入学是否可取”为主题展开探讨，华人家长颇为关注。
针对“超龄入学是否可取”、“男生较同龄女生心智成熟较缓因而更适合超龄入学”等议题，华裔家长以亲身经历各抒己见。
家住亚凯迪亚市、两个孩子的妈妈孙女士认为，让小孩晚入学一年对领导力、自信心培养很重要。她以自身经历现身说法，“我小时候在班中年龄较大，个子高功课好，从小就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同伴眼中的好榜样。自信心支持我一路奋斗，后来美留学实现美国梦。”
家住西拉德玛瑞的徐先生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不能单以年龄衡量小孩心智成熟度，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王小姐则对那些送小孩提前入学的家长表示羡慕。她认为，这至少可省一年幼托费，将小孩提前交给教师，省心省力何乐不为。
儿童教育心理学博士吴奇璋认为，是否应该刻意延后小孩入学因人而异，且不会对小孩心理发展造成实质影响。相反，期望过高的家长对小孩施加的压力则会不经意造成孩子困扰。
艾尔蒙地学区前教委文华东说，美国尤其注重学前教育(pre-school education)，鼓励小孩在学前阶段尽可能多学习字母、颜色、音乐等。他认为，延长小孩在学前班受教育时间，适当延后升入幼儿园可取。
2012年3月11日星期日
中文学校的纠结: 冷眼看选举
冷眼看选举
一言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亲眼目睹了从老布什，克林顿，到小布什和奥巴马的总统大选和许多地方选举，并参加过一些选举活动， 而且十多年来都参加投票，忠实地行使自己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对美国的民主自由和法治在选举过程中的具体体现，既有感性认识也有理性思考。自建国两百多年来，代表不同党派的政府交替都是经选举产生和平过渡，没有发生流血革命， 武装冲突或政变。可以说，美国的长治久安从根本上讲是得益于其较为健全的体制，公正的程序和良好的公民素质。
可是，今年区区华人社区的中文学校选举更像一场闹剧，很是滑稽。就在家长协会根据学校规章制度按步就班地为选举进行准备的时候，北校校长竟然不经过任何合法程序，擅自越权召集部分候选人召开所谓的临时紧急家长大会，成立了所谓的新的家长协会，以此达到控制选举的目的。北校校务会和个别理事更是与部分候选人和一些不明争相的家长们理应外合，利用学校的通讯联络资源散布不实信息，进行不公平的竞选拉票活动。在投票当天，部分候选人更是在投票点占据有利地盘设站拉票，抢尽风头，使众多家长将拉票站误以为投票站，对选举活动形成了干扰。而且，个别校务人员和理事以及所谓的新家长协会成员同部分候选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相关，本应遵循利益回避的原则，他们却惘顾中文学校的利益和规章制度，一意识孤行。由于这部分人对选举过程和竞选活动的粗暴劫持和绑架，剥夺了其他候选人公平竞争的机会， 那么，这场选举一边倒的结果也就毫不意外了。可以说，中文学校的这场选举，不只是闹剧， 更像一场政变，令人为中文学校的稳定发展忧心。
越来越多的家长关心中文学校是一件好事，众人拾材火焰高。但是，没有规矩则无以成方圆。为保障中文学校的正常运作和稳定发展，每一位家长， 理事和校务人员都应该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在民主的社会里，我们要学会民主的理念和行为，先从我们华人社区磨练。
一言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亲眼目睹了从老布什，克林顿，到小布什和奥巴马的总统大选和许多地方选举，并参加过一些选举活动， 而且十多年来都参加投票，忠实地行使自己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对美国的民主自由和法治在选举过程中的具体体现，既有感性认识也有理性思考。自建国两百多年来，代表不同党派的政府交替都是经选举产生和平过渡，没有发生流血革命， 武装冲突或政变。可以说，美国的长治久安从根本上讲是得益于其较为健全的体制，公正的程序和良好的公民素质。
可是，今年区区华人社区的中文学校选举更像一场闹剧，很是滑稽。就在家长协会根据学校规章制度按步就班地为选举进行准备的时候，北校校长竟然不经过任何合法程序，擅自越权召集部分候选人召开所谓的临时紧急家长大会，成立了所谓的新的家长协会，以此达到控制选举的目的。北校校务会和个别理事更是与部分候选人和一些不明争相的家长们理应外合，利用学校的通讯联络资源散布不实信息，进行不公平的竞选拉票活动。在投票当天，部分候选人更是在投票点占据有利地盘设站拉票，抢尽风头，使众多家长将拉票站误以为投票站，对选举活动形成了干扰。而且，个别校务人员和理事以及所谓的新家长协会成员同部分候选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相关，本应遵循利益回避的原则，他们却惘顾中文学校的利益和规章制度，一意识孤行。由于这部分人对选举过程和竞选活动的粗暴劫持和绑架，剥夺了其他候选人公平竞争的机会， 那么，这场选举一边倒的结果也就毫不意外了。可以说，中文学校的这场选举，不只是闹剧， 更像一场政变，令人为中文学校的稳定发展忧心。
越来越多的家长关心中文学校是一件好事，众人拾材火焰高。但是，没有规矩则无以成方圆。为保障中文学校的正常运作和稳定发展，每一位家长， 理事和校务人员都应该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在民主的社会里，我们要学会民主的理念和行为，先从我们华人社区磨练。
中文学校的纠结
中文学校的纠结
一言
作为华人社区最大的组织，中文学校的兴衰牵动着成百上千华人家长的心。经过二十年来的不懈努力，中文学校从小到大，稳步发展成为美国东南部最大的华文教育中心，得益于广大家长的无私奉献和华人社区的积极支持。但是，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长期面临无固定校舍，无专职人员，无稳定师资，无健全体制，以及教学资源贫乏，教学质量低劣等一系列问题，也由此引起许多的矛盾冲突，既影响中文学校的稳定发展，也不利于华人社区的和谐安宁，令人痛心疾首。
在所有的矛盾冲突中，有的人是好心办坏事，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人是居心叵测，趁火打劫，有的人则造谣生事，惟恐学校不乱，还有的人唯利是图，置广大家长和学生的利益于不顾，多次将中文学校推向分离瓦解的边缘。但每一次，社区有识之士都从大局出发，齐心协力而化险为夷。我相信这次也不会例外。
今天，中文学校再一次面临严峻的挑战，事关学校的长期稳定发展，不可掉以轻心。表面上看，这次的僵局似乎都是围绕着主校园的问题而引起的。中文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教无定所到自有校产，本身是一件具有战略发展里程碑意义的好事，提供了一个凝聚华人社区谋求共同发展的基地。但是，主校园之争更加暴露了多年来困扰中文学校的深层问题和矛盾，现在该是集思广益，理性决策的时候了。
1。 公益与盈利的关系。 中文学校是一个非盈利的社区组织，以传播中华文化和语言为宗旨，在本质上具有公益性。多年来，正是广大家长们的积极参与和奉献以及华人社区的广泛支持，出钱出力，才使中文学校有能力为学生们提供收费低廉的高品质服务，并在勤俭办学，厉行节约的原则下有所积蓄，为学校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可是，近年来，随着中文教育市场的发展，有人抓住商机，纷纷开办以盈利为目的的私立中文学校 自食其力，公平竞争。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下，这很正常, 无可厚非。但有些人却私欲熏心，妄图分离中文学校，将中文学校私有化，以各种借口，寻找各种机会，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大家必须明确，中文学校是华人社区的共同财富，不容分离私有。
2。学校和社区的关系。 中文学校规模大，家长和学生涉及广大的华人社区。但是华人社区日趋多元化发展，社团组织繁多，宗教信仰不同，政治立场各异，中华文化和语言是维系华人社区的唯一纽带，为了下一代的华文教育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所有中文学校的家长应该求同存异，发展中文学校是我们的共同利益。 有的人从狭隘的小团体利益出发，以小群体利益拉帮结派，对中文学校有害无益。而且，学校的事情本应该尽量争取在内部协商解决。可是，无论大事小事， 总有人喜欢吹毛求疵，通过所谓的网路媒体蒙面谩骂乃至人身攻击，挑拨离间， 激化矛盾，幸灾乐祸，这既不正常也有违道德伦理。 中文学校在华人社区应该要保持中立，以华文教育，社区公益为己任，不依附于任何华人社团组织，独善其身；更应该广结良缘，广纳贤才，群策群力，共谋发展。
3。家长协会，校务会和理事会的关系。按中文学校章程，家长协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是学校的决策机构，校务会是学校的行政管理机构。 学校章程也许并不完善，还有进一步磋商修改的空间。但是在现有的规章制度下，当事人都必须自觉循规蹈矩，依章行事。可是，有的人公然违规操作，越权指挥，我行我素，校务会凌驾于家长会之上，理事会控制家长会，使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家长协会竟沦落为学校的花瓶摆设和使用工具。 家长协会的壮大有赖于全体家长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每一位家长必须有主人翁的意识并身体力行。
4。 主校与分校的关系。 中文学校本无主校分校之分，只有规模大小和所在区域的差异，更不应该有主次之别。中文学校是个大家庭，各分校之间尤如兄弟姐妹，应该互相照应，有福同享有难同帮，嫌贫爱富厚此薄彼或以大欺小都不利于家庭和睦。尽管理事会成员是由各分校选举产生，但目的不是要理事们代表各分校争权夺利，而理事会应该是代表全中文学校的整体利益，谋求中文学校的共同发展。 所谓的主校园无非是中文学校的校产所在地，以其为基地和中心向周围辐射发展，应是学校的战略方向，假以时日，如果经营有方，必将前途无量。
5。专业与业余的关系。中文学校基本上是华人社区的业余周末语言文化学校，具有社区公益服务的性质，所以，理事，校务和教师大都是业余兼职，只讲奉献不求回报，学校的正常运作全靠家长们的热心支持和无私奉献。也许正因为业余，学校资源有限，团队流动性大，每年一次的校务和教师轮换，费事费力， 外行多内行少，管理和教学质量有待提高，长此以往必将制约中文学校的发展。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和办学的多样化， 中文学校应该逐步向专业化发展，聘请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管理和教学人员。 但如果有人在中文学校兼职服务是为了谋生赚钱，更欲借机分裂巧取豪夺社区的共有财富，那只是枉费心机，令人唾弃。
总之， 中文学校规模大，涉及面广，大小矛盾的存在也是正常现象。 危机也是机遇。 只要所有真心关心学校发展的家长和社区人事，本着无私奉献，理性思考，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中文学校一定会继续发展壮大。 此文仅为一家之言，意在抛砖引玉，欢迎讨论。
一言
作为华人社区最大的组织，中文学校的兴衰牵动着成百上千华人家长的心。经过二十年来的不懈努力，中文学校从小到大，稳步发展成为美国东南部最大的华文教育中心，得益于广大家长的无私奉献和华人社区的积极支持。但是，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长期面临无固定校舍，无专职人员，无稳定师资，无健全体制，以及教学资源贫乏，教学质量低劣等一系列问题，也由此引起许多的矛盾冲突，既影响中文学校的稳定发展，也不利于华人社区的和谐安宁，令人痛心疾首。
在所有的矛盾冲突中，有的人是好心办坏事，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人是居心叵测，趁火打劫，有的人则造谣生事，惟恐学校不乱，还有的人唯利是图，置广大家长和学生的利益于不顾，多次将中文学校推向分离瓦解的边缘。但每一次，社区有识之士都从大局出发，齐心协力而化险为夷。我相信这次也不会例外。
今天，中文学校再一次面临严峻的挑战，事关学校的长期稳定发展，不可掉以轻心。表面上看，这次的僵局似乎都是围绕着主校园的问题而引起的。中文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教无定所到自有校产，本身是一件具有战略发展里程碑意义的好事，提供了一个凝聚华人社区谋求共同发展的基地。但是，主校园之争更加暴露了多年来困扰中文学校的深层问题和矛盾，现在该是集思广益，理性决策的时候了。
1。 公益与盈利的关系。 中文学校是一个非盈利的社区组织，以传播中华文化和语言为宗旨，在本质上具有公益性。多年来，正是广大家长们的积极参与和奉献以及华人社区的广泛支持，出钱出力，才使中文学校有能力为学生们提供收费低廉的高品质服务，并在勤俭办学，厉行节约的原则下有所积蓄，为学校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可是，近年来，随着中文教育市场的发展，有人抓住商机，纷纷开办以盈利为目的的私立中文学校 自食其力，公平竞争。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下，这很正常, 无可厚非。但有些人却私欲熏心，妄图分离中文学校，将中文学校私有化，以各种借口，寻找各种机会，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大家必须明确，中文学校是华人社区的共同财富，不容分离私有。
2。学校和社区的关系。 中文学校规模大，家长和学生涉及广大的华人社区。但是华人社区日趋多元化发展，社团组织繁多，宗教信仰不同，政治立场各异，中华文化和语言是维系华人社区的唯一纽带，为了下一代的华文教育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所有中文学校的家长应该求同存异，发展中文学校是我们的共同利益。 有的人从狭隘的小团体利益出发，以小群体利益拉帮结派，对中文学校有害无益。而且，学校的事情本应该尽量争取在内部协商解决。可是，无论大事小事， 总有人喜欢吹毛求疵，通过所谓的网路媒体蒙面谩骂乃至人身攻击，挑拨离间， 激化矛盾，幸灾乐祸，这既不正常也有违道德伦理。 中文学校在华人社区应该要保持中立，以华文教育，社区公益为己任，不依附于任何华人社团组织，独善其身；更应该广结良缘，广纳贤才，群策群力，共谋发展。
3。家长协会，校务会和理事会的关系。按中文学校章程，家长协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是学校的决策机构，校务会是学校的行政管理机构。 学校章程也许并不完善，还有进一步磋商修改的空间。但是在现有的规章制度下，当事人都必须自觉循规蹈矩，依章行事。可是，有的人公然违规操作，越权指挥，我行我素，校务会凌驾于家长会之上，理事会控制家长会，使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家长协会竟沦落为学校的花瓶摆设和使用工具。 家长协会的壮大有赖于全体家长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每一位家长必须有主人翁的意识并身体力行。
4。 主校与分校的关系。 中文学校本无主校分校之分，只有规模大小和所在区域的差异，更不应该有主次之别。中文学校是个大家庭，各分校之间尤如兄弟姐妹，应该互相照应，有福同享有难同帮，嫌贫爱富厚此薄彼或以大欺小都不利于家庭和睦。尽管理事会成员是由各分校选举产生，但目的不是要理事们代表各分校争权夺利，而理事会应该是代表全中文学校的整体利益，谋求中文学校的共同发展。 所谓的主校园无非是中文学校的校产所在地，以其为基地和中心向周围辐射发展，应是学校的战略方向，假以时日，如果经营有方，必将前途无量。
5。专业与业余的关系。中文学校基本上是华人社区的业余周末语言文化学校，具有社区公益服务的性质，所以，理事，校务和教师大都是业余兼职，只讲奉献不求回报，学校的正常运作全靠家长们的热心支持和无私奉献。也许正因为业余，学校资源有限，团队流动性大，每年一次的校务和教师轮换，费事费力， 外行多内行少，管理和教学质量有待提高，长此以往必将制约中文学校的发展。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和办学的多样化， 中文学校应该逐步向专业化发展，聘请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管理和教学人员。 但如果有人在中文学校兼职服务是为了谋生赚钱，更欲借机分裂巧取豪夺社区的共有财富，那只是枉费心机，令人唾弃。
总之， 中文学校规模大，涉及面广，大小矛盾的存在也是正常现象。 危机也是机遇。 只要所有真心关心学校发展的家长和社区人事，本着无私奉献，理性思考，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中文学校一定会继续发展壮大。 此文仅为一家之言，意在抛砖引玉，欢迎讨论。
2012年3月6日星期二
美国亚裔教育: 机会平而不等
美国亚裔教育: 机会平而不等
马二
最近，美国华人社区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无外乎 NBA的“林来疯”和80-20的签名。
咋看起来，两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 一个关乎体育，一个涉及招生。其实从本质上，
两者密切相关，一方面， 我们为林书豪的脱颖而出而激动和自豪，因为共同的华裔
背景；另一方面， 我们呼吁所有亚裔支持大学招生以考分为标准，反对招生以族裔
为考量。这正反映出我们作为美国华人的矛盾心态而在平等与多元议题上的挣扎。
试想，假如林书豪不是华裔球员，我们会“林来疯”吗？ 虽然我们很多人平时可能
对NBA球赛漠不关心。 假如80-20的签名运动与招生无关，我们会积极参与吗？ 虽
然我们总是抱怨职场上的“玻璃天花板”。
这也难怪，以利己为原则的 选择性决策是人的共性，而理智与情感的交织更使我
们的思想和行为复杂多变。大学的招生标准便不是一个简单的分数或族裔的选择命题，
而是一个涉及美国政治，法律，教育， 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敏感话题，其争论的
核心在于社会多元化和教育机会均等。唯分数论和唯族裔论就是这场争论中的两大对
立派，也是保守派和自由派在大学招生问题上的对垒。
无容置疑，美国是一个日益开放的多元化社会，但真正的种族平等还是一个迷人的
梦想。纵观美国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包括亚裔在内的所有少数民族都经历
过残酷无情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深受种族主义之害。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就
赤裸裸地剥夺了华人移民，入籍和私有产权等正当权利，直到二战时中美两国因战
时需要而结盟才招到废止。 长达两百年的黑奴制经过一场惨烈的南北内战后才得以
废除， 而无以数计的印第安人更是在的漫长的殖民主义时期被赶尽杀绝。之后的种
族隔离政策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种族不平等合法化制度化，有色人种不许与白人
同校就学就是典型的例子。 正是在轰轰烈烈的反歧视争平等的民权运动背景下，平
权法案才得以在1960年代出笼，力求在法律和制度上保障所有人的平等权利，使包
括亚裔在内的少数民族在升学和 就业等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种族背景，所有
学龄儿童都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在同一学区和学校上学，高等院校也开始向少数民
族学生开放。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必然要求教育机会 的均等和多元，美国大学的进一
步多元化更是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但是，教育的不平等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种族之间无论在教育资源， 教育质量，
学习成绩，大学招生，毕业，还是在就业，报酬或升迁诸多方面都有明显的差距。
而良好的大学教育是现代社会中人们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对有限的教育资源形成
了激烈的竞争，有关大学招生平等与多元的争论也变得日益激烈。由于大学教育资
源 包括经费，人员，设施等的局限，高等院校不可能无限招生，来者不拒，为保障
教育质量和学校管理，所有大学都设定了相应的招生标准。那么，招生标准成为各
派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保障或争取自身的利益，各派人马
都想方设法力图在自己理想的大学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说， 在争取大学招生标准的
公平化的历程中，美国亚裔人群从来就不是孤军奋战。
早在20世纪初叶，哈佛大学为了限制日益增多的犹太裔学生就开始对申请人施行所
谓的 综合评定，择优录取，从申请材料中找到犹太裔的蛛丝马迹后对申请人进行筛
选淘汰。但是，此举招到犹太人的强烈反抗，到于今，犹太人在美国大学尤其是名校，
从学生到教授，都已经占有与其人口不成比例的高份额，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面
对大学招生对亚裔的不公， 很多亚裔学生在申请大学时，也不得已而试图隐没自己
的亚裔背景，也有人向美国教育和司法机构提出控诉，这正是当年犹太裔经历的翻
版。而且， 一些私立名校， 为了保障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在大学招生中对校友，
教工，捐赠人和社会名流的子弟执行特别的优惠政策，美其名曰Legacy Clause, 冠
冕堂皇的世袭制， 肥水不流外人田， 有的名校甚至高达百分之二十的招生名额由
这班既得利益者占用。不学无术的小布什能以平均C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就是沾了
老布什的光。近年来，随着大学学费的快速增长，大学费用成为越来越多的中产阶
级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更使贫穷家庭子弟望而怯步。教育机会均等受到严重的质
疑。
要真正实现教育的平等和多元化， 美国政府必须从制度和法律上为弱势群体保驾
护航， 起于1960年代的民权法和相应的平权法案就是迈向教育平等的一大步。半个
世纪以来，使包括亚裔在内的众多少数族裔深受其益。但是从一开始，平权法案的
实施就受到保守派的批判，基于平权法案的大学招生标准也受到严峻的挑战，逆向
歧视的案子时有出现， 其中知名的就有 1978年的 Bakke告加州高教局案， 1996年
的Hopwood告德州大学案，2003年的密西根大学案，以及现在的Fisher告德州大学案。
这些案子的一个共同点是白人学生没有被心仪的大学录取，认为自己是逆向歧视的
受害者，质疑以族裔背景为考量之招生标准的公平性。 在Bakke案的裁决中，美国
最高法院明确指出，为了学生群体的多元化，学校在招生中将学生族裔作为考量的
标准之一是合法的， 但是基于种族的招生配额制是违背宪法的。但在对Hopwood案
的裁决中， 美国联邦上诉法庭决定以族裔背景为招生标准的做法是违法的，不符合
宪法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所以1997年开始，德州施行“Top10%"的招生政
策， 凡是高中毕业班成绩排名前百分之十的学生都可以被德州大学自动录取，无论
学生的族裔背景。紧接着， 加州通过209法案，取消大学招生中的以种族为基础的
平权行为，凡是高中毕业班成绩排名前百分之四的学生都可以获得加州大学的录取。
佛罗里达州也开始实施类似的“Top20%"政策。这些政策出台之后，加州，德州和佛
州的公立大学学生群体开始出现明显的多元化趋势，亚裔学生也因此获益，在UC，
UT和UF大学系统的人数急剧增加，白人学生的数量却相应减少。但是， 联邦高等法
院对2003年诉密西根大学法学院案的判决再一次裁定，为促进学校的多元化大学可
以在招生中将学生族裔背景作为考量的标准之一。这似乎是对Hopwood案的反判。
简单的说，围绕着招生标准的争论主要是教育上“唯分数论”和“唯族裔”的争论，
也是政治上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争论。 保守派倾向于“唯分数论”， 而自由派则倾
向于“唯族裔论”。保守派崇尚丛林法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个人的成败得失
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努力。所以， 大学招生应该以学生的考分为唯一标准，也是唯
一客观公正的标准。 可问题是， 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起跑线吗？ 考分面前真的是
人人平等吗？研究表明， 学生的学业成绩和考试分数与家长的教育水平，职业，家
庭收入和居住区域有密切的正相关，学生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导致教育机会的不
平等。来自贫困家庭和落后地区的孩子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而且， 考试分数
也不是千真万确，万无一失的。用考试来衡量学生的学习成就并不象用尺子测量孩
子的身高一样客观明了。标准化考试的性别，种族和文化偏见也一直是教育心理测
量的软骨。以考分为唯一标准的招生政策恰恰使来自中层和中上层家庭子弟成为最
大的受益者。1997年后加州， 德州和佛州所施行的以分数或排名为准的政策就证明
了这一点。自由派倡导扶贫济弱，平等互利，对弱势群体优惠照顾，促进社会多元
和谐的发展。所以，“唯族裔论”才是大学招生的最佳策略，甚至推行以族裔背景
为基础的种族配额制。可问题是，人的能力有大小，学习水平有高低， 仅以族裔为
标准必然激化种族矛盾，滋生弱势群体的依赖心，削弱人们竞争的积极性，强化种
族隔阂，徒有多元而无平等， 治标不治本。
其实，联邦高等法院的法官也有保守派和自由派之争，涉及美国宪法的诉讼案，
在很大程度上其判决结果取决于当时的法官构成，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历届总统对高
等法院法官的任命一直是保守派和自由派激烈讨价还价的重点。那么，对于现在的
Fisher 告德州大学案联邦最高法院将如何判决呢？事关华裔子弟的公平教育机会和
权利，美国华人积极参与80-20发起的签名运动，集体表达我们对教育机会均等的诉
求，在维权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唯分数论”亦或“唯族裔论”，让我们密切关注Fisher案的动向。
马二
最近，美国华人社区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无外乎 NBA的“林来疯”和80-20的签名。
咋看起来，两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 一个关乎体育，一个涉及招生。其实从本质上，
两者密切相关，一方面， 我们为林书豪的脱颖而出而激动和自豪，因为共同的华裔
背景；另一方面， 我们呼吁所有亚裔支持大学招生以考分为标准，反对招生以族裔
为考量。这正反映出我们作为美国华人的矛盾心态而在平等与多元议题上的挣扎。
试想，假如林书豪不是华裔球员，我们会“林来疯”吗？ 虽然我们很多人平时可能
对NBA球赛漠不关心。 假如80-20的签名运动与招生无关，我们会积极参与吗？ 虽
然我们总是抱怨职场上的“玻璃天花板”。
这也难怪，以利己为原则的 选择性决策是人的共性，而理智与情感的交织更使我
们的思想和行为复杂多变。大学的招生标准便不是一个简单的分数或族裔的选择命题，
而是一个涉及美国政治，法律，教育， 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敏感话题，其争论的
核心在于社会多元化和教育机会均等。唯分数论和唯族裔论就是这场争论中的两大对
立派，也是保守派和自由派在大学招生问题上的对垒。
无容置疑，美国是一个日益开放的多元化社会，但真正的种族平等还是一个迷人的
梦想。纵观美国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包括亚裔在内的所有少数民族都经历
过残酷无情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深受种族主义之害。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就
赤裸裸地剥夺了华人移民，入籍和私有产权等正当权利，直到二战时中美两国因战
时需要而结盟才招到废止。 长达两百年的黑奴制经过一场惨烈的南北内战后才得以
废除， 而无以数计的印第安人更是在的漫长的殖民主义时期被赶尽杀绝。之后的种
族隔离政策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种族不平等合法化制度化，有色人种不许与白人
同校就学就是典型的例子。 正是在轰轰烈烈的反歧视争平等的民权运动背景下，平
权法案才得以在1960年代出笼，力求在法律和制度上保障所有人的平等权利，使包
括亚裔在内的少数民族在升学和 就业等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种族背景，所有
学龄儿童都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在同一学区和学校上学，高等院校也开始向少数民
族学生开放。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必然要求教育机会 的均等和多元，美国大学的进一
步多元化更是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但是，教育的不平等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种族之间无论在教育资源， 教育质量，
学习成绩，大学招生，毕业，还是在就业，报酬或升迁诸多方面都有明显的差距。
而良好的大学教育是现代社会中人们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对有限的教育资源形成
了激烈的竞争，有关大学招生平等与多元的争论也变得日益激烈。由于大学教育资
源 包括经费，人员，设施等的局限，高等院校不可能无限招生，来者不拒，为保障
教育质量和学校管理，所有大学都设定了相应的招生标准。那么，招生标准成为各
派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保障或争取自身的利益，各派人马
都想方设法力图在自己理想的大学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说， 在争取大学招生标准的
公平化的历程中，美国亚裔人群从来就不是孤军奋战。
早在20世纪初叶，哈佛大学为了限制日益增多的犹太裔学生就开始对申请人施行所
谓的 综合评定，择优录取，从申请材料中找到犹太裔的蛛丝马迹后对申请人进行筛
选淘汰。但是，此举招到犹太人的强烈反抗，到于今，犹太人在美国大学尤其是名校，
从学生到教授，都已经占有与其人口不成比例的高份额，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面
对大学招生对亚裔的不公， 很多亚裔学生在申请大学时，也不得已而试图隐没自己
的亚裔背景，也有人向美国教育和司法机构提出控诉，这正是当年犹太裔经历的翻
版。而且， 一些私立名校， 为了保障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在大学招生中对校友，
教工，捐赠人和社会名流的子弟执行特别的优惠政策，美其名曰Legacy Clause, 冠
冕堂皇的世袭制， 肥水不流外人田， 有的名校甚至高达百分之二十的招生名额由
这班既得利益者占用。不学无术的小布什能以平均C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就是沾了
老布什的光。近年来，随着大学学费的快速增长，大学费用成为越来越多的中产阶
级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更使贫穷家庭子弟望而怯步。教育机会均等受到严重的质
疑。
要真正实现教育的平等和多元化， 美国政府必须从制度和法律上为弱势群体保驾
护航， 起于1960年代的民权法和相应的平权法案就是迈向教育平等的一大步。半个
世纪以来，使包括亚裔在内的众多少数族裔深受其益。但是从一开始，平权法案的
实施就受到保守派的批判，基于平权法案的大学招生标准也受到严峻的挑战，逆向
歧视的案子时有出现， 其中知名的就有 1978年的 Bakke告加州高教局案， 1996年
的Hopwood告德州大学案，2003年的密西根大学案，以及现在的Fisher告德州大学案。
这些案子的一个共同点是白人学生没有被心仪的大学录取，认为自己是逆向歧视的
受害者，质疑以族裔背景为考量之招生标准的公平性。 在Bakke案的裁决中，美国
最高法院明确指出，为了学生群体的多元化，学校在招生中将学生族裔作为考量的
标准之一是合法的， 但是基于种族的招生配额制是违背宪法的。但在对Hopwood案
的裁决中， 美国联邦上诉法庭决定以族裔背景为招生标准的做法是违法的，不符合
宪法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所以1997年开始，德州施行“Top10%"的招生政
策， 凡是高中毕业班成绩排名前百分之十的学生都可以被德州大学自动录取，无论
学生的族裔背景。紧接着， 加州通过209法案，取消大学招生中的以种族为基础的
平权行为，凡是高中毕业班成绩排名前百分之四的学生都可以获得加州大学的录取。
佛罗里达州也开始实施类似的“Top20%"政策。这些政策出台之后，加州，德州和佛
州的公立大学学生群体开始出现明显的多元化趋势，亚裔学生也因此获益，在UC，
UT和UF大学系统的人数急剧增加，白人学生的数量却相应减少。但是， 联邦高等法
院对2003年诉密西根大学法学院案的判决再一次裁定，为促进学校的多元化大学可
以在招生中将学生族裔背景作为考量的标准之一。这似乎是对Hopwood案的反判。
简单的说，围绕着招生标准的争论主要是教育上“唯分数论”和“唯族裔”的争论，
也是政治上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争论。 保守派倾向于“唯分数论”， 而自由派则倾
向于“唯族裔论”。保守派崇尚丛林法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个人的成败得失
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努力。所以， 大学招生应该以学生的考分为唯一标准，也是唯
一客观公正的标准。 可问题是， 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起跑线吗？ 考分面前真的是
人人平等吗？研究表明， 学生的学业成绩和考试分数与家长的教育水平，职业，家
庭收入和居住区域有密切的正相关，学生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导致教育机会的不
平等。来自贫困家庭和落后地区的孩子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而且， 考试分数
也不是千真万确，万无一失的。用考试来衡量学生的学习成就并不象用尺子测量孩
子的身高一样客观明了。标准化考试的性别，种族和文化偏见也一直是教育心理测
量的软骨。以考分为唯一标准的招生政策恰恰使来自中层和中上层家庭子弟成为最
大的受益者。1997年后加州， 德州和佛州所施行的以分数或排名为准的政策就证明
了这一点。自由派倡导扶贫济弱，平等互利，对弱势群体优惠照顾，促进社会多元
和谐的发展。所以，“唯族裔论”才是大学招生的最佳策略，甚至推行以族裔背景
为基础的种族配额制。可问题是，人的能力有大小，学习水平有高低， 仅以族裔为
标准必然激化种族矛盾，滋生弱势群体的依赖心，削弱人们竞争的积极性，强化种
族隔阂，徒有多元而无平等， 治标不治本。
其实，联邦高等法院的法官也有保守派和自由派之争，涉及美国宪法的诉讼案，
在很大程度上其判决结果取决于当时的法官构成，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历届总统对高
等法院法官的任命一直是保守派和自由派激烈讨价还价的重点。那么，对于现在的
Fisher 告德州大学案联邦最高法院将如何判决呢？事关华裔子弟的公平教育机会和
权利，美国华人积极参与80-20发起的签名运动，集体表达我们对教育机会均等的诉
求，在维权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唯分数论”亦或“唯族裔论”，让我们密切关注Fisher案的动向。
2012年3月2日星期五
虎妈应三思: “虎式教育”的隐形代价
东亚“虎式教育”优于西方不那么可怕的教育方式?
虎妈应三思: “虎式教育”的隐形代价
最近的一系列研究结果都声称，东亚“虎式教育”优于西方不那么可怕的教育方式。不过，虽然这种模式有其长处，但背后的隐形代价肯定会让有意“当老虎”的美国母亲三思。
澳大利亚格拉顿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的一项调查显示，要求孩子考高分的不是虎妈、严格的纪律或儒家教育，而是全民性的对教育支出的关注、甚至执迷。在这项调查中，考分排名前五的学生里，前四名学生都来自东亚：韩国、新加坡、上海和香港，这一点绝非偶然。调查发现，15岁上海学生所学内容比西方同龄学生超前两到三年，而韩国小学教育开支是美国的两倍，韩国大学入学率是80%，高于美国的高中入学率。
如果认为这些调查结果表明西方教育（以及整个西方）正在没落，那么就应该看看真实的“老虎社会”是怎样的。全民对教育的执迷带来的是恶性的无效竞争，最终的结果是，下了很大功夫去学习，真正学到的东西却没有多少。
在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缺少自然资源的情况下，亚洲对大众教育的孜孜以求从一个方面使东亚经济实现了高水平的快速增长。教育是东亚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摧毁该地区很大一部分工业基础设施后，做父母的一般都会有这样的表态：虽然我自己可能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我仍希望孩子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
这种精神在过去几十年里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在今天却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过度教育。东亚高中生往往必须遵守从早上五点到半夜十二点的高强度作息时间表，除学习课堂知识外，还要参加私人机构的课程。这样的安排一个星期最多可达六天，学生们很少、甚至没有自己的社交时间。
作为世界最大女子大学（约2.4万学生）的一位“虎式”教育工作者，身在韩国的我可以证明国家和个人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亚洲父母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求子女读名牌大学。他们对子女教育往往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这样的虎妈（虎爸仍然少见）总是希望让人觉得她们跟子女关系很近，不管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离半步。
这种育儿热情不只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子女找到好工作、求得经济上的安稳，也是为了让他们进入一个文化水平高、婚姻前程更好、声望更高的精英阶层。一种隐性的等级制度仍然普遍存在。
东亚的“教育热”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讨人喜欢，甚至是有必要的，但那些认同耶鲁大学法学院（Yale Law School）教授蔡美儿（Amy Chua）的“虎妈”故事的人并不知道，这种教育方式会带来什么结果。在韩国，精英教育的竞争不是始于高中，而是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了。父母一般会谋划如何让孩子进入最好的幼儿园，因为他们的想法是，只有进入最好的幼儿园才会保证孩子能一路畅通无阻地进入最好的大学。
这样的培养方法自然就要求父母付出大量时间和金钱，而只有那些条件最好的家庭才能负担得起。所以，在今天的虎式教育体制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跟东亚很多国家一样，决定韩国学生能否被名牌大学录取的最关键因素，就是某一天举行的某一次考试，即全国性的大学入学考试。实际上，整个韩国这一天基本上都是围着高考转。
有关方面会责令地铁运行更加频繁，飞机不得飞过考试区上空，人们晚一点上班，迟到的考生可以拨打特别电话，要求警察直接护送至考场。在这种成王败寇的文化里面，志向远大（同时也疲惫不堪）的17岁少年所背负的考出好成绩的压力大到无法想象。
如果一个学生在这个最重要的日子发挥极为出色，他这一辈子就不用愁了。但发挥不好的话，学生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永远的失败者。很少有雇主对毕业于二流大学的人感兴趣。
作为一名虎式教育的“圈内人”，我可以作证的是，在这个从摇篮到穿上毕业礼服的马拉松式学习过程中，学生实际学到的东西非常之少。韩国在国际教育调查中的原始考试数据貌似不错，但它掩盖了学生普遍无法用批判性思维分析问题的事实。他们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在这个新世纪，让韩国学生打破常规思维将比训练他们的考试技能更加重要。
【By JASPER KIM, Ewha Woman's University】
来源: 华尔街日报 2012年3月1日
from cnd.org
虎妈应三思: “虎式教育”的隐形代价
最近的一系列研究结果都声称，东亚“虎式教育”优于西方不那么可怕的教育方式。不过，虽然这种模式有其长处，但背后的隐形代价肯定会让有意“当老虎”的美国母亲三思。
澳大利亚格拉顿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的一项调查显示，要求孩子考高分的不是虎妈、严格的纪律或儒家教育，而是全民性的对教育支出的关注、甚至执迷。在这项调查中，考分排名前五的学生里，前四名学生都来自东亚：韩国、新加坡、上海和香港，这一点绝非偶然。调查发现，15岁上海学生所学内容比西方同龄学生超前两到三年，而韩国小学教育开支是美国的两倍，韩国大学入学率是80%，高于美国的高中入学率。
如果认为这些调查结果表明西方教育（以及整个西方）正在没落，那么就应该看看真实的“老虎社会”是怎样的。全民对教育的执迷带来的是恶性的无效竞争，最终的结果是，下了很大功夫去学习，真正学到的东西却没有多少。
在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缺少自然资源的情况下，亚洲对大众教育的孜孜以求从一个方面使东亚经济实现了高水平的快速增长。教育是东亚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摧毁该地区很大一部分工业基础设施后，做父母的一般都会有这样的表态：虽然我自己可能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我仍希望孩子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
这种精神在过去几十年里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在今天却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过度教育。东亚高中生往往必须遵守从早上五点到半夜十二点的高强度作息时间表，除学习课堂知识外，还要参加私人机构的课程。这样的安排一个星期最多可达六天，学生们很少、甚至没有自己的社交时间。
作为世界最大女子大学（约2.4万学生）的一位“虎式”教育工作者，身在韩国的我可以证明国家和个人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亚洲父母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求子女读名牌大学。他们对子女教育往往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这样的虎妈（虎爸仍然少见）总是希望让人觉得她们跟子女关系很近，不管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离半步。
这种育儿热情不只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子女找到好工作、求得经济上的安稳，也是为了让他们进入一个文化水平高、婚姻前程更好、声望更高的精英阶层。一种隐性的等级制度仍然普遍存在。
东亚的“教育热”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讨人喜欢，甚至是有必要的，但那些认同耶鲁大学法学院（Yale Law School）教授蔡美儿（Amy Chua）的“虎妈”故事的人并不知道，这种教育方式会带来什么结果。在韩国，精英教育的竞争不是始于高中，而是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了。父母一般会谋划如何让孩子进入最好的幼儿园，因为他们的想法是，只有进入最好的幼儿园才会保证孩子能一路畅通无阻地进入最好的大学。
这样的培养方法自然就要求父母付出大量时间和金钱，而只有那些条件最好的家庭才能负担得起。所以，在今天的虎式教育体制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跟东亚很多国家一样，决定韩国学生能否被名牌大学录取的最关键因素，就是某一天举行的某一次考试，即全国性的大学入学考试。实际上，整个韩国这一天基本上都是围着高考转。
有关方面会责令地铁运行更加频繁，飞机不得飞过考试区上空，人们晚一点上班，迟到的考生可以拨打特别电话，要求警察直接护送至考场。在这种成王败寇的文化里面，志向远大（同时也疲惫不堪）的17岁少年所背负的考出好成绩的压力大到无法想象。
如果一个学生在这个最重要的日子发挥极为出色，他这一辈子就不用愁了。但发挥不好的话，学生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永远的失败者。很少有雇主对毕业于二流大学的人感兴趣。
作为一名虎式教育的“圈内人”，我可以作证的是，在这个从摇篮到穿上毕业礼服的马拉松式学习过程中，学生实际学到的东西非常之少。韩国在国际教育调查中的原始考试数据貌似不错，但它掩盖了学生普遍无法用批判性思维分析问题的事实。他们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在这个新世纪，让韩国学生打破常规思维将比训练他们的考试技能更加重要。
【By JASPER KIM, Ewha Woman's University】
来源: 华尔街日报 2012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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