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31日星期五

华人在美国三部曲,走出边缘不等于融入主流

华人在美国三部曲,走出边缘不等于融入主流


  7月14日夜晚,在洛杉矶郊外的柯汶纳城,一家墨裔经营的餐厅里热闹非凡,满面春风的赵美心一袭红色套装,接受数百名来宾络绎不绝的祝贺。一眼望去,祝贺者黑、白、棕、黄各种肤色都有。这一天,她在一个拉丁族裔占三分之二的选区以超过6成的票数大胜,成为美国立国以来,进入国会山庄的第一位华裔女议员和第二位华裔议员。

  在同一刻,在不远处的柔似密市区,一间狭小得多的房间里,她的共和党竞选对手,同是华裔,而且还是远房“堂嫂”的赵美生平静地接受失败的结局,并拨打了向赵美心祝贺的手机。

  在同一天,奥巴马内阁的两位华人部长,商务部长骆家辉和能源部长朱棣文联袂抵达北京,向中国展开“绿色外交”。在一个星期以后的7月21日,美国加州州长施瓦辛格签署由华裔议员方文忠提出的法案,就100多年前,就排华对华裔的不公正行为正式致歉。

  这一个星期内接连发生的事情,不管是放在5年的时空里,还是放在50年乃至100年的时空里,也都是些里程碑式的事件。在这一刻,对赵美心,对骆家辉,对美国华人而言,最恰当的一句话是“不容易。”

  当年,华人对美国的贡献,尤其是对美国西部开发的贡献彪炳史册,却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以法律形式,以政府的名义,“合法”地被排斥、被迫害的族裔。华人活着时不能与白人通婚,死后不能葬在白人的墓地里。即使在《排华法案》废除以后,华人的社会地位还是十分低下,更不用说政治地位。在国会登堂入室,就是痴人说梦。远的不说,我们读书时的“东道家庭”(Host family)的刘笑培先生,约在50年前,在帕沙迪纳市买了一栋住宅。结果17名白人联署,要求他搬离新居,其依据就是当时全美房地产业仍在实施“种族限制惯例”。这封信,现在保存帕沙迪纳历史博物馆,默默地述说着华人当年的不公遭遇。而50年后,在帕萨迪纳以及周边的华人密集的城市,华人以强劲的购买力,在金融海啸猖狂的今天,维系着社区的房价不至崩盘。

  华人在美国,可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被“妖魔化”阶段,这就是从1882年到1945年《排华法案》施行这一阶段(加州时间还要更长)。在这一时期,华人是被视同“等外族裔”,饱受迫害;二是被“边缘化”阶段。这就是1945年以来华人的情形,在社会上被视同二等族裔,饱受歧视。“陈果仁”事件,就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而在今天,华人正大步走出边缘,迈向主流。

  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言,对于被歧视的族裔来说,走出边缘,迈入主流,是他们的最高梦想。为此,一代代华人做出了努力和牺牲。除了与当“苦力”的前辈一样勤劳,会开餐馆,开洗衣店外,他们会读书,出了杨振宁、李政道等这样的科学家;他们会功夫,出了李小龙这样的电影明星;他们居然还有高个子,会打篮球(当然姚明说来不是美籍华人)。正是这些努力,点滴改变了华裔在美国社会的地位。

  走出边缘,有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指标,但都无法取代政治的指标。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华人占据着经济高地,但在政治上乃至法律上长期都是二等公民。在美国,非裔早就出了乔丹这样的体坛巨星,出了杰克逊这样的流行天王,但直到奥巴马入主白宫,人们才会说,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初步实现。

  当然,今天华人走出了边缘,甚至走入了国会,并不等于已经融入了主流。和其它少数族裔一样,在职场、在政坛、在学校,种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壁垒依然存在。这里面,有客观的原因,加州对华人道歉了,但社会对华裔的偏见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消除,而且,联邦政府还没有道歉,历史和现实的包袱还沉重地压在华人身上。对于华人而言,如何自立自强,如何争取权益,如何融入主流,还是一个恒久的课题。

□ 美国《侨报》

中国博士超过美国,一半博士进入官场

中国博士超过美国,一半博士进入官场

海涛
CND.org

中国的博士人数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博士授予国家。中国博士中,有一半在当官。有中国专家学者说,这种现象折射出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和方针存在严重的偏颇。

星期二苹果日报报道,中国有关机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进行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历时两年,推出近30万字的报告,将在下月公布。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授予国,而其中半数以上博士进入政府当官。

事实上,早在今年3月,新华网就转载中青报报道说,2008年,中国就培养出5万多博士,美国只有4万多。美国只有250多所大学可授予博士学位,中国早已超过3百大学。

*中国学术评定机制有问题*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博士说,这种现象说明中国教育界出现弊病和严重的问题:“要想普及高等教育,是普及本科。对高学历增长速度这么快,每个大学都想增加博士点。每一年,为了增加博士点,有大学把公关费定在3百到5百万。”

夏业良说,很多大学本来并不具备博士学位点资格,但后来都达到了。有的大学从名牌大学聘请兼职教授在本校挂名,就获得博士学位点评定。

他说:中国的学术评价机制是个混乱机制,没有统一标准。有很多都是黑箱作业,有的人,明明没有发表那么多著作或论文也都被学术委员会通过了。

*政治局委员是博士*

中共17大成为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李克强;成为委员的李源潮、刘延东都是博士。习近平是清华博士,李克强是北大博士,李源潮是中央党校博士,刘延东是吉林大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家夏业良说,习近平在中共16大时填的学历是清华经济学博士,17大时就成了法学博士。

*中国社会赢者通吃?*

北大新闻学院前教授焦国标,因学术观点政治观点,而被解聘成了自由撰稿人。他认为,中国教育界问题多多,这个[博士满街走]的现象,只是冰山一角。博士当官,反映中国社会赢者通吃的特点:“说明这些当官的, 所有的荣誉,实际的好处,有可能的话,他们都会占尽。刚才提到的那几位,他们都没有正儿八经地在学校读过博士,花过功夫,写过论文。”

不过,焦国标也认为,中国社会让人更加愤慨的事情,实在太多,没有功夫理会这些涉及学术造假和学位质量问题。他也说,博士当官,或官获博士,也有其正面意义,也算象征性的行为,能起到风向标的作用,让全社会更加重视教育。

*博士争官官争博士对社会发展无益”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张博树则认为,这种现象对社会健康发展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培养这么多博士当官,这本身就是功能错位!当官需要博士学位吗?从教育发展本身来看,这是很荒谬和荒唐的现象。”

张博树说,真正需要研究的事情,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中国很多当官的认为,有个学位,就能提高自己的文化档次,有的博士当官,就是他们认为,在中国这个官本位社会,当官是一个更有前途的事业。

张博树说,官争博士,或博士争官,把整个事情都搞歪了:“学历是干什么的?是拿来作研究的,或从事教学,和当官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张博树认为,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的博士学历,水分太大。“真正货真价实的,是他们的本科学历。”

不过,按照北京大学的夏业良教授的说法,有的政治局常委,连本科学历也没有。

*因政治观点影响学术和职称评定*

夏业良在北大执教多年,有关方面因为他的政治观点,一直在学术和职称方面压他,不给他评定相应的职称。而张博树更惨,他在社科院哲学所将近二十年,尽管学术成果不少,但也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他的职称,仍然停留在18年前的水平。而焦国标、夏业良、张博树三人,都是经过多年寒窗苦读,才拿到博士学位的。

2009年7月15日星期三

Teaching Chinese in America 我在美国教中文

美国学生好头疼

方壶斋
From CND.org

教外语多少年了,从来认为朗诵是一个很有用的练习,既锻炼发音器官,又复习课文。在课堂里带领学生大声朗读课文,可以让大家同时得到练习的机会。我们当年学英文的时候,不是常常被老师指示:“Read after me”吗?

但是在美国学生那里,这种中国老师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却得到抗议。为什么?他们说没有用!他们说应该一个一个地读,一个人读,别人听。可是我的目的不是检查单个学生,而是要大家同时练习发音,检查另外有检查的时候呀。不行。最后妥协,两个人互相读,这样每个人的朗读量虽然减少了一半,但总比一个人读大家听好一些。可是这样做,牺牲了学生模仿老师发音的机会。老师也没有办法。

事后想想,这也怪不着美国学生。在中国学外语,大班上课,甚至几百号人跟着李扬在体育馆里“疯狂英语”,没人抱怨,可能还觉着热闹,人气十足。美国不一样。美国的文化不是集体疯狂的文化,而是注重个人的文化。美国人从小就受到个别的注意,从小就被灌输“我是不同的”的理念,所以长大以后的学习风格也侧重个别辅导。据说最好的外语学习方式是一对一的。当然,谁不想这样?老师也省事。可是有多少人有这个上私塾的条件呢?大部分人还得去学校。这里就有一个共享师资资源,共享课堂时间的问题。

我在教美国学生汉语的时候,还发现一些别的美国学生不同于学外语的中国学生的地方。中国学校里的晨读在这里是见不到的。美国学生早上上课之前,宁可在学校里用英文聊天,也不愿意朗读课文,更不用说捧着课文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地念了。要他们声情并茂地念课文那更是异想天开。给了他们课文录音,他们也很少去跟读。

给美国学生分析句子结构,特别是长句结构,常常会使他们堕入五里云雾之中。美国人大概只有到了念语言学专业时候才会分析句子结构。美国早已经没有过去的那种“语法学校”了。据说美国人的语法概念比欧洲人差很多。

记得在中国学英文的时候,通过念课本学到了多少历史文化知识。通过文革前的课文知道了罗宾汉的故事,文革后的课本也有美国革命第一枪的故事(我问我的美国学生,大部分人不知道)。英国的《新概念英语》,美国的《今日英语》都让我学到了不少当代英美社会的知识。学语言跟学知识是分不开的。可是美国学生却不这样想。我们教《话说中国》,学完以后居然有人说北京的名胜古迹有秦始皇兵马俑! 那些大禹治水,昭君出塞的故事就更不要指望他们能说出个一二三来了。的确,不少美国小青年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尚且一知半解,更不用说去关心别的国家的历史了。

我教语言的一个信念就是语言是获取知识的工具。你学会了没有就看你能不能用它去读懂听懂你的课文里没有涉及的话题。你学中文,并不等于你只能用中文了解中国的东西。你应该也可以读懂中文写的关于其他国家的文章。美国学生对此很不以为然。一换了内容,尽管词汇是学过的,句子结构是学过的,他们照晕不误。

美国学生还有一个特点:不会记笔记。这都要怪美国没有政治学习。他们从来没有过开会记笔记回来传达或者认真领会的经历。我上听力课,要他们记笔记,他们说一动笔耳朵就不灵了。可是他们的瞬时记忆又很短,因此一旦听的东西长一点,他们就抓瞎了。美国有专门的学习方法的书教怎么记笔记。想想当年革命的时候,革命干部有几个人是先学了怎么记笔记再去开会的?还不都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在美国教书,得顺毛捋,得耐心。第一不能批评,而要常表扬,那叫少给负面强化,多给正面强化。第二要多做个别辅导,那叫因材施教。第三要多给容易的功课,那叫不能一棍子打死。第四要少留家庭作业,那叫课堂以外是个人的自由。第五要多做游戏,那叫寓教于乐。第六多讲大面,少究细节,共产党才最讲认真二字。第七别上杆子灌输你的博大精深,最好是对炫耀自己知识的机会敬而远之。第八别给美国学生讲你喜闻乐见的故事,因为美国学生看问题的角度跟中国老师不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智不足者见到的只有荒唐。比如庖丁解牛的故事在美国学生眼里就是一堆血腥。王母娘娘的蟠桃宴他们则理解为王母娘娘请神仙来吃她的豆腐。第九别给学生看《活着》这类电影,别想往美国学生身上转嫁你曾经感受过的文革痛苦,那是他们生活中不能承受之重。他们爱看的只有《卧虎藏龙》。第十讲课中莫谈国事,因为那不仅可能引起两岸政见纷争,也容易导致世界大战。保持政治上的正确非常要紧。

2009年7月10日星期五

读书贵,就业难: 中国教育失去了反贫困功能

"何以在恢复高考30年之后,中国又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呢?原因很富有“中国特色”,一是读书贵,二是就业难。这两点反映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即中国高等教育丧失了反贫困功能。"


中国高等教育失去了反贫困功能

何清涟
From CND.org

  中国2009年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出现了高考人数减少的状况,而此前也早已出现重点高校农村学生比例逐年下降的情况。综合解读这两大信号蕴含的信息,对了解中国未来的走向至关重要。

  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大计:提升国民受教育水平

  对于一个国家与民族来说,教育质量高低与其国力及国民素质直接相关。教育除了可以全面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提升人力资本的价值等之外,最重要的功能应当是其反贫困功能。迄今为止,所有国家的反贫困策略当中都有一条行之有效的长期策略,即提升国民教育水平,让尽可能多的穷人子弟接受大学教育,根除贫困的代际传递,以此方式逐渐减少并“消灭”穷人。

  教育这一社会功能也符合社会基本单元家庭的期望。从家庭利益来看,负责任的父母总是期望通过教育来提高子女的生存能力与发展能力。在发达国家一直有个说法,即“高等教育是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家庭投入重金让子女接受教育,其实就是为了给子女买一张进入白领职场的门票,使其获得一个相对未受教育者要好一些的就业机会。在这一点上,家庭与国家对教育的期望一致,均以反贫困为目标:国家是通过消除个人贫困达到消解社会贫困;家庭是通过教育提升子女作为“人力资本”的价值,爬升上相对高点的社会阶梯。在世界各国中,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重视子女教育这一特点非常突出。

  中国教育缘何失去了反贫困功能?

  何以在恢复高考30年之后,中国又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呢?原因很富有“中国特色”,一是读书贵,二是就业难。这两点反映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即中国高等教育丧失了反贫困功能。

  一是高等教育的投入过高,造成因子女教育致贫的家庭大量存在。

  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化从诞生之日开始就颇遭诟病。辩解者声称这是“发达国家”经验。其实,发达国家“教育产业化”有一个基本前提,即该国大学学费与人均GDP之比。以发达国家中居于中等偏下水平的加拿大为例,该国近10年大学学费占人均GDP的7-8%左右,美国约为15-20%。中国实行教育产业化之后的2000年,人均GDP约6,500元,大学学费3000元,占人均GDP的46.15%,2001年人均GDP增到7,543元,学费约5,000-6,000元,占人均GDP的比重为70—80%。此后学费逐年上涨,视学校质量不同,大学学费约占中国人均GDP的70-100%。也就是说,中国普通家庭承担的教育费用负担远远重于发达国家的国民。

  学费负担过重,造成中国农村出现这种情况:哪个村子的大学生越多,哪个村子村民就越贫困。这样的事例从世纪之交就开始屡屡见之于中国媒体,远的不说,以2007年陕西合阳草根商人党宪宗发布的一份独立调查报告为例,这份调查报告调查了110个农村家庭,展现的现实怵目惊心:儿子交四年大学费用48,000元,需要母亲卖96万个烧饼;110户农户中,11人因高额学费而累死、自杀或病逝;家有两个或三个大学生 的农家,往往欠债四、五万,有的甚至高达十几万。一位有30年党龄的村支书对教育高收费政策非常不理解:“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用,顶我三十年给国家交的农业税,这存心是不让农民的孩子走进大学校门嘛!”

  说穿了,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实质是政府放弃教育投入责任,将负担转加至受教育者家庭。但一向忍辱负重且处于无权状态的中国人为了子女的前途,对于这种不合理的政策也被迫接受了,让他们彻底绝望的是“高投入”之后的“低产出”直至“不产出”:以青海省为例,四年大学学费相当于一个强劳力35年的劳动收入,但能够找到的工作基本上只是服务行业的沙锅师、饺子师、点餐员、传菜工、配菜工,许多人甚至找不到工作。

  二是大学与就业及社会上升通道的断裂,人们过去的高支付未能换得“未来”。

  教育之所能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反贫困的根本策略,主要是因为教育具有的社会改造与个体改造功能。现在且不谈“社会改造”这一宏伟目标,仅是实现“个体改造功能”就非常困难,因为近年来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进入职场越来越困难,中国社会目前至少有1,000万历届大学毕业后失业者(政府承认的只及此数的一半),不少人游荡在城市边缘,成为“新流民”。

  就业机会的稀缺,使得大学生就业的竞争已经不是个人能力的竞争,而是家世背景与社会关系网络的竞争。早在2005年,北京大学教师文东茅就写过一篇调查报告,名为“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该文以全国性高校毕业生调查为基础,以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分析了家庭背景对子女高考成绩、就读院校、毕业去向、就业收 入等的影响。其中专列一节分析“家庭背景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指出父亲的职业状况决定子女的就业机会,父亲职业为行政管 理人员、各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者,其子女的就业机会均高于平均水平,而父亲职业为农民、个体工商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以及离退休、无业、失业、半失业 人员者,其就业机会低于平均水平。

  这一情况在微观上也得到验证,比如广东省丰顺汤坑新铜村历来“崇文重教”,出了不少大学生,有“状元村”之称,但从1996年到现在,却没有一个大学生能够成为“国家干部”,据说参加公务员考试者能通过笔试者甚多,但都过不了面试。原因是因为“面试是考家长”,即“考”参考者的家世背景。因此这个“状元村”已经开始萌生“读书无用论”。

  中国还未完成“从身份型到契约”的社会进步

  高等教育的进口费(学费)昂贵,以及“出口”(毕业)与就业及社会上升管道之间的断裂,造成了中国参加高考人数减少。这一现象其实比经济危机更能深刻地预示社会衰败。在中国尚存大量文盲、半文盲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大量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现象,在经济上,它标识着中国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无法消化大学教育为社会输送的“人力资本”(当然也标识教育的不成功与不合理);在社会结构上,它标识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让底层社会成员彻底失去了向上的希望,中国自唐代实行科举制打破门阀制度,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底层社会的激励机制以来,这是首次出现上升管道大规模梗阻现象。往深里说,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预示社会衰败之外,还表明中国至今还未能从身份型社会进入到契约型社会。

  限于篇幅,这里只指出一点,一个社会,只要还处于“身份型社会”,只要一个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血缘”关系的便利,这个人所处社会就不能自夸已经进入“现代文明国家”(契约型社会)的行列。从鸦片战争至今已历160余年,中国经历过天翻地覆的改朝换代,但并没有经历过“从身份到契约”这个社会进步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重要?正如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所说:“至今为止,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2009年7月4日星期六

自我中心、自恋心理, 与人格 Got a big ego? Egocentric and personality disorder

自我中心、喜欢吹嘘炫耀的人——自恋心理与人格再探

李 昶
From CND.org

对自恋心态和自恋人格障碍的研究,是近年来心理治疗研究中的重点领域,因为专家们不仅意识到了许多心理及人格问题源于这一领域,而且这也是心理治疗中最为困难的领域之一。况且,心理创伤,也与自恋心态和自恋人格障碍息息相关。

要深入地研究人的心理,尤其是自我为中心的心理,不能不提到科胡特教授的自我心理学,这也是近年来心理学界的一大热门研究课题。

根据科胡特教授的理论,人之所以出现心理、精神、行为、情绪、人际关系的障碍,核心是人没能把自我与客体,即与自我以外的人或事物的关系定位好,所以就出了种种心理问题。

用点例子来简单解释一下:有的人不管实际的经济承受能力,一定要买个大房,那么房屋贷款供款的压力,逼使家用在其他方面大幅缩减,甚至家里有小孩,正常的营养物品都砍掉。生活因为金钱的压力,很不愉快,人称“房奴”。但是,他们俩口也有愉快的时候,就是来客或邻里评论:你们这房子真大,真漂亮啊!这时当事人心里就产生一种巨大的愉悦感或满足感。余下的时间,家庭生活是不愉快,吵架和愁眉苦脸。

但问题是:难道住个大房子就是生活的目的和本质吗?对这种人来说:是的。

也就是说,按自我心理学的解释,这种人的自我价值是依附在客体上(即房子上)。大房子成了他们的身份和价值以及社会地位的象征。这种人往往在实际生活中,活得很累、很不愉快,少了真正的生活的意义,也很容易出精神心理问题。

再举个例子:一位收入中下的人士,可以贷款近十万去买辆奔驰的敞篷轿车。不是上下班供交通用,而是下班以后或周末时,开出去兜风。当旁人投来羡慕的目光时,这时他心里就升起一种巨大的满足感,而不管家里老婆去向自己的父母借钱付各种帐单。

这是什么问题?中国人说是虚荣心。但从心理分析上来看,问题远不是那样简单。

做这种事的人,是因为他从小多半出至于一个贫穷家庭,或父母离异,或父母身亡,或他多年受到过他人的看不起或歧视。他身上有不少赤字和黑洞。

由于从小没能同父母或身边的人际关系上(客体)联系好,他自然会花不少心理能量(即心思)在自我的生存和保护上,他们心理人格的发展阶段就会延迟,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三四十岁的人,行为情绪冲动起来,还像一个十岁以下的小孩,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从那个儿童的年龄段真正成长起来。

当人在婴儿期、儿童期,由于认识能力有限,自我与外界(客体)的关系是分不清楚的,如把喂奶的母亲认同是自己。人的正常的成长过程就是要逐步将自我同客体(如母亲)分离开来。比如小孩睡觉要父母陪着,因为父母在身旁感觉着自己安全就可以入睡。孩子长到一定年龄,认识到家里是安全的,可以不同父母一块睡觉了,这是一个成长进步,也是进一步把自我从父母(客体)那里分离出来。

如果有经济能力,买大房好车来自己享受一下也未尝不可,但是那不是生活的目的。如果买大房好车是为了显示自己,是做给他人看的,那就是一种自恋的心态,就是一种心理上的不成熟,是一种不安全感,一种自卑感的显现。从心理分析上来看,是没把自我与外在物体或人际的关系处理好。

有的朋友,不是因为没有钱,实际上经济状况相当好,而是实在太忙,这种情况,我都建议她/他们不必去买独立的房子,而去买公寓或共管镇屋,这样免了冬天铲雪、夏天前后院除草。至于外界的人怎么想,Who cares?(管他的!)

我活人是为了给自己活得方便、轻松一点,又不是要活得给别人看。这类人才是活通了,这类人才是真正从自恋的心态中彻底地走了出来。但这类人还真是不多。

自恋的人,心态的核心之一,就是不仅自己感到了不起,而且要千方百计地让别人也认为他了不起,否则他就难过。他/她活人是活给别人看的,而不是为自己活的。难怪活得那么累。

她/他总是往人多的地方钻,往人群中心站,争着照相握手。要是少了她/他的照相或发言的风头,她/他会难过死了。因为自恋的人,一定要靠外在的风头来支撑自己那个虚假的自我。

因为极度自恋的人,一定要用外在的客体(客体物体包括身份地位)来炫耀自己,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海外那么多一事无成的小混混们,花上几块钱去注册一个名字大得吓人的公司、机构、协会,自任总裁主席会长,到处去招摇撞骗。当别人称呼她/他那一钱不值的头衔时,她/他心里就有一种巨大的愉悦感,有点像吸毒或性兴奋的快感。

这就是为什么说,自恋本身就像上毒瘾。

因为自恋的人,从来分不清自己与外界(客体)的关系,她/他两百八十块买一块地毯,吹成是八千两百块钱买的;两千块钱买的一套床,非要说成是两万块钱买的。这里的问题在于:有自恋心理的人有个黑洞,她/他需要这种撒谎和吹嘘的东西来维持那虚假的自我。

这就是为什么自恋人格障碍的人,开口撒谎,闭口编造,诚实是不在这类人的辞典里的。

有自恋人格障碍的人,在极度膨胀的自我之下,是无限的吹嘘、夸大和撒谎。她/他可以在这里开一个中学生的补习班,去注册成学院(反正也没人管你),然后回国去编造他/她是西方的大学校长。欺世盗名,无耻之极!

极度自恋的人,因为心目中的自我放得特别大,所以就不断产生白日梦,比如他成了济世英雄,美女都来向他求爱等等。这是有自恋人格障碍的人常做的白日梦。

以上种种对自恋人格的再探索,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生活中真会有这些人的存在处事。总之,你我基本正常的人,可能认为这一切太荒唐;而有自恋的人,会认为这一切很正常。所以,当你在生活中同人打交道,如果你发现一个人不按社会公认的常情常理出牌做事说话,而她/他又坚持认为她/他是对的,那么你就得小心,你可能碰上了一个有人格障碍的人,多半是有自恋人格障碍的人。

美国有啥好? USA, the only superpower still?

美国有啥好?

刘以栋
From CND.org

因为美国房屋市场泡沫破灭,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所以全世界都看低美国。连我们这些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也成了国人的同情对象。其实,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极大国,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美国的政治制度好不好现在可能有争议,美国强大的国防力量现在可能也成了负面指标,但美国的科研水平和高等教育应当还算是一流的。也没见哪位美国小孩考上清华、北大而上了美国的新闻媒体……

网上已有许多人讲了美国人跟人之间的平等意识和对人格的尊重。如果有人认为那些都是主观感觉的话,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的一些客观优势。虽然这些客观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们却不是我发现的。我把它们编译在这里,期望大家能更客观地比较美国和中国。

虽然美国是一个高度工业化国家,但美国的农业优势却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无可比拟的。美国可耕地面积之广阔,水土之肥沃,到美国中西部去看一看就会有切身体会。在美国开车旅游,到处都是青山绿水,郁郁葱葱。虽然中国和俄国土地面积跟美国差不多,但中俄两国有许多不宜耕种和居住的地方。在辽阔的美国本土大陆,基本没有太多荒芜人烟的废地,更不用说美国还有风景宜人的夏威夷州和能源丰富的阿拉斯加州。从这一点看,美国的土地资源可以保证美国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而中国的土地资源则不能。

虽然美国的公路、航空交通领先世界,但美国的天然航运枢纽却更让世界上其它国家望尘莫及。美国的密西西比河系统连接了美国的红河、密苏里河、俄亥俄河和田纳西河,构成了世界上最美好的天然航运系统。美国的旧金山海湾、切萨皮克海湾和纽约海湾是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天然港口。这种近乎完美的内河和港口相连的天然航运系统,既便利了美国的货物运输,也为美国省下了巨额基础建设开支。相比之下,俄国不但没有完整的航运系统,连一个像样的温水港口都没有;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长江和黄河这两条大河中,黄河面临断流的威胁,根本不能搞航运。为了连接长江和黄河,中国开凿了京杭大运河,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相比之下,美国可以把这些基础建设花费用在其它项目上。当然,我们中国人也有值得自豪的两大良港,上海和香港湾,它们分别位于长江和珠江口上,成为中国主要进出口中心。黄河则没有像样的出海口和相应的港口城市。

虽然美国的国防力量遥遥领先世界其它各国,但美国得天独厚的战略位置却更让世界其它国家羡慕。美国东西两岸是海洋,构成天然安全屏障。美国的北边是加拿大,跟美国的语言和文化都很相似,国防上需要美国保护,所以两国边界根本不需要把守。美国南边的墨西哥,土地贫瘠,气候恶劣,根本不可能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美国在墨西哥边境只需要一些警察,控制边界偷渡就行。相比之一,中国和俄国的边疆都需要常年重兵把守,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资源。

虽然美国人才济济,但美国仍在不停地掠夺全世界的人力资源。大家都知道美国有名的大学和科研单位里有很多世界著名科学家,其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但许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在美国许多二流大学里也有许多著名科学家。即使如此,美国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仍然无时无刻地不在吸引着全世界的人力资源。高端的脑力人才来自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研究生,这样的人才美国的大学提供奖学金让他们来;富有的人才来自世界各地有钱或有权的家庭,即使美国学费昂贵,各家仍然愿意花大钱送子女来上学;低端的体力人才来自墨西哥,没学历没身份,只好埋头干活。连墨西哥的前总统(FOX)都说,墨西哥人在美国做的是连美国黑人都不愿做的苦差。

虽然美国商店里卖的都是中国货,但许多商品的品牌却属于美国厂家。 无论你生活在中国还是美国,注意一下你日常使用的物品,看看其中有多少是美国品牌或者含有美国品牌的部件。你现在正在使用的计算机,里面就可能有英特尔的芯片和微软的操作系统。中国前总理朱熔基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作报告时讲,中国的出口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来料加工,中国的附加值很低。他没有讲明的是,为了微薄的出口利润,中国还污染了环境,消费了自然资源。有报导指出,马来西亚耐克鞋厂每年付给鞋厂全体工人的工资,比耐克鞋公司每年付给迈克尔乔丹一年的广告费高不了多少。

最近美国财长在中国讲投资美国政府债券安全时,大家都会意地笑了。从投资回报的角度,大家的感觉是对的。但从中国赶超美国的角度,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9年7月2日星期四

华人孩子在美国 Growing up being Chinese-American

华人孩子在美国,也挺不容易

刘以栋
From CND.org

十二年前,女儿戴着纸糊的帽子从多伦多的一所幼儿园毕业。那时女儿不懂英文,经常坐在幼儿园里的另一位中国女孩边上,听她读英文故事。今天,女儿代表毕业班同学,在今年的高中毕业典礼上作欢迎致词。在这十二年里,看着她的成长,既为她的努力高兴,也为自己付出不够而内疚。从她毕业典礼归来,记下近来的思绪,留作纪念。

不知从何时起,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是孩子的天堂,年轻人的战场。看着华人孩子在美国的拼搏,谁说美国不是华人孩子的战场。

在美国,华人孩子跟别人不一样。来得美国以后,我们期望我们的孩子跟美国孩子一起学习成长。但是,华人的孩子毕竟跟美国孩子不一样,从皮肤到长相,我们的孩子就是跟美国人不一样。孩子即使不说,他们心里也未必没有感觉。我发现,华人孩子在学校还是容易和其他华人的孩子在一起,其次是其它亚裔孩子。这在华人多的城市还好,在华人少的社区,适应环境本身就是一个挑战。我们小时候虽然缺衣少食,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烦恼。

在美国,文化的差异孩子在承担。美国文化虽然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但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毕竟不完全一样。我们出国时已是成年,中国文化在我们身上已经根深蒂固,对美国文化我们可以软硬不吃,或者有选择的取舍。但孩子不一样,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成型,却处在中美文化的夹缝中,一边是我们这些家长,一边是美国社会。也许有人会说,来美国以后,那就全盘接受美国文化吧。但是,大家应当还记得前不久的美国副总统候选人佩林,她女儿在高中怀着孩子。美国人可能会接受这样的事,中国人就很难接受。

在美国,把书读好同样不容易。在今天的高中毕业典礼上,全年级三百多名毕业生,只有两名同学七个学期每门功课都是“A”(最后一学期的结果还没有出来)。美国的高中功课弹性很大,要混过关很容易,但要学好一点也不轻松。美国高中里的高级课程(AP,Advanced Placement),基本就是大学里的课程,许多美国大学接受这些课程作为大学学分。美国的华人孩子,学习成绩一般都名列前茅。但是,成功后面是劳动和汗水。很多华人小孩高中四年一直睡眠不足,更多的孩子午餐都是在课堂里边上课边吃的。碰上友善的老师还好,碰上不愿看到学生在课堂上吃东西的老师,学生就很沮丧。毕竟,他们还是孩子。华人孩子是聪明,但很多美国孩子也不笨。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付出额外的努力。

在美国,华人孩子的领导才干难施展。美国名校招生,经常强调小孩的领导才干。可是,美国学校里学生组织的领导班子都是选举产生。因为前面提到的种族和文化差异,华人孩子在选举中处于不利地位。你平时跟大部分美国孩子不在一起玩,那么选举时他们怎么会投票选你。华人孩子可以当一些俱乐部的主席,但很难当上全校学生会主席。好在孩子在美国发展空间大,所以华人孩子可以从别的方面去弥补。

在美国,华人父母欠孩子很多。许多美国孩子的母亲在家当全职妈妈或者做临时工作,孩子放学以后,她们就可以带孩子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可是,大部分华人家庭是双职工。双职工家庭的代价是,家长没有时间带孩子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学校里组织的许多活动,华人家长也没有时间参与。我想这也是华人孩子成绩比较杰出的原因之一。他们没有条件去做更多的课外活动,又不愿放弃,积极的态度就是回来把书念好。虽然每年有很多华人孩子被美国名校录取,但是,如果孩子没有去名校,其中也有我们做家长的责任。

在美国,华人孩子申请名校被挤压。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做家长的都期望孩子能上一所美国名校。但是,美国名校招生有它们自己的潜规则。如果你出生在名门望族,象布什那样的家庭,你被录取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因为你以后有钱捐给学校,同时学校面子上也好看,名人的孩子在我们学校读书。如果你出生在黑人或者西班牙裔家庭,名校也会优先录取你,作为学校的点缀。而作为华人孩子,因为各家都很重视教育,所以华人孩子的申请条件都很好,名校就会故意提高华人孩子的录取标准,从而压缩华人孩子在名校里的比例。如果美国名校使用统一录取标准,那么华人孩子在美国名校里的比例就会高很多。

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高中毕业、考上大学,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人生的路还很长,愿我们能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孩子是他们人生中的主角,我们是他们的后勤和参谋。期望孩子们在美国选一个他们自己喜欢的专业和职业。只要他们自己高兴,以后基本生活有保障,我这样的家长就很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