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至上: 教育贿赂与贿赂教育——正摧毁中国下一代

教育贿赂与贿赂教育——正摧毁中国下一代 丹·莱文 来源：纽约时报 对中国孩子及全情投入的父母们而言，教育一直被视为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领先一步的关键。但正如商业交易存在权钱贿赂，中国的学术界也越来越受到操纵，向富裕、有关系的人群倾斜。家长和教育人士称，从入学到分班，几乎一切事物都已被标上价签。甚至紧邻黑板的前排座位或班长职位都被拿来出售。 　　在北京经营一家小型电子企业的河北移民赵华说，她被迫在某银行账户中存入4800美元，以使女儿能进入北京一所小学。后来，校务人员让她签署了一份文件，声明这笔钱是她自愿“捐助”的。 　　贿赂行为在中国愈加猖獗。北京的教育咨询师李茂说，教育工作者和学校管理人员不正直尤其让人沮丧，“这种事发生在老师身上更令人心烦意乱，因为我们对他们期望更高。” 　　当然，全球的有钱家长通常都会努力为孩子创造一切优势，包括花钱请家教，还会把孩子转入私立学校。但批评人士称，在中国公立教育体系中，贿赂和偏袒正在泛滥。这类腐败加大了贫富差距，一些家庭眼睁睁看着自家的未来希望被出售给价高者。 　　李茂说：“腐败充斥中国社会各个角落，教育也不例外。”进入精英学校的竞争十分激烈，这为学校官员及与他们有联系的人创造了有利可图的副业。政府官员也找到办法。媒体报道称，强势机构和国有企业常以联合开发的名义向顶尖学校捐赠。作为交换，其雇员的孩子享有入学优势。教育部和国务院连续五次严禁择校费和其他非法收费，但学校和相关部门总能想办法绕开禁令，维持现金流。在一些顶尖高中，甚至可花钱买分以满足入学分数要求。 　　受到金钱至上文化影响，老师们会想办法弥补较低的工资收入。记者秦立文说，一些老师会开设辅导班，“当人人都给你钱时，为什么还免费做事？”教师节期间，所有年龄的学生都会带礼物，康乃馨或果篮已不够了。许多老师如今希望得到名表、昂贵的茶叶、礼品储值卡……赵华说：“这是个恶性循环。如果你没带像样的礼物，而其他家长准备了，你会担心老师会不再关注你的孩子。”（伊文译）

质问中国的教育公平: 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

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 潘晓凌等 来源: 南方周末2011-08-04 “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 　　“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 　　拿到班级花名册时，陆铭注意到了大多数同学没有留意的一个细节——全班60多位同学，农村籍学生只有5个左右。 　　作为北京大学某文科院系2009级1班的班长，陆铭此前一直以为，通过高考选拔获得中国这所顶尖大学通行证的同龄人，多数该有着和他类似的成长经历：出身农村，家境贫寒，独立自强，品学兼优。 　　这是这名来自四川的22岁寒门少年从小被灌输并认定的世界观：知识改变命运，逆境辈出英杰。 　　现在，手上的花名册颠覆了他的信仰。而这正是眼下中国名校生源变迁的缩影。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不仅仅是北大清华。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 　　2008年12月，总理温家宝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中也感慨，“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哪些障碍，垫高了陆铭这样的孩子考入名校的门槛？封锁了他们努力向上攀爬的通道？知识改变了陆铭的命运，可绝大多数寒门子弟还有机会改变自己命运的吗？ 　　在北大校园，陆铭鲜有同乡，毕业于县级中学的他也没校友可聚，他是传奇，但成了孤独的传奇——眼下，什么样的年轻人才最有可能上北大清华？ 　　四川汉源古路村小学举行升旗仪式，这些孩子中有多少人能最终进入大学，完成“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寒门少年都去了哪？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系讲师晋军指导了他的学生完成对清华生源状况的调研。在课堂上，他也常对学生做随机调查，提问包括来自的地方，父母的职业，上大学前去过的最远的地方等。 　　调查做了两年，指向高度集中：“一名清华本科生的典型形象是这样的”，晋军说，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务员和教师，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 　　北大校园里，学者廉思所在的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成立了一个“返乡调查”计划，以为学生支付回家硬座火车票的方式，鼓励他们假期回到家乡，完成一篇调研报告。今年，这个计划不得不暂停。 　　“申请经费的学生一直不多，且一年比一年少，今年干脆就没有了。”廉思说，农村学生越来越少，对大多北大学子而言，一张免费硬座火车票实在太没吸引力，卧铺、飞机，才是回家的主流方式。 　　在一位复旦大学招生办老师的印象中，这几年被招进复旦的寒门子弟的人数不断减少，大多数学生的父母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与体面的社会地位。“无论是招进来的，还是从来没机会进入我们视野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复制父辈的模样。”他说。 　　学习刻苦，成绩不错的寒门少年都去了哪儿？ 　　教育学者杨东平的研究显示，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以湖北省为例，2002~2007年5年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以军事、师范等方向为主的提前批次录取的比例亦从33%升至57%。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 　　向上流动倍感艰难的不仅仅是农村少年。2004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对全国34所高校的生源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普通工人阶级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别减少了7.9%与5.6%。 　　学者廉思更为人知的身份是“蚁族”概念的提出者与《蚁族》一书的作者。他与团队走访的蚁族，家庭状况与所考入的学校成正比，“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连专科都考不上或不愿读的少年大有人在。廉思曾选取了河北一座普通村庄作为研究样本，那儿浓缩了中国基层凋败的模样——马路上平常看不到什么人，一旦闹出点什么动静，一大帮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立即呼啦啦地从网吧、桌球室里涌了出来。 　　看着他们在转型期中国一小片弥漫着尘土与工厂粉尘的土地上挥舞着年轻的肢体，廉思开始觉得，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陷入停顿。 　　南京大学为贫困学生设立的“ 入学绿色通道”，但能走到通道前的寒门子弟已越来越少。 （CFP/图） 　　那扇门在高考前就被关上了 　　仝十一妹一直庆幸，自己在上帝关上门的前几秒及时跳了出来。这位来自河北沧州农村的24岁女孩，现在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研一学生。 　　儿时，这名在家族中排行第十一的女生就被家人告知，自己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改变命运，要么念书，要么参军。她的伯伯与堂哥，就是通过参军，在城市里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上世纪80~90年代中期的高考升学率低，但仍旧让寒门子弟心怀憧憬。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1998年，北大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在20%-40%之间，1980年代中后期是农家子弟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黄金期，三成多北大学子出自寒门。 　　彼时，中国正值社会结构松动，社会阶层流动活跃，底层成为这一阶段社会变革中的受益者。寒门英杰辈出，是那个时代最温暖人心的变迁。 　　仝十一妹的小学、初中分别在乡村与县城度过。中考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为成绩一路优异的她报考了衡水中学。在这所将应试教育发挥到极致的军营式河北省超级中学，仝十一妹与来自全省最优秀的同龄人度过了紧张且竞争激烈的三年，2006年，她以年级第15的排名，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那一年，衡水中学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共42名，占据两所高校分配给河北省名额的33.87%。 　　“如果我当时留在县城念高中，我肯定考不上北大。”仝十一妹说，那一年，她所毕业的县城中学年级排名第一的学生，也只是考上了南方一所二线名校。 　　这是优质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征兆。超级中学是各省重点中学的升级版，它们大多位于省会城市，拥有丰厚的教育经费与政策支持，像抽水机般吸纳当地及周边县城最优秀的学生与最优秀的老师，每年几乎垄断了其所在省份北大清华的名额。 　　清华大学社科系讲师晋军指导的本科生调研团队以陕西省为样本，统计出当地两所超级中学在2008-2010年3年中，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占全省名额的六成余，过去七年，陕西省的15位文理科状元，11位来自这两所学校。 　　这是超级中学与省重点中学选拔机制的结果：根据单独招考成绩，排在最前的直接入学，后面的根据相差的分数缴纳赞助费，此外还普遍存在拼爹妈的条子生、择校生。农村孩子，尤其是远离省会城市的农村孩子，即便再努力，表现再好，考入超级中学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不平等的起跑线 　　超级中学的出现，很大程度成就于近年系列高考新政，保送、加分、自主招生的机会，大多被各省最富竞争力的高中包揽。例如，全国十三所外国语学校，每年最优秀的学生都可直接保送进入北大清华。陕西超级中学调研数据显示，2010年，北大清华在陕西自主招生名额的98.9%、保送名额的97.3%，被西安的五大名校垄断。 　　裸分考上北大清华的几率越来越小。据来自北大招生办的信息，2010年北大在某省招收的70名文理科学生中，只有10人没有任何加分，其余60人则通过自主招生加分、政策性加分、保送的途径迈入北大。他们绝大多数出自超级中学。 　　这是中国高中版的马太效应，在高考系列新政的助力下，那些最富竞争力的重点高中实力越来越强，迅速升级为超级中学。绝大多数的普通高中与县城高中，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这台隐形的抽水机还在继续高速运转，向上抽离的垂直距离还在不断延长。 　　“如果再晚生几年，”仝十一妹说，“我家没条件送我到县城读小学，我就没有办法考上县城中学，更没机会进衡水中学，进不了衡水中学，考北大？根本不敢想！” 　　教育学者杨东平眼下正在研究北京小升初之现状。在他看来，这一义务教育的过程已然演变为竞争惨烈程度远胜于高考的竞技教育。 　　“这一被大大拉长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把低收入家庭排斥在外了。”杨东平说，“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又叠加了优越家庭的优势，寒门子弟拿什么和他们竞争？靠什么改变命运？” 　　越来越窄的向上通道 　　在北大，陆铭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出身寒门，毕业于一所县城中学，高考没有加分。 　　过去几十年中，高考向弱势群体倾斜的补偿性政策对象主要包括少数民族学生、烈士子女等。但较之特长生加分、自主招生加分、奥赛等加分，比例与力度显然偏小。 　　对于陆铭来说，最有可能的加分是获得省三好或省优干，但这些有限的名额往往更容易被超级中学及省级重点获得。总之，陆铭没有盼来这项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荣誉。最顶尖的考生之间分数往往只有一两分之差，而省三好的加分是20分，省优干的加分是10分。 　　自主招生是2003年的高考新政，它赋予部分名校招揽杰出少年的自由裁量权，有机会通过这一途径直通名校的，是超级中学与省级重点中学的学生。 　　在甘肃会宁这座以寒窗苦读闻名的状元县做实证研究时，清华新闻学院09级本科生张晔遇上了一名垂头丧气的农村少年，这位被学校推荐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学生刚从考场上下来。“很多题目，他连看都看不懂。”张晔说。 　　自主招生的考题涉及面广，往往是城市孩子才可能接触到的事物，比如五线谱，比如歼十…… 　　清华社科2010级的陈美诗则在自主招生考试中遇到了一道关于费孝通在哪里上大学的题目，她说：“我在进清华前连费孝通是谁都不知道，这题清华附中的孩子可就都知道了。” 　　艺术加分与寒门子弟更是绝缘。来自北京大学招生办的资料显示，最近五年北大招收的体育特长生绝大部分来自东部地区，七成来自大中城市，来自农村的只有6%；而艺术特长生，迄今没有一位来自农村。 　　同样作为农村孩子，出生于黑龙江的宋永亮远没有陆铭的学习禀赋与运气。2002年，他从县城中学考入了黑河学院，1999年高考扩招后，进入类似的普通地方院校是这所县城中学学生最寻常的出路。 　　“高考扩招后，寒门子弟考大学不难，难就难在四年后，拿什么改变家族命运？”毕业之后，宋永亮旋即陷入就业痛苦。 　　其他同学的经历也不相上下，有人至今还无力还清助学贷款。他们也大都出生于农村及乡镇，毕业于当地的县城中学，家中日渐老去的父母还盼着他们从此改变一家的生活际遇。 　　杨东平对比研究了中国高考扩招前与扩招后，寒门子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变迁。几组抽样调查数据均显示，2000年后，省属地方院校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高达六成以上，而在重点研究型大学里，农村生源比例一路走低。北京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在1980年代达到顶点后一路走低，跌幅在1998年扩招后更加剧烈，眼下仅剩一成多。 　　北京大学副教授刘云杉将农村城市化的进度与农村生源考入重点大学几率下降的速度对比分析得出，前者的速度远低于后者。换言之，农村人口的减少，并非名校农家子弟比例下滑的主要原因。 　　“这意味着，中国高校扩招后，并没有增加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杨东平说，“相反，普通高校文凭的市场竞争力在扩招后越来越弱，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难度越来越大。” 　　眼下，宋永亮在一间培训学校做销售经理，经过5年的奋斗，他终于可以住在北京五环外一间早上醒来可以看到阳光的出租屋。当年和他一起北漂的同学都回去了，在县城，或周边城市打工。“在北京，黑河学院的文凭，你根本不好意思拿出手。” 　　宋永亮热爱北京。这座城市与他从未有机会上过的超级中学一样，像抽水机般将最优质的资源、机会、人才与财富从四面八方抽离、集中。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这个国家过去二十载社会变迁的切面——税制改革与国企改革使资源向城市集中，财政收入向上级集中，基层政府越来越弱，农村走向凋敝。 　　他的农村老家距离北京一千多公里，俨然是另一个世界，节奏缓慢，机会寥寥。马路上，出现越来越多干脆放弃高考，游手好闲的小青年，带着一种末世感追逐着当下；其他一些留守村庄或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们，他们保守本分，复制着父辈的命运。 　　他不喜欢笼罩着家乡的失败人生的气味。 　　陆铭也回不去了。寒假回家，他与小学、初中同学的联系越来越少，围坐在这位清华大学高材生旁边，那些在县城工作或从外地打工返乡过年的同学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唯一一个共同的话题是：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仍然保有向上的理想。 　　 来源: 南方周末2011-08-04

中国的教育扩张与社会发展

郑也夫 来源: 南方周末2012-10-25 教育对社会文化、道德、政治层面的影响很难评估。因为严酷的考分竞争恶化了学习过程，也便恶化了学生们的心态。此一过程封闭了少年们感知科学与社会的触角，几乎吞噬了他们的全部精力。 　　教育的扩张是否促进了社会阶层间的流动？答案依旧不乐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较好地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以后这一作用就削弱了。 2010年我国研究生毕业生数达到383600人。 （新华社 崔莹/图） 　　扩张教育的三股力量 　　教育的扩大与学生的膨胀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时下最流行的解释是：社会需求所致。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历史事实上看，这肯定都不是唯一解。 　　历史学家贾志扬在其《宋代科举》中说：“福建的福州府1090年在3000考生中只有40个举人名额（1/75），而1207年18000名考生中只有54个举人名额（1/333）。两浙西路的严州，1156年在1781个考生中有18个举人名额（1/100），而在1262年在7000多名考生中只有18个举人名额（1/389）。”上述福州录取名额仅仅增加了35%，考生数量却增至6倍；严州录取名额不变，考生数量增至3.74倍。中国科举史中的这种情形揭示出社会需求与生源供应间的一种不对称。 　　还有另一种不对称。今日中国社会对技工的需求日趋旺盛，政府努力促进职业学校的发展，但考生们的热情始终不足。 　　前者，是一项数额有限的社会需求却吸引到大大超额的社会成员；后者，是一个旺盛的社会需求却吸引不到足够的社会成员。 　　毫无疑问，很多人趋之若鹜的是大学学历。那么可否认为，大学的扩张是无数学生和家长，即所谓大众的需求所导致的呢？这一说法远不能完成一种解释。大众有诸多需求，但不管其中一些需求多么旺盛，都召唤不到供应。比如廉租房与全民公费医疗。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只靠大众的需求便可以导致教育的扩张。 　　那么教育扩张是如何得来的呢？三股力量的合谋。其一是诸多学生和家庭的需求。其二是校方，虽然在中国的国情下，大学的管理者要服从政府的指令，但是他们不是消极地服从和执行大学扩张的政策，而是主动地要求和推动扩张。唯有扩张他们才有更大的财权、人权和地盘。高校教师面对扩张，在利益和心理上是错综复杂的。扩张让更多的教师上岗，多数教师可以间接地、程度不等地扩大自己分到的那一杯羹；扩张常常造成一所大学两个校园，增加了教师们的交通负担；扩张常常破坏了校园文化，降低了教学质量；这一切都不可能不影响教师的心理。但不管他们如何看待，没有发言权是他们当下的现实地位，因此在这一“合谋”中几乎没有应该唱“主角”的教师的存在。其三是政府。二十世纪中这个世界上的各国政府在政体与文化价值的选择上，差异巨大，却罕见地在一桩事情上殊途同归，就是发展教育。沃尔特斯所说不无道理： 　　无限制的教育增长——好似教育中市场经济规则的运行——并非失去政府干预的结果。相反，这是政府有意要实施的政策，至少目前我们谈到的几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是这样。无限制的增长既能使精英阶层保持自身教育上的优势地位，又能给工人阶级提供比以前更多的教育机会，从而同时“买断”了这两个社会群体在政治上的支持。（沃尔特斯，2000，257） 　　如此一石双鸟的政策投合的是政府决策人的功利心。这还只是他们心理中的一个层面。另一层面是认知与理想。或许走到今天这步田地，他们中的后觉者（当然不乏“不觉者”）也不再笃信教育扩张尽是正面功能了，但在上个世纪，大力发展教育几乎成为这个世界上超越了政治制度的如日中天的意识形态。如果同时有两个动力驱策，做事情一定会如虎添翼，加速前行。功利加理想，正是教育发展中官家行动的双引擎。这还没完，还有校方的热烈请战和全力实施，学生的踊跃报名和学费投入。一时间，四美具，两难并，可谓盛宴难逢，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仿毕加索名画 　　为何高学历会无关能力 　　教育与发展是什么关系？不可大而化之，一概而论。其中有清晰处，有模糊处，对个人比较清晰的是收入增长。即学历与薪水成正比例关系，总体上，学历越高，收入越高。 　　学历与能力的关系则要模糊得多。二者间难以看到较高的相关性，可以从几方面来论证此种可疑性。谋求高学历的很多当事者，从自身的目的上就不是为了提高能力，而是为了贴上标签，在择业中增添筹码。当越来越多的人做出这种选择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囚徒困境”，个体很难幸免于外，于是谋求高学历的行为中，从动机到效果，相当大的比例，与提升能力弱相关。竞争学历的过程中总要比出高下，且不能亵渎了公正，于是要挖空心思设置很多智力上的障碍，北京大学的博士生英语考试题目极难，很多托福考试获高分者都要如履薄冰，认真备考。这里的应试能力和真实的英语能力相关吗？当然是存疑的。问题在于它是必要的。我的一位农村出身的高材生说：外语考试必须难些，它的判卷排斥了主观性，不然我们这样出身的人，就没有出头之日了。就是说，底层的天才少年希望考试中设置没有实际用途的智力高门槛，不然恰恰是他们有落选之虞。可见这种两难。 　　在激烈的学历竞争中，这种两难几乎无法克服，因为学习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比试。比试要公正，就无暇考虑实际工作的需求了。实际工作中的常规需求考不出高下，而实际工作中有待创新去克服的难题中，适合作为试题的，即使不是没有，也属凤毛麟角。 　　现代的社会生活早就跨出了熟人的圈子，很大程度上它在陌生人中展开。在熟人社会中，对一个人能力的判定依赖于长期的接触。为帮助人们在茫茫人海中判定人才，新的社会信任系统脱颖而出，学历就是其一。学历当初能很好地发挥这一功能，帮助单位和公司录用人才。但社会生活中充斥着博弈，于是学历的竞争增加了，满足此种需求，学历的发放也增加了。学历一旦膨胀，便扭曲了就业市场，扭曲了能力与薪水的关系。拉米雷兹和沙伯特说： 　　学历证书的等级可能会扭曲市场，因此正在削弱生产力与工资间的联系。在真实的范围内，全世界对正规学校教育的重视在日益增长，这可能增强了把证书学历用作找工作的资格证的趋势。因而不断增长的学校教育个人回报率完全不必伴随着个人生产力的增长。（拉米雷兹和沙伯特，2000，220） 　　社会上的学历观必然滞后于悄悄发生的变化，即学历与能力已渐渐脱节。学历从社会生活中的积极的信号走向误导，是这样一种逻辑：“学历意味着能力——它带来了高薪水——刺激社会成员对教育和学历的追求——学历膨胀后开始注水——却依然可以带来高薪水”，这或是因为人们认识上的惯性，或是因为无所适从之下只好依然凭借失灵的信号。 　　综上所述，教育与个人发展的关系，有清晰处，是收入；有模糊处，是能力。 　　扩张教育未必促进社会发展 　　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要远比教育与个人发展的关系更模糊。（参阅拉米雷兹和沙伯特，2000，217）中国经济起飞的原因，排在前三位的应该是：一政策，其实那不过是回归常识，但没有这一转变就没有之后发生的一切。二投资，中国市场的巨大，导致即使有潜在的风险，域外的商人唯恐失去了先机，不敢不投入。三廉价劳动力，这是后发国家的优势。相比之下，教育对中国经济起飞的作用是模糊的，很难挤掉上述某项，列入三甲。且因为在我们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主导产业几乎一直是低端制造业，它对人才和教育的依赖较弱。 　　教育对社会文化、道德、政治层面要比其对社会经济层面的影响更难评估，且其中不乏不乐观的因素。因为严酷的考分竞争恶化了学习过程，也便恶化了学生们的心态。此一过程封闭了少年们感知科学与社会的触角，几乎吞噬了他们的全部精力，故难以哺育他们认知的好奇心，铸造他们宏大的理想和对社会正义的关怀。 　　教育的扩张是否促进了社会阶层间的流动？答案依旧不乐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较好地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以后这一作用何以削弱了？因为生物世界的特征就是博弈。一个制度建立初始与其延续过程是大不相同的。初始时大家都天真无知地面对，其后则是精心谋划各自的策略，以求成为现存制度中的适者。这是人类社会的通则。中国特色的原因是，在博弈中，政策缺乏弹性，几乎没做出任何调整，且偏袒权势精英人群。 　　因为在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持有如上认识，我不认为人力资本的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教育的扩张。恰当的解释是地位—竞争理论，或曰军备竞赛理论。 　　教育，当今全球意识形态 　　社会主流声音对发展教育的乐观与称颂，同知识界一小撮批判者的犀利言论，构成极大的反差。我以为，以下三个原因导致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赞同。 　　其一，发展教育的理念借助国际组织的力量传播到全世界，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大话语，赢得各国政府和民众的信赖。二战结束以来，教育的社会角色被联合国组织持续不断地宣扬。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第26款已经将教育界定为人权，1966年的《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将这一主题进一步扩展。“这种信仰在1990年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上达到顶峰”，至少150个国家加入了《全民教育宣言》（转引自上书，234）： 　　1.重申教育是一项基本权利…… 　　2.理解教育能保证更安全更健康更繁荣和环境更优美的世界，同时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宽容和国际合作。 　　3.懂得教育是社会和个人得以改进的关键因素，即使不是充分条件…… 　　当然，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发展组织除了在宏观上宣扬教育对发展的关键作用，也提出过若干中观、微观的建议：比如在1980年代末期他们宣传的焦点是，依靠教育提高少数民族和妇女这些边缘群体的社会地位；世界银行曾提出，初等教育的社会回报比其他任何类型的学校教育都要高，他们还强调学校的教学质量，等等。 　　同样是重视教育，着力点不同将南辕北辙。但是国际组织中观、微观的建议显然不具有他们宏观阔论那样的影响力。因为中观、微观的建议如同碎片，而那些一再宣扬的宏观判定像恢恢天网，笼罩着观念的世界，一时间成为时代的强音，成为这个星球上新兴的、最具感染力的意识形态。于是国际组织对教育与社会发展的认识、扩大教育的倡导，走入了各国政府和公民的心中，他们微观的建议却未必得到同样程度的重视。 　　扩招是个障眼法 　　其二，把饼烙大对自己一定有利无害——几乎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在教育问题上的共识。而“饼大无害论”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实际上，底层的优秀少年能否向上流动，不在乎教育之饼的大小，而取决于教育公正与否，早期阶段所享受的教育条件平等与否。区分是社会生活中永恒的游戏。将全社会百分之五十的成员托举到原先百分之十成员的领地，对改善底层优秀少年的社会地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此刻那里的人太多了，势必要第二次划分。扩招之前考上本科就是胜利，扩招之后要考进一本，乃至考进“211”行列（教育部建立一百所优秀大学的工程名称，截至2011年3月31日，进入全国211行列的共116所大学）才和扩招之前的普通本科等值。 　　扩招是对扩招前的落榜生实施的一个障眼法。进入高校是一个象征，以往的高门槛使得这个象征意义非凡，而他们拿到手的这份录取书在扩招的那一刻就贬值。这是数学的铁律，地位上的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百分之五十，永远有其截然不同的意义。如果先前百分之五名曰“优异”，你现在将百分之三十的同学都命名为“优异”，他们真的能获得此前“优异”的殊荣吗？绝无可能。另一方面，较多的人上了大学，意味着实质的竞争被推迟到下一轮，大学学历的含金量已经不足，要竞争研究生的学历了。这是地道的军备竞赛，意味着学生在时间和金钱上的加倍投入。如果说，扩大高校招生曾经含有为底层人社会晋升拓宽渠道的初衷，那么其后发生的时间和金钱上的加倍投入，显然更有利于权势阶层及殷实家庭的子弟。教育大饼所以能取悦全社会的公民，在于其“一药两吃”。对底层人其药效近乎障眼法，对上层人其药效类似宽心丸。西方人率先领教了教育的扩大，西方的学者比我们更先看到了扩招在社会流动上的效果。沃尔特斯说： 　　入学率的提高——或教育的扩张——本身也不可能通过教育引发更大的社会流动性。……教育体系的不断扩张使统治者和社会上层能够通过教育满足公平、合理、增强社会流动性等社会要求，给更多处于劣势的群体以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又不损害社会上层在这种教育体系中的既得利益。……教育扩张实际上成了在国家政策试图缩小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情况下社会上层维护自身在教育上享有优越地位的一个安全阀。（沃尔特斯，2000，318） 　　录取书和学历的增发，实际上和钞票的滥印异曲同工。后者导致的是政府对公民财产的掠夺，前者导致的是学制的延长，青少年时间和精力的浪费，而这些要比物质财富更为宝贵。二者还有一个差异，就是钞票的滥印无法障眼，自“笼中虎”放出之时就要抵抗舆论的讨伐。而大学的扩招，在很长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获得舆论的支持。 　　被扭曲的就业信息 　　其三，毕业即失业的弱反馈。高校大比例扩大招生的必然结果是，相当比例的同学毕业即失业。照理说，此种严酷的状况应当给下一拨中学生一个反馈，削弱他们的高考热情，为扩招降温。但事实上此种反馈效果不大。恐怕原因之一是信息传递不畅，乃至信号被歪曲。时下，就业成了高校管理者的一项政绩，于是有些学校的管理者伪造就业，要求学生在拿出就业合同后才发授毕业证书。找不到工作、又需要毕业证书的同学只好伪造出就业合同。微观上，学校层面上已经完成造假。宏观上，失业不是好事情，上级不会鼓励统计部门努力将真实的失业信息通报社会。于是，社会普通成员们得不到高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统计数据。社会统计是公益事务。信息向社会的透明可以帮助全体社会成员调整方向，做出明智的选择。 　　一个人受挫后总会寻找原因。高考落榜和大学毕业后失业是两种受挫。两种受挫会导致不同的解释。考试是单纯的，与之对应落榜的解释也必是单纯：录取名额少，自己能力有限。要埋怨也还是这两项。而择业是复杂的，对择业失败的解释必然涉及多重因素。自己所持学历含金量不足当然是不会忘记的因素，但它会被其他因素冲淡，比如说会认为自己的择业策略有误，自己面试时的表现欠佳，自己的择业运气不好；特别是社会关系不足，可能会成为他们判定的主要原因。这种思考的误区在于，如果社会关系是个恒量，总要发生作用，虽然不满，但也没有格外的、特别的不满可发。而如果社会关系的作用于今为烈，扩招导致的文凭的扩大化显然不是削弱社会关系的作用，而是扩大了关系的作用。即一个底层出身的学生拿着二本文凭难找工作，而一个权势阶层的后生有无二本文凭却可能大不一样。择业因素的复杂导致他们在反省失败原因时，注重微观和细节，放过了那个宏观的社会因素：扩招导致了毕业生过多。 　　毕业即失业的遭遇如果令大多数当事者们后悔，就必对后来者产生影响。促成后悔的强烈心理，依赖于两个条件。第一，当年没有读高中的同龄人找到了比较满意的工作。我们社会在礼待技术工人方面还严重不足，也就难以给毕业即失业者鲜明的对比。第二，手中的这张文凭被证明为几乎无用。而这是需要时间的，短期内他们还会心存幻想：有了文凭可以慢慢找工作，没有更不行。因为证明文凭无用需要时间，强反馈也就不会及时发生。实际上，一个人的上岗往往意味着另一个人的下岗，因为岗位是既定的，毕业生上岗的比例是既定的。但如前所述，这要靠统计数据来呈现。每个毕业生感受的是自己的遭遇，如果没有宏观的信息，幻想将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的社会反馈来得慢。 来源: 南方周末2012-10-25

失衡的中国教育生态: 造“神” 超级中学的源起与隐忧

赵一海 来源: 南方周末 2012-11-16 天价择校费事件背后，是一所所“超级中学”“独领风骚”的事实：在北京，人大附中年保送北大清华30人，仅比青海全省考取北大清华者少10人；在河南，郑州外国语学校一校占据全省清华北大保送名额一半；在陕西，保送至北大清华的学生一共43人，其中17人来自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个别“超级中学”每年获得的教育经费，往往超过当地普通中学所得经费的10倍；此外，在招生政策、遴选优秀生源上，也多以“实验”之名，获得倾斜。“超级中学”一家独大，造成当地教育生态的失衡，是“小升初”长期为人诟病的根源。 2012年11月14日，人大附中的两名学生下课后在校门口等同学。（南方周末记者张涛/图） 　　某中学校庆六十周年，一位学生出现在嘉宾面前，展示他课余从事的“SL7207减毒型沙门氏菌靶向抑制小鼠黑色素瘤生长”的研究报告。这项研究被校方认为“将为人类治疗肿瘤和癌症带来新突破”。 　　著名的科学杂志《Nature》上，同样出现了这所中学12名在读学生的名字，他们参与了中科院破译人类基因图谱的研究。 　　这只是北京中学生口中的“神一样的中学”——人大附中——的诸多传奇之一二。这所位于北京海淀区黄庄路口的“超级中学”，在过去十年里，为京城贡献的高考状元超过10位，每年考入北大清华者几乎是云南全省的两倍。2012年夏，战绩则到达了顶峰——包揽文理科状元。 　　社会及教育研究者对这所“超级中学”的质疑，也在2012年秋达到了顶峰。10月底，新华社的一篇报道引述了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领衔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北京小升初报告》，其中提及“人民大学附近的一所重点中学小升初择校费高达50万到80万！” 　　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很快对外界回应：“从不收任何赞助费”，还表示正在找律师搜集证据，将通过法律手段维权。杨东平一方则坚称“希望对簿公堂”。此后，杨东平更是撰写长文《为什么要批评人大附中》，列数人大附中崛起的历史和对教育资源的破坏。 　　这并不是杨东平第一次批评人大附中，收受天价赞助费，也并非杨东平教授对“超级中学”的主要指控：“我的关注并不在一校一人，而是名校竞争对义务教育秩序的破坏、名校的社会责任、公办名校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 　　人大附中这种公办“超级中学”的形成和壮大，在国内并非孤例。集中所有优质资源办一所竞争力强的高中，成为中国多个地方的选择。正如复旦大学教授冯玮在内的多位教育学者所言，数年前媒体热炒的“县一中”现象，已被“超级中学”的新概念取代。所谓的县一中现象，仅是区县将绝大多数教育资源注入一所中学，而“超级中学”则是这种模式的极致。 　　多位教育学者开列的“超级名单”里，诸如人大附中、湖北华中师大一附中、江西临川一中、河北衡水中学等均在榜。这些中学的最大特征便是每年高考成绩傲视全省（市），考察这些“超级中学”的生长路径，以及诸多处于弱势者的顽抗，或可窥见中国教育的真容。 　　政策突破者 　　1999年，教育部发文明确了“初高中分离”的政策。但人大附中率先获得豁免，恢复初中部遴选优秀生源。 　　杨东平和刘彭芝论战的起始，来自于北京小升初竞争的近乎惨烈，以及人大附中扮演的角色。按照北京小升初咨询专家、清华园教育集团副总裁闻风于一教育论坛上的表述：“（人大附中）完全搞乱了北京的小升初（秩序）”。 　　目前北京小升初的格局，源自1998年。是年，北京取消小升初考试，实行“电脑派位”划片入学。新政策制造了两难境地，家长不愿意孩子进入差校，而名校为了争抢优质生源也不愿意接受派位。于是，“占坑班”陆续出现，“奥数”培训开始泛滥。 　　所谓的“占坑”，便是孩子进入与重点中学有密切关系的奥赛培训机构就读，这些机构也将代替名校选拔学生。 　　在其他中学通过“占坑班”委婉挖掘优秀生源的时候，人大附中已经开始依据政策的“突破”，公开遴选优秀生源。2000年后，人大附中获批突破早在1999年便被教育部明确的“初高中分离”政策，率先于京城名校中恢复初中部。这时候，人大附中初中部成为了家长们追逐的少数备选项。 　　人大附中的退休教师张元向南方周末记者回顾了人大附中发展壮大的历史：“开始除了人民大学教职工的子女，更多的便是诸如北大附中、101中学捡剩下的生源。”而开创超常儿童教育，成为此后二十年崛起的关键。 　　过去十年间，北京“小升初”秩序的主导者逐渐成为与人大附中关系密切的民办仁华学校。该校前身为华罗庚数学学校，能够入读意味着被选入人大附中的机会大增。 　　据人大附中毕业生李然回忆，进入仁华学校的选拔极为严苛，除了向重点小学发放推荐名额，还有就是出类拔萃的奥赛获奖者，但这还不是终点。自小学三年级入读仁华后，每一年将淘汰一部分人，“最后仅剩下不到20%的超级尖子生”。 　　这些历经淬炼者还须通过人大附中的面试，经过专门的评估方法，智力发育早但潜力不足的学生将出局，甚至还要进行一些心理测试，“性格情绪化的学生将要被淘汰。”李然说。 　　借助奥赛选拔人才——六年培养——高考夺标——校誉暴涨——再次吸纳优质生源。人大附中进入了一个不断壮大的“良性循环”。一个可堪证明人大附中强势无敌的数据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七百所中学从没一所中学能够连续两次获得高考状元。人大附中从2003年到2008年五年之内连续四次夺得北京市高考状元，还获得5个榜眼，2个探花。 　　人大附中独特的成长模式，也逐渐被原来的领先者所效仿。包括百年名校北京四中在内的重点高中纷纷恢复初中部，甚至打破“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开始成立重点班。仁华学校的尖子生也开始被北京四中追逐。那一年是2007年，人大附中考入清华北大人数是北京四中的两倍。 　　显然，刘彭芝所倡导的“探索出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一条龙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并不被民间所认可。她曾在公开场合历数自己遭遇恐吓，家门被胶带封上。 　　事实上，另一所以精英著称的“超级中学”——华中师大一附中，同样也是将初高中教育贯通，接近30%的初中生将获得直升。一位要求匿名的武汉教育界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华师一附中初中部甚至不接受电脑派位。想进入这所超级中学，除了对口两所小学的推优，便是需要一大堆诸如奥数竞赛证书，或者是舞蹈声乐的全省二等奖及更高级获奖证书，“这样才能够帮学校获奖”。 　　创造连续八年重点率全省第一的第二法门，则是面向全省“掐尖”的特殊性政策。每年华师大一附中将招收来自各个县市的500名所谓“专县生”，全省的优秀毕业生，都被搜罗到一所学校里，来成就该校的神话。 　 　　大树下面不长草 　　2009年，人大附中在内的海淀区11所示范高中的校均教育事业经费支出超过3000万，另外45所普通中学仅有其三分之一。 　　优秀的生源，是超级中学创造各种神迹并维持神话的关键。 　　在人大附中和华师一附中这类精英级“超级中学”，从培训机构精选出来的奥数竞赛得奖者将被编入实验班，进行重点培养，以输入高中部，成为冲击北大清华的主力；特长生则成为在各种体育艺术类比赛中为学校斩获奖项的法宝，另一部分神秘的高价择校生群体则将保证学校财源。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证实，华师一附中初中部的择校费在1.8万到2.4万之间，且面向全国（包括港澳地区）招生。 　　除了令人咋舌的高考成绩外，人大附中的校足球队、国际象棋队、围棋队、健美操队多次获得世界中学生大赛冠军。交响乐团、舞蹈队、武术队更是连续8年受国家委派出国交流演出。 　　琳琅满目的选修课程也在凸显这所超级中学的成色，李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人大附中外教课每周2课时，选修课包括13门外语、汽车驾驶与保养、药用植物学、经济学等大学才有的科目。 　　张元介绍，人大附中对于装备自己始终不遗余力。这所中学有自己的校电视台、天文台、汽车模拟实验室。还有全国第一家由非体校注册的职业足球俱乐部，与之相伴的则是三百多亩的足球基地，甚至与五大洲的三十多所学校成为友好学校。 　　据杨东平披露，2005年，曾发生一起“农村校长炮轰刘彭芝展示选修课成果”的事件。那是在一个名为“考试改革与教育公正”的教育沙龙上，刘彭芝用PPT展示了人大附中几百种选修课，开设13门外语选修。一外省市的农村校长便质疑“有钱谁都能开”。 　　不管是13门外语选修课还是三百多亩的足球基地，都要花钱。同为公办学校的人大附中，它的钱来自哪里呢？ 　　超级学校的财源出自哪里？这是包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连生在内的教育财政专家无法说清楚的。 　　事实上，对于人大附中这样的超级中学来说，明面上的财政经费已远胜于普通中学。单以从北京市教育局获得的数据，2009年，人大附中在内的海淀区11所示范高中的校均教育事业经费支出超过3000万，另外45所普通中学仅有三分之一。 　　尽管刘彭芝否认“收取过赞助费”，并要和杨东平对簿公堂，但是人大附中借助体制外财源，却不乏先例。资金有限的人大附中，曾通过办厂、与著名国企合作，并招收部分高价择校生，为学校重新注入财源。这段表述也出现在人大附中的校史中。 　　超级名校的财源支持，也让同属京城的普通中学羡慕嫉妒恨。央视曾探访过一所北京普通中学——高井中学，礼堂内还是1980年代的三合板靠背椅，体育教研室内只有几根跳绳。校长苦寻上级支持后，也仅换回乒乓球桌。面对镜头，高井中学校长坦言，学校没有外籍教师，仅能开设一门英语。而招生场面则更让人揪心，“校长带着老师走街串巷做招生宣传，甚至发动全体老师去门头沟农贸市场发传单招生”。 　　普通中学陷于窘境时，在过去10年，人大附中却逐步扩张，创办人大附中郑州分校、人大附中宁夏实验学校、人大附中西山学校、人大附中朝阳学校，以及共建北航附中，甚至与一家地产商开发的楼盘合作，该小区内的学校将由人大附中冠名和委托管理。“说扩张势力太夸张，但是中国的所有事情大致都是先富带动后富，这也是人大附中的理念。”张元如此解释道。 　　张元坦言，此类扩张并不像黄冈中学极盛时期以400万的价格输出品牌建立分校，而更多是具有政策引导性质的帮扶。经历了这场择校费风波后，北师大教授袁连生更是呼吁，作为顶级名校，人大附中应该公开财务，“连上市的私营企业都公开报表了，公办学校不公开说不过去”。 　　生源掠夺战 　　江西一些县市区下了行政命令，要求初中校长、毕业班老师签订责任状，确保优质生源能够进入本地高中就读。 　　据复旦大学教授冯玮介绍，除了人大附中和华师一附中这样的大都市“超级中学”外，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超级中学”的野蛮掠食更值得关注。 　　高考指挥棒的导引下，能够以最小成本获得高考胜利，成为更多学校的选择。“我们不可能学人大附中，诸如衡水中学和临川一中是我们可以复制的经验。”曾经考察过上述两所中学的云南籍教师李兴文说。 　　这两所远离省会城市的中学，以更为霸道的高考成绩展现于世人面前。河北衡水中学蝉联全省高考12连冠，每年的全省文理科前100名中，衡水中学占尽半数。北大清华生则是占全省录取总人数的一半。 　　拥有万名学生的临川一中则把“四个一”作为颠扑不破的目标，四个一即考取清华、北大人数全省第一；竞赛获奖全省第一；高考600分以上人数全省第一；一本录取人数及录取率全省第一。 　　同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李兴文，将学校崛起归功于学校的战略选择得当和师生的“狼性”，“这里不是北京也不是省会，来自政策的倾斜是不可能有的，只能完全靠自己”。 　　2005年前后，衡水中学专门成立了奥赛管理办公室，“奥赛促尖”计划由此诞生，以奥赛保送或者加分形式进入清华北大的人数开始迅速增加，之后又利用“北清生”（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的高生产率，将之转化为创办富阳分校这样的民办学校。以高收费保障公立学校的财源，进而在全省挖抢优质生源。“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有机循环。” 　　顺时而变的生长路径，在临川一中身上愈发明显。1980年代，高校教育首现少年班，临川一中借助培养众多少年大学生为发展捞得第一桶金。而后奥赛热，临川一中又迅速转型成为奥赛金牌生产线。崛起则发生在2003年，一位河北丰城籍的学生摘得高考状元。靠外援冲击北大清华，开始成为了临川一中的法宝。迎合着这股“北清热”的临川中学，在校人数也从2000年的4000人猛增至11000人。在2007年更是由一所县级中学一举突进为“中国十大名牌学校”。临川一中每年花在招生上的投入超过100万，如果完成“四个一”指标，临川上级政府抚州市的奖励高达100万。 　　江西省教育厅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得益于外援的临川一中，因为四处抢夺生源而成为众矢之的。临川一中甚至在南昌开通了临川直通车，免费让家长到100公里外的学校参观。临川一中曾在一年里将全省各市的八十多名中考状元重金迎来，而被同城兄弟学校培养多年的一对双胞胎兄弟，也以18万加安排亲属工作夺走。 　　阻击，成为诸多弱势者面对超级中学的不二选择。据《江西日报》报道，江西一些县市区下了行政命令，要求初中校长、毕业班老师签订责任状，确保优质生源能够进入本地高中就读。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还被要求，不能送子女，甚至是亲属子女就读外地初中、高中。 　　甚至被熊丙奇称为有辱教育者斯文的事情也一再发生。2010年4月，华师大一附中官网被黑，一片白屏保持了三天。其中网站最重要的便是所谓“专县生”快捷报名端口。事后武汉教育界均将此认为竞争学校所为。 　　一个极端的案例是，正在河北某县发招生简章的石家庄九中老师，曾被一伙不明身份男子围殴，招生简章也被没收。一位河北教育界人士称，“衡水中学挖角省城，省城中学挖角其他地级市”，于是“地级市中学与省城中学便对立起来”。 　　马太效应 　　最富竞争力的重点高中实力越来越强，迅速升级为“超级中学”。绝大多数的普通高中与县城高中，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超级中学”造成隐忧，杨东平归纳为：对基层的优秀教师、高分学生层层掐尖、层层抽血，导致区域教育“水土流失”，根基动摇。许多曾经很有竞争力的县级高中难以为继，一些地方出现“县中沦陷”的现象。 　　这是中国中学教育的马太效应，那些最富竞争力的重点高中实力越来越强，迅速升级为“超级中学”。绝大多数的普通高中与县城高中，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同处河北的邢台市，受困于省会中学和衡水中学的掐尖，原有4所高中，现已取消了一所，另有两所高中合并。 　　而据北京市教委提供的数据，光是2011年，海淀区和西城区10所“超级中学”进入清华北大的人数，便惊人地超过了70%。与此同时，诸如门头沟区，中考成绩前400名者基本都选择跨区就读。 　　根治重症的解药，被熊丙奇视为政府投入且放权。“切实的行动不是发文限制掐尖，打击奥数，而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转变教育资源配置模式。” 　　人大附中借助奥数选拔人才曾被《人民日报》不具名批评，今年教委史无前例的整治措施也随之到来。2012年9月，人大附中也与其他京城“超级中学”做出奥赛与小升初脱钩的承诺。“仁华学校”也被迫注销；临川一中的掐尖掠食也曾遭遇到江西省教育厅督察组多次下访查办。 　　不过，这些“超级中学”的神话也许仍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动力便来自多年打造的品牌效应。这些“超级中学”将与其他普通中学拉开距离。在北京，人大附中以保送北大清华30人夺魁，这个数字仅比青海全省考取北大清华者少10人；在河南，郑州外国语学校，以占据全省清华北大保送名额一半夺魁；在湖南，保送北大的学生47名，除1名学生外，其余全部来自长沙四大名校：长沙市第一中学、长郡中学、雅礼中学和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陕西，保送至北大清华的学生一共43人，其中，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就有17人。 　　熊丙奇感慨道，从教育公平发展看，由政府保障的公共教育，包括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都应该逐渐取消政府重点举办的做法。行政评审和行政评估，导致教育行政化和功利化。我国教育中的“好幼儿园——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的五好链条就是这样形成的。“应该给所有学校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 　　（文中李然、张元为化名） 来源: 南方周末 2012-11-16

人生在于发挥潜质

By 江岩声 From cnd.org 博友Cuimling的父亲是院士，母亲也是教授，都在华中理工大学。这是一对杰出的父母。父母杰出是好事，但对孩子有时也是不那么好的事情，因为会产生一种压力，使孩子终生意难平，如果孩子未能同等杰出的话。Cuimling一篇文章的题目，《我不是居里夫人》，表现出这样一种情结。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回国散记(二) 》，她写道，“我一直想，为什么我此生一事无成，和我的父母完全不一样？生活没有一个目标，没有要“奋斗”到哪里去的压力和激情？想来想去原因可能是两个，一个是因为文革，我66年到76年十年没有读书，也没有人管，和男孩子一样，到处野玩，完全是自由天性释放，整个青春时代我是如此的盼望能成为一名飞行员，翱翔蓝天，就是到现在看到航班机长还是眼巴巴的羡慕。二是没有选对自己喜欢的专业，入错了行，现在看来，我既不是经商的料，也不是做学问的料，我的爱好太广，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不能太深，应该是做记者或者是做杂志编辑的料，我想这是我会有激情很想要做的事情。” 可是，在我看来，Cuimling或许不如她父母杰出，有名，但她的人生，却比她父母更值，因而更成功。因为时代不同了，标准不一样。过去的时代，她父母从事科研的那个时代，用电影《铁娘子》里撒切尔夫人的话说，人们努力干成某件事；而如今，大家只想成为某个人（Dans le passé, on essaie d’accomplir quelque chose, maintenant on essaie de devenir quelqu’un）。也就是说，过去的人，追求建功立业；现在的人，着意发挥个性。 几个月前，坐在电影院里的时候，撒切尔的话让我笑起来，笑吾等今人，芸芸众生的萎谢，渺小。笑过之后，才发现，周围老外没人笑。今天反思之，我觉得，还是今人更值。因为，细想一下，过去人所建的丰功伟绩，今天还剩下些什么？ 譬如铁娘子，在民不聊生中上台，率保守党当政十年，大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有过一片繁荣，却还是在一片乱像中下台。她的政绩，今天所遗，可以说是零，甚至是负的。看看去年伦敦抢劫就可知。只剩下马尔维纳斯群岛，等哪一年和平移交给阿根廷时，铁娘子大出风头的1982年那一仗也白打了。 再譬如核电站。自居里夫人发现镭开始，人类在开发核能上投入了多少才智，出版的论文和书籍可以吨计！1950年代，核电站是何等的风光。1958年的布鲁塞尔博览会，特意建了个巨大的原子球，代表人类进入原子时代的踌躇满志。可是，今天呢，人们谈核色变，避核电站唯恐不及，恨不能立刻全部拆除。 再譬如人们心目中最神秘，最崇高的医学研究，到今天，总的效果，无非就是人口爆炸，70亿人，全都害怕老年痴呆。 最后，具体到譬如我，一辈子都在努力，没有偷闲过一天，但若以成不成来论，我该羞愧得一头去撞死！而我手上曾经有过那么好的牌，1982年就出国，远在出国潮之前；32岁便得了工学博士，远在博士潮之前，却把人生之牌打得这样臭，混到今天，连个是人都有的位置都没有，更遑论建功立业？可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不看成不成，不论位置，而是看个性发挥，潜质发挥，那我做得还不错，超过一般水平，甚至超过我在中学时的全部想象。 人类其实已经没有理想，因而也没有事业可以追求，又何谈建功立业？也就是说，古人为读书人所立的标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今天，只剩下一条还有点意义：修身。比修身更积极一些的说法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所谓自强，就是发挥潜质，超越自己，使自己在成为尼采所说的超人的道路上，走得尽可能的远。人只有发挥全部潜质了，才能成为独特的，真正的自己。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怎样知道自己有些什么潜质？不是你喜欢的，便有那方面的潜质。譬如我，曾喜欢打乒乓球，40多岁了，还专门买过发球机，花了二万五千比郎。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体育上，我没有任何潜质，跑不及格，跳不及格，怎么可能打好乒乓球？再苦练也是白搭。终于失了兴趣。我拉二胡、小提琴与此类似。我相信，我对音乐的理解超过我那时代中国人的平均水平。理解音乐和情商有关。但拉琴不光是理解，还是一种极其复杂微妙的机械运动，和肌肉，肌腱，关节，骨骼息息相关，也就是和人体运动素质有关。我的运动素质差，拉琴自然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即使我生在音乐世家，从小被督促练琴，像音来夫妇那样。 所以，你喜欢做的不一定就有潜质。但我相信，有潜质的，你一定喜欢。也就是说，人的潜质是他所喜欢的东西的一个子集。因此，发挥潜质的前提，就是做喜欢的事情。如果喜欢的又恰好是潜质所在，就会做得多快好省，事半功倍，不仅超越自己，而且超越其他人。 再以我为例。我自中学起的三种兴趣，数学，外语，写作，一直保持到现在。数学并非我所学专业，喜欢而已，其分支——应用数学现在成了我赖以谋生的手段。一部《数学手册》，1398页，我涉猎过或能看懂的，达90%，而且大部分是自学的，例如复变函数，数学物理方程，数值方法（包括有限元，边界元），偏微分方程，泛函分析等。我觉得，对我这样当年被乔老爷乱点鸳鸯谱而学了采矿的人来说，是很有点了不起的。然而，我现在对数学的兴趣，远不如我对外语和写作。我从没像王小波写的那样，夜里二点钟，因为无聊，拿本霍夫曼的《线性代数》看。也就是说，数学于我，还不算真正的兴趣，说到底，还是一种稻粱谋。这个，应该怪乔老爷。假如他让我学数学专业，我相信我会形成那样一种兴趣的，我能学得很好。好到陈景润那样，我不敢说，但肯定能做出一些成绩，我有这个潜质。这可以用我在漫长的自学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信心来证明：数学上，没我学不会的东西。只是这个潜质的发挥，受到历史的局限，自学得来终觉浅，因为总是急用先学，没经过严格的做题训练，不成系统，也就能到今天这个样子了，可以用来混饭吃，但做不成什么事业。 外语一直学到现在，一直在读外文书籍，最近还开始法文写作，这是我在中学时完全想不到的。那时喜欢外文，也有虚荣心作祟，因为我肯用功，便比别人学得好。但一种爱好，能维持一生，四十多年，一天没中断过。而且这期间，还自学了另外两门外语，终归要有些潜质的吧？只是上中学那会儿不知道而已，否则没法解释。也不是只我一人出国，在国外生活，为什么我没见到我周围的别人，像我这样，把外语当作一种爱好，一种文化，而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 写作就不用多说了。一分钱稿费没挣过，能写十六年，不曾间断，被高手云集的华夏文摘推荐了一个多月，至今还没停止推荐，说明了我在写作上的潜质。这个潜质的发挥还远没到终点，我相信，至少在法语写作上，还大有可为，如果老天爷再给我十六年时间的话。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人生在于发挥潜质这个角度来解读《老人与海》。在与那条大鱼相遇之前，老人打鱼和村人没什么两样，生计而已，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也得去打，否则就饿死。但与那条大鱼相遇之后，一切都不同了。追踪那条大鱼，与它搏斗，并制服它，后来又与袭来的鲨鱼厮杀，升华了他的打鱼。最终，虽然，结果不过是一副鱼骨，毫无市场价值，但老人并不感遗憾，因为他的潜质，他的个性得到最大发挥。他一事无成，却赢得了村民的尊敬。 《老人与海》告诉我们，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一事无成而羞耻，也不因虚掷年华而悔恨。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人生最有意义的事业——发挥潜质，成为某人。”

莫言：虚偽的中国语文教育

不久前，由北京的几家报刊牵头，发起了一场对现行语文教育的声讨。说"声讨"似乎激烈了点，那就改成"讨论"吧。这场讨论，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可以说是义愤填膺的文章纷纷见诸报端，而且，据说这些文章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 　　我是一个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的人。"文化大革命" 时，因為家庭出身中农，也由于我敢于跟那些当了红卫兵头子的老师对抗，所以，小学还没毕业就被赶出了校门。后来到了部队，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后，才考进一所部队艺术院校学习。我没有进过一天中学课堂，对现在的中学语文教育，基本上不了解。我有一个正在读中学的女儿，她经常来问我一些语文方面的问题。她可能以為当了作家的父亲解答几个中学语文方面的问题不成问题，但面对著她的问题，我从来没给过她一个肯定的回答。我总是含含糊糊地谈谈我的看法，然后要她去问老师并且一定要以老师的说法為準。我的不自信是因為我没按部就班地念中学，骨子里深藏著自卑。但读了那些受过完整教育、甚至正在教语文的人写的文章，才知道他们的境遇与我差不多，心里多多少少地得了一点安慰。 　　认真地读了那些讨论文章，又粗粗地翻看了女儿的语文课本，我感到，我们现在的语文教育，从教材的选定到教学的目的，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自满自足的体系，要彻底改变是不可能的。有的文章，对我们几十年基本不变的教材提出批评，其实，教材仅仅是教育目的的產物，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教育目的，就有什么样的教材。"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又红又专的无產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后，随著政治形式的变化和发展，换了一些提法，但骨子里还是老一套。而教育目的，不是几个编审教材的书生能够决定的。我看到了那个编教材的人吞吞吐吐地发言，知道他们有难言之隐。正因為国家的教育目的带有如此强烈的政治色彩，所以也就只能编出这样的教材。就是这样的教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给彻底地否定了，因為它还不够"红"，还不够"无產阶级"，那就只学《 毛主席语录 》。我在小学学习五年，有两年就是把一本大开本的《 毛主席语录 》当了语文教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把"文化大革命"前的教材当成了好东西，几乎全盘恢復。其实，"文化大革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建国以来共產党所犯错误长期积累后的必然爆发。共產党"文革"前所犯的错误，在我们的语文教材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文革"后，共產党在不断地纠正"文革"前的错误，但我们的语文教材却没有跟著变化。于是也就出现了被许多人猛烈抨击的现象：在不提阶级斗争多少年后，我们的语文教材中还有那么多"革命"文章。文学界早就对统治了中国散文界几十年的那种类型化散文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这些虚假成性的文章早就没人要读，但我们的教材还把它们当成光辉的范文，硬逼著老师升虚火，强抒"无產阶级"之情，硬逼著90年代的学生，去摹仿他们那种假大空的文体。也许，这些文章的作者，在写这些文章时，抒发的确是他们当时的真实感情，但这些人现在活著的也不写这样的文章了，他们批评起共產党的错误来，比我们这些所谓的"有问题"的作家还要刻薄，他们自己也未必承认，那些被选进了教材，教育了几代中国人的文章，就是他们最好的文章。他们未必不对当年自己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创作进行反思。他们现在的创作也是充满了"人情味"、充满了"不健康的情调"的呀！这些最"革命"的作家早已变成了美丽的蝴蝶满世界飞翔著传播爱心，但我们还在强逼著孩子们学习他们那些咬牙切齿的文章。 　　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家里，"人道主义""人性"，都被打上了"资產阶级"或是"小资產阶级"的标签，进一步发展就是谈情色变，经常被引用的就是鲁迅那句话，"贾府的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其实鲁迅也不是焦大，他也不敢肯定地说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共產党进城以后，多少"焦大"改造了家庭，娶了成千上万的"林妹妹"做老婆。但人们不敢面对现实，尤其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鲁迅先生通过阿Q揭示了部分"国民性"，鲁迅先生还用他那些匕首般的杂文，揭示了中国人的虚偽。这是更為普遍的"国民性"。因為虚偽，我们口是心非；因為虚偽，我们亦人亦鬼；因為虚偽，我们明明爱美人，却把美人说成是洪水猛兽。更為可怕的是，长期的虚偽，形成了习惯，使我们把虚偽当成了诚实。我们明明满口谎言，却并不因為说谎而產生一点羞赧之心。这就来了，明明我的儿女公费留学后全都不回来了，我还是理直气壮地批评那些不回来的留学生；明明我的儿女在国外过著好日子，我却义正辞严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性。明明我们知道教材里许多文章是假话空话，连文章的作者自己也不相信，但我们还是逼著孩子们当成真理来学习。明明我们每个人都有那种"病态"的"资產阶级"感情，但我们却硬要消灭学生头脑中的这种感情。我们教材中的有些文章作者明明是表达了自己的"资產阶级"感情，我们却硬要给人家进行"无產阶级"的解释。 　　问题还是回到我们的教育目的上来吧，我们的语文教育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要学生能够用独具特色的语言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 允许摹仿著教材上的光辉样板抒发"无產阶级"感情 ）；我们要培养的是思想"健康"的接班人，并不需要感情细腻的"小资產阶级"；我们恨不得让后代都像一个模子里做出来的乖孩子，决不希望培养出在思想上敢于标新立异的"异类"。国家鼓励人们在自然科学领域标新立异、发明创造，但似乎并不鼓励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标新立异，更不希望你发明创造。尽管国家有宗教政策，允许人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而相信基督教、伊斯兰教或是佛教，但在我们的学校里则决不允许有任何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由此决定了我们的教材必然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由此决定了我们要通过语文教育达到政治教育的目的。于是，语文就变成了政治的工具。于是，我们的孩子们的作文，也就必然的成為鸚鵡学舌，千篇一律，抒发著同样的"感情"，编造著同样的故事。我读过我女儿的从小学到高中的应试作文，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倒是她遵照她的中学老师的嘱咐写得那些对她的考试毫无用处的随笔和日记，才多少显示出了一些文学的才华与作為一个青春少女的真实感情。可见孩子们也知道，写给党和国家看的文章，必须说假话，抒假情，否则你就别想上大学。如果我们的这种教育方法真能把我们的后代培养成除了相信马克思主义之外什么都不相信的"红色接班人"，那就这样搞下去吧！但事实恰恰相反，孩子们在上学期间就看出了教育的虚偽，就被训练出了不说"人话"的本领，更不必说离开学校进入復杂的社会之后。 仔细一想，我们的孩子用两种笔调写文章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是继承了传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那些学子们，用一种笔调写应试的八股文，用另一种笔调填词赋诗写小说。做八股文是正业，关系到个人前程；填词赋诗写小说是副业，是野狐禪。《 儒林外史 》中鲁编修家的小姐，发现自己的新婚夫婿只会写诗根本不会写八股文，气得当场昏厥，可见不会写八股文连漂亮的小姐也不爱。那时的文人，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的，大概有两种情况：一是屡试不第，绝了科举的望，于是就通过文学的方式来抒发心中的愤懣，譬如蒲松龄。二是科场得意后，但官场上不得意，被贬到天涯海角，但饭还能吃饱，闲来无事，就写诗填词，发泄感情，打发岁月，如苏軾等人。当然流芳百世的是他们的诗词小说，而不是让他们金榜题了名的八股文章。当然，考中了举人进士的人成千上万，但大都在歷史的长河中湮灭了名字，蒲松龄的名字却永垂不朽。我们的孩子，一旦考上大学之后，大概再也不会用那种笔调写那种应试文章，就像用一块砖头敲门，门敲开了，砖头肯定要扔掉。90年代的语文教育，实在不应该為了帮学生雕琢一块砖头费这样大的力气。 　　这就让人想起了高考。 即便有朝一日高考与中考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革，语文教材也编订得让人满意，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就必然地提高了文学素养、并由此进而提高了人的素质了呢？我想也未必。这未必的原因就是虽然我们有了好的教材、有了好的考试方法，但我们未必有那么多好的、起码是合格的语文老师。好的老师，能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学生学到许多课本上没有的东西。好的老师哪里来？当然主要是通过师范学校的培养。城市的情况我不甚了解，仅就我所接触的农村而言，其实真正优秀的学生是不报师范的。即便是师范毕业的优秀学生，也并不一定去当老师。必须承认在我们的社会中，最上等的职业还是当官，当官的工资尽管不比教师高，但人们都知道，大多数当官的并不靠工资吃饭。他们合法地享受著最好的东西，他们即便不贪污不受贿也可以活得比老百姓好得多。无论什么人下了岗，当官的也不会下岗。常常听说某地拖欠教师的工资，可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地方拖欠了书记或是县长的工资。一个中学教师被任命為哪怕是穷乡的乡长，都要摆酒宴庆贺；但如果让一个乡长去当中学教师，他很可能要上吊。当然，真正优秀的人也未必当得上官。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就很难保证教师队伍的质量。有了好的教材，没有好的老师，恐怕也无济于事。所以，我想我们的语文教育改革，实际上牵扯到方方面面。什么时候当官的都想当教师了，别说语文教育中存在的这点问题，再大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我认為，语文水平的提高，大量阅读非常重要。在目前教育经费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让学校拿出大量的钱来购买图书很不现实，我们為什么不能像"文革"前那样，把语文教材分成《 汉语 》和《 文学 》两本教材呢？我幼时失学在家，反復阅读家兄用过的《 文学 》课本，感到受益很大。我最初的文学兴趣和文学素养，就是那几本《 文学 》课本培养起来的。另外，我觉得，我们没必要让中学生掌握那么多语法和逻辑之类的知识，这些知识完全可以放到大学中文系里学。我感到，一个人如果不能在青少年时期获得一种对语言的感觉，只怕一辈子都很难写出漂亮的文章。至于语法逻辑之类，八十岁也可以学得会，而且很可能因為有了多年的使用语言的实践，学起来会事半功倍。让孩子们像拌黄瓜菜一样去学那些枯燥的逻辑、语法，毫无疑问是一桩苦差事，我们完全可以把语文课教学搞得妙趣盎然。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也用不到自己的母语的语法，一个基本上不懂语法的人，完全可以正确的使用母语说话和写作。既然我们提倡学以致用，何必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学那些对大多数人无用的东西呢？如果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能进行这样的改革，我们的大学中文系就多了一条存在的理由。大学中文系培养的就是精通汉语语法和逻辑的专门家，他们研究汉语的发展与歷史，他们毕业后可以教中国人学汉语，也可以教外国人学汉语。那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篇文章，小学生在学，中学生也学，大学生也在学。我想，如果把语文比喻成一臺钢琴，那么，的确需要一些人学设计、学修理，而绝大多数的人，只要学会演奏就行了。肖邦未必能修理钢琴，沉从文未必能写出一本语法方面的书，而写了很多语法书的吕叔湘，好像也没能写出一部很好的小说。 来源：《书摘》杂志2007/8/3　 CND.org 11/2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