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这话已经成为千古名言。世界上只有知识、只有学问才是与人相伴终生的最大、最恒久、最不易失去的财富，别的，地位、权力、金钱等等都是身外之物。因此，古往今来，众多优秀的民族、杰出的人才都把终生学习作为毕生的追求和生活方式。
然而，中国的现实似乎很令人沮丧。来自2010年11月24日《重庆晚报》的消息说，21国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中小学生想象力倒数第一，而且是年龄越大、知识越多，越与创造性想像力“反着动”。记者拿出一幅无标准答案的无名抽象画，在孩子们眼里，它“一切皆有可能”；而对许多成年人来说，这不过是一幅人脸而已，答案一致得就像歌曲“世界只是唯一”。在南坪实验小学1年级8班，10个同学有8种答案；在重庆工商大学一间自习室，10个同学的答案有6个与脸相关。记者在南坪步行街又考了十多名三四十岁的路人，一半以上都说是张“人脸”。
“在全球21个受调查国家中，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第一，想象力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是重庆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在分组审议《重庆市义务教育条例（草案）》时，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胡健康发出的感慨。他还举例称，美国几个专业学会共同评出的影响人类20世纪生活的20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由中国人发明；中国学子每年在美国拿博士学位的有2000人之多，为非美裔学生之冠，但美国专家评论说，虽然中国学子成绩突出，想象力却非常缺乏。因此，他建议修改相关条款，通过立法来强化对中小学生的“想象力教育”。
一个人口大国不能成为创新大国、不能成为人才大国，的确是一个国家教育的耻辱。其中最大的问题，来自我们的教育方针和方式方法都出现了根本性的问题：是把人培养成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质疑和批判精神的现代公民，还是把他们改造成唯唯诺诺、按部就班、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镙丝钉？前者，需要的是自主性、创造性、探索性的学习，而后者，只需要标准答案，只需要填鸭式灌输式教育，只需要学生的记忆力即可！
想起西方一些教育和社会发达国家，他们的孩子，从小学中高年级开始，就和家长、和老师一起去图书馆钻研，去查资料，去探索诸如二次大战的成因及后果，以及历史评价等等宏大的课题，不要预先给他们答案，而是让他们自己去寻找原因，分析答案。
而我们的教育，则是观念先行，对标准答案不可越雷池一步，尤其是在语文和历史两大课程上，尤其如此。连高考作文，基本上也都是道德价值观优先于思辩和表达能力本身。这哪里是在培养“独立、完整的人”，分明是在制造记忆力超群、创造力和人格精神残缺的“精神病患者”。是典型的愚民教育而不是启蒙与智慧教育。中国的教育像是一把锁，而不是一把开启未知世界的钥匙。
砸碎中国教育这把枷锁，首先要重新反思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培养完整的人，其他一切都是扯蛋。其次应该尽可能地告别标准答案，在人文社会学科方面更是如此。在客观的自然科学问题上，很多时候答案的确只有唯一，但抵达答案的路径和方式方法却未必唯一，应该鼓励学生，寻找自己的方法和路径。其三，大学招生制度必须彻底改革，改变那种统一大纲统一试卷统一标准答案的招生录取模式，“英雄不问出处”，条条大路通大学。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是世界科学巨匠爱因斯坦的结论———“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
1968年，美国一位妈妈状告幼儿园，认为幼儿园教会自己3岁女儿26个字母后，孩子再也不能将“0”说成苹果、太阳、足球、鸟蛋之类的东西了，幼儿园应当对这种扼杀孩子想象力的后果负责。那场官司，家长打赢了，并导致内华达州修改了《公民教育保护法》。我们，是否也需要一部《公民教育保护法》，保护孩子的独立性、创造力和想像力不受桎梏？
(童大焕, 天涯社区)
2010年11月28日星期日
2010年11月5日星期五
Battleship Museum
Battleships
Tired of fighting in wars?
Or taking time to reflect and pray
Lasting peace for ALL!
Tanks
Piles of scrap metals
Trophies from desert storm battles
Cowards on display
Tired of fighting in wars?
Or taking time to reflect and pray
Lasting peace for ALL!
Tanks
Piles of scrap metals
Trophies from desert storm battles
Cowards on display
2010年10月26日星期二
中国大学的困境与出路
张鸣
(from cnd.org)
当今中国大学种种质量下滑、学术溃烂等惨不忍睹的怪现状，其源头，其实始于20年前。令人吊诡的是，20年前那场政治风波之后，作为学界中坚的大学中人，恰恰开始了走入专业，走进学术的历程。而这个历程走到今天，人们看到的居然是学风的浮躁，学术规范的崩解和学术的大面积失范和腐败。
当然，导致今天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并非大学教师，而是政府管理者，但大学教师也是当之无愧的帮凶。
人所周知，31年前中国的改革，是从恢复文革前17年的旧观开始的，而教育领域则最先开始的这种恢复。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开始恢复高考。不言而喻，文革十年，正如当时流行的说法所说，教育是重灾区，而大学则是重灾中的重灾。*河蟹*由于出身的缘故，对于教育有着特别的偏好，同时，由于他和他的同志，多半是五四青年，有思想文化决定论的积习，这种偏好和积习，使得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遭致了当局的特别关照，也招致了革命的特别关照。教育跟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发生了最密切的关联。其关联密切程度，超过了前苏联。大学实行党委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重点开展区域。文革，只是其中一个走到极致的运动。当然，这种极致的政治运动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最大的困惑，是维持的危机——如此革命下去，国家的基本运作无法维持。这种维持危机，在大学教育表现得特别明显，不仅难以向国家输送维持生存的人才，连自身的存在，也成了问题。大学的率先恢复，在当时而言，有着存亡续绝的功用。
从锁国走向开放的中国，此番的开放，首先是对着西方世界的。因此，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恢复之后，中国的大学教育，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如何与世界接轨。也就是说，文革前17年的苏式大学模式，在开放的压力下，需要改变。所以，大学的改革，至少在部分的环节，体现在由苏式专才模式向美式通才模式的转变。尽管这种转变，在当时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被遮蔽在通才或者素质教育的名义下，但其中向美国学习的迹象，回想起来，还是相当清晰的。
然而，正如统治集团部分人所担忧的那样，大学改革不可能不跟“精神污染”和“自由化”有所关联。他们担心改革会摧毁教育作为意识形态阵地的特质，而事实上，这个阵地，的确在动摇。鉴于八九事件，大学成为学生民主运动的中心，即使1992年国家改革再度启动，大学的改革，却停了下来。随着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起飞，当局自以为找到了一条大学改革的新路，这就是所谓的211和985工程。一是投钱——集中财力，投向少数尖子大学。二是强化大学的行政控制，所投的钱，由行政系统控制分发。三是实行产业化。通过引入企业管理因素，实行量化管理，改善大学教师的待遇。启动大学产业化，大幅度增加学生收费，实行大学毕业生双向选择，不再包分配。这三方面的改革，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党和行政的强化。伴随着这三方面的改革，特别是大学翻了十倍的收费，国家开始把大学招生视为拉动内需的一个手段，于是全中国的大学开始了疯狂的扩招，在短短9年之内，大学年度招生数就由1999年的92·7万，膨胀到2008年的599万。教育行政当局的目标，说是要把中国的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变成普通教育。也的确变成了普通教育，2008年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达到了23%。[①]研究生的扩招幅度，也在大幅度增加。由1999年的8·505万，增加到2008年的44·9万。[②]在大幅度扩招的同时，各个大学大幅度贷款，大兴土木，校园和学校建设有很大的改观。很多城市都在大建大学城，大学的产业化跟疯狂的房地产开放，实现了奇妙的联接。
这样的大跃进，结果是形成了行政主导的大学垄断公司。大学成了产业，最糟的那种产业——行政垄断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兼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弊而无其利。一方面，这种大学的确有产业化的特征，高收费而且唯利是从，各校都在大办跟市场有关的专业，基础学科极度萎缩。另一方面，这种产业又是官办的垄断事业，由于基本不存在竞争，因此学校的行政机关，衙门气、官僚气十足。整个系统，跟行政体系一样，都在追求数字——课题数，发表量等等。学校和教师，也就通过造假，钻空子，制度性规定强迫学生发表论文，来完成数字。客观地说，现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依然在学美国，不仅在大力引进海归，主要是美国回来的海归，某些学科，甚至直接用美国教材，采用双语授课。研究生教育，也跟美国一样，分成研究型硕士和专业硕士。甚至连美国的常青藤联盟，也要学，若干重点大学公开组织中国的常青藤大学联盟。可是这样学的结果，唯一的好处是使得学生的外语水平有所提高。但严格地说，只能说这种“唯美”是从的学习倾向，促进了学生的外语学习。真正让学生外语水平提高起来的，第一位的功臣，还不是大学，而是外语培训的新东方学校。学美国，只学了皮毛，足以增加大学时髦好看外观的皮毛。在八九之后，主动走向学术，走向专业的大学学者们，虽然说，在高校大跃进之前的几年之内，专业和学术水平的确有所提高。至少在我有所了解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有所斩获，涌现了一些有质量的成果。但是，一旦大跃进发动，在量化管理和待遇提高强化管理面前，在几十万甚至上千万不等的课题经费投入的诱惑下。著名教授不仅有经费和待遇的好处，而且还有官职的赏赐和各种“江”学者称呼的授予，每个称号背后，都有大笔的好处费和课题费。大学教授很快缴械投降，主动或者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投入到大跃进中，迅速成名成家。结果是研究成果质量大幅度下滑，如今在学术期刊和各类出版物中，已经垃圾成堆了。
在成亿的资金砸下去之后，大学的科研成果的确有突飞猛进的飞跃。SCI论文和CSSCI论文发表量，的确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如果单论发表量，国内国外加在一起，就像中国的大学生数量和博士数量一样，均可以在世界排在首位。但是，此阶段中国科研的原创性却并不见好，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不仅国内所谓的核心学术期刊越来越不学术，被高校大跃进中论文跃进刺激得大收版面费，变成要钱期刊。就是所谓国际上的SCI论文，也不断被曝出论文造假，以及大量投机低门槛的数据库，赚取发表量的丑闻。就目前而言，学界官大学问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不止人文社科，连自然科学也开始唯官是从，院士的评选，如果没有官衔，当选的可能性就会很小。
此时的大学教育，不仅没有实行美式的通才模式，也丧失了苏式专才模式的优点，属于典型的邯郸学步。苏式教育虽然目的不是培养人，而是造就工具，因此知识面比较窄，适应性也小。但至少在应用学科方面，技术性好，动手能力强，学成之后，放到工厂，就可以用。但是，现在的工科教育，不仅教学和试验环节马虎，即使重点大学，也出现了“非工程化倾向”，少安排甚至不安排实习。到了实习环节就让学生自己去找地方，结果只能放羊。学生既没有理论素质，也没有动手能力。最糟的是，当下大学学风之坏，已经达到令人瞠目的地步。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基本上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而本科生教育，则遭受严重的忽视，所谓大牌教授，让学生代课者比比皆是。虽然教育行政部门有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的规定，但执行起来，并不严格，形同具文。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没有素质，也没有技能，更没有责任心。社会上对近些年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一些私企的老板甚至宣称，宁可用中学生也不用现在的大学生。
不加偏见地说，现在中国的大学，已经坠落到了历史最低点。除了个别的学院、个别系和教研室由于特殊原因还能保持元气，个别的教授和教师还能保持学术良心之外，大学整体上一直在滑坡，而且滑坡滑的非常之快，像是高空坠物。现在的大学教育，类似于文革期间的中学教育，扩张迅速，但严重名不副实。对于相当多地方性院校的学生来说，大学教育仅仅是在他们身上挂了一个大学生的牌子，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不客气地说，中国的大学，现在已经不能称其为大学。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个迅速下滑的过程中，学界虽说一直有零星的异议，但作为整体，却采取了迎合的态度。其中有些人虽然可能是抱着良好的愿望，指望在高校数量增长之后，可以换来质量的提高。但毕竟有相当多的人实际很享受大跃进带来的好处，高额的补贴，大笔的课题费和演讲费。学界走向学术，最终走到学术的崩解，学界中人其实难辞其咎。本土学者不声不响，在官本位和金钱的诱惑面前，即使是在西方学成归国的海归，也很难无动于衷。现在的大学，只有衙门气，铜臭气，就是没有学术气息。大多数教师都因循度日，唯钱是。平时聚会，谈的不是股票，就是房子，再不就是女人，如果真的谈及学术了，也是在讲怎样骗到课题。
在行政强化到如此地步的大学，内中的教师充满了低俗和因循气息的大学。即使当局有心要改，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更何况，眼下的大学，已经变成了垄断产业。民营的学校，只被限制职业教育的低层次上。大学教育，国内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学生不接受，就只出国，而现在能支付得起出国教育成本的家庭，毕竟是少数，所以，只能任由他们摆布。垄断产业，就是利益集团的产业。教育界庞大的利益集团，绝无改革的动力，因为只有这样的状况，才最方便获利。事实上，在最高当局看来，大学虽然不尽如人意，但作为意识形态阵地，却保住了。从前思想活跃的校园，现在变得庸俗不堪，从学生到老师，都“低俗化”了，如果再发生什么事情，大学似乎不再可能成为中心。现在当局的困惑在于，虽然大学安静了，但却没用了。如果不能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国家科技发展提供动力，那么这个政权的维持，还是会出现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最高当局对于大学的态度，处于进退维谷之境，不改不行，改，似乎也不行。
如果要改的话，大学的唯一出路，就是另起炉灶。像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那样，由体制内地方力量出面兴办，只要遵循大学的通则——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加上充足的资金来源，理应能闯出一条路来。这当然是一种解套的思路，但真的想解决问题，还是得开放，进一步开放。就像中国的改革，没有开放就没有戏一样，大学的改革，前提也是开放。民国期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大学的繁荣。事实上是三足鼎立：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并立。对现在中国而言，大学理论上已经对民营资本开放了。但是，由于办学的限制较多，而且被严格限制在职业教育的低层次上面，更由于缺乏外来的刺激和激励，民营学校，还陷在谋利的泥淖里难以自拔，不仅没有创出自己的品牌，而且生源困难，名声不佳，基本上被高度边缘化了。外资和港资的学校，现在也有了一点，多为中外合办，控制权基本在中方手里。比如中欧商学院，诺丁汉大学宁波分校，汕头大学的李嘉诚学院等等。至少从目前看，声誉还不错。可惜规模过小，而且专业受限，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局，还构不成影响。而且据这些学校内部的人讲，学校也存在逐渐内地化的倾向，教育部评价体系的干预和影响，越来越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大学的改革，最佳的途径是引入教会的因素。熟悉中国教育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现代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实际上是教会开的头。中国最早的大学，是由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兴办于1879年，1892年开设大学课程;震旦公学，1903年兴办，1917年升格为大学。而国立京师大学堂说是1898年开办，实际运作则是1903年后的事情了。” 民国时期教会的大学虽然数量不多，学生比例也不高，不过占全部在校大学生的15%左右，但几乎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是名校，北方的燕京、辅仁、协和，东部的圣约翰、金陵、东吴，南方的岭南，中西部华中和华西以及湘雅，几乎个个都可以跟国立的清华、北大，私立的南开和厦门大学相媲美。[③]五四运动以后，绝大多数教会大学都变成了世俗学校，既不要求学生入教，教学中也没有多少神学内容。事实上，民国大学教育的三足鼎立，教会这一足举足轻重。因为，只有教会学校的存在，才可以用其公益特质，有效地抵御来自资本和官方的谋利趋向。对于教育和医疗这样的事业，即使全盘市场化，也必须有一定的公益性，否则就难以健康发展。
当然，就目前而言，这种引进教会学校的设想，还只能是一种奢望。对现政权，外来宗教，一直是一种需要特别警惕的异己力量，开放这种力量进入教育领域，是一种可怕的梦魇。眼下能指望的，似乎只有体制内别种力量的介入，以及民营和外资的投入。这两股力量，即使教育领域全面对他们开放，造成体制的松动倒是有可能，但能否改善大学的状况，还很难说。显然，这些力量一般兴趣都在某些速效而且商业气息较重的学科上，因为他们要挣钱。更难以改变当前中国大学教育功利化的趋向，就业状况差难以有眼前效应的基础学科，不大能引起这些投资者的兴致。这样因素的大量引进，是否会在陡然增加的市场因素中，导致大学教育的另一种形式的倾斜，还未可知。因此，大学教育的整体改观还难以指望。
总的来说，自文革之后，大学教育的维持危机，再一次到来。这种维持危机，跟整个国家政权的维持危机，密切相关。不仅导致国家人才缺乏，科技竞争乏力，而且跟住房和医疗困境一样，会逐步成为制造群体性事件的源头，影响乃至撼动现政权稳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现政权如果还想维持，势必要再次启动大学的改革。虽然说，现有结构不动，内部完善是他们最乐意选择的改革方式，但这条路肯定走不通。前阶段关于教育改革纲要的制定和相关讨论，虽然不尽人意，也涉及了当前中国大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比如去行政化。可是，等到这个纲要最后出台，人们发现，最关键的去行政化的提法，居然不见了。显然，在目前利益集团势力盘根错节的情况下，期待教育体系的自改革，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由教育部领衔的教改，大抵所能做的，也就是在技术上动点小手术。
因此，还是那句话，中国大学的唯一出路，就是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讲，开放是有可能的，关键取决于中央政府跟教育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以及想要进入这个领域的其他势力的压力，如果博弈有成果，就可以能进一步开放。但是，如果开放不能开放到教会头上，问题依然难以解决。当下，中国的教会，正在以非常的速度扩张，有人甚至预计，过不了多久，中国就会变成一个以基督徒为主的国家。这种扩张，其实对于现政权来说，是更不乐见的局面。遍地开花的教会，显然比教会办的世俗大学更加让当局难堪。既然无法遏制教会信徒的增加，眼看着教堂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开放教会大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只是，开这样口子，对中国当局来说，还是很难。但是，留给中国当局的时间，不会很多了，大学的问题，很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会引发一连串的社会问题，乃至社会震荡。
(from cnd.org)
当今中国大学种种质量下滑、学术溃烂等惨不忍睹的怪现状，其源头，其实始于20年前。令人吊诡的是，20年前那场政治风波之后，作为学界中坚的大学中人，恰恰开始了走入专业，走进学术的历程。而这个历程走到今天，人们看到的居然是学风的浮躁，学术规范的崩解和学术的大面积失范和腐败。
当然，导致今天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并非大学教师，而是政府管理者，但大学教师也是当之无愧的帮凶。
人所周知，31年前中国的改革，是从恢复文革前17年的旧观开始的，而教育领域则最先开始的这种恢复。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开始恢复高考。不言而喻，文革十年，正如当时流行的说法所说，教育是重灾区，而大学则是重灾中的重灾。*河蟹*由于出身的缘故，对于教育有着特别的偏好，同时，由于他和他的同志，多半是五四青年，有思想文化决定论的积习，这种偏好和积习，使得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遭致了当局的特别关照，也招致了革命的特别关照。教育跟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发生了最密切的关联。其关联密切程度，超过了前苏联。大学实行党委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重点开展区域。文革，只是其中一个走到极致的运动。当然，这种极致的政治运动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最大的困惑，是维持的危机——如此革命下去，国家的基本运作无法维持。这种维持危机，在大学教育表现得特别明显，不仅难以向国家输送维持生存的人才，连自身的存在，也成了问题。大学的率先恢复，在当时而言，有着存亡续绝的功用。
从锁国走向开放的中国，此番的开放，首先是对着西方世界的。因此，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恢复之后，中国的大学教育，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如何与世界接轨。也就是说，文革前17年的苏式大学模式，在开放的压力下，需要改变。所以，大学的改革，至少在部分的环节，体现在由苏式专才模式向美式通才模式的转变。尽管这种转变，在当时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被遮蔽在通才或者素质教育的名义下，但其中向美国学习的迹象，回想起来，还是相当清晰的。
然而，正如统治集团部分人所担忧的那样，大学改革不可能不跟“精神污染”和“自由化”有所关联。他们担心改革会摧毁教育作为意识形态阵地的特质，而事实上，这个阵地，的确在动摇。鉴于八九事件，大学成为学生民主运动的中心，即使1992年国家改革再度启动，大学的改革，却停了下来。随着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起飞，当局自以为找到了一条大学改革的新路，这就是所谓的211和985工程。一是投钱——集中财力，投向少数尖子大学。二是强化大学的行政控制，所投的钱，由行政系统控制分发。三是实行产业化。通过引入企业管理因素，实行量化管理，改善大学教师的待遇。启动大学产业化，大幅度增加学生收费，实行大学毕业生双向选择，不再包分配。这三方面的改革，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党和行政的强化。伴随着这三方面的改革，特别是大学翻了十倍的收费，国家开始把大学招生视为拉动内需的一个手段，于是全中国的大学开始了疯狂的扩招，在短短9年之内，大学年度招生数就由1999年的92·7万，膨胀到2008年的599万。教育行政当局的目标，说是要把中国的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变成普通教育。也的确变成了普通教育，2008年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达到了23%。[①]研究生的扩招幅度，也在大幅度增加。由1999年的8·505万，增加到2008年的44·9万。[②]在大幅度扩招的同时，各个大学大幅度贷款，大兴土木，校园和学校建设有很大的改观。很多城市都在大建大学城，大学的产业化跟疯狂的房地产开放，实现了奇妙的联接。
这样的大跃进，结果是形成了行政主导的大学垄断公司。大学成了产业，最糟的那种产业——行政垄断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兼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弊而无其利。一方面，这种大学的确有产业化的特征，高收费而且唯利是从，各校都在大办跟市场有关的专业，基础学科极度萎缩。另一方面，这种产业又是官办的垄断事业，由于基本不存在竞争，因此学校的行政机关，衙门气、官僚气十足。整个系统，跟行政体系一样，都在追求数字——课题数，发表量等等。学校和教师，也就通过造假，钻空子，制度性规定强迫学生发表论文，来完成数字。客观地说，现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依然在学美国，不仅在大力引进海归，主要是美国回来的海归，某些学科，甚至直接用美国教材，采用双语授课。研究生教育，也跟美国一样，分成研究型硕士和专业硕士。甚至连美国的常青藤联盟，也要学，若干重点大学公开组织中国的常青藤大学联盟。可是这样学的结果，唯一的好处是使得学生的外语水平有所提高。但严格地说，只能说这种“唯美”是从的学习倾向，促进了学生的外语学习。真正让学生外语水平提高起来的，第一位的功臣，还不是大学，而是外语培训的新东方学校。学美国，只学了皮毛，足以增加大学时髦好看外观的皮毛。在八九之后，主动走向学术，走向专业的大学学者们，虽然说，在高校大跃进之前的几年之内，专业和学术水平的确有所提高。至少在我有所了解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有所斩获，涌现了一些有质量的成果。但是，一旦大跃进发动，在量化管理和待遇提高强化管理面前，在几十万甚至上千万不等的课题经费投入的诱惑下。著名教授不仅有经费和待遇的好处，而且还有官职的赏赐和各种“江”学者称呼的授予，每个称号背后，都有大笔的好处费和课题费。大学教授很快缴械投降，主动或者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投入到大跃进中，迅速成名成家。结果是研究成果质量大幅度下滑，如今在学术期刊和各类出版物中，已经垃圾成堆了。
在成亿的资金砸下去之后，大学的科研成果的确有突飞猛进的飞跃。SCI论文和CSSCI论文发表量，的确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如果单论发表量，国内国外加在一起，就像中国的大学生数量和博士数量一样，均可以在世界排在首位。但是，此阶段中国科研的原创性却并不见好，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不仅国内所谓的核心学术期刊越来越不学术，被高校大跃进中论文跃进刺激得大收版面费，变成要钱期刊。就是所谓国际上的SCI论文，也不断被曝出论文造假，以及大量投机低门槛的数据库，赚取发表量的丑闻。就目前而言，学界官大学问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不止人文社科，连自然科学也开始唯官是从，院士的评选，如果没有官衔，当选的可能性就会很小。
此时的大学教育，不仅没有实行美式的通才模式，也丧失了苏式专才模式的优点，属于典型的邯郸学步。苏式教育虽然目的不是培养人，而是造就工具，因此知识面比较窄，适应性也小。但至少在应用学科方面，技术性好，动手能力强，学成之后，放到工厂，就可以用。但是，现在的工科教育，不仅教学和试验环节马虎，即使重点大学，也出现了“非工程化倾向”，少安排甚至不安排实习。到了实习环节就让学生自己去找地方，结果只能放羊。学生既没有理论素质，也没有动手能力。最糟的是，当下大学学风之坏，已经达到令人瞠目的地步。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基本上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而本科生教育，则遭受严重的忽视，所谓大牌教授，让学生代课者比比皆是。虽然教育行政部门有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的规定，但执行起来，并不严格，形同具文。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没有素质，也没有技能，更没有责任心。社会上对近些年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一些私企的老板甚至宣称，宁可用中学生也不用现在的大学生。
不加偏见地说，现在中国的大学，已经坠落到了历史最低点。除了个别的学院、个别系和教研室由于特殊原因还能保持元气，个别的教授和教师还能保持学术良心之外，大学整体上一直在滑坡，而且滑坡滑的非常之快，像是高空坠物。现在的大学教育，类似于文革期间的中学教育，扩张迅速，但严重名不副实。对于相当多地方性院校的学生来说，大学教育仅仅是在他们身上挂了一个大学生的牌子，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不客气地说，中国的大学，现在已经不能称其为大学。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个迅速下滑的过程中，学界虽说一直有零星的异议，但作为整体，却采取了迎合的态度。其中有些人虽然可能是抱着良好的愿望，指望在高校数量增长之后，可以换来质量的提高。但毕竟有相当多的人实际很享受大跃进带来的好处，高额的补贴，大笔的课题费和演讲费。学界走向学术，最终走到学术的崩解，学界中人其实难辞其咎。本土学者不声不响，在官本位和金钱的诱惑面前，即使是在西方学成归国的海归，也很难无动于衷。现在的大学，只有衙门气，铜臭气，就是没有学术气息。大多数教师都因循度日，唯钱是。平时聚会，谈的不是股票，就是房子，再不就是女人，如果真的谈及学术了，也是在讲怎样骗到课题。
在行政强化到如此地步的大学，内中的教师充满了低俗和因循气息的大学。即使当局有心要改，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更何况，眼下的大学，已经变成了垄断产业。民营的学校，只被限制职业教育的低层次上。大学教育，国内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学生不接受，就只出国，而现在能支付得起出国教育成本的家庭，毕竟是少数，所以，只能任由他们摆布。垄断产业，就是利益集团的产业。教育界庞大的利益集团，绝无改革的动力，因为只有这样的状况，才最方便获利。事实上，在最高当局看来，大学虽然不尽如人意，但作为意识形态阵地，却保住了。从前思想活跃的校园，现在变得庸俗不堪，从学生到老师，都“低俗化”了，如果再发生什么事情，大学似乎不再可能成为中心。现在当局的困惑在于，虽然大学安静了，但却没用了。如果不能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国家科技发展提供动力，那么这个政权的维持，还是会出现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最高当局对于大学的态度，处于进退维谷之境，不改不行，改，似乎也不行。
如果要改的话，大学的唯一出路，就是另起炉灶。像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那样，由体制内地方力量出面兴办，只要遵循大学的通则——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加上充足的资金来源，理应能闯出一条路来。这当然是一种解套的思路，但真的想解决问题，还是得开放，进一步开放。就像中国的改革，没有开放就没有戏一样，大学的改革，前提也是开放。民国期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大学的繁荣。事实上是三足鼎立：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并立。对现在中国而言，大学理论上已经对民营资本开放了。但是，由于办学的限制较多，而且被严格限制在职业教育的低层次上面，更由于缺乏外来的刺激和激励，民营学校，还陷在谋利的泥淖里难以自拔，不仅没有创出自己的品牌，而且生源困难，名声不佳，基本上被高度边缘化了。外资和港资的学校，现在也有了一点，多为中外合办，控制权基本在中方手里。比如中欧商学院，诺丁汉大学宁波分校，汕头大学的李嘉诚学院等等。至少从目前看，声誉还不错。可惜规模过小，而且专业受限，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局，还构不成影响。而且据这些学校内部的人讲，学校也存在逐渐内地化的倾向，教育部评价体系的干预和影响，越来越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大学的改革，最佳的途径是引入教会的因素。熟悉中国教育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现代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实际上是教会开的头。中国最早的大学，是由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兴办于1879年，1892年开设大学课程;震旦公学，1903年兴办，1917年升格为大学。而国立京师大学堂说是1898年开办，实际运作则是1903年后的事情了。” 民国时期教会的大学虽然数量不多，学生比例也不高，不过占全部在校大学生的15%左右，但几乎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是名校，北方的燕京、辅仁、协和，东部的圣约翰、金陵、东吴，南方的岭南，中西部华中和华西以及湘雅，几乎个个都可以跟国立的清华、北大，私立的南开和厦门大学相媲美。[③]五四运动以后，绝大多数教会大学都变成了世俗学校，既不要求学生入教，教学中也没有多少神学内容。事实上，民国大学教育的三足鼎立，教会这一足举足轻重。因为，只有教会学校的存在，才可以用其公益特质，有效地抵御来自资本和官方的谋利趋向。对于教育和医疗这样的事业，即使全盘市场化，也必须有一定的公益性，否则就难以健康发展。
当然，就目前而言，这种引进教会学校的设想，还只能是一种奢望。对现政权，外来宗教，一直是一种需要特别警惕的异己力量，开放这种力量进入教育领域，是一种可怕的梦魇。眼下能指望的，似乎只有体制内别种力量的介入，以及民营和外资的投入。这两股力量，即使教育领域全面对他们开放，造成体制的松动倒是有可能，但能否改善大学的状况，还很难说。显然，这些力量一般兴趣都在某些速效而且商业气息较重的学科上，因为他们要挣钱。更难以改变当前中国大学教育功利化的趋向，就业状况差难以有眼前效应的基础学科，不大能引起这些投资者的兴致。这样因素的大量引进，是否会在陡然增加的市场因素中，导致大学教育的另一种形式的倾斜，还未可知。因此，大学教育的整体改观还难以指望。
总的来说，自文革之后，大学教育的维持危机，再一次到来。这种维持危机，跟整个国家政权的维持危机，密切相关。不仅导致国家人才缺乏，科技竞争乏力，而且跟住房和医疗困境一样，会逐步成为制造群体性事件的源头，影响乃至撼动现政权稳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现政权如果还想维持，势必要再次启动大学的改革。虽然说，现有结构不动，内部完善是他们最乐意选择的改革方式，但这条路肯定走不通。前阶段关于教育改革纲要的制定和相关讨论，虽然不尽人意，也涉及了当前中国大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比如去行政化。可是，等到这个纲要最后出台，人们发现，最关键的去行政化的提法，居然不见了。显然，在目前利益集团势力盘根错节的情况下，期待教育体系的自改革，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由教育部领衔的教改，大抵所能做的，也就是在技术上动点小手术。
因此，还是那句话，中国大学的唯一出路，就是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讲，开放是有可能的，关键取决于中央政府跟教育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以及想要进入这个领域的其他势力的压力，如果博弈有成果，就可以能进一步开放。但是，如果开放不能开放到教会头上，问题依然难以解决。当下，中国的教会，正在以非常的速度扩张，有人甚至预计，过不了多久，中国就会变成一个以基督徒为主的国家。这种扩张，其实对于现政权来说，是更不乐见的局面。遍地开花的教会，显然比教会办的世俗大学更加让当局难堪。既然无法遏制教会信徒的增加，眼看着教堂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开放教会大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只是，开这样口子，对中国当局来说，还是很难。但是，留给中国当局的时间，不会很多了，大学的问题，很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会引发一连串的社会问题，乃至社会震荡。
2010年10月14日星期四
子女教育如煲汤
教育新观念---全A家长和全A学生
By 刘以栋
(from creaders.net)
最近有机会聆听了当地陈先生的子女教育讲座，感觉非常有道理。现把他的讲座内容归纳一下，根据我的理解写出来，期望更多的华人受益。因为讲座结束以后我另有安排，所以没有时间征求陈先生的同意发表他的讲座内容，就在这里省去了他的全名。这里所有的优点都是陈先生的，缺点则是我的理解错误。
我们中国人都很重视子女教育，期望子女长大以后能够出类拔萃。但是，许多人对成功的理解过度局限于高薪，高位，高学历，而忽视了子女的综合能力培养。孩子成长最重要的指标，是他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且过得很开心。
陈先生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子女教育过程就像我们我们做饭时的煲汤过程。这两件事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但细想之后，却有其合理性一面。
虽然我们不都是烹调高手，但是我们都知道怎么烧汤。烧上水，加上材料，添加调料，烧好以后请大家品尝。
跟教育相比，这里确有一些相通之处。
第一， 材料。烧汤的材料不同，煲出来的汤也不同。同样，对自己的小孩，我们也要因材施教。如果孩子不是弹琴的料，我们就不要期待小孩一定要在音乐比赛中得大奖。再说了，如果孩子真的喜欢上弹琴了，我们会让孩子去念音乐学院吗。
第二， 锅盖。烧汤时怎么用锅盖。美国人教育孩子采取不盖锅盖的放羊式教育，任其孩子自由发展，所以孩子的聪明才智容易在追求享乐中浪费掉，没有很多实干技能。相反，我们中国家长容易过分使用锅盖，恨不得再压上两块石头，结果孩子技能很强，但处事能力和人际关系方面就比较欠缺。并且，压力太大，就可能会爆发出负面效果。
第三， 调料。孩子是独立体，有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但我们华人家长喜欢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孩子。孩子选择职业时，我们可能会从自己的角度，过早的为孩子下结论、做决定，这样孩子就象加了太多调料的汤，失去了本味。
第四， 好汤。汤烧好了以后，客人品尝的是汤，而非厨师。孩子长大以后，社会接纳的是孩子，而非家长。孩子以后的发展，父母没有必要把他们作为自己的成就或者错误，否则可能会影响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陈先生认为，美国的中国孩子就像玫瑰花，高中时最灿烂。在美国的好高中的毕业班中，尖子学生中的华人孩子比例很高。在美国名牌大学里，华人学生的比例也比较高，但走上社会以后，华人孩子渐渐就失去了优势，难以走上社会高层。这里我跟陈先生的观点有点不同。我认为，华人孩子没有走到高位，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譬如社会对他们的接纳程度，我们有限的社会资源，我们的价值观念，华人孩子在同龄人中的百分比，他们失败的风险承受能力等多种因素造成，并非全是我们的教育失误。
对华人孩子，陈先生提出了5个A和一个B的要求。
Acceptance：接受现实。华人孩子在美国承受与美国普通孩子不同的挑战，他们必须接受现实，迎接挑战。
Adaptation：适应环境。华人来到美国，面对全新的环境，我们要学会去适应。
Adjustment：自我调整。美国跟中国不一样，华人家庭跟美国家庭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调整自己去适应环境。
Appreciation：心存感激。人生中许多烦恼事，我们要心存感激，而非埋怨别人。我们要感激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一日三餐，当思来之不易。
Accountability：负责精神。人生中的挫折并非失败，挫折变成失败从我们抱怨别人开始。面对挫折和失败，我们要勇于承担责任。
Balance：学会平衡。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选择，我们要学会平衡。任何一件事，走向极端就可能变成坏事。打麻将如此，读书也是如此。
作为华人家长，我们也要做到三个A：
Accountability：对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我们负有责任。孩子不仅念书时在学习，孩子观察我们时也在学习。许多孩子的坏习惯，可能都源于我们自己。
Acceptance：对我们的孩子，我们要百分之百的接纳。不管他们是否有什么缺点或错误，我们都要发自内心地爱戴他们，接受他们。
Appreciation: 孩子是上帝送给我们的天使，所以我们要感激他们来到我们家里，在我们家里健康成长。基督文化的精髓在于，我们要怀着一颗感激的心。
来到美国以后，华人孩子和家长都不容易。面对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我们和孩子都需要向全A去努力。
By 刘以栋
(from creaders.net)
最近有机会聆听了当地陈先生的子女教育讲座，感觉非常有道理。现把他的讲座内容归纳一下，根据我的理解写出来，期望更多的华人受益。因为讲座结束以后我另有安排，所以没有时间征求陈先生的同意发表他的讲座内容，就在这里省去了他的全名。这里所有的优点都是陈先生的，缺点则是我的理解错误。
我们中国人都很重视子女教育，期望子女长大以后能够出类拔萃。但是，许多人对成功的理解过度局限于高薪，高位，高学历，而忽视了子女的综合能力培养。孩子成长最重要的指标，是他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且过得很开心。
陈先生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子女教育过程就像我们我们做饭时的煲汤过程。这两件事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但细想之后，却有其合理性一面。
虽然我们不都是烹调高手，但是我们都知道怎么烧汤。烧上水，加上材料，添加调料，烧好以后请大家品尝。
跟教育相比，这里确有一些相通之处。
第一， 材料。烧汤的材料不同，煲出来的汤也不同。同样，对自己的小孩，我们也要因材施教。如果孩子不是弹琴的料，我们就不要期待小孩一定要在音乐比赛中得大奖。再说了，如果孩子真的喜欢上弹琴了，我们会让孩子去念音乐学院吗。
第二， 锅盖。烧汤时怎么用锅盖。美国人教育孩子采取不盖锅盖的放羊式教育，任其孩子自由发展，所以孩子的聪明才智容易在追求享乐中浪费掉，没有很多实干技能。相反，我们中国家长容易过分使用锅盖，恨不得再压上两块石头，结果孩子技能很强，但处事能力和人际关系方面就比较欠缺。并且，压力太大，就可能会爆发出负面效果。
第三， 调料。孩子是独立体，有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但我们华人家长喜欢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孩子。孩子选择职业时，我们可能会从自己的角度，过早的为孩子下结论、做决定，这样孩子就象加了太多调料的汤，失去了本味。
第四， 好汤。汤烧好了以后，客人品尝的是汤，而非厨师。孩子长大以后，社会接纳的是孩子，而非家长。孩子以后的发展，父母没有必要把他们作为自己的成就或者错误，否则可能会影响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陈先生认为，美国的中国孩子就像玫瑰花，高中时最灿烂。在美国的好高中的毕业班中，尖子学生中的华人孩子比例很高。在美国名牌大学里，华人学生的比例也比较高，但走上社会以后，华人孩子渐渐就失去了优势，难以走上社会高层。这里我跟陈先生的观点有点不同。我认为，华人孩子没有走到高位，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譬如社会对他们的接纳程度，我们有限的社会资源，我们的价值观念，华人孩子在同龄人中的百分比，他们失败的风险承受能力等多种因素造成，并非全是我们的教育失误。
对华人孩子，陈先生提出了5个A和一个B的要求。
Acceptance：接受现实。华人孩子在美国承受与美国普通孩子不同的挑战，他们必须接受现实，迎接挑战。
Adaptation：适应环境。华人来到美国，面对全新的环境，我们要学会去适应。
Adjustment：自我调整。美国跟中国不一样，华人家庭跟美国家庭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调整自己去适应环境。
Appreciation：心存感激。人生中许多烦恼事，我们要心存感激，而非埋怨别人。我们要感激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一日三餐，当思来之不易。
Accountability：负责精神。人生中的挫折并非失败，挫折变成失败从我们抱怨别人开始。面对挫折和失败，我们要勇于承担责任。
Balance：学会平衡。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选择，我们要学会平衡。任何一件事，走向极端就可能变成坏事。打麻将如此，读书也是如此。
作为华人家长，我们也要做到三个A：
Accountability：对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我们负有责任。孩子不仅念书时在学习，孩子观察我们时也在学习。许多孩子的坏习惯，可能都源于我们自己。
Acceptance：对我们的孩子，我们要百分之百的接纳。不管他们是否有什么缺点或错误，我们都要发自内心地爱戴他们，接受他们。
Appreciation: 孩子是上帝送给我们的天使，所以我们要感激他们来到我们家里，在我们家里健康成长。基督文化的精髓在于，我们要怀着一颗感激的心。
来到美国以后，华人孩子和家长都不容易。面对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我们和孩子都需要向全A去努力。
2010年10月9日星期六
吓唬教育: 听妈妈讲鬼的故事
拿鬼吓婴 老辈家教的一大误区
鬼节快到了，老乡们集会闲聊的内容也就不知不觉中与时俱进，由山南海北、张长李短转向了鬼的话题。
高潮是由一位老兄介绍他的近日活动引起的：“昨天，我们去了‘鬼城’，看了闹鬼的幻灯和电影……” 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几个片断后忠告大家，太太恐怖了，你们身体都不是很好，千万别去啊！谁知老兄这番介绍与忠告，好像开闸放水一般，引得大家纷纷效仿，各自讲起自己听鬼怕鬼的故事。
“我小时候，听妈妈讲过夜行遇鬼的故事，打那以后就不敢在夜里走路，总觉得身后踢腾踢腾地跟着什么东西……
“我小时候听妈妈讲过水鬼找替身的故事，从此我就害怕自个儿下水，就好像有人抓着我的双腿往水塘深处拽去……
“我小时候听妈妈讲述东院大娘上吊的故事，再也不敢入住吊死过人的房子……
还有什么我听妈妈讲过饿死鬼的故事，我听妈妈讲过屈死鬼的故事……小时候，鬼太多，每个鬼的背后都有一个青面獠牙的故事。
老乡们的讲述，真实再现了那个时候很多家长教育孩子的状况：
想哄孩子睡觉：闭眼，别吭，当心鬼把你带走了；
为了阻止孩子下河：别去啊，那里淹死过人……
这无穷无尽的鬼故事，加上各种各样的妖故事、怪故事，以及大家耳熟能详的狼故事等等，冗积厚沉，逐渐形成中国老辈育婴的一个特色文化――吓唬教育。
母爱是最无私、最伟大的爱。老辈母亲们为什么要拿这些狰狞可怕的鬼怪来吓唬孩子呢？这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与社会根源。那时候，科学不发达，教育不普及，人们普遍的很迷信，信鬼信神，把拿鬼(神)说事当作管教孩子一种速成而有效的手段，期望通过这今天看来很迷信很不当的吓唬，促成孩子更健康更安全地成长。殊不知孩子的心灵，一泓清水，一块美玉，经常拿鬼拿怪拿虎拿狼来吓唬孩子，虽有可能収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最终结果却是爱心母亲们所想象不到的，那就是把自己孩子的胆吓小了，吓坏了，而且这受害的伤口，犹如铸铁石雕一般，顽固持久地留存脑海，难以愈合，以致像我们这些受了几十年无神(鬼)论熏陶的老人，仍然谈鬼色变，一个吓唬故事竟然祸害儿孙一辈子！
问题真有这么严重么？
先说这胆。胆是何物？胆有两种，一是人体五脏之一的胆，二是用作评价人的心理与行为素质的“胆”。前者有形，后者无态；前者的轻重大小基本恒定，后者则因人而异，且随生活时空的不同而变幻莫测，有的胆小如鼠，有的胆大包天。本文专指后者。
对于一个人，胆有何等重要，不必讲太多的道理，也无需拿秦皇汉武等古荒人物作例，仅就新近发生的一些人事即可一目了然：
前些时候，有人曾对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真正自立更生发家致富的若干富豪做过一些调查研究，他们中相当一部份，有的经历过牢狱之灾，有的属于无业游民，有的虽有业而难以维持生计……他们为什么很短时间发家致富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胆大――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还怕什么？加之他们生活在底层，有着穷则思变的强烈愿望，也较容易看清社会发展的趋势与走向，于是看准时机，迅即下手，经过一番艰辛奋斗，成就了后来的辉煌。
最近《时代》杂志报导了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苹果电脑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美国最著名建筑设计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体育天才、高尔夫巨星老虎.伍兹等美国10大辍学富豪的事绩，他们的成功之道，与上述中国富豪很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一曰有胆，二曰有识，三曰抓住机遇勇于实践。尤其比尔.盖茨，在哈佛本科都读到最后一年了，但他看到竞争对手们全都虎视眈眈地觊觎他和好友艾伦率先研发的微形电脑软件巨型蛋糕时，深感形势紧迫，时不我待，于是毅然放弃垂手可得的哈佛学位，全身心地投入微软的研发事业……其他许许多多在政科商学军等各方面创造光辉业绩的名人志士无一不是如此：有胆有识，善抓机遇，勇于实践。
如今，很少有妈妈再给孩子说鬼了。但是别忘了，没有死鬼还有活鬼，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精神的，各种各样的鬼人鬼事数不胜数。记住你们前辈爷爷奶奶们的教训吧，千万别拿这些鬼人鬼事吓唬襁褓中的孩子了，孩子的心灵，冰清玉洁，一尘无染，最终变成什么样子，全看母亲的精心，妈妈的妙手，包括你给他/她讲的每一个故事。
(By 依山流影, from creaders.net)
鬼节快到了，老乡们集会闲聊的内容也就不知不觉中与时俱进，由山南海北、张长李短转向了鬼的话题。
高潮是由一位老兄介绍他的近日活动引起的：“昨天，我们去了‘鬼城’，看了闹鬼的幻灯和电影……” 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几个片断后忠告大家，太太恐怖了，你们身体都不是很好，千万别去啊！谁知老兄这番介绍与忠告，好像开闸放水一般，引得大家纷纷效仿，各自讲起自己听鬼怕鬼的故事。
“我小时候，听妈妈讲过夜行遇鬼的故事，打那以后就不敢在夜里走路，总觉得身后踢腾踢腾地跟着什么东西……
“我小时候听妈妈讲过水鬼找替身的故事，从此我就害怕自个儿下水，就好像有人抓着我的双腿往水塘深处拽去……
“我小时候听妈妈讲述东院大娘上吊的故事，再也不敢入住吊死过人的房子……
还有什么我听妈妈讲过饿死鬼的故事，我听妈妈讲过屈死鬼的故事……小时候，鬼太多，每个鬼的背后都有一个青面獠牙的故事。
老乡们的讲述，真实再现了那个时候很多家长教育孩子的状况：
想哄孩子睡觉：闭眼，别吭，当心鬼把你带走了；
为了阻止孩子下河：别去啊，那里淹死过人……
这无穷无尽的鬼故事，加上各种各样的妖故事、怪故事，以及大家耳熟能详的狼故事等等，冗积厚沉，逐渐形成中国老辈育婴的一个特色文化――吓唬教育。
母爱是最无私、最伟大的爱。老辈母亲们为什么要拿这些狰狞可怕的鬼怪来吓唬孩子呢？这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与社会根源。那时候，科学不发达，教育不普及，人们普遍的很迷信，信鬼信神，把拿鬼(神)说事当作管教孩子一种速成而有效的手段，期望通过这今天看来很迷信很不当的吓唬，促成孩子更健康更安全地成长。殊不知孩子的心灵，一泓清水，一块美玉，经常拿鬼拿怪拿虎拿狼来吓唬孩子，虽有可能収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最终结果却是爱心母亲们所想象不到的，那就是把自己孩子的胆吓小了，吓坏了，而且这受害的伤口，犹如铸铁石雕一般，顽固持久地留存脑海，难以愈合，以致像我们这些受了几十年无神(鬼)论熏陶的老人，仍然谈鬼色变，一个吓唬故事竟然祸害儿孙一辈子！
问题真有这么严重么？
先说这胆。胆是何物？胆有两种，一是人体五脏之一的胆，二是用作评价人的心理与行为素质的“胆”。前者有形，后者无态；前者的轻重大小基本恒定，后者则因人而异，且随生活时空的不同而变幻莫测，有的胆小如鼠，有的胆大包天。本文专指后者。
对于一个人，胆有何等重要，不必讲太多的道理，也无需拿秦皇汉武等古荒人物作例，仅就新近发生的一些人事即可一目了然：
前些时候，有人曾对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真正自立更生发家致富的若干富豪做过一些调查研究，他们中相当一部份，有的经历过牢狱之灾，有的属于无业游民，有的虽有业而难以维持生计……他们为什么很短时间发家致富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胆大――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还怕什么？加之他们生活在底层，有着穷则思变的强烈愿望，也较容易看清社会发展的趋势与走向，于是看准时机，迅即下手，经过一番艰辛奋斗，成就了后来的辉煌。
最近《时代》杂志报导了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苹果电脑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美国最著名建筑设计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体育天才、高尔夫巨星老虎.伍兹等美国10大辍学富豪的事绩，他们的成功之道，与上述中国富豪很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一曰有胆，二曰有识，三曰抓住机遇勇于实践。尤其比尔.盖茨，在哈佛本科都读到最后一年了，但他看到竞争对手们全都虎视眈眈地觊觎他和好友艾伦率先研发的微形电脑软件巨型蛋糕时，深感形势紧迫，时不我待，于是毅然放弃垂手可得的哈佛学位，全身心地投入微软的研发事业……其他许许多多在政科商学军等各方面创造光辉业绩的名人志士无一不是如此：有胆有识，善抓机遇，勇于实践。
如今，很少有妈妈再给孩子说鬼了。但是别忘了，没有死鬼还有活鬼，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精神的，各种各样的鬼人鬼事数不胜数。记住你们前辈爷爷奶奶们的教训吧，千万别拿这些鬼人鬼事吓唬襁褓中的孩子了，孩子的心灵，冰清玉洁，一尘无染，最终变成什么样子，全看母亲的精心，妈妈的妙手，包括你给他/她讲的每一个故事。
(By 依山流影, from creaders.net)
2010年10月6日星期三
Stone Mountain
Coming from outspace
Quietly resting in Hotland
Ever got homesick?
From outspace alone
Found home and peace in the south
There is no turning back.
An alien outcast
Soundly sleeping by the lake
What's in your dream?
Quietly resting in Hotland
Ever got homesick?
From outspace alone
Found home and peace in the south
There is no turning back.
An alien outcast
Soundly sleeping by the lake
What's in your dream?
2010年10月2日星期六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改革
浅谈美国公立中小学的教育改革
By 怡然
本周一奥巴马总统在接受NBC早间新闻采访时，针对美国基础教育改革问题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增加学年学期时间，二是提高教学水平。尽管奥巴马并未给出具体应该将学校学期时间增加到多长，但是他指出，美国的学生比其他发达国家的孩子平均要少上一个月的课。在谈及如何提高教学水平时，奥巴马尤其强调了教师的作用和建立师资评估体系的重要性。
看了这个节目，联想到这几年来陪自己的两个正值学龄的孩子走过的读书之路，可以说对于美国的基础教育深有感触。最近在《时代周刊》刚刚读过一篇关于美国公立学校教育改革的文章，文章中列出的许多数据颇具代表性。
在美国，有89% 的学生上公立的中小学。在过去三十多年间，美国在教育上的投资一直在增长，平均用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从1970 年至2006 年增长了123%。美国的小学有着迄今为止最小的班级（class size），学生对教师的比例已经从1970 年的22：1降至2007 年的16：1。但是，学生的学习成绩却并不令人满意，甚至是呈下降的趋势。比如在17 岁学生年龄段的全国阅读考试成绩，从1971 年至2004 年的23 年间没有任何提高。一项对八年级的学生考试调查表明，在2009 年，有69% 的学生阅读成绩低于熟练程度以下，有68% 的学生数学成绩低于熟练程度以下。
如果把美国同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2006年其在中小学教育上的投资（每个学生的教育经费）排列第五，排在前面的四个国家是卢森堡，瑞士，挪威和冰岛。然而，在学生成绩上却远远落后于许多发达国家，比如其科学课程成绩排名第21位，其数学课程成绩排名第25 位（基于对30 个发达国家的调查）。所以，也难怪奥巴马发出“没有改革，只靠钱，解决不了我们教育的问题。”
追究美国在基础教育上没有领先的原因，除了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短，以及设置的教学标准不高以外，最关键的因素恐怕还是教师的水平问题。但是，实际上美国的中小学教师受教育的程度相对来说是很高的，在2007 年有52% 的公立学校老师拥有硕士或硕士以上的学位。比如曾经教过我儿子的六位小学老师，其中有四位拿了硕士学位。有的是教育学硕士，有的是科学学科硕士。
那么，为什么还会存在这种师资水平问题呢？这与美国教育体制中长期以来一直缺乏一种对教师有效的评估体系关系甚密。美国的中小学老师工作相对很独立，他们平均只需工作三年就能拿到tenure。这就意味着他们很容易就能捧上铁饭碗，但却很少得到有意义的评估和有效的培训，从而改进他们的教学工作。
与大学的高等教育不同，在以基础教育为主的中小学教育体系中，教师应该是教学环节中的灵魂。没有好的称职的老师，再聪明的学生也只会如无头的羔羊，毕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仍处在成长发育期，还没有成熟到足以把握自我掌控方向的地步。所以，对于老师的素质和教学水平的要求理应是很高的，而且应该确立行之有效的评估手段，对教师的教学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判。
但是这样一个看似合情合理的要求，多年来在美国却无法实施。其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来自教师联合会的阻挠和反对。或明或暗地教师联合会一直都是以保护教师的名义而违背了孩子的利益，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奥巴马的教育改革新政提倡的是竞争，不同于小布什的No Child Left Behind，奥巴马管理团体的口号是Race to the Top。所以，他极力主张提高教学标准，依据学生学习收获的多少来对教师进行评价，对于不合格者进行有效的培训。对于那些仍然无法满足合格标准的，只能让他们离开教师岗位。具体地说，就是要把班级里的学生在一年中标准考试成绩是否有所提高与教师的评价挂钩，优胜劣汰。这项改革听上去容易，但做起来并非易事。因为它还牵涉到很多州具体的州法，已及长期形成的教育文化习俗的改变，等等。
教育改革可以说是美国几代总统的一个梦想，肯尼迪总统也曾发誓要做一届“教育总统”，提升美国学校的水平，以便于与美国这个最富有的国家之形象相匹配。但是迄今为止，所见成效并不是很大。好在美国人对奥巴马的教育改革多数持乐观态度，有90% 的人认为，对于公立中小学进行改革能够极大地改善学生的学习成绩和表现。作为孩子的父母，我们除了尽力参与孩子的整个教育过程，更寄希望于美国的教育改革能够卓有成效，这既有利于我们的下一代，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
(from creaders.net)
By 怡然
本周一奥巴马总统在接受NBC早间新闻采访时，针对美国基础教育改革问题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增加学年学期时间，二是提高教学水平。尽管奥巴马并未给出具体应该将学校学期时间增加到多长，但是他指出，美国的学生比其他发达国家的孩子平均要少上一个月的课。在谈及如何提高教学水平时，奥巴马尤其强调了教师的作用和建立师资评估体系的重要性。
看了这个节目，联想到这几年来陪自己的两个正值学龄的孩子走过的读书之路，可以说对于美国的基础教育深有感触。最近在《时代周刊》刚刚读过一篇关于美国公立学校教育改革的文章，文章中列出的许多数据颇具代表性。
在美国，有89% 的学生上公立的中小学。在过去三十多年间，美国在教育上的投资一直在增长，平均用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从1970 年至2006 年增长了123%。美国的小学有着迄今为止最小的班级（class size），学生对教师的比例已经从1970 年的22：1降至2007 年的16：1。但是，学生的学习成绩却并不令人满意，甚至是呈下降的趋势。比如在17 岁学生年龄段的全国阅读考试成绩，从1971 年至2004 年的23 年间没有任何提高。一项对八年级的学生考试调查表明，在2009 年，有69% 的学生阅读成绩低于熟练程度以下，有68% 的学生数学成绩低于熟练程度以下。
如果把美国同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2006年其在中小学教育上的投资（每个学生的教育经费）排列第五，排在前面的四个国家是卢森堡，瑞士，挪威和冰岛。然而，在学生成绩上却远远落后于许多发达国家，比如其科学课程成绩排名第21位，其数学课程成绩排名第25 位（基于对30 个发达国家的调查）。所以，也难怪奥巴马发出“没有改革，只靠钱，解决不了我们教育的问题。”
追究美国在基础教育上没有领先的原因，除了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短，以及设置的教学标准不高以外，最关键的因素恐怕还是教师的水平问题。但是，实际上美国的中小学教师受教育的程度相对来说是很高的，在2007 年有52% 的公立学校老师拥有硕士或硕士以上的学位。比如曾经教过我儿子的六位小学老师，其中有四位拿了硕士学位。有的是教育学硕士，有的是科学学科硕士。
那么，为什么还会存在这种师资水平问题呢？这与美国教育体制中长期以来一直缺乏一种对教师有效的评估体系关系甚密。美国的中小学老师工作相对很独立，他们平均只需工作三年就能拿到tenure。这就意味着他们很容易就能捧上铁饭碗，但却很少得到有意义的评估和有效的培训，从而改进他们的教学工作。
与大学的高等教育不同，在以基础教育为主的中小学教育体系中，教师应该是教学环节中的灵魂。没有好的称职的老师，再聪明的学生也只会如无头的羔羊，毕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仍处在成长发育期，还没有成熟到足以把握自我掌控方向的地步。所以，对于老师的素质和教学水平的要求理应是很高的，而且应该确立行之有效的评估手段，对教师的教学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判。
但是这样一个看似合情合理的要求，多年来在美国却无法实施。其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来自教师联合会的阻挠和反对。或明或暗地教师联合会一直都是以保护教师的名义而违背了孩子的利益，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奥巴马的教育改革新政提倡的是竞争，不同于小布什的No Child Left Behind，奥巴马管理团体的口号是Race to the Top。所以，他极力主张提高教学标准，依据学生学习收获的多少来对教师进行评价，对于不合格者进行有效的培训。对于那些仍然无法满足合格标准的，只能让他们离开教师岗位。具体地说，就是要把班级里的学生在一年中标准考试成绩是否有所提高与教师的评价挂钩，优胜劣汰。这项改革听上去容易，但做起来并非易事。因为它还牵涉到很多州具体的州法，已及长期形成的教育文化习俗的改变，等等。
教育改革可以说是美国几代总统的一个梦想，肯尼迪总统也曾发誓要做一届“教育总统”，提升美国学校的水平，以便于与美国这个最富有的国家之形象相匹配。但是迄今为止，所见成效并不是很大。好在美国人对奥巴马的教育改革多数持乐观态度，有90% 的人认为，对于公立中小学进行改革能够极大地改善学生的学习成绩和表现。作为孩子的父母，我们除了尽力参与孩子的整个教育过程，更寄希望于美国的教育改革能够卓有成效，这既有利于我们的下一代，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
(from creaders.net)
2010年9月21日星期二
孩子应该“粗养”
刚到德国的时候，我们常带李聃到社区公园去玩。与游乐场中的各色人等相处多了，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德国父母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对孩子远不如我们中国父母那么关心。中国父母对孩子盯得紧。他们通常不离孩子左右，一边呵护孩子，一边给予他们各种指导：“不要坐在地上，这里不干净。”“哎呀，沙子怎么搞到脸上了！”“滑梯是从上往下滑的，不要从反面爬上去。”而德国父母则大都是一副悠哉游哉、神定气闲的样子。他们有的坐在椅子上看书，有的和其他父母聊天，有的则津津有味地在一旁观察自己的孩子。就是和孩子一起玩的，也大多是充当孩子的玩伴和帮手，很少有一直在孩子耳边唠唠叨叨、指指点点的。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真替德国孩子捏了一把汗。父母们都这样对孩子不管不顾、不闻不问的，万一孩子出了事怎么办？要是他们把沙子塞到嘴里去了呢？要是他们爬滑梯时不小心滑下去，把皮蹭破了呢？
但时间久了，这种现象见多了，我们对德国父母的态度就习以为常了，也渐渐理解起来。孩子虽小，却不是什么都不懂。他们知道沙子不如糖果好吃，不小心弄进嘴里，一般都会吐出来。而且，很多事情都是小事一桩，像吞了几粒沙子到肚子里，弄脏了衣服，擦破了腿上的皮，都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大惊小怪。事实上这些经历都可以成为孩子学习的机会。他们痛了，脏了，不舒服了，下次就会学着点。而且，德国父母这种“放任自流”的态度显然没有导致什么社会问题 ：德国孩子不是都长成了健康活泼的年轻人吗？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开始思考起自己对待孩子的态度来。做父母的都爱为孩子操心，总在孩子耳边念念叨叨的，怕孩子这没做好，那没做好，我们也不例外。但在我们操的这些心中，有多少是必要的，对孩子的成长有益处的，有多少可有可无，主要是为了平息父母自己内心的焦虑呢？
我们业余时间爱在院子里种菜种树。我们注意到，种树要成功，关键要做到三点：第一，树苗要健康茁壮；第二，要将树苗种在阳光充足、土壤条件合适的地方；第三，种树的坑要挖得大，底肥要施足。这几点做好之后，剩下的事情就相对容易了。只要适当地浇水和施肥，遇上霜冻、虫害等紧急情况时采取必要措施，基本上树苗都会长得又高又直。如果我们放心不下，时时刻刻无微不至地关照树苗，并不一定能让树苗长得更快更好，弄得不好还会拔苗助长，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栽出满园的“病梅”来。
养育孩子应该也是同样的道理。俗话说，“穷养儿，富养女”，也有人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我觉得在今天的社会里，不管男孩女孩都应该“粗养”。就像树苗的种子里有长高长直的基因一样，大多数孩子都想做父母心中的好孩子，而且都有一定的自律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如果我们在为他们设定基本界限的前提下，少控制约束，少越俎代庖，少婆婆妈妈，多给他们空间和自由，让他们自己去磕磕碰碰，他们的自我意识会觉醒得更早，他们的性格会更加坚强，他们的能力也会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一句话，他们会成长得更加茁壮的。
我自己小时候就是一个无拘无束的野孩子。我父母都不是知识分子，性格都很随和，极少过问我的学业。上中学的时候，我曾经有过开学前最后一天才记起来做暑假作业的“劣迹”。但我不也成了一个身心健康、安居乐业的人吗？
因为有这些想法，我们对李聃开始尝试一种“宽容加信任”的“无为而治”的管教方法。比如说，孩子不好好吃饭是一个让很多父母头痛的问题。为了让孩子多吃点，很多父母会不辞辛劳地跟在孩子后面穷追不舍，用别出心裁的方法让孩子张开口，好把握时机把一口饭塞进去，或是跟孩子讨价还价，比如“你多吃一口就可以看半小时电视”之类的。我们拒绝使用这样的方法。如果李聃不要吃饭了，我们就算了。因为我们相信，即使是心智还不成熟的孩子，也不喜欢饿肚子的滋味。如果李聃不要吃了，他多半是吃饱了。如果他是挑食，那么他很快就会发现，挑食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家里不买零食，如果他因为挑食而没吃饱，得等到下一顿饭时才有填饱肚子的机会。吃了一两次这样的苦头后，他会吸取教训的。因为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没有在李聃的吃饭问题上费过太多心。而从李聃后来长成了一个高头大马的小伙子来看，李聃的健康也没有因此受到损害。
睡觉是另一个让很多父母夜不能寐的问题，这个问题李聃也有。幼儿园的规定是每个小孩中午都要睡两小时午觉，但李聃却翻来覆去，睁着眼睛，一分钟也睡不着。老师对李聃很不满，李聃回家也常向我们抱怨。我们想，李聃既然睡不着，表明他不需要这个午觉，也就不必强迫他，因此跟幼儿园的老师商量，看能不能把李聃的午觉免了。老师还算通情达理，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从此别的小孩午睡的时候，李聃就在教室里画画图，看看书什么的：午睡时间成了李聃的自修课。
除了睡觉吃饭外，在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上，我们也尽量采取“粗枝大叶”的态度，也就是相信李聃有良好的动机和足够的能力，放开手来，让他自己做主。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李聃没有辜负我们的信任。孩子的成长常常是一个自证预言的过程。父母怎么看待孩子，会从父母对孩子的行为和态度中流露出来，孩子在这种氛围中就更容易成长为父母心目中的样子。因此，你认为孩子可以管理自己，孩子就会管理自己；你认为孩子每时每刻都需要父母监督，孩子就会每时每刻都需要父母监督。因为我们尽量少插手李聃的学习和生活，李聃真的成了一个独立而自觉的孩子。
搬来美国以后，置身于热火朝天的硅谷，成天看到的是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活力四射的公司，听说的是盖茨、乔布斯、杨致远这些天才的成功故事，我们对李聃的教育问题又有了新的体会。大家都知道，盖茨、杨致远等人都为了创业而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名校学位。虽然我并不主张大家退学，尤其不支持李聃退学，但从他们退学这一事实来看，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着极大的热情。这种热情不是“头悬梁，锥刺股”能激发出来的，也不是父母可以逼出来的。
美国是一个讲究个人主义的国家。无数个人追求自己的梦想，努力将才能发挥到极致，其中的佼佼者造就了硅谷的奇迹。但他们的激情只能从内心深处的源泉中流出来。心理学家早就发现，人们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做出选择时，会对这一选择负起责任来，进而从内心深处形成对这一选择的坚定信念。而这种信念可以成为他们今后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一个在自由宽松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远比一个在师长们控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要有后劲，有潜力。
对孩子耳提面命、严加管教有一定的作用，但要培养高水平的人才，还得给他们成长的空间，让他们走自己的路，寻找自己的缪斯和灵感。中国人每到发诺贝尔奖的季节，就感叹我们什么时候能得诺贝尔奖。如果没有鼓励年轻一代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而只是一味对他们进行“管教”，我们对诺贝尔奖可能永远只能望洋兴叹。我们教育李聃，不是把眼睛瞄准了诺贝尔奖或比尔？盖茨，但在硅谷的这些观察，至少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我们“放手”的教育理念。
有些人对放手的教育方法可能会不以为然：放手？粗养？我的孩子费了那么大劲都管不好，如果真的放了手，还不翻了天了？我觉得也不一定。每一个孩子情况都不同，我不敢保证某种教育方法一定适合某个孩子。但一个孩子调皮捣蛋，不听话，有时候恰恰是因为父母对孩子指责太多，造成了父母和孩子之间关系的裂痕。在这种情况下，对孩子少管一点，并不见得会让孩子的行为恶化。
也有人会说，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可以粗养的，有的孩子就是要管得严一点。如果你没费多大劲就把孩子养好了，那是你幸运。我不否认做李聃的父亲的确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但很多现代心理学理论都认为，粗养在培养孩子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发掘孩子的长处和潜能上的确有很大的优越性。这种方法不只对李聃一个人有效，也不只适用于某一类型的孩子，而是有普遍意义的。
还有人会说，粗养的方法在美国行得通，却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人多，竞争激烈，所以对孩子一定要从小就严加管教，以免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但放手让孩子自己成长，目的不是为了削弱孩子的竞争力，而是为了让孩子培养素质，释放潜能。也许恰恰因为竞争激烈，我们还更需要“粗养”这个让孩子脱颖而出的秘密武器呢。
还有人会说，你口口声声说粗养，放手，其实你并没有放手，只不过你找到了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方法，而这种方法让孩子觉得自己的成长环境很宽松而已。这句话可以算是说到了点子上。父母对孩子怎么可能真的不管呢？但管孩子要放在心里，而不是挂在嘴上。不管怎么教育孩子，都要尊重孩子，信任孩子，把孩子的感觉放在心上。这是粗养和放手背后的精神实质。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你离我所说的“粗养”父母就差得不太远了。
孩子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财富。一个孩子只有一次成长的机会，每一个负责任的父母都不愿意错过这唯一的机会。因此，我们在教育孩子上总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唯恐自己没有尽心尽力，对孩子的管教也是宁严勿松，宁多勿少，宁精勿粗。但养育孩子正如世界上很多别的事情一样，重要的是掌握分寸。在松与紧，粗与精之间，每一个父母都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平衡。在今天的中国父母身上，我们看到的通常是管得太紧，而不是太松 ，养得太精，而不是太粗。对很多父母来说，现在是放开手，变得粗糙一点的时候了。
在美国的这些年里，李聃长大得很快，转眼就从一个瘦瘦的小男孩变成了大学生。因为从小就养成了自己管理自己的习惯，李聃成长得一直很顺利。股神沃伦？巴菲特说过，“人生就像一个雪球。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到很多湿的雪和一个长长的山坡。”巴菲特的财富是这样越滚越大，他的人生智慧也是这样越积越多的，我想教育孩子也是如此。让孩子从小养成好习惯，就是开始了滚雪球的过程，而且让雪球进入了正确的轨道。这以后，不用我们过多地插手，雪球也会越滚越大了。
在回顾李聃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也想过，如果我们对李聃采取的是一种不同的教育方法，他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会和今天差不多吗？还是会有些不一样？我们也不知道。旅人在林间行走，来到分叉口时，只能选择两条岔道中的一条。而一旦做出了选择，便永远不可能知道另一条路边会是什么样的风景了。
但我们对自己选择这条路是很庆幸的。不仅因为李聃上了好大学，更因为他成长为一名独立、成熟的青年，而我们也尽情享受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你是否认同我们的观点呢？如果是的话，你一定会从这本书中受到启发，产生同感。万一你不完全赞同我们的观点也没有关系，就当你在欣赏自己没选的那条路旁的风景吧.
(By 张力慧 李晟 陈业 from cnd.org)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真替德国孩子捏了一把汗。父母们都这样对孩子不管不顾、不闻不问的，万一孩子出了事怎么办？要是他们把沙子塞到嘴里去了呢？要是他们爬滑梯时不小心滑下去，把皮蹭破了呢？
但时间久了，这种现象见多了，我们对德国父母的态度就习以为常了，也渐渐理解起来。孩子虽小，却不是什么都不懂。他们知道沙子不如糖果好吃，不小心弄进嘴里，一般都会吐出来。而且，很多事情都是小事一桩，像吞了几粒沙子到肚子里，弄脏了衣服，擦破了腿上的皮，都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大惊小怪。事实上这些经历都可以成为孩子学习的机会。他们痛了，脏了，不舒服了，下次就会学着点。而且，德国父母这种“放任自流”的态度显然没有导致什么社会问题 ：德国孩子不是都长成了健康活泼的年轻人吗？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开始思考起自己对待孩子的态度来。做父母的都爱为孩子操心，总在孩子耳边念念叨叨的，怕孩子这没做好，那没做好，我们也不例外。但在我们操的这些心中，有多少是必要的，对孩子的成长有益处的，有多少可有可无，主要是为了平息父母自己内心的焦虑呢？
我们业余时间爱在院子里种菜种树。我们注意到，种树要成功，关键要做到三点：第一，树苗要健康茁壮；第二，要将树苗种在阳光充足、土壤条件合适的地方；第三，种树的坑要挖得大，底肥要施足。这几点做好之后，剩下的事情就相对容易了。只要适当地浇水和施肥，遇上霜冻、虫害等紧急情况时采取必要措施，基本上树苗都会长得又高又直。如果我们放心不下，时时刻刻无微不至地关照树苗，并不一定能让树苗长得更快更好，弄得不好还会拔苗助长，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栽出满园的“病梅”来。
养育孩子应该也是同样的道理。俗话说，“穷养儿，富养女”，也有人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我觉得在今天的社会里，不管男孩女孩都应该“粗养”。就像树苗的种子里有长高长直的基因一样，大多数孩子都想做父母心中的好孩子，而且都有一定的自律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如果我们在为他们设定基本界限的前提下，少控制约束，少越俎代庖，少婆婆妈妈，多给他们空间和自由，让他们自己去磕磕碰碰，他们的自我意识会觉醒得更早，他们的性格会更加坚强，他们的能力也会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一句话，他们会成长得更加茁壮的。
我自己小时候就是一个无拘无束的野孩子。我父母都不是知识分子，性格都很随和，极少过问我的学业。上中学的时候，我曾经有过开学前最后一天才记起来做暑假作业的“劣迹”。但我不也成了一个身心健康、安居乐业的人吗？
因为有这些想法，我们对李聃开始尝试一种“宽容加信任”的“无为而治”的管教方法。比如说，孩子不好好吃饭是一个让很多父母头痛的问题。为了让孩子多吃点，很多父母会不辞辛劳地跟在孩子后面穷追不舍，用别出心裁的方法让孩子张开口，好把握时机把一口饭塞进去，或是跟孩子讨价还价，比如“你多吃一口就可以看半小时电视”之类的。我们拒绝使用这样的方法。如果李聃不要吃饭了，我们就算了。因为我们相信，即使是心智还不成熟的孩子，也不喜欢饿肚子的滋味。如果李聃不要吃了，他多半是吃饱了。如果他是挑食，那么他很快就会发现，挑食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家里不买零食，如果他因为挑食而没吃饱，得等到下一顿饭时才有填饱肚子的机会。吃了一两次这样的苦头后，他会吸取教训的。因为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没有在李聃的吃饭问题上费过太多心。而从李聃后来长成了一个高头大马的小伙子来看，李聃的健康也没有因此受到损害。
睡觉是另一个让很多父母夜不能寐的问题，这个问题李聃也有。幼儿园的规定是每个小孩中午都要睡两小时午觉，但李聃却翻来覆去，睁着眼睛，一分钟也睡不着。老师对李聃很不满，李聃回家也常向我们抱怨。我们想，李聃既然睡不着，表明他不需要这个午觉，也就不必强迫他，因此跟幼儿园的老师商量，看能不能把李聃的午觉免了。老师还算通情达理，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从此别的小孩午睡的时候，李聃就在教室里画画图，看看书什么的：午睡时间成了李聃的自修课。
除了睡觉吃饭外，在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上，我们也尽量采取“粗枝大叶”的态度，也就是相信李聃有良好的动机和足够的能力，放开手来，让他自己做主。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李聃没有辜负我们的信任。孩子的成长常常是一个自证预言的过程。父母怎么看待孩子，会从父母对孩子的行为和态度中流露出来，孩子在这种氛围中就更容易成长为父母心目中的样子。因此，你认为孩子可以管理自己，孩子就会管理自己；你认为孩子每时每刻都需要父母监督，孩子就会每时每刻都需要父母监督。因为我们尽量少插手李聃的学习和生活，李聃真的成了一个独立而自觉的孩子。
搬来美国以后，置身于热火朝天的硅谷，成天看到的是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活力四射的公司，听说的是盖茨、乔布斯、杨致远这些天才的成功故事，我们对李聃的教育问题又有了新的体会。大家都知道，盖茨、杨致远等人都为了创业而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名校学位。虽然我并不主张大家退学，尤其不支持李聃退学，但从他们退学这一事实来看，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着极大的热情。这种热情不是“头悬梁，锥刺股”能激发出来的，也不是父母可以逼出来的。
美国是一个讲究个人主义的国家。无数个人追求自己的梦想，努力将才能发挥到极致，其中的佼佼者造就了硅谷的奇迹。但他们的激情只能从内心深处的源泉中流出来。心理学家早就发现，人们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做出选择时，会对这一选择负起责任来，进而从内心深处形成对这一选择的坚定信念。而这种信念可以成为他们今后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一个在自由宽松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远比一个在师长们控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要有后劲，有潜力。
对孩子耳提面命、严加管教有一定的作用，但要培养高水平的人才，还得给他们成长的空间，让他们走自己的路，寻找自己的缪斯和灵感。中国人每到发诺贝尔奖的季节，就感叹我们什么时候能得诺贝尔奖。如果没有鼓励年轻一代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而只是一味对他们进行“管教”，我们对诺贝尔奖可能永远只能望洋兴叹。我们教育李聃，不是把眼睛瞄准了诺贝尔奖或比尔？盖茨，但在硅谷的这些观察，至少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我们“放手”的教育理念。
有些人对放手的教育方法可能会不以为然：放手？粗养？我的孩子费了那么大劲都管不好，如果真的放了手，还不翻了天了？我觉得也不一定。每一个孩子情况都不同，我不敢保证某种教育方法一定适合某个孩子。但一个孩子调皮捣蛋，不听话，有时候恰恰是因为父母对孩子指责太多，造成了父母和孩子之间关系的裂痕。在这种情况下，对孩子少管一点，并不见得会让孩子的行为恶化。
也有人会说，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可以粗养的，有的孩子就是要管得严一点。如果你没费多大劲就把孩子养好了，那是你幸运。我不否认做李聃的父亲的确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但很多现代心理学理论都认为，粗养在培养孩子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发掘孩子的长处和潜能上的确有很大的优越性。这种方法不只对李聃一个人有效，也不只适用于某一类型的孩子，而是有普遍意义的。
还有人会说，粗养的方法在美国行得通，却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人多，竞争激烈，所以对孩子一定要从小就严加管教，以免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但放手让孩子自己成长，目的不是为了削弱孩子的竞争力，而是为了让孩子培养素质，释放潜能。也许恰恰因为竞争激烈，我们还更需要“粗养”这个让孩子脱颖而出的秘密武器呢。
还有人会说，你口口声声说粗养，放手，其实你并没有放手，只不过你找到了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方法，而这种方法让孩子觉得自己的成长环境很宽松而已。这句话可以算是说到了点子上。父母对孩子怎么可能真的不管呢？但管孩子要放在心里，而不是挂在嘴上。不管怎么教育孩子，都要尊重孩子，信任孩子，把孩子的感觉放在心上。这是粗养和放手背后的精神实质。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你离我所说的“粗养”父母就差得不太远了。
孩子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财富。一个孩子只有一次成长的机会，每一个负责任的父母都不愿意错过这唯一的机会。因此，我们在教育孩子上总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唯恐自己没有尽心尽力，对孩子的管教也是宁严勿松，宁多勿少，宁精勿粗。但养育孩子正如世界上很多别的事情一样，重要的是掌握分寸。在松与紧，粗与精之间，每一个父母都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平衡。在今天的中国父母身上，我们看到的通常是管得太紧，而不是太松 ，养得太精，而不是太粗。对很多父母来说，现在是放开手，变得粗糙一点的时候了。
在美国的这些年里，李聃长大得很快，转眼就从一个瘦瘦的小男孩变成了大学生。因为从小就养成了自己管理自己的习惯，李聃成长得一直很顺利。股神沃伦？巴菲特说过，“人生就像一个雪球。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到很多湿的雪和一个长长的山坡。”巴菲特的财富是这样越滚越大，他的人生智慧也是这样越积越多的，我想教育孩子也是如此。让孩子从小养成好习惯，就是开始了滚雪球的过程，而且让雪球进入了正确的轨道。这以后，不用我们过多地插手，雪球也会越滚越大了。
在回顾李聃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也想过，如果我们对李聃采取的是一种不同的教育方法，他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会和今天差不多吗？还是会有些不一样？我们也不知道。旅人在林间行走，来到分叉口时，只能选择两条岔道中的一条。而一旦做出了选择，便永远不可能知道另一条路边会是什么样的风景了。
但我们对自己选择这条路是很庆幸的。不仅因为李聃上了好大学，更因为他成长为一名独立、成熟的青年，而我们也尽情享受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你是否认同我们的观点呢？如果是的话，你一定会从这本书中受到启发，产生同感。万一你不完全赞同我们的观点也没有关系，就当你在欣赏自己没选的那条路旁的风景吧.
(By 张力慧 李晟 陈业 from cnd.org)
当汉字遭遇科学
汉字曾遭到计算机的考验。结果，汉字的键入问题完满解决，输入速度甚至可以快于拼音文字。国人皆大欢喜。也有人却开始，北京人讲话：烧包。不信就上网看看，有人大谈汉字多么科学，说每个汉字都是“全息图画”，“完整的信息模块”，“大智大慧的创造”，比任何其他文字先进，“将在信息全球化时代逐步成为国际通用语言”。
确实，汉字有奇妙无穷的书法，一个字还能拆成各含其义的“部件”，更有一字多义、一字多形。说汉字像“图画”，单个字含有较多“信息”，不是毫无根据。最擅长运用汉字的书法家、文学家们翘翘尾巴也不算太狂妄。
可是，汉字面对现代社会的基石－科学，却有个“先天缺陷”：由于难记而不可能大造新字去表达新概念。当然，早已造出了不少新字，比如多数的化学元素名（像氢、氧、钾、钠）。这种一字一义显然最符合科技用语的第一要求：准确无误。但三、四千个常用字已经是个沉重负担，中国小学生们要吭哧吭哧苦背三、四年，阅读能力明显落后于使用拼音文字（以英语为例）的孩子。如果完全用造新字来应对科学的发展，汉字数目将很快膨胀到让人受不了的地步。所以，汉字主要是用“老字”组新词的办法。
（英文没有字和词的区分。汉字却有字词之别，词是表达某个概念的最小单元。大多汉字本身就是词，像山、河、打、骂。但更多的词却由两个或多个字组成，一旦拆开，原来表达的意思也就不在了，比如“上海”，“文化”。）
对于汉语中根本没有的科技新概念，汉字的应对还比较成功。比如用近音字模仿英文词，像坦克（ｔａｎｋ）、尼龙（ｎｙｌｏｎ），仍是一词一义，准确无误。但是，对于汉语中已有的类似，却又不是真正等同的概念，借用老词表新义，麻烦就来了。请看下面这句：
“当今世界上所有人类都属于一个种（ｓｐｅｃｉｅｓ），在人类中可辨别出不同人种（ｒａｃｅ），比如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
怎么“一个种”又有“不同人种”？人类这一个“种”难道不是人种？这句话若放在英文里毫无混乱。Ｓｐｅｃｉｅｓ（种）是生物分类系统中的一级，指一群具有一定形态和生理特征的生物个体，他们能相互交配并能产生具有生殖能力的后代（这是简单解释，并非完整定义）。而Ｒａｃｅ（人种）仅指体貌形态上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不属于生物分类中的一级，与生物学中所说的人的“种”根本就是两个不同概念，所以也是不同的词。
而汉语中的“种”有几个意思，其中与Ｓｐｅｃｉｅｓ相近的只是“龙生龙，凤生凤”，不同的生物会世代传承自己的特征这样的泛义，而并没有生物学上“种”那样严格的含义。借用了这样一个老词来表新义，就给不知情的外行人造成混乱。
再看一个例子：赤铁矿，黄铁矿，铁矿，它们都是什么？从未学过地质学的外行人也许会想，赤铁矿和黄铁矿就是不同种类的铁矿吧？实际上呢：赤铁矿（ｈｅｍａｔｉｔｅ）是三氧化二铁，黄铁矿（ｐｙｒｉｔｅ）是硫化铁，它们是地质作用下形成的天然化合物，（比如“红色土壤的红色是因为含有赤铁矿”）。而“铁矿”呢，有两个意思，一是Ｉｒｏｎ ｏｒｅ，含铁的天然物质富集起来达到一定规模的矿体（比如“发现了大铁矿”），二是Ｉｒｏｎ ｍｉｎｅ，人类开采铁矿石的场所（比如“他在辽宁的铁矿工作”）。
一个不懂地质学的澳洲人见到Ｈｅｍａｔｉｔｅ，当然不知什么意思，但绝不会想到“铁矿”上去，因为这个词与铁（ｉｒｏｎ）和矿（ｏｒｅ或ｍｉｎｅ）根本不沾边。如果他查出了词义后，头脑中的概念是清楚的。一个中国人呢，见到“赤铁矿”往往不会去查这三个已经认识的字合在一起表达的新义，而是根据已知的旧义自然想到“红色的铁矿”，如此步入歧途。汉字的见字可猜义，从字义可猜词义，即“望文生义”，被一些人当作汉字的大优点。可是在讲求精确的科学技术领域，此优点实为大缺点。
英文面对科技的发展，以２６个字母的排列组合构成新词表达新义，就像用新鲜蔬菜烹调，要咸要淡要酸要甜，随你加什么佐料。可汉字呢，几乎每个字早就有了意思，就像腌萝卜、酱黄瓜、渍酸菜，再拿来烹调某种味道的菜非要小心选择，一不留神就被原来的“老味”弄得“串味了”。
当然，在科技界的小圈子里，汉字不会造成什么麻烦。对于“老词”所表的新义，圈内人都知道。主要“受害者”是圈外民众。中国人里“科盲”特别多，尤其一些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认识特别多，究其原因当然不止一二，但汉字在遭遇科学时的先天缺陷恐怕难脱干系。
(By 陈向阳 From CND.org)
确实，汉字有奇妙无穷的书法，一个字还能拆成各含其义的“部件”，更有一字多义、一字多形。说汉字像“图画”，单个字含有较多“信息”，不是毫无根据。最擅长运用汉字的书法家、文学家们翘翘尾巴也不算太狂妄。
可是，汉字面对现代社会的基石－科学，却有个“先天缺陷”：由于难记而不可能大造新字去表达新概念。当然，早已造出了不少新字，比如多数的化学元素名（像氢、氧、钾、钠）。这种一字一义显然最符合科技用语的第一要求：准确无误。但三、四千个常用字已经是个沉重负担，中国小学生们要吭哧吭哧苦背三、四年，阅读能力明显落后于使用拼音文字（以英语为例）的孩子。如果完全用造新字来应对科学的发展，汉字数目将很快膨胀到让人受不了的地步。所以，汉字主要是用“老字”组新词的办法。
（英文没有字和词的区分。汉字却有字词之别，词是表达某个概念的最小单元。大多汉字本身就是词，像山、河、打、骂。但更多的词却由两个或多个字组成，一旦拆开，原来表达的意思也就不在了，比如“上海”，“文化”。）
对于汉语中根本没有的科技新概念，汉字的应对还比较成功。比如用近音字模仿英文词，像坦克（ｔａｎｋ）、尼龙（ｎｙｌｏｎ），仍是一词一义，准确无误。但是，对于汉语中已有的类似，却又不是真正等同的概念，借用老词表新义，麻烦就来了。请看下面这句：
“当今世界上所有人类都属于一个种（ｓｐｅｃｉｅｓ），在人类中可辨别出不同人种（ｒａｃｅ），比如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
怎么“一个种”又有“不同人种”？人类这一个“种”难道不是人种？这句话若放在英文里毫无混乱。Ｓｐｅｃｉｅｓ（种）是生物分类系统中的一级，指一群具有一定形态和生理特征的生物个体，他们能相互交配并能产生具有生殖能力的后代（这是简单解释，并非完整定义）。而Ｒａｃｅ（人种）仅指体貌形态上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不属于生物分类中的一级，与生物学中所说的人的“种”根本就是两个不同概念，所以也是不同的词。
而汉语中的“种”有几个意思，其中与Ｓｐｅｃｉｅｓ相近的只是“龙生龙，凤生凤”，不同的生物会世代传承自己的特征这样的泛义，而并没有生物学上“种”那样严格的含义。借用了这样一个老词来表新义，就给不知情的外行人造成混乱。
再看一个例子：赤铁矿，黄铁矿，铁矿，它们都是什么？从未学过地质学的外行人也许会想，赤铁矿和黄铁矿就是不同种类的铁矿吧？实际上呢：赤铁矿（ｈｅｍａｔｉｔｅ）是三氧化二铁，黄铁矿（ｐｙｒｉｔｅ）是硫化铁，它们是地质作用下形成的天然化合物，（比如“红色土壤的红色是因为含有赤铁矿”）。而“铁矿”呢，有两个意思，一是Ｉｒｏｎ ｏｒｅ，含铁的天然物质富集起来达到一定规模的矿体（比如“发现了大铁矿”），二是Ｉｒｏｎ ｍｉｎｅ，人类开采铁矿石的场所（比如“他在辽宁的铁矿工作”）。
一个不懂地质学的澳洲人见到Ｈｅｍａｔｉｔｅ，当然不知什么意思，但绝不会想到“铁矿”上去，因为这个词与铁（ｉｒｏｎ）和矿（ｏｒｅ或ｍｉｎｅ）根本不沾边。如果他查出了词义后，头脑中的概念是清楚的。一个中国人呢，见到“赤铁矿”往往不会去查这三个已经认识的字合在一起表达的新义，而是根据已知的旧义自然想到“红色的铁矿”，如此步入歧途。汉字的见字可猜义，从字义可猜词义，即“望文生义”，被一些人当作汉字的大优点。可是在讲求精确的科学技术领域，此优点实为大缺点。
英文面对科技的发展，以２６个字母的排列组合构成新词表达新义，就像用新鲜蔬菜烹调，要咸要淡要酸要甜，随你加什么佐料。可汉字呢，几乎每个字早就有了意思，就像腌萝卜、酱黄瓜、渍酸菜，再拿来烹调某种味道的菜非要小心选择，一不留神就被原来的“老味”弄得“串味了”。
当然，在科技界的小圈子里，汉字不会造成什么麻烦。对于“老词”所表的新义，圈内人都知道。主要“受害者”是圈外民众。中国人里“科盲”特别多，尤其一些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认识特别多，究其原因当然不止一二，但汉字在遭遇科学时的先天缺陷恐怕难脱干系。
(By 陈向阳 From CND.org)
2010年9月16日星期四
人生来平等? 森严的中国等级制度
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在演说中援引了杰佛逊写入《独立宣言》的一句话：“所有的人生来都平等”（Ａｌｌ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ａｒ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ｅｑｕａｌ．）。他将原文中的“男人”（ｍｅｎ）改成了“男人和女人”（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首先必须指出，美国社会并不是一个所有人生来都平等的社会。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从这一点来看，确实是种族平等的具体表现。然而，奥巴马的成功只是极少数的例外，以我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的经历，种族歧视的例子屡见不鲜。就连最成功的华人都有遭受歧视的例子，遑论黑人？所以美国人标榜的平等，仍只是一种美好而抽象的理想而已。
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分田地，均贫富”为号召，以农村包围城市，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在１９４９年前后（东北等解放区率先开始）共产党确实发动了土改运动，分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做到了耕者有其田，后来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更是把中国推上了奔向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道路。然而六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等级制度却依然森严。
我们先从上层建筑来看，最上面的当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然后是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依次是部级、省级、司级、地区级、市级、厅局级、处级、科级、县级和乡镇级等。城里的干部则还有街道干部和里弄干部。奇怪的是，科员里面居然还有“处级科员”之称，如果处级干部相当于“道台”的话，“处级科员”因为没有实缺可填，只好屈尊当科员，可以折合成“候补道”了。如今中国官场中的称呼通常都是都是带官衔的，如赵部、钱局、孙处、李科等。因为共产党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又有行政级别和军阶的换算，如省军级、地师级、县团级等。此外还有论资排辈，如老红军、长征干部、抗日干部、解放战争干部、抗美援朝干部、国民党起义人员等。从待遇上来看，则还有离休干部和退休干部之分，离休干部除了全薪之外，还有用车和旅游等优待。而普通职工的待遇，退休的工资打折，其他则有提前“被退休”的、下岗的和工龄买断的。在物质待遇方面，根据级别的高低，军队和地方都有大灶、中灶和小灶，此外在物质匮乏时高级干部还有特供，即所谓“吃红本儿”的。同样是干部，又分中央干部和地方干部。中央干部到地方“威水”得很，但是在北京就不稀奇了，故有“房子越住越小，车子越坐越大”之说。如果是部级以下的，真还不如到地方去当个一把手实惠。
从地理上来看，从上至下是首都、直辖市、省和自治区、地区、县。城市又分省级市、地级市和县级市，下面才是城镇和乡村。当年许多夫妻两地分居，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但是要调动，只允许同级城市之间调动，或是大城市向小城市调动，所以从外地调进北京和上海几乎是天方夜谭。何以也？当时城市的工资标准还有地区分类，北京上海是高薪的“八类地区”，而其他城市多数是低薪的“六类地区”，下面还有五类、四类的呢。还记得文革时从长春到北京出差，北京是首都，北京人凭“本儿”买肉敞开供应，外地人则一次只能买两毛钱。师傅想带点肉回长春过年包饺子吃，我便陪他去排队。两三次之后，售货员便不耐烦了，一手把两毛钱的肉扔在砧板上，另一手抡着砍刀厉声训斥道：“你还有完没完了？啊！？”于是我们只好换一家，再换一家。上海的轻工业品则是全国之首，每次从长春回上海探亲，厂里的师傅们便会托我捎东西，一张长长的购物单，够我好几天跑断腿的，难怪上海人一说可能被分配到外地便谈虎色变。同样是省、市、县，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和内陆地区的条件又大不一样。改革开放后又有了享受特殊政策优待的经济特区、长三角、珠三角、高新技术区、经济开发区、保税区等。记得当年进深圳时还要通过关卡检查，需要特殊的通行证（或护照）才能进入，赶上如今的港澳自由行了。
若与外国或港澳台沾上一点边，即所谓的“海外关系”者也，便有了外籍华人、华侨、归国华侨、爱国华侨、港澳台同胞、侨眷和海归等，还有专门为他们服务的涉外宾馆、最初的侨汇商店、友谊商店，以及后来的归国人员服务部、大件小件、免税指标等概念。如今电器产品已经过时，动辄是免税的轿车指标。钱则分成外汇和人民币，后来又有了外汇兑换券，于是在宾馆和中国银行门外便有了换外汇的“打桩模子”即外汇黄牛，能追着你走好几条马路。幸运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人民币已经与硬通货几乎等同，港澳等地的商家终于也纷纷打出了“欢迎使用人民币”的牌子。
中国社会的另一大问题就是城乡差别。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待遇截然不同，原来城里人吃商品粮，农民则是自留口粮。如今虽然取消了粮票和各种票证，老百姓可以相对而言比较自由地迁移，但是城市居民中又分常住人口、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凭户口，所以一个人生在什么地方，对他（她）的一生会有极大的影响。
其实从上小学开始就有等级制度了。小学里的少年先锋队有普通的少先队员、小队长、中队长乃至大队长。文革时则成了红小兵和红卫兵，红卫兵的头头可是“司令”一级的。从中学开始便有了班干部和学生会干部，此外还有团员和党员，于是便有了团支部书记和党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和党总支书记、团委书记和党委书记。学生里有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毕业生，走上社会之后则有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乃至全国劳动模范和新长征突击手。
中国的义务教育一直到初中，但是学校也分等级。文革时工厂里根据毛主席最新指示办学，于是便出现了“七·二一大学”之新生事物，当时的正规大学生则改成“工农兵学员”了，以区别于臭老九。恢复高考后大学有教育部重点、全国重点和省重点之等级。同样是大学本科，如今又有“一本”和“二本”之分，于是便产生了“专升本”这样的新概念。此外当然还有函授大学、业余大学、网络大学，乃至老年大学。中学则有省重点、市重点、区重点和普通中学。希望小学听起来让人感动得泪下，其实却处于教育金字塔的最底层。即使同样是高中生，北京、上海高考的录取线又远比其他省市低，所以投胎在北京、上海的学生就比外地的学生便宜好几十分。当然有钱的家庭可以通过在北京、上海买房获得户口，从此改变孩子一生的命运。同样是孩子，还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入托、上学、医疗等都有种种优待。至于教师，也分三六九等，有公办和民办教师，还有正式和代课之分。文革结束后，我在长春拖拉机厂工作，被借调到厂子弟中学教英文。长春拖拉机厂虽是当时众人羡慕的万人大厂，我却是一个小工人，归劳资科管，而教师属于干部编制，归组织部管。所以当时我在子弟校教书的身份是“以工代干”。
说到职称，则有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和普通职称。最上面的是中科院院士（即原来的学部委员）、领国务院津贴的专家，教育和学术界有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教授当中还有博导、硕导和理所当然的“学导”（恕我胡说），下面才是讲师和助教。中小学则有高级教师和特级教师，如果还不解恨的话，今后不知道是否还会有“超级教师”之美誉。此外还有高级工程师、高级农艺师、高级经济师、高级统计师、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等。据说教授、研究员等高级职称享受局级待遇，都是可以换算的。出版系统有总编、编审、编辑，媒体有特级记者、高级记者、特派记者、主播、主持人、播音员等。就连服务行业的理发师，现在也有高级造型师、美容师，按摩和足浴的则称为技师。难怪许多人的名片上印上无数头衔，乃至一面都不够用，正反两面都印满了，便用两张对折的，四面都印满还意犹未尽。
从建国开始到文革结束，一直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于是便有红五类，即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文革时更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这三类人，于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知识分子便成了“臭老九”。地主当中则又分恶霸地主、工商地主和一般的地主和富农，需要争取的则是富裕中农、上中农和中农，革命的下中农、贫农、雇农乃至流氓无产阶级。在城市里则有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本家、民族资本家、资本家、小业主、干部、以工代干、工人、高级职员、职员、自由职业者等。如果红五类犯错误则是人民内部矛盾，黑九类犯错误则是敌我矛盾，如果坦白从宽，则可能将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有的人虽不是黑五类，但是有历史问题，则可能成为内控对象。即使是最普通的老百姓，即所谓的革命群众，也有骨干、积极分子和普通群众之分。
就业也有等级。文革时最牛的是工矿，而工矿中又以本地工矿居首，外地工矿次之，到三线工厂去支内的最差。１９６９年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年知识青年的社会地位则相当于现在的外地民工。就连知识青年也分等级，最好的是军垦农场，国营农场稍次，但是都有旱涝保收的工资和探亲假，我则是靠天吃饭的插队落户。此外下乡的远近也大有讲究，最好的是近郊，最糟糕的是新疆、北大荒和云贵等边疆。我到吉林吃的是窝窝头和高粱米饭，远不如吃大米的江、浙、湖、广等南方省份，但还是聊胜于以红薯为主食的安徽淮北。抽调进工厂后，则有干部编制和工人编制。干部中１３级以上的是高干，工人则从学徒、一级工到八级工。工种也有讲究，分普通的熟练工种和比较牛的技术工种。文革时最吃香的的职业是听诊器、方向盘和切菜刀。文革时取消军衔，当兵则分“四个兜”的干部和“俩兜”的战士。干部解甲归田为“转业”，可以按照地师级、县团级之类的公式换算成地方官，战士“复员”后则由安置办公室分配个技术工种。干部探亲、出差坐硬卧，战士坐硬座，高干则可以享受软卧和飞机，就相当于现在乘飞机的头等舱、商务舱和经济舱。文革时全民皆兵，家庭成分好的可以当“基干”民兵，俺家成分高，只好当普通民兵。我想现在的下岗职工就相当于文革时留在城里不下乡而“被待业”的待业青年。至于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原来是“五保户”，如今则是“低保户”。
改革开放后与国际接轨，开始以白领和蓝领来区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当然还有旱涝保收的公务员，相对于合同到期后可能“被跳槽”的合同工。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最近又出现了金领、白金领和钻石领，未婚的钻石领便成了钻石王老五。在就业链的最底层则是外地民工和保姆，他们外出打工留在老家的子女便是留守儿童。除了衣领的颜色和质料之外，企业的性质也至关重要。建国伊始还有私营企业，我小时候有私立幼稚园和公立幼儿园，我猜想大概是因为公立幼儿园里的小朋友虽小并不幼稚。此外还有私立小学和公立小学、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１９５６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便有了公私合营企业，经理则分为公方经理和私方经理，公方经理说了算。国有企业为全民所有制，当年旱涝保收，便有“铁饭碗”和“大锅饭”之保障。此外还有集体所有制企业、民办企业、街道企业和乡镇企业。除了所有制之外，工作单位还分成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待遇也不相同，原来企业单位牛，现在因为许多企业破产，所以事业单位好了，风水轮流转嘛。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原来无业的人变成了“个体户”自寻出路，其中有些歪打正着，成了中国的第一批“万元户”而光荣致富。正规企业中先出现了中外合资企业，后来又有了独资的外资企业，此外还有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对就业来说，除了工作性质之外，更重要的是企业的性质。公司则分上市公司和普通公司，上市公司里面还分主板和创业板，股票里则分人民币购买的Ａ股和外汇购买的Ｂ股，此外还有法人股、流通股、优先股和普通股。公司内部的等级则有总裁、董事长、董事和监事，近来又有首席执行官之美称，下面便是总经理、资深副总经理、副总经理、部门经理、副经理，往下一直到普通办事员。
如果你生病了，则又有等级在等着你。原来分公费医疗和劳保，现在则是医保，离休干部的医药费全部免费，普通老百姓则有限额，超过部分自己承担一定的百分比。医院则分省级医院、市级医院、区级医院、中心医院、地段医院、街道医院、和卫生所，医生里则有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和普通医生，护理人员有护理师、护士和患者自费请的护工，自从有了护工，护士便升了一级，大小便就得委屈护工打扫了。看病又分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病房则有高干病房、外宾病房、ＶＩＰ病房和普通病房。
住房也有等级，原来是按级别决定住房面积，住房改革后则有商品房、公房、低收入房，商品房中还有豪宅、别墅、联体别墅、高层、小高层和平房，城里人住的是产权房，农村自己盖的房子则是小产权房。投资炒房出租的则为大房东，转手牟利的便是二房东，租房族里有钱的是独租，外地进城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们则只好委屈地“群租”蜗居了。
我一介布衣，却有幸当过农民、工人、教师、商人和律师。文革失学十二年后恢复高考，我居然还能搭上最后一班车，从学士到硕士乃至博士。我曾住过三分钱一宿的大车店，也住过五星级的宾馆。我曾赶着马车到县城，百十来里路得走十几个小时，我也无数次乘飞机十几个小时横跨太平洋。我曾成吨地吃过苞米面窝头和高粱米饭就大葱蘸大酱，我也吃过鱼翅和鲍鱼。年过花甲的我，经历了世态炎凉，如今自己吃饭永远是一碗面条，每吃一碗都觉得是天堂里的食品，是国宴，每天都是在过生日、过年，这才是最重要的。
(By 胡果威,from CND.org)
首先必须指出，美国社会并不是一个所有人生来都平等的社会。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从这一点来看，确实是种族平等的具体表现。然而，奥巴马的成功只是极少数的例外，以我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的经历，种族歧视的例子屡见不鲜。就连最成功的华人都有遭受歧视的例子，遑论黑人？所以美国人标榜的平等，仍只是一种美好而抽象的理想而已。
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分田地，均贫富”为号召，以农村包围城市，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在１９４９年前后（东北等解放区率先开始）共产党确实发动了土改运动，分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做到了耕者有其田，后来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更是把中国推上了奔向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道路。然而六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等级制度却依然森严。
我们先从上层建筑来看，最上面的当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然后是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依次是部级、省级、司级、地区级、市级、厅局级、处级、科级、县级和乡镇级等。城里的干部则还有街道干部和里弄干部。奇怪的是，科员里面居然还有“处级科员”之称，如果处级干部相当于“道台”的话，“处级科员”因为没有实缺可填，只好屈尊当科员，可以折合成“候补道”了。如今中国官场中的称呼通常都是都是带官衔的，如赵部、钱局、孙处、李科等。因为共产党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又有行政级别和军阶的换算，如省军级、地师级、县团级等。此外还有论资排辈，如老红军、长征干部、抗日干部、解放战争干部、抗美援朝干部、国民党起义人员等。从待遇上来看，则还有离休干部和退休干部之分，离休干部除了全薪之外，还有用车和旅游等优待。而普通职工的待遇，退休的工资打折，其他则有提前“被退休”的、下岗的和工龄买断的。在物质待遇方面，根据级别的高低，军队和地方都有大灶、中灶和小灶，此外在物质匮乏时高级干部还有特供，即所谓“吃红本儿”的。同样是干部，又分中央干部和地方干部。中央干部到地方“威水”得很，但是在北京就不稀奇了，故有“房子越住越小，车子越坐越大”之说。如果是部级以下的，真还不如到地方去当个一把手实惠。
从地理上来看，从上至下是首都、直辖市、省和自治区、地区、县。城市又分省级市、地级市和县级市，下面才是城镇和乡村。当年许多夫妻两地分居，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但是要调动，只允许同级城市之间调动，或是大城市向小城市调动，所以从外地调进北京和上海几乎是天方夜谭。何以也？当时城市的工资标准还有地区分类，北京上海是高薪的“八类地区”，而其他城市多数是低薪的“六类地区”，下面还有五类、四类的呢。还记得文革时从长春到北京出差，北京是首都，北京人凭“本儿”买肉敞开供应，外地人则一次只能买两毛钱。师傅想带点肉回长春过年包饺子吃，我便陪他去排队。两三次之后，售货员便不耐烦了，一手把两毛钱的肉扔在砧板上，另一手抡着砍刀厉声训斥道：“你还有完没完了？啊！？”于是我们只好换一家，再换一家。上海的轻工业品则是全国之首，每次从长春回上海探亲，厂里的师傅们便会托我捎东西，一张长长的购物单，够我好几天跑断腿的，难怪上海人一说可能被分配到外地便谈虎色变。同样是省、市、县，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和内陆地区的条件又大不一样。改革开放后又有了享受特殊政策优待的经济特区、长三角、珠三角、高新技术区、经济开发区、保税区等。记得当年进深圳时还要通过关卡检查，需要特殊的通行证（或护照）才能进入，赶上如今的港澳自由行了。
若与外国或港澳台沾上一点边，即所谓的“海外关系”者也，便有了外籍华人、华侨、归国华侨、爱国华侨、港澳台同胞、侨眷和海归等，还有专门为他们服务的涉外宾馆、最初的侨汇商店、友谊商店，以及后来的归国人员服务部、大件小件、免税指标等概念。如今电器产品已经过时，动辄是免税的轿车指标。钱则分成外汇和人民币，后来又有了外汇兑换券，于是在宾馆和中国银行门外便有了换外汇的“打桩模子”即外汇黄牛，能追着你走好几条马路。幸运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人民币已经与硬通货几乎等同，港澳等地的商家终于也纷纷打出了“欢迎使用人民币”的牌子。
中国社会的另一大问题就是城乡差别。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待遇截然不同，原来城里人吃商品粮，农民则是自留口粮。如今虽然取消了粮票和各种票证，老百姓可以相对而言比较自由地迁移，但是城市居民中又分常住人口、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凭户口，所以一个人生在什么地方，对他（她）的一生会有极大的影响。
其实从上小学开始就有等级制度了。小学里的少年先锋队有普通的少先队员、小队长、中队长乃至大队长。文革时则成了红小兵和红卫兵，红卫兵的头头可是“司令”一级的。从中学开始便有了班干部和学生会干部，此外还有团员和党员，于是便有了团支部书记和党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和党总支书记、团委书记和党委书记。学生里有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毕业生，走上社会之后则有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乃至全国劳动模范和新长征突击手。
中国的义务教育一直到初中，但是学校也分等级。文革时工厂里根据毛主席最新指示办学，于是便出现了“七·二一大学”之新生事物，当时的正规大学生则改成“工农兵学员”了，以区别于臭老九。恢复高考后大学有教育部重点、全国重点和省重点之等级。同样是大学本科，如今又有“一本”和“二本”之分，于是便产生了“专升本”这样的新概念。此外当然还有函授大学、业余大学、网络大学，乃至老年大学。中学则有省重点、市重点、区重点和普通中学。希望小学听起来让人感动得泪下，其实却处于教育金字塔的最底层。即使同样是高中生，北京、上海高考的录取线又远比其他省市低，所以投胎在北京、上海的学生就比外地的学生便宜好几十分。当然有钱的家庭可以通过在北京、上海买房获得户口，从此改变孩子一生的命运。同样是孩子，还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入托、上学、医疗等都有种种优待。至于教师，也分三六九等，有公办和民办教师，还有正式和代课之分。文革结束后，我在长春拖拉机厂工作，被借调到厂子弟中学教英文。长春拖拉机厂虽是当时众人羡慕的万人大厂，我却是一个小工人，归劳资科管，而教师属于干部编制，归组织部管。所以当时我在子弟校教书的身份是“以工代干”。
说到职称，则有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和普通职称。最上面的是中科院院士（即原来的学部委员）、领国务院津贴的专家，教育和学术界有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教授当中还有博导、硕导和理所当然的“学导”（恕我胡说），下面才是讲师和助教。中小学则有高级教师和特级教师，如果还不解恨的话，今后不知道是否还会有“超级教师”之美誉。此外还有高级工程师、高级农艺师、高级经济师、高级统计师、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等。据说教授、研究员等高级职称享受局级待遇，都是可以换算的。出版系统有总编、编审、编辑，媒体有特级记者、高级记者、特派记者、主播、主持人、播音员等。就连服务行业的理发师，现在也有高级造型师、美容师，按摩和足浴的则称为技师。难怪许多人的名片上印上无数头衔，乃至一面都不够用，正反两面都印满了，便用两张对折的，四面都印满还意犹未尽。
从建国开始到文革结束，一直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于是便有红五类，即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文革时更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这三类人，于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知识分子便成了“臭老九”。地主当中则又分恶霸地主、工商地主和一般的地主和富农，需要争取的则是富裕中农、上中农和中农，革命的下中农、贫农、雇农乃至流氓无产阶级。在城市里则有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本家、民族资本家、资本家、小业主、干部、以工代干、工人、高级职员、职员、自由职业者等。如果红五类犯错误则是人民内部矛盾，黑九类犯错误则是敌我矛盾，如果坦白从宽，则可能将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有的人虽不是黑五类，但是有历史问题，则可能成为内控对象。即使是最普通的老百姓，即所谓的革命群众，也有骨干、积极分子和普通群众之分。
就业也有等级。文革时最牛的是工矿，而工矿中又以本地工矿居首，外地工矿次之，到三线工厂去支内的最差。１９６９年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年知识青年的社会地位则相当于现在的外地民工。就连知识青年也分等级，最好的是军垦农场，国营农场稍次，但是都有旱涝保收的工资和探亲假，我则是靠天吃饭的插队落户。此外下乡的远近也大有讲究，最好的是近郊，最糟糕的是新疆、北大荒和云贵等边疆。我到吉林吃的是窝窝头和高粱米饭，远不如吃大米的江、浙、湖、广等南方省份，但还是聊胜于以红薯为主食的安徽淮北。抽调进工厂后，则有干部编制和工人编制。干部中１３级以上的是高干，工人则从学徒、一级工到八级工。工种也有讲究，分普通的熟练工种和比较牛的技术工种。文革时最吃香的的职业是听诊器、方向盘和切菜刀。文革时取消军衔，当兵则分“四个兜”的干部和“俩兜”的战士。干部解甲归田为“转业”，可以按照地师级、县团级之类的公式换算成地方官，战士“复员”后则由安置办公室分配个技术工种。干部探亲、出差坐硬卧，战士坐硬座，高干则可以享受软卧和飞机，就相当于现在乘飞机的头等舱、商务舱和经济舱。文革时全民皆兵，家庭成分好的可以当“基干”民兵，俺家成分高，只好当普通民兵。我想现在的下岗职工就相当于文革时留在城里不下乡而“被待业”的待业青年。至于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原来是“五保户”，如今则是“低保户”。
改革开放后与国际接轨，开始以白领和蓝领来区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当然还有旱涝保收的公务员，相对于合同到期后可能“被跳槽”的合同工。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最近又出现了金领、白金领和钻石领，未婚的钻石领便成了钻石王老五。在就业链的最底层则是外地民工和保姆，他们外出打工留在老家的子女便是留守儿童。除了衣领的颜色和质料之外，企业的性质也至关重要。建国伊始还有私营企业，我小时候有私立幼稚园和公立幼儿园，我猜想大概是因为公立幼儿园里的小朋友虽小并不幼稚。此外还有私立小学和公立小学、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１９５６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便有了公私合营企业，经理则分为公方经理和私方经理，公方经理说了算。国有企业为全民所有制，当年旱涝保收，便有“铁饭碗”和“大锅饭”之保障。此外还有集体所有制企业、民办企业、街道企业和乡镇企业。除了所有制之外，工作单位还分成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待遇也不相同，原来企业单位牛，现在因为许多企业破产，所以事业单位好了，风水轮流转嘛。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原来无业的人变成了“个体户”自寻出路，其中有些歪打正着，成了中国的第一批“万元户”而光荣致富。正规企业中先出现了中外合资企业，后来又有了独资的外资企业，此外还有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对就业来说，除了工作性质之外，更重要的是企业的性质。公司则分上市公司和普通公司，上市公司里面还分主板和创业板，股票里则分人民币购买的Ａ股和外汇购买的Ｂ股，此外还有法人股、流通股、优先股和普通股。公司内部的等级则有总裁、董事长、董事和监事，近来又有首席执行官之美称，下面便是总经理、资深副总经理、副总经理、部门经理、副经理，往下一直到普通办事员。
如果你生病了，则又有等级在等着你。原来分公费医疗和劳保，现在则是医保，离休干部的医药费全部免费，普通老百姓则有限额，超过部分自己承担一定的百分比。医院则分省级医院、市级医院、区级医院、中心医院、地段医院、街道医院、和卫生所，医生里则有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和普通医生，护理人员有护理师、护士和患者自费请的护工，自从有了护工，护士便升了一级，大小便就得委屈护工打扫了。看病又分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病房则有高干病房、外宾病房、ＶＩＰ病房和普通病房。
住房也有等级，原来是按级别决定住房面积，住房改革后则有商品房、公房、低收入房，商品房中还有豪宅、别墅、联体别墅、高层、小高层和平房，城里人住的是产权房，农村自己盖的房子则是小产权房。投资炒房出租的则为大房东，转手牟利的便是二房东，租房族里有钱的是独租，外地进城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们则只好委屈地“群租”蜗居了。
我一介布衣，却有幸当过农民、工人、教师、商人和律师。文革失学十二年后恢复高考，我居然还能搭上最后一班车，从学士到硕士乃至博士。我曾住过三分钱一宿的大车店，也住过五星级的宾馆。我曾赶着马车到县城，百十来里路得走十几个小时，我也无数次乘飞机十几个小时横跨太平洋。我曾成吨地吃过苞米面窝头和高粱米饭就大葱蘸大酱，我也吃过鱼翅和鲍鱼。年过花甲的我，经历了世态炎凉，如今自己吃饭永远是一碗面条，每吃一碗都觉得是天堂里的食品，是国宴，每天都是在过生日、过年，这才是最重要的。
(By 胡果威,from CND.org)
2010年8月14日星期六
中国教育问题讨论
中国教育问题讨论
吴量福
(from CND.org 《华夏文摘》)
一、中国教育的“ABC”
1. 历史背景
中国的教育在世界发展史上可算有最悠久的传统。自打孔子开始，我们就注意教育在社会和个人发展中的作用。孔子的那个时代，正值春秋晚期，列国争斗，社会秩序不可算不乱，但孔子却也看到“教育救国的道路”。孔子虽然自己不动手写，但由他人替他笔录的东西也是不少。根据山东大学的葛老先生考察，孔子编辑整理的教材就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等6种。1 在那个时代，教育文化本都是宫廷里的事，属于贵族活动。但由于孔子的努力，教育也“走向了社会，分布于民间”。2 用今天的语言，就是普及教育。自打孔子以后，政府和老百姓都重视教育。老百姓读书，意在当官，所谓学而优则仕。皇上从民间选有才之士出来当官，也是通过考试进行。考卷答得好，也不进行政审和考察，即可有个一官半职。每年科举考试都要考出什么状元、探花、榜眼，举人，等名次。虽然不都是当了大官，但这些学子的社会地位会为此而大大地升高。由此可见在中国古时候，教育和学历这些东西的重要性。
虽说重视教育，但是上学就意味着家有闲人。在中国封建年代，农民以耕田为其生，老百姓家里养不起月食斗粮而终日读书的人。所以，绝大多数的老百姓还是与教育无关。这才有了方圆几百里才能出一个秀才的情况。像王冕那种贫寒的学子实际上是不多见的。读书人大多是出在有钱人家中。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近代的中国。有钱人家的孩子能上学，当官。再下一代，还是有钱，还是能当官。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只能在大田里耕作。这样代代相传。中国人所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个道理。
从另一个角度看呢，教育也让皇上不喜欢：能读书了，就知道的多；知道的多了，就要思考。爱思考的人老是要问为什么，给统治者找麻烦。秦始皇焚书坑儒就体现了统治者的这种担心。就是到了现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横行一时的“四人帮”也提出过“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与秦始皇在历史的两端遥相呼应。
中国传统上的教育与现实生活基本是脱节的。仅从语言文字与日常的说话为例，直到近代的中国，书写与平日的说话是两回事。书写文字是“之乎者也”似的文言文，老百姓平时说话却是大白话。直到鲁迅那个年代，人们开始提倡白话文，才真正开始将书写语言与日常用语通用。这个“白话”运动的社会后果之一就是给普及教育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
清末民国时期，随着外国文化的入侵，外国办教育的方式方法也渐渐地被介绍到中国来。那时候创办的京师大学堂、3 北洋大学，等高等学府，为中国打下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已经被广泛接受。孙中山要打天下，统一中国，也要办一所学校，培养军士骨干。那就是著名的黄埔军校。共产党在延安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要办“抗大”，以培养革命精英。
新中国建立之后，对教育仍是十分重视。五十年代培养出的一代大学生到后来的国家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幸的是，在10年文革中，中国的教育系统以及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一批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被摧毁了。在10年的时间内，中国的教育停滞不前，造成了一个断层，中国教育的元气在文革后的几十年内都不能恢复过来。
2.中国教育的现状
(1) 投资情况
文革后的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在教育上落后的后果，的确下了大力气来解决教育的问题。现任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就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4 由于其重要程度，教育的管理是由国家统一进行的。
这里我们需要停下来解释一下。中国的政治系统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体制，政府的行政作为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所以，政府对社会财富的管理和对社会发展的投资，都是国家行为。一般百姓对国家的行为是没有发言权的。在教育的问题上，国家打算投资多少、投资比例，公众事先是不太知道的。我们在讨论中应该牢记这个特点。在西方国家，比如美国，政府并不意味着国家。公众对政府征税以及政府的预算数字比较了解。而且，美国的联邦政府不负责美国老百姓的教育。教育是州和地方政府的责任。所以，中国教育体制与西方，至少是与美国的教育体制不可比。
既然是由国家负责，那国家对教育投资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中国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在2002年就达到3107亿元人民币。要注意的是，这个数字不是中国社会对教育的总投资，而仅仅是国家(或者是政府)的投资。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4》的数据，2002年，社会投入346亿元，个人投入5795亿元。国家，社会和个人投资在教育总投资额中的比例分别为：33.6%，7%，62.7%。这三项加在一起的总额是9248亿元。这么看，要想把中国的教育办好，那１万亿的美元储备也还不算太多了。
再来看这3107亿元国家投资的部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似乎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主要指标之一。这3107亿元占中国2002年GDP的3.2%。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比例呢。低！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比算低的了。与发达国家比,那肯定是太低了。与不发达国家比，也不算高。前几年山东有两个人搞了一份研究，比较各国在教育上的支出。他们比较的是“人均教育支出”。在1993年，世界平均的人均教育支出是299美元，发达国家为1089美元，发展中国家为43美元，不发达国家为8美元，我们中国的是10美元多一点。5 这是与别人比。
自己和自己比呢？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国家负责教育的部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到90年代中期，政府或者国家对教育的投资比例应该达到GDP的4%。实际上呢，1995年才是2.1%，2000年占2.6%。进入了新世界后，2002年，才有3107亿元，还是没到位。有两位北京的学者在2007年搞了一份研究。他们发现，中国公共教育投资与GDP的比例为1980年:3.0%；1985年:2.9%；1990年:3.0%；1995年:2.4；2000年:2.9%。6 北京这两位学者的数字与山东两位研究人员的数字相同。由于我们手边没有2006和2007年的数字。但我们可“猜一猜”。中国的国务委员陈至立在2006年的一次报告会上说“将尽快使全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2010年力争达到5%。”7 从这位国务委员的言语中可以看出，4%这个比例仍停留在目标这一水平上。教育部门在90年代初提出的目标没有被实现。那么，是否能达到“2010年力争达到5%”这个新目标只有让历史来证明了。
中国的教育投资比例在世界上算是低的了。但是，中国的教育系统的承担量却在世界上数第一。2005年，中国在校的大学生总数为1400万8;不算大学生，仅在中国农村的学龄儿童数量就高达1.5亿。9 这两个数字，外加在城市里几千万的小学、初中、高中的学生，再加上在各种技校中专学校就读的学生，中国学生的总数可能会高达2亿。2亿是个什么概念？按国家算，这个数字可以抵国。拿美国来说，其人口在2007年达3亿，如果有2亿人口只上学，不创造财富，那美国在今天也只能算是一个未发展国家了。
周部长说“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但从资金上看，教育的“基石”地位尚未体现出来。
国家对教育的投资不足是事实。多少年来，中国的领导人都在说、都在讲，要重视教育。中国的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教育问题，“获得7次掌声”。教育部发言人对此十分感动，认为“这充分显示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教育问题的重视程度”。10 但是，“重视”总是要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的。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增大对教育的投资，在程序上和技术上是不会有问题的。同样道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不对教育进行足够的投资，在程序上和技术上也是不会有问题的。教育不是修大坝、造火箭、修建国家大剧院，几年后就可以看到成果。教育界有句口号，“十年种树，百年育人”。这是一种比喻。意思是，今年种的树，要10年后才能成材。而百年育人呢，不是说要花100年才能培养一个学生,而是说教育人是百年大计，是一项长远的工程。换句话说呢，今年对教育投入1000亿，其效果在几十年内也看不到。反过来看呢，今年对教育少投资或者不增加投资，其影响在几十年内也看不到。投资不到位还是对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不足的结果。连续在报告中提到教育和随之而来的掌声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毫无意义！
上面谈的是国家对教育投资的情况。让我们来看中国老百姓个人在教育上的投资。我们在前面介绍了，2002年中国在教育上的社会总投资额为9248亿元。其中国家投资才占3107亿元，还不到一半。谁出了大头？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个人投资额为5795亿元，占社会总投资的62.7%。面对这些数据，难怪中国的官方新闻社新华社认为，中国的“义务教育”已经“早无‘义务’之实”了。11
让我们拐一个弯，看看美国老百姓在教育上的开销。我们随手找一个美国的中学学区来比较。这个学区位于美国芝加哥西部的一个城市，学区中有两所高中，有学生８千多。学生是从周围５个城市来的。所以这是一个跨市的学区。五个城市的居民中，凡是有房产的，都要交纳房产税。房产税的35%是给这个学区的，另外23%给了小学学区（本文不做介绍）。以此看，地产税中将近60%都用于教育了。无论家中是否有学龄儿童，这部分是必须交。从学区的预算中看出，12 学区总财政收入为7178万美元。其中，居民交纳的财产税占81％，学费占3%，联邦的援助性拨款占3%，州政府的援助性拨款占0.007%。其他一些来源占余下15%。
我们从这些实际数字看出，第一，老百姓的税是学校运作的主要资金来源。难怪美国老百姓可以对学校的管理指手画脚呢。第二，美国政府（美国人没有将政府看为是国家的化身）对教育投资甚少。换句话说，美国的教育是社会化了的。美国的这种办教育的方法与其政治体制有关，中国无法借鉴的。我们在前面提到中美两国的教育体制不可比，这是原因之一。
从中国的教育体制上看呢，虽然名义上是义务教育，但实质上已经将教育经费负担转到老百姓身上了。城市居民尚可承担，到了８亿农民身上，就是苦不堪言了。为了解决农村学生的学费问题，中国政府办了两件事。第一是从2007年开始，将1.5亿农村孩子的学杂费全部免除，而且还为家庭贫穷的孩子提供免费的课本。13 这就是国家 “两免一补”的措施。对于广大贫穷的农村学生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大好事。这种政策使得许许多多原来上不起学的农村孩子都走进了学校。第二是在2001年对农村的学校设置进行了合并调整(2001年5月，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称这样的调整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和“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的布局”。14 调整的结果是在2000年到2005年间，农村的小学数量减少了9万所，初中减少了3000所。王旭明指出，虽然学校数量减少了，但入学率还保持在98%。
这两项措施的效果如何呢？先看那“两免一补”的措施。免收学杂费，国家要投大量资金去填补空白。这本是在“义务教育”体制下应该做的事情。在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施行之前，中国的海南省就已经自行拨出近２亿元补贴教育，免去了省范围内农村学生的两费。学生不用交学杂费，并不意味着学龄儿童就都来上学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全县穷孩子太多，每年开学，所有县乡干部就要挨户动员他们上学。一番动员之后，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孩子辍学在家。原因很简单，第一，不交学杂费并不等于没有费用。学校远，孩子要吃要住宿，都是额外的开销，农民出不起。第二，有些大一点的孩子，在家可以帮助干点农活。去上学，田里的活没人干。下面是一段有关的报导：
“保亭县贫困孩子多，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所有农村中小学校舍破旧，教学设施跟不上，大多学校除了校舍没有任何教学仪器，有的学校连厕所都没有。学校建不起教师宿舍，一些教师只能住茅草屋。为了改善校舍，前些年只能先请施工队施工，现在好几年过去了，全县还有六七百万元的工程款无法偿还，一到年关，我这个教育局长就到处躲债。另外，师资力量不足，教师队伍老化，4年来没有分配一名大中专以上毕业生当教师，教学质量差，直接影响了升学率。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道镇番亲小学校长竺达龙告诉说，全校224名学生几乎都是贫困生，很多学生都欠学费，一欠就好几年，看到这些可怜的孩子，真不忍心让他们不上学。记者在响水镇合口小学见到在校寄宿的８名学生，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8岁，最大的14岁，宿舍是一间教室临时隔成的，男女学生都打通铺，吃睡都在床上。学校没有厨房，只能在露天用石块搭灶煮饭，煮一锅稀饭就吃上一二天，馊了的稀饭他们照样吃。什半村10岁的吉丽怀和8岁的吉丽金是一对寄宿姐妹，姐姐吉丽怀说，爸妈一星期只给我们３元钱生活费。而同是住校的王世健和王世龙兄弟俩家里则拿不出一分钱，他们只能以盐当菜。所有住校生都一样清苦。”15
这段文字很能说明问题了。农民的孩子上起学，教学质量，提高教育水平，仅仅依靠“两免一补”是远远不够的。学校的设备和师资也还是待解决的大问题。
再看学校合并调整的措施。实行这项措施的根本原因不是要“优化整合农村现有的学校设施”，而仍旧是资金不足。这项调整的结果可能是节省了教育投资，但也为农村的孩子们带来更大的困难。王旭明承认，调整后，许多孩子要走更远的路去学校，在吃饭和住宿上增加了经济上的负担。16
根据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周济的讲话，中国在2000年就已经向全世界宣布已经基本普及了９年义务教育。17 从资料中看，在“2000年基本普及了9年义务教育”并不是事实。这种说法至少反映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决策信息与现实脱节。其中道理很简单。中国从2007年才开始“两免一补”的政策，那又怎么能在2000年就宣称“基本普及了义务教育”了呢？从城市中的情况看，学生的家庭仍然是子女教育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到今天，中国还没能在完整的意义上实现了义务教育。
农民太穷是教育落后的原因；教育水平低，又是农民不能脱贫的原因。如何解决这两个互为因果的问题呢？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迄今也没找到答案。
中国人口13亿，其中8亿是农民。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西部在中国又是“第三世界”。中国1.5亿农村的孩子中，5000万在西部。这5000万孩子不接受良好的教育，中国西部的前途何在？中国的前途又在哪里？教育跟不上，农民的孩子还是农民。几千年的循环还在重复。国力从何谈起？
(2) 教育结构和教育系统的效率
中国的教育体系分成4个层次和4个类型。第一层次为普通教育。普通教育是中国教育体系的主干部分。普通教育按学生的年龄与接受教育的水平分为 4个阶段：１)学前教育包括幼儿园、学前班，等等。2）初等教育，也就是小学。3）中等教育。中等教育包括中专、技校、职业中学、普通中学，等等。4）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大学和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等等。第二层次是成人教育。所谓成人教育就是为错过正式上学机会的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人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在大学水平的有成人教育的机构包括广播电视大学、职工高等学校、管理干部学院；等等。在初等教育水平的包括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干部中等专业学校，等等。在小学阶段的教育包括职工或农民扫盲班，等等。第三层次是其他类型的教育。其他类型的教育包括军事院校、民办学校、外国留学生学校，等机构。第四层次是各类的培训学校、培训计划，等等。其实，按照严格的定义，这一层次机构不应该算作是教育，而是技能培训。
中国的这个教育结构的设计是合理的，其涵盖范围涉及了所有需要接受教育的不同社会群体。中国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标准学制为19年：3年幼儿园，6年小学3年初中，3年高中，最后是4年大学（医学院校和清华大学除外）。如果还打算读研究生，那就需要相对地增加几年。在这4个层次中，值得讨论的是普通教育及其中从初等教育到大学教育的不同教育阶段。
从设计上看，既然是“普通”教育，那么这个层次的教育机构就构成了中国教育系统的主干，承担了在中国普通教育、提高教育水平、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知识上和人才基础的主要任务。从现实中看，中国教育投资的重点也就放在普通教育上了。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提供的数字，在2006年，中国有普通高校1867所；中学76703所，其中16153所高中,60550所初中；幼儿园和学前学校130495所。
2006年在这些学校中读书的学生人数分别为，高校：1738.8万；中学： 8451.9万，其中， 2514.5万高中生， 5937.4万初中生；10711.5万小学生；2263.9在幼儿园中的学龄前儿童。这组数字显示，中国的普通教育系统的接纳能力还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将下面两组数字比较却能看出中国教育系统的“力量”还是远远跟不上社会对教育的需求：
高校
中学
高中
初中
职业中学
小学
2006年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数
377.5
2789.5
727.1
2062.4
179.5
1928.5
2006年各级各类学校招生数
546.1
2794.8
871.2
1923.6
294
1729.4
单位：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资料年鉴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7
我们从这两组数字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系统的接纳能力还是有限的。比如，2006年,小学毕业生人数为1928.5万，初中和职业中学的招生人数的总合（2217.6万）。大于小学毕业生的人数。但是，同年的初中毕业生人数为2062.4万，但高中的招生人数才达到871.2万,初中到高中的升学率为42%。这就意味着有58%的初中毕业生（约1200万）没有升到高中。由于中国高中教育系统的容纳量远远达不到要求，所以中国的教育部长将中国初级和中级教育的目标定位于“一半或者一小半去读普通高中”。18
只有一半的初中毕业生能够升高中应该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相比之下，美国的初中毕业生是必须读高中的。在美国大部分州都有法律规定学生必须读高中。有一些州允许学生从高三开始学一些职业性的课程，如果这些学生不打算继续读大学的话。无论高中毕业后的前途选择是什么，高中毕业文凭是必须的。由此看，中国有一半初中生没有高中水平，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中国的８亿的农民人口可能是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
再看大学招生情况。2006年的高中毕业生人数为871.2万。可同年的大学招生总人数才是546.1万。高中到大学的升学率为62.7%。这个数字可是不算高。让我们再换一种比较方法。在1994年，中国的小学一共招生2537万名。这些学生在经过了6年的小学教育、3年的初中教育、３年的高中教育之后，无论是中途辍学，还是成绩不佳，或者是其他原因，到2006年只有21.5%的人成功地进入了大学（2006年大学招生人数为546.1万）。这个比例说明中国教育系统的运作效率不是很高。相比之下，美国在1994年小学（Grade School）入学人数为1221.3万。到2006年这批学生升大学的时候（大部分美国的初中为2年，高中4年），美国高校（包括公立和私立）的招生总数为1373.8万。19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高校每年有大量外国留学生和许多非当年高中毕业生入学。这使得美国2006年大学入学人数要略高于1994年小学入学人数。故此，如果将这两部分学生去掉的话，招生总数会明显地低下来。但是，即便如此，美国教育制度的效率和成功率还是比中国的高了许多。
(3) 说是要改，但改不了的教学方式
涉及到教育系统的效率问题，资金固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但是，中国学校中－－包括从小学到大学，占主流的还是以“考试得高分”为目的的教学文化。我们将这种教学方式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来考察，是因为这种“应试教育”在过去30年来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教学和学习方式。所谓应试教育的教学方式是指在教学中和学生们的学习中，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能将考试的成绩搞好。考试难，上好学校就更难。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高中，为什么是重点？就是因为升学率高。升学率高，就是好学校。我们在前文提到过，每一个小学生在入学时，就开始与其他４个学生在竞争上大学的机会。家长们都知道，12年以后，每10个学生中，只有两个能够走进大学的校门。不上大学，就没有前途。
在中国的教育界，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似乎早已有定论。从中国最高负责教育的官员到学生家长，都认为应试教育应该被改革掉。中国教育部的发言人坦诚地认为，中国教育方式中的“应试教育还是相当严重的”。20 但是，教育部的部长周济却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应试教育仅仅是一种严重“倾向”，中国教育的“主流还是好的。”21 从大量的讨论中看，中国各个教育系统中的升学办法以及入大学门的高考被认为是应试教育的根源。22 但周济部长却坚持说“现在高考在我们国家还是行得通的，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制度”。23 教育部长似乎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所讨论的问题焦点在于大学考试是否应该成为各级学校衡量教学水平的标准。
与“应试教育”相对立的是“素质教育”。相对于灌输式的应试教育方法来看，素质教育侧重于调动启发学生的内在积极性。但是，就目前中国办教育的指导方针以及升学压力，应试教育还不能一时间就被铲除。身为中国教育部发言人的王旭明也认为“素质教育的推进”会“非常困难。”24
在应试教育的文化中，中国各个年级的学生压力之大，每日只能苦于读书。每天在上了普通课之后，学校还要外加各式各样的补习班，讲解分析各种类型的考试题。学生和学生家长压力之大，以致各界人士都发出“将少儿时代还给孩子们” 、“废除一卷定终身的教育方式”的口号。这个“一卷”指的就是考试卷。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素质，众所周知，在此就不再赘叙。
这种教育方式也是一种形式上的浪费。千万学子的精力如此白白地消耗掉。中国学生的聪明才智是得到西方国家教育界承认的。中国到外国留学的学生，一到西方的学习环境中立刻会出成绩。这种现象也可以为我们所讨论的这种内耗当一个佐证吧。
(4) 教育成果的市场如是说
此处所指的教育成果是指目前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这个群体和大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是人才，另一方面是研究的成果。在中国，每年国家、社会、个人对教育投入那么大量的资金，学生和学生家长花费了那么大的心血，结果又是如何呢？从总体上看，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是很普遍的现象。如果我们将高等教育看成是一个生产过程，那么大学生和研究成果就是产品。从市场学的角度看，如果产品卖不出去，那就是产品在市场上出问题了。或者是太多，供大于求，或者是质量不好。
大学生找工作难的问题早在上世纪末就已经浮现出来了，而且一直延续至今。根据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的解释，大学生找工作难主要原因在于大学生似乎对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定位有错位的问题。王旭明提到一个例子。四川兄弟俩，大学毕业后，回乡养猪。王旭明鼓励其他大学毕业生也打开眼界，改变观念。25
让我们看两对数字的比较。26
（1）在校生与人口的比例：
* 中国2005年高校在校总学生数为1561万8千,占中国人口（13亿）的1.2%
* 美国2005 年高校在校总学生数为1742万８千，占美国人口的（3亿） 5%
（2）毕业生与人口的比例：
* 中国2004年高校奖授学士学位(1050952)、硕士学位(124791)、博士学位(22427)共1198140个,占中国人口（12亿）的0.001%
* 美国2004年高校奖授学士学位（1399542）、硕士学位(558940)、博士学位(48378)共2006860个, 占美国人口的（3亿）0.6%
这两组数字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中国人口中的教育水平远远低于美国。如果中国打算从大学生人数上达到美国的标准（5%），那么就应该有6500万大学生在校。这个数字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可能的；没有那样的国力。第二，美国毕业生人数与人口的比例却比中国的要高数倍。我们将这两组数字一比较，就会产生一个新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美国的人均大学生数要远远高于中国；高比例的大学生走向社会。
仅仅用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定位误差来解释大学生就业难是不对的。
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后面可能有更深层的原因。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战略是以廉价劳动力为驱动的加工出口。那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部分都是依靠加工和廉价物品出口得来的。在这种发展战略指导下，高精尖的产品的研制、生产、出口都还没被提到日程上来。从市场导向上看，在廉价物品出口和加工上投资，成本低、周期短、见效快。在这种情况下，对大学水平的知识的需求就可能低于教育系统的产出量。这样一来，大学生又怎么不能过剩呢？鼓励大学生们向毕业后回乡养猪的毕业生学习，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如果仅仅是能回家将猪养好，根本不用上大学。
我们的国家、社会、个人在教育上巨额投资，绝对不会希望看到这种局面。但是，目前国家还没有将这种“浪费”放到“急需解决”的高度上来。这又是因为教育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长远影响，使得这种浪费以及其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近期内看不到。是先搞经济发展，待经济水平提高了，再来提高教育水平呢，还是以提高教育水平为基础搞经济呢？这是一个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样的争论。
二、中国的高等教育
在文革后至今的30年内，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已经培养出一个比较有水平的高校教师队伍。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从国家每年对高校的投资总额度以及增长的速度来看，国家对高等教育还是重视的。199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教育拨款为420亿元，2004年达到1047亿元。扩招以来，每年递增超过100亿元。27 这仅仅是国家的财政拨款。我们知道，中国老百姓个人对教育的投资在教育总投资额中占60%多。对高等教育的总投资实际上要远远超过国家投资的数目。对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投资额以及高等教育的成果，有目共睹，在此不再详细讨论。
中国的教育体系从结构上看是合理的。我们在前文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高投入和合理的结构是不是就能出成果？让我们还是从学术研究和授课者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们先给接下来的讨论奠定一个基础，看看高等教育的层次设置。一般来说，初、高中的教育的主要目的一是为高等教育做铺垫，二是普及教育，为社会运作提供基本人才。初、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是有一定衔接的关系的。一个国家教育的普及水平是由初、中等教育在人口中普及程度中反映出来的。普及的面越广越好。但是，一个国家教育水平和科技发展却完全是由高等教育的水平决定的。
高等教育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块：教学和学术研究。教学就是老师教，学生学。老师即教内容，又教方法。所谓内容，就是“是什么”，方法就是“如何”发现是什么。高等教育将大学学习按照内容和研究程度的深浅分为本科学习，硕士学习和博士学习三种不同层次。本科学习的目的意在使学生对某一领域中的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有较深的理解。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知道有什么”。硕士阶段的学习目的主要是使学生精通掌握专业中的原理，进行开发或者描述性研究，寻找答案来。要是也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知道“为什么”。博士阶段的学习目的是要培养学生探寻、发现并解释物质或者社会现象之间的新的因果关系。换言之，博士阶段的学习目的是要发现新的“是什么”并解释“为什么”。
这三种不同阶段学习的区别从论文的要求上就能看出来。学士论文的目的是要学生表明自己对本领域中知识了解的程度。硕士论文的目的是要看看学生对本专业中的知识和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有多深的认识。博士论文的目的是考察学生是否能够对一个新关系的存在做出具体的解释。
教学与学术研究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前面所介绍的三种不同的学习阶段之间，存在一种阶段性的等级关系。这个关系到不是社会关系中的等级关系，而是在知识含量上的等级。这种等级关系是不可逾越的。就好像气温，在达到100度时，必需要首先经过90度。让一个没上过大学的学生，开始读博士，从掌握的知识含量上和学习方法上看，是不可能的。那么在教学这个问题上，博士学位的知识含量和学术研究的水平一定要高于硕士和学士。依此类推，硕士学位的知识含量和学术研究的水平一定要高于学士。这种等级关系是被普遍接受了的。更需要指出的是，从学士到硕士，再从硕士到博士，三者之间在学术研究方法水平上的差别巨大。换言之，到了博士一级，学术研究的方法是决定研究成败的关键因素。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老师所能教授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掌握知识和学术研究方法的水平。这就是高等教育三个不同程度之间的关系。大学老师的授课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他们学术研究的水平。作为一个整体，大学老师的学术研究的水平体现在教科书的编写和授课上。俗话说，“有一桶，才能倒出一碗”。这是说，写在一本教科书上或者在一节课上所教授的东西，是需要花费成倍时间研究准备出来的。所以，到高等院校的运作中，非常看重教师的学术研究。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是没有区别的。
１. 学术研究
什么是学术研究？中国可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为“学术论文”制定有国家标准的国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VDC 001.81、CB 7713-8”号文件将学术论文的定义为：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
新见解的知识和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
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
文件。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通常把表达科研成果的论文称为学术论文。学术论文具
有四大特点：１）学术性 ２）科学性 ３）创造性 ４）理论性
这个国家标准还对学术论文的4大特点有具体的定义。我们就不一一重复了。按照这个标准，学术论文实际上就是学术研究成果的文字表现。论文撰写的水平也就代表了学术研究的水平。在学术论文的撰写当中还有其他的规则，比如引用他人成果的规则、格式，等等。最后呢，论文写出来了，只有发表了才能得到承认。这也是正确的。所以呢，在学术论文撰写的相对一方，就是各种出版社、学术期刊。出版社和学术期刊将研究成果发表，使得学术研究的成果能够被人分享、承认、批评。从总体上看，出版社也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那么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学术研究又是什么状况呢？
(1) 学术研究与经济收入
高校教师必须有搞学术研究的能力。这一点通用于中外。美国的教授们每年除了教课之外，也要写论文出书。这体现了上面介绍过的“有一桶才能倒出一碗”的道理。教师们必须通过学术研究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才能教好课。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更是重视。各个高校对教授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都有规定。
在这里让我们再拐一个弯，看看大学教授们的收入。我们在这里没有用“工资”这个概念。因为就工资来看，仅仅是教授们收入中的一小部分。让我们拿一位任职于我国北方某大学的教授、学院副院长的收入为例。这位任教20载有余的教授，每月收入是5591元（基本工资＋每月本校或地方政府的各种补贴＋岗位津贴）。在扣除水电费、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和所得税（1142元）之后的实际收入为4448元。中国教授们的工资大体上都是这三部分，基本工资以职称、工龄为参考而不同，这一部分是退休时计算的工资基数。本校和地方补贴各地、各校都不一样，是按人头发的。其中有的有差别，如住房补贴、职务津贴等等，其他都是一样的。这部分也计入退休的工资基数。岗位津贴是根据本人的岗位定的：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级教授等等，每一档还有级，各校的分法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中国教授的收入的计算会如此之复杂。
教授们的收入与下岗工人，或者进城打工的民工的收入相比，是很高的了。但与其他行业，比如企业白领、大型国有企业（电信、石油等等）的中层干部的收入相比，就显得很低了。更令人吃惊的是，上面提到的那位在中国学术界颇有名气的教授，其工资居然还低于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收费员！28 那些年轻的老师们的收入就更少了。为了能够提升，老师们在要求的论文数量之外也就还要拼命写出东西。发表的东西多，学校就有可能给奖励，提职时会更有利。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愿意自己出钱发表论文的原因。
许多院校同情老师们的处境，但又没有其他财源。怎么办？最流行的办法就是办学习班。各种学习班、干部培训班是创收的好手段。尤其是当某某省、市要求下面的干部都必须参加某种学习班，那些培训班就成了体制外的摇钱树。送老师到外面开班讲课，也是帮助老师增加收入的好办法。某大学要引进人才，还要看这个“人才”能否带来什么项目；项目就意味着财政收入。能带来项目的教授最受欢迎，无论他的研究水平如何。
大学教授们整天都在为增加收入发愁，哪里还有心思搞学术研究。北京政法大学的杨帆教授，将自己花钱制成的光盘拿到课堂来出售，说是给自己的孩子凑学费。29 这种做法说明大学教授的职业道德底线已经完全崩溃了。只希望我们这种评论仅仅适用于一小部分中国的大学教授。
(2) 学术研究的水平
既然学术研究与大学教师的收入有关，那么学术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谋生手段。论文写的越多，收入就越高。美国的教授，论文质量不高，或者好几年搞不出一篇像样的东西来，那么能得到“终身教授”一职位的希望就很渺茫了。但是，无论每年写出来多少篇高质量的论文来，也不多拿工资，更没有什么奖金。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中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大批高产学者。30 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吉德在网上撰文，就某个高产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组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
近日，我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嘉宾资料上发现北京林业大学某学者出版
了30多本书。我有意观察了那位学者的年龄，最多50岁。就算他20岁参加工作，
工龄最多30年，也就是说，平均不到一年就写一本书。我惊讶不已，顿感自己的渺小。
后来发现如此高产的学者并非此君一人，据说，在2003年至2005年的3年期间，
浙江大学领导金某共发表学术论文106篇，平均10天发一篇，还出版著作、教材5本，
共141.9万字，同时指导硕士生、博士生48名；领导吴某共发表学术论文86篇，
平均12天发一篇，还出版著作、教材9部，总字数为324.1万字，同时指导硕士生、
博士生62名。31
这样搞出来的学术研究，写出来的论文质量能达到要求吗？这种做法似乎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这些现象包括抄袭他人成果，一稿多投，自我复制，署名挂号，等等。近几年所发生的抄袭案中最有名的就是天津外国语学院沈履伟一案。沈履伟在自己的著作中整章整节的抄袭他人作品。这个案子的特点是，在其作为被揭露之时，沈履伟还将对方（天津市语言学会）告到法庭，求助于法律为自己解辩。此案几经周折，法庭先是判决沈履伟胜诉，引起全国各界大哗。虽然到后来起诉庭推翻了一审的判决，使得沈履伟的抄袭行为得到了应有的处理，但此案也标志着中国学术研究中的问题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问题。难怪成都西南民族大学的肖雪慧教授悲叹，中国的学术界已经成为“剽窃者的天堂”。32
2005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查处了19起科技工作者违背科学道德的行为。33
2007年末，学术界再次出现为学术问题到法庭打官司的案例。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沈木珠和其丈夫张仲春教授将武汉大学李世洞教授和《学术批评网》的主持人告上法庭，原因是他们认为被告批评院长夫妇二人在他们高产量的论文中自我或者夫妻相互抄袭，并称这种现象为“自我克隆、重复发表”。34 我们从网上可查找到的资料看，院长夫妇并不否认自己有自我抄袭和重复发表的做法。他们只是认为那种做法并不违反学术研究的规则。故此，在网上公开批评他们的人就是侵犯了他们夫妇二人的名誉。到本文脱稿时南京受理的法院尚未就此案进行判决。但是，无论法律上的判决是什么，从学术研究标准的角度看（请参见上面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此案已经显示了中国学术研究的状况。而且，南京的法院能受理这样一个本是学术研究标准上的争议的案子，也说明中国理论界和司法方面对学术研究定义不是有很清楚的认识。如果对于什么是学术研究还没有很好的认识，可想学术界的整体水平如何了！
抄袭剽窃，自我克隆，夫妻相互复制是比较明显的问题。但更大比例的学术论文根本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且不用与国际水平相比较了。我们从网上可读到的“学术论文”发现，从内容上看，大部分都是工作报告，不具有学术论文那种“从个别到一般”的学术价值。有的论文，行文似报告文学，但又没有报告文学那种以事实为依据的特点。还有的论文，用词华丽，读上去犹如在读文学作品，读时令人激动，读后不知所云；还有的论文，根本不遵守“论文的标准”，随意提出观点，而不用理论或者数据支持，科学性全无。大部分论文的作者，根本搞不清什么是他人的观点，需要提供出处，什么是自己提出的新观点，需要论证。
从网上可看到许许多多类似的例子，我们因篇幅关系，不能在本文中一一列举。
如果说学术研究的水平是高等教育水平的标志，那么中国高等教育实在令人担忧。那样高额的投资，就在一篇篇如此质量的论文中被无形地消耗掉了。
(3) 学术论文水平低下，出版界有责任
作为学术研究体系一部分的出版界对学术研究水平低下的状况也有很大的责任。
各种学术刊物本应该是研究成果的传播体。但在某种非专业利益驱动之下，出版社已经变成了一个以经济利益为驱动力的机构。经济利益是任何组织经营的根本。我们对这一点没有异议。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获利的手段和方式。
有一位叫王寿臣的记者在2006年搞过一次调查，然后将调查结果以《中国学术论文交易调查：部分核心期刊明码标价》为题发表，揭示出各个期刊在“学术腐败”中起的作用。35 王寿臣的调查发现，由于高校要求教师和研究生每年定期发表文章，所以就有大量的文章待发表。这就“使学术核心期刊成为一种稀有资源，为发表文章而交纳‘版面费’成了公开的秘密”。王寿臣还发现，有的网站承诺80%的论文都可包发表，一篇5000字左右的论文，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收费4000元。保证在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中的杂志上发表。交钱发表文章，可算在学术研究史上的创新。为了能“赚”钱，出版社对稿子的质量就不太重视，造成大量的“知识垃圾”。难怪我们那么容易地就能发现那么多低质论文。
出版界也有自己的苦处。国家在高等教育上进行巨额投资，但是对期刊杂志社却实行了“自负盈亏”。一般讲，期刊杂志社的上属单位都在经济上放权，让期刊社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盈利企业”来办。于是，论文就成了买卖关系的载体。否则，期刊社就无法经营下去。中国的人情关系是在社会运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素有“社会运作的润滑剂”之称。36 北京一家所谓学科级刊物的编辑曾经说过，领导“推荐”来的文章最难办。水平低，但不能驳回。怎么办？只好自己来给文章做大手术。这种现象也算是在世界学术史上罕见的。
中国期刊出版界的另一个怪现象是期刊索引系统居然成了论文质量恒量的标准。就这个问题，我们专门请教了一位在中国南方一家期刊社但编辑的业内人士。37
中国有一个期刊索引系统叫“中国社会科学索引”，其英文是“CSSCI”（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的缩写。这位编辑认为，
论文是否能够在CSSCI期刊上发表，“是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的——这与中国对教
师的绩效评价密切相关。像其他领域一样，中国的学术期刊被分为三五九等，这种等级区分，
既体现在人们的观念上，又切切实实地表现于制度、规则上，例如，许多学校将学术期刊分为A、B、C级。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SSCI来源期刊和《中国社会科学》为A级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院所主办的《政治学研究》、《经济研究》、《历史研究》等‘某某研究’类的期刊为B级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为C级期刊（前面提到的B级期刊都是CSSCI来源刊，但它们比普通的CSSCI来源期刊高一个级别）。年终进行绩效考评的时候，根据文章的数量和文章所发表的期刊的级别加权、求和，然后按照求和的结果发奖金、津贴。由此可见，文章发表在不同级别上，是与教师的自身利益忧戚相关的。不同的学校对期刊的分级是不一样的，但大体而言，以CSSCI来源作为评价标准越来越广泛和普遍。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我想，其中的原因既有以前的评价体系弊端越来越多，又有CSSCI制作方的运作成分在里面。”
论文是否揭示了新的关系，撰写是否达到了应有的水平应该由同研究领域中的其他学者来讨论、批评。从期刊社的角度看呢，所发表的文章，从稿件的接收、审阅到发表（或者不发表），是否经过了一套严格的程序以保证稿件的学术水平，这才是保证期刊社名誉的基础。是否由某个索引系统包括近来并不能保证出版社的业务水平。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浏览过许多“知识垃圾”就是在一些所谓CSSCI来源期刊上找出来的。
出版界对学术研究“内耗”的另一条贡献渠道就是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是中国学术界和学术期刊系统中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顾名思义，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是中国人民大学制作的、按专业分类进行的、二次转载的一份刊物。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的编辑如果在报纸、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发现有符合他们主办的某种刊物宗旨的论文，便会拿来，转载在他们的期刊上。必须指出的是，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的文章中有一些质量还是不错的。文章一旦被转载，原作者所在的学校可能还会给作者一定的奖励。同时，论文原发期刊业会为此而扩大了影响。文章能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就像渡了一层金。那些质量不好的文章，如果被转载，仿佛文章的质量也是不错的。结果，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的文章多少居然成了评价刊物办得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
按照目前中国的著作权法，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这种做法是侵权。而且，论文发表的角度看，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这种侵权式的做法也完全没有必要。同一篇文章有必要在两个不同的刊物上同时发表吗？这也算是中国学术界的在国际上的独特之处。
其实，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过的论文，很多也是“知识垃圾”。
如果说低质论文是内耗的一部分，那么各类期刊就是造成漏洞的原因之一。
2. 高等院校中的教和学
我们讨论的目的是要找一找中国教育系统中无功运作的部分。这并不是说中国教育系统无一是处。相反，中国有悠久的教育传统，到今天，广大高校中的老师们都在勤勤恳恳地耕耘，培养下一代社会精英。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今天的高校教学中的“漏洞”。这些漏洞，如果不加以修补，最终会将万吨巨轮沉入海底。
高校中的老师们的职业责任可分为三种：为本科生上课，指导研究生，搞学术研究。仅仅从这三项职责来看，中国高校的教师与国外的同行们的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中国高校中的老师的实际工作方式却有所不同。在中国教育市场化的倾向中，老师们的行为也趋于市场化。38
先看高校老师上课。在市场化的趋势之中，“老师只是为完成指标而教，学生只是为拿到学分而学。教与学就像“市场交易”——你掏钱我卖货，钱货两清，各自走人。39 从可查找的报道和有关文章看，早在数年前就有人指出师生关系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刘静在总结了十几年来中国教育系统中的师生关系后指出，“教师与学生都必须遵守一定社会的伦理要求，教师对学生的教育，不仅靠年龄和权力优势，更要靠责任心、义务感和师生情来维持。因此，师生关系又表现为一种鲜明的道德关系。” 40 正当师生关系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开始被重视的时候，2007年在北京的政法大学又发生了扬帆教授以辱骂的方式对待逃课的学生事件。
这个事件的发生是由学生在交了学期论文便离开课堂，扬帆教授开始骂学生引起的。而后，扬帆教授又和一位女生发生肢体冲突。这位政法（！）大学的教授当时还将那位女生关在阶梯教室传达室小房间内，最后让保卫人员带走。杨教授当时可能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
也是在2007年，位于中国南方的中山大学还发生了艾云灿教授虐待自己的博士生的案子。一开始艾教授还坚持自己是恨铁不成钢，才对学生有粗暴行为。但最后迫于舆论压力，艾教授还是给当事的学生赔礼道歉。
在中国北方的政法大学发生的事件和南方的中山大学里发生的事件显示了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某位老师头脑不冷静、处理不当的界限。
中国传统中的“师道尊严”所剩无几。
(1) 研究生学习面面观
骂学生、非法拘留学生、虐待学生也许是大学教师中的个别现象。但一些在研究生学习中的弊病就非常具有普遍性了。
先从总体上看。中国有多少不够格的导师？中国的教育体系在世界学术界创新，将学术水平变成高等学府中的职称。博导（博士导师）、硕导（硕士导师）这些在不同学习和研究层次的教学阶段搞成了类似处长、科长那样的职称。而且，不同的职称，收入还不一样。既然是与收入有关的职称，那么有那些职称的博导、硕导们的研究和教学水平就不那么重要了。只要一位教师的工龄达到一定年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那就可能得到一个“导”的职称。至于教书的水平和论文的水平如何，那就不太重要了。进一步看，有许多“导”们从学历上看，就根本不够资格。我们在2004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中国高校中的许多博导，自己并不是博士；有许多硕导，自己都没有硕士学位。41 如前文所述，各个水平上的学习各自不同，目的、学习方法和水平迥异不同。我们在本节开始讨论了高等教育中三个不同水平的学习。到硕士和博士这两个学习阶段，对学术水平和对研究方法的精通程度要求各自不同。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自己都没有经历过博士学习过程的人能够有相应的知识量和研究水平来带博士生。这就算中国特色吧！
更有甚者，在许多例子中，有一些自己完全没有教学经验和学术研究能力的人，也在带研究生。天津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院长，自己本身仅仅是文革中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但只因他是院长，也被“授予”博导职称，手下有博士生若干。这种现象在中国十分普遍。中国的前总理朱镕基，在任上海市长和总理期间还在带博士生。他的一个博士生叫杨宏儒，毕业后任北京四通投资有限公司(新四通)总裁。他后来也承认，“接受导师指导的机会不多，因为那时朱镕基已调至上海任市长，工作十分繁忙”。42 朱总理是一位很好的干部，在任期间他呕心沥血坚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但是，除了日理万机没有时间之外，他带博士生的能力也是一个问号。
另外，中国高校中导师和自己研究生的关系远远超过学术和职业关系。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关系基本继承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手工作坊里的师徒关系。研究生把自己的导师称为“老板”，在大学校园里早已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些博导、硕导们带着研究生做科研项目，并付给他们微薄的报酬。一些博导、硕导们也俨然以“老板”自居，而研究生们则沦落为他们的廉价劳动力。这种现象近年来越演越烈。前文提到的老师虐待学生的例子中，那位导师可能就是觉得学生就是自己作坊里的学徒，可以随便打骂。老师病了，学生们轮流在医院守护；老师家中有事，导师自然会让自己的学生来做。如果赶上学生中有几个政府官员、公司老板，那这些人身后的特殊关系就可为导师服务了。
这种师徒如父子式的关系，一方面是从中国作坊文化中继承来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研究生的招生方式造成的。在中国是老师挑学生。挑到自己名下，就成了自己的徒弟。当了师傅的徒弟，毕业就不成问题，造成中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零淘汰率”现象。43
博导硕导们怎么带研究生？如果说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现象可能有打击一大片的嫌疑，但是，在具体指导自己学生学习时，导师们的做法就具有很大的普遍性了。学生上课、听课、写学习论文都还不太重要，导师一般不太担心。但到最后的毕业论文就是需要导师的帮助了。尤其到博士论文这一级，更是难上加难。中国的大部分硕导博导们，本应该是指点引导，但在指点引导不成的情况下，干脆就动手替学生写。这种做法，似乎体现了教授对学生的关心，但最终使得整个博士生培养过程被浪费掉。
我们在前文介绍过，博士学习的目的是发现并证明一个新的事物之间关系的存在（或者不存在）。为此，博士生在这个新关系上应该是最有研究的人了。导师的作用是在方法论和文献研究以及背景性关系上对学生进行引导。如果导师能够替学生动手写论文，就意味着学生的研究没有超过导师的水平。这就完全违背了研究生学习的原则。国家、社会和个人在这个博士生身上的投资就完全被浪费掉了。
中国是一个生产博士生的大国。自1998年以来，“博士生招生年均增长幅度达23.8%，其中1999年增长幅度高达32.7%。与90年初相比，我国的博士生招生规模增长了15倍，在校博士生规模增长60多倍，同期的博士毕业生数翻了一番。如果仅按培养规模计算，我们已跃居世界前列了。”44 中国有如此宏大的博士队伍，却很少有人能拿出篇论文到国际学术界去拼一拼。2005年，我们在中国政治学界的龙头刊物《政治学研究》上看到一篇出众的文章。但后来才知道这位在中山大学任职的作者之一是在美国读的研究生。45
中国博士生培养的问题之严重，到2007年末，国家不得不采取政府行政执法的方式，决定“开展全国博士质量调查”。46 且不说这种行政检查的办法是否能够奏效，但此举也显示了这些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有一位叫智效民的研究人员（山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面对学术界种种现象，心焦似火烧，将这些问题总结为“学术腐败”，并指出“学术腐败其害大矣，不仅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利益，也瓦解了学者的人格，腐蚀了学者的灵魂，败坏了社会风气。如果说假药会毒害人的健康，那么学术腐败将会危及民族的前途。”47
(1) 本科教学质量拾零
研究生的教学问题之严重，都已经到了可以覆舟的程度。那本科生的教学又是什么样子呢？为了不在重复类似的分析，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个在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中具有特色的例子。
从1993年开始，教育部对高校开始一种本科教学质量的检查制度，叫做“本科教学工作评估”。这项评估从1994年开始实施，2003年开始改为五年为一周期的评估。到2005年共评了171所高校。我们认为教育部这项措施的用心是好的，但它却没有任何实际效果。
在许多高校的网站上都能找到有关这项活动消息。比如，内蒙古医学院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评估，还召开了动员大会。自治区连辑副主席还在动员大会上讲了话。他鼓励大家应该“要通过迎评促建来统一全院的思想认识，把大家团结组织起来，以良好的精神风貌迎接评估。”48 从自治区副主席的这番话中可以看出，学校中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这种评估是有意义的。而且，从学校的准备活动看，这所医学院肯定有通不过评估的地方。
本科教学质量的检查是由一个检查团到各个高校现场进行的。团员由一些大学的校长和一些重点大学的教务处的领导组成。他们到各个高校对有关本科教学的文件进行审阅。由于这项检查的目的是要督促鼓励高校将本科教学的水平提高，所以检查的项目很多也很详细。比如，在检查的项目中包括本科学生的毕业论文。除了学生论文的水平之外，检查团还要检查老师评判论文的方法。比如，按照规定，老师打分应该用红笔，打分时应该注明所得的分数，而不是所扣除的分数。虽然这种规格化判分方式与教学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未被证明，但可也算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特色之一。由于各个高校的老师对这项要求不十分理解，他们在读判学生毕业论文时就没有很好地遵守那些格式。为了能够得到检查团队好评，每一个大学及其下面的各院校都要将已经存档的学生论文找出来，将那些不合格的重新打印，然后按照要求重新判分。如果有的论文写得实在太差，也顺便修改。
这种“修改历史”的工作量很大。难怪到了内蒙古医学院那里，都得开大会，请自治区副主席来动员。我们有机会接触中国北方三所大学中法学院的领导。当谈及这项检查时，他们都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是由于大家都这样做，实事求是的学校就要遭受不应得到的处罚。最令人费解的是，检查团一方也知道对方应付检查的这种做法。但每年还要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检查。这种情况令我们想起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皇帝知道自己没穿衣服，而且也知道下面的人都在糊弄自己。
检查项目中还包括科研设施。那些设施较差的大学，为了能评上好分，都还要积极改善教学设施，搞出一个实验室，或者一个计算机房。具体到检查过后，这些设施是否被真正启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天津某大学的法学院，为了能给检查团一个好印象，还将学院的长远规划编成一段顺口溜，让每一个教师都背下来。万一在校园的路上或者教学楼里碰到检查团的成员，问及学院的规划，老师们就可“对答如流”:
注重素质
培养能力
强化基础
拓宽专业
严格管理
提高质量
将教育质量口号化以应付检查，也可算中华教育史上的奇观，令人难以置信。但都是的的确确发生在我们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事。
那9248亿元的教育投资正在一点一滴地被浪费掉。
参考文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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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上）
3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它开办于1898年7月3日。辛亥革命后，改
称北京大学。
4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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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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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
(2008/1/18阅读)。
18 周济说到：“将来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完成初中教育，初中毕业生毕业以后，一半或者一小半去读普通
高中，另一半或者一多半读中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毕业之后就进入劳动力市场。普通高中升入
高等学校，一半是本科教育，一半是高等职业教育。所以职业教育实际是面向大多数孩子。职业教育
里，将来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多数也是职业教育，我们说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温家宝总理说
职业教育是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这是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
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 2008/1/18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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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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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晨曦，《自主招生是中国高考改革方向》，《央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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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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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国教育新闻网：《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17日上午做客中国网，就教育热点问题与网友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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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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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我们在此文中隐去这位编辑了真实姓名。
38 东剑涛，《教与学像“市场交易” 师生关系不能“市场化”》，《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7-11/25/content_7141281.htm （2008年2月3日阅读）
3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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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同上。
45 请参阅：马俊 於莉，“公共预算研究：中国政治学和公共行政管理亟待加强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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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量福
(from CND.org 《华夏文摘》)
一、中国教育的“ABC”
1. 历史背景
中国的教育在世界发展史上可算有最悠久的传统。自打孔子开始，我们就注意教育在社会和个人发展中的作用。孔子的那个时代，正值春秋晚期，列国争斗，社会秩序不可算不乱，但孔子却也看到“教育救国的道路”。孔子虽然自己不动手写，但由他人替他笔录的东西也是不少。根据山东大学的葛老先生考察，孔子编辑整理的教材就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等6种。1 在那个时代，教育文化本都是宫廷里的事，属于贵族活动。但由于孔子的努力，教育也“走向了社会，分布于民间”。2 用今天的语言，就是普及教育。自打孔子以后，政府和老百姓都重视教育。老百姓读书，意在当官，所谓学而优则仕。皇上从民间选有才之士出来当官，也是通过考试进行。考卷答得好，也不进行政审和考察，即可有个一官半职。每年科举考试都要考出什么状元、探花、榜眼，举人，等名次。虽然不都是当了大官，但这些学子的社会地位会为此而大大地升高。由此可见在中国古时候，教育和学历这些东西的重要性。
虽说重视教育，但是上学就意味着家有闲人。在中国封建年代，农民以耕田为其生，老百姓家里养不起月食斗粮而终日读书的人。所以，绝大多数的老百姓还是与教育无关。这才有了方圆几百里才能出一个秀才的情况。像王冕那种贫寒的学子实际上是不多见的。读书人大多是出在有钱人家中。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近代的中国。有钱人家的孩子能上学，当官。再下一代，还是有钱，还是能当官。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只能在大田里耕作。这样代代相传。中国人所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个道理。
从另一个角度看呢，教育也让皇上不喜欢：能读书了，就知道的多；知道的多了，就要思考。爱思考的人老是要问为什么，给统治者找麻烦。秦始皇焚书坑儒就体现了统治者的这种担心。就是到了现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横行一时的“四人帮”也提出过“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与秦始皇在历史的两端遥相呼应。
中国传统上的教育与现实生活基本是脱节的。仅从语言文字与日常的说话为例，直到近代的中国，书写与平日的说话是两回事。书写文字是“之乎者也”似的文言文，老百姓平时说话却是大白话。直到鲁迅那个年代，人们开始提倡白话文，才真正开始将书写语言与日常用语通用。这个“白话”运动的社会后果之一就是给普及教育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
清末民国时期，随着外国文化的入侵，外国办教育的方式方法也渐渐地被介绍到中国来。那时候创办的京师大学堂、3 北洋大学，等高等学府，为中国打下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已经被广泛接受。孙中山要打天下，统一中国，也要办一所学校，培养军士骨干。那就是著名的黄埔军校。共产党在延安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要办“抗大”，以培养革命精英。
新中国建立之后，对教育仍是十分重视。五十年代培养出的一代大学生到后来的国家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幸的是，在10年文革中，中国的教育系统以及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一批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被摧毁了。在10年的时间内，中国的教育停滞不前，造成了一个断层，中国教育的元气在文革后的几十年内都不能恢复过来。
2.中国教育的现状
(1) 投资情况
文革后的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在教育上落后的后果，的确下了大力气来解决教育的问题。现任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就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4 由于其重要程度，教育的管理是由国家统一进行的。
这里我们需要停下来解释一下。中国的政治系统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体制，政府的行政作为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所以，政府对社会财富的管理和对社会发展的投资，都是国家行为。一般百姓对国家的行为是没有发言权的。在教育的问题上，国家打算投资多少、投资比例，公众事先是不太知道的。我们在讨论中应该牢记这个特点。在西方国家，比如美国，政府并不意味着国家。公众对政府征税以及政府的预算数字比较了解。而且，美国的联邦政府不负责美国老百姓的教育。教育是州和地方政府的责任。所以，中国教育体制与西方，至少是与美国的教育体制不可比。
既然是由国家负责，那国家对教育投资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中国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在2002年就达到3107亿元人民币。要注意的是，这个数字不是中国社会对教育的总投资，而仅仅是国家(或者是政府)的投资。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4》的数据，2002年，社会投入346亿元，个人投入5795亿元。国家，社会和个人投资在教育总投资额中的比例分别为：33.6%，7%，62.7%。这三项加在一起的总额是9248亿元。这么看，要想把中国的教育办好，那１万亿的美元储备也还不算太多了。
再来看这3107亿元国家投资的部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似乎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主要指标之一。这3107亿元占中国2002年GDP的3.2%。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比例呢。低！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比算低的了。与发达国家比,那肯定是太低了。与不发达国家比，也不算高。前几年山东有两个人搞了一份研究，比较各国在教育上的支出。他们比较的是“人均教育支出”。在1993年，世界平均的人均教育支出是299美元，发达国家为1089美元，发展中国家为43美元，不发达国家为8美元，我们中国的是10美元多一点。5 这是与别人比。
自己和自己比呢？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国家负责教育的部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到90年代中期，政府或者国家对教育的投资比例应该达到GDP的4%。实际上呢，1995年才是2.1%，2000年占2.6%。进入了新世界后，2002年，才有3107亿元，还是没到位。有两位北京的学者在2007年搞了一份研究。他们发现，中国公共教育投资与GDP的比例为1980年:3.0%；1985年:2.9%；1990年:3.0%；1995年:2.4；2000年:2.9%。6 北京这两位学者的数字与山东两位研究人员的数字相同。由于我们手边没有2006和2007年的数字。但我们可“猜一猜”。中国的国务委员陈至立在2006年的一次报告会上说“将尽快使全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2010年力争达到5%。”7 从这位国务委员的言语中可以看出，4%这个比例仍停留在目标这一水平上。教育部门在90年代初提出的目标没有被实现。那么，是否能达到“2010年力争达到5%”这个新目标只有让历史来证明了。
中国的教育投资比例在世界上算是低的了。但是，中国的教育系统的承担量却在世界上数第一。2005年，中国在校的大学生总数为1400万8;不算大学生，仅在中国农村的学龄儿童数量就高达1.5亿。9 这两个数字，外加在城市里几千万的小学、初中、高中的学生，再加上在各种技校中专学校就读的学生，中国学生的总数可能会高达2亿。2亿是个什么概念？按国家算，这个数字可以抵国。拿美国来说，其人口在2007年达3亿，如果有2亿人口只上学，不创造财富，那美国在今天也只能算是一个未发展国家了。
周部长说“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但从资金上看，教育的“基石”地位尚未体现出来。
国家对教育的投资不足是事实。多少年来，中国的领导人都在说、都在讲，要重视教育。中国的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教育问题，“获得7次掌声”。教育部发言人对此十分感动，认为“这充分显示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教育问题的重视程度”。10 但是，“重视”总是要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的。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增大对教育的投资，在程序上和技术上是不会有问题的。同样道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不对教育进行足够的投资，在程序上和技术上也是不会有问题的。教育不是修大坝、造火箭、修建国家大剧院，几年后就可以看到成果。教育界有句口号，“十年种树，百年育人”。这是一种比喻。意思是，今年种的树，要10年后才能成材。而百年育人呢，不是说要花100年才能培养一个学生,而是说教育人是百年大计，是一项长远的工程。换句话说呢，今年对教育投入1000亿，其效果在几十年内也看不到。反过来看呢，今年对教育少投资或者不增加投资，其影响在几十年内也看不到。投资不到位还是对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不足的结果。连续在报告中提到教育和随之而来的掌声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毫无意义！
上面谈的是国家对教育投资的情况。让我们来看中国老百姓个人在教育上的投资。我们在前面介绍了，2002年中国在教育上的社会总投资额为9248亿元。其中国家投资才占3107亿元，还不到一半。谁出了大头？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个人投资额为5795亿元，占社会总投资的62.7%。面对这些数据，难怪中国的官方新闻社新华社认为，中国的“义务教育”已经“早无‘义务’之实”了。11
让我们拐一个弯，看看美国老百姓在教育上的开销。我们随手找一个美国的中学学区来比较。这个学区位于美国芝加哥西部的一个城市，学区中有两所高中，有学生８千多。学生是从周围５个城市来的。所以这是一个跨市的学区。五个城市的居民中，凡是有房产的，都要交纳房产税。房产税的35%是给这个学区的，另外23%给了小学学区（本文不做介绍）。以此看，地产税中将近60%都用于教育了。无论家中是否有学龄儿童，这部分是必须交。从学区的预算中看出，12 学区总财政收入为7178万美元。其中，居民交纳的财产税占81％，学费占3%，联邦的援助性拨款占3%，州政府的援助性拨款占0.007%。其他一些来源占余下15%。
我们从这些实际数字看出，第一，老百姓的税是学校运作的主要资金来源。难怪美国老百姓可以对学校的管理指手画脚呢。第二，美国政府（美国人没有将政府看为是国家的化身）对教育投资甚少。换句话说，美国的教育是社会化了的。美国的这种办教育的方法与其政治体制有关，中国无法借鉴的。我们在前面提到中美两国的教育体制不可比，这是原因之一。
从中国的教育体制上看呢，虽然名义上是义务教育，但实质上已经将教育经费负担转到老百姓身上了。城市居民尚可承担，到了８亿农民身上，就是苦不堪言了。为了解决农村学生的学费问题，中国政府办了两件事。第一是从2007年开始，将1.5亿农村孩子的学杂费全部免除，而且还为家庭贫穷的孩子提供免费的课本。13 这就是国家 “两免一补”的措施。对于广大贫穷的农村学生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大好事。这种政策使得许许多多原来上不起学的农村孩子都走进了学校。第二是在2001年对农村的学校设置进行了合并调整(2001年5月，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称这样的调整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和“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的布局”。14 调整的结果是在2000年到2005年间，农村的小学数量减少了9万所，初中减少了3000所。王旭明指出，虽然学校数量减少了，但入学率还保持在98%。
这两项措施的效果如何呢？先看那“两免一补”的措施。免收学杂费，国家要投大量资金去填补空白。这本是在“义务教育”体制下应该做的事情。在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施行之前，中国的海南省就已经自行拨出近２亿元补贴教育，免去了省范围内农村学生的两费。学生不用交学杂费，并不意味着学龄儿童就都来上学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全县穷孩子太多，每年开学，所有县乡干部就要挨户动员他们上学。一番动员之后，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孩子辍学在家。原因很简单，第一，不交学杂费并不等于没有费用。学校远，孩子要吃要住宿，都是额外的开销，农民出不起。第二，有些大一点的孩子，在家可以帮助干点农活。去上学，田里的活没人干。下面是一段有关的报导：
“保亭县贫困孩子多，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所有农村中小学校舍破旧，教学设施跟不上，大多学校除了校舍没有任何教学仪器，有的学校连厕所都没有。学校建不起教师宿舍，一些教师只能住茅草屋。为了改善校舍，前些年只能先请施工队施工，现在好几年过去了，全县还有六七百万元的工程款无法偿还，一到年关，我这个教育局长就到处躲债。另外，师资力量不足，教师队伍老化，4年来没有分配一名大中专以上毕业生当教师，教学质量差，直接影响了升学率。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道镇番亲小学校长竺达龙告诉说，全校224名学生几乎都是贫困生，很多学生都欠学费，一欠就好几年，看到这些可怜的孩子，真不忍心让他们不上学。记者在响水镇合口小学见到在校寄宿的８名学生，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8岁，最大的14岁，宿舍是一间教室临时隔成的，男女学生都打通铺，吃睡都在床上。学校没有厨房，只能在露天用石块搭灶煮饭，煮一锅稀饭就吃上一二天，馊了的稀饭他们照样吃。什半村10岁的吉丽怀和8岁的吉丽金是一对寄宿姐妹，姐姐吉丽怀说，爸妈一星期只给我们３元钱生活费。而同是住校的王世健和王世龙兄弟俩家里则拿不出一分钱，他们只能以盐当菜。所有住校生都一样清苦。”15
这段文字很能说明问题了。农民的孩子上起学，教学质量，提高教育水平，仅仅依靠“两免一补”是远远不够的。学校的设备和师资也还是待解决的大问题。
再看学校合并调整的措施。实行这项措施的根本原因不是要“优化整合农村现有的学校设施”，而仍旧是资金不足。这项调整的结果可能是节省了教育投资，但也为农村的孩子们带来更大的困难。王旭明承认，调整后，许多孩子要走更远的路去学校，在吃饭和住宿上增加了经济上的负担。16
根据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周济的讲话，中国在2000年就已经向全世界宣布已经基本普及了９年义务教育。17 从资料中看，在“2000年基本普及了9年义务教育”并不是事实。这种说法至少反映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决策信息与现实脱节。其中道理很简单。中国从2007年才开始“两免一补”的政策，那又怎么能在2000年就宣称“基本普及了义务教育”了呢？从城市中的情况看，学生的家庭仍然是子女教育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到今天，中国还没能在完整的意义上实现了义务教育。
农民太穷是教育落后的原因；教育水平低，又是农民不能脱贫的原因。如何解决这两个互为因果的问题呢？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迄今也没找到答案。
中国人口13亿，其中8亿是农民。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西部在中国又是“第三世界”。中国1.5亿农村的孩子中，5000万在西部。这5000万孩子不接受良好的教育，中国西部的前途何在？中国的前途又在哪里？教育跟不上，农民的孩子还是农民。几千年的循环还在重复。国力从何谈起？
(2) 教育结构和教育系统的效率
中国的教育体系分成4个层次和4个类型。第一层次为普通教育。普通教育是中国教育体系的主干部分。普通教育按学生的年龄与接受教育的水平分为 4个阶段：１)学前教育包括幼儿园、学前班，等等。2）初等教育，也就是小学。3）中等教育。中等教育包括中专、技校、职业中学、普通中学，等等。4）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大学和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等等。第二层次是成人教育。所谓成人教育就是为错过正式上学机会的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人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在大学水平的有成人教育的机构包括广播电视大学、职工高等学校、管理干部学院；等等。在初等教育水平的包括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干部中等专业学校，等等。在小学阶段的教育包括职工或农民扫盲班，等等。第三层次是其他类型的教育。其他类型的教育包括军事院校、民办学校、外国留学生学校，等机构。第四层次是各类的培训学校、培训计划，等等。其实，按照严格的定义，这一层次机构不应该算作是教育，而是技能培训。
中国的这个教育结构的设计是合理的，其涵盖范围涉及了所有需要接受教育的不同社会群体。中国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标准学制为19年：3年幼儿园，6年小学3年初中，3年高中，最后是4年大学（医学院校和清华大学除外）。如果还打算读研究生，那就需要相对地增加几年。在这4个层次中，值得讨论的是普通教育及其中从初等教育到大学教育的不同教育阶段。
从设计上看，既然是“普通”教育，那么这个层次的教育机构就构成了中国教育系统的主干，承担了在中国普通教育、提高教育水平、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知识上和人才基础的主要任务。从现实中看，中国教育投资的重点也就放在普通教育上了。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提供的数字，在2006年，中国有普通高校1867所；中学76703所，其中16153所高中,60550所初中；幼儿园和学前学校130495所。
2006年在这些学校中读书的学生人数分别为，高校：1738.8万；中学： 8451.9万，其中， 2514.5万高中生， 5937.4万初中生；10711.5万小学生；2263.9在幼儿园中的学龄前儿童。这组数字显示，中国的普通教育系统的接纳能力还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将下面两组数字比较却能看出中国教育系统的“力量”还是远远跟不上社会对教育的需求：
高校
中学
高中
初中
职业中学
小学
2006年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数
377.5
2789.5
727.1
2062.4
179.5
1928.5
2006年各级各类学校招生数
546.1
2794.8
871.2
1923.6
294
1729.4
单位：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资料年鉴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7
我们从这两组数字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系统的接纳能力还是有限的。比如，2006年,小学毕业生人数为1928.5万，初中和职业中学的招生人数的总合（2217.6万）。大于小学毕业生的人数。但是，同年的初中毕业生人数为2062.4万，但高中的招生人数才达到871.2万,初中到高中的升学率为42%。这就意味着有58%的初中毕业生（约1200万）没有升到高中。由于中国高中教育系统的容纳量远远达不到要求，所以中国的教育部长将中国初级和中级教育的目标定位于“一半或者一小半去读普通高中”。18
只有一半的初中毕业生能够升高中应该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相比之下，美国的初中毕业生是必须读高中的。在美国大部分州都有法律规定学生必须读高中。有一些州允许学生从高三开始学一些职业性的课程，如果这些学生不打算继续读大学的话。无论高中毕业后的前途选择是什么，高中毕业文凭是必须的。由此看，中国有一半初中生没有高中水平，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中国的８亿的农民人口可能是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
再看大学招生情况。2006年的高中毕业生人数为871.2万。可同年的大学招生总人数才是546.1万。高中到大学的升学率为62.7%。这个数字可是不算高。让我们再换一种比较方法。在1994年，中国的小学一共招生2537万名。这些学生在经过了6年的小学教育、3年的初中教育、３年的高中教育之后，无论是中途辍学，还是成绩不佳，或者是其他原因，到2006年只有21.5%的人成功地进入了大学（2006年大学招生人数为546.1万）。这个比例说明中国教育系统的运作效率不是很高。相比之下，美国在1994年小学（Grade School）入学人数为1221.3万。到2006年这批学生升大学的时候（大部分美国的初中为2年，高中4年），美国高校（包括公立和私立）的招生总数为1373.8万。19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高校每年有大量外国留学生和许多非当年高中毕业生入学。这使得美国2006年大学入学人数要略高于1994年小学入学人数。故此，如果将这两部分学生去掉的话，招生总数会明显地低下来。但是，即便如此，美国教育制度的效率和成功率还是比中国的高了许多。
(3) 说是要改，但改不了的教学方式
涉及到教育系统的效率问题，资金固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但是，中国学校中－－包括从小学到大学，占主流的还是以“考试得高分”为目的的教学文化。我们将这种教学方式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来考察，是因为这种“应试教育”在过去30年来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教学和学习方式。所谓应试教育的教学方式是指在教学中和学生们的学习中，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能将考试的成绩搞好。考试难，上好学校就更难。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高中，为什么是重点？就是因为升学率高。升学率高，就是好学校。我们在前文提到过，每一个小学生在入学时，就开始与其他４个学生在竞争上大学的机会。家长们都知道，12年以后，每10个学生中，只有两个能够走进大学的校门。不上大学，就没有前途。
在中国的教育界，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似乎早已有定论。从中国最高负责教育的官员到学生家长，都认为应试教育应该被改革掉。中国教育部的发言人坦诚地认为，中国教育方式中的“应试教育还是相当严重的”。20 但是，教育部的部长周济却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应试教育仅仅是一种严重“倾向”，中国教育的“主流还是好的。”21 从大量的讨论中看，中国各个教育系统中的升学办法以及入大学门的高考被认为是应试教育的根源。22 但周济部长却坚持说“现在高考在我们国家还是行得通的，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制度”。23 教育部长似乎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所讨论的问题焦点在于大学考试是否应该成为各级学校衡量教学水平的标准。
与“应试教育”相对立的是“素质教育”。相对于灌输式的应试教育方法来看，素质教育侧重于调动启发学生的内在积极性。但是，就目前中国办教育的指导方针以及升学压力，应试教育还不能一时间就被铲除。身为中国教育部发言人的王旭明也认为“素质教育的推进”会“非常困难。”24
在应试教育的文化中，中国各个年级的学生压力之大，每日只能苦于读书。每天在上了普通课之后，学校还要外加各式各样的补习班，讲解分析各种类型的考试题。学生和学生家长压力之大，以致各界人士都发出“将少儿时代还给孩子们” 、“废除一卷定终身的教育方式”的口号。这个“一卷”指的就是考试卷。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素质，众所周知，在此就不再赘叙。
这种教育方式也是一种形式上的浪费。千万学子的精力如此白白地消耗掉。中国学生的聪明才智是得到西方国家教育界承认的。中国到外国留学的学生，一到西方的学习环境中立刻会出成绩。这种现象也可以为我们所讨论的这种内耗当一个佐证吧。
(4) 教育成果的市场如是说
此处所指的教育成果是指目前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这个群体和大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是人才，另一方面是研究的成果。在中国，每年国家、社会、个人对教育投入那么大量的资金，学生和学生家长花费了那么大的心血，结果又是如何呢？从总体上看，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是很普遍的现象。如果我们将高等教育看成是一个生产过程，那么大学生和研究成果就是产品。从市场学的角度看，如果产品卖不出去，那就是产品在市场上出问题了。或者是太多，供大于求，或者是质量不好。
大学生找工作难的问题早在上世纪末就已经浮现出来了，而且一直延续至今。根据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的解释，大学生找工作难主要原因在于大学生似乎对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定位有错位的问题。王旭明提到一个例子。四川兄弟俩，大学毕业后，回乡养猪。王旭明鼓励其他大学毕业生也打开眼界，改变观念。25
让我们看两对数字的比较。26
（1）在校生与人口的比例：
* 中国2005年高校在校总学生数为1561万8千,占中国人口（13亿）的1.2%
* 美国2005 年高校在校总学生数为1742万８千，占美国人口的（3亿） 5%
（2）毕业生与人口的比例：
* 中国2004年高校奖授学士学位(1050952)、硕士学位(124791)、博士学位(22427)共1198140个,占中国人口（12亿）的0.001%
* 美国2004年高校奖授学士学位（1399542）、硕士学位(558940)、博士学位(48378)共2006860个, 占美国人口的（3亿）0.6%
这两组数字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中国人口中的教育水平远远低于美国。如果中国打算从大学生人数上达到美国的标准（5%），那么就应该有6500万大学生在校。这个数字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可能的；没有那样的国力。第二，美国毕业生人数与人口的比例却比中国的要高数倍。我们将这两组数字一比较，就会产生一个新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美国的人均大学生数要远远高于中国；高比例的大学生走向社会。
仅仅用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定位误差来解释大学生就业难是不对的。
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后面可能有更深层的原因。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战略是以廉价劳动力为驱动的加工出口。那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部分都是依靠加工和廉价物品出口得来的。在这种发展战略指导下，高精尖的产品的研制、生产、出口都还没被提到日程上来。从市场导向上看，在廉价物品出口和加工上投资，成本低、周期短、见效快。在这种情况下，对大学水平的知识的需求就可能低于教育系统的产出量。这样一来，大学生又怎么不能过剩呢？鼓励大学生们向毕业后回乡养猪的毕业生学习，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如果仅仅是能回家将猪养好，根本不用上大学。
我们的国家、社会、个人在教育上巨额投资，绝对不会希望看到这种局面。但是，目前国家还没有将这种“浪费”放到“急需解决”的高度上来。这又是因为教育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长远影响，使得这种浪费以及其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近期内看不到。是先搞经济发展，待经济水平提高了，再来提高教育水平呢，还是以提高教育水平为基础搞经济呢？这是一个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样的争论。
二、中国的高等教育
在文革后至今的30年内，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已经培养出一个比较有水平的高校教师队伍。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从国家每年对高校的投资总额度以及增长的速度来看，国家对高等教育还是重视的。199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教育拨款为420亿元，2004年达到1047亿元。扩招以来，每年递增超过100亿元。27 这仅仅是国家的财政拨款。我们知道，中国老百姓个人对教育的投资在教育总投资额中占60%多。对高等教育的总投资实际上要远远超过国家投资的数目。对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投资额以及高等教育的成果，有目共睹，在此不再详细讨论。
中国的教育体系从结构上看是合理的。我们在前文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高投入和合理的结构是不是就能出成果？让我们还是从学术研究和授课者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们先给接下来的讨论奠定一个基础，看看高等教育的层次设置。一般来说，初、高中的教育的主要目的一是为高等教育做铺垫，二是普及教育，为社会运作提供基本人才。初、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是有一定衔接的关系的。一个国家教育的普及水平是由初、中等教育在人口中普及程度中反映出来的。普及的面越广越好。但是，一个国家教育水平和科技发展却完全是由高等教育的水平决定的。
高等教育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块：教学和学术研究。教学就是老师教，学生学。老师即教内容，又教方法。所谓内容，就是“是什么”，方法就是“如何”发现是什么。高等教育将大学学习按照内容和研究程度的深浅分为本科学习，硕士学习和博士学习三种不同层次。本科学习的目的意在使学生对某一领域中的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有较深的理解。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知道有什么”。硕士阶段的学习目的主要是使学生精通掌握专业中的原理，进行开发或者描述性研究，寻找答案来。要是也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知道“为什么”。博士阶段的学习目的是要培养学生探寻、发现并解释物质或者社会现象之间的新的因果关系。换言之，博士阶段的学习目的是要发现新的“是什么”并解释“为什么”。
这三种不同阶段学习的区别从论文的要求上就能看出来。学士论文的目的是要学生表明自己对本领域中知识了解的程度。硕士论文的目的是要看看学生对本专业中的知识和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有多深的认识。博士论文的目的是考察学生是否能够对一个新关系的存在做出具体的解释。
教学与学术研究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前面所介绍的三种不同的学习阶段之间，存在一种阶段性的等级关系。这个关系到不是社会关系中的等级关系，而是在知识含量上的等级。这种等级关系是不可逾越的。就好像气温，在达到100度时，必需要首先经过90度。让一个没上过大学的学生，开始读博士，从掌握的知识含量上和学习方法上看，是不可能的。那么在教学这个问题上，博士学位的知识含量和学术研究的水平一定要高于硕士和学士。依此类推，硕士学位的知识含量和学术研究的水平一定要高于学士。这种等级关系是被普遍接受了的。更需要指出的是，从学士到硕士，再从硕士到博士，三者之间在学术研究方法水平上的差别巨大。换言之，到了博士一级，学术研究的方法是决定研究成败的关键因素。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老师所能教授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掌握知识和学术研究方法的水平。这就是高等教育三个不同程度之间的关系。大学老师的授课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他们学术研究的水平。作为一个整体，大学老师的学术研究的水平体现在教科书的编写和授课上。俗话说，“有一桶，才能倒出一碗”。这是说，写在一本教科书上或者在一节课上所教授的东西，是需要花费成倍时间研究准备出来的。所以，到高等院校的运作中，非常看重教师的学术研究。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是没有区别的。
１. 学术研究
什么是学术研究？中国可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为“学术论文”制定有国家标准的国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VDC 001.81、CB 7713-8”号文件将学术论文的定义为：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
新见解的知识和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
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
文件。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通常把表达科研成果的论文称为学术论文。学术论文具
有四大特点：１）学术性 ２）科学性 ３）创造性 ４）理论性
这个国家标准还对学术论文的4大特点有具体的定义。我们就不一一重复了。按照这个标准，学术论文实际上就是学术研究成果的文字表现。论文撰写的水平也就代表了学术研究的水平。在学术论文的撰写当中还有其他的规则，比如引用他人成果的规则、格式，等等。最后呢，论文写出来了，只有发表了才能得到承认。这也是正确的。所以呢，在学术论文撰写的相对一方，就是各种出版社、学术期刊。出版社和学术期刊将研究成果发表，使得学术研究的成果能够被人分享、承认、批评。从总体上看，出版社也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那么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学术研究又是什么状况呢？
(1) 学术研究与经济收入
高校教师必须有搞学术研究的能力。这一点通用于中外。美国的教授们每年除了教课之外，也要写论文出书。这体现了上面介绍过的“有一桶才能倒出一碗”的道理。教师们必须通过学术研究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才能教好课。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更是重视。各个高校对教授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都有规定。
在这里让我们再拐一个弯，看看大学教授们的收入。我们在这里没有用“工资”这个概念。因为就工资来看，仅仅是教授们收入中的一小部分。让我们拿一位任职于我国北方某大学的教授、学院副院长的收入为例。这位任教20载有余的教授，每月收入是5591元（基本工资＋每月本校或地方政府的各种补贴＋岗位津贴）。在扣除水电费、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和所得税（1142元）之后的实际收入为4448元。中国教授们的工资大体上都是这三部分，基本工资以职称、工龄为参考而不同，这一部分是退休时计算的工资基数。本校和地方补贴各地、各校都不一样，是按人头发的。其中有的有差别，如住房补贴、职务津贴等等，其他都是一样的。这部分也计入退休的工资基数。岗位津贴是根据本人的岗位定的：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级教授等等，每一档还有级，各校的分法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中国教授的收入的计算会如此之复杂。
教授们的收入与下岗工人，或者进城打工的民工的收入相比，是很高的了。但与其他行业，比如企业白领、大型国有企业（电信、石油等等）的中层干部的收入相比，就显得很低了。更令人吃惊的是，上面提到的那位在中国学术界颇有名气的教授，其工资居然还低于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收费员！28 那些年轻的老师们的收入就更少了。为了能够提升，老师们在要求的论文数量之外也就还要拼命写出东西。发表的东西多，学校就有可能给奖励，提职时会更有利。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愿意自己出钱发表论文的原因。
许多院校同情老师们的处境，但又没有其他财源。怎么办？最流行的办法就是办学习班。各种学习班、干部培训班是创收的好手段。尤其是当某某省、市要求下面的干部都必须参加某种学习班，那些培训班就成了体制外的摇钱树。送老师到外面开班讲课，也是帮助老师增加收入的好办法。某大学要引进人才，还要看这个“人才”能否带来什么项目；项目就意味着财政收入。能带来项目的教授最受欢迎，无论他的研究水平如何。
大学教授们整天都在为增加收入发愁，哪里还有心思搞学术研究。北京政法大学的杨帆教授，将自己花钱制成的光盘拿到课堂来出售，说是给自己的孩子凑学费。29 这种做法说明大学教授的职业道德底线已经完全崩溃了。只希望我们这种评论仅仅适用于一小部分中国的大学教授。
(2) 学术研究的水平
既然学术研究与大学教师的收入有关，那么学术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谋生手段。论文写的越多，收入就越高。美国的教授，论文质量不高，或者好几年搞不出一篇像样的东西来，那么能得到“终身教授”一职位的希望就很渺茫了。但是，无论每年写出来多少篇高质量的论文来，也不多拿工资，更没有什么奖金。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中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大批高产学者。30 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吉德在网上撰文，就某个高产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组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
近日，我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嘉宾资料上发现北京林业大学某学者出版
了30多本书。我有意观察了那位学者的年龄，最多50岁。就算他20岁参加工作，
工龄最多30年，也就是说，平均不到一年就写一本书。我惊讶不已，顿感自己的渺小。
后来发现如此高产的学者并非此君一人，据说，在2003年至2005年的3年期间，
浙江大学领导金某共发表学术论文106篇，平均10天发一篇，还出版著作、教材5本，
共141.9万字，同时指导硕士生、博士生48名；领导吴某共发表学术论文86篇，
平均12天发一篇，还出版著作、教材9部，总字数为324.1万字，同时指导硕士生、
博士生62名。31
这样搞出来的学术研究，写出来的论文质量能达到要求吗？这种做法似乎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这些现象包括抄袭他人成果，一稿多投，自我复制，署名挂号，等等。近几年所发生的抄袭案中最有名的就是天津外国语学院沈履伟一案。沈履伟在自己的著作中整章整节的抄袭他人作品。这个案子的特点是，在其作为被揭露之时，沈履伟还将对方（天津市语言学会）告到法庭，求助于法律为自己解辩。此案几经周折，法庭先是判决沈履伟胜诉，引起全国各界大哗。虽然到后来起诉庭推翻了一审的判决，使得沈履伟的抄袭行为得到了应有的处理，但此案也标志着中国学术研究中的问题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问题。难怪成都西南民族大学的肖雪慧教授悲叹，中国的学术界已经成为“剽窃者的天堂”。32
2005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查处了19起科技工作者违背科学道德的行为。33
2007年末，学术界再次出现为学术问题到法庭打官司的案例。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沈木珠和其丈夫张仲春教授将武汉大学李世洞教授和《学术批评网》的主持人告上法庭，原因是他们认为被告批评院长夫妇二人在他们高产量的论文中自我或者夫妻相互抄袭，并称这种现象为“自我克隆、重复发表”。34 我们从网上可查找到的资料看，院长夫妇并不否认自己有自我抄袭和重复发表的做法。他们只是认为那种做法并不违反学术研究的规则。故此，在网上公开批评他们的人就是侵犯了他们夫妇二人的名誉。到本文脱稿时南京受理的法院尚未就此案进行判决。但是，无论法律上的判决是什么，从学术研究标准的角度看（请参见上面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此案已经显示了中国学术研究的状况。而且，南京的法院能受理这样一个本是学术研究标准上的争议的案子，也说明中国理论界和司法方面对学术研究定义不是有很清楚的认识。如果对于什么是学术研究还没有很好的认识，可想学术界的整体水平如何了！
抄袭剽窃，自我克隆，夫妻相互复制是比较明显的问题。但更大比例的学术论文根本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且不用与国际水平相比较了。我们从网上可读到的“学术论文”发现，从内容上看，大部分都是工作报告，不具有学术论文那种“从个别到一般”的学术价值。有的论文，行文似报告文学，但又没有报告文学那种以事实为依据的特点。还有的论文，用词华丽，读上去犹如在读文学作品，读时令人激动，读后不知所云；还有的论文，根本不遵守“论文的标准”，随意提出观点，而不用理论或者数据支持，科学性全无。大部分论文的作者，根本搞不清什么是他人的观点，需要提供出处，什么是自己提出的新观点，需要论证。
从网上可看到许许多多类似的例子，我们因篇幅关系，不能在本文中一一列举。
如果说学术研究的水平是高等教育水平的标志，那么中国高等教育实在令人担忧。那样高额的投资，就在一篇篇如此质量的论文中被无形地消耗掉了。
(3) 学术论文水平低下，出版界有责任
作为学术研究体系一部分的出版界对学术研究水平低下的状况也有很大的责任。
各种学术刊物本应该是研究成果的传播体。但在某种非专业利益驱动之下，出版社已经变成了一个以经济利益为驱动力的机构。经济利益是任何组织经营的根本。我们对这一点没有异议。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获利的手段和方式。
有一位叫王寿臣的记者在2006年搞过一次调查，然后将调查结果以《中国学术论文交易调查：部分核心期刊明码标价》为题发表，揭示出各个期刊在“学术腐败”中起的作用。35 王寿臣的调查发现，由于高校要求教师和研究生每年定期发表文章，所以就有大量的文章待发表。这就“使学术核心期刊成为一种稀有资源，为发表文章而交纳‘版面费’成了公开的秘密”。王寿臣还发现，有的网站承诺80%的论文都可包发表，一篇5000字左右的论文，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收费4000元。保证在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中的杂志上发表。交钱发表文章，可算在学术研究史上的创新。为了能“赚”钱，出版社对稿子的质量就不太重视，造成大量的“知识垃圾”。难怪我们那么容易地就能发现那么多低质论文。
出版界也有自己的苦处。国家在高等教育上进行巨额投资，但是对期刊杂志社却实行了“自负盈亏”。一般讲，期刊杂志社的上属单位都在经济上放权，让期刊社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盈利企业”来办。于是，论文就成了买卖关系的载体。否则，期刊社就无法经营下去。中国的人情关系是在社会运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素有“社会运作的润滑剂”之称。36 北京一家所谓学科级刊物的编辑曾经说过，领导“推荐”来的文章最难办。水平低，但不能驳回。怎么办？只好自己来给文章做大手术。这种现象也算是在世界学术史上罕见的。
中国期刊出版界的另一个怪现象是期刊索引系统居然成了论文质量恒量的标准。就这个问题，我们专门请教了一位在中国南方一家期刊社但编辑的业内人士。37
中国有一个期刊索引系统叫“中国社会科学索引”，其英文是“CSSCI”（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的缩写。这位编辑认为，
论文是否能够在CSSCI期刊上发表，“是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的——这与中国对教
师的绩效评价密切相关。像其他领域一样，中国的学术期刊被分为三五九等，这种等级区分，
既体现在人们的观念上，又切切实实地表现于制度、规则上，例如，许多学校将学术期刊分为A、B、C级。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SSCI来源期刊和《中国社会科学》为A级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院所主办的《政治学研究》、《经济研究》、《历史研究》等‘某某研究’类的期刊为B级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为C级期刊（前面提到的B级期刊都是CSSCI来源刊，但它们比普通的CSSCI来源期刊高一个级别）。年终进行绩效考评的时候，根据文章的数量和文章所发表的期刊的级别加权、求和，然后按照求和的结果发奖金、津贴。由此可见，文章发表在不同级别上，是与教师的自身利益忧戚相关的。不同的学校对期刊的分级是不一样的，但大体而言，以CSSCI来源作为评价标准越来越广泛和普遍。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我想，其中的原因既有以前的评价体系弊端越来越多，又有CSSCI制作方的运作成分在里面。”
论文是否揭示了新的关系，撰写是否达到了应有的水平应该由同研究领域中的其他学者来讨论、批评。从期刊社的角度看呢，所发表的文章，从稿件的接收、审阅到发表（或者不发表），是否经过了一套严格的程序以保证稿件的学术水平，这才是保证期刊社名誉的基础。是否由某个索引系统包括近来并不能保证出版社的业务水平。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浏览过许多“知识垃圾”就是在一些所谓CSSCI来源期刊上找出来的。
出版界对学术研究“内耗”的另一条贡献渠道就是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是中国学术界和学术期刊系统中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顾名思义，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是中国人民大学制作的、按专业分类进行的、二次转载的一份刊物。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的编辑如果在报纸、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发现有符合他们主办的某种刊物宗旨的论文，便会拿来，转载在他们的期刊上。必须指出的是，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的文章中有一些质量还是不错的。文章一旦被转载，原作者所在的学校可能还会给作者一定的奖励。同时，论文原发期刊业会为此而扩大了影响。文章能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就像渡了一层金。那些质量不好的文章，如果被转载，仿佛文章的质量也是不错的。结果，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的文章多少居然成了评价刊物办得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
按照目前中国的著作权法，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这种做法是侵权。而且，论文发表的角度看，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这种侵权式的做法也完全没有必要。同一篇文章有必要在两个不同的刊物上同时发表吗？这也算是中国学术界的在国际上的独特之处。
其实，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过的论文，很多也是“知识垃圾”。
如果说低质论文是内耗的一部分，那么各类期刊就是造成漏洞的原因之一。
2. 高等院校中的教和学
我们讨论的目的是要找一找中国教育系统中无功运作的部分。这并不是说中国教育系统无一是处。相反，中国有悠久的教育传统，到今天，广大高校中的老师们都在勤勤恳恳地耕耘，培养下一代社会精英。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今天的高校教学中的“漏洞”。这些漏洞，如果不加以修补，最终会将万吨巨轮沉入海底。
高校中的老师们的职业责任可分为三种：为本科生上课，指导研究生，搞学术研究。仅仅从这三项职责来看，中国高校的教师与国外的同行们的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中国高校中的老师的实际工作方式却有所不同。在中国教育市场化的倾向中，老师们的行为也趋于市场化。38
先看高校老师上课。在市场化的趋势之中，“老师只是为完成指标而教，学生只是为拿到学分而学。教与学就像“市场交易”——你掏钱我卖货，钱货两清，各自走人。39 从可查找的报道和有关文章看，早在数年前就有人指出师生关系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刘静在总结了十几年来中国教育系统中的师生关系后指出，“教师与学生都必须遵守一定社会的伦理要求，教师对学生的教育，不仅靠年龄和权力优势，更要靠责任心、义务感和师生情来维持。因此，师生关系又表现为一种鲜明的道德关系。” 40 正当师生关系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开始被重视的时候，2007年在北京的政法大学又发生了扬帆教授以辱骂的方式对待逃课的学生事件。
这个事件的发生是由学生在交了学期论文便离开课堂，扬帆教授开始骂学生引起的。而后，扬帆教授又和一位女生发生肢体冲突。这位政法（！）大学的教授当时还将那位女生关在阶梯教室传达室小房间内，最后让保卫人员带走。杨教授当时可能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
也是在2007年，位于中国南方的中山大学还发生了艾云灿教授虐待自己的博士生的案子。一开始艾教授还坚持自己是恨铁不成钢，才对学生有粗暴行为。但最后迫于舆论压力，艾教授还是给当事的学生赔礼道歉。
在中国北方的政法大学发生的事件和南方的中山大学里发生的事件显示了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某位老师头脑不冷静、处理不当的界限。
中国传统中的“师道尊严”所剩无几。
(1) 研究生学习面面观
骂学生、非法拘留学生、虐待学生也许是大学教师中的个别现象。但一些在研究生学习中的弊病就非常具有普遍性了。
先从总体上看。中国有多少不够格的导师？中国的教育体系在世界学术界创新，将学术水平变成高等学府中的职称。博导（博士导师）、硕导（硕士导师）这些在不同学习和研究层次的教学阶段搞成了类似处长、科长那样的职称。而且，不同的职称，收入还不一样。既然是与收入有关的职称，那么有那些职称的博导、硕导们的研究和教学水平就不那么重要了。只要一位教师的工龄达到一定年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那就可能得到一个“导”的职称。至于教书的水平和论文的水平如何，那就不太重要了。进一步看，有许多“导”们从学历上看，就根本不够资格。我们在2004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中国高校中的许多博导，自己并不是博士；有许多硕导，自己都没有硕士学位。41 如前文所述，各个水平上的学习各自不同，目的、学习方法和水平迥异不同。我们在本节开始讨论了高等教育中三个不同水平的学习。到硕士和博士这两个学习阶段，对学术水平和对研究方法的精通程度要求各自不同。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自己都没有经历过博士学习过程的人能够有相应的知识量和研究水平来带博士生。这就算中国特色吧！
更有甚者，在许多例子中，有一些自己完全没有教学经验和学术研究能力的人，也在带研究生。天津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院长，自己本身仅仅是文革中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但只因他是院长，也被“授予”博导职称，手下有博士生若干。这种现象在中国十分普遍。中国的前总理朱镕基，在任上海市长和总理期间还在带博士生。他的一个博士生叫杨宏儒，毕业后任北京四通投资有限公司(新四通)总裁。他后来也承认，“接受导师指导的机会不多，因为那时朱镕基已调至上海任市长，工作十分繁忙”。42 朱总理是一位很好的干部，在任期间他呕心沥血坚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但是，除了日理万机没有时间之外，他带博士生的能力也是一个问号。
另外，中国高校中导师和自己研究生的关系远远超过学术和职业关系。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关系基本继承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手工作坊里的师徒关系。研究生把自己的导师称为“老板”，在大学校园里早已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些博导、硕导们带着研究生做科研项目，并付给他们微薄的报酬。一些博导、硕导们也俨然以“老板”自居，而研究生们则沦落为他们的廉价劳动力。这种现象近年来越演越烈。前文提到的老师虐待学生的例子中，那位导师可能就是觉得学生就是自己作坊里的学徒，可以随便打骂。老师病了，学生们轮流在医院守护；老师家中有事，导师自然会让自己的学生来做。如果赶上学生中有几个政府官员、公司老板，那这些人身后的特殊关系就可为导师服务了。
这种师徒如父子式的关系，一方面是从中国作坊文化中继承来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研究生的招生方式造成的。在中国是老师挑学生。挑到自己名下，就成了自己的徒弟。当了师傅的徒弟，毕业就不成问题，造成中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零淘汰率”现象。43
博导硕导们怎么带研究生？如果说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现象可能有打击一大片的嫌疑，但是，在具体指导自己学生学习时，导师们的做法就具有很大的普遍性了。学生上课、听课、写学习论文都还不太重要，导师一般不太担心。但到最后的毕业论文就是需要导师的帮助了。尤其到博士论文这一级，更是难上加难。中国的大部分硕导博导们，本应该是指点引导，但在指点引导不成的情况下，干脆就动手替学生写。这种做法，似乎体现了教授对学生的关心，但最终使得整个博士生培养过程被浪费掉。
我们在前文介绍过，博士学习的目的是发现并证明一个新的事物之间关系的存在（或者不存在）。为此，博士生在这个新关系上应该是最有研究的人了。导师的作用是在方法论和文献研究以及背景性关系上对学生进行引导。如果导师能够替学生动手写论文，就意味着学生的研究没有超过导师的水平。这就完全违背了研究生学习的原则。国家、社会和个人在这个博士生身上的投资就完全被浪费掉了。
中国是一个生产博士生的大国。自1998年以来，“博士生招生年均增长幅度达23.8%，其中1999年增长幅度高达32.7%。与90年初相比，我国的博士生招生规模增长了15倍，在校博士生规模增长60多倍，同期的博士毕业生数翻了一番。如果仅按培养规模计算，我们已跃居世界前列了。”44 中国有如此宏大的博士队伍，却很少有人能拿出篇论文到国际学术界去拼一拼。2005年，我们在中国政治学界的龙头刊物《政治学研究》上看到一篇出众的文章。但后来才知道这位在中山大学任职的作者之一是在美国读的研究生。45
中国博士生培养的问题之严重，到2007年末，国家不得不采取政府行政执法的方式，决定“开展全国博士质量调查”。46 且不说这种行政检查的办法是否能够奏效，但此举也显示了这些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有一位叫智效民的研究人员（山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面对学术界种种现象，心焦似火烧，将这些问题总结为“学术腐败”，并指出“学术腐败其害大矣，不仅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利益，也瓦解了学者的人格，腐蚀了学者的灵魂，败坏了社会风气。如果说假药会毒害人的健康，那么学术腐败将会危及民族的前途。”47
(1) 本科教学质量拾零
研究生的教学问题之严重，都已经到了可以覆舟的程度。那本科生的教学又是什么样子呢？为了不在重复类似的分析，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个在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中具有特色的例子。
从1993年开始，教育部对高校开始一种本科教学质量的检查制度，叫做“本科教学工作评估”。这项评估从1994年开始实施，2003年开始改为五年为一周期的评估。到2005年共评了171所高校。我们认为教育部这项措施的用心是好的，但它却没有任何实际效果。
在许多高校的网站上都能找到有关这项活动消息。比如，内蒙古医学院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评估，还召开了动员大会。自治区连辑副主席还在动员大会上讲了话。他鼓励大家应该“要通过迎评促建来统一全院的思想认识，把大家团结组织起来，以良好的精神风貌迎接评估。”48 从自治区副主席的这番话中可以看出，学校中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这种评估是有意义的。而且，从学校的准备活动看，这所医学院肯定有通不过评估的地方。
本科教学质量的检查是由一个检查团到各个高校现场进行的。团员由一些大学的校长和一些重点大学的教务处的领导组成。他们到各个高校对有关本科教学的文件进行审阅。由于这项检查的目的是要督促鼓励高校将本科教学的水平提高，所以检查的项目很多也很详细。比如，在检查的项目中包括本科学生的毕业论文。除了学生论文的水平之外，检查团还要检查老师评判论文的方法。比如，按照规定，老师打分应该用红笔，打分时应该注明所得的分数，而不是所扣除的分数。虽然这种规格化判分方式与教学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未被证明，但可也算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特色之一。由于各个高校的老师对这项要求不十分理解，他们在读判学生毕业论文时就没有很好地遵守那些格式。为了能够得到检查团队好评，每一个大学及其下面的各院校都要将已经存档的学生论文找出来，将那些不合格的重新打印，然后按照要求重新判分。如果有的论文写得实在太差，也顺便修改。
这种“修改历史”的工作量很大。难怪到了内蒙古医学院那里，都得开大会，请自治区副主席来动员。我们有机会接触中国北方三所大学中法学院的领导。当谈及这项检查时，他们都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是由于大家都这样做，实事求是的学校就要遭受不应得到的处罚。最令人费解的是，检查团一方也知道对方应付检查的这种做法。但每年还要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检查。这种情况令我们想起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皇帝知道自己没穿衣服，而且也知道下面的人都在糊弄自己。
检查项目中还包括科研设施。那些设施较差的大学，为了能评上好分，都还要积极改善教学设施，搞出一个实验室，或者一个计算机房。具体到检查过后，这些设施是否被真正启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天津某大学的法学院，为了能给检查团一个好印象，还将学院的长远规划编成一段顺口溜，让每一个教师都背下来。万一在校园的路上或者教学楼里碰到检查团的成员，问及学院的规划，老师们就可“对答如流”:
注重素质
培养能力
强化基础
拓宽专业
严格管理
提高质量
将教育质量口号化以应付检查，也可算中华教育史上的奇观，令人难以置信。但都是的的确确发生在我们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事。
那9248亿元的教育投资正在一点一滴地被浪费掉。
参考文献源
1 葛荃，《楔子: 孔子一生做了三件大事》，《知青小屋》，http://www.zhiqinghome.net （2008/1/23 阅读）
2 （同上）
3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它开办于1898年7月3日。辛亥革命后，改
称北京大学。
4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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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曹文，段崇峰，《政府教育投入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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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泽云,袁连生，《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国际比较研究》，《比较教育研究》，2007年第2期
7 记者郭建光，《中国将加大教育投资 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要达4%》，《新京报》，2006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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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教育新闻网：《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17日上午做客中国网，就教育热点问题与网友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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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赵颖全 乔华, 《免交杂费，为什么山区的孩子还读不起书？》，《新华网海南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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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
(2008/1/18阅读)。
18 周济说到：“将来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完成初中教育，初中毕业生毕业以后，一半或者一小半去读普通
高中，另一半或者一多半读中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毕业之后就进入劳动力市场。普通高中升入
高等学校，一半是本科教育，一半是高等职业教育。所以职业教育实际是面向大多数孩子。职业教育
里，将来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多数也是职业教育，我们说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温家宝总理说
职业教育是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这是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
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 2008/1/18阅读
19 美国人口调查局，http://allcountries.org/uscensus/239_school_enrollment_with_projections.html：
Education, School Enrolment by States. (2008年1月27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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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
（2008/1/18阅读）。
22 晨曦，《自主招生是中国高考改革方向》，《央视论坛》：
http://bbs.cctv.com/forumthread.jsp?id=7865956&agMode=1（2008年1月27日阅读）。
23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
（2008/1/18阅读）。
24 中国教育新闻网：《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17日上午做客中国网，就教育热点问题与网友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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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同上）
26 数字来源分别是《中国统计资料年鉴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7；美国联邦统计局：
http://www.census.gov/Press-Release/www/releases/archives/facts_for_features_special_editions/002263.html
27 《中国青年报》，《中国高校贷款规模逾4000亿 破产隐患凸显》，“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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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马国川，《月薪8000元，高速路收费员谁不想干？》，《人民网》经济观察，2005年12月23日，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3967618.html （2008年2月8日阅读）。
29 作者不详，《‘杨帆门’中那女生没错》，2008/7/18。《中国教育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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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肖国忠，《树立学术荣辱观 防治学术腐败》，《人民网》，2006年06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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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陈吉德，《高产学者》，《学术批评网：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9067&type=1008 （2008年2月1日阅读）
32 肖雪慧，“剽窃者的天堂，2003/11/5。《BBC中文网》：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3240000/newsid_3243200/3243245.stm （2008/2/29阅读）
33 “教育栏＂，《十九起学术不端行为被查处》，《人民网》：2005年09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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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方言（记者），《为了学术共同体的尊严》，《社会科学报》网，上海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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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王寿臣，《中国学术论文交易调查：部分核心期刊明码标价》，原发《法制早报》。摘录于
《新华网》：2006年11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6-11/13/content_53235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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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许吉，《对我国反腐实践的深层思考》，原载《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摘自《北京党建》网：
http://www.bjdj.gov.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3201 （2008年2月3日阅读）
37 我们在此文中隐去这位编辑了真实姓名。
38 东剑涛，《教与学像“市场交易” 师生关系不能“市场化”》，《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7-11/25/content_7141281.htm （2008年2月3日阅读）
39 同上。
40 刘静，《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师生关系研究述评》，2005-8-12。《万千教育》网：
http://www.wqedu.com/new/article.asp?articleid=34 （2008年2月４日阅读）
41 葛荃 吴量福，《从‘高薪招贤’看高等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中美两国比较研究》，《开放时代》，
2004年1期，91-106。
42 曲力秋，《朱镕基的学生们》，《中国新闻网》(转自《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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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国博士人才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选自《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3》，
2006/07/26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授权中国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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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同上。
45 请参阅：马俊 於莉，“公共预算研究：中国政治学和公共行政管理亟待加强的研究领域”，
《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二期，总期第67期，108-116。
46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全国博士质量调查工作的通知》，2007年12月26，《教育部网》，
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info33249.htm （2008年2月5日阅读）
47 智效民，“学术腐败是怎样‘炼成’的”，2007-10-08 ，《北京日报网》：
http://www.beijingdaily.com.cn/gdjc/200710/t20071008_359022.htm （2007年12月10日阅读）
48 内蒙古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评建办公室宣传组，“内蒙古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迎评促建工作简报”
（第1期，2007年4月3日），《内蒙古医学院》网，
www.uugua.cn/ypcj_web/(05)pjdt/sanfuyuanjianbao1.doc （2008年2月8日阅读）
2010年8月4日星期三
美国的公共图书馆
一，美国公共图书馆历史与现状的概况
对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历史我没做过专门的研究。只是收集了一些明显过期的二手资料。据人民网上《美国公共图书馆见闻》一文所述：17世纪的时候，从英国来的移民在北美大陆开始建立图书馆，主要是为宗教服务,18世纪开始，美国逐渐出现了为大众服务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联谊性图书馆(Social library) ，特点是靠兴趣相同的人集资并对会员开放，每个集资人相当于图书馆的“股东”。另一类是流通性图书馆（Circulating library）。特点是依靠出租图书来维持经营。主要收藏大众喜爱的读物，比如通俗小说、杂志等。这两类图书馆可以说是美国公共图书馆的雏形。
根据《美国图书馆目录 2002－2003》（American Library Directory）刊登的数据显示，2002年，美国国内总共有117,000个各类图书馆。其中：
公共图书馆（Public library）9,445个；
学术性图书馆（Academic library）3,480个；
政府图书馆（Government library）1,326个；
专用图书馆（Special library）10,452个；
还有94,342个中小学图书馆（室）。
……调查表明，全美国大约65%的家庭在过去一年中曾经光顾公共图书馆，有小孩的家庭光顾比例更高。来自美国教育部出版的《美国公共图书馆年度统计报告》显示，在2000财政年度内，共计有11亿人次光顾了全美范围内的9,074家公共图书馆，相当于每个美国人光顾了4.3次；共借阅各种图书、音像等17亿册/盒，平均每人借阅6.4册/盒。
二，美国公共图书馆的普及与发展
美国公共图书馆事业能够得到迅速普及与发展与钢铁大王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有着密切联系。
卡内基1835年生于苏格兰，1846年举家迁至美国宾州匹兹堡附近的小镇。卡内基从小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的成功完全来自个人的勤奋。所以他深信教育、读书能让人自立自强。在事业有成之后，卡内基依然记得当年他和几个年龄相仿的移民孩子每周六下午热切地盼望安德逊开放他的私人图书馆，以及阅读图书馆藏书带给他的快乐与满足。因此，他于1881年捐赠了第一座图书馆予他的家乡，此后他本人先后捐款56,160,000美元，在欧美各国建造了2,509所图书馆馆，其中1,679所分布于美国各社区中。所以，走进美国很多公共图书馆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块“大匾”。
商业上精明的卡内基，为自己的捐助开出两个条件：
（一）任何社区如申请卡内基金会捐助图书馆，必须无偿提供土地用于图书馆修建。
（二）该地方政府必须保证每年利用地方税收作为图书馆维持费用，每年投入费用必须至少是卡内基所捐赠款项的10%。
如果说卡内基的第一个条件是推动了美国公共图书馆的设立，那么他的第二个条件就从财政上保证了这些图书馆的长久运作。因为地方的长期投资比他本人的捐赠金额将大得多。卡内基终其一生热心于慈善事业，并贡献个人财富90%（约三亿多美元）给各类慈善事业，因此有“捐助图书馆的圣人”(Patron Saint of Libraries)之美誉。
卡内基的慷慨不仅使全美各地大兴土木，修建起一个个公共图书馆，而且开创了一个新的职业领域——图书馆管理学。因为随着大批公共图书馆投入使用，卡内基基金会开始关注图书馆的服务质量。他们认为，管理员素质将成为决定图书馆服务的重要因素，故而积极促成一些大学开设图书馆学专业。
美国公共图书馆的普及与发展还与国会和各州政府的立法保障以及财政支持密切相关。2002财政年度的数字显示，该年度全美公共图书馆经费总计77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拨款占0.7%，州政府拨款占12.8%，地方政府占77.1%， 其他收入占9.4%。而政府的支持都来自税收。
各州通过立法，规定建立公共图书馆的必要性，使公共图书馆思想深入人心，并为美国社会的进步、民主的发展和经济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曾在《热忱推荐几位“业余作家”》一文里推荐了作家林达。他们夫妻俩就是在美国亚特兰大地区的公共图书馆里查阅历史文献，撰写了深受好评的《近距离看美国》丛书。
另外，美国公共图书馆的普及与发展也与名人效应有着重要联系。比如，每一位美国总统卸任之前就要开始筹备建造自己的总统图书馆，以保存与收藏有关的资料信息。这种传统已延续多年。美国巨富、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也对美国公共图书馆事业慷慨解囊。1997年盖茨和夫人一起设立了“盖茨图书馆基金”。该基金用于低收入地区公共图书馆添置计算机和网络设备，以及图书馆管理人员计算机知识的培训。按计划，基金将为此在五年内投入2亿美元现金和2亿美元价值的设备。（以上信息参见陈蓬撰写的《美国公共图书馆见闻》）
三，美国公共图书馆的特点
1，场馆设立的普及性：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大约有九千所以上，以三亿国民来计算，平均每三千多人就有一个图书馆。服务范围几乎涵盖全美所有人口。全美公共图书馆的藏书量也非常惊人。“美国联邦博物馆图书馆服务机构（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简称 IMLS)发布的公共图书馆调查报告，根据对全美9217个公共图书馆所进行的调查(返回8994个馆的数据)，美国公共图书馆流通率持续增长，2006-07财年总流通22亿册件，其中儿童读物的流通率为7.397亿册件，占全年流通总量的34%；读者可上网电脑3.6台/5000人，总数为20.8万台，比前一年19.6万台略有增长。与2000年财年相比，人均借阅图书量从6.4册件增长到7.4册件，增长16%；总接待读者14亿人次，全国人均年访问图书馆4.9次，比1998年的4.2次增加17%”。（引自《美国图书馆最新数据》）
2，信息技术的广泛性：随着网络的普及与发展，现如今，美国98%的公共图书馆已向读者提供免费的上网服务；八成以上的图书馆为读者提供其他各种网上服务。比如，网上查阅、网上续借、网上阅读、快捷借阅、预定借阅等等。读者在家里就可以通过网络受益。图书馆还订阅收费的报纸档案，音乐播放等网络资源，图书馆提供的语音图书下载供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得到最新的语音图书，在开车和做杂事的同时“读书”。总之，在传统的图书馆业务中，信息技术的使用已越来越普遍，为读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
3，居民管理的参与性：图书馆的经费主要来自地方政府，来自本地居民的税收，所以本地居民对于图书馆的经营理念与管理方针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我们本地居民的最大意见就是因经济不景气与税收减少，导致图书馆开馆时间的缩短与限制。
由于美国国民包括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好多地方图书馆还提供各种外语书籍。比如，我所居住的县的好多居民来自亚洲（大陆、香港、台湾、印度、韩国、越南等等）。在我们县二十多家居民图书馆里，几乎每家公共图书馆都有西班牙文的书籍。其中六、七家图书馆里还有印度文、韩文、越文与中文书籍。这些都是各族居民据理力争的结果。
4，服务范围的多样性：美国的公共图书馆绝对不是单纯的“藏书楼”，还具备了多种功能。
学习中心--在我所居住的地区，好多孩子放学之后就去图书馆自学，有的看书做功课，有的上网查寻资料，并在图书馆等候家长的到来。有些公共图书馆还与中小学结成联盟，为学生提供学习帮助，出借课堂教学的参考书籍。每年暑假学校会给各年级的学生提供暑期读书清单，有些图书馆特意将这些图书另外陈列，方便学生借阅。图书馆还会单独或与学校联合举办有奖读书等各种活动，鼓励和培养学生阅读的习惯。
为了吸引儿童及其家长，各个图书馆都划出大片区域，用充满童趣、五颜六色的书架来陈列儿童图书与有声读物。好些孩子刚开始学步就在父母的带领下走进图书馆，与父母共同感受文化氛围的熏陶。好多公共图书馆还定期举办讲故事的活动，为孩子与家长提供母婴教育。
会议中心---图书馆是居民讨论社区建设的会议中心。当地政府如果有什么议题需要听取居民的意见（比如有什么施工项目或改建措施涉及到居民生活），常常在公共图书馆召开听证会或讨论会。
讲演中心---常常举办各种讲座或讨论会。内容涵盖写作、集邮、讲故事、烹调、学习主持宴会或即席演讲等等。
展览中心---图书馆的橱窗里常常展出当地居民（尤其是孩子们）的艺术作品。比如绘画、摄影、雕塑、诗歌或手工艺作品等等。
信息中心---居民可以从公共图书馆了解纳税、选举、征兵、献血等信息，领取到各种资料和表格。比如，本地的公交路线图，税表等等。
影视中心---图书馆还会不定期地举办一些影视活动。我所居住的地区住着很多华裔居民，图书馆曾免费放映了一些中国影视。我曾在图书馆观赏了中国导演黄蜀芹的作品。
培训中心---美国人申请大学时，常常需要提供为社区义务服务的经历，图书馆就是孩子们的首选，我所在地区的好多中学生都曾利用放学之后的闲暇时间去图书馆义务劳动。
总之，在我的印象之中，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已成为当地民众工作、生活、文化、娱乐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5，服务质量的卓越性。在美国工作生活了二十年，我曾去不同机构（包括政府部门、商业财务机构或医疗机构等等）办理各种事务，总体感觉是图书馆的服务最为上乘。记忆之中每次去图书馆咨询，工作人员永远是耐心、和善与笑脸相迎。
以下文字来自一位曾在美国选修图书馆学的作者。他在文章里写到：任课教授在第一堂课做了个小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让每个学生用三个形容词来描述读者心中的满意的图书管理员。结果，使用最多的是“有知识的”（knowledgeable）、“乐于助人的”( helpful) 、“友好的”（ friendly ）以及“专业的”（professional） 。由此可见，所有去图书馆的人员都渴望获得这样的优良服务
《2003年美国统计摘要》数据显示：2001年，全美共有13万全职员工工作在9000多个公共图书馆。截止2002年，在美国图书馆从业人员中，23%的人已经拥有图书馆专业硕士学位（MLS）……全美上千所大学中，设有这个专业的不过60所。通常是每个州只有一所大学设有图书馆专业。由于图书馆专业在大学设立的时间不短，整个课程的框架都设计得很合理。许多大学都是先有几门核心必修课，像信息科学基础学、信息组织学、信息查询检索入门等。然后，学生再根据将来的去向（比如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等）来选择不同的选修课程，最后是实习。正因为图书馆从业人员素质比较高，因此各类图书馆都做得非常有“专业”水准。
因为图书馆管理员职位的工资并不高，因此，年轻时就选择图书馆专业的人不像其他热门专业那么多。结果，做图书管理员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迟到的选择”。据统计，在校的学生中，1/5的人年龄在45岁以上。很多学生是从别的专业转行过来，而以前的专业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教师、记者、汽车修理工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同学是已在图书馆工作，然后回到学校再进修拿学位。这些来自一线的同学对活跃课堂起了很好的作用，有时候别的同学提个问题，在职的同学就直接回答了，有时则告诉任课的教授哪些知识已经过时了。教授也相当幽默，每遇到这种情况就连声道谢……（引自陈蓬撰写的《美国公共图书馆见闻》）
四，阅读的功效与魅力。
现如今，阅读的含义已变得更加宽泛，获得信息与知识不仅可以通过书页，还可以通过网页。但无论是看书或上网，阅读终究是人类获得知识信息的主要途径。有人曾经断言，网络普及之后，书的魅力将大大消失。甚至有人断言，若干年之后人们将不再需要书本。对此，我难以想象。在我看来，书的魅力似乎是网络世界所无法替代的。对我而言，手捧油墨飘香的书本阅读与在电脑之前阅读网页，还是有着巨大的差异。
在我的印象之中，对书本魅力的描绘莫过于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它描写一位被关押在纳粹德国监狱里的知识分子，饱尝着没有书可读、没有报纸可看的痛苦经历。有一次候审的时候，他冒着生命危险从悬挂在审讯室门后的一件德国军官制服里偷了一本书。当他满怀喜悦地回到牢房，打开一看，偷来的竟然是一本记录着世界级象棋比赛的详细过程的棋谱。在愤怒、失望又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他把这本棋谱一页一页地阅读、研究、消化。最终，他成了一名棋坛高手......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书能够与《象棋的故事》那样把对书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写得如此的深刻，如此的淋漓尽致，如此的惊心动魄。
97的《译林》刊载了茨威格的散文《书：走向世界的入口》。他写到“有了书，人就不再视野受限，孑然独处，而能分享古今所发生的一切，分享全人类的所思和所感了......书；成为一种东西，标有价钱，可以卖，表面看来没有意志，象摆在橱窗玻璃后面的货物，但同时又头脑清醒，每一册都有灵魂，虽然可以被买走，但它属于自己，也属于好奇地翻翻它的人，特别是读它的人，而归归根结底属于不只读，还会欣赏的人......”
他还写到：阅读的过程就象是输血，读书就象是“把自己身上的东西，几乎是一滴一滴注入别人的血管，把命运注入命运，把灵魂注入灵魂......越是深思，我越是认识到，我们的精神世界是由千百万单个的印象构成的，其中只有极小一部份来自亲眼所见，亲身所历，而其他一切，本质的交织一起的主体，则应归功于书本、阅读、传播和学习”。
在我居住的地区，每个星期六上午，公共图书馆都要设摊销售居民捐赠的图书（平装本五毛一本，精装版一元一本）......我曾经从那些摊位买过好些书，我向图书馆捐赠的图书则更多。我期盼那些曾经被我拥有、被我欣赏、被我喜欢的图书，能够到其他主人手里延续它们的生命，被更多的读者阅读、欣赏和收藏。“把自己身上的东西，几乎是一滴一滴注入别人的血管，把命运注入命运，把灵魂注入灵魂......”
(From 多思的博客)
对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历史我没做过专门的研究。只是收集了一些明显过期的二手资料。据人民网上《美国公共图书馆见闻》一文所述：17世纪的时候，从英国来的移民在北美大陆开始建立图书馆，主要是为宗教服务,18世纪开始，美国逐渐出现了为大众服务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联谊性图书馆(Social library) ，特点是靠兴趣相同的人集资并对会员开放，每个集资人相当于图书馆的“股东”。另一类是流通性图书馆（Circulating library）。特点是依靠出租图书来维持经营。主要收藏大众喜爱的读物，比如通俗小说、杂志等。这两类图书馆可以说是美国公共图书馆的雏形。
根据《美国图书馆目录 2002－2003》（American Library Directory）刊登的数据显示，2002年，美国国内总共有117,000个各类图书馆。其中：
公共图书馆（Public library）9,445个；
学术性图书馆（Academic library）3,480个；
政府图书馆（Government library）1,326个；
专用图书馆（Special library）10,452个；
还有94,342个中小学图书馆（室）。
……调查表明，全美国大约65%的家庭在过去一年中曾经光顾公共图书馆，有小孩的家庭光顾比例更高。来自美国教育部出版的《美国公共图书馆年度统计报告》显示，在2000财政年度内，共计有11亿人次光顾了全美范围内的9,074家公共图书馆，相当于每个美国人光顾了4.3次；共借阅各种图书、音像等17亿册/盒，平均每人借阅6.4册/盒。
二，美国公共图书馆的普及与发展
美国公共图书馆事业能够得到迅速普及与发展与钢铁大王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有着密切联系。
卡内基1835年生于苏格兰，1846年举家迁至美国宾州匹兹堡附近的小镇。卡内基从小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的成功完全来自个人的勤奋。所以他深信教育、读书能让人自立自强。在事业有成之后，卡内基依然记得当年他和几个年龄相仿的移民孩子每周六下午热切地盼望安德逊开放他的私人图书馆，以及阅读图书馆藏书带给他的快乐与满足。因此，他于1881年捐赠了第一座图书馆予他的家乡，此后他本人先后捐款56,160,000美元，在欧美各国建造了2,509所图书馆馆，其中1,679所分布于美国各社区中。所以，走进美国很多公共图书馆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块“大匾”。
商业上精明的卡内基，为自己的捐助开出两个条件：
（一）任何社区如申请卡内基金会捐助图书馆，必须无偿提供土地用于图书馆修建。
（二）该地方政府必须保证每年利用地方税收作为图书馆维持费用，每年投入费用必须至少是卡内基所捐赠款项的10%。
如果说卡内基的第一个条件是推动了美国公共图书馆的设立，那么他的第二个条件就从财政上保证了这些图书馆的长久运作。因为地方的长期投资比他本人的捐赠金额将大得多。卡内基终其一生热心于慈善事业，并贡献个人财富90%（约三亿多美元）给各类慈善事业，因此有“捐助图书馆的圣人”(Patron Saint of Libraries)之美誉。
卡内基的慷慨不仅使全美各地大兴土木，修建起一个个公共图书馆，而且开创了一个新的职业领域——图书馆管理学。因为随着大批公共图书馆投入使用，卡内基基金会开始关注图书馆的服务质量。他们认为，管理员素质将成为决定图书馆服务的重要因素，故而积极促成一些大学开设图书馆学专业。
美国公共图书馆的普及与发展还与国会和各州政府的立法保障以及财政支持密切相关。2002财政年度的数字显示，该年度全美公共图书馆经费总计77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拨款占0.7%，州政府拨款占12.8%，地方政府占77.1%， 其他收入占9.4%。而政府的支持都来自税收。
各州通过立法，规定建立公共图书馆的必要性，使公共图书馆思想深入人心，并为美国社会的进步、民主的发展和经济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曾在《热忱推荐几位“业余作家”》一文里推荐了作家林达。他们夫妻俩就是在美国亚特兰大地区的公共图书馆里查阅历史文献，撰写了深受好评的《近距离看美国》丛书。
另外，美国公共图书馆的普及与发展也与名人效应有着重要联系。比如，每一位美国总统卸任之前就要开始筹备建造自己的总统图书馆，以保存与收藏有关的资料信息。这种传统已延续多年。美国巨富、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也对美国公共图书馆事业慷慨解囊。1997年盖茨和夫人一起设立了“盖茨图书馆基金”。该基金用于低收入地区公共图书馆添置计算机和网络设备，以及图书馆管理人员计算机知识的培训。按计划，基金将为此在五年内投入2亿美元现金和2亿美元价值的设备。（以上信息参见陈蓬撰写的《美国公共图书馆见闻》）
三，美国公共图书馆的特点
1，场馆设立的普及性：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大约有九千所以上，以三亿国民来计算，平均每三千多人就有一个图书馆。服务范围几乎涵盖全美所有人口。全美公共图书馆的藏书量也非常惊人。“美国联邦博物馆图书馆服务机构（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简称 IMLS)发布的公共图书馆调查报告，根据对全美9217个公共图书馆所进行的调查(返回8994个馆的数据)，美国公共图书馆流通率持续增长，2006-07财年总流通22亿册件，其中儿童读物的流通率为7.397亿册件，占全年流通总量的34%；读者可上网电脑3.6台/5000人，总数为20.8万台，比前一年19.6万台略有增长。与2000年财年相比，人均借阅图书量从6.4册件增长到7.4册件，增长16%；总接待读者14亿人次，全国人均年访问图书馆4.9次，比1998年的4.2次增加17%”。（引自《美国图书馆最新数据》）
2，信息技术的广泛性：随着网络的普及与发展，现如今，美国98%的公共图书馆已向读者提供免费的上网服务；八成以上的图书馆为读者提供其他各种网上服务。比如，网上查阅、网上续借、网上阅读、快捷借阅、预定借阅等等。读者在家里就可以通过网络受益。图书馆还订阅收费的报纸档案，音乐播放等网络资源，图书馆提供的语音图书下载供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得到最新的语音图书，在开车和做杂事的同时“读书”。总之，在传统的图书馆业务中，信息技术的使用已越来越普遍，为读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
3，居民管理的参与性：图书馆的经费主要来自地方政府，来自本地居民的税收，所以本地居民对于图书馆的经营理念与管理方针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我们本地居民的最大意见就是因经济不景气与税收减少，导致图书馆开馆时间的缩短与限制。
由于美国国民包括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好多地方图书馆还提供各种外语书籍。比如，我所居住的县的好多居民来自亚洲（大陆、香港、台湾、印度、韩国、越南等等）。在我们县二十多家居民图书馆里，几乎每家公共图书馆都有西班牙文的书籍。其中六、七家图书馆里还有印度文、韩文、越文与中文书籍。这些都是各族居民据理力争的结果。
4，服务范围的多样性：美国的公共图书馆绝对不是单纯的“藏书楼”，还具备了多种功能。
学习中心--在我所居住的地区，好多孩子放学之后就去图书馆自学，有的看书做功课，有的上网查寻资料，并在图书馆等候家长的到来。有些公共图书馆还与中小学结成联盟，为学生提供学习帮助，出借课堂教学的参考书籍。每年暑假学校会给各年级的学生提供暑期读书清单，有些图书馆特意将这些图书另外陈列，方便学生借阅。图书馆还会单独或与学校联合举办有奖读书等各种活动，鼓励和培养学生阅读的习惯。
为了吸引儿童及其家长，各个图书馆都划出大片区域，用充满童趣、五颜六色的书架来陈列儿童图书与有声读物。好些孩子刚开始学步就在父母的带领下走进图书馆，与父母共同感受文化氛围的熏陶。好多公共图书馆还定期举办讲故事的活动，为孩子与家长提供母婴教育。
会议中心---图书馆是居民讨论社区建设的会议中心。当地政府如果有什么议题需要听取居民的意见（比如有什么施工项目或改建措施涉及到居民生活），常常在公共图书馆召开听证会或讨论会。
讲演中心---常常举办各种讲座或讨论会。内容涵盖写作、集邮、讲故事、烹调、学习主持宴会或即席演讲等等。
展览中心---图书馆的橱窗里常常展出当地居民（尤其是孩子们）的艺术作品。比如绘画、摄影、雕塑、诗歌或手工艺作品等等。
信息中心---居民可以从公共图书馆了解纳税、选举、征兵、献血等信息，领取到各种资料和表格。比如，本地的公交路线图，税表等等。
影视中心---图书馆还会不定期地举办一些影视活动。我所居住的地区住着很多华裔居民，图书馆曾免费放映了一些中国影视。我曾在图书馆观赏了中国导演黄蜀芹的作品。
培训中心---美国人申请大学时，常常需要提供为社区义务服务的经历，图书馆就是孩子们的首选，我所在地区的好多中学生都曾利用放学之后的闲暇时间去图书馆义务劳动。
总之，在我的印象之中，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已成为当地民众工作、生活、文化、娱乐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5，服务质量的卓越性。在美国工作生活了二十年，我曾去不同机构（包括政府部门、商业财务机构或医疗机构等等）办理各种事务，总体感觉是图书馆的服务最为上乘。记忆之中每次去图书馆咨询，工作人员永远是耐心、和善与笑脸相迎。
以下文字来自一位曾在美国选修图书馆学的作者。他在文章里写到：任课教授在第一堂课做了个小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让每个学生用三个形容词来描述读者心中的满意的图书管理员。结果，使用最多的是“有知识的”（knowledgeable）、“乐于助人的”( helpful) 、“友好的”（ friendly ）以及“专业的”（professional） 。由此可见，所有去图书馆的人员都渴望获得这样的优良服务
《2003年美国统计摘要》数据显示：2001年，全美共有13万全职员工工作在9000多个公共图书馆。截止2002年，在美国图书馆从业人员中，23%的人已经拥有图书馆专业硕士学位（MLS）……全美上千所大学中，设有这个专业的不过60所。通常是每个州只有一所大学设有图书馆专业。由于图书馆专业在大学设立的时间不短，整个课程的框架都设计得很合理。许多大学都是先有几门核心必修课，像信息科学基础学、信息组织学、信息查询检索入门等。然后，学生再根据将来的去向（比如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等）来选择不同的选修课程，最后是实习。正因为图书馆从业人员素质比较高，因此各类图书馆都做得非常有“专业”水准。
因为图书馆管理员职位的工资并不高，因此，年轻时就选择图书馆专业的人不像其他热门专业那么多。结果，做图书管理员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迟到的选择”。据统计，在校的学生中，1/5的人年龄在45岁以上。很多学生是从别的专业转行过来，而以前的专业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教师、记者、汽车修理工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同学是已在图书馆工作，然后回到学校再进修拿学位。这些来自一线的同学对活跃课堂起了很好的作用，有时候别的同学提个问题，在职的同学就直接回答了，有时则告诉任课的教授哪些知识已经过时了。教授也相当幽默，每遇到这种情况就连声道谢……（引自陈蓬撰写的《美国公共图书馆见闻》）
四，阅读的功效与魅力。
现如今，阅读的含义已变得更加宽泛，获得信息与知识不仅可以通过书页，还可以通过网页。但无论是看书或上网，阅读终究是人类获得知识信息的主要途径。有人曾经断言，网络普及之后，书的魅力将大大消失。甚至有人断言，若干年之后人们将不再需要书本。对此，我难以想象。在我看来，书的魅力似乎是网络世界所无法替代的。对我而言，手捧油墨飘香的书本阅读与在电脑之前阅读网页，还是有着巨大的差异。
在我的印象之中，对书本魅力的描绘莫过于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它描写一位被关押在纳粹德国监狱里的知识分子，饱尝着没有书可读、没有报纸可看的痛苦经历。有一次候审的时候，他冒着生命危险从悬挂在审讯室门后的一件德国军官制服里偷了一本书。当他满怀喜悦地回到牢房，打开一看，偷来的竟然是一本记录着世界级象棋比赛的详细过程的棋谱。在愤怒、失望又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他把这本棋谱一页一页地阅读、研究、消化。最终，他成了一名棋坛高手......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书能够与《象棋的故事》那样把对书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写得如此的深刻，如此的淋漓尽致，如此的惊心动魄。
97的《译林》刊载了茨威格的散文《书：走向世界的入口》。他写到“有了书，人就不再视野受限，孑然独处，而能分享古今所发生的一切，分享全人类的所思和所感了......书；成为一种东西，标有价钱，可以卖，表面看来没有意志，象摆在橱窗玻璃后面的货物，但同时又头脑清醒，每一册都有灵魂，虽然可以被买走，但它属于自己，也属于好奇地翻翻它的人，特别是读它的人，而归归根结底属于不只读，还会欣赏的人......”
他还写到：阅读的过程就象是输血，读书就象是“把自己身上的东西，几乎是一滴一滴注入别人的血管，把命运注入命运，把灵魂注入灵魂......越是深思，我越是认识到，我们的精神世界是由千百万单个的印象构成的，其中只有极小一部份来自亲眼所见，亲身所历，而其他一切，本质的交织一起的主体，则应归功于书本、阅读、传播和学习”。
在我居住的地区，每个星期六上午，公共图书馆都要设摊销售居民捐赠的图书（平装本五毛一本，精装版一元一本）......我曾经从那些摊位买过好些书，我向图书馆捐赠的图书则更多。我期盼那些曾经被我拥有、被我欣赏、被我喜欢的图书，能够到其他主人手里延续它们的生命，被更多的读者阅读、欣赏和收藏。“把自己身上的东西，几乎是一滴一滴注入别人的血管，把命运注入命运，把灵魂注入灵魂......”
(From 多思的博客)
2010年7月16日星期五
美国的大学认证制度
美国的大学认证制度
美国的大学认证制度(Accreditation)是其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和中国教育体系不同的一个主要方面。首先，美国的认证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质量保障(Quality Assurance)。认证机构独立于任何政府部门，高校申请认证也是完全自愿的，而非强制性的。从根本上来说，美国的高校都是独立于联邦政府的，因此教育部对它们只有拨款上的关系，而没有附属关系，同样的道理，认证机构也不属于教育部控制。但是，了保证认证机构的权威性，教育部规定，只有通过教育部认可的认证机构认证的高校才有资格申请联邦机构的财政资助，也只有这些机构认证过的高校才有资格给学生申请联邦政府的助学金。从这个角度上说，教育部间
接地扮演了“认证者的认证者”的角色。另外还有一个组织叫“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or CHEA - http://www.chea.org)，它的角色是为各种认证机构制定质量标准，并且确保认证机构达到这些要求。只有达到这些标准的认证机构才能对各种专业和学校进行评估和认证。CHEA的成员包括3000多所高校，而这些成员可以直接参与认证机构的标准的制定。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高校和认证机构之间是一个双向的，互相制约的关系。这也有效地阻止了“Fake” 和“Bogus”的认证机构的产生。(该网站上还专门有一个专题“Diplama Mills and Accreditation Mills ”，提供了很多关于“文凭工厂”和“自创”“认证机构”的“骗局”，值得一看)。
美国的高校认证有两大类， 一种是学校整体认证(Institutional Accreditation)，目前有六个地区性的高校认证系统，分别为美中地区(http://www.msche.org)，新英格兰地区(http://www.neasc.org)，中北部地区
(http://www.ncahigherlearningcommission.org)，西北地区(http://www.nwccu.org)，
美南(http://www.sacscoc.org)和美西地区(http://www.wascweb.org)。另外一种认证是侧重于特定的专业和学院(Professional or Program Accreditation)，如AACSB(美国国际商学院联合会 - http://www.aacsb.edu)，NASPAA (全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会 - http://www.naspaa.org)，NCATE (全美教育学院认证系统 - http://www.ncate.org)，等等。美国的高校往往要有一个区域性的学校整体认证，同时凡是有认证机构的专业也要有相应的认证。这些认证都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没五年或者十年renew 一次。每次重新申请或者延续认证，都要向认证机构提交详细的自我报告(Self Study)，然后还要准备onsite review- 也就是机构代表到学校实地考察。可想而知，学校花在这方面的精力非常可观。有时好像校长副校长和院长们整天挂在嘴边的就是各个不同的认证报告。这个刚刚结束，那个又开始了。有人可能会说，这样吃苦费力，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是不是走形式呢？
这就取决于你申请认证的目的了。一般来说，没有任何认证的学校就是中国所谓的
“野鸡大学”。这类大学当然也会有生源，但很少有真正合格的师资，资源也会很有限(如前所述，这类学校是得不到联邦政府的任何资助的)，所以一般不会长久(巴灵顿大就在几年前宣布关闭)。而有权威机构认证的学校和学院，则不仅可以吸引高质量的师资，也可以以此为招牌，吸引好的生源，这样就可以取得良性循环。比如说，有AACSB认证的商学院，招生时就可以用此作为质量保证。这个国际性的认证机构现有 559个认证会员学校(即通过其accreditation的学校)，其中95个会员学校是美国以外的商学院 (in about 30 countries)。AACSB对申请认证的学校进行严格的评判，从教师的研究成果，课业设置，课程内容，资源分配等各个方面进行评估，initial 评估过程往往长达6-7 年时间(including pre-accreditation application, a five year cycle of self study, and final on-site visit)。AACSB会根据学校提供的书面材料，和评估者的实地调查报告来决定该学院是否达到要求。即便是达到要求的学院，也会收到AACSB的详尽的报告，提出各种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当然，美国的商学院肯定不止这500多所，另外很多商学院是没有AACSB认证的(According to AACSB, "less than 5% of the world's business schools have achieved this elite distinction."); 但大多数会申请另一个商学院认证机构的认证(ACBSP)。这个认证机构认证的学院一般规模较小，对研究的侧重较低，但也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认证标准和制度。所以，这些认证过程真的不是走形式，而是本着提高质量的宗旨认真完成的。
另外一个美国特色是，认证机构主要依赖业界人士的志愿服务 - 比如每年派到各个
需要考察的学校去的人员，都不是认证机构自己的雇员，而是从各个高校招来的教
授或者管理人员，而且他们的这些服务完全是义务性的。虽然没有报酬(当然差旅费是由认证机构负责的)，但被认证机构请去做考察员，本身就是对你的专业成就的肯定，也是可以作为“专业服务”的一个项目，所以很多人还是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这从另一方面说明美国认证系统的独立性和“志愿”性。
中国的高校认证制度目前还只是在起步阶段。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的高校历史
上都是附属政府机构的(如教育部直属院校，各部委直属院校，或者地方政府管辖的院校)，这就和美国的高校体系有着很大的不同，也决定了建立独立于政府机构的认证体系的难度。当然，中国也没有必要照搬美国的认证体系，但怎样建立有权威性但又有独立性的认证制度，是有必要提上教育界的议事日程的。
(by 昭君)
美国的大学认证制度(Accreditation)是其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和中国教育体系不同的一个主要方面。首先，美国的认证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质量保障(Quality Assurance)。认证机构独立于任何政府部门，高校申请认证也是完全自愿的，而非强制性的。从根本上来说，美国的高校都是独立于联邦政府的，因此教育部对它们只有拨款上的关系，而没有附属关系，同样的道理，认证机构也不属于教育部控制。但是，了保证认证机构的权威性，教育部规定，只有通过教育部认可的认证机构认证的高校才有资格申请联邦机构的财政资助，也只有这些机构认证过的高校才有资格给学生申请联邦政府的助学金。从这个角度上说，教育部间
接地扮演了“认证者的认证者”的角色。另外还有一个组织叫“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or CHEA - http://www.chea.org)，它的角色是为各种认证机构制定质量标准，并且确保认证机构达到这些要求。只有达到这些标准的认证机构才能对各种专业和学校进行评估和认证。CHEA的成员包括3000多所高校，而这些成员可以直接参与认证机构的标准的制定。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高校和认证机构之间是一个双向的，互相制约的关系。这也有效地阻止了“Fake” 和“Bogus”的认证机构的产生。(该网站上还专门有一个专题“Diplama Mills and Accreditation Mills ”，提供了很多关于“文凭工厂”和“自创”“认证机构”的“骗局”，值得一看)。
美国的高校认证有两大类， 一种是学校整体认证(Institutional Accreditation)，目前有六个地区性的高校认证系统，分别为美中地区(http://www.msche.org)，新英格兰地区(http://www.neasc.org)，中北部地区
(http://www.ncahigherlearningcommission.org)，西北地区(http://www.nwccu.org)，
美南(http://www.sacscoc.org)和美西地区(http://www.wascweb.org)。另外一种认证是侧重于特定的专业和学院(Professional or Program Accreditation)，如AACSB(美国国际商学院联合会 - http://www.aacsb.edu)，NASPAA (全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会 - http://www.naspaa.org)，NCATE (全美教育学院认证系统 - http://www.ncate.org)，等等。美国的高校往往要有一个区域性的学校整体认证，同时凡是有认证机构的专业也要有相应的认证。这些认证都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没五年或者十年renew 一次。每次重新申请或者延续认证，都要向认证机构提交详细的自我报告(Self Study)，然后还要准备onsite review- 也就是机构代表到学校实地考察。可想而知，学校花在这方面的精力非常可观。有时好像校长副校长和院长们整天挂在嘴边的就是各个不同的认证报告。这个刚刚结束，那个又开始了。有人可能会说，这样吃苦费力，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是不是走形式呢？
这就取决于你申请认证的目的了。一般来说，没有任何认证的学校就是中国所谓的
“野鸡大学”。这类大学当然也会有生源，但很少有真正合格的师资，资源也会很有限(如前所述，这类学校是得不到联邦政府的任何资助的)，所以一般不会长久(巴灵顿大就在几年前宣布关闭)。而有权威机构认证的学校和学院，则不仅可以吸引高质量的师资，也可以以此为招牌，吸引好的生源，这样就可以取得良性循环。比如说，有AACSB认证的商学院，招生时就可以用此作为质量保证。这个国际性的认证机构现有 559个认证会员学校(即通过其accreditation的学校)，其中95个会员学校是美国以外的商学院 (in about 30 countries)。AACSB对申请认证的学校进行严格的评判，从教师的研究成果，课业设置，课程内容，资源分配等各个方面进行评估，initial 评估过程往往长达6-7 年时间(including pre-accreditation application, a five year cycle of self study, and final on-site visit)。AACSB会根据学校提供的书面材料，和评估者的实地调查报告来决定该学院是否达到要求。即便是达到要求的学院，也会收到AACSB的详尽的报告，提出各种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当然，美国的商学院肯定不止这500多所，另外很多商学院是没有AACSB认证的(According to AACSB, "less than 5% of the world's business schools have achieved this elite distinction."); 但大多数会申请另一个商学院认证机构的认证(ACBSP)。这个认证机构认证的学院一般规模较小，对研究的侧重较低，但也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认证标准和制度。所以，这些认证过程真的不是走形式，而是本着提高质量的宗旨认真完成的。
另外一个美国特色是，认证机构主要依赖业界人士的志愿服务 - 比如每年派到各个
需要考察的学校去的人员，都不是认证机构自己的雇员，而是从各个高校招来的教
授或者管理人员，而且他们的这些服务完全是义务性的。虽然没有报酬(当然差旅费是由认证机构负责的)，但被认证机构请去做考察员，本身就是对你的专业成就的肯定，也是可以作为“专业服务”的一个项目，所以很多人还是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这从另一方面说明美国认证系统的独立性和“志愿”性。
中国的高校认证制度目前还只是在起步阶段。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的高校历史
上都是附属政府机构的(如教育部直属院校，各部委直属院校，或者地方政府管辖的院校)，这就和美国的高校体系有着很大的不同，也决定了建立独立于政府机构的认证体系的难度。当然，中国也没有必要照搬美国的认证体系，但怎样建立有权威性但又有独立性的认证制度，是有必要提上教育界的议事日程的。
(by 昭君)
2010年7月15日星期四
美国的“野鸡大学”
美国的“野鸡大学”：一部美国教育创业史
早期的“野鸡大学”并非一无是处，也曾在美国历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了解美国大学的发展历史，对全面了解“野鸡大学”是有帮助的，它意味着一段美国的教育创业史和分化史。
“野鸡大学”是教育民主化的产物
一般意义上的“野鸡大学”，在美国有长久的历史渊源，是具有美国特色的历史文化现象，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教育民主化”的一个特产。美国建国后，曾经历过高等教育为谁办的争论，保守派认为大学应该坚持欧洲传统，以博雅教育为主，为社会精英和教会人士服务。而坚持教育民主化的改革派则认为获得知识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所以大学应该向社会开放，强调工具化。论战最终以改革派的获胜告终，从19世纪开始，大学开始强调开放，并扩大选课范围，实用知识和科学知识开始进入讲坛。
《赠地法案》使得大学数量爆炸，质量分化
随着教育民主化目标的确定，1857年，时任众议员的莫里尔(JustinSm ithM orrill)起草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向每一个州赠与一块土地，以鼓励每一个州都建立一所农业和工业学院，教受“农业和机工技艺方面的技能……以普及高等教育和实用教育。”《赠地法案》于1862年被签署，传统的精英高等教育被消解，普通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在美国出现，而质量良莠不齐也是在所难免。随着时间的推移，《赠地法案》推动了著名公立大学的创立，如密歇根州立大学，但其中最低端的学校也逐渐演变成了现今的“野鸡大学”。
《赠地法案》创办的学院除了发展正规的教育，还开拓性地使用了多样的办学形式。对那些不能正规上课的人们采取散发学习资料、开设短期课程和补习班的举措。这大大扩展了受教育范围，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不上课也可以拿学位的“野鸡大学”的前身。
教育民主化另一个产物：人人都可以办大学
教育民主化不单让每个人都有上大学的权利，也鼓励私人自由办大学。在美国，每个人都能开办大学，任何人都可以花几十元、用半小时的时间在政府部门注册成立大学，然后为自己及他人颁发学位。至于会不会被承认，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美国很多州，注册一所大学和注册公司一样非常容易。例如在夏威夷，要得到州政府颁发的“资质证明”，只要花27.5美元通过夏威夷州政府的网站就可以获得。虽然美国各类大学多达上万所，但获得六大认证机构认证的大学则不足3000所。但从法律上来说，无论被认证还是未被认证的大学都是合法的。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曾经是“野鸡大学”，最早的野鸡大学不是不合乎学术资格认证，而是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学术资格认证制度。
“野鸡大学”普通人获得学历门槛降低
《赠地法案》使得普通人得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相比起传统的教会、私立大学，当时的“野鸡大学”课程简单、学生年龄不限，学习时间可长可短，这是非常松散的大学学习制度。但是不要小看这种新型大学的社会作用，它改变了美国人对知识和社会对知识需要的看法。以前种果树、养牛、种玉米被看成是不需要专门知识的，现在有了大学，从事这样的事情也需要有专门知识了，知识和教育背景甚至成为从事这些职业的一个条件。因此，大学的文凭和学历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要求获得大学文凭的人也就空前地多了起来。[详细]
促进了普通高等教育和实用技能的普及
早期的“野鸡大学”大大扩展了受教育范围，美国平民因此学到当时最有效实用技能。虽然此类大学里学习的并非传统大学里哲学宗教等等博雅教育，但也使得更多的平民掌握了农业科学知识懂得了施肥和改良奶牛、猪等动物品种，也学会了给猪接种预防霍乱疫苗，耐旱抗锈病的小麦新品种也开始广泛推广，提高了美国工农人员尤其是农民的技术素质和农产品水平。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不仅最大程度地适应了美国教育的时代特点，普及了农业知识，还开创了多样办学形式的先河和典范。
昨天的“野鸡”演变为今天的名校
随着普通高等教育的普及，美国人对教育的态度也随之改变，逐渐把教育作为神圣的事业看待。所以当时多数人想做些公益事业或慈善事业，首先想到的往往就是为教育事业捐献。而有些富裕的人，则更喜欢拿出相当资金自己开办各种学校，一开始规模小，多是职业训练、“皮包公司”，即所谓的“野鸡大学”；而有些“野鸡大学”经过几代人心血的投入，也像哈佛一样成为了著名大学。哈佛大学1636年建立时用的是“剑桥学院”的名号，尽管它和英国当时已经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剑桥大学毫无关系，1639年接受了约翰&#·哈佛捐赠的四百本书，780英镑财产就改名为哈佛学院，所以人们称那时的哈佛为“野鸡大学”也是毫不过分。
第一波变质潮：为迎合日益增多的文凭需求
美国大学的发展中有重要的民主因素，获得知识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他们上大学甚至不单纯是为了找到相应的体面工作。有许多职业工作，其实没有上过大学的人也能做，但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做了，也不觉得丢分。令美国人感到骄傲的是：“我们的青年人大约有1/3要上大学，而欧洲国家的男女青年大约只有1/15或1/20是大学生。但在欧洲人看来，这些美国人大多数都不是大学生，他们并不是为从事某种专业学术活动而作准备的学生。”
但是，也恰恰因为美国大学生太多，所以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在工作市场上的机会就受到挤压，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于是买文凭便成为他们补偿自己不利条件的一个手段。正因为社会中有对假文凭的需要，自然就会出现供给。于是便出现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波的野鸡大学变质潮：给那些需要文凭，但又不想真的进大学学习的人们提供现成的“学位”。1876年，主管美国教育的伊顿(JohnEaton)称“文凭工厂”大学是美国教育的耻辱，可见这个问题当时已经相当严重。
第二波变质潮：为满足退伍军人需要
20世纪，美国出现了第二波“野鸡大学”演变为“文凭工厂”的大潮，并且诞生了一批真正以贩卖文凭为唯一业务的“野鸡大学”。1944年的“军人重新安置”法案(GIBill)让数以百万计的退伍军人进入大学学习。为了一下子吸纳这么多的新学生，美国新开办了许多大学。当然并不是人人进大学都是为了学习知识的，有的人只要文凭，不要学习，文凭便成为显示受过大学教育的唯一实在凭证。更有不上大学也要文凭的，既然有这样的需要，“文凭工厂”自然也就大有发展的空间。
当时的“文凭工厂”问题非常严重，所以后来国会在为朝鲜战争退伍士兵制定类似于“军人重新安置”的法案时，附加了一个条款，规定提供这项服务的教育机构必须符合学术资格认证机构规定的标准。学生只有进入这样的学校才能享受联邦政府的资助，这项规定一直沿用到今天。美国对大学的学术资格认证制度也从此才慢慢建立起来的。[详细]
开放的教育市场
美国塑造了一个极度开放的教育市场环境，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质量良莠不齐的局面，而且为那些对海外文凭有特殊需求的国家提供了一个特殊平台。根据美国宪法，联邦政府不能直接管理高等学府，只有私人和州政府有权创办大学，而认证只能通过非政府的第三方认证机构进行。而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州对大学的管理相对宽松，所以贩卖文凭的“野鸡大学”也多位于这两个州。
结束语
在高等教育极为发达的美国，恰恰也是“野鸡大学”最多的国家，它曾在美国历史上扮演了普及高等教育和实用技能的重要角色。但随着教育民主化的演进，“野鸡大学”开始分化，这就塑造了最顶尖的大学和最混乱的教育市场。但是，这些“野鸡大学”并没有把美国教育搞乱，恰恰它们的存在，使得每一个购买教育的学生和家长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每一所大学为自己的声誉负责。
(网易新闻)
早期的“野鸡大学”并非一无是处，也曾在美国历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了解美国大学的发展历史，对全面了解“野鸡大学”是有帮助的，它意味着一段美国的教育创业史和分化史。
“野鸡大学”是教育民主化的产物
一般意义上的“野鸡大学”，在美国有长久的历史渊源，是具有美国特色的历史文化现象，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教育民主化”的一个特产。美国建国后，曾经历过高等教育为谁办的争论，保守派认为大学应该坚持欧洲传统，以博雅教育为主，为社会精英和教会人士服务。而坚持教育民主化的改革派则认为获得知识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所以大学应该向社会开放，强调工具化。论战最终以改革派的获胜告终，从19世纪开始，大学开始强调开放，并扩大选课范围，实用知识和科学知识开始进入讲坛。
《赠地法案》使得大学数量爆炸，质量分化
随着教育民主化目标的确定，1857年，时任众议员的莫里尔(JustinSm ithM orrill)起草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向每一个州赠与一块土地，以鼓励每一个州都建立一所农业和工业学院，教受“农业和机工技艺方面的技能……以普及高等教育和实用教育。”《赠地法案》于1862年被签署，传统的精英高等教育被消解，普通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在美国出现，而质量良莠不齐也是在所难免。随着时间的推移，《赠地法案》推动了著名公立大学的创立，如密歇根州立大学，但其中最低端的学校也逐渐演变成了现今的“野鸡大学”。
《赠地法案》创办的学院除了发展正规的教育，还开拓性地使用了多样的办学形式。对那些不能正规上课的人们采取散发学习资料、开设短期课程和补习班的举措。这大大扩展了受教育范围，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不上课也可以拿学位的“野鸡大学”的前身。
教育民主化另一个产物：人人都可以办大学
教育民主化不单让每个人都有上大学的权利，也鼓励私人自由办大学。在美国，每个人都能开办大学，任何人都可以花几十元、用半小时的时间在政府部门注册成立大学，然后为自己及他人颁发学位。至于会不会被承认，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美国很多州，注册一所大学和注册公司一样非常容易。例如在夏威夷，要得到州政府颁发的“资质证明”，只要花27.5美元通过夏威夷州政府的网站就可以获得。虽然美国各类大学多达上万所，但获得六大认证机构认证的大学则不足3000所。但从法律上来说，无论被认证还是未被认证的大学都是合法的。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曾经是“野鸡大学”，最早的野鸡大学不是不合乎学术资格认证，而是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学术资格认证制度。
“野鸡大学”普通人获得学历门槛降低
《赠地法案》使得普通人得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相比起传统的教会、私立大学，当时的“野鸡大学”课程简单、学生年龄不限，学习时间可长可短，这是非常松散的大学学习制度。但是不要小看这种新型大学的社会作用，它改变了美国人对知识和社会对知识需要的看法。以前种果树、养牛、种玉米被看成是不需要专门知识的，现在有了大学，从事这样的事情也需要有专门知识了，知识和教育背景甚至成为从事这些职业的一个条件。因此，大学的文凭和学历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要求获得大学文凭的人也就空前地多了起来。[详细]
促进了普通高等教育和实用技能的普及
早期的“野鸡大学”大大扩展了受教育范围，美国平民因此学到当时最有效实用技能。虽然此类大学里学习的并非传统大学里哲学宗教等等博雅教育，但也使得更多的平民掌握了农业科学知识懂得了施肥和改良奶牛、猪等动物品种，也学会了给猪接种预防霍乱疫苗，耐旱抗锈病的小麦新品种也开始广泛推广，提高了美国工农人员尤其是农民的技术素质和农产品水平。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不仅最大程度地适应了美国教育的时代特点，普及了农业知识，还开创了多样办学形式的先河和典范。
昨天的“野鸡”演变为今天的名校
随着普通高等教育的普及，美国人对教育的态度也随之改变，逐渐把教育作为神圣的事业看待。所以当时多数人想做些公益事业或慈善事业，首先想到的往往就是为教育事业捐献。而有些富裕的人，则更喜欢拿出相当资金自己开办各种学校，一开始规模小，多是职业训练、“皮包公司”，即所谓的“野鸡大学”；而有些“野鸡大学”经过几代人心血的投入，也像哈佛一样成为了著名大学。哈佛大学1636年建立时用的是“剑桥学院”的名号，尽管它和英国当时已经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剑桥大学毫无关系，1639年接受了约翰&#·哈佛捐赠的四百本书，780英镑财产就改名为哈佛学院，所以人们称那时的哈佛为“野鸡大学”也是毫不过分。
第一波变质潮：为迎合日益增多的文凭需求
美国大学的发展中有重要的民主因素，获得知识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他们上大学甚至不单纯是为了找到相应的体面工作。有许多职业工作，其实没有上过大学的人也能做，但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做了，也不觉得丢分。令美国人感到骄傲的是：“我们的青年人大约有1/3要上大学，而欧洲国家的男女青年大约只有1/15或1/20是大学生。但在欧洲人看来，这些美国人大多数都不是大学生，他们并不是为从事某种专业学术活动而作准备的学生。”
但是，也恰恰因为美国大学生太多，所以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在工作市场上的机会就受到挤压，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于是买文凭便成为他们补偿自己不利条件的一个手段。正因为社会中有对假文凭的需要，自然就会出现供给。于是便出现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波的野鸡大学变质潮：给那些需要文凭，但又不想真的进大学学习的人们提供现成的“学位”。1876年，主管美国教育的伊顿(JohnEaton)称“文凭工厂”大学是美国教育的耻辱，可见这个问题当时已经相当严重。
第二波变质潮：为满足退伍军人需要
20世纪，美国出现了第二波“野鸡大学”演变为“文凭工厂”的大潮，并且诞生了一批真正以贩卖文凭为唯一业务的“野鸡大学”。1944年的“军人重新安置”法案(GIBill)让数以百万计的退伍军人进入大学学习。为了一下子吸纳这么多的新学生，美国新开办了许多大学。当然并不是人人进大学都是为了学习知识的，有的人只要文凭，不要学习，文凭便成为显示受过大学教育的唯一实在凭证。更有不上大学也要文凭的，既然有这样的需要，“文凭工厂”自然也就大有发展的空间。
当时的“文凭工厂”问题非常严重，所以后来国会在为朝鲜战争退伍士兵制定类似于“军人重新安置”的法案时，附加了一个条款，规定提供这项服务的教育机构必须符合学术资格认证机构规定的标准。学生只有进入这样的学校才能享受联邦政府的资助，这项规定一直沿用到今天。美国对大学的学术资格认证制度也从此才慢慢建立起来的。[详细]
开放的教育市场
美国塑造了一个极度开放的教育市场环境，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质量良莠不齐的局面，而且为那些对海外文凭有特殊需求的国家提供了一个特殊平台。根据美国宪法，联邦政府不能直接管理高等学府，只有私人和州政府有权创办大学，而认证只能通过非政府的第三方认证机构进行。而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州对大学的管理相对宽松，所以贩卖文凭的“野鸡大学”也多位于这两个州。
结束语
在高等教育极为发达的美国，恰恰也是“野鸡大学”最多的国家，它曾在美国历史上扮演了普及高等教育和实用技能的重要角色。但随着教育民主化的演进，“野鸡大学”开始分化，这就塑造了最顶尖的大学和最混乱的教育市场。但是，这些“野鸡大学”并没有把美国教育搞乱，恰恰它们的存在，使得每一个购买教育的学生和家长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每一所大学为自己的声誉负责。
(网易新闻)
2010年7月14日星期三
希望孩子好
中美文化差异：希望孩子好
２００８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所中学里，有两个孩子提前下了课，没有告诉家长就出去玩爬山，一个是美国孩子，另一个是中国孩子。
这两个孩子在天黑要下山的时候遇到了山石坍塌，滚到了半山，巨石砸伤了他们的腿，一动就疼彻心肺。到了夜里，寒冷，饥饿和黑暗像巨兽一样要吞噬掉他们，于是，那个美国孩子开始尝试着，用手支撑着自己的身体，慢慢地向岩石堆边上爬去，但是，岩石距离地面还有两三米的高度，这个孩子受伤的腿无法让他站立和跳下去，他干脆闭上眼睛，选择了翻滚到山下。他伤腿上的血滴在路上，没有人能想象，这个孩子是如何坚持爬回小镇的。
第二天清晨，当伐木工看到这个孩子时，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孩子肋骨折断了两根，腿是粉碎性骨折，但没有生命的危险。孩子说，还有一个中国学生也在碎石堆下，还听到那个伙伴在哭着叫妈妈。人们马上爬上山去，找到了那个中国孩子，他已经奄奄一息，还在呻吟中叫着妈妈，肋骨折断了不说，由于血流了一夜，他的腿必须锯掉，右手的大拇指也永远不能弯曲了。
警察在二位孩子伤愈后询问了二个孩子的经历。当警察询问美国孩子时，美国孩子说，绝望时，他躺在岩石堆里，看着流血的腿，他在想，他必须要下山，才能得救。当询问到中国孩子时，中国孩子说，绝望时，他躺在岩石堆里，看着流血的腿，他在想，妈妈快点来，妈妈来了他就能得救。
警察又问美国孩子，你为什么不想到要等你的妈妈来救你呢，美国孩子说，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常说，无论什么事情，人生里没有人替你买单，就算你的父母，挚爱，也不会。他的哥哥姐姐到了１６岁时，父母就要他们出去打小工，要把自己的饭钱挣出来。所以，这个美国孩子知道，生活必须靠自己。
那位警察觉得困惑，又去问那个中国孩子，你父母平时怎么和你讲人生的困难呢？中国孩子回答说，我父母从小就和我讲，有爸爸妈妈在，什么事情都不用怕，还和我说，好好读书，考进好大学，假如考不取，明年再考，不用担心钱的。
中国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受过太多的帮助，也习惯性地等待着别人的帮助。遇到困难和危险，先想到的是快点打电话给父母。
据统计，孩子在一岁到四岁时哭的最多，哭的时间最长。所有国家的孩子在一岁到四岁时都哭过，但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儿童在这个阶段哭得远比其它国家的孩子多和长，因为中国孩子从婴儿时起，就懂得越哭，父母越疼爱。但统计数据也显示，在美国的华人家庭的平均收入高于平均水平。
(By 中 平, from cnd.org)
２００８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所中学里，有两个孩子提前下了课，没有告诉家长就出去玩爬山，一个是美国孩子，另一个是中国孩子。
这两个孩子在天黑要下山的时候遇到了山石坍塌，滚到了半山，巨石砸伤了他们的腿，一动就疼彻心肺。到了夜里，寒冷，饥饿和黑暗像巨兽一样要吞噬掉他们，于是，那个美国孩子开始尝试着，用手支撑着自己的身体，慢慢地向岩石堆边上爬去，但是，岩石距离地面还有两三米的高度，这个孩子受伤的腿无法让他站立和跳下去，他干脆闭上眼睛，选择了翻滚到山下。他伤腿上的血滴在路上，没有人能想象，这个孩子是如何坚持爬回小镇的。
第二天清晨，当伐木工看到这个孩子时，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孩子肋骨折断了两根，腿是粉碎性骨折，但没有生命的危险。孩子说，还有一个中国学生也在碎石堆下，还听到那个伙伴在哭着叫妈妈。人们马上爬上山去，找到了那个中国孩子，他已经奄奄一息，还在呻吟中叫着妈妈，肋骨折断了不说，由于血流了一夜，他的腿必须锯掉，右手的大拇指也永远不能弯曲了。
警察在二位孩子伤愈后询问了二个孩子的经历。当警察询问美国孩子时，美国孩子说，绝望时，他躺在岩石堆里，看着流血的腿，他在想，他必须要下山，才能得救。当询问到中国孩子时，中国孩子说，绝望时，他躺在岩石堆里，看着流血的腿，他在想，妈妈快点来，妈妈来了他就能得救。
警察又问美国孩子，你为什么不想到要等你的妈妈来救你呢，美国孩子说，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常说，无论什么事情，人生里没有人替你买单，就算你的父母，挚爱，也不会。他的哥哥姐姐到了１６岁时，父母就要他们出去打小工，要把自己的饭钱挣出来。所以，这个美国孩子知道，生活必须靠自己。
那位警察觉得困惑，又去问那个中国孩子，你父母平时怎么和你讲人生的困难呢？中国孩子回答说，我父母从小就和我讲，有爸爸妈妈在，什么事情都不用怕，还和我说，好好读书，考进好大学，假如考不取，明年再考，不用担心钱的。
中国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受过太多的帮助，也习惯性地等待着别人的帮助。遇到困难和危险，先想到的是快点打电话给父母。
据统计，孩子在一岁到四岁时哭的最多，哭的时间最长。所有国家的孩子在一岁到四岁时都哭过，但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儿童在这个阶段哭得远比其它国家的孩子多和长，因为中国孩子从婴儿时起，就懂得越哭，父母越疼爱。但统计数据也显示，在美国的华人家庭的平均收入高于平均水平。
(By 中 平, from cnd.org)
2010年7月13日星期二
试谈美国名牌大学的新生录取标准
常乐
最近，北京高考状元被美国名校拒收的消息，引起一些反响，其实，我国的高考状元只说明考分第一，被美国名校拒收，是很正常的。我想从我对美国名牌大学录取标准的理解，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大家公认美国的高等教育在全世界是很发达的，很先进的。现在美国有大学4100余所，（公立大学1200余所，私立大学2900余所），其中研究型大学300余所，一般四年制大学2000余所，两年制社区大学1600余所。一般认为，在300余所研究型大学中，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大学约50余所，其中像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和痲省理工学院等校被公认为世界顶尖级大学。本文中提到的美国名牌大学就是想指上述像哈佛，耶鲁等这样的世界顶尖级大学。
美国名牌大学不仅要培养各学科领域的大师，拔尖人才，還要为国家培养各领域的栋梁之才和国家领袖人物。因此，这些大学受到全社会极大的关注，因为它们的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美国的未来和发展。我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应不辜负党，国家和人民的厚望，担负起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和国家领袖人物的重任。我希望本文提出的“美国名牌大学的新生录取标准”，对改革我国高考招生制度，淡化以一次高考成绩为依据的高校新生录取标准能有所帮助，特别希望像北京，清华我国这样的名牌大学在自主招生中能受到启示，有所借鉴，有所创新。
美国名牌大学如何保证能实现培养顶尖级高水平的人才质量，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在每年能从全美国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上万名报考的优秀高中毕业生中，做到"千挑万挑”，‘’优中选优”，真正选拔出具有高水平综合素质和发展潜能的新生，这单凭一次高考成绩为录取依据是绝对做不到的。那么，他们是按照什麽标准和办法来录取新生呢？
高校的新生录取标准是高校招生制度中最核心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高考内容，高校新生录取办法和高中教育的改革方向等。
美国名牌大学的新生录取标准是什么呢？我在定居美国的10余年来，一直在调查研究这个问题。我努力收集有关的资料；访谈被这些名牌大学录取的新生和家长并进行个案研究；向访问过这些名校的有关招生录取工作的高中毕业生和家长调查（美国有些高中毕业生在毕业前要随家长参观访问一些有意报考的大学；去年我的外孙女在高中毕业前就随父母到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名校参观访问，了解学校的办学思想，办学特色和招生录取情况等），这样，便逐渐形成了我的有关美国名牌大学新生录取标准的如下的一些看法，它很可能有片面性，甚至把它定义为“新生录取标准”也不恰当，只能算是我的一家之言，仅供讨论和参考。
美国这几所名牌大学每年都有上万名来自美国和其它一百多个国家的优秀高中毕业生报考，而每所名牌大学每年只能录取1000多名新生。那么，它们是怎样实现“优中选优”的呢？究竟按照什么录取标准来进行选拔的呢？我的看法是：
总的来说，他们选拔新生的标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新生要”具有优异的学业成绩”；二是要“具有出色的爱好特长”；三是要“具有为社区服务的宊出表现”。
“优异的学业成绩”是指：一是高中阶段的各科成绩为A;二是类似我国高考的“学术水平测试考试”（Sat,ScholasticAssessmentTest)(简称Sat考试）成绩为高分或 满分；三是“高级定位考试”（AP,Advenced Placement)(简称选学的大学课程考试）成绩优秀。
关于“出色的爱好特长”是指：某项或多项爱好特长有很高的水平，例如它在全国范围内是一流的，领先的，获得国家级奖项或名次等，同时还要考查学生在这些活动中担任的领导职务和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和管理领导才能等。
关于“为社区服务的宊出表现”是指：为社区服务的范围，内容，时数与事迹及其表现出来的为社区服务的主动性，对为社区服务的责任感与义务感，当义工和济弱扶贫中的思想品质与团队精神等。
美国高中生在毕业前一年就开始到图书馆或通过其它途径查找有关高校资料；报名前要大致选定几所打算报考的大学；有的学生还随家长亲自到打算报考的大学参观访问，并将受到接待大学招办人员的热情接待，回答问题甚至允许听课（我的外孙随家长参观耶鲁大学时，想听某位名教授的课，便给教授发了一个e-mail,她只说明自己是某高中的毕业生，叫什么名字，想听某日的第几节课，她和家长都没想到：这位名校的名教授竟立即给她回了e-mail：欢迎听课，并寄来当堂授课提纲和在课堂要讨论的几个问题）。
在考生选定报考的大学后，就要填写报名申请表格。
大学申请表格包括许多内容：如有关背景材料：姓名，地址，社会安全号，兄弟姐妺情况，父母职业和教育程度；本人参加课外活动的项目，职务，获奖情况；本人在社区服务中的表现如内容，时数等；回答简要问题和撰写短文如“你最喜欢的科目是哪个？为什么？”“简述你的成就和荣誉”或“我是怎样学会学习的？”“为什么上哈佛？”“你对什么最感興趣？”“十年后你干什么？”等。
申请大学时还要有由学校填写的高中成绩单，教师推荐信，Sat考试成绩和选学大学课程考试成绩等。
美国名牌大学还要对报考学生进行面试（一般委托当地本校毕业生代表学校面试）。
很明显，录取人员通过阅读上述材料可以了解考生的学习情况，爱好特长及为社区服务的表现和某些能力，思想品质与发展潜力等。通过了解考生选学大学课程的门数，难度和考试分数，可以了解考生对知识的追求，学习的能力与发展的潜力，这对于选拔优秀学生是一项特别重要的内容，但它是任何一次高考所无法考核出来的；通过阅读考生回答的问题和撰写的短文，可以看出考生的興趣，志向，才能，对人生的态度与写作水平等，这也是从任何考试成绩中看不出来的；美国名校要对考生进行面试（面试一般要进行约两个小时，内容涉及的面很广） 它也对录取工作起重要的作用。
那么，我所说的包括“优秀的学业成绩”，“出色的爱好特长”与“为社区服务中的宊出表现“等三个方面内容的美国名牌大学的新生录取标准，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在录取工作中如何把握 呢？
从总体上说，我认为：”优秀的学业成绩“是其必要条件，应该说几乎没有一名在校成绩不宊出，Sat成绩不高的学生会报考这些名牌大学，同时我还发现在美国的高中几乎没有一个像我国高中有的学生只是学业成绩优秀而没有较好的爱好特长的学生，同时，美国很多高中还规定每个学年每个学生必须完成一定的为社区服务的时数，否则不能毕业，这项要求对促进学生的成长也是很有益的。
当然，如果考生只是具有优秀的学业成绩，而其它方面一般，这被名牌大学录取的可能性是极小的。我从有关资料得知，这几所名牌大学每年都有一批Sat成绩满分的考生而未被录取的。可见这些名牌大学录取新生时是很看重考生的“出色的爱好特长”和“为社区服务中的宊出表现”的。有人认为上述录取标准中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在考生录取时其比重各占三分之一，我觉得不能说得如此绝对；如果说“三者缺一不可”是比较恰当的。而在实际上，面对报考这些名牌大学的考生都具有“优秀的学业成绩”的情况下，考生的“出色的爱好特长”和“为社区服务的宊出表现”及其在这两方面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思想品质，发展潜力和管理领导能力在新生录取时就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有人说，美国名牌大学的包括上述三方面内容的录取标准很难掌握，其实，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和选学大学课程的成绩是很具体的；对选学大学课程来说，选学的与未选学的学生，其学习内容的范围与深度有很大的差别；在选学的学生中又有选学课程的多少，难易程度以及考试分数的不同，这还能看出这些学生在学习能力，学习潜力，学习的主动性等多方面的差别，而这些差别依靠一次高考成绩来区分也是不可能的。至于“爱好特长”和“为社区服务”等方面都有具体内容，如你的小提琴拉得好，那要说明你参加了哪些演出，获得的名次和附录音 磁带。
应该指出，这个录取标准在掌握时不像唯一的一次高考成绩那样准确，而确有一定的模糊性，可能在个别学生身上会出现偏差。在接待家长与学生访问时，有位哈佛大学的招办人员说：“比如，我们在报名的上万名优秀考生中经过优中选优而确定了1000名录取的学生。如果让我们在余下的考生中再选录1000名的话，我们相信在这第二个录取的1000名学生中，一定有个别的考生比第一个1000名中的某些学生要优秀。这是不是在招生工作中出了问题呢？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的。”我认为这位招办人员的这种看法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是可取的。
关于“优秀的学业成绩”，“出色的爱好特长”和“为社区服务的宊出表现”等，我所说的这个名牌大学的新生录取标准，它是很有价值的，是很值得我国名牌大学借鉴的，这是因为其一，它既能保证高校录取高质量的新生，其二，又有利于高中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其三，特别是对高中教育改革将起到极大的推动和导向作用，因为它要求高中面对学生挤进名校的极其激烈的竟争中，要下决心开设大学选学课程，要积极开展多样的课外活动，它也会激励优秀高中学生在认真学好高中课程的同时，要努力多选学一些难度较大的大学课程，并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和为社区服务，把自己锻炼成国家和未来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这方面是我国高中教育改革和高考制度改革急需借鉴的。
当然，借鉴别人的优秀的东西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教情，要积极，稳重，先行试点。
美国一般四年制大学录取新生时，则主要依据考生的学业成绩；而对于二年制社区大学，现在美国的情况是只要高中毕业生想上二年制社区大学就可以上，学费也很低，同时社区大学一般都设有基础性专业，在这里学习两年后，如果学生愿意继续学习，还可以申请转入其它四年制大学进入三年级继续学习。这给某些后进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成长的机会。
研究美国名牌大学的新生录取标准，并使学生了解这个标准，这对调动学生的学习，参加课外活动和为社区服务等方面的积极性是很有帮助的，它将促进学生的身心徤康发展。
从上述美国名校的录取标准来看，北京状元被美国名校拒收，就不难理解了。
常乐
最近，北京高考状元被美国名校拒收的消息，引起一些反响，其实，我国的高考状元只说明考分第一，被美国名校拒收，是很正常的。我想从我对美国名牌大学录取标准的理解，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大家公认美国的高等教育在全世界是很发达的，很先进的。现在美国有大学4100余所，（公立大学1200余所，私立大学2900余所），其中研究型大学300余所，一般四年制大学2000余所，两年制社区大学1600余所。一般认为，在300余所研究型大学中，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大学约50余所，其中像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和痲省理工学院等校被公认为世界顶尖级大学。本文中提到的美国名牌大学就是想指上述像哈佛，耶鲁等这样的世界顶尖级大学。
美国名牌大学不仅要培养各学科领域的大师，拔尖人才，還要为国家培养各领域的栋梁之才和国家领袖人物。因此，这些大学受到全社会极大的关注，因为它们的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美国的未来和发展。我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应不辜负党，国家和人民的厚望，担负起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和国家领袖人物的重任。我希望本文提出的“美国名牌大学的新生录取标准”，对改革我国高考招生制度，淡化以一次高考成绩为依据的高校新生录取标准能有所帮助，特别希望像北京，清华我国这样的名牌大学在自主招生中能受到启示，有所借鉴，有所创新。
美国名牌大学如何保证能实现培养顶尖级高水平的人才质量，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在每年能从全美国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上万名报考的优秀高中毕业生中，做到"千挑万挑”，‘’优中选优”，真正选拔出具有高水平综合素质和发展潜能的新生，这单凭一次高考成绩为录取依据是绝对做不到的。那么，他们是按照什麽标准和办法来录取新生呢？
高校的新生录取标准是高校招生制度中最核心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高考内容，高校新生录取办法和高中教育的改革方向等。
美国名牌大学的新生录取标准是什么呢？我在定居美国的10余年来，一直在调查研究这个问题。我努力收集有关的资料；访谈被这些名牌大学录取的新生和家长并进行个案研究；向访问过这些名校的有关招生录取工作的高中毕业生和家长调查（美国有些高中毕业生在毕业前要随家长参观访问一些有意报考的大学；去年我的外孙女在高中毕业前就随父母到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名校参观访问，了解学校的办学思想，办学特色和招生录取情况等），这样，便逐渐形成了我的有关美国名牌大学新生录取标准的如下的一些看法，它很可能有片面性，甚至把它定义为“新生录取标准”也不恰当，只能算是我的一家之言，仅供讨论和参考。
美国这几所名牌大学每年都有上万名来自美国和其它一百多个国家的优秀高中毕业生报考，而每所名牌大学每年只能录取1000多名新生。那么，它们是怎样实现“优中选优”的呢？究竟按照什么录取标准来进行选拔的呢？我的看法是：
总的来说，他们选拔新生的标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新生要”具有优异的学业成绩”；二是要“具有出色的爱好特长”；三是要“具有为社区服务的宊出表现”。
“优异的学业成绩”是指：一是高中阶段的各科成绩为A;二是类似我国高考的“学术水平测试考试”（Sat,ScholasticAssessmentTest)(简称Sat考试）成绩为高分或 满分；三是“高级定位考试”（AP,Advenced Placement)(简称选学的大学课程考试）成绩优秀。
关于“出色的爱好特长”是指：某项或多项爱好特长有很高的水平，例如它在全国范围内是一流的，领先的，获得国家级奖项或名次等，同时还要考查学生在这些活动中担任的领导职务和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和管理领导才能等。
关于“为社区服务的宊出表现”是指：为社区服务的范围，内容，时数与事迹及其表现出来的为社区服务的主动性，对为社区服务的责任感与义务感，当义工和济弱扶贫中的思想品质与团队精神等。
美国高中生在毕业前一年就开始到图书馆或通过其它途径查找有关高校资料；报名前要大致选定几所打算报考的大学；有的学生还随家长亲自到打算报考的大学参观访问，并将受到接待大学招办人员的热情接待，回答问题甚至允许听课（我的外孙随家长参观耶鲁大学时，想听某位名教授的课，便给教授发了一个e-mail,她只说明自己是某高中的毕业生，叫什么名字，想听某日的第几节课，她和家长都没想到：这位名校的名教授竟立即给她回了e-mail：欢迎听课，并寄来当堂授课提纲和在课堂要讨论的几个问题）。
在考生选定报考的大学后，就要填写报名申请表格。
大学申请表格包括许多内容：如有关背景材料：姓名，地址，社会安全号，兄弟姐妺情况，父母职业和教育程度；本人参加课外活动的项目，职务，获奖情况；本人在社区服务中的表现如内容，时数等；回答简要问题和撰写短文如“你最喜欢的科目是哪个？为什么？”“简述你的成就和荣誉”或“我是怎样学会学习的？”“为什么上哈佛？”“你对什么最感興趣？”“十年后你干什么？”等。
申请大学时还要有由学校填写的高中成绩单，教师推荐信，Sat考试成绩和选学大学课程考试成绩等。
美国名牌大学还要对报考学生进行面试（一般委托当地本校毕业生代表学校面试）。
很明显，录取人员通过阅读上述材料可以了解考生的学习情况，爱好特长及为社区服务的表现和某些能力，思想品质与发展潜力等。通过了解考生选学大学课程的门数，难度和考试分数，可以了解考生对知识的追求，学习的能力与发展的潜力，这对于选拔优秀学生是一项特别重要的内容，但它是任何一次高考所无法考核出来的；通过阅读考生回答的问题和撰写的短文，可以看出考生的興趣，志向，才能，对人生的态度与写作水平等，这也是从任何考试成绩中看不出来的；美国名校要对考生进行面试（面试一般要进行约两个小时，内容涉及的面很广） 它也对录取工作起重要的作用。
那么，我所说的包括“优秀的学业成绩”，“出色的爱好特长”与“为社区服务中的宊出表现“等三个方面内容的美国名牌大学的新生录取标准，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在录取工作中如何把握 呢？
从总体上说，我认为：”优秀的学业成绩“是其必要条件，应该说几乎没有一名在校成绩不宊出，Sat成绩不高的学生会报考这些名牌大学，同时我还发现在美国的高中几乎没有一个像我国高中有的学生只是学业成绩优秀而没有较好的爱好特长的学生，同时，美国很多高中还规定每个学年每个学生必须完成一定的为社区服务的时数，否则不能毕业，这项要求对促进学生的成长也是很有益的。
当然，如果考生只是具有优秀的学业成绩，而其它方面一般，这被名牌大学录取的可能性是极小的。我从有关资料得知，这几所名牌大学每年都有一批Sat成绩满分的考生而未被录取的。可见这些名牌大学录取新生时是很看重考生的“出色的爱好特长”和“为社区服务中的宊出表现”的。有人认为上述录取标准中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在考生录取时其比重各占三分之一，我觉得不能说得如此绝对；如果说“三者缺一不可”是比较恰当的。而在实际上，面对报考这些名牌大学的考生都具有“优秀的学业成绩”的情况下，考生的“出色的爱好特长”和“为社区服务的宊出表现”及其在这两方面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思想品质，发展潜力和管理领导能力在新生录取时就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有人说，美国名牌大学的包括上述三方面内容的录取标准很难掌握，其实，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和选学大学课程的成绩是很具体的；对选学大学课程来说，选学的与未选学的学生，其学习内容的范围与深度有很大的差别；在选学的学生中又有选学课程的多少，难易程度以及考试分数的不同，这还能看出这些学生在学习能力，学习潜力，学习的主动性等多方面的差别，而这些差别依靠一次高考成绩来区分也是不可能的。至于“爱好特长”和“为社区服务”等方面都有具体内容，如你的小提琴拉得好，那要说明你参加了哪些演出，获得的名次和附录音 磁带。
应该指出，这个录取标准在掌握时不像唯一的一次高考成绩那样准确，而确有一定的模糊性，可能在个别学生身上会出现偏差。在接待家长与学生访问时，有位哈佛大学的招办人员说：“比如，我们在报名的上万名优秀考生中经过优中选优而确定了1000名录取的学生。如果让我们在余下的考生中再选录1000名的话，我们相信在这第二个录取的1000名学生中，一定有个别的考生比第一个1000名中的某些学生要优秀。这是不是在招生工作中出了问题呢？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的。”我认为这位招办人员的这种看法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是可取的。
关于“优秀的学业成绩”，“出色的爱好特长”和“为社区服务的宊出表现”等，我所说的这个名牌大学的新生录取标准，它是很有价值的，是很值得我国名牌大学借鉴的，这是因为其一，它既能保证高校录取高质量的新生，其二，又有利于高中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其三，特别是对高中教育改革将起到极大的推动和导向作用，因为它要求高中面对学生挤进名校的极其激烈的竟争中，要下决心开设大学选学课程，要积极开展多样的课外活动，它也会激励优秀高中学生在认真学好高中课程的同时，要努力多选学一些难度较大的大学课程，并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和为社区服务，把自己锻炼成国家和未来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这方面是我国高中教育改革和高考制度改革急需借鉴的。
当然，借鉴别人的优秀的东西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教情，要积极，稳重，先行试点。
美国一般四年制大学录取新生时，则主要依据考生的学业成绩；而对于二年制社区大学，现在美国的情况是只要高中毕业生想上二年制社区大学就可以上，学费也很低，同时社区大学一般都设有基础性专业，在这里学习两年后，如果学生愿意继续学习，还可以申请转入其它四年制大学进入三年级继续学习。这给某些后进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成长的机会。
研究美国名牌大学的新生录取标准，并使学生了解这个标准，这对调动学生的学习，参加课外活动和为社区服务等方面的积极性是很有帮助的，它将促进学生的身心徤康发展。
从上述美国名校的录取标准来看，北京状元被美国名校拒收，就不难理解了。
2010年7月12日星期一
2010年7月11日星期日
Yellowstone Park
1. Hot Springs
Colorful hot springs,
bubling, steamy, what's cooking?
Smells like rotten eggs.
2. Old Faithful Gyzer
Watchful curious eyes,
Patiently waiting for a glimse of
A shooting cannon
3. Burnt down trees
Scattered scotched logs
Among standing evergreen lodge poles
A battlefield of fire
Colorful hot springs,
bubling, steamy, what's cooking?
Smells like rotten eggs.
2. Old Faithful Gyzer
Watchful curious eyes,
Patiently waiting for a glimse of
A shooting cannon
3. Burnt down trees
Scattered scotched logs
Among standing evergreen lodge poles
A battlefield of fire
美国的“野鸡大学”
美国的“野鸡大学
徐贲
说起“野鸡大学”，先得对“野鸡”作一个简单的定义。“野鸡”一个意思是指“虚假”，“野鸡大学”就是假大学，假大学发的是假文凭。在美国，大学的真假是由专门的学术资格认证机构来认证的，这在后面还将谈到。“野鸡”的另一个意思是指不正规，“不正规”看起来是和“正规”比较出来的，但其实正规和不正规之间，存在许多不同的程度区别，所以，真大学也有不很正规的。我这里要谈到的主要是第一种意义上的“野鸡大学”。
“野鸡大学”是美国文化的特色
在美国，这种“野鸡大学”的通行说法是“文凭工厂”(diplomamills)或“学位工厂”(degreemills)。有人说，“野鸡大学”有辱斯文，把“学位”或“文凭”像商品一样生产出来，卖给有需要的顾客。其实，许多“非野鸡”大学做的也是这种生意，问题是，“野鸡大学”是没有得到“认证机构”认证的，由于不经认证，所以可以胡来，事实上也常常胡来，成为美国教育的牛皮癣。
有人要问，美国不是一个讲诚信的国家吗？怎么会有野鸡大学，而且还这么有市场呢？美国有野鸡大学，其实并不稀奇。首先，诚信程度再高的国家，也不会没有欺诈。其次，诚信越普遍，就越有人钻诚信的空子。在美国找工作，一个人呈交一份简历，包括学历、工作经验等等，雇主一般相信他的陈述，并不会去一一核查，要核查也往往是等他做了什么错事、坏事，让人产生怀疑之后，才觉得有必要去查。“文凭工厂”炮制学位，有的干脆卖一张文凭，外加成绩单，有的需要短期修课，最短的是五天，有的要求交几篇论文或做一些作业，总之，学生无须学习，或者只需要极少的学习，就能取得大学文凭。
知道一点美国大学的发展历史，对了解美国的 “野鸡大学”是有帮助的。一般意义上的“野鸡大学”，在美国有长久的历史渊源，是具有美国特色的文化现象，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教育民主化”的一个特产。在美国历史上，所有的大学都曾经是“野鸡大学”，最早的野鸡大学不是不合乎学术资格认证，而是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学术资格认证制度。
“野鸡大学”改变了社会对知识的看法
美国大学由“野鸡”转变为“不野鸡”，并有所发展，要了解这个过程，就不能不知道一个名叫特纳(Jonathan Baldwin Turner)的美国人和林肯总统于1862年签署的《莫里尔法》。
1857年，当时担任众议员的莫里尔 (JustinSm ithM orrill)起草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向每一个州赠与一块土地，以鼓励每一个州都建立一所工业大学。出售公地所得到的款项，可以由每一个州用于建立至少一个学院，学院的课程不排斥其他科目，并要列进军事学一科，还要有关于“农业和机工技艺方面的内容，……以便促进对工业阶级的通才教育和实用教育。”林肯总统于1862年签署了《莫里尔法》。现在的许多公立大学都是在《莫里尔法》的推动下创办起来的。
课程简单、学生年龄不限，学习时间可长可短，这是非常松散的大学学习制度。但是不要小看这种新型大学的社会作用，它改变了美国人对知识和社会对知识需要的看法。以前种果树、养牛、种玉米被看成是不需要专门知识的，现在有了大学，从事这样的事情，也需要有专门知识了，知识和教育背景甚至成为从事这些职业的一个条件。因此，大学的文凭和学历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要求获得大学文凭的人也就空前地多了起来。既然有需要，也就会出现供给。于是便出现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波的“文凭工厂”潮，给那些需要文凭，但又不想真的进大学学习的人们提供现成的“学位”。1876年，主管美国教育的伊顿(JohnEaton)称“文凭工厂”大学是美国教育的耻辱。可见这个问题当时已经相当严重。
美国的学院或大学的数量之多，发展之快，是无与伦比的。1870年，美国的高等院校有563所，到1919年达到近1000所，入学学生总数33万余人。到1935年，美国高等院校的数目达到 1500所，学生100多万人。到1960年，高等院校的数目达到2000所，学生超过300万人。而到1970年，高等院校的数目接近2500所，学生超过700万人。这么多的大学，良莠不齐自然是在所难免的，而“学位工厂”便是其中最低端的。
“野鸡大学”和美国大学认证制度
美国大学的发展中有重要的民主因素，获得知识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他们上大学甚至不单纯是为了找到相应的体面工作。有许多职业工作，其实没有上过大学的人也能做，但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做了，也不觉得丢分。令美国人感到骄傲的是：“我们的青年人大约有1/3要上大学，而欧洲国家的男女青年大约只有1/15或1/20是大学生。但在欧洲人看来，这些美国人大多数都不是大学生，就是说，并不是为从事某种专业而作准备的学生。”但是，也恰恰因为美国大学生太多，所以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在工作市场上的机会就受到挤压，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于是买文凭便成为他们补偿自己不利条件的一个手段。正是因为社会中有对假文凭的需要，“文凭工厂”这才因缘时会，涌现出来。
20世纪，美国出现了第二波的“文凭工厂” 大发展，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1944年的“军人重新安置”法案(GIBill)让数以百万计的退伍军人进入大学学习。为了一下子吸纳这么多的新学生，美国新开办了许多大学。当然并不是人人进大学都是为了学习知识的，有的人只要文凭，不要学习，文凭便成为显示受过大学教育的唯一实在凭证。更有不上大学也要文凭的，既然有这样的需要，“文凭工厂”自然也就大有发展的空间。当时的“文凭工厂”问题非常严重，所以后来国会在为朝鲜战争退伍士兵制定类似于 “军人重新安置”的法案时，附加了一个条款，规定提供这项服务的教育机构必须符合学术资格认证机构规定的标准。学生只有进入这样的学校才能享受联邦政府的资助，这项规定一直沿用到今天。美国对大学的学术资格认证制度也从此才慢慢建立起来的。
要求大学必须得到学术资格认证机构的认证，这本身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由于美国的认证机构都是民间私营的，认证机构本身就有野鸡的，因而被称作为“认证工厂”(accreditation mills)。野鸡大学可以找野鸡认证机构认证，有的“认证工厂”甚至本身就是“文凭工厂”自己开设的。这些野鸡认证机构当然不只是认证野鸡大学，它们往往采用“搅拌式”造假的办法，既认证真的大学，又认证假的大学，把它们搅拌到一起，弄得真假难辨。
美国“野鸡大学”的危害和防范
21世纪，科技发展，信息公开、畅通，按理说核查一个大学的真假应当比以前容易，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文凭工厂”的欺骗问题反而更严重了。这主要是因为在互联网上可以很容易地制造出一个大学来，做出来的大学网页可以跟正规大学没有什么不同。这些学校往往东躲西藏，有的干脆在美国司法权管辖之外的地方开办，而且经常是开一阵子，骗到一笔钱后就关闭了，然后再换一个名字，另行开张，就算要追查它们，也难以找到业主，使得追查十分困难。
在美国到底有多少“文凭工厂”，谁也说不清楚，原因是，一来这种大学都是躲躲藏藏的，二来从这种学校得到学位的人一般都是三缄其口，不愿多说。据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的一篇文章说，每年“文凭工厂”的进账高达5亿美元。俄勒冈和密歇根是公布“文凭工厂”名单的两个州，前者的名单上有260所，后者的名单上有600多所，如果统计美国所有50个州，数字一定十分庞大。究竟有多少人从这些学校里得到过学位，获得过文凭，更是无法统计。美国参议院的“政府责任委员会“(GAO)的一项调查发现，联邦政府雇员中，从某3所“文凭工厂”获得文凭的就有463位，从其他“文凭工厂”获得的还不算。8个联邦机构中，有28名高级雇员的文凭是从“文凭工厂”得来的。GAO调查的结论是，这是一个远远低于实际的数字。尽管确切数字的资料十分有限，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可见一斑。
美国是一个重工作能力胜于重学历的国家，人们对“文凭工厂”发放文凭，对社会有何危害，认识并不很清楚。所以，对许多美国民众来说，了解“文凭工厂”对社会的危害，这本身就成为必要的社会启蒙。
认识到假文凭的社会危害，下一步便是如何察觉和提防。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察觉和提防至少在信息技术上不再是一件难事。工作单位在挑选人员时，应该仔细核查当事人提供的资料。例如，2004年5月 11-12日，美国参议院的“政府事务委员会”举行了听证，2004年5月11日GAO发表调查报告，在这之后，联邦政府的“人事管理办公室”制定了一些新政策，规定只有经过联邦承认的认证机构所认证的学校才能获得为培养联邦雇员专用的联邦款项。而且，在人员雇用和提升时，负责官员也必须更注意履历中的有关资料。
在美国，有关假文凭的法律是在各州自行制定的，有的州紧一些，有的州松一些，“文凭工厂”大多开设在法律较松的州里。州立法机构充分重视“文凭工厂”的危害，对其进行限制，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例如俄勒冈州禁止在州内申请工作时提供假学位，第一次初犯会予以警告，第二次再犯，便处以罚款。如果别的州也照此办理，那么“文凭工厂”的生意应该是会大大减少的。
徐贲
说起“野鸡大学”，先得对“野鸡”作一个简单的定义。“野鸡”一个意思是指“虚假”，“野鸡大学”就是假大学，假大学发的是假文凭。在美国，大学的真假是由专门的学术资格认证机构来认证的，这在后面还将谈到。“野鸡”的另一个意思是指不正规，“不正规”看起来是和“正规”比较出来的，但其实正规和不正规之间，存在许多不同的程度区别，所以，真大学也有不很正规的。我这里要谈到的主要是第一种意义上的“野鸡大学”。
“野鸡大学”是美国文化的特色
在美国，这种“野鸡大学”的通行说法是“文凭工厂”(diplomamills)或“学位工厂”(degreemills)。有人说，“野鸡大学”有辱斯文，把“学位”或“文凭”像商品一样生产出来，卖给有需要的顾客。其实，许多“非野鸡”大学做的也是这种生意，问题是，“野鸡大学”是没有得到“认证机构”认证的，由于不经认证，所以可以胡来，事实上也常常胡来，成为美国教育的牛皮癣。
有人要问，美国不是一个讲诚信的国家吗？怎么会有野鸡大学，而且还这么有市场呢？美国有野鸡大学，其实并不稀奇。首先，诚信程度再高的国家，也不会没有欺诈。其次，诚信越普遍，就越有人钻诚信的空子。在美国找工作，一个人呈交一份简历，包括学历、工作经验等等，雇主一般相信他的陈述，并不会去一一核查，要核查也往往是等他做了什么错事、坏事，让人产生怀疑之后，才觉得有必要去查。“文凭工厂”炮制学位，有的干脆卖一张文凭，外加成绩单，有的需要短期修课，最短的是五天，有的要求交几篇论文或做一些作业，总之，学生无须学习，或者只需要极少的学习，就能取得大学文凭。
知道一点美国大学的发展历史，对了解美国的 “野鸡大学”是有帮助的。一般意义上的“野鸡大学”，在美国有长久的历史渊源，是具有美国特色的文化现象，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教育民主化”的一个特产。在美国历史上，所有的大学都曾经是“野鸡大学”，最早的野鸡大学不是不合乎学术资格认证，而是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学术资格认证制度。
“野鸡大学”改变了社会对知识的看法
美国大学由“野鸡”转变为“不野鸡”，并有所发展，要了解这个过程，就不能不知道一个名叫特纳(Jonathan Baldwin Turner)的美国人和林肯总统于1862年签署的《莫里尔法》。
1857年，当时担任众议员的莫里尔 (JustinSm ithM orrill)起草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向每一个州赠与一块土地，以鼓励每一个州都建立一所工业大学。出售公地所得到的款项，可以由每一个州用于建立至少一个学院，学院的课程不排斥其他科目，并要列进军事学一科，还要有关于“农业和机工技艺方面的内容，……以便促进对工业阶级的通才教育和实用教育。”林肯总统于1862年签署了《莫里尔法》。现在的许多公立大学都是在《莫里尔法》的推动下创办起来的。
课程简单、学生年龄不限，学习时间可长可短，这是非常松散的大学学习制度。但是不要小看这种新型大学的社会作用，它改变了美国人对知识和社会对知识需要的看法。以前种果树、养牛、种玉米被看成是不需要专门知识的，现在有了大学，从事这样的事情，也需要有专门知识了，知识和教育背景甚至成为从事这些职业的一个条件。因此，大学的文凭和学历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要求获得大学文凭的人也就空前地多了起来。既然有需要，也就会出现供给。于是便出现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波的“文凭工厂”潮，给那些需要文凭，但又不想真的进大学学习的人们提供现成的“学位”。1876年，主管美国教育的伊顿(JohnEaton)称“文凭工厂”大学是美国教育的耻辱。可见这个问题当时已经相当严重。
美国的学院或大学的数量之多，发展之快，是无与伦比的。1870年，美国的高等院校有563所，到1919年达到近1000所，入学学生总数33万余人。到1935年，美国高等院校的数目达到 1500所，学生100多万人。到1960年，高等院校的数目达到2000所，学生超过300万人。而到1970年，高等院校的数目接近2500所，学生超过700万人。这么多的大学，良莠不齐自然是在所难免的，而“学位工厂”便是其中最低端的。
“野鸡大学”和美国大学认证制度
美国大学的发展中有重要的民主因素，获得知识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他们上大学甚至不单纯是为了找到相应的体面工作。有许多职业工作，其实没有上过大学的人也能做，但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做了，也不觉得丢分。令美国人感到骄傲的是：“我们的青年人大约有1/3要上大学，而欧洲国家的男女青年大约只有1/15或1/20是大学生。但在欧洲人看来，这些美国人大多数都不是大学生，就是说，并不是为从事某种专业而作准备的学生。”但是，也恰恰因为美国大学生太多，所以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在工作市场上的机会就受到挤压，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于是买文凭便成为他们补偿自己不利条件的一个手段。正是因为社会中有对假文凭的需要，“文凭工厂”这才因缘时会，涌现出来。
20世纪，美国出现了第二波的“文凭工厂” 大发展，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1944年的“军人重新安置”法案(GIBill)让数以百万计的退伍军人进入大学学习。为了一下子吸纳这么多的新学生，美国新开办了许多大学。当然并不是人人进大学都是为了学习知识的，有的人只要文凭，不要学习，文凭便成为显示受过大学教育的唯一实在凭证。更有不上大学也要文凭的，既然有这样的需要，“文凭工厂”自然也就大有发展的空间。当时的“文凭工厂”问题非常严重，所以后来国会在为朝鲜战争退伍士兵制定类似于 “军人重新安置”的法案时，附加了一个条款，规定提供这项服务的教育机构必须符合学术资格认证机构规定的标准。学生只有进入这样的学校才能享受联邦政府的资助，这项规定一直沿用到今天。美国对大学的学术资格认证制度也从此才慢慢建立起来的。
要求大学必须得到学术资格认证机构的认证，这本身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由于美国的认证机构都是民间私营的，认证机构本身就有野鸡的，因而被称作为“认证工厂”(accreditation mills)。野鸡大学可以找野鸡认证机构认证，有的“认证工厂”甚至本身就是“文凭工厂”自己开设的。这些野鸡认证机构当然不只是认证野鸡大学，它们往往采用“搅拌式”造假的办法，既认证真的大学，又认证假的大学，把它们搅拌到一起，弄得真假难辨。
美国“野鸡大学”的危害和防范
21世纪，科技发展，信息公开、畅通，按理说核查一个大学的真假应当比以前容易，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文凭工厂”的欺骗问题反而更严重了。这主要是因为在互联网上可以很容易地制造出一个大学来，做出来的大学网页可以跟正规大学没有什么不同。这些学校往往东躲西藏，有的干脆在美国司法权管辖之外的地方开办，而且经常是开一阵子，骗到一笔钱后就关闭了，然后再换一个名字，另行开张，就算要追查它们，也难以找到业主，使得追查十分困难。
在美国到底有多少“文凭工厂”，谁也说不清楚，原因是，一来这种大学都是躲躲藏藏的，二来从这种学校得到学位的人一般都是三缄其口，不愿多说。据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的一篇文章说，每年“文凭工厂”的进账高达5亿美元。俄勒冈和密歇根是公布“文凭工厂”名单的两个州，前者的名单上有260所，后者的名单上有600多所，如果统计美国所有50个州，数字一定十分庞大。究竟有多少人从这些学校里得到过学位，获得过文凭，更是无法统计。美国参议院的“政府责任委员会“(GAO)的一项调查发现，联邦政府雇员中，从某3所“文凭工厂”获得文凭的就有463位，从其他“文凭工厂”获得的还不算。8个联邦机构中，有28名高级雇员的文凭是从“文凭工厂”得来的。GAO调查的结论是，这是一个远远低于实际的数字。尽管确切数字的资料十分有限，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可见一斑。
美国是一个重工作能力胜于重学历的国家，人们对“文凭工厂”发放文凭，对社会有何危害，认识并不很清楚。所以，对许多美国民众来说，了解“文凭工厂”对社会的危害，这本身就成为必要的社会启蒙。
认识到假文凭的社会危害，下一步便是如何察觉和提防。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察觉和提防至少在信息技术上不再是一件难事。工作单位在挑选人员时，应该仔细核查当事人提供的资料。例如，2004年5月 11-12日，美国参议院的“政府事务委员会”举行了听证，2004年5月11日GAO发表调查报告，在这之后，联邦政府的“人事管理办公室”制定了一些新政策，规定只有经过联邦承认的认证机构所认证的学校才能获得为培养联邦雇员专用的联邦款项。而且，在人员雇用和提升时，负责官员也必须更注意履历中的有关资料。
在美国，有关假文凭的法律是在各州自行制定的，有的州紧一些，有的州松一些，“文凭工厂”大多开设在法律较松的州里。州立法机构充分重视“文凭工厂”的危害，对其进行限制，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例如俄勒冈州禁止在州内申请工作时提供假学位，第一次初犯会予以警告，第二次再犯，便处以罚款。如果别的州也照此办理，那么“文凭工厂”的生意应该是会大大减少的。
2010年5月28日星期五
Who I Am
I am a mid-aged male
a son of Chinese peasants
a brother of three wonderful siblings
a father of two lovely children
a husband of a beautiful wife
I am a family man.
I am Chinese
I am American
I am Chinese-American
born in China
educated in America
a proud US citizen of Chinese origin
I am an immigrant.
I am a teacher
a college professor
a researcher
a writer
an opinionated columnist
a student at heart
I am a life-long learner.
I am independent
no democrate
or republican
no conservative
or liberal
no capitalist
or socialist
I am progressive
with an mind open.
I am a tennis player
a traveller
a gourmand
a ferocious reader
I am a lively person.
I am
who
I am
for my own
actions!
J.F.
a son of Chinese peasants
a brother of three wonderful siblings
a father of two lovely children
a husband of a beautiful wife
I am a family man.
I am Chinese
I am American
I am Chinese-American
born in China
educated in America
a proud US citizen of Chinese origin
I am an immigrant.
I am a teacher
a college professor
a researcher
a writer
an opinionated columnist
a student at heart
I am a life-long learner.
I am independent
no democrate
or republican
no conservative
or liberal
no capitalist
or socialist
I am progressive
with an mind open.
I am a tennis player
a traveller
a gourmand
a ferocious reader
I am a lively person.
I am
who
I am
for my own
actions!
J.F.
2010年5月2日星期日
在美国作文章: 也说西式“八股文”
在美国读书，不能不佩服西方人的学术态度：做文章的严谨。我读的是艺术院校，对英文要求很低，但有一门课：“研究生作文”，却使我在写作上终身受益。
散文就不用说了，是很个人的事，怎么写完全可以随心所欲，但学术论文，西方的传统很讲究开门见山，直接点题，并且通篇论证逻辑严密。在所有的作文中，几乎都必须遵循一个三段式：主题；论证；再点题。文章整体上是这个结构，段落中也会呈现这个特点：每段的第一句通常也是此段的主题（这个考过“托福”的人都知道）。
记得在留学读书时每在重要的作文之前，学生都要给老师递上自己的大纲，其中包括自己的论点和文章结构安排，也包括每一段的主要内容。除了大纲外，还要提交参考书目。西方人对阐述思想观点的论说文很强调“诚信”：对凡是不是自己的观点，都必须指出出处。所以每次写文章，如果参考书太多，后面的注解总是一大堆。除了直接引用的以外，和自己观点相关的书籍，或者对自己的思想有启发的书籍，都必须提到（如果盗用别人的观点，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学校首先就不会被老师通过，严重的甚至该科目成绩全部取消。社会上，可能就会越到吃官司的麻烦了）。
这个三段式的手法，要求文章的所有内容，都必须围绕主题，和对主题论证有关内容，决不可东拉西扯。我印象很深的是一次作文课，写在去博物馆看一个摄影展览后的感想，文章结束后我突发奇想写了很短的一段往事。自己觉得虽然与主题无关，但联想却因文章中所以得摄影作品所引起，觉得还是很“妙”。但老师看了后却认为是画蛇添足，建议我取消了。当时我觉得很可惜。后来回过头再看时，觉得老师的建议还是妥当的。
西方的这个作文“三段式”的确有很多好处。它看似简单，其实很实用。首先它能使作者思维更严谨，作者的观点也能得到更明确阐述。喜欢写文章的人，大凡都有这个感受，在构思的阶段，自己的思路会比较散乱，而遵循这个写作手法之后，自己的思路会清晰起来。其次，这样写出来的文章，能使读者读起来感觉很轻松，一目了然，一环扣一环地跟随作者的思路。当然，让读者轻松之后的“缺点”是文章的缺陷也变得更加容易被捕捉。不过，这个“缺点”实际上应该被看成优点——其三，这个方式对作者的思考能力要求更高。好比只有身材绝佳的人才敢赤身露体，也只有无懈可击的论点才敢于运用这样不佳遮掩的文风。
反观我们中国人写文章，最擅长诗词歌赋，好用华丽词藻。这在散文中应该是一个优点，但在论说文章中，却犯浮躁的忌讳。记得我们以前学语文课时，老师常常给我们讲一些范文是如何“铺垫”“再铺垫”，直到最后一段甚至最后一句话才“点题”。这样的风格，让读者云里雾里半天摸不着头脑，最后才知道作者的主题，整个阅读过程让人疲惫不堪。
不知道现在的中国语文教育怎样，我们以前上语文课，也免不了分析文章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但在作文课中，我不记得有这样严谨的结构框架。后来学会了西方式的作文风格后，再会去读中文报章杂志，很多文章让我感觉常常是洋洋洒洒一大堆，与主题有关的东西却不多。甚至语法不清，标点符号更是乱用，一句话不知道哪里是头，哪里是尾。更不必说观点的独创性了，很多人根本想都不想就把别人的观点写进来作为自己的，作风非常不严谨。
相比之下，不能不说，虽然我们中国的文学有优秀的诗词歌赋的传统，但在思想文献范围内，文风还非常不成熟。八股文虽然被抛弃很久了，但思路不清，思想之缺乏独创，文风之华而不实，仍然是学术界的大问题。所以笔者认为这个西方学术文章的三段式，是应该我们中国人迫不及待地“拿来”的西方文化之精粹之一。
(By 云 易 from cnd.org)
散文就不用说了，是很个人的事，怎么写完全可以随心所欲，但学术论文，西方的传统很讲究开门见山，直接点题，并且通篇论证逻辑严密。在所有的作文中，几乎都必须遵循一个三段式：主题；论证；再点题。文章整体上是这个结构，段落中也会呈现这个特点：每段的第一句通常也是此段的主题（这个考过“托福”的人都知道）。
记得在留学读书时每在重要的作文之前，学生都要给老师递上自己的大纲，其中包括自己的论点和文章结构安排，也包括每一段的主要内容。除了大纲外，还要提交参考书目。西方人对阐述思想观点的论说文很强调“诚信”：对凡是不是自己的观点，都必须指出出处。所以每次写文章，如果参考书太多，后面的注解总是一大堆。除了直接引用的以外，和自己观点相关的书籍，或者对自己的思想有启发的书籍，都必须提到（如果盗用别人的观点，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学校首先就不会被老师通过，严重的甚至该科目成绩全部取消。社会上，可能就会越到吃官司的麻烦了）。
这个三段式的手法，要求文章的所有内容，都必须围绕主题，和对主题论证有关内容，决不可东拉西扯。我印象很深的是一次作文课，写在去博物馆看一个摄影展览后的感想，文章结束后我突发奇想写了很短的一段往事。自己觉得虽然与主题无关，但联想却因文章中所以得摄影作品所引起，觉得还是很“妙”。但老师看了后却认为是画蛇添足，建议我取消了。当时我觉得很可惜。后来回过头再看时，觉得老师的建议还是妥当的。
西方的这个作文“三段式”的确有很多好处。它看似简单，其实很实用。首先它能使作者思维更严谨，作者的观点也能得到更明确阐述。喜欢写文章的人，大凡都有这个感受，在构思的阶段，自己的思路会比较散乱，而遵循这个写作手法之后，自己的思路会清晰起来。其次，这样写出来的文章，能使读者读起来感觉很轻松，一目了然，一环扣一环地跟随作者的思路。当然，让读者轻松之后的“缺点”是文章的缺陷也变得更加容易被捕捉。不过，这个“缺点”实际上应该被看成优点——其三，这个方式对作者的思考能力要求更高。好比只有身材绝佳的人才敢赤身露体，也只有无懈可击的论点才敢于运用这样不佳遮掩的文风。
反观我们中国人写文章，最擅长诗词歌赋，好用华丽词藻。这在散文中应该是一个优点，但在论说文章中，却犯浮躁的忌讳。记得我们以前学语文课时，老师常常给我们讲一些范文是如何“铺垫”“再铺垫”，直到最后一段甚至最后一句话才“点题”。这样的风格，让读者云里雾里半天摸不着头脑，最后才知道作者的主题，整个阅读过程让人疲惫不堪。
不知道现在的中国语文教育怎样，我们以前上语文课，也免不了分析文章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但在作文课中，我不记得有这样严谨的结构框架。后来学会了西方式的作文风格后，再会去读中文报章杂志，很多文章让我感觉常常是洋洋洒洒一大堆，与主题有关的东西却不多。甚至语法不清，标点符号更是乱用，一句话不知道哪里是头，哪里是尾。更不必说观点的独创性了，很多人根本想都不想就把别人的观点写进来作为自己的，作风非常不严谨。
相比之下，不能不说，虽然我们中国的文学有优秀的诗词歌赋的传统，但在思想文献范围内，文风还非常不成熟。八股文虽然被抛弃很久了，但思路不清，思想之缺乏独创，文风之华而不实，仍然是学术界的大问题。所以笔者认为这个西方学术文章的三段式，是应该我们中国人迫不及待地“拿来”的西方文化之精粹之一。
(By 云 易 from cnd.org)
2010年4月28日星期三
谈美国的校园霸凌 Bully in American Schools
从少女自尽惨案，谈美国校园霸凌
悲剧引发的波澜
２０１０新年伊始的１月１４日，美国麻萨诸塞州西部一个安静的小镇南哈德里（Ｓｏｕｔｈ Ｈａｄｌｅｙ）发生了一幕悲剧，一名就读于该镇公立高中的１５岁女生霏碧·普润斯（Ｐｈｏｅｂｅ Ｐｒｉｎｃｅ）放学后在自家公寓的楼梯间上吊自杀，原因是她不甘忍受学校同学的欺辱霸凌（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丽少女，难道会如此轻易放弃自己宝贵的生命？她一定曾经历了使她不堪重负的痛苦折磨和羞辱，导致她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和希望。霏碧·普润斯及其家庭半年前才从爱尔兰移民美国。这个１５岁的漂亮新女生曾经跟该校某个引人注目的男生有过一段短暂恋情，或许这引起了其他男女学生的嫉妒和不满。因此数月来若干男女学生多次对她谩骂甚至动手，在放学路上还有人向她扔水瓶等物。在她自杀前一周，霏碧曾到学校办公室说她无法忍受别人的污辱，她母亲也曾向学校报告说孩子被欺负，但校方并未追究处理。她却又在校图书馆内被一伙学生围攻，还有散播全校的流言污语，终于压垮了女孩最后的精神支柱，选择了自尽。
这个年轻生命的陨落，引起其家属及校区师生家长们的强烈义愤，也引发了美国社会对校园霸凌案件的再度关注。
两个月后，该案有了进展。麻州警方逮捕了南哈德里高中曾经对自杀女生施行欺凌的九名男女学生，检察院对１６至１８岁的六名学生按成人起诉，而另外三名更年少的学生则将接受少年法庭审判。然而，尽管此前麻州曾有若干议员数度提议对霸凌（ｂｕｌｌｙｉｎｇ）行为立法定罪，但迄今提案未通过。因此，检察及司法部门的起诉和判罪，都不可仅以这些青少年曾对霏碧·普润斯在校园内外有ｂｕｌｌｙｉｎｇ行为作为定罪依据。最终，公诉方以人身侵害致伤、侵犯人权、严重违反校规等罪责对六名学生分别提出程度不同的起诉，其中两名男生还被控以强奸罪。起诉和审判人员表示：这案件中被告们的言行，已经严重超越了通常因青少年恋情引起的纠纷底线，因此不可姑息。
这个还在审理中的案件，愈加引起各界重视和反响。有的被起诉学生及其家长不服，而提出无罪开脱。而更多的呼声则倾向不该只让少年学生承担全部责任，因为此案尚未对校方及任何成人提出控诉，而女孩霏碧遭受欺辱已有数月之久，她和家长都曾找过校方却未引起重视，难道学校的教职员工和负责人不是玩忽职守？社会和舆论界呼吁要加强对全体教师的相关培训，让教育工作者、学生、和家长们都对ｂｕｌｌｙ有所认识并懂得如何防范。立法议会一些成员，也借机推动尽快通过对Ｂｕｌｌｙ定罪的法案。
美国是个法制国家，但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可能绝对完善，而且随着时代变迁和新情况的不断出现，很多法规也要随之作相应的修正或订立新条款。近代历史上美国若干新法规的修正或制定，曾靠很多人的长期呼吁推动，但最终却是因某一具体案件的导火索引爆才得以落实。霏碧·普润斯案件或许会成为这样一个契机，推动将“Ｂｕｌｌｙｉｎｇ”行为提高到法律高度来审判。
霸凌多发在校园
那么，什么是Ｂｕｌｌｙ？这个词在美国早被关注多年，不要说少儿工作者和学校教职员工，就是普通家长，如果不知道何谓“Ｂｕｌｌｙ”，那可是不称职啊！英文词Ｂｕｌｌｙ，作为动词的意思是持强凌弱、采用各种方法欺辱个别对象；作为名词，则指实施这些行为的人。Ｂｕｌｌｙｉｎｇ是将动词名词化，而被动语态Ｂｕｌｌｉｅｄ则指被欺凌。如果将其翻译成中文，很难用一个简单明确的词来概括其全部含意。不妨采用音意兼顾的译法，将其作为外来语引入汉语中。Ｂｕｌｌｙ可以有“暴力”、“怖力”、“霸力”等音译法。“暴力”容易和Ｖｉｏｌｅｎｃｅ混淆，因ｂｕｌｌｙ并不单指体力施暴和破坏，也有软性和隐性的欺辱。“怖力”的发音最接近Ｂｕｌｌｙ，字面意思也靠谱，爱欺辱人的“怖凌者”（Ｂｕｌｌｙ）有点“恐怖分子”的苗头。不过，美国华文报刊已采用“霸凌”一词来诠释Ｂｕｌｌｙｉｎｇ——霸王仗势欺凌他人（ｂｕｌｌｙｉｎｇ案件中几乎都有领头的“小霸王”）。我觉得很妙，姑且就用“霸凌”这个词。
“霸凌”行为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年龄的人群中，然而，美国社会最关注的是校园霸凌行为，少年儿童聚集的中小学校也是最容易发生霸凌的地方。因为身心幼稚的少年儿童都有惧怕孤独的特性，他们需要同伴和友谊、追崇团体和交友圈子，如果在学校没有几个朋友，对他们的身心发育和学习都会有影响。家长们不要感到奇怪，一些孩子在学校花在联络感情交朋友上的时间精力甚至超过对付学业功课。而未成年的少儿尚缺乏明辨是非和对自己言行的控制能力，在争夺朋友和感情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强势学生欺负弱者，或小团体凌辱个别人的现象，也就是ｂｕｌｌｙ。这对少儿的身心成长极为不利。无论是被欺辱者，还是欺凌他人者，都会在青春期产生严重的心理扭曲，影响到他们日后的人生。更何况，一些霸凌案例直接导致了严重伤亡事件的后果，对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比如这次的霏碧·普润斯自杀案，孤立的弱女孩被别人伤害之后，不得已选择了自己最终伤害自己。也有霸凌受害人作出相反的选择，人们一定还记得曾造成十多师生死亡的哥伦拜高中校园枪杀惨案，两名小枪手就曾因行为不合群有被别人歧视霸凌的遭遇，被逼得铤而走险成为杀人者。
“霸凌”的轻重程度可以有非常大的差别，常见的一般霸凌伤害程度较轻。有的家长可能以为那是小孩子之间的吵骂而不当回事，有些教育工作者也对校园霸力见怪不怪而未对其严加整肃，连立法司法机构都尚未认为霸凌等同犯罪因此没有将其定罪。
不少华人家长可能也听说过自家孩子有在学校被人欺负的经历。有的告诉自家孩子别理他们就行，但这样做或许让霸凌者认为忍气吞声好欺负而变本加厉。有的家长让孩子把学业放在第一，以为成绩好了就没人敢小看，殊不知很多霸凌者就专门爱找一门心思学习的“书呆子”开刀。还有的家长教孩子以牙还牙暴力对抗，反倒给本来是受害人的自家孩子惹上官司，家长也有“教唆”之嫌。也有的不知如何应对类似事件，是该直接找那些欺负人的学生及其家长、还是报告学校？更多的外来移民恐怕还不甚清楚什么行为属于“霸凌”，以及其后果会有多严重，因而掉以轻心。因此家长们应该首先了解“霸凌”的定义和表现，并随时与孩子及其朋友交流以便及时发现不正常苗头，必要时应向学校咨询或报告。
家长们可能觉得，把孩子送到学校应该能放心，作为教育机构的学校的职责不就是教书育人全方位培养学生吗！？那就应该能及时发现哪些学生被欺负或欺负他人而加以管教。其实，任何学校都不是万能的，尤其美国讲究专业社会分工，学校的主要功能是教学生学知识，也就是说，学业（Ａｃａｄｅｍｙ）水准是衡量学校的关键指标。当然，学校管理最起码的也要做到不出乱子不惹法律麻烦，因此学校都有纪律守则规章制度。老师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教好自己那门课，管教学生的目的是为了让课堂有序能够上好课，让学生提高学业成绩获得进步。超乎教师管教范围的违纪现象要由校长或辅导员负责。而每个学校只有几位辅导员（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ｃｏｎｓｏｌｅｒ），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安排学生与学业相关的的选课选校，以及关注学生表现并与家长联系，每名辅导员通常要管数十乃至上百学生，不可能对每个学生无微不至。
虽然美国的教师都要经过教育心理学等相关培训，又在第一线与学生接触最了解情况，但关注和指导学生课业之外的表现并非他们的专业和职责，有些学校还不允许教师跨越职责界线去关照学生其它问题。比如有的学生跟某老师关系很好，若受到欺负乐于向老师倾诉心里话寻求帮助，但如果老师对其开导却因不够专业引发问题，闹不好这老师和学校反而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因此很多学校有明确的教师职能规定，如果老师发现或听到学生反映情况，应做的就是向校长或辅导员汇报，而不要擅自处理。不过，一旦向上汇报，却可能影响学生对教师的信任。面对两难局面，有些老师选择自己做判断，不到一定严重程度就光听光看而不说。可是，老师的判断能力是否准确，会直接影响事件处理是否及时和正确。因此加强教师相关素质培训尤其防范霸凌的特别训练确实很必要。
现代霸凌花样新
由此看来，难道美国学校就这么不可信么？也不然。在教育心理学发达和讲究职业化的美国，有特定的机构专门研究少儿问题，包括高等院校、少儿组织、及一些非营利机构。他们有专业人士并获得经费做专项研究，出台了不少报告和防范措施。例如，在２１世纪之初，美国女童军就出版过指导女孩应对新世纪新情况的丛书，其中就包括如何辨别和防范“骚扰”和“霸凌”。因为女孩子是相对的弱势群体，最容易遭受霸凌的伤害。十年前这个美国最大的女孩组织也已防患于未然地提出“上网指南”，提醒女孩和家长们注意网络侵犯现象。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社会上的犯罪和侵害手段也不断变化。那些专业机构对新时代包括“霸凌”的新问题都有追踪分析和研究，做这些研究分析需要相当专业的知识且非常耗费时间精力钱财，不是一般中小学甚至校区有能力做到的。但各学校可以用这些研究结果作为教材和指南，或聘请那些机构的专业人士前来帮助指导及对师生家长进行培训。麻州南哈德里的霸凌现象已有历史，该校区去年也曾花费数千美金聘请有关机构前来指导，据说人家做了调查并提出若干解决措施，还愿意为家长提供免费讲座。但不知该校区为何未及时实施专家的方案，直到发生了霏碧自杀惨案。
我任教的高中，去年底也聘请一位来自某非营利机构的专家，给全校师生作关于 “霸凌”的讲座。事后学校还组织学生们讨论，辅导员和老师们则进一步结合本校情况研讨。这些教育活动有助于预防本校出现霸凌，我也从中受益匪浅。
专家将现代“霸凌”分为四类。一类是“传统霸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ｌｌｙ），即靠武力欺凌，通常是以大欺小，以多欺少，以强凌弱，采用打骂恐吓等方法，可能造成身体和精神伤害。这类霸凌比较明显而容易辨别。
第二类被叫作“流言霸凌”（ｅｇｇｅｒ），基本不用武力侵犯，而靠嘲笑和散布流言蜚语去败坏被欺辱者的名誉或者对其进行孤立。这种霸凌多半有小团体操纵，虽然不见得有身体损伤，但造成的心理损害较大而影响也更久远，消除后果要花较长时间。
第三类叫“网络霸凌”或“电子霸凌”（ｃｙｂｅｒｂｕｌｌｙ），是高科技时代的新产物，即通过电话、电邮、网络、手机短讯等电子手段，向被欺负对象实行攻击、诬蔑、恐吓等。专家特别指出，网络霸凌可能是现实社会中第一二种霸凌在虚拟世界的继续，有的把实施第一二类霸凌的录音录像张贴到网络，对受害人进一步伤害。但也可能相反，在现实中被欺负的对象或许靠了网络电子工具的隐蔽而向霸凌者们发起反击，使霸凌双方位置发生逆转。
第四类姑且译作“大众电子霸凌”（ｉｎａｄｖｅｒｔｅｎｔ ｃｙｂｅｒｂｕｌｌｙ）吧，之所以将其从一般“网络霸凌”区分出来，因为这类霸凌不一定直接向被欺负的对象发起攻击，而是利用网络媒体工具从侧面为其造成坏影响，比如冒充受害人开博克、发文造谣、曝光其不雅照片等，时常受害人还蒙在鼓里，就已经谣言满世界了。与前三类的霸凌和被霸凌双方互相认识有直接利害冲突不同，参与这类大众化霸凌的随从者们，多半并不认得当事人，只是在网上跟着道听途说而起哄，却在有意无意中给当事人甚至亲友造成巨大的伤害，也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在霸凌涉及的人群中，分为“霸凌者”、“追随者”和“被霸凌者”。若存在霸凌小团体，就会有少数“领头人”和多数“追随者”，其中只有那些领头的是真正的“霸凌者”（Ｂｕｌｌｉｅｓ），而追随者（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们往往也是在团体内被欺凌或者怕被欺凌，不得已随大流去霸凌更弱的对象。“被霸凌者”（Ｂｙｌｌｉｅｄ）则是圈外人或被排挤者，通常是因为某种原因不合群者，如太聪明或太笨的人、新来者、少数族裔、语言或表达不佳者、有残疾或缺陷者、太完美遭嫉妒者等。研究显示，在少儿时代涉入过较严重霸凌事件者，成年以后犯罪入狱的比例比普通人群高出很多，无论他们当初是霸凌者还是被霸凌者。如果说那些领头的霸王从小具备了黑社会老大的气质，将来犯罪入狱不足为奇。为何被欺辱对象日后也可能犯罪入狱呢？用青春期和犯罪心理学分析，这其实也不奇怪，所谓物极必反，有压迫就有反抗。可那些受霸凌的青少年当年往往没有能力反抗，却把仇恨压在心底，长大后便有可能寻机报复社会。即便是霸凌案中随大流的追随者们，对头领的不服与对受害者的愧疚造成双重受压，心态很扭曲，也会对他们的成长造成负面影响，长大后形成人格缺陷。
这些霸凌基本常识，无论孩子还是成人都应该了解，并用来考量周围的事件是否符合“霸凌”定义，以便作出及时和合理的反应。大家也可以判断一下，诸如之前网上曝光的中国学校“群殴少女”、“摸奶门”、以及动不动就发起“网上攻击”、“人肉搜索”，是否应算某类霸凌？目前中国尚未把“霸凌”作为一种坏品行来特别重视，但这迟早要被提上教育界和司法界的议事日程。就是在美国，虽早已意识到“霸凌”不同于一般的少儿玩闹，但迄今也尚未将其列入可被法律审判的罪行，尤其是对网络侵犯更缺少立法。一年多前，也有一名少女因体形较胖在学校遭到欺负，她在网上寻求安慰和友谊，没想到却有几个同校霸凌者甚至有个家长冒充男孩跟她交朋友，最后又残忍地嘲笑和撕碎她的心，导致那女孩自杀。记得此案当时的结论是，虽然她那些同学和其中一个的母亲在网上的言行有据可查，但目前尚无法律将她们定罪。在飞速变化的当代，社会体系的改革往往赶不上科技的发展，这是人类面对的极大挑战。那个女孩和霏碧·普润斯等年轻生命的陨落，已经引发社会波澜，或许能推动立法司法机构及早做出某些改变。
面对霸凌怎么办
无论是好学区还是差学校，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都不可能完全杜绝青少年霸凌现象的发生。华人孩童遭受霸凌的事件也屡见不鲜，但如果家长和学生能够及时发现并采取适当的对应措施，再加以安抚疏导，就能避免伤害，或许还因祸得福使孩子学会人生的一课。
家长除了要了解霸凌的种类和表现外，更应该与孩子多沟通。有的华人家长对子女的学业催得较紧，却忽视其他方面的征兆，尤其对孩子情绪和脾气的变化不太注意。家长一定要与孩子建立亲密平等的关系，让孩子肯于对家长讲心里话。每天问问孩子学校的情况，了解他们对同学朋友老师的看法，从中大致可以看出孩子与周围人群的关系。家长也应对孩子的社交技能做合适的指导，比如言行适度打扮得体、如何识别人品好坏、怎样结交朋友和处理同学关系等。一些华人家长为了孩子不惜“孟母三迁”，或舍得花钱送孩子上私立学校，但其实每次动迁转学，孩子一方面不得不离开老朋友，另一方面又难以马上进入新学校同学的圈子，都会遭受友谊和感情的打击。因此要特别关注转迁期间孩子的社交和情绪状况，帮助他们平安过度尽快融入新环境。
家长们也应学点儿童发展心理学，了解孩子成长过程中每个特定年龄段的感情需要。例如九到十二岁时特别注重友谊害怕孤独，家长要创造条件让孩子广结人缘，趁生日派对联络其他同学，参加校内外儿童组织或文体团队等，孩子在学本事的同时还能有归属感。进入少年期（ｔｅｅｎａｇｅ）则惧怕“同伴压力”（ｐｅ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家长要多鼓励孩子自强自信“成为自己”（Ｂｅ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家长们都是过来人，但或许忘了当年自己青春期的情绪多变。当发现孩子出现暴躁逆反行为异常或情感问题，不要忽视或一味斥责，而应让孩子感到家长永远是可以倾诉的对象和值得依靠的后盾。通常，霸凌在四到十二年级（约九岁到十八岁）的少儿群体中最常见，但当今社会无奇不有，“霸凌”也有向低龄化发展的趋势，就在不久前，麻州还发生十来个六岁左右的学前班孩子集体欺负一个小朋友的事件。当然这些小霸凌者们因为太年幼未被起诉，但令教育界感到吃惊的是，这么年幼的孩子居然也会按黑社会模式有组织地进行霸凌。
维护孩子的权益是家长的责任，如果发现孩子有被欺负或不公平对待，家长应该向孩子和相关人员（老师、同学及其家长等）调查情况，也应适时与学校联系。不要以为找学校非得“无事不登三宝殿”，不一定非到出了严重状况才联络老师或学校，也不一定非用告状或申诉的口吻与校方对话。家长完全可以为熟悉情况联络感情而时常与孩子的辅导员、校长或某些老师温馨沟通。尤其是不曾在美国上过中小学的移民家长，更应通过参加学校的家长会、募捐活动、帮忙做义工等，多接触学校师生家长，了解美国校园文化，也有助于密切亲子校三方关系。
以种族为诱因的霸凌确实存在，少数族裔或新移民也容易成为被欺负的对象。但华人家长不要一听说自家孩子受欺负，就简单地归结到种族歧视，还是应该了解清具体情况再做结论，以免将个别事件扩大化。但如果证明确实有针对种族的“仇视犯罪”因素存在，则是必须严肃对待的，必要时可寻求法律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出现霸凌，受伤害的可能不止一人。霏碧·普润斯自杀案件发生后，已经有九名高中学生被逮捕面临审判，这对他们及家庭也是悲剧。这些学生的家长倍受震惊，但为时已晚。因此并不是只有自家的孩子被欺凌，家长才出面伸张正义，如果听到孩子谈论别人涉及霸凌，或者自家孩子参与霸凌别人，家长更应及时管教孩子的言行并与学校联络。这不仅是以身作则仗义执言，也是保护自己的孩子别沦落为霸凌者犯严重错误。如果像上面提到的那个教唆和参与孩子对同学网络霸凌的母亲，为了讨好和维护自家孩子做出傻事，哪怕没有定罪也会良性不安，对自家和其他孩子都造成极坏影响。如果发现自家孩子牵涉到霸凌事件，无论属于哪一方，家长都应主动配合学校解决问题，并开导安抚孩子，以尽量减少对自家和其他孩子的伤害。
社会是复杂，人的感情需要是多方面的，“霸凌”也是少年儿童们在成长过程中追求自我和友谊的一种表现方式，尽管并非值得提倡的正确方式。现实地说，或许，我们不可能彻底杜绝校园内外的霸凌现象，但我们可以尽量避免因霸凌引发严重悲剧。
(By 楼 兰 from cnd.org)
悲剧引发的波澜
２０１０新年伊始的１月１４日，美国麻萨诸塞州西部一个安静的小镇南哈德里（Ｓｏｕｔｈ Ｈａｄｌｅｙ）发生了一幕悲剧，一名就读于该镇公立高中的１５岁女生霏碧·普润斯（Ｐｈｏｅｂｅ Ｐｒｉｎｃｅ）放学后在自家公寓的楼梯间上吊自杀，原因是她不甘忍受学校同学的欺辱霸凌（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丽少女，难道会如此轻易放弃自己宝贵的生命？她一定曾经历了使她不堪重负的痛苦折磨和羞辱，导致她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和希望。霏碧·普润斯及其家庭半年前才从爱尔兰移民美国。这个１５岁的漂亮新女生曾经跟该校某个引人注目的男生有过一段短暂恋情，或许这引起了其他男女学生的嫉妒和不满。因此数月来若干男女学生多次对她谩骂甚至动手，在放学路上还有人向她扔水瓶等物。在她自杀前一周，霏碧曾到学校办公室说她无法忍受别人的污辱，她母亲也曾向学校报告说孩子被欺负，但校方并未追究处理。她却又在校图书馆内被一伙学生围攻，还有散播全校的流言污语，终于压垮了女孩最后的精神支柱，选择了自尽。
这个年轻生命的陨落，引起其家属及校区师生家长们的强烈义愤，也引发了美国社会对校园霸凌案件的再度关注。
两个月后，该案有了进展。麻州警方逮捕了南哈德里高中曾经对自杀女生施行欺凌的九名男女学生，检察院对１６至１８岁的六名学生按成人起诉，而另外三名更年少的学生则将接受少年法庭审判。然而，尽管此前麻州曾有若干议员数度提议对霸凌（ｂｕｌｌｙｉｎｇ）行为立法定罪，但迄今提案未通过。因此，检察及司法部门的起诉和判罪，都不可仅以这些青少年曾对霏碧·普润斯在校园内外有ｂｕｌｌｙｉｎｇ行为作为定罪依据。最终，公诉方以人身侵害致伤、侵犯人权、严重违反校规等罪责对六名学生分别提出程度不同的起诉，其中两名男生还被控以强奸罪。起诉和审判人员表示：这案件中被告们的言行，已经严重超越了通常因青少年恋情引起的纠纷底线，因此不可姑息。
这个还在审理中的案件，愈加引起各界重视和反响。有的被起诉学生及其家长不服，而提出无罪开脱。而更多的呼声则倾向不该只让少年学生承担全部责任，因为此案尚未对校方及任何成人提出控诉，而女孩霏碧遭受欺辱已有数月之久，她和家长都曾找过校方却未引起重视，难道学校的教职员工和负责人不是玩忽职守？社会和舆论界呼吁要加强对全体教师的相关培训，让教育工作者、学生、和家长们都对ｂｕｌｌｙ有所认识并懂得如何防范。立法议会一些成员，也借机推动尽快通过对Ｂｕｌｌｙ定罪的法案。
美国是个法制国家，但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可能绝对完善，而且随着时代变迁和新情况的不断出现，很多法规也要随之作相应的修正或订立新条款。近代历史上美国若干新法规的修正或制定，曾靠很多人的长期呼吁推动，但最终却是因某一具体案件的导火索引爆才得以落实。霏碧·普润斯案件或许会成为这样一个契机，推动将“Ｂｕｌｌｙｉｎｇ”行为提高到法律高度来审判。
霸凌多发在校园
那么，什么是Ｂｕｌｌｙ？这个词在美国早被关注多年，不要说少儿工作者和学校教职员工，就是普通家长，如果不知道何谓“Ｂｕｌｌｙ”，那可是不称职啊！英文词Ｂｕｌｌｙ，作为动词的意思是持强凌弱、采用各种方法欺辱个别对象；作为名词，则指实施这些行为的人。Ｂｕｌｌｙｉｎｇ是将动词名词化，而被动语态Ｂｕｌｌｉｅｄ则指被欺凌。如果将其翻译成中文，很难用一个简单明确的词来概括其全部含意。不妨采用音意兼顾的译法，将其作为外来语引入汉语中。Ｂｕｌｌｙ可以有“暴力”、“怖力”、“霸力”等音译法。“暴力”容易和Ｖｉｏｌｅｎｃｅ混淆，因ｂｕｌｌｙ并不单指体力施暴和破坏，也有软性和隐性的欺辱。“怖力”的发音最接近Ｂｕｌｌｙ，字面意思也靠谱，爱欺辱人的“怖凌者”（Ｂｕｌｌｙ）有点“恐怖分子”的苗头。不过，美国华文报刊已采用“霸凌”一词来诠释Ｂｕｌｌｙｉｎｇ——霸王仗势欺凌他人（ｂｕｌｌｙｉｎｇ案件中几乎都有领头的“小霸王”）。我觉得很妙，姑且就用“霸凌”这个词。
“霸凌”行为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年龄的人群中，然而，美国社会最关注的是校园霸凌行为，少年儿童聚集的中小学校也是最容易发生霸凌的地方。因为身心幼稚的少年儿童都有惧怕孤独的特性，他们需要同伴和友谊、追崇团体和交友圈子，如果在学校没有几个朋友，对他们的身心发育和学习都会有影响。家长们不要感到奇怪，一些孩子在学校花在联络感情交朋友上的时间精力甚至超过对付学业功课。而未成年的少儿尚缺乏明辨是非和对自己言行的控制能力，在争夺朋友和感情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强势学生欺负弱者，或小团体凌辱个别人的现象，也就是ｂｕｌｌｙ。这对少儿的身心成长极为不利。无论是被欺辱者，还是欺凌他人者，都会在青春期产生严重的心理扭曲，影响到他们日后的人生。更何况，一些霸凌案例直接导致了严重伤亡事件的后果，对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比如这次的霏碧·普润斯自杀案，孤立的弱女孩被别人伤害之后，不得已选择了自己最终伤害自己。也有霸凌受害人作出相反的选择，人们一定还记得曾造成十多师生死亡的哥伦拜高中校园枪杀惨案，两名小枪手就曾因行为不合群有被别人歧视霸凌的遭遇，被逼得铤而走险成为杀人者。
“霸凌”的轻重程度可以有非常大的差别，常见的一般霸凌伤害程度较轻。有的家长可能以为那是小孩子之间的吵骂而不当回事，有些教育工作者也对校园霸力见怪不怪而未对其严加整肃，连立法司法机构都尚未认为霸凌等同犯罪因此没有将其定罪。
不少华人家长可能也听说过自家孩子有在学校被人欺负的经历。有的告诉自家孩子别理他们就行，但这样做或许让霸凌者认为忍气吞声好欺负而变本加厉。有的家长让孩子把学业放在第一，以为成绩好了就没人敢小看，殊不知很多霸凌者就专门爱找一门心思学习的“书呆子”开刀。还有的家长教孩子以牙还牙暴力对抗，反倒给本来是受害人的自家孩子惹上官司，家长也有“教唆”之嫌。也有的不知如何应对类似事件，是该直接找那些欺负人的学生及其家长、还是报告学校？更多的外来移民恐怕还不甚清楚什么行为属于“霸凌”，以及其后果会有多严重，因而掉以轻心。因此家长们应该首先了解“霸凌”的定义和表现，并随时与孩子及其朋友交流以便及时发现不正常苗头，必要时应向学校咨询或报告。
家长们可能觉得，把孩子送到学校应该能放心，作为教育机构的学校的职责不就是教书育人全方位培养学生吗！？那就应该能及时发现哪些学生被欺负或欺负他人而加以管教。其实，任何学校都不是万能的，尤其美国讲究专业社会分工，学校的主要功能是教学生学知识，也就是说，学业（Ａｃａｄｅｍｙ）水准是衡量学校的关键指标。当然，学校管理最起码的也要做到不出乱子不惹法律麻烦，因此学校都有纪律守则规章制度。老师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教好自己那门课，管教学生的目的是为了让课堂有序能够上好课，让学生提高学业成绩获得进步。超乎教师管教范围的违纪现象要由校长或辅导员负责。而每个学校只有几位辅导员（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ｃｏｎｓｏｌｅｒ），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安排学生与学业相关的的选课选校，以及关注学生表现并与家长联系，每名辅导员通常要管数十乃至上百学生，不可能对每个学生无微不至。
虽然美国的教师都要经过教育心理学等相关培训，又在第一线与学生接触最了解情况，但关注和指导学生课业之外的表现并非他们的专业和职责，有些学校还不允许教师跨越职责界线去关照学生其它问题。比如有的学生跟某老师关系很好，若受到欺负乐于向老师倾诉心里话寻求帮助，但如果老师对其开导却因不够专业引发问题，闹不好这老师和学校反而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因此很多学校有明确的教师职能规定，如果老师发现或听到学生反映情况，应做的就是向校长或辅导员汇报，而不要擅自处理。不过，一旦向上汇报，却可能影响学生对教师的信任。面对两难局面，有些老师选择自己做判断，不到一定严重程度就光听光看而不说。可是，老师的判断能力是否准确，会直接影响事件处理是否及时和正确。因此加强教师相关素质培训尤其防范霸凌的特别训练确实很必要。
现代霸凌花样新
由此看来，难道美国学校就这么不可信么？也不然。在教育心理学发达和讲究职业化的美国，有特定的机构专门研究少儿问题，包括高等院校、少儿组织、及一些非营利机构。他们有专业人士并获得经费做专项研究，出台了不少报告和防范措施。例如，在２１世纪之初，美国女童军就出版过指导女孩应对新世纪新情况的丛书，其中就包括如何辨别和防范“骚扰”和“霸凌”。因为女孩子是相对的弱势群体，最容易遭受霸凌的伤害。十年前这个美国最大的女孩组织也已防患于未然地提出“上网指南”，提醒女孩和家长们注意网络侵犯现象。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社会上的犯罪和侵害手段也不断变化。那些专业机构对新时代包括“霸凌”的新问题都有追踪分析和研究，做这些研究分析需要相当专业的知识且非常耗费时间精力钱财，不是一般中小学甚至校区有能力做到的。但各学校可以用这些研究结果作为教材和指南，或聘请那些机构的专业人士前来帮助指导及对师生家长进行培训。麻州南哈德里的霸凌现象已有历史，该校区去年也曾花费数千美金聘请有关机构前来指导，据说人家做了调查并提出若干解决措施，还愿意为家长提供免费讲座。但不知该校区为何未及时实施专家的方案，直到发生了霏碧自杀惨案。
我任教的高中，去年底也聘请一位来自某非营利机构的专家，给全校师生作关于 “霸凌”的讲座。事后学校还组织学生们讨论，辅导员和老师们则进一步结合本校情况研讨。这些教育活动有助于预防本校出现霸凌，我也从中受益匪浅。
专家将现代“霸凌”分为四类。一类是“传统霸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ｌｌｙ），即靠武力欺凌，通常是以大欺小，以多欺少，以强凌弱，采用打骂恐吓等方法，可能造成身体和精神伤害。这类霸凌比较明显而容易辨别。
第二类被叫作“流言霸凌”（ｅｇｇｅｒ），基本不用武力侵犯，而靠嘲笑和散布流言蜚语去败坏被欺辱者的名誉或者对其进行孤立。这种霸凌多半有小团体操纵，虽然不见得有身体损伤，但造成的心理损害较大而影响也更久远，消除后果要花较长时间。
第三类叫“网络霸凌”或“电子霸凌”（ｃｙｂｅｒｂｕｌｌｙ），是高科技时代的新产物，即通过电话、电邮、网络、手机短讯等电子手段，向被欺负对象实行攻击、诬蔑、恐吓等。专家特别指出，网络霸凌可能是现实社会中第一二种霸凌在虚拟世界的继续，有的把实施第一二类霸凌的录音录像张贴到网络，对受害人进一步伤害。但也可能相反，在现实中被欺负的对象或许靠了网络电子工具的隐蔽而向霸凌者们发起反击，使霸凌双方位置发生逆转。
第四类姑且译作“大众电子霸凌”（ｉｎａｄｖｅｒｔｅｎｔ ｃｙｂｅｒｂｕｌｌｙ）吧，之所以将其从一般“网络霸凌”区分出来，因为这类霸凌不一定直接向被欺负的对象发起攻击，而是利用网络媒体工具从侧面为其造成坏影响，比如冒充受害人开博克、发文造谣、曝光其不雅照片等，时常受害人还蒙在鼓里，就已经谣言满世界了。与前三类的霸凌和被霸凌双方互相认识有直接利害冲突不同，参与这类大众化霸凌的随从者们，多半并不认得当事人，只是在网上跟着道听途说而起哄，却在有意无意中给当事人甚至亲友造成巨大的伤害，也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在霸凌涉及的人群中，分为“霸凌者”、“追随者”和“被霸凌者”。若存在霸凌小团体，就会有少数“领头人”和多数“追随者”，其中只有那些领头的是真正的“霸凌者”（Ｂｕｌｌｉｅｓ），而追随者（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们往往也是在团体内被欺凌或者怕被欺凌，不得已随大流去霸凌更弱的对象。“被霸凌者”（Ｂｙｌｌｉｅｄ）则是圈外人或被排挤者，通常是因为某种原因不合群者，如太聪明或太笨的人、新来者、少数族裔、语言或表达不佳者、有残疾或缺陷者、太完美遭嫉妒者等。研究显示，在少儿时代涉入过较严重霸凌事件者，成年以后犯罪入狱的比例比普通人群高出很多，无论他们当初是霸凌者还是被霸凌者。如果说那些领头的霸王从小具备了黑社会老大的气质，将来犯罪入狱不足为奇。为何被欺辱对象日后也可能犯罪入狱呢？用青春期和犯罪心理学分析，这其实也不奇怪，所谓物极必反，有压迫就有反抗。可那些受霸凌的青少年当年往往没有能力反抗，却把仇恨压在心底，长大后便有可能寻机报复社会。即便是霸凌案中随大流的追随者们，对头领的不服与对受害者的愧疚造成双重受压，心态很扭曲，也会对他们的成长造成负面影响，长大后形成人格缺陷。
这些霸凌基本常识，无论孩子还是成人都应该了解，并用来考量周围的事件是否符合“霸凌”定义，以便作出及时和合理的反应。大家也可以判断一下，诸如之前网上曝光的中国学校“群殴少女”、“摸奶门”、以及动不动就发起“网上攻击”、“人肉搜索”，是否应算某类霸凌？目前中国尚未把“霸凌”作为一种坏品行来特别重视，但这迟早要被提上教育界和司法界的议事日程。就是在美国，虽早已意识到“霸凌”不同于一般的少儿玩闹，但迄今也尚未将其列入可被法律审判的罪行，尤其是对网络侵犯更缺少立法。一年多前，也有一名少女因体形较胖在学校遭到欺负，她在网上寻求安慰和友谊，没想到却有几个同校霸凌者甚至有个家长冒充男孩跟她交朋友，最后又残忍地嘲笑和撕碎她的心，导致那女孩自杀。记得此案当时的结论是，虽然她那些同学和其中一个的母亲在网上的言行有据可查，但目前尚无法律将她们定罪。在飞速变化的当代，社会体系的改革往往赶不上科技的发展，这是人类面对的极大挑战。那个女孩和霏碧·普润斯等年轻生命的陨落，已经引发社会波澜，或许能推动立法司法机构及早做出某些改变。
面对霸凌怎么办
无论是好学区还是差学校，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都不可能完全杜绝青少年霸凌现象的发生。华人孩童遭受霸凌的事件也屡见不鲜，但如果家长和学生能够及时发现并采取适当的对应措施，再加以安抚疏导，就能避免伤害，或许还因祸得福使孩子学会人生的一课。
家长除了要了解霸凌的种类和表现外，更应该与孩子多沟通。有的华人家长对子女的学业催得较紧，却忽视其他方面的征兆，尤其对孩子情绪和脾气的变化不太注意。家长一定要与孩子建立亲密平等的关系，让孩子肯于对家长讲心里话。每天问问孩子学校的情况，了解他们对同学朋友老师的看法，从中大致可以看出孩子与周围人群的关系。家长也应对孩子的社交技能做合适的指导，比如言行适度打扮得体、如何识别人品好坏、怎样结交朋友和处理同学关系等。一些华人家长为了孩子不惜“孟母三迁”，或舍得花钱送孩子上私立学校，但其实每次动迁转学，孩子一方面不得不离开老朋友，另一方面又难以马上进入新学校同学的圈子，都会遭受友谊和感情的打击。因此要特别关注转迁期间孩子的社交和情绪状况，帮助他们平安过度尽快融入新环境。
家长们也应学点儿童发展心理学，了解孩子成长过程中每个特定年龄段的感情需要。例如九到十二岁时特别注重友谊害怕孤独，家长要创造条件让孩子广结人缘，趁生日派对联络其他同学，参加校内外儿童组织或文体团队等，孩子在学本事的同时还能有归属感。进入少年期（ｔｅｅｎａｇｅ）则惧怕“同伴压力”（ｐｅ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家长要多鼓励孩子自强自信“成为自己”（Ｂｅ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家长们都是过来人，但或许忘了当年自己青春期的情绪多变。当发现孩子出现暴躁逆反行为异常或情感问题，不要忽视或一味斥责，而应让孩子感到家长永远是可以倾诉的对象和值得依靠的后盾。通常，霸凌在四到十二年级（约九岁到十八岁）的少儿群体中最常见，但当今社会无奇不有，“霸凌”也有向低龄化发展的趋势，就在不久前，麻州还发生十来个六岁左右的学前班孩子集体欺负一个小朋友的事件。当然这些小霸凌者们因为太年幼未被起诉，但令教育界感到吃惊的是，这么年幼的孩子居然也会按黑社会模式有组织地进行霸凌。
维护孩子的权益是家长的责任，如果发现孩子有被欺负或不公平对待，家长应该向孩子和相关人员（老师、同学及其家长等）调查情况，也应适时与学校联系。不要以为找学校非得“无事不登三宝殿”，不一定非到出了严重状况才联络老师或学校，也不一定非用告状或申诉的口吻与校方对话。家长完全可以为熟悉情况联络感情而时常与孩子的辅导员、校长或某些老师温馨沟通。尤其是不曾在美国上过中小学的移民家长，更应通过参加学校的家长会、募捐活动、帮忙做义工等，多接触学校师生家长，了解美国校园文化，也有助于密切亲子校三方关系。
以种族为诱因的霸凌确实存在，少数族裔或新移民也容易成为被欺负的对象。但华人家长不要一听说自家孩子受欺负，就简单地归结到种族歧视，还是应该了解清具体情况再做结论，以免将个别事件扩大化。但如果证明确实有针对种族的“仇视犯罪”因素存在，则是必须严肃对待的，必要时可寻求法律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出现霸凌，受伤害的可能不止一人。霏碧·普润斯自杀案件发生后，已经有九名高中学生被逮捕面临审判，这对他们及家庭也是悲剧。这些学生的家长倍受震惊，但为时已晚。因此并不是只有自家的孩子被欺凌，家长才出面伸张正义，如果听到孩子谈论别人涉及霸凌，或者自家孩子参与霸凌别人，家长更应及时管教孩子的言行并与学校联络。这不仅是以身作则仗义执言，也是保护自己的孩子别沦落为霸凌者犯严重错误。如果像上面提到的那个教唆和参与孩子对同学网络霸凌的母亲，为了讨好和维护自家孩子做出傻事，哪怕没有定罪也会良性不安，对自家和其他孩子都造成极坏影响。如果发现自家孩子牵涉到霸凌事件，无论属于哪一方，家长都应主动配合学校解决问题，并开导安抚孩子，以尽量减少对自家和其他孩子的伤害。
社会是复杂，人的感情需要是多方面的，“霸凌”也是少年儿童们在成长过程中追求自我和友谊的一种表现方式，尽管并非值得提倡的正确方式。现实地说，或许，我们不可能彻底杜绝校园内外的霸凌现象，但我们可以尽量避免因霸凌引发严重悲剧。
(By 楼 兰 from cnd.org)
2010年4月22日星期四
海外华人的子女教育
海外华人子女教育经验
最近有机会聆听了两位华人教育工作者介绍子女教育经验，感觉很有道理，现把我的记录整理成这篇短文，期望对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海外华人有所帮助。这是别人的经验，我是学生。优点属于那两位老师，缺点则是我的理解错误。
教育小孩不容易，教育青春期的小孩则更难。在海外教育青春期的华人小孩则难上加难。因为不但我们的孩子需要接受美国的教育，而且我们这些做家长的更需要接受美国的教育。如果我们不能接受和理解美国的教育理念，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会生活在中美文化的夹缝中，倍受煎熬。
在海外教育小孩，我们要扮演好我们自己的角色。从小孩出生到四岁，我们是孩子的领导，我们可以行使权威，强迫孩子接受我们的行为规范。孩子的基本行为准则，应该在这个时期养成。孩子五岁到十岁，我们是孩子的老师。这时孩子已经开始上学，有机会接受老师和学校的规范。我们对孩子的教育，要跟学校基本保持一致，否则孩子就会无所适从。孩子十一岁到十八岁，我们是孩子的教练。这个时期的孩子，已经有自己的各种社会和学习活动，许多事我们可能还不如孩子们明白，这时我们仅是教练，给孩子们做后勤工作，主角是孩子。十八岁以后，孩子上大学了，我们是孩子的朋友。这时孩子已经独立，有自己的生活天地，我们仅是孩子的朋友，跟他们交流我们的想法，做决定的是孩子。
我们这些人，都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无数次考试，所以对小孩考试成绩很重视。但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智商仅是一部份，情商如果不比智商更重要的话，至少跟智商同等重要。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在情商方面，要能和人建立互信关系和沟通；能对自己行为有责任感；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人生目标；要能不屈服于同伴的压力，凡事有自己的主见。
美国人说，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都在我们的帽子底下。现在大家都不戴帽子了，所以小孩教育的关键，就在我们的头发底下，也就是我们自己。孩子是我们的镜子，我们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如果我们自己不能以身作则，坚持原则，那么我们也就很难要求孩子去做一个正直的人。
青春期的孩子都有反叛心理，以为父母都是他们的绊脚石。这时我们更需要有耐心，争取了解孩子的想法，理解他们的忧虑，倾听他们的烦恼，然后再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孩子的情绪和压力，仅是责备他们，朝他们发脾气，那么我们就切断了与他们交流的渠道，使他们感到更加失望和迷茫。
青春期孩子的家长，往往面临中年危机时期的压力。工作和生活压力都很重，所以要理性地跟孩子交流也很不容易。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不要把工作压力带到家里，让孩子成为我们的出气筒。如果工作压力实在太大，那么最好让孩子知道，不要招惹我们发火。如果有时孩子主动找我们谈话，那么即使工作再累，也要放下手中一切事情，倾听他们的心中感受，因为这样的机会很少，而且一旦过去，就很难补救。
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人生磨练，对很多事的认识当然比孩子们深刻得多。但我们不能永远为孩子们做决定，他们迟早有离开我们的那一天。我们要授之以渔而非鱼，要让孩子们理解外面世界的现实，明白不同选择可能产生的不同后果。
孩子们在美国成长，接触的是美国教育和文化，所以我们要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环境，而不要仅关心他们的考试成绩，更不要把他们跟别人比。你的孩子是你的，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你给孩子的应该是你的爱，你看孩子的标准应该是孩子的价值观、孩子的选择准则和孩子的努力程度。
我们的孩子在美国长大，他们关心音乐和体育的热情可能远超过对学习的关心。作为父母，我们要用我们的爱、我们的耐心、我们的沟通技巧，与孩子们建立信任关系，从而使我们的孩子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孩子们的价值取向确定以后，其它各种技能仅是人生的细节部分，慢慢都可以掌握。
(By 刘以栋 from wenxuecity.com)
最近有机会聆听了两位华人教育工作者介绍子女教育经验，感觉很有道理，现把我的记录整理成这篇短文，期望对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海外华人有所帮助。这是别人的经验，我是学生。优点属于那两位老师，缺点则是我的理解错误。
教育小孩不容易，教育青春期的小孩则更难。在海外教育青春期的华人小孩则难上加难。因为不但我们的孩子需要接受美国的教育，而且我们这些做家长的更需要接受美国的教育。如果我们不能接受和理解美国的教育理念，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会生活在中美文化的夹缝中，倍受煎熬。
在海外教育小孩，我们要扮演好我们自己的角色。从小孩出生到四岁，我们是孩子的领导，我们可以行使权威，强迫孩子接受我们的行为规范。孩子的基本行为准则，应该在这个时期养成。孩子五岁到十岁，我们是孩子的老师。这时孩子已经开始上学，有机会接受老师和学校的规范。我们对孩子的教育，要跟学校基本保持一致，否则孩子就会无所适从。孩子十一岁到十八岁，我们是孩子的教练。这个时期的孩子，已经有自己的各种社会和学习活动，许多事我们可能还不如孩子们明白，这时我们仅是教练，给孩子们做后勤工作，主角是孩子。十八岁以后，孩子上大学了，我们是孩子的朋友。这时孩子已经独立，有自己的生活天地，我们仅是孩子的朋友，跟他们交流我们的想法，做决定的是孩子。
我们这些人，都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无数次考试，所以对小孩考试成绩很重视。但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智商仅是一部份，情商如果不比智商更重要的话，至少跟智商同等重要。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在情商方面，要能和人建立互信关系和沟通；能对自己行为有责任感；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人生目标；要能不屈服于同伴的压力，凡事有自己的主见。
美国人说，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都在我们的帽子底下。现在大家都不戴帽子了，所以小孩教育的关键，就在我们的头发底下，也就是我们自己。孩子是我们的镜子，我们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如果我们自己不能以身作则，坚持原则，那么我们也就很难要求孩子去做一个正直的人。
青春期的孩子都有反叛心理，以为父母都是他们的绊脚石。这时我们更需要有耐心，争取了解孩子的想法，理解他们的忧虑，倾听他们的烦恼，然后再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孩子的情绪和压力，仅是责备他们，朝他们发脾气，那么我们就切断了与他们交流的渠道，使他们感到更加失望和迷茫。
青春期孩子的家长，往往面临中年危机时期的压力。工作和生活压力都很重，所以要理性地跟孩子交流也很不容易。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不要把工作压力带到家里，让孩子成为我们的出气筒。如果工作压力实在太大，那么最好让孩子知道，不要招惹我们发火。如果有时孩子主动找我们谈话，那么即使工作再累，也要放下手中一切事情，倾听他们的心中感受，因为这样的机会很少，而且一旦过去，就很难补救。
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人生磨练，对很多事的认识当然比孩子们深刻得多。但我们不能永远为孩子们做决定，他们迟早有离开我们的那一天。我们要授之以渔而非鱼，要让孩子们理解外面世界的现实，明白不同选择可能产生的不同后果。
孩子们在美国成长，接触的是美国教育和文化，所以我们要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环境，而不要仅关心他们的考试成绩，更不要把他们跟别人比。你的孩子是你的，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你给孩子的应该是你的爱，你看孩子的标准应该是孩子的价值观、孩子的选择准则和孩子的努力程度。
我们的孩子在美国长大，他们关心音乐和体育的热情可能远超过对学习的关心。作为父母，我们要用我们的爱、我们的耐心、我们的沟通技巧，与孩子们建立信任关系，从而使我们的孩子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孩子们的价值取向确定以后，其它各种技能仅是人生的细节部分，慢慢都可以掌握。
(By 刘以栋 from wenxuecity.com)
2010年4月15日星期四
中西思维方式比较
中西思维方式比较
一、 引子
中国有一句成语：一叶障目，其寓意是一个人被事情的局部情况或暂时变化
所迷惑，不能看见事情的全局或主流变化。形容人们用“片面”的观点看问题，
提倡用“全面”或“整体”看待问题。总之，在中国传统的思维观中，对“片面”
持鄙视和批判态度，对“全面”或“整体”持颂扬和仰视态度。所以，各类“精
英”都是强调以“全面”观点看问题，并且是以“全面”自居。“片面”和“全
面”之间是什么关系？“片面”的价值何在？在此基础上，讨论中西思维方式的
差异，这是本文要讨论的核心内容。
二、 中西思维方式的特点。
如果将“真（理）”视为一棵树，也就是“整体”，那么“片面”就是树叶。
一般说来只有将整个树叶（“片面”）遍历一遍，才可以说看清楚了树，绝不可
以只看清少数几片叶子（片面），就说看清楚了整个树（真理）。计算机领域里
面，关于如何看清（遍历）树，有两种经典算法：
1、 广度优先算法
广度优先算法搜索树叶（认识树）的过程是：1 -> 2 -> 3 -> 4 -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该算法是从根节点开始，沿着树的宽度
遍历树的节点。如果所有节点均被访问，则算法中止。
2、 深度优先算法
深度优先算法搜索树叶（认识树）的过程是：1 -> 2 -> 3 -> 4 -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该算法是沿着树的深度遍历树的节点，
尽可能深的搜索树的分支。当节点v的所有边都己被探寻过，搜索将回溯到发现
节点v的那条边的起始节点。这一过程一直进行到已发现从源节点可达的所有节
点为止。如果还存在未被发现的节点，则选择其中一个作为源节点并重复以上过
程，整个进程反复进行直到所有节点都被访问为止[1]。
介绍了上面两种计算机中认识（看清）树的方法后，我们再来与中西思维方
式对比，就会发现，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广度优先”，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
是“深度优先”。本来就认识（看清）树而言，两种认识方法（算法）都可以遍
历所有的树的节点，从而都可以看清树。但是，中国传统的“广度优先”思维方
式，到了某一层后，硬是不再向下扩展，于是，也就不能得到整个树的结构，从
而也就发现不了真理。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不可能看清每一片树叶，只能看到
很少很少的树叶，但是不影响人去欣赏树的美；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能“看清”
所有的树叶（当然是在人的视野范围之内）。西方的思维方式是在“看清”所有
的树叶的基础上，发表对树的看法；而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的，是在看到少
数几片树叶后，就开始演绎对树的看法。
关于如何认识（看清）树的方法，就蕴藏着“片面”与“全面”的关系。
“片面”与“全面”的关系就是内切正多边形与园的关系，园--就是全面的观点
--很美--但个体永远不可能达到，这是因为作为个体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真理和拥
有所有的信息。基于不“完备”的真理和信息所做出的决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
“全面”，只能是“相对全面”。人类只能是尽量做到内切正多边形的边足够多，
才能趋近全面；也就是说就是人类只有认识足够多树叶后，才能真正认识树。没
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跳过不认识树叶，或者只认识少数树叶，就断然说认识（看
清）整个树了。了解了树叶和树的关系后，就会认识到“片面”是“全面”的基
石，没有足够多的“片面”，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全面”。那种不想认识足够
多的树叶，就宣称自己认识了树的人和学说，笔者是绝然不会相信的。对于决策
是否合理，可以引入“全面度”这个概念来衡量，“全面度”越大，决策就越有
理性。
三、 中西方思维方式典型案例
中国古代诸子六家中的“阴阳家”的理论，就是典型的“广度优先”思维方
式。“阴阳家”发现了两片“树叶”（阴和阳），认为阴代表女性，表示被动、
冷、阴暗、柔软；阳代表男性，表示主动、热、光明、干燥、坚硬。宇宙都是由
阴、阳两种原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阴阳的理论主要是和《易经》联
系在一起，《易经》原书是为解释“八卦”（正式名称是“八经卦”）。每“卦”
包含三个完整或分成两截的直线，如果把任何两“卦”组合在一起，可以发展出
六十四个排列组合样式，称为六十四卦[2]。《易传》记录“易有太极，始生两
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阴阳家认为，用阴和阳，就可以解释宇宙中的
万事万物及其变化，也就是说只需用阴和阳两片树叶，就看清了整个树。《黄帝
内经》也就是在阴和阳两种元素上的“演绎”，而中医恰恰是建立在《黄帝内经》
这样的经典之上，其中有多少真理性就可想而知。
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思维方式，就是典型的“深度优先”思维方式。西方
人对空气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求精的过程，也是不断深入下钻的过程。首先认识
到空气不是单一成分，然后认识到原子、分子，接着认识了原子核和电子，继续
认识了质子和中子，在此基础上，认识了构建生命的细胞、蛋白质、DNA、基因
等众多“树叶”和“树枝”后，才对生命这棵“树”发表看法。
四、 中西思维方式从什么地方开始“分道扬镳”？
那么中西思维方式从什么地方开始“分道扬镳”的呢？其实，中西方古人对
世界的认识是差不多的。西方希腊先哲是“四元素”说：水、火、气、土，中国
先哲是五行学说：金木水火土。中国先哲的学说缺乏“气”，可能我们的先哲觉
得“气”太普普通通，我们天天呼吸空气，空气看不见摸不着，有啥子琢磨的呢？
“气”在我们先哲那里，更多的时候是“浩然正气这类的东西，西方人认为
“气”，不是“浩然正气”那么简单。历史上西方先哲虽然认识“气”很重要，
但也认为“气”是单一元素（物质）。直到法国化学家拉瓦锡（1743年8月26日
－1794年5月8日），用“钟罩实验”证明了“空气不简单”，是由两种气体（氮
气和氧气）组成，这个实验是18世纪做的。可以说17世纪之前，中西方文明没有
什么本质上的差异，但从17、18世纪开始，中西文明开始演绎了两种不同的道路。
拉瓦锡证明了空气不简单，后来西方人进一步琢磨气体，发明蒸汽机，瓦特改进
了蒸汽机。蒸汽机的发明，是西方文明的标志性事情，也是中西文明的一个显著
分野点。蒸汽机发明后，资本家应用蒸汽机能获得更多的财富。传统的资本家
“贪得无厌”的本性，就决定了想得到更高效率和更大功率的蒸汽机，因为更高
效率和更大功率的蒸汽机能为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利润和财富。于是，西方科学家
就开始对蒸汽进行研究。这方面最突出的科学家是奥地利物理学家波尔兹曼
（1844年2月20日－1906年9月5日）。描述蒸汽的客观规律的第一个方程就叫波
尔兹曼方程，波尔兹曼假定蒸汽是有一些非常非常小的粒子组成，这些粒子无规
则互相碰撞，这些碰撞假定为“弹性碰撞”。根据当时的数学，波尔兹曼就建立
起描述蒸汽的客观规律的的方程。波尔兹曼假定蒸汽是有一些非常非常小的粒子
组成，这些粒子无规则互相碰撞--这个假定触犯了当时的教会，因为这个假定，
没有考虑上帝的作用。因为在当时的教会眼里，“自然”都是美好的，都是上帝
安排好了的，波尔兹曼居然假定组成蒸汽的微粒是“杂乱无章”地乱碰，这还了
得！于是，教会出面批判波尔兹曼，就是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也不支持波尔兹曼。
波尔兹曼因此抑郁症更严重，不久就上吊自杀了。在波尔兹曼自杀的前一年，伟
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发表了六篇划时代的论文，分别为：《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
的一个试探性观点》、《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方法》、《热的分子运动论所要求的
静液体中悬浮粒子的运动》、《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
能量有关吗？》、《布朗运动的一些检视》[3]。其中，《热的分子运动论所要
求的静液体中悬浮粒子的运动》从理论上证明了原子的存在，并且首次计算出原
子的大小。其实，西方先哲在公元前就有“原子学说”，不过，那个时代的西方
先哲眼里的“原子”不是相当人类所认识的原子。后来科学家用实验证实了原子
的存在，并且继续采用“深度优先”的思维方式，人类就逐步认识到了，原子也
不是“铁板一块”，是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
后来，西方后人一边采取“深度优先”的方式认识树叶，另外一方面有采取“广
度优先”的方式认识树。于是，就有细胞、DNA、蛋白质、光合作用等等“树”
的“枝丫”和“树叶”。
从中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差异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虽然是一个勤劳的民族，
但不是一个勤思的民族，这个也可以用温总理的话“仰望天空的人怎么这么少呢
（大意）”来佐证。
[1]、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5%BA%A6%E4%BC%98%E5%85%88%E6%9
0%9C%E7%B4%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7%B1%E5%BA%A6%E4%BC%98%E5%85%88%E6%9
0%9C%E7%B4%A2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p171，新世界出版社，2005
[3]、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cn/%E7%88%B1%E5%9B%A0%E6%96%AF%E5%9D%A6
(By 武汉理工大学 张能立 from xys.org)
一、 引子
中国有一句成语：一叶障目，其寓意是一个人被事情的局部情况或暂时变化
所迷惑，不能看见事情的全局或主流变化。形容人们用“片面”的观点看问题，
提倡用“全面”或“整体”看待问题。总之，在中国传统的思维观中，对“片面”
持鄙视和批判态度，对“全面”或“整体”持颂扬和仰视态度。所以，各类“精
英”都是强调以“全面”观点看问题，并且是以“全面”自居。“片面”和“全
面”之间是什么关系？“片面”的价值何在？在此基础上，讨论中西思维方式的
差异，这是本文要讨论的核心内容。
二、 中西思维方式的特点。
如果将“真（理）”视为一棵树，也就是“整体”，那么“片面”就是树叶。
一般说来只有将整个树叶（“片面”）遍历一遍，才可以说看清楚了树，绝不可
以只看清少数几片叶子（片面），就说看清楚了整个树（真理）。计算机领域里
面，关于如何看清（遍历）树，有两种经典算法：
1、 广度优先算法
广度优先算法搜索树叶（认识树）的过程是：1 -> 2 -> 3 -> 4 -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该算法是从根节点开始，沿着树的宽度
遍历树的节点。如果所有节点均被访问，则算法中止。
2、 深度优先算法
深度优先算法搜索树叶（认识树）的过程是：1 -> 2 -> 3 -> 4 -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该算法是沿着树的深度遍历树的节点，
尽可能深的搜索树的分支。当节点v的所有边都己被探寻过，搜索将回溯到发现
节点v的那条边的起始节点。这一过程一直进行到已发现从源节点可达的所有节
点为止。如果还存在未被发现的节点，则选择其中一个作为源节点并重复以上过
程，整个进程反复进行直到所有节点都被访问为止[1]。
介绍了上面两种计算机中认识（看清）树的方法后，我们再来与中西思维方
式对比，就会发现，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广度优先”，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
是“深度优先”。本来就认识（看清）树而言，两种认识方法（算法）都可以遍
历所有的树的节点，从而都可以看清树。但是，中国传统的“广度优先”思维方
式，到了某一层后，硬是不再向下扩展，于是，也就不能得到整个树的结构，从
而也就发现不了真理。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不可能看清每一片树叶，只能看到
很少很少的树叶，但是不影响人去欣赏树的美；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能“看清”
所有的树叶（当然是在人的视野范围之内）。西方的思维方式是在“看清”所有
的树叶的基础上，发表对树的看法；而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的，是在看到少
数几片树叶后，就开始演绎对树的看法。
关于如何认识（看清）树的方法，就蕴藏着“片面”与“全面”的关系。
“片面”与“全面”的关系就是内切正多边形与园的关系，园--就是全面的观点
--很美--但个体永远不可能达到，这是因为作为个体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真理和拥
有所有的信息。基于不“完备”的真理和信息所做出的决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
“全面”，只能是“相对全面”。人类只能是尽量做到内切正多边形的边足够多，
才能趋近全面；也就是说就是人类只有认识足够多树叶后，才能真正认识树。没
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跳过不认识树叶，或者只认识少数树叶，就断然说认识（看
清）整个树了。了解了树叶和树的关系后，就会认识到“片面”是“全面”的基
石，没有足够多的“片面”，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全面”。那种不想认识足够
多的树叶，就宣称自己认识了树的人和学说，笔者是绝然不会相信的。对于决策
是否合理，可以引入“全面度”这个概念来衡量，“全面度”越大，决策就越有
理性。
三、 中西方思维方式典型案例
中国古代诸子六家中的“阴阳家”的理论，就是典型的“广度优先”思维方
式。“阴阳家”发现了两片“树叶”（阴和阳），认为阴代表女性，表示被动、
冷、阴暗、柔软；阳代表男性，表示主动、热、光明、干燥、坚硬。宇宙都是由
阴、阳两种原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阴阳的理论主要是和《易经》联
系在一起，《易经》原书是为解释“八卦”（正式名称是“八经卦”）。每“卦”
包含三个完整或分成两截的直线，如果把任何两“卦”组合在一起，可以发展出
六十四个排列组合样式，称为六十四卦[2]。《易传》记录“易有太极，始生两
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阴阳家认为，用阴和阳，就可以解释宇宙中的
万事万物及其变化，也就是说只需用阴和阳两片树叶，就看清了整个树。《黄帝
内经》也就是在阴和阳两种元素上的“演绎”，而中医恰恰是建立在《黄帝内经》
这样的经典之上，其中有多少真理性就可想而知。
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思维方式，就是典型的“深度优先”思维方式。西方
人对空气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求精的过程，也是不断深入下钻的过程。首先认识
到空气不是单一成分，然后认识到原子、分子，接着认识了原子核和电子，继续
认识了质子和中子，在此基础上，认识了构建生命的细胞、蛋白质、DNA、基因
等众多“树叶”和“树枝”后，才对生命这棵“树”发表看法。
四、 中西思维方式从什么地方开始“分道扬镳”？
那么中西思维方式从什么地方开始“分道扬镳”的呢？其实，中西方古人对
世界的认识是差不多的。西方希腊先哲是“四元素”说：水、火、气、土，中国
先哲是五行学说：金木水火土。中国先哲的学说缺乏“气”，可能我们的先哲觉
得“气”太普普通通，我们天天呼吸空气，空气看不见摸不着，有啥子琢磨的呢？
“气”在我们先哲那里，更多的时候是“浩然正气这类的东西，西方人认为
“气”，不是“浩然正气”那么简单。历史上西方先哲虽然认识“气”很重要，
但也认为“气”是单一元素（物质）。直到法国化学家拉瓦锡（1743年8月26日
－1794年5月8日），用“钟罩实验”证明了“空气不简单”，是由两种气体（氮
气和氧气）组成，这个实验是18世纪做的。可以说17世纪之前，中西方文明没有
什么本质上的差异，但从17、18世纪开始，中西文明开始演绎了两种不同的道路。
拉瓦锡证明了空气不简单，后来西方人进一步琢磨气体，发明蒸汽机，瓦特改进
了蒸汽机。蒸汽机的发明，是西方文明的标志性事情，也是中西文明的一个显著
分野点。蒸汽机发明后，资本家应用蒸汽机能获得更多的财富。传统的资本家
“贪得无厌”的本性，就决定了想得到更高效率和更大功率的蒸汽机，因为更高
效率和更大功率的蒸汽机能为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利润和财富。于是，西方科学家
就开始对蒸汽进行研究。这方面最突出的科学家是奥地利物理学家波尔兹曼
（1844年2月20日－1906年9月5日）。描述蒸汽的客观规律的第一个方程就叫波
尔兹曼方程，波尔兹曼假定蒸汽是有一些非常非常小的粒子组成，这些粒子无规
则互相碰撞，这些碰撞假定为“弹性碰撞”。根据当时的数学，波尔兹曼就建立
起描述蒸汽的客观规律的的方程。波尔兹曼假定蒸汽是有一些非常非常小的粒子
组成，这些粒子无规则互相碰撞--这个假定触犯了当时的教会，因为这个假定，
没有考虑上帝的作用。因为在当时的教会眼里，“自然”都是美好的，都是上帝
安排好了的，波尔兹曼居然假定组成蒸汽的微粒是“杂乱无章”地乱碰，这还了
得！于是，教会出面批判波尔兹曼，就是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也不支持波尔兹曼。
波尔兹曼因此抑郁症更严重，不久就上吊自杀了。在波尔兹曼自杀的前一年，伟
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发表了六篇划时代的论文，分别为：《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
的一个试探性观点》、《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方法》、《热的分子运动论所要求的
静液体中悬浮粒子的运动》、《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
能量有关吗？》、《布朗运动的一些检视》[3]。其中，《热的分子运动论所要
求的静液体中悬浮粒子的运动》从理论上证明了原子的存在，并且首次计算出原
子的大小。其实，西方先哲在公元前就有“原子学说”，不过，那个时代的西方
先哲眼里的“原子”不是相当人类所认识的原子。后来科学家用实验证实了原子
的存在，并且继续采用“深度优先”的思维方式，人类就逐步认识到了，原子也
不是“铁板一块”，是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
后来，西方后人一边采取“深度优先”的方式认识树叶，另外一方面有采取“广
度优先”的方式认识树。于是，就有细胞、DNA、蛋白质、光合作用等等“树”
的“枝丫”和“树叶”。
从中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差异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虽然是一个勤劳的民族，
但不是一个勤思的民族，这个也可以用温总理的话“仰望天空的人怎么这么少呢
（大意）”来佐证。
[1]、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5%BA%A6%E4%BC%98%E5%85%88%E6%9
0%9C%E7%B4%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7%B1%E5%BA%A6%E4%BC%98%E5%85%88%E6%9
0%9C%E7%B4%A2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p171，新世界出版社，2005
[3]、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cn/%E7%88%B1%E5%9B%A0%E6%96%AF%E5%9D%A6
(By 武汉理工大学 张能立 from xys.org)
尊重和惩罚: 谈孩子的教育问题
孩子的教育问题是个永恒的话题。为什么是永恒，那是因为它是因人而异，没有固定的答案，瞎搬乱套，一哄而上是不能保证成功的。教育的方式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以尊重孩子的意见为主，只要孩子说不，家长就绝对不会再坚持。最近有几篇文章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来写的，一时引来一些叫好声，毕竟这样的说法在老中当中目前还不是主流，岂不知这也不是什么好的做法，详情在后。另一种则是家长在主导一切，为了孩子有个美好的未来，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为了达到目的去动手打孩子。在西方，动手打孩子是不合法的，因此很少有人写文章总结自己打孩子的经验，毕竟这样做等于公开承认自己在犯法，留下证据给自己找麻烦。本文想讨论的问题是如何能够在这两种截然不同教育方法中让孩子得到教育。
首先谈谈尊重孩子的意见的做法。孩子是否应该尊重？回答是要看在什么场合下。打个比方，如果孩子不愿意上学，就想在家打游戏，你会尊重吗？显然绝大部分的家长是不会同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不上学，没知识就意味着将来不好找工作，很难养活自己，搞不好家长还得养孩子一辈子。盲目尊重孩子的意见很容易会把孩子给惯坏了，孩子会认为自己是全家的中心，大人必须得围绕自己转，这样的孩子比较容易自高自大，霸道无理，不大容易和人相处。我最近看到一朋友的孩子就是这样。朋友从小受苦，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现在日子好过了，有了孩子后，就发誓不让孩子吃苦，对孩子是百依百顺，要什么给什么。孩子喜欢吃垃圾食品，当爸的坚决不会反对，而且马上会去买，结果孩子长了一身膘，养成了任性的坏毛病。不光是他们夫妻围着孩子团团转，到了别人家，连别人的一家老小也都要听他儿子的，否则就闹，要死要活的，别人最后发誓这辈子再也不想再见到这孩子。由此可见，盲目尊重孩子的意见是不可采纳的。
大人读过书，有见识，孩子不懂事，需要耐心地引导孩子，和孩子讲道理。很多老中家长在数学，物理，化学方面就没问题，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高材生，但是在其它方面，比如体育，钢琴等，老中自己就不清楚，但他们往往不愿意去学习，这样在孩子面前就不知道如何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因此家长要想望子成龙，就必须多学多问，不一定要成为专家，但知道一些基本常识一定会有帮助，要知道兴趣和爱好都是会传染的，以身作则比干巴巴的说教不知要好多少倍！
打孩子的做法经常和自己的成长过程有关，可以说自己当年就是被这样教育的。这种做法是非常粗暴和不讲理。打孩子往往是孩子不听话，不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或者不去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等等。没有人会主动去打孩子，毕竟孩子是自己的骨肉，除非她是后妈。惩罚孩子的做法很多，比如可以限制他们的活动，比如看电视之类的，根本不需要去打孩子。我原来以为只有大老粗才会打孩子，可当我听到有一硕士毕业生骄傲地说他打了他的孩子，原因是他孩子在学校捣乱。问题是打了也没用，最后学校把他转校，每天让他编程，而且是机器代码，这样他才老实了，因为他有事可做，而且是具有挑战性的。大人在惩罚孩子之前应该搞清楚小孩为什么会这样做，千万不要粗暴对待他们，这种做法将会一代传一代的，对孩子的成长不利，自己也容易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可以说尊重孩子的意见和惩罚孩子是和自由与限制相类似的。无限制的自由在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如果大家都拥有无拘束的自由，这个有限的世界就会彻底乱套了，其结果是谁都没有自由。限制太多，基本上和坐监狱差不多，人生将会毫无乐趣，失去了人生的价值，更谈不上人生的贡献和创新。总之，家长需要在自由和限制当中找到一个平衡，如何做到则需要知识和理性思维才能达到。在此祝愿大家好运！
(By Ｂｒｕｔｕｓ from cnd.org)
首先谈谈尊重孩子的意见的做法。孩子是否应该尊重？回答是要看在什么场合下。打个比方，如果孩子不愿意上学，就想在家打游戏，你会尊重吗？显然绝大部分的家长是不会同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不上学，没知识就意味着将来不好找工作，很难养活自己，搞不好家长还得养孩子一辈子。盲目尊重孩子的意见很容易会把孩子给惯坏了，孩子会认为自己是全家的中心，大人必须得围绕自己转，这样的孩子比较容易自高自大，霸道无理，不大容易和人相处。我最近看到一朋友的孩子就是这样。朋友从小受苦，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现在日子好过了，有了孩子后，就发誓不让孩子吃苦，对孩子是百依百顺，要什么给什么。孩子喜欢吃垃圾食品，当爸的坚决不会反对，而且马上会去买，结果孩子长了一身膘，养成了任性的坏毛病。不光是他们夫妻围着孩子团团转，到了别人家，连别人的一家老小也都要听他儿子的，否则就闹，要死要活的，别人最后发誓这辈子再也不想再见到这孩子。由此可见，盲目尊重孩子的意见是不可采纳的。
大人读过书，有见识，孩子不懂事，需要耐心地引导孩子，和孩子讲道理。很多老中家长在数学，物理，化学方面就没问题，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高材生，但是在其它方面，比如体育，钢琴等，老中自己就不清楚，但他们往往不愿意去学习，这样在孩子面前就不知道如何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因此家长要想望子成龙，就必须多学多问，不一定要成为专家，但知道一些基本常识一定会有帮助，要知道兴趣和爱好都是会传染的，以身作则比干巴巴的说教不知要好多少倍！
打孩子的做法经常和自己的成长过程有关，可以说自己当年就是被这样教育的。这种做法是非常粗暴和不讲理。打孩子往往是孩子不听话，不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或者不去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等等。没有人会主动去打孩子，毕竟孩子是自己的骨肉，除非她是后妈。惩罚孩子的做法很多，比如可以限制他们的活动，比如看电视之类的，根本不需要去打孩子。我原来以为只有大老粗才会打孩子，可当我听到有一硕士毕业生骄傲地说他打了他的孩子，原因是他孩子在学校捣乱。问题是打了也没用，最后学校把他转校，每天让他编程，而且是机器代码，这样他才老实了，因为他有事可做，而且是具有挑战性的。大人在惩罚孩子之前应该搞清楚小孩为什么会这样做，千万不要粗暴对待他们，这种做法将会一代传一代的，对孩子的成长不利，自己也容易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可以说尊重孩子的意见和惩罚孩子是和自由与限制相类似的。无限制的自由在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如果大家都拥有无拘束的自由，这个有限的世界就会彻底乱套了，其结果是谁都没有自由。限制太多，基本上和坐监狱差不多，人生将会毫无乐趣，失去了人生的价值，更谈不上人生的贡献和创新。总之，家长需要在自由和限制当中找到一个平衡，如何做到则需要知识和理性思维才能达到。在此祝愿大家好运！
(By Ｂｒｕｔｕｓ from cnd.org)
2010年4月14日星期三
湖北同乡会聚会: 共享迷人春光 畅叙浓浓乡情
春光明媚，鸟语花香。4 月 10 日下午，一百余位湖北乡亲聚首亚城北郊风景如画的 Pinckneyville 公园，共享迷人春光，畅叙浓浓乡情。
此次聚会，又有不少新的湖北老乡参加。他们多是近年来从外州移居亚特兰大，还有几位是从南卡专程前来。一边是硕大的公园凉棚，乡亲们促膝交谈，品美食，欣赏卡拉OK，旁边的游乐场上孩子们在荡秋千，滑滑梯，公园里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游园活动开始，首先是同乡会进行新老会长的接替。郭彦文会长连任两届期满，由李波接任。刘俐代表湖北同乡会理事会，感谢郭彦文在过去的四年中带领湖北同乡会，在亚城华人的各项活动中所作的巨大努力，说他在同乡会的历任会长中“最年轻，最有朝气，最有才华，服务时间最长”。理事会汇集了四年来湖北同乡会活动的珍贵照片，制成精美的像册，赠送给郭彦文和支持他为同乡会工作的夫人。
新任会长李波曾是ＡＣＰ （亚特兰大专业人士协会）的会长，也是亚城知名的侨界人士。他高度评价上一届会长和理事会为联系乡情，促进中美合作所取得的显著成绩。他介绍，两年前在为四川地震灾区募捐的活动中，湖北同乡会倾力出动，是亚城地区募款最多的社团之一。同乡会还精心组织接待了来访的湖北省、武汉市、荆州市等多个代表团，并为湖北电视台录制海外华人为家乡父老拜年的短片，受到好评。他表示将不负众望，和理事会及众多乡亲们一道，把湖北同乡会的活动开展得更好。
湖北省位于华中腹地，西有闻名的长江三峡和神秘的神农架原始森林，东有辽阔富饶的江汉平原。浩瀚的长江横贯全省，在武汉与它最大的支流汉水相汇。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湖北自古以来享有“九省通衢，鱼米之乡”的美誉。近几年来，湖北和周边省份一道，实施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并建立了以武汉为中心的经济发展圈，美丽的荆楚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此次聚会上，新任会长李波还介绍，湖北省十分重视对外合作，特别是和佐治亚州建立了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武汉市和亚特兰大已结为友好城市。湖北已有近30家企业在佐治亚建立了经贸中心，近期还将有上百家湖北企业来佐治亚洽谈合作。而湖北省每年的华商会，也都有亚特兰大的代表去参会，新任亚特兰大市市长也即将访问武汉。这些往来一方面给湖北乡亲带来更多的乡情，同时也赋予湖北同乡会以中美合作重要桥梁的神圣使命。李波会长希望湖北乡亲们积极参加同乡会的活动，为促进家乡与佐治亚州的合作交流继续努力。
可喜的是，湖北同乡会不仅有能干的会长，还有一个由十多名专业人士组成的富有朝气的理事会。他们事业有成，情系家乡，并热心为同乡会和华人社区服务。今天聚会的卡拉OK音响设备就是由前会长陈明泉提供，而场地的租用则是由同乡会理事、亚城知名律师谢正权全额赞助。
全美华协主席李秀兰女士也欣然前来参加今天的游园。她戏称自己是半个湖北老乡，因为去过武汉。她高度赞赏亚特兰大与武汉市结为友好城市，并借游园的机会宣传正在进行的美国人口普查，号召华人积极参加此次普查，积极参与政治。她说，在美国的华人越来越多，中国在世界上也越来越重要。华人参政，不仅是为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了下一代。
湖北同乡会不少会员还是亚城华人艺术社团的成员，聚会必有文艺表演已成传统。此次的节目由琵琶演奏家沈丽玲精心组织。卸任会长郭彦文以一曲抒情男高音“卓玛”答谢乡亲们对他工作的支持。理事姚华明演唱的“好汉歌”，蔓延着湖北人走南闯北的壮志情怀。亚特兰大东方之声合唱团的成员和从南卡远道而来的湖北乡亲还演唱了“ 但愿人长久” 、“ 寂寞沙洲冷”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祖国慈祥的母亲” 等歌曲，受到大家的欢迎。
和其他兄弟社团一样，湖北同乡会十分重视下一代的培养。这次的游园演出也有孩子们出色的才艺展示。上高一的颜心怡来自上海，去过武汉。她聪明伶俐，活泼可爱，是专业古筝教师何宜的学生。今天她是由从事越剧艺术的妈妈带来参加聚会，并演奏了优美动听的古筝曲“浏阳河”。接着是被称为“冯氏姊妹花”的冯丽安和冯镜伊小朋友的小提琴二重奏。她们都在上初中，不仅学业优异，小提琴演奏也已有相当功底。她们演奏的小提琴名曲“协奏曲D 大调”和“Erstes Quartett”，让风景秀丽的公园更加春意盎然。
这次聚会还有独特的内容。祖籍湖北仙桃的王锡嘏先生携书法“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前来参会。这是他专为同乡会所作，并赠送给同乡会。王先生遒劲的行书不仅诠释了北宋诗人苏东坡的博爱，也表达了海外华人思念乡亲的 深情。年逾八旬的袁齐贤老先生祖籍湖北公安，不久前从台湾来美。他用风趣的故事，讲述两岸关系解冻初期他首次回湖北探亲的经历，并赞叹家乡近年来巨大的发展和变化。袁老先生高兴地接受邀请，成为湖北同乡会的资深顾问。
聚会结束时夜幕已经降临，还有许多乡亲在亲切交谈。大家期待着下次活动再见。
（报道：郑滨耀； 摄影：郭彦文、朱业润）
此次聚会，又有不少新的湖北老乡参加。他们多是近年来从外州移居亚特兰大，还有几位是从南卡专程前来。一边是硕大的公园凉棚，乡亲们促膝交谈，品美食，欣赏卡拉OK，旁边的游乐场上孩子们在荡秋千，滑滑梯，公园里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游园活动开始，首先是同乡会进行新老会长的接替。郭彦文会长连任两届期满，由李波接任。刘俐代表湖北同乡会理事会，感谢郭彦文在过去的四年中带领湖北同乡会，在亚城华人的各项活动中所作的巨大努力，说他在同乡会的历任会长中“最年轻，最有朝气，最有才华，服务时间最长”。理事会汇集了四年来湖北同乡会活动的珍贵照片，制成精美的像册，赠送给郭彦文和支持他为同乡会工作的夫人。
新任会长李波曾是ＡＣＰ （亚特兰大专业人士协会）的会长，也是亚城知名的侨界人士。他高度评价上一届会长和理事会为联系乡情，促进中美合作所取得的显著成绩。他介绍，两年前在为四川地震灾区募捐的活动中，湖北同乡会倾力出动，是亚城地区募款最多的社团之一。同乡会还精心组织接待了来访的湖北省、武汉市、荆州市等多个代表团，并为湖北电视台录制海外华人为家乡父老拜年的短片，受到好评。他表示将不负众望，和理事会及众多乡亲们一道，把湖北同乡会的活动开展得更好。
湖北省位于华中腹地，西有闻名的长江三峡和神秘的神农架原始森林，东有辽阔富饶的江汉平原。浩瀚的长江横贯全省，在武汉与它最大的支流汉水相汇。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湖北自古以来享有“九省通衢，鱼米之乡”的美誉。近几年来，湖北和周边省份一道，实施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并建立了以武汉为中心的经济发展圈，美丽的荆楚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此次聚会上，新任会长李波还介绍，湖北省十分重视对外合作，特别是和佐治亚州建立了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武汉市和亚特兰大已结为友好城市。湖北已有近30家企业在佐治亚建立了经贸中心，近期还将有上百家湖北企业来佐治亚洽谈合作。而湖北省每年的华商会，也都有亚特兰大的代表去参会，新任亚特兰大市市长也即将访问武汉。这些往来一方面给湖北乡亲带来更多的乡情，同时也赋予湖北同乡会以中美合作重要桥梁的神圣使命。李波会长希望湖北乡亲们积极参加同乡会的活动，为促进家乡与佐治亚州的合作交流继续努力。
可喜的是，湖北同乡会不仅有能干的会长，还有一个由十多名专业人士组成的富有朝气的理事会。他们事业有成，情系家乡，并热心为同乡会和华人社区服务。今天聚会的卡拉OK音响设备就是由前会长陈明泉提供，而场地的租用则是由同乡会理事、亚城知名律师谢正权全额赞助。
全美华协主席李秀兰女士也欣然前来参加今天的游园。她戏称自己是半个湖北老乡，因为去过武汉。她高度赞赏亚特兰大与武汉市结为友好城市，并借游园的机会宣传正在进行的美国人口普查，号召华人积极参加此次普查，积极参与政治。她说，在美国的华人越来越多，中国在世界上也越来越重要。华人参政，不仅是为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了下一代。
湖北同乡会不少会员还是亚城华人艺术社团的成员，聚会必有文艺表演已成传统。此次的节目由琵琶演奏家沈丽玲精心组织。卸任会长郭彦文以一曲抒情男高音“卓玛”答谢乡亲们对他工作的支持。理事姚华明演唱的“好汉歌”，蔓延着湖北人走南闯北的壮志情怀。亚特兰大东方之声合唱团的成员和从南卡远道而来的湖北乡亲还演唱了“ 但愿人长久” 、“ 寂寞沙洲冷”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祖国慈祥的母亲” 等歌曲，受到大家的欢迎。
和其他兄弟社团一样，湖北同乡会十分重视下一代的培养。这次的游园演出也有孩子们出色的才艺展示。上高一的颜心怡来自上海，去过武汉。她聪明伶俐，活泼可爱，是专业古筝教师何宜的学生。今天她是由从事越剧艺术的妈妈带来参加聚会，并演奏了优美动听的古筝曲“浏阳河”。接着是被称为“冯氏姊妹花”的冯丽安和冯镜伊小朋友的小提琴二重奏。她们都在上初中，不仅学业优异，小提琴演奏也已有相当功底。她们演奏的小提琴名曲“协奏曲D 大调”和“Erstes Quartett”，让风景秀丽的公园更加春意盎然。
这次聚会还有独特的内容。祖籍湖北仙桃的王锡嘏先生携书法“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前来参会。这是他专为同乡会所作，并赠送给同乡会。王先生遒劲的行书不仅诠释了北宋诗人苏东坡的博爱，也表达了海外华人思念乡亲的 深情。年逾八旬的袁齐贤老先生祖籍湖北公安，不久前从台湾来美。他用风趣的故事，讲述两岸关系解冻初期他首次回湖北探亲的经历，并赞叹家乡近年来巨大的发展和变化。袁老先生高兴地接受邀请，成为湖北同乡会的资深顾问。
聚会结束时夜幕已经降临，还有许多乡亲在亲切交谈。大家期待着下次活动再见。
（报道：郑滨耀； 摄影：郭彦文、朱业润）
2010年4月10日星期六
浅谈美国学校教育的利与弊
一，美国学校教育的严重弊端
华裔家庭注重教育的优良传统有目共睹，对美国学校教育诸多不满也非常普遍。比如，教育进度太慢；管理松懈；作业太少；假日太多（据统计，扣除节日和假期，世界各国学生平均上课天数是182天；日本是232天；美国是175天）……美国学校教育方面的好些问题在美国社会早有共识。比如，连美国前教育部长莱里也曾就师资质量之差提出批评“我们在课堂上聘用了太多非本科系的教师。如果我们让历史老师教几何学，体育老师教化学，就不该苛求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成绩名列前茅。”
83年4月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提出一份题为《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调查报告。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国家处在险境……”真是振聋发聩。报告详细列出美国教育处于危机之中的十六项危险指标。最后得出一个发人深省的结论--“美国以往各代，在教育、文化和经济上的成就都超过它的上一代。一代人的教育水平不能超过、不能与父辈相提并论，甚至达不到父辈的水平，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无可非议，美国的教育制度确实存在很多、很大的问题。但既然我们已来到美国生活，也无法很快解决这些社会问题，那就应该对美国教育进行全面审视，并争取利用其中有利因素来完善并完成我们自身与子女的高等教育。
二，美国学校教育的表层特征
1，校车接送---美国的公立学校几乎都实行就近入学。只要学生的住家距离学校超过一英哩以上，都可享受校车的免费接送。所谓校车并不属于学校，而属于县政府。由于车少人多，中小学的上下时间就必须错开，这或许也是中小学上课时间较短的原因之一吧。有些县设有重点学校（被称之为“天才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包括两个部份，一部份是就近入学的学生，另一部份则是从全县范围内通过考试入学的“天才学生”。“天才学校”设立一些特殊的课程、程度较深、进度较快。一旦被“天才学校”录取，居住在任何区域的学生照样可享受校车接送。就近入学的方针导致好学校、好学区附近的房价很高很高，说明注重孩子教育的美国家长依然非常普遍。
2，教育免费---美国执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小学六年、初中两年、高中四年）。公立学校不收学费。学生在学校餐厅吃午餐也作为一堂课，具体安排在哪一节课由学生自己选择。学生可以自己带饭，也可在餐厅购买。如学生的家境贫困，可申请午餐减价，甚至全部免费。可享受这一福利的不仅包括美国公民和持有“绿卡”的永久居住者，甚至包括“非法移民”的子女们。这也体现了美国社会的人文关怀。
3，选课灵活---大陆的每个学生必定属于X年级X班。学生进了校门就来到各班所属教室，全班同学在一起上课学习。美国中学生进校之后则是按照各自的课程表，到不同的教室上课。也就是说，授课老师固定在某个指定教室，而学生则在各教室之间流动。所以美国的中学生只属于某一年级，而不属于某一班级。这一点特点蕴含着中美教育的巨大差异。
4，作业稀少---亲戚曾来信描绘了他女儿在国内面临会考时的家庭情景--“女儿面临中考。老师担心，中考还有六个月，家长会已开了两次；家长担心，说是不陪读，其实为了不使女儿分心，家里电视都不开。妻子是要早睡的人，现在也一直要等到女儿睡了才一起睡。小心侍侯，说话重了怕心理受不了，轻了又怕压力不够，真正是忐忑不安，左右为难；最担心考不好的是学生自己--担心进不了重点，脸上无光。我看她有点晕头转向。昨天中午，女儿电话打到我办公室，大哭，说数学、物理考砸了，真可谓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劝她放宽心，其实我们内心并不宽。真是很无奈……”
相比之下，美国学生简直象是生活在“天堂”里---“下课早，作业少；负担轻，压力小”。美国注重保护隐私，学生成绩不会公布于众以致给学生造成压力。进了大学，连家长都无权去学校询问子女的学习成绩。在美国人看来，大学生已是成人了，无需他人监护。
三，美国学校教育的深层优势
1，灵活性
来美国之前，女儿在上海一所市重点中学读初二。来美以后便进入我家附近一所初中读八年级。没过几天，校长把我叫去，说是我女儿应该“跳级”到高中去上课。我心想，女儿来美国才几天，连老师讲课都听不懂，哪来“跳级”的资格与理由呢？
校长告诉我，与初中一样，高中开设的课程也是英语、数学等等，只是程度比初中深一些。他说，根据我们的观察与测试，你女儿的数学程度已远远超出了我们初中的教学范围。她在我们这里只会浪费时间。如果进了高中，她依然可以继续补习英语，还可以学习高中的数学......校长言辞恳切，神态真诚，我不得不认真考虑他的建议。但我还是很担心，怎么转学呢？在大陆办转学手续要花费多少精力和时间啊？大概看出了我的忧虑，校长恳切地说“今天请你们家长来只是征求你们的同意，转学的手续由我们来办理，你们不用担心。”
第二天，高中派来一位老师给我女儿作了一套高中数学试卷。经批改，她当场认可我女儿可以进入高中学习。第三天，我女儿依然在社区门口等候校车，只是被校车接送去了附近高中上课。事情进展之快，办事效率之高，简直让我目瞪口呆。
高中课程同样分好几个等级---英语分为英语一、英语二；数学分为数学一、数学二......女儿的英语水平很低，但数学水平很高。所以英语课时她去水平最低的教室去上ESL(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而到了数学课时，女儿则去上水准较高的数学课程。真是不拘一格，量才而读啊！记得我在读研究生时选修的一门课程叫作 individual education （个体教育）。其宗旨就是提倡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应人施教，应材施教”。
美国学生不仅可在同一学校上不同水准的课程，甚至小学生可去高中上课，高中生可去大学上课。迈阿密大学毕业的教育管理学博士黄全愈曾在《“创造性”能不能教》一文里写到，“去年儿子上8年级，相当于国内的初二。但每天清早他必须到屋外去等高中派来接他的校车，到高中去上几何课，然后再由高中派车送他回初中去上其他课程。即使跳级到高中上几何，他在班里也是前几名，觉得很轻松。像这类跳级学习，不仅发生在我儿子身上，还发生在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子女身上。”
正因为美国中学没有班级的概念，也就避免了不同水准的学生不得不在一起上同样水准课程的弊端。学生在学习上得到提升、跳跃的机会就很多，造成一种机动灵活、“不拘一格”的教学优势。
美国的大学升学考试名为SAT I(或称SAT I )。SAT的考试每年在全美不同地点同时举行多次。任何人付了报名费就可去考，考多少次也没有限制。SAT的考试分为数学和英语两部份，满分各是800分。不管考过多少次SAT，学生可以从自己历次考试成绩里，挑选最好的英文成绩和最好的数学成绩汇总起来送交大学。这种考试方面的灵活性也就缩小了因临场失误而导致终身遗憾的可能性。
2，自主性
美国的中学教学也实行类似学分制的方法--学生必须完成规定的学分或课时方能毕业。除了必修课程之外，学生还须在外语、体育、艺术、文科和科学等各个领域里选修必要的课时或学分。校方只规定每个学生必须在各个学科领域修满多少学分或课时，学生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课。这种选课形式增强了学生的自我选择意识。
由于没有班级的范围，也就没有了班主任的概念。但美国的学校里有一些教师担任学生顾问，每个学生都要和自己的学生顾问商量讨论课程的选择；必要时，学生顾问也会与学生家长取得联系；毕业之前，学生顾问会与学生及其家长讨论升学的方向、目标、学校的选择等等。这些又都培养了学生从小就接受专业人士忠告的良好习惯。
由于美国学校“下课早，作业少”，学生的课外时间就相当宽裕。不自觉的学生很容易放任自流、自暴自弃，甚至走上犯罪道路；但对于有追求、有理想的学生来说，则提供了充分时间与广阔空间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比如阅读课外图书；学习音乐美术；参加体育锻炼；参与科技活动等等。好些美国的杰出人士都是从小就奠定了自己的终身爱好。比如像比尔·盖茨、《泰坦尼克》与《阿凡达》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参见《给年轻家长的一点儿建议（二）》）。
教育的自主性同样表现在课堂教学。美国的大部份课程不再需要“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而是启发学生自己想方设法去充实自己。从小学开始老师就常常布置学生做一些项目（project），培养孩子自己开动脑筋、收集资料、自圆其说（参见《漫谈“批判式思维”与“建设性思考”》）。
写作是美国教育非常重视的一门课程，教师经常指定论题让学生练习写作；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教师还要求学生自己提出论题、独立完成研究、各自撰写论文。在批改这类作业时，教师没有预定的“标准答案”，一切取决于学生的作业能否自圆其说。这就为学生的创造性与想象力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讨论会（seminar）也是美国学校很常见的教学形式。讨论会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课堂里即席发言讨论；另一种是让学生作比较充分的准备，然后进行专题发言。美国学校的老师通常只是引导和启发学生积极发言、各抒已见。尽管大家的观点可能严重对立，但只要各人能自圆其说、自成一体，依然可以得高分。
2000年总统候选人进行了第一次电视辩论之后，我从电视看到美国一所大学政治课的实况转播。老师提出一个个问题“你们认为昨晚辩论中哪位候选人发挥得更好一些？为什么？”“看了辩论以后，有谁改变了自己过去的支持倾向？为什么？”“你认为哪位候选人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改进？为什么？”这些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就看各自如何发挥与自圆其说。教师的评分标准也不是根据学生的立场或观点，而是根据学生的表达能力和临场发挥。
我读研究生时，授课教授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选择一个题目，然后围绕题目分组讨论。学期结束之前，要求每个学生针对本组的题目进行一次专题发言。我组的题目是“双语教育的重要性”。我所负责的具体专题是双语教育对新移民的重要性。于是我准备了发言提纲---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每年有XX万的新移民，XX万的非法移民；由于英语水平不够好，导致新移民们工作难找、工资低廉、甚至铤而走险，违法犯罪等等。为了论证这些论点，我必须查找资料数据来充实我的内容、丰富我的演讲、强化我的观点......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我在寻找材料、组织观点方面的能力就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侄子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来美国考研读博。他告诉我美国的大学教育与清华的教育“差别非常之大”。这种差别绝不仅仅体现在教育经费的多少和科研设备的好坏。更重要地是体现在教育观念上。比如，美国的教授很少是由本校毕业生留校担任，因为美国的专家和学者们认为“近亲结合”会造成“知识的退化”；美国教授明确表示自己的学生应该而且必须超过自己，否则社会就不能发展，科学就无法创新；美国教授坦率地承认老师不可能什么都懂。学生懂的知识，老师不一定懂，所以他们不耻下问。
侄子的指导教授带十名研究生，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每个星期教授会与自己的学生单独谈几次，询问学生的学术研究有何进展等等。如果教授发现某学生目前正在研究或关注的课题是很新颖的。教授就会让该学生准备作一次专题讲座。那位学生就要围绕着自己的专题收集资料、绘制图片、准备讲稿。届时，学生的指导教授与有关教授、学生都会前来“听课”。他们照样会举手提问、请教讲课的学生。其结果是指导教授从自己的学生那里获得了新的知识，而学生在专题的准备和讲演之中获得了经验、增加了自信、也加深了对那个专题的理解。
即使是在传统的课堂教育中，美国老师也很注重与学生的交流。如果课时一小时，老师通常只讲四十五分钟。余下的时间解答学生的提问。美国人认为作学问包括“学”和“问”。只学不问或问不到点子上，说明学的还不够扎实（参见《给年轻家长的一点儿建议（三）》）。
美国的专家和学者们普遍认为：大学教育主要不是传授知识，因为知识是无穷无尽的，不能靠学校老师来教。老师和学校只是教学生一些学习方法，以便学生用那些方法去举一反三解决今后面临的课题，融会贯通地获得更多的知识。
3，多样性
在美国大学实行的是学分制，不管学生读几年，只要修满了学院规定的学分就毕业。为了给那些成绩好、智商高、学习自觉的学生以更多的机会，美国学生可在大学录取之前就开始读大学的课程，积累大学学分。一般来讲，具体方法至少有三种机会。
A，直接去社区大学上课。美国每个县几乎都有一所或几所社区学院。由于社区学院与中小学校同属县政府管辖，所以很多县提供服务---用校车接送中学生去社区学院上课。这类学院只颁发大专文凭。但从社区学院获得的不少学分可带入其他大学。
B，修AP（Advanced Placement）课程。这些课程与大学课程水平相当，如果高中学生选修AP课并获得B以上的成绩，进入大学以后也可以不必再修同样程度的大学课程。
C，参加SAT II的考试（http://en.wikipedia.org/wiki/SAT_II）。这类考试目前涵盖二十门专业。包括历史、中文、生物、化学等等。通过这类考试的学生可以免修大学里的相关科目。
一些美国学生只花三年时间就完成大学学业，取得大学文凭，原因就是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些灵活多样的选择，在读大学之前就获得很多大学学分，节省的不仅是时间，也节省了金钱。
美国大学的修课时间也很灵活多样。学生们可以白天打工，晚上修课；也可以白天上课，晚上打工。在我上研究生的班级里，几乎所有学生都是在职教师—-她们白天是老师，晚上是学生。所以美国似乎没有“夜大学”之称，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晚上或周末开设课程。
美国学校教育的多样性也体现在求学途径之中。美国的高等教育大约分这样几个种类。第一类是社区和初级技术学院，多半由地方(县政府)举办，称为社区学院。社区学院只颁授“准学士”学位（大专文凭）。这类学校占美国高等学校总数的60％，它担负着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重要任务；第二类是普通的四年制文理学院，课程以文理科为主，也有少量工科，学生毕业后颁发文学学士和理学学士的学位；第三类是四年制的综合性大学，这类学校学科较齐全并设有研究生部，能授予的最高学位是硕士；第四类是能授予博士学位的综合性大学。这类学校规模大、学科全。美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是研究型大学，那里荟萃了全美乃至全世界最优秀的教师和学生，拥有最先进、最完善的教学科研条件。培养出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界或政界要员以及其他社会精英。
一个和谐与完善的现代化社会不可能人人成为精英，也不需要人人成为精英。美国这种宝塔型的高等教育模式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与实用性。而这种多层次的学校模式也正好满足不同人的不同需要。
我朋友的儿子很聪明，他对NBA里每位球星的来历如数家珍，包括每位明星的身高体重与鞋子尺码等等也记得清清楚楚。就是不喜欢读书。高中毕业之后去当兵两年，退伍之后享受退伍军人的优惠去护士学校读书，现在从事救死扶伤；女儿一位高中同学来自巴西，非常聪明，但由于家里特殊情况，先去社区学院读书两年，再将学分带入本科，现已从医学院毕业当上了医生。社区学院离家近，学费便宜，学分又可带入其他学院。所以不要小看社区学院的作用与功能。
美国大学在录取学生时通常都会考虑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如果学生家里收入比较低，校方通常会提供贷款或奖学金。我有一位朋友夫妻俩收入很低，女儿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依靠奖学金读完本科，后又被加州一所大学录取免费攻读硕士。还有两位好友的女儿也都顺利完成了康内尔、宾大等美国名校的学业，前往华尔街就职。其中一位用自己在华尔街赚来的钱支付学费去MIT考研读博，因为她的理想是当教授。
我觉得，家长不宜过份崇拜常青藤或私立名校。更不必给孩子增加这方面的压力。假如孩子最终想读研考博，不妨先进较好的州立大学。纳税州民去州立大学读书可享受学费的优惠。从州立大学毕业照样可去常青藤或其他名校读研考博。我朋友的女儿打算将来读医，最近拿到几份大学录取通知，其中有私立名校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但每年的学费高达五万多。他女儿主动提出先去UVA（University of Virginia）。这是一所非常出色的州立大学，州民的学费是每年两万多。孩子觉得没有必要在四年本科期间多花费二十万。孩子的选择与决定认父母很欣慰。
我侄女在高中期间表现出色，SAT的英文考满分。尽管她家收入不菲，为了吸引人才，州立大学开出四年学费全免的优惠条件。读完本科之后侄女又获得MIT（麻省理工学院）授予的全额奖学金，于是又免费读完了硕士与博士，现在耶鲁当教授。
总之，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途径很多，在看到美国教育存在的众多问题与弊端的同时，更应该充分利用美国教学提供的众多机会，来完善并完成自己及子女的高等教育。
(From 多思的博文)
华裔家庭注重教育的优良传统有目共睹，对美国学校教育诸多不满也非常普遍。比如，教育进度太慢；管理松懈；作业太少；假日太多（据统计，扣除节日和假期，世界各国学生平均上课天数是182天；日本是232天；美国是175天）……美国学校教育方面的好些问题在美国社会早有共识。比如，连美国前教育部长莱里也曾就师资质量之差提出批评“我们在课堂上聘用了太多非本科系的教师。如果我们让历史老师教几何学，体育老师教化学，就不该苛求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成绩名列前茅。”
83年4月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提出一份题为《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调查报告。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国家处在险境……”真是振聋发聩。报告详细列出美国教育处于危机之中的十六项危险指标。最后得出一个发人深省的结论--“美国以往各代，在教育、文化和经济上的成就都超过它的上一代。一代人的教育水平不能超过、不能与父辈相提并论，甚至达不到父辈的水平，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无可非议，美国的教育制度确实存在很多、很大的问题。但既然我们已来到美国生活，也无法很快解决这些社会问题，那就应该对美国教育进行全面审视，并争取利用其中有利因素来完善并完成我们自身与子女的高等教育。
二，美国学校教育的表层特征
1，校车接送---美国的公立学校几乎都实行就近入学。只要学生的住家距离学校超过一英哩以上，都可享受校车的免费接送。所谓校车并不属于学校，而属于县政府。由于车少人多，中小学的上下时间就必须错开，这或许也是中小学上课时间较短的原因之一吧。有些县设有重点学校（被称之为“天才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包括两个部份，一部份是就近入学的学生，另一部份则是从全县范围内通过考试入学的“天才学生”。“天才学校”设立一些特殊的课程、程度较深、进度较快。一旦被“天才学校”录取，居住在任何区域的学生照样可享受校车接送。就近入学的方针导致好学校、好学区附近的房价很高很高，说明注重孩子教育的美国家长依然非常普遍。
2，教育免费---美国执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小学六年、初中两年、高中四年）。公立学校不收学费。学生在学校餐厅吃午餐也作为一堂课，具体安排在哪一节课由学生自己选择。学生可以自己带饭，也可在餐厅购买。如学生的家境贫困，可申请午餐减价，甚至全部免费。可享受这一福利的不仅包括美国公民和持有“绿卡”的永久居住者，甚至包括“非法移民”的子女们。这也体现了美国社会的人文关怀。
3，选课灵活---大陆的每个学生必定属于X年级X班。学生进了校门就来到各班所属教室，全班同学在一起上课学习。美国中学生进校之后则是按照各自的课程表，到不同的教室上课。也就是说，授课老师固定在某个指定教室，而学生则在各教室之间流动。所以美国的中学生只属于某一年级，而不属于某一班级。这一点特点蕴含着中美教育的巨大差异。
4，作业稀少---亲戚曾来信描绘了他女儿在国内面临会考时的家庭情景--“女儿面临中考。老师担心，中考还有六个月，家长会已开了两次；家长担心，说是不陪读，其实为了不使女儿分心，家里电视都不开。妻子是要早睡的人，现在也一直要等到女儿睡了才一起睡。小心侍侯，说话重了怕心理受不了，轻了又怕压力不够，真正是忐忑不安，左右为难；最担心考不好的是学生自己--担心进不了重点，脸上无光。我看她有点晕头转向。昨天中午，女儿电话打到我办公室，大哭，说数学、物理考砸了，真可谓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劝她放宽心，其实我们内心并不宽。真是很无奈……”
相比之下，美国学生简直象是生活在“天堂”里---“下课早，作业少；负担轻，压力小”。美国注重保护隐私，学生成绩不会公布于众以致给学生造成压力。进了大学，连家长都无权去学校询问子女的学习成绩。在美国人看来，大学生已是成人了，无需他人监护。
三，美国学校教育的深层优势
1，灵活性
来美国之前，女儿在上海一所市重点中学读初二。来美以后便进入我家附近一所初中读八年级。没过几天，校长把我叫去，说是我女儿应该“跳级”到高中去上课。我心想，女儿来美国才几天，连老师讲课都听不懂，哪来“跳级”的资格与理由呢？
校长告诉我，与初中一样，高中开设的课程也是英语、数学等等，只是程度比初中深一些。他说，根据我们的观察与测试，你女儿的数学程度已远远超出了我们初中的教学范围。她在我们这里只会浪费时间。如果进了高中，她依然可以继续补习英语，还可以学习高中的数学......校长言辞恳切，神态真诚，我不得不认真考虑他的建议。但我还是很担心，怎么转学呢？在大陆办转学手续要花费多少精力和时间啊？大概看出了我的忧虑，校长恳切地说“今天请你们家长来只是征求你们的同意，转学的手续由我们来办理，你们不用担心。”
第二天，高中派来一位老师给我女儿作了一套高中数学试卷。经批改，她当场认可我女儿可以进入高中学习。第三天，我女儿依然在社区门口等候校车，只是被校车接送去了附近高中上课。事情进展之快，办事效率之高，简直让我目瞪口呆。
高中课程同样分好几个等级---英语分为英语一、英语二；数学分为数学一、数学二......女儿的英语水平很低，但数学水平很高。所以英语课时她去水平最低的教室去上ESL(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而到了数学课时，女儿则去上水准较高的数学课程。真是不拘一格，量才而读啊！记得我在读研究生时选修的一门课程叫作 individual education （个体教育）。其宗旨就是提倡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应人施教，应材施教”。
美国学生不仅可在同一学校上不同水准的课程，甚至小学生可去高中上课，高中生可去大学上课。迈阿密大学毕业的教育管理学博士黄全愈曾在《“创造性”能不能教》一文里写到，“去年儿子上8年级，相当于国内的初二。但每天清早他必须到屋外去等高中派来接他的校车，到高中去上几何课，然后再由高中派车送他回初中去上其他课程。即使跳级到高中上几何，他在班里也是前几名，觉得很轻松。像这类跳级学习，不仅发生在我儿子身上，还发生在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子女身上。”
正因为美国中学没有班级的概念，也就避免了不同水准的学生不得不在一起上同样水准课程的弊端。学生在学习上得到提升、跳跃的机会就很多，造成一种机动灵活、“不拘一格”的教学优势。
美国的大学升学考试名为SAT I(或称SAT I )。SAT的考试每年在全美不同地点同时举行多次。任何人付了报名费就可去考，考多少次也没有限制。SAT的考试分为数学和英语两部份，满分各是800分。不管考过多少次SAT，学生可以从自己历次考试成绩里，挑选最好的英文成绩和最好的数学成绩汇总起来送交大学。这种考试方面的灵活性也就缩小了因临场失误而导致终身遗憾的可能性。
2，自主性
美国的中学教学也实行类似学分制的方法--学生必须完成规定的学分或课时方能毕业。除了必修课程之外，学生还须在外语、体育、艺术、文科和科学等各个领域里选修必要的课时或学分。校方只规定每个学生必须在各个学科领域修满多少学分或课时，学生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课。这种选课形式增强了学生的自我选择意识。
由于没有班级的范围，也就没有了班主任的概念。但美国的学校里有一些教师担任学生顾问，每个学生都要和自己的学生顾问商量讨论课程的选择；必要时，学生顾问也会与学生家长取得联系；毕业之前，学生顾问会与学生及其家长讨论升学的方向、目标、学校的选择等等。这些又都培养了学生从小就接受专业人士忠告的良好习惯。
由于美国学校“下课早，作业少”，学生的课外时间就相当宽裕。不自觉的学生很容易放任自流、自暴自弃，甚至走上犯罪道路；但对于有追求、有理想的学生来说，则提供了充分时间与广阔空间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比如阅读课外图书；学习音乐美术；参加体育锻炼；参与科技活动等等。好些美国的杰出人士都是从小就奠定了自己的终身爱好。比如像比尔·盖茨、《泰坦尼克》与《阿凡达》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参见《给年轻家长的一点儿建议（二）》）。
教育的自主性同样表现在课堂教学。美国的大部份课程不再需要“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而是启发学生自己想方设法去充实自己。从小学开始老师就常常布置学生做一些项目（project），培养孩子自己开动脑筋、收集资料、自圆其说（参见《漫谈“批判式思维”与“建设性思考”》）。
写作是美国教育非常重视的一门课程，教师经常指定论题让学生练习写作；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教师还要求学生自己提出论题、独立完成研究、各自撰写论文。在批改这类作业时，教师没有预定的“标准答案”，一切取决于学生的作业能否自圆其说。这就为学生的创造性与想象力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讨论会（seminar）也是美国学校很常见的教学形式。讨论会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课堂里即席发言讨论；另一种是让学生作比较充分的准备，然后进行专题发言。美国学校的老师通常只是引导和启发学生积极发言、各抒已见。尽管大家的观点可能严重对立，但只要各人能自圆其说、自成一体，依然可以得高分。
2000年总统候选人进行了第一次电视辩论之后，我从电视看到美国一所大学政治课的实况转播。老师提出一个个问题“你们认为昨晚辩论中哪位候选人发挥得更好一些？为什么？”“看了辩论以后，有谁改变了自己过去的支持倾向？为什么？”“你认为哪位候选人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改进？为什么？”这些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就看各自如何发挥与自圆其说。教师的评分标准也不是根据学生的立场或观点，而是根据学生的表达能力和临场发挥。
我读研究生时，授课教授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选择一个题目，然后围绕题目分组讨论。学期结束之前，要求每个学生针对本组的题目进行一次专题发言。我组的题目是“双语教育的重要性”。我所负责的具体专题是双语教育对新移民的重要性。于是我准备了发言提纲---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每年有XX万的新移民，XX万的非法移民；由于英语水平不够好，导致新移民们工作难找、工资低廉、甚至铤而走险，违法犯罪等等。为了论证这些论点，我必须查找资料数据来充实我的内容、丰富我的演讲、强化我的观点......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我在寻找材料、组织观点方面的能力就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侄子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来美国考研读博。他告诉我美国的大学教育与清华的教育“差别非常之大”。这种差别绝不仅仅体现在教育经费的多少和科研设备的好坏。更重要地是体现在教育观念上。比如，美国的教授很少是由本校毕业生留校担任，因为美国的专家和学者们认为“近亲结合”会造成“知识的退化”；美国教授明确表示自己的学生应该而且必须超过自己，否则社会就不能发展，科学就无法创新；美国教授坦率地承认老师不可能什么都懂。学生懂的知识，老师不一定懂，所以他们不耻下问。
侄子的指导教授带十名研究生，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每个星期教授会与自己的学生单独谈几次，询问学生的学术研究有何进展等等。如果教授发现某学生目前正在研究或关注的课题是很新颖的。教授就会让该学生准备作一次专题讲座。那位学生就要围绕着自己的专题收集资料、绘制图片、准备讲稿。届时，学生的指导教授与有关教授、学生都会前来“听课”。他们照样会举手提问、请教讲课的学生。其结果是指导教授从自己的学生那里获得了新的知识，而学生在专题的准备和讲演之中获得了经验、增加了自信、也加深了对那个专题的理解。
即使是在传统的课堂教育中，美国老师也很注重与学生的交流。如果课时一小时，老师通常只讲四十五分钟。余下的时间解答学生的提问。美国人认为作学问包括“学”和“问”。只学不问或问不到点子上，说明学的还不够扎实（参见《给年轻家长的一点儿建议（三）》）。
美国的专家和学者们普遍认为：大学教育主要不是传授知识，因为知识是无穷无尽的，不能靠学校老师来教。老师和学校只是教学生一些学习方法，以便学生用那些方法去举一反三解决今后面临的课题，融会贯通地获得更多的知识。
3，多样性
在美国大学实行的是学分制，不管学生读几年，只要修满了学院规定的学分就毕业。为了给那些成绩好、智商高、学习自觉的学生以更多的机会，美国学生可在大学录取之前就开始读大学的课程，积累大学学分。一般来讲，具体方法至少有三种机会。
A，直接去社区大学上课。美国每个县几乎都有一所或几所社区学院。由于社区学院与中小学校同属县政府管辖，所以很多县提供服务---用校车接送中学生去社区学院上课。这类学院只颁发大专文凭。但从社区学院获得的不少学分可带入其他大学。
B，修AP（Advanced Placement）课程。这些课程与大学课程水平相当，如果高中学生选修AP课并获得B以上的成绩，进入大学以后也可以不必再修同样程度的大学课程。
C，参加SAT II的考试（http://en.wikipedia.org/wiki/SAT_II）。这类考试目前涵盖二十门专业。包括历史、中文、生物、化学等等。通过这类考试的学生可以免修大学里的相关科目。
一些美国学生只花三年时间就完成大学学业，取得大学文凭，原因就是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些灵活多样的选择，在读大学之前就获得很多大学学分，节省的不仅是时间，也节省了金钱。
美国大学的修课时间也很灵活多样。学生们可以白天打工，晚上修课；也可以白天上课，晚上打工。在我上研究生的班级里，几乎所有学生都是在职教师—-她们白天是老师，晚上是学生。所以美国似乎没有“夜大学”之称，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晚上或周末开设课程。
美国学校教育的多样性也体现在求学途径之中。美国的高等教育大约分这样几个种类。第一类是社区和初级技术学院，多半由地方(县政府)举办，称为社区学院。社区学院只颁授“准学士”学位（大专文凭）。这类学校占美国高等学校总数的60％，它担负着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重要任务；第二类是普通的四年制文理学院，课程以文理科为主，也有少量工科，学生毕业后颁发文学学士和理学学士的学位；第三类是四年制的综合性大学，这类学校学科较齐全并设有研究生部，能授予的最高学位是硕士；第四类是能授予博士学位的综合性大学。这类学校规模大、学科全。美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是研究型大学，那里荟萃了全美乃至全世界最优秀的教师和学生，拥有最先进、最完善的教学科研条件。培养出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界或政界要员以及其他社会精英。
一个和谐与完善的现代化社会不可能人人成为精英，也不需要人人成为精英。美国这种宝塔型的高等教育模式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与实用性。而这种多层次的学校模式也正好满足不同人的不同需要。
我朋友的儿子很聪明，他对NBA里每位球星的来历如数家珍，包括每位明星的身高体重与鞋子尺码等等也记得清清楚楚。就是不喜欢读书。高中毕业之后去当兵两年，退伍之后享受退伍军人的优惠去护士学校读书，现在从事救死扶伤；女儿一位高中同学来自巴西，非常聪明，但由于家里特殊情况，先去社区学院读书两年，再将学分带入本科，现已从医学院毕业当上了医生。社区学院离家近，学费便宜，学分又可带入其他学院。所以不要小看社区学院的作用与功能。
美国大学在录取学生时通常都会考虑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如果学生家里收入比较低，校方通常会提供贷款或奖学金。我有一位朋友夫妻俩收入很低，女儿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依靠奖学金读完本科，后又被加州一所大学录取免费攻读硕士。还有两位好友的女儿也都顺利完成了康内尔、宾大等美国名校的学业，前往华尔街就职。其中一位用自己在华尔街赚来的钱支付学费去MIT考研读博，因为她的理想是当教授。
我觉得，家长不宜过份崇拜常青藤或私立名校。更不必给孩子增加这方面的压力。假如孩子最终想读研考博，不妨先进较好的州立大学。纳税州民去州立大学读书可享受学费的优惠。从州立大学毕业照样可去常青藤或其他名校读研考博。我朋友的女儿打算将来读医，最近拿到几份大学录取通知，其中有私立名校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但每年的学费高达五万多。他女儿主动提出先去UVA（University of Virginia）。这是一所非常出色的州立大学，州民的学费是每年两万多。孩子觉得没有必要在四年本科期间多花费二十万。孩子的选择与决定认父母很欣慰。
我侄女在高中期间表现出色，SAT的英文考满分。尽管她家收入不菲，为了吸引人才，州立大学开出四年学费全免的优惠条件。读完本科之后侄女又获得MIT（麻省理工学院）授予的全额奖学金，于是又免费读完了硕士与博士，现在耶鲁当教授。
总之，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途径很多，在看到美国教育存在的众多问题与弊端的同时，更应该充分利用美国教学提供的众多机会，来完善并完成自己及子女的高等教育。
(From 多思的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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