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昶·
近日，在西方媒体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件事是：加拿大总理哈珀日前访问中国，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致欢迎词时说到加拿大总理５年没有访问中国了。原文为“这是你首次中国之行，也是近五年来中加两国总理的第一次会晤。五年的时间，对于中加关系来讲，确实太长了。因此有的媒体讲，这是一次来迟的访问。”但在西方媒体中，此事被炒作成为了中国总理对加拿大总理的指责。而温总理还提到他２００３年访问加拿大时，引用过“行合趋同，千里相从”来形容中加关系。
这里问题的核心出在哪里了呢？是出在交流的方面。是不同文化对语汇用法和理解上的不同。
在华人看来，温总理表达的是一种温和的谦逊，是对这种迟来的友谊表示有点惋惜，是指加中两国没有根本利益上的冲突，所以我们的友谊早就应该更好。这本是一种善意的表达。
然而，由于文化上理解的不同，温总理的和颜善意，被西方媒体曲解成为了对加国总理的公开批评指责，并暗示中国有失大国风范和礼仪。真正的问题是：温总理恰恰想表达的是大国的风范和礼仪，想表达的是谦逊和友好。
这就是交流方面出了问题，根源是在文化基础不一样。笔者来西方多年，慢慢无论是在学习、研究、工作、观察中，体会到了东西方在交流上面的不同之点，特撰文谈谈。
先举点例子：
我在英、美、加等国，读了多年研究生。在课堂上，洋人黑人学生发言踊跃。而亚裔学生，一般比较沉默。这里抛开语言能力不谈。亚裔（华人）学生，明明知道答案，研讨时也不一定马上说出来，总觉得要谦虚一点，这是美德。洋人黑人其他族裔的学生，争着发言。有些人我们认为是半罐子水，也响叮当。有些华人学生，如一罐子的水，也不一定会发言倒出来。
问题在于，西方教授们是怎么看的。他们认为积极发言、积极参与的，才是有创意的学生。不是在于你能说多少精辟之言，而是在于你发言，你讨论，你不同意，你争辩。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才能活跃你的思想，才能激发你的创造性，你才真正学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样的学生，才有创意和创新能力。西方的教授，不是看学生能背多少东西，而是看一个学生是否有独到的见解。
那么说到职场上，面试就是交流。许多华人去求职，去在什么华人培训学校搞什么面试技巧，但不一定得要领。我从自己多年走过来的经验，从自己找工作、去面谈，到这些年作为专业主管，面试应试的人。我自己的感受有两点最关键，其一、西方人看重工作经验，那么你去谈时，不一定要谈很多，但一定要从工作经验上的体会谈起；其二、要谈到关键的点子上，表明你是真正理解了此问题的核心层面，如果在这个层面上你答对了，其他地方没答全面，不是很理想，也没多大关系，这也是东西方交流文化上的不同。
我面试应试人员时，如果一开口，他／她说出来的答案，一听就知道他／她是理解问题的核心部分，我们管理人员一般会印象很好，也就不再多问了。而不少华人去面试，总是以为是要把问题回答得越全面越好。
先给两个我专业方面的例子。如果问到吃东西或食物功能紊乱（ｅａｔｉｎｇ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对方答说这不是吃东西或食物方面的问题，这是精神方面的问题。我会马上接上请他／她解释。他／她说这是这位患者对生活对自身的期待值出了问题，导致的精神障碍，我一听知道对方是懂的，也就不再多问了。
又如家庭暴力。如果对方去谈发火、谈脾气不好、谈怎样制怒方面的问题，他／她可能会失去这次面谈机会。家庭暴力的心理核心机制是控制欲和操纵对方。如果面试人答的是后者，我知道此人真正是懂的。
举一反三。任何专业，都有一些核心基本的概念和理解。在西方，进行任何专业的交流，都需在一种核心的层面上，只要在在这个层面上答对了，谈得出自己的见解，别的专业人士就会觉得你有水平。
又如，在西方与人交流时，一般需要双目对视（ｋｅｅｐ ｅｙ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不能保持目光接触的人，一般会被理解为此人不诚实或不真诚。而在华人文化中，过度的目光接触，会让人不舒服。如果是这样去对待女士，还可能会被认为有性方面的不怀好意。你看，这东西文化在这点上，对交流的习惯和理解有多大的区别。
又如，目前在多伦多上演的电视连续剧《蝴蝶》，主要是由大陆编演人员编导演出并在多伦多拍摄的，就是典型的对西方文化和生活不太了解的例子。比如出了车祸，私下想复仇（这是全剧发展主线），而西方实际上是应该由保险公司或法律程序来解决的。在手术急诊室里大哭大闹，而在西方医院，手术抢救室是除医护人员以外他人是不可进入的。又如警车去送不用于调查的私人物品却闪着警车灯，而在西方警车只有在执行紧急公务时才会闪警灯。这里不允许在室内吸烟，而剧中人物在旅馆工作人员休息室内吸烟。此类的由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剧本内容上的误差，让人看了觉得不伦不类。
华人的谦虚文化，本来是美德。但是谦虚也要看地方、看形势。华人做出了成绩，有了进步，上司表扬，还自己说：“我不行。”在西方，如果你说自己不行，洋人可能会当真，以为你真不行。在西方，你就应表示你行。
洋人想要什么，被问到时，会说Ｙｅｓ。而华人，心中想要，也可能说Ｎｏ。而华人，在不同意时，也可能说Ｙｅｓ。这是洋人最搞不清楚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在这方面的态度。
又如著名的贺梅案。前期败诉，并不是亲生父母不占理，而是有理不让人，去法庭上又哭又闹，以为像在中国一样。美国法官还认为这是不是精神方面有问题，他们才败诉。有理也要讲理，这才是西方的文化核心。
还有，就是处理工作场合的人际关系。在西方，出了矛盾，切忌不要像在中国那样，私下去告诉其他同事，传小道消息。我就知道有人因此丢了工作，而她恰恰是专业上很优秀的员工。西方的管理层，一般来讲，非常看重团队精神和人际交流能力。我个人的观察，这点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超越对专业能力的重视。
另外还有，出了与直接上司的矛盾，可以要求约个时间面谈，把心中的想法，比较正面地、积极地谈出来。也可以越级汇报，但不要去指责、批评对方，而要多谈不同和误会之处，表明想把问题解决的善意。这种态度，往往会得到上级管理层的理解和支持。反之，可能招致上司的不满。
另外比如文化理解方面的问题。在西方生存、在西方的单位上，一定要按条例办事。有的华人认为西人死板，循规蹈矩，不善变通。有些华人，喜欢耍点小聪明，到头来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循规习惯，在西方，实际上是很重要的。恰恰在于这种按条例和循规蹈矩，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才能避免人为主观因素可能导致的错误，还有保险等问题。
打个比方，去年冬天大雪多，一日下午放学，我去接孩子，校车误点老不来。我给学校打电话，学校说校车按时出来了，但中途给挡住了，警察已到现场指挥帮忙。我和其他一两位家长等了约一个小时，校车才到。问及孩子，才知就在我们附近，因路两旁堆积的冰雪，恰好两边各停一辆车，校车给堵住过不来，叫来警察，警察又叫来拖车，问题才解决。可是，家附近小路很多，如绕一绕，我估计也就是两三分钟的路，要不让孩子下车，转过弯就是家长们等的地方。但西方人不是这样理解的。校车只能在规定路线上走，孩子们只能在规定停站的地方上下，否则如果出了问题，保险公司不予赔偿。我多年在西人公司干，深知过中缘由。
总之，交流能力和技巧，是在西方生存的核心之一。可惜的是，中国的教育制度，不教学生交流技巧和能力。我们要在西方生存，要学会西方的游戏规则，其中之一就是要学会交流技巧。另外，也要学习理解不同的文化习惯。要学会正面、善意地理解他人并进行谈话。我处理过一些很艰难的人际关系。凭着善意、公正和按常识出牌，最后事情都得到比较完满地解决。比如，很多时候，先发个电子邮件，先要求约对方、大家谈一谈，并简要善意地说明你想要谈什么。真正见了面，再直接地、不回避地、比较公正地谈出自己的想法看法。切不要去指责。这种做法，往往可能会导致比较满意的结果，至少我处理过、或帮助处理过的人际关系，结局都还比较理想。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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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17日星期四
2009年12月16日星期三
博士今古论
·曾国平·
“博士”在中国有两种涵义：其一为官职，其二为学位。
博士作为官职最早出现在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徐慎在《五经异义》中说道：“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当时，诸子、诗赋、术数、方技都设有博士。
秦朝有七十位博士，他们掌管全国古今史事以及书籍典章。汉朝沿袭秦朝的“博士”官职，并为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各设一博士，史称五经博士。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谈到“公仪休者，鲁国博士也，以高等为鲁相。”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博士学问高深，年逾九十，尚能口授《尚书》二十八篇。汉朝大儒董仲舒，从小勤奋好学，有“三年不窥（花）园”的美誉，后来由于学识渊博被景帝举为博士。
唐代有太学国子诸博士，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就是国子博士。明、清两代有国子博士，太常博士，还有以五经博士为孔孟及儒家诸族的世袭官。
秦代至汉代，博士都博学多才，通晓古今。那时候的博士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图书馆馆长，其主要职责是掌管图书、整理和编撰文献档案。另外，博士还传授学问、培养人才。
唐代以后，“博士”渐渐从官方下放至民间，这或多或少和科举考试有关吧。博士不再代表博学之士，博士也不全是官职。人们对精通某一职业的杰出人士统称为“博士”，如律学博士、书写博士、算学博士等。从宋朝开始，人们甚至将从事服务性行业的人士也称为“博士”。据《封氏闻见记》“饮茶”条记载：“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煎茶博士。”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饮食果子》：“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明朝的宋濂《送东阳马生序》中说：“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明朝黄省曾《吴风录》：“至今称呼椎油作面佣夫皆为博士。”
博士作为学位在中国则是近代的事。晚清的中国生产力低下、经济停滞不前，国力每况愈下以致沦为西方许多列强的半殖民地。相反，西方列强刚经历过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生产力蒸蒸日上。中国打开国门让西方列强进来后才猛然发现和西方列强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西方文明给中国带来了现代科学和技术，一下子将中国这个沉睡多年的巨人惊醒。科举制度成了中国落后的替罪羊。的确，科举考试覆盖面太窄，长期以来只考文科，从来不考数学等理科，所以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１９０７年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取消了延续了１３００年的科举考试。从此，中国学子纷纷到西方留学攻读西洋学位。
西洋学位包括学士、硕士和博士。其中，博士是最高学位。至于博士后，那只是一种职位，并非学位。西洋学位取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公元１３世纪当时欧洲仅有的三所大学开始试用三种学位：学者、学士和硕士。刚开始的时候，这三种学位并没有多少本质的区别，它们都代表大学老师任教的资格。公元１４世纪这三种学位去头补尾，变成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从此，学士、硕士和博士这三种学位被欧洲其它所有大学所采纳，随后又被其它国家的大学所采纳，并一直延续至今。
博士学位英文全称为“Ｄｏｃｔｏｒ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简称为Ｐｈ．Ｄ，它是从拉丁文演变而来的，其拉丁原文意为“哲学老师”。当年，先贤们在将“Ｄｏｃｔｏｒ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想必费了不少周折。它和举人或进士有点相像，其难度介于举人和进士之间。先贤们最终将“Ｄｏｃｔｏｒ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翻译成了“博士”也许是因为深恶痛绝科举考试的弊端吧，也许是因为“博士”听起来更文雅吧。总而言之，此“博士”非彼“博士”也。此“博士”完全是洋玩意儿，乃博士学位也。
中国自取消科举考试后７０多年从未培养过一名博士，直到１９７８年，中国才有第一批１８名博士生入学。１９８３年，这１８名博士生全部毕业，变成了中国自己培养的首批博士，被冠为“十八勇士”。从此，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以几何级数增长。２００６年，美国培养的博士有５.１万人，中国培养的博士已达４.９万人。２００７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５万人。２００８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再说，美国每年培养的博士少说也有１０％至２０％来自中国。由此看来，中国博士总数在全世界稳居第一。
在中国读博士和在美国读博士不尽相同。总的来说，在中国读博士是难进易出。首先，中国对博士点要求过严。想当年，堂堂西安交通大学数学系居然只有一个博士点：计算数学。其次，中国对博士生导师的资格要求较严，如要求博士生导师是本学科学术造诣较深的教授或其学术水平在国内本学科领域内处于前列，至少培养过两届硕士研究生等等。当然啦，博士生导师本人并不要求拥有博士学位。再以西安交通大学数学系为例，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有游兆永教授一个博士生导师。游兆永教授何许人也？他是中国计算数学届元老，又是中国数学协会西北分会会长，还是中国许多一级数学杂志的常务编委或主编。另外，中国对博士生的资格要求过高。既有政治上的要求、又有年龄和身体方面的限制。最后，博士生入学考试过杂过难，不但要考枯燥的政治，还要考难涩的英语。记得当年笔者考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的时候，英语才得了８０几分，竟然比其他一般考生高出３０几分呢。一旦考上了博士，要拿到博士学位还是比较容易的，只需在博士论文答辩之前发表一、两篇会议论文即可。
在美国上博士则是先易后难。美国没有对博士点或对博士生导师的要求，正规大学任何专业都是博士点，任何教授包括助理教授都是博士生导师。当然啦，美国大学教授都拥有博士学位。美国对博士生也没有政见或年龄的要求。任何学生可以选任何对口专业的教授做其博士生导师。几乎所有教授都会满口答应，毕竟多一个博士生多一个科研助手、多一次发表论文的机会。不过，如果博士生还想要资助，教授就会三思而后行。美国也没有博士生入学考试。博士生入学资格凭其本科和研究生的平均分数（ＧＰＡ）以及教授的推荐信而定。博士生被录取后一边修学分、一边在导师的指导下作研究。然而，其后的博士资格考试却比较难。博士资格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其中，笔试部分只考专业课，题目一般都偏难，有些题目甚至连出题教授都作不来呢。只有笔试通过以后才能参加口试。口试的时候下面坐满了教授，他们随心所欲地提问，让考生防不胜防。口试对外国学生来生更难，一方面要能听懂带有各种口音的英语，另一方面讲的时候又要能让所有教授听懂自己的口音。记得笔者当年在美国参加博士资格考试的时候险些因为隆重的江西口音而阴沟翻船呢。所幸我笔试成绩很好，更何况很多教授都了解我的真实水平，我才顺利过关。那次博士资格考试我有几位外国同学都未通过而惨遭淘汰了。一旦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博士生就要忙着写博士论文。导师一般都会要求其博士生发表一至两篇会议或期刊论文。博士论文答辩多象走排场，绝大多数都会通过。
适逢笔者好友赵豫彪博士之妻李燕（河北籍）刚拿到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博士学位，特献上一首题为“燕赵行”的藏名诗同贺：
李杜文章天下闻，
燕赵侠风世上分。
博揽信息豫告准，
士女连理共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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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在中国有两种涵义：其一为官职，其二为学位。
博士作为官职最早出现在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徐慎在《五经异义》中说道：“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当时，诸子、诗赋、术数、方技都设有博士。
秦朝有七十位博士，他们掌管全国古今史事以及书籍典章。汉朝沿袭秦朝的“博士”官职，并为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各设一博士，史称五经博士。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谈到“公仪休者，鲁国博士也，以高等为鲁相。”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博士学问高深，年逾九十，尚能口授《尚书》二十八篇。汉朝大儒董仲舒，从小勤奋好学，有“三年不窥（花）园”的美誉，后来由于学识渊博被景帝举为博士。
唐代有太学国子诸博士，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就是国子博士。明、清两代有国子博士，太常博士，还有以五经博士为孔孟及儒家诸族的世袭官。
秦代至汉代，博士都博学多才，通晓古今。那时候的博士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图书馆馆长，其主要职责是掌管图书、整理和编撰文献档案。另外，博士还传授学问、培养人才。
唐代以后，“博士”渐渐从官方下放至民间，这或多或少和科举考试有关吧。博士不再代表博学之士，博士也不全是官职。人们对精通某一职业的杰出人士统称为“博士”，如律学博士、书写博士、算学博士等。从宋朝开始，人们甚至将从事服务性行业的人士也称为“博士”。据《封氏闻见记》“饮茶”条记载：“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煎茶博士。”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饮食果子》：“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明朝的宋濂《送东阳马生序》中说：“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明朝黄省曾《吴风录》：“至今称呼椎油作面佣夫皆为博士。”
博士作为学位在中国则是近代的事。晚清的中国生产力低下、经济停滞不前，国力每况愈下以致沦为西方许多列强的半殖民地。相反，西方列强刚经历过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生产力蒸蒸日上。中国打开国门让西方列强进来后才猛然发现和西方列强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西方文明给中国带来了现代科学和技术，一下子将中国这个沉睡多年的巨人惊醒。科举制度成了中国落后的替罪羊。的确，科举考试覆盖面太窄，长期以来只考文科，从来不考数学等理科，所以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１９０７年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取消了延续了１３００年的科举考试。从此，中国学子纷纷到西方留学攻读西洋学位。
西洋学位包括学士、硕士和博士。其中，博士是最高学位。至于博士后，那只是一种职位，并非学位。西洋学位取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公元１３世纪当时欧洲仅有的三所大学开始试用三种学位：学者、学士和硕士。刚开始的时候，这三种学位并没有多少本质的区别，它们都代表大学老师任教的资格。公元１４世纪这三种学位去头补尾，变成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从此，学士、硕士和博士这三种学位被欧洲其它所有大学所采纳，随后又被其它国家的大学所采纳，并一直延续至今。
博士学位英文全称为“Ｄｏｃｔｏｒ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简称为Ｐｈ．Ｄ，它是从拉丁文演变而来的，其拉丁原文意为“哲学老师”。当年，先贤们在将“Ｄｏｃｔｏｒ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想必费了不少周折。它和举人或进士有点相像，其难度介于举人和进士之间。先贤们最终将“Ｄｏｃｔｏｒ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翻译成了“博士”也许是因为深恶痛绝科举考试的弊端吧，也许是因为“博士”听起来更文雅吧。总而言之，此“博士”非彼“博士”也。此“博士”完全是洋玩意儿，乃博士学位也。
中国自取消科举考试后７０多年从未培养过一名博士，直到１９７８年，中国才有第一批１８名博士生入学。１９８３年，这１８名博士生全部毕业，变成了中国自己培养的首批博士，被冠为“十八勇士”。从此，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以几何级数增长。２００６年，美国培养的博士有５.１万人，中国培养的博士已达４.９万人。２００７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５万人。２００８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再说，美国每年培养的博士少说也有１０％至２０％来自中国。由此看来，中国博士总数在全世界稳居第一。
在中国读博士和在美国读博士不尽相同。总的来说，在中国读博士是难进易出。首先，中国对博士点要求过严。想当年，堂堂西安交通大学数学系居然只有一个博士点：计算数学。其次，中国对博士生导师的资格要求较严，如要求博士生导师是本学科学术造诣较深的教授或其学术水平在国内本学科领域内处于前列，至少培养过两届硕士研究生等等。当然啦，博士生导师本人并不要求拥有博士学位。再以西安交通大学数学系为例，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有游兆永教授一个博士生导师。游兆永教授何许人也？他是中国计算数学届元老，又是中国数学协会西北分会会长，还是中国许多一级数学杂志的常务编委或主编。另外，中国对博士生的资格要求过高。既有政治上的要求、又有年龄和身体方面的限制。最后，博士生入学考试过杂过难，不但要考枯燥的政治，还要考难涩的英语。记得当年笔者考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的时候，英语才得了８０几分，竟然比其他一般考生高出３０几分呢。一旦考上了博士，要拿到博士学位还是比较容易的，只需在博士论文答辩之前发表一、两篇会议论文即可。
在美国上博士则是先易后难。美国没有对博士点或对博士生导师的要求，正规大学任何专业都是博士点，任何教授包括助理教授都是博士生导师。当然啦，美国大学教授都拥有博士学位。美国对博士生也没有政见或年龄的要求。任何学生可以选任何对口专业的教授做其博士生导师。几乎所有教授都会满口答应，毕竟多一个博士生多一个科研助手、多一次发表论文的机会。不过，如果博士生还想要资助，教授就会三思而后行。美国也没有博士生入学考试。博士生入学资格凭其本科和研究生的平均分数（ＧＰＡ）以及教授的推荐信而定。博士生被录取后一边修学分、一边在导师的指导下作研究。然而，其后的博士资格考试却比较难。博士资格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其中，笔试部分只考专业课，题目一般都偏难，有些题目甚至连出题教授都作不来呢。只有笔试通过以后才能参加口试。口试的时候下面坐满了教授，他们随心所欲地提问，让考生防不胜防。口试对外国学生来生更难，一方面要能听懂带有各种口音的英语，另一方面讲的时候又要能让所有教授听懂自己的口音。记得笔者当年在美国参加博士资格考试的时候险些因为隆重的江西口音而阴沟翻船呢。所幸我笔试成绩很好，更何况很多教授都了解我的真实水平，我才顺利过关。那次博士资格考试我有几位外国同学都未通过而惨遭淘汰了。一旦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博士生就要忙着写博士论文。导师一般都会要求其博士生发表一至两篇会议或期刊论文。博士论文答辩多象走排场，绝大多数都会通过。
适逢笔者好友赵豫彪博士之妻李燕（河北籍）刚拿到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博士学位，特献上一首题为“燕赵行”的藏名诗同贺：
李杜文章天下闻，
燕赵侠风世上分。
博揽信息豫告准，
士女连理共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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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美国“排华法案” 尘封的历史
四百万人的故事始于1849──打开美国“排华法案” 尘封的历史
·董洁林·
1849年开始了一个的故事，可以说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诗。没写错，是1849，不是1949，显然当代人对1949的故事更为熟悉。相比之下，1849年是不起眼的一年，查看史书虽然也发生了许多事儿，如美国加州开始了淘金热，全世界的淘金者蜂拥而至（这也是“49ers”的由来）。在中国，那一年是道光29年，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几起农民起义，还有后来的成为清朝水师名将的邓世昌出生。
然而，就在这个不起眼的一年，有两个名字没有被历史记下的中国男人在海上飘了几个月后来到了那个传说中遍地黄金的美国港口-San Francisco。他们应该是从广东某地上船的，很可能是澳门，当时有些移民到美洲的白人在亚洲招募劳工，半蒙半诱地将许多中国人弄上了驶向美州的船，他们被称之为“苦力”（Coolie）。按历史记载，这两个人是最早登上美国土地的华人。
19世纪中期作为淘金者来到美国的华人，也许有人找到了黄金，而更多的人一无所获。然后更多的人来到美国修铁路，第一条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这些人也许是自愿前来，也有人是被迫离开家园。他们工作努力，成果卓著，但被蔑称为“苦力”，而且被当时的社会无情蹂躏。更后来，虽然知道当时的美国社会充满难以忍受的种族歧视，但是他们还是前赴后继地赶来，因为那时他们的祖国战乱不断，难以生存。
1882年，旅美华人的噩梦正式开始了，那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然后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之中多次被修正加强，以达到排斥中国新移民，限制已经居住在美国的华裔移民的权利和行为的目的。当时的排华浪潮是从华人聚集的加州开始的，很快蔓延到全国。除了种族之间文化隔膜的原因，当时排华的主要理由是因为勤劳节俭的华人争取了其他人的工作，这个理由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变得格外得人心。显然，这些法案违反了美国宪法的精神，违反了美国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由于排华法案，不仅新移民不能再来美国，美国的华裔妻儿也不能来此团聚，更不能在这里形成新的家庭。还有，当时任何离开美国的华裔不能再自由回到美国，华裔的永久居民也被剥夺了成为美国公民的权利，甚至作为法庭证人的权利。在1924年，国会扩展了“排华法案”，将这些限制强加给所有亚裔种族。直到20世纪中期这些不合情理的限制条款被逐渐取消之前，华裔一直被隔离居住在所谓的“中国城”自生自灭。无疑，华裔美国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然而中国早期移民的遭遇是悲惨的历史一页。
那些旅美的华人前辈，包括那两个最早登陆美国的华人，他们知道前往美国的路很远，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旅程竟然是一辈子，甚至他们的儿孙仍然继续在他们的旅程……他们明白通往美国的路艰难坎坷，但他们没有想到竟然需要用自己的尊严、鲜血、甚至生命去开拓向前的每一步。他们以为自己永远是中国人，会将尸骨和祖先一起埋在那个叫“中国”的地方，然而最终美国却变成了他们永久的家园。他们更没有想到数百万新一代的中国人会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相继来到美国，成为华裔美国人。
那批最早从中国来到美国的移民，大约10万名卑微、诚实、勤奋的中国人，他们获取的很少，却留下了那条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也为加州建造了一套造福世代的农业系统。他们携带的是和其他移民类似的一个典型的“美国梦”，然而这个梦对他们来说格外沉重，寻梦的航程也格外坎坷。
今天，当我们打开尘封的历史，回望那条他们历经艰辛的道路，我们看见了不公正和歧视。我们还看见了那部可耻“排华法案”高悬在美国法典之中。当我们现在享受着美国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知道，早期中国移民是如何被不公平地对待，他们遭受的痛苦是如何的不该，他们的灵魂不会安宁的。
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简单道理，就是如果有人做了如此错误的事，那么至少应该“道歉”。是的，这些早期中国移民应该得到一个道歉，一个来自美国国会的正式道歉，因为那份可耻的“排华法案”以及早期中国移民因此所遭受的痛苦。
也许有人会说，“一个道歉太少了、太迟了”。对于死去的亡灵，这也许有几分道理，然而国会的道歉将为这段让华裔社区蒙羞数代的历史画上一个正式的句号。
也许有人会说，“对一件那么久远的事道歉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道歉有着急迫的现实意义，因为该法案的立案缘由在现实中仍然不绝于耳，用不同的方式时常骚扰我们。而且，不公正的种子永远都会存在于人类的某个角落，随时在寻求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再次发芽。
这个过程一方面可以让公众更好地了解华裔的历史、认可华裔祖祖辈辈对美国方方面面的巨大贡献、促进华裔社区更好地融入主流，同时从另一个侧面提醒整个社会不要重复历史的不公正。这个过程也会让华裔能够有机会治疗历史的伤痛，还原作为华裔美国人的尊严。
当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的时候，甚至在排华最为狂热的时期—19世纪的下半段，我们也可以看见良知仍然存在于社会。在1882年，共和党籍麻州参议员Senator George Frisbie Hoar认为“排华法案”“将种族歧视赤裸裸地合法化”。在1893年，麻州众议员Morse说，“于第52届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Geary Bill），我认为是不人道和不公正的”。从1870到1890年间，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也是这段历史的目击证人，他用善良和公正的笔不断为华裔的不公平遭遇呼吁。这些故事说明良知可以跨越种族的隔阂、穿透国家的界限，反映出良知在历史长河中折射出来的温暖光芒。
为了争取今天这个平等和公正的社会，许多民权领袖和团体都付出了许多努力。最近年来，各国政府纷纷就其历史上所从事的种族歧视的行为向受害人和公众道歉。2006年，加拿大总理Stephen Harper就历史强加在中国移民身上的特别税收向华裔加拿大人道歉；2008年，澳大利亚总理Kevin Rudd就历史上的种族歧视法案向澳洲土著道歉。在美国，1988年美国政府决定向二战中被关押的日裔人士道歉并附带赔偿；2008年，就黑奴历史以及”Jim Crow”法案，美国国会正式向非裔美国人道歉。还有，2008年，就过去美国政府对土著美国人的不公正行为，美国国会向土著美国人做出道歉。这个过程是正面的，将国家的各个群体更进一步地融合在一起，而不是撕裂开来。
最后，让我们来听一听麻州众议员William Everett在1893年国会有关“排华法案”的听证会上的历史性发言：
“让我告诉你们，那一天总会到来的，也许是两百五十年之后，那时，太平洋海岸边（加州）的先生们的子孙将悔恨今天你们对中国人做法，他们将更愿意和我们麻州人一起，而不是像加州人一样，公平地对待中国人。”
众议员William Everett是对的。2009年7月，加州政府终于为那段发生在130年前对中国人歧视的历史正式向华裔美国人社区正式道歉。感谢神灵，这声道歉来的比众议员William Everett预期的要早了许多。
从1849年起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华裔美国人已经达到了四百万。为了慰籍那已经作古的10万个亡魂，也为了让我们的孩子有一个永久平安的家园，我们四百万华裔美国人社区应该团结在一起来寻求一份国会的正式的、迟来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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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洁林·
1849年开始了一个的故事，可以说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诗。没写错，是1849，不是1949，显然当代人对1949的故事更为熟悉。相比之下，1849年是不起眼的一年，查看史书虽然也发生了许多事儿，如美国加州开始了淘金热，全世界的淘金者蜂拥而至（这也是“49ers”的由来）。在中国，那一年是道光29年，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几起农民起义，还有后来的成为清朝水师名将的邓世昌出生。
然而，就在这个不起眼的一年，有两个名字没有被历史记下的中国男人在海上飘了几个月后来到了那个传说中遍地黄金的美国港口-San Francisco。他们应该是从广东某地上船的，很可能是澳门，当时有些移民到美洲的白人在亚洲招募劳工，半蒙半诱地将许多中国人弄上了驶向美州的船，他们被称之为“苦力”（Coolie）。按历史记载，这两个人是最早登上美国土地的华人。
19世纪中期作为淘金者来到美国的华人，也许有人找到了黄金，而更多的人一无所获。然后更多的人来到美国修铁路，第一条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这些人也许是自愿前来，也有人是被迫离开家园。他们工作努力，成果卓著，但被蔑称为“苦力”，而且被当时的社会无情蹂躏。更后来，虽然知道当时的美国社会充满难以忍受的种族歧视，但是他们还是前赴后继地赶来，因为那时他们的祖国战乱不断，难以生存。
1882年，旅美华人的噩梦正式开始了，那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然后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之中多次被修正加强，以达到排斥中国新移民，限制已经居住在美国的华裔移民的权利和行为的目的。当时的排华浪潮是从华人聚集的加州开始的，很快蔓延到全国。除了种族之间文化隔膜的原因，当时排华的主要理由是因为勤劳节俭的华人争取了其他人的工作，这个理由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变得格外得人心。显然，这些法案违反了美国宪法的精神，违反了美国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由于排华法案，不仅新移民不能再来美国，美国的华裔妻儿也不能来此团聚，更不能在这里形成新的家庭。还有，当时任何离开美国的华裔不能再自由回到美国，华裔的永久居民也被剥夺了成为美国公民的权利，甚至作为法庭证人的权利。在1924年，国会扩展了“排华法案”，将这些限制强加给所有亚裔种族。直到20世纪中期这些不合情理的限制条款被逐渐取消之前，华裔一直被隔离居住在所谓的“中国城”自生自灭。无疑，华裔美国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然而中国早期移民的遭遇是悲惨的历史一页。
那些旅美的华人前辈，包括那两个最早登陆美国的华人，他们知道前往美国的路很远，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旅程竟然是一辈子，甚至他们的儿孙仍然继续在他们的旅程……他们明白通往美国的路艰难坎坷，但他们没有想到竟然需要用自己的尊严、鲜血、甚至生命去开拓向前的每一步。他们以为自己永远是中国人，会将尸骨和祖先一起埋在那个叫“中国”的地方，然而最终美国却变成了他们永久的家园。他们更没有想到数百万新一代的中国人会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相继来到美国，成为华裔美国人。
那批最早从中国来到美国的移民，大约10万名卑微、诚实、勤奋的中国人，他们获取的很少，却留下了那条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也为加州建造了一套造福世代的农业系统。他们携带的是和其他移民类似的一个典型的“美国梦”，然而这个梦对他们来说格外沉重，寻梦的航程也格外坎坷。
今天，当我们打开尘封的历史，回望那条他们历经艰辛的道路，我们看见了不公正和歧视。我们还看见了那部可耻“排华法案”高悬在美国法典之中。当我们现在享受着美国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知道，早期中国移民是如何被不公平地对待，他们遭受的痛苦是如何的不该，他们的灵魂不会安宁的。
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简单道理，就是如果有人做了如此错误的事，那么至少应该“道歉”。是的，这些早期中国移民应该得到一个道歉，一个来自美国国会的正式道歉，因为那份可耻的“排华法案”以及早期中国移民因此所遭受的痛苦。
也许有人会说，“一个道歉太少了、太迟了”。对于死去的亡灵，这也许有几分道理，然而国会的道歉将为这段让华裔社区蒙羞数代的历史画上一个正式的句号。
也许有人会说，“对一件那么久远的事道歉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道歉有着急迫的现实意义，因为该法案的立案缘由在现实中仍然不绝于耳，用不同的方式时常骚扰我们。而且，不公正的种子永远都会存在于人类的某个角落，随时在寻求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再次发芽。
这个过程一方面可以让公众更好地了解华裔的历史、认可华裔祖祖辈辈对美国方方面面的巨大贡献、促进华裔社区更好地融入主流，同时从另一个侧面提醒整个社会不要重复历史的不公正。这个过程也会让华裔能够有机会治疗历史的伤痛，还原作为华裔美国人的尊严。
当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的时候，甚至在排华最为狂热的时期—19世纪的下半段，我们也可以看见良知仍然存在于社会。在1882年，共和党籍麻州参议员Senator George Frisbie Hoar认为“排华法案”“将种族歧视赤裸裸地合法化”。在1893年，麻州众议员Morse说，“于第52届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Geary Bill），我认为是不人道和不公正的”。从1870到1890年间，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也是这段历史的目击证人，他用善良和公正的笔不断为华裔的不公平遭遇呼吁。这些故事说明良知可以跨越种族的隔阂、穿透国家的界限，反映出良知在历史长河中折射出来的温暖光芒。
为了争取今天这个平等和公正的社会，许多民权领袖和团体都付出了许多努力。最近年来，各国政府纷纷就其历史上所从事的种族歧视的行为向受害人和公众道歉。2006年，加拿大总理Stephen Harper就历史强加在中国移民身上的特别税收向华裔加拿大人道歉；2008年，澳大利亚总理Kevin Rudd就历史上的种族歧视法案向澳洲土著道歉。在美国，1988年美国政府决定向二战中被关押的日裔人士道歉并附带赔偿；2008年，就黑奴历史以及”Jim Crow”法案，美国国会正式向非裔美国人道歉。还有，2008年，就过去美国政府对土著美国人的不公正行为，美国国会向土著美国人做出道歉。这个过程是正面的，将国家的各个群体更进一步地融合在一起，而不是撕裂开来。
最后，让我们来听一听麻州众议员William Everett在1893年国会有关“排华法案”的听证会上的历史性发言：
“让我告诉你们，那一天总会到来的，也许是两百五十年之后，那时，太平洋海岸边（加州）的先生们的子孙将悔恨今天你们对中国人做法，他们将更愿意和我们麻州人一起，而不是像加州人一样，公平地对待中国人。”
众议员William Everett是对的。2009年7月，加州政府终于为那段发生在130年前对中国人歧视的历史正式向华裔美国人社区正式道歉。感谢神灵，这声道歉来的比众议员William Everett预期的要早了许多。
从1849年起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华裔美国人已经达到了四百万。为了慰籍那已经作古的10万个亡魂，也为了让我们的孩子有一个永久平安的家园，我们四百万华裔美国人社区应该团结在一起来寻求一份国会的正式的、迟来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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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5日星期六
中国教育改革: 阴阳文化和 阴阳教育
·吴鑫岩·
随着“导弹之父”钱学森先生的仙逝，拥有“洲际导弹”（周济捣蛋）之称的教育部长也被免职。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部长职位的任免还不知是喜是忧。“捣蛋”的另一种说法叫“改革”，如果不让人家折腾，改革也就寿终正寝了。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折腾，这就要看其指导思想是否合乎客观规律。整个教育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只从一个侧面谈一下个人的粗浅认识。古人云：“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教育也要避免失去阴阳平衡。
一．阴阳文化
思想与行动是互为因果的，因此历史与思想史总是交织在一起。中国的文化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连年不断的内战中产生了很多杰出的思想；然而，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繁荣又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商鞅为了使秦国尽快富强起来，其变法的思路就是禁止各家的言论，只强调农耕和备战。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这一思路演变成了焚书坑儒的悲剧。秦国的文化实际上是“无文化”，对内靠严刑峻法，对外靠武力征服。所以，尽管中国实现了统一，秦朝却二世而亡。刘邦打下天下以后，经过文景之治的一段休养生息阶段，汉武帝又开始了强权政治，大力推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某种角度来看，汉武帝比秦始皇还是有进步的：从“零文化”进化到了“单一文化”。由于儒家学说有巩固皇权，约束官吏和使社会秩序化的稳定作用，所以汉武帝的政策被此后两千多年的统治者们奉为圭皋，同时儒家思想也被神圣化和教条化了。用道家的观点来看，那些有固定不变的有形东西具有“阴性”，相对来说，那些不断变化而无形的东西则具是“阳性”。所以，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两千年以来的文化具有“阴盛阳衰”的特征，由此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在近代的落后，结果惨遭世界列强的欺凌和蹂躏。
在洋务运动得到推行以后，西方的科学和文化开始逐渐传入中国，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些“阳性”的思想彻底摧垮了“阴性”的儒家教条，因此，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世袭专制社会体制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此后，尽管出现了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日本入侵和国共内战等一系列的社会动荡，然而，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却难得地呼吸到了一口新鲜空气，结果造就出了一大批出色的学者。新中国成立以后，“秦始皇”重新执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焚书坑儒”。钱学森先生在晚年提出了杰出人才断层的问题，其实答案很简单：教条主义的阴性文化只能培养精神奴隶。
二．阴阳知识
人们常常把教育过程简单化为知识的传输，特别是在古代，死记硬背成了主要的教学方式。然而，到了如今这个信息时代，那些僵死的“阴性”知识已经大为贬值了，人们只要上网搜索一下，几乎什么知识都能找到。就理工科领域而言，任何学科都存在着阳性的“道”与阴性的“术”。例如，连小学生都知道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式：能量等于质量乘上光速的平方；如果告之质量的亏值和光速，他（她）们拿起计算器就能算出核武器的当量。像这种类似的方程就属于阴性的“术”，代数方程可以用计算器来算，微分方程可以用计算机来数值求解，所以，“术”的东西都不难学。然而，在阴性的“术”背后都有阳性的“道”存在，而只有既理解了“道”又能够运用“术”，才算真正掌握了知识。例如，在看似简单的质能方程式背后隐藏着四位时空的概念，一个高中毕业生不花上几年的功夫根本理解不了这个“道”。如果进一步追究能量和质量到底是如何转化的，目前人类的知识水平还无法回答这一问题。
此外，阴性的知识也可以“还阳”。例如，很多医学和生物学教科书在讲述知识的同时，还花很大篇幅介绍当年的科学家是如果做出这些新发现的。与此类似，在视频制作上也有一个小技巧，它可以让一张静态的相片“活动”起来。一种方法是调整焦距来实现从局部到整体画面的过渡，另外一种方法是从一端向另一端扫描。通过对科学发现过程的描述，使学生们在学习“阴性”知识的同时，还可以学到如何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另外，通过对这些科学家的介绍，也可以给学生们起到榜样的作用。
我们这一代人上大学时文革刚刚结束，很多大学教师的学业也都荒废了。结果，很多老师上课时只能照本宣科，手里拿着备课本在黑板上抄板书，学生们则匆匆忙忙地在笔记本上抄笔记。稍微优秀一点的老师能够离开书本在黑板上推导一些公式，而能够画龙点睛般地点出其核心思想的老师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如果学一些简单的知识，靠学生们课下来理解还是可行的。可是，如果在一些深奥的课程中老师还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般地讲课，那就有点误人子弟了。古人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者，流散无穷”；“假传万卷书，真传一句话”。如果老师能够给学生们一个高屋建瓴的开示，那就会对学习过程起到事半功倍的促进作用。不过我们也不能抱怨太多，当年我们上学时不仅自己不用交学费，很多同学还有全额助学金。当时国家那么穷，拿出这点钱来的确很不容易。记得在开学典礼上一位副校长对我们训话：你们能够上大学并不是因为自己有才，而是靠七个农民所交的税来资助的。这话当时听起来有点刺耳，也许正因为如此才记忆深刻。现在美国正在过感恩节，我们还是应该衷心感谢祖国人民当年的栽培。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最近在网上看到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说，有些大学教授还在给学生“吃屎”，顿时觉得教育系统问题严重。仔细想来，责任并不完全在教师身上，这主要是一个系统问题。
三．阴阳教授
除了一些与管理有关的杂事以外，大学教授的主要职责就是教学和做科研。如果把传授过去的知识看作是“阴性”的，那么，做科研来开发新知识就可以称为是“阳性”的。在古代中国的老师有“阴盛阳衰”的趋势，如今，大学里却出现了“阳盛阴衰”的现象。很多大学的管理者都希望教授们在这两方面都十分出色，然而，客观现实却不是这样：往往科研做得越出色，其讲课水平就越差。况且，绝大多数做科研的人根本没有时间写书，即使出版专著也往往十分晦涩难懂。众所周知，人的大脑有左右两个半球，就绝大多数人来说，左半球处理细节的微观问题，右半球负责整体的宏观问题。在如今这个知识爆炸而精细分工的社会中，左半球占优势的人更适合做科研。俗话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做科研需要聚精会神地钻研一个专门课题，结果往往会忽视整个知识体系的宏观机构。这就像我们用网上的地图搜索功能一样，如果查看小范围的地图，各条小街道都看得清清楚楚，然而却无法了解大范围的高速公路网。因此，做科研的教授适合于带研究生，而不适合教本科生。
牛顿曾经说过：“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然而，如今当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爬上了巨人的肩膀上时，突然发现其上面站着另一个巨人。当我们筋疲力竭地再爬到这个巨人肩膀上时，却发现上面还有一个巨人，结果很多曾经豪情万丈的莘莘学子到此只好“望巨人兴叹”。因此，青年学生们迫切需要大学修建一道“天梯”，同时有老师在艰难的时候能够提携一把。然而，在科研型重点大学里却普遍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所以在美国四年制私立文理学院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因为那里的教师没有多少做科研的压力，可以专心致志地教书育人。如果把科研事业当作一场面对未知世界的征战的话，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补给线”拉得过长，学生们高中毕业以后不经“十年寒窗苦”根本就没有能力独立从事科研活动。在美国学生们根本没有“学而优则X”的观念，所以很多聪明学生不愿学理工科，结果就造成了本国科研人员后继乏人的现象。
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成功要素就是社会分工，同样，在教学和做科研方面教授们也应该进行分工。例如，年轻的教授可以少教课，腾出时间来多做科研。过了五十岁以后，大部分人做科研都会感到力不从心了，那时就可以多教课，逐渐把科研工作转交给年轻人。可是，在如今的大学管理体制中，大家千军万马一起去抢科研项目和经费，结果不仅阻碍了年青教授们的成长（涂序新就是一名受害者），而且还形象到了老年知识分子的健康状态。据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只有58岁，可是，大家都陷在了这样一场无休止的争斗中而无法自拔。推而广之，整个社会都应该建立起这样一种按年龄来安排工作的制度，例如，五十岁以上就可以选择每天工作六小时，六十岁以上一天可以工作四小时，同时他（她）们的工资也要相应减少。这样的制度实际上提高了老年人的工作稳定性和安全感，同时也提供了一个逐步适应退休生活的途径。就整个社会来说，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会显著提高，国家和个人的医疗开支都可以大幅减少。
四．阴阳学生
在模拟电子线路中，最核心的器件就是振荡器和放大器。前者不需要任何输入（如果噪音被排除之外的话），却可以产生输出信号。因此，振荡器是信号的源泉，可以被称为“阳性”器件。放大器则不同，它需要输入信号，然后将其放大，这种被动的工作方式可以被称为“阴性”器件。这两种器件的组成元件几乎完全相同，主要差别只在于反馈模式上。然而，它们的工作条件却完全不同，振荡器对工作环境非常敏感，如果有信号输入的话就会影响其正常工作。反之，放大器非常稳定，可是，如果没有信号输入它就会输出噪音。其实人也可以分为两类，“阳性”的人靠“内驱力”来生活和工作，而“阴性”的人靠外界的激励来生活和工作。在各行各业有杰出业绩的人都是“阳性”人，他（她）们可以从工作中获得乐趣。然而，并不是什么工作都能让“阳性人”兴奋，这类人只能干命中注定的工作。例如，爱因斯坦在前半生硕果累累，而后半生却毫无建树。可是，即使没有任何来自外界的激励，爱因斯坦仍旧孜孜不倦的研究其所钟爱的统一场论，直到逝世的前一天。虽然爱因斯坦自己在这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却激发了新一代物理学家对超弦理论的研究。爱因斯坦最鄙视的就是这样的科学家：他们总在寻找最容易出成果的课题，然后拼命发表很多肤浅的论文。其实，这种“阳性人”对“阴性人”的批评也是失之偏颇的。“阴性人”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可以“干一行爱一行”，但是他（她）们的工作热情主要来自于名利的刺激。在社会中“阳性人”的数量十分稀少，所以“阴性人”是社会的主力军。
为了回应钱老关于人才问题的提问，教育部曾经启动了“珠峰”计划。具体的细节还不得而知，但是，很有可能走入科大少年班的老路。事实证明，“阴性人”是可以培养的，而“阳性人”只能生养，仅仅靠后天努力根本无法成就天才。况且，很多“阳性人”在少年时期却是很笨拙的，而很多早慧的儿童长大以后并没有突出的成就，所以人才的选拨不宜在早期进行。例如，与霍金齐名的英国数学物理学家Penrose早年就十分迟钝，算术总是考不及格，结果他的老师就让他用别人两倍的时间来完成考试。如果他生在中国肯定就被应试教育所淘汰了。其实，霍金一直到本科毕业都成绩平平，在学业上根本就没有显示出任何天才的迹象。爱因斯坦在读本科期间的表现就更差，由于他经常旷课，如果没有朋友帮忙的话连本科文凭都拿不到。所以他毕业以后没有一个教授肯给他写推荐信，在失业了很长时间以后才在专利局找到了一个下层职员的工作。本人认为，高等教育改革的根本出路还是在于扩大本科招生和缩小不同大学之间在本科教育阶段上的差距，逐渐把本科阶段转变为普及教育。等到本科毕业以后给学生们一段自由学习的时光，这样就可以避免“阳性人”被“阴性人”所淹没。
五．阴阳德育
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核心就是墨守成规（阴性），当然，这确实有稳定社会的作用，但是必定会导致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如今，中国的文化变成了“发展才是硬道理”（阳性）；然而，不平衡的发展又导致了很多社会矛盾。道德的阴阳可以按时间和空间来分类，时间上的阴阳可以用现代生物学来诠释，那就是遗传（阴性）和变异（阳性）。空间上的阴阳其实在《易经》中有精辟的描述：厚德载物（阴性）和自强不息（阳性）。如果用《圣经》来解释，“阴性德”就是耶稣的精神：爱人如己；“阳性德”就是亚当和夏娃的精神：挑战权威和敢吃禁果。由于这两方面存在着强烈的反差，所以在德育领域就出现了两难困局。
儒家文化的教育目标主要是培养臣子，而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却没有多少指导意义。老子的道家学说有一部分是对君王讲的，里面还有一些愚民主义思想。佛家的观念是如何摆脱尘世间的束缚，从而获得超脱和自由。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十分缺乏教化民众的理论体系，所以中国历代的社会形态不是动乱就是死水一潭。特别是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模式，铸造出了国民“人人各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自利思维方式。如果这种思想不发生转变，中国就仍旧会局限在“动乱”与“僵化”的死循环里面。相比之下，文艺复兴以后基督教摆脱了教会的钳制，印刷术的使用使人们可以直接从《圣经》中得到指引。再加上民主与法制体系的建立，结果导致西方国家焕发出了旺盛的活力。当然，西方社会并非尽善尽美，中国如果继续深化改革的话，完全可以实现超越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但是，靠过去那种空洞而虚伪的说教根本就无法实现整个社会道德的转变，一个可行的途径是对佛教进行变革，在出世间的教义之外建立起一套人世间的佛教理论，这就有待圣人的出现才能完成。其实问题的实质很简单，人生最大的动力就是对未来的期待，所以只有把现世的“爱人”和来世的“爱己”统一起来，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
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同，佛教的核心是在文字以外。因此，任何佛教的经典都是一些“方便”的近似，而不是金科玉律。其实，在西方文化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上帝的语言是沉默，其他任何说教都是蹩脚的翻译”。所以，以佛教作为基础可以避免原教旨主义（阴性），从而每个人都可以在一生中不断地“觉悟”（阳性）。古人说过，在修炼过程中要“大悟几百次，小悟几千次”。所谓“觉悟”的过程就是借助外界的触发从而引起了内心的转变；尽管阅读前人的心路历程对个人的修炼有很大帮助，但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自己的真修实证上。说句犯众怒的话，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都是扭曲的，所以我们的生活中才有那么多的苦难。如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扭曲了，结果造成了数不尽的人间悲剧。等到人们的生活痛苦到了一定程度，圣人的话才会打动人心；那时人们才会幡然悔悟：原来生活竟然可以如此轻松愉快。
六．阴阳体育
体育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身体健康，然而，“健康”这个词实际上却是由两个不同概念组成的。“健”字的意思是身强力壮（阳性），而“康”的意思是炁血通达（阴性）。青少年具有纯阳之体，炁血自然通达，所以体育锻炼主要以外在的肌肉活动为主。等到上了年纪以后，炁血的运行开始衰退了，那时的体育锻炼就应该逐渐由肌肉活动转变为炁血的调控。所以在中小学和本科生阶段传统的体育锻炼是适宜的，可是，到了研究生和博士生时期，学校就因该提供一些活动炁血的锻炼方法（太极拳和气功）。此外，大学里还可以开设一些中医的选修课，学生们在了解了人体经络系统以后，可以练习一下通过针刺膝肘以下的穴位来调节身体机能的方法。
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一大健康隐患就是失眠，它的起因是大脑无法安静下来，而其根源无外乎兴奋或恐惧。在青年时代，人们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有时候会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然而，人到中年以后，事业上的压力会触发内心的焦虑，也会使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进入老年以后，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降低了，因此无法长时间保持兴奋或抑制状态，结果夜晚的睡眠时间就会缩短。失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人们常常会感到身心疲惫，甚至烦躁不安。现代医学对此有很深入的研究，然而，药物疗法不是成瘾就是无效，至今也没有找到满意的解决方案。半年前，歌坛巨星杰克逊的陨落就是由失眠而引起的。中医对睡眠也十分重视，认为在深度睡眠状态会出现心肾交泰的过程，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可惜的是，中医对失眠的治疗也收效甚微。既然医学找不到解决办法，人们只有寄希望于心理学了。可是，心理疗法又旷日持久，而且其效果也是因人而异。
人类与其它动物一样，生存的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获取食物和防范外敌，这主要靠大脑皮层发挥作用。其二是维持肌体的正常运转，例如呼吸和消化功能，以及维持稳定的体温和电解质平衡，这主要靠脑干和边缘系统来调节。其三是抵抗微生物的侵袭，主要依赖免疫系统和细胞的凋亡与再生，它与脊髓的功能有关。如果这三方面按功能来进行排序的话，其难度是越来越高。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大脑所处理的是最简单的事，而其余那些复杂的过程都是靠更高级的意识结构来自动调节的。但是，干任何事总离不开能量的消耗，所以，这三方面的功能之间存在着能量的竞争。例如，如果吃完饭马上就进行体力或脑力劳动，血液就会流向大脑和大肌肉群，从而影响消化和吸收功能。此外，人们一旦生病发烧，就会觉得头昏脑胀，浑身无力，食欲减退甚至呕吐；此时，免疫系统需要能量来对付入侵的微生物，所以前两个系统就要暂时降低能量消耗水平。其实，夜晚的睡眠过程也与此类似，身体的能量集中用在清理，解毒，调整和再生等过程。
现代人的普遍身体状态是“阳盛阴衰”，人体的能量和意识主要集中在大脑里，从而失去了感知来自身体的微弱信号的能力。目前，过劳死的现象在中国已经屡见不鲜；其实，人体在走到死亡的边缘之前会发出很多求救信号。然而，在这个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的社会中拼搏，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些重要的信息，因此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古人说过：“天下由来轻两臂，世间何苦重连城”。其意思是说，如果为了得到天下而失去两只胳膊，那么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然而，为了那么一点名利就把性命丧失了，很多人却趋之若鹜而乐此不疲。由此可见我们的社会就是多么地疯狂，而很多人又是怎样的愚痴。归根结底还是教育的问题，人们从小到大都受到出人头地思想的熏陶，结果就造成了把个人以及其他人的生命都置之不顾的思维方式。
总之，教育事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根本无法用三言两语来说清。在强调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不要忘记认识和改造自己的精神世界。按照佛教的说法，物质世界是存在于精神世界之内的，所以，精神世界比物质世界更重要，对其进行认识和改造的难度也就更大。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只有把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结合起来，人类才能与自已和宇宙和谐相处。最后，借助刻在阿波罗神庙上的两句箴言与朋友们共勉：“认识自己”和“毋走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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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导弹之父”钱学森先生的仙逝，拥有“洲际导弹”（周济捣蛋）之称的教育部长也被免职。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部长职位的任免还不知是喜是忧。“捣蛋”的另一种说法叫“改革”，如果不让人家折腾，改革也就寿终正寝了。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折腾，这就要看其指导思想是否合乎客观规律。整个教育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只从一个侧面谈一下个人的粗浅认识。古人云：“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教育也要避免失去阴阳平衡。
一．阴阳文化
思想与行动是互为因果的，因此历史与思想史总是交织在一起。中国的文化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连年不断的内战中产生了很多杰出的思想；然而，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繁荣又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商鞅为了使秦国尽快富强起来，其变法的思路就是禁止各家的言论，只强调农耕和备战。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这一思路演变成了焚书坑儒的悲剧。秦国的文化实际上是“无文化”，对内靠严刑峻法，对外靠武力征服。所以，尽管中国实现了统一，秦朝却二世而亡。刘邦打下天下以后，经过文景之治的一段休养生息阶段，汉武帝又开始了强权政治，大力推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某种角度来看，汉武帝比秦始皇还是有进步的：从“零文化”进化到了“单一文化”。由于儒家学说有巩固皇权，约束官吏和使社会秩序化的稳定作用，所以汉武帝的政策被此后两千多年的统治者们奉为圭皋，同时儒家思想也被神圣化和教条化了。用道家的观点来看，那些有固定不变的有形东西具有“阴性”，相对来说，那些不断变化而无形的东西则具是“阳性”。所以，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两千年以来的文化具有“阴盛阳衰”的特征，由此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在近代的落后，结果惨遭世界列强的欺凌和蹂躏。
在洋务运动得到推行以后，西方的科学和文化开始逐渐传入中国，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些“阳性”的思想彻底摧垮了“阴性”的儒家教条，因此，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世袭专制社会体制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此后，尽管出现了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日本入侵和国共内战等一系列的社会动荡，然而，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却难得地呼吸到了一口新鲜空气，结果造就出了一大批出色的学者。新中国成立以后，“秦始皇”重新执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焚书坑儒”。钱学森先生在晚年提出了杰出人才断层的问题，其实答案很简单：教条主义的阴性文化只能培养精神奴隶。
二．阴阳知识
人们常常把教育过程简单化为知识的传输，特别是在古代，死记硬背成了主要的教学方式。然而，到了如今这个信息时代，那些僵死的“阴性”知识已经大为贬值了，人们只要上网搜索一下，几乎什么知识都能找到。就理工科领域而言，任何学科都存在着阳性的“道”与阴性的“术”。例如，连小学生都知道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式：能量等于质量乘上光速的平方；如果告之质量的亏值和光速，他（她）们拿起计算器就能算出核武器的当量。像这种类似的方程就属于阴性的“术”，代数方程可以用计算器来算，微分方程可以用计算机来数值求解，所以，“术”的东西都不难学。然而，在阴性的“术”背后都有阳性的“道”存在，而只有既理解了“道”又能够运用“术”，才算真正掌握了知识。例如，在看似简单的质能方程式背后隐藏着四位时空的概念，一个高中毕业生不花上几年的功夫根本理解不了这个“道”。如果进一步追究能量和质量到底是如何转化的，目前人类的知识水平还无法回答这一问题。
此外，阴性的知识也可以“还阳”。例如，很多医学和生物学教科书在讲述知识的同时，还花很大篇幅介绍当年的科学家是如果做出这些新发现的。与此类似，在视频制作上也有一个小技巧，它可以让一张静态的相片“活动”起来。一种方法是调整焦距来实现从局部到整体画面的过渡，另外一种方法是从一端向另一端扫描。通过对科学发现过程的描述，使学生们在学习“阴性”知识的同时，还可以学到如何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另外，通过对这些科学家的介绍，也可以给学生们起到榜样的作用。
我们这一代人上大学时文革刚刚结束，很多大学教师的学业也都荒废了。结果，很多老师上课时只能照本宣科，手里拿着备课本在黑板上抄板书，学生们则匆匆忙忙地在笔记本上抄笔记。稍微优秀一点的老师能够离开书本在黑板上推导一些公式，而能够画龙点睛般地点出其核心思想的老师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如果学一些简单的知识，靠学生们课下来理解还是可行的。可是，如果在一些深奥的课程中老师还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般地讲课，那就有点误人子弟了。古人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者，流散无穷”；“假传万卷书，真传一句话”。如果老师能够给学生们一个高屋建瓴的开示，那就会对学习过程起到事半功倍的促进作用。不过我们也不能抱怨太多，当年我们上学时不仅自己不用交学费，很多同学还有全额助学金。当时国家那么穷，拿出这点钱来的确很不容易。记得在开学典礼上一位副校长对我们训话：你们能够上大学并不是因为自己有才，而是靠七个农民所交的税来资助的。这话当时听起来有点刺耳，也许正因为如此才记忆深刻。现在美国正在过感恩节，我们还是应该衷心感谢祖国人民当年的栽培。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最近在网上看到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说，有些大学教授还在给学生“吃屎”，顿时觉得教育系统问题严重。仔细想来，责任并不完全在教师身上，这主要是一个系统问题。
三．阴阳教授
除了一些与管理有关的杂事以外，大学教授的主要职责就是教学和做科研。如果把传授过去的知识看作是“阴性”的，那么，做科研来开发新知识就可以称为是“阳性”的。在古代中国的老师有“阴盛阳衰”的趋势，如今，大学里却出现了“阳盛阴衰”的现象。很多大学的管理者都希望教授们在这两方面都十分出色，然而，客观现实却不是这样：往往科研做得越出色，其讲课水平就越差。况且，绝大多数做科研的人根本没有时间写书，即使出版专著也往往十分晦涩难懂。众所周知，人的大脑有左右两个半球，就绝大多数人来说，左半球处理细节的微观问题，右半球负责整体的宏观问题。在如今这个知识爆炸而精细分工的社会中，左半球占优势的人更适合做科研。俗话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做科研需要聚精会神地钻研一个专门课题，结果往往会忽视整个知识体系的宏观机构。这就像我们用网上的地图搜索功能一样，如果查看小范围的地图，各条小街道都看得清清楚楚，然而却无法了解大范围的高速公路网。因此，做科研的教授适合于带研究生，而不适合教本科生。
牛顿曾经说过：“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然而，如今当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爬上了巨人的肩膀上时，突然发现其上面站着另一个巨人。当我们筋疲力竭地再爬到这个巨人肩膀上时，却发现上面还有一个巨人，结果很多曾经豪情万丈的莘莘学子到此只好“望巨人兴叹”。因此，青年学生们迫切需要大学修建一道“天梯”，同时有老师在艰难的时候能够提携一把。然而，在科研型重点大学里却普遍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所以在美国四年制私立文理学院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因为那里的教师没有多少做科研的压力，可以专心致志地教书育人。如果把科研事业当作一场面对未知世界的征战的话，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补给线”拉得过长，学生们高中毕业以后不经“十年寒窗苦”根本就没有能力独立从事科研活动。在美国学生们根本没有“学而优则X”的观念，所以很多聪明学生不愿学理工科，结果就造成了本国科研人员后继乏人的现象。
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成功要素就是社会分工，同样，在教学和做科研方面教授们也应该进行分工。例如，年轻的教授可以少教课，腾出时间来多做科研。过了五十岁以后，大部分人做科研都会感到力不从心了，那时就可以多教课，逐渐把科研工作转交给年轻人。可是，在如今的大学管理体制中，大家千军万马一起去抢科研项目和经费，结果不仅阻碍了年青教授们的成长（涂序新就是一名受害者），而且还形象到了老年知识分子的健康状态。据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只有58岁，可是，大家都陷在了这样一场无休止的争斗中而无法自拔。推而广之，整个社会都应该建立起这样一种按年龄来安排工作的制度，例如，五十岁以上就可以选择每天工作六小时，六十岁以上一天可以工作四小时，同时他（她）们的工资也要相应减少。这样的制度实际上提高了老年人的工作稳定性和安全感，同时也提供了一个逐步适应退休生活的途径。就整个社会来说，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会显著提高，国家和个人的医疗开支都可以大幅减少。
四．阴阳学生
在模拟电子线路中，最核心的器件就是振荡器和放大器。前者不需要任何输入（如果噪音被排除之外的话），却可以产生输出信号。因此，振荡器是信号的源泉，可以被称为“阳性”器件。放大器则不同，它需要输入信号，然后将其放大，这种被动的工作方式可以被称为“阴性”器件。这两种器件的组成元件几乎完全相同，主要差别只在于反馈模式上。然而，它们的工作条件却完全不同，振荡器对工作环境非常敏感，如果有信号输入的话就会影响其正常工作。反之，放大器非常稳定，可是，如果没有信号输入它就会输出噪音。其实人也可以分为两类，“阳性”的人靠“内驱力”来生活和工作，而“阴性”的人靠外界的激励来生活和工作。在各行各业有杰出业绩的人都是“阳性”人，他（她）们可以从工作中获得乐趣。然而，并不是什么工作都能让“阳性人”兴奋，这类人只能干命中注定的工作。例如，爱因斯坦在前半生硕果累累，而后半生却毫无建树。可是，即使没有任何来自外界的激励，爱因斯坦仍旧孜孜不倦的研究其所钟爱的统一场论，直到逝世的前一天。虽然爱因斯坦自己在这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却激发了新一代物理学家对超弦理论的研究。爱因斯坦最鄙视的就是这样的科学家：他们总在寻找最容易出成果的课题，然后拼命发表很多肤浅的论文。其实，这种“阳性人”对“阴性人”的批评也是失之偏颇的。“阴性人”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可以“干一行爱一行”，但是他（她）们的工作热情主要来自于名利的刺激。在社会中“阳性人”的数量十分稀少，所以“阴性人”是社会的主力军。
为了回应钱老关于人才问题的提问，教育部曾经启动了“珠峰”计划。具体的细节还不得而知，但是，很有可能走入科大少年班的老路。事实证明，“阴性人”是可以培养的，而“阳性人”只能生养，仅仅靠后天努力根本无法成就天才。况且，很多“阳性人”在少年时期却是很笨拙的，而很多早慧的儿童长大以后并没有突出的成就，所以人才的选拨不宜在早期进行。例如，与霍金齐名的英国数学物理学家Penrose早年就十分迟钝，算术总是考不及格，结果他的老师就让他用别人两倍的时间来完成考试。如果他生在中国肯定就被应试教育所淘汰了。其实，霍金一直到本科毕业都成绩平平，在学业上根本就没有显示出任何天才的迹象。爱因斯坦在读本科期间的表现就更差，由于他经常旷课，如果没有朋友帮忙的话连本科文凭都拿不到。所以他毕业以后没有一个教授肯给他写推荐信，在失业了很长时间以后才在专利局找到了一个下层职员的工作。本人认为，高等教育改革的根本出路还是在于扩大本科招生和缩小不同大学之间在本科教育阶段上的差距，逐渐把本科阶段转变为普及教育。等到本科毕业以后给学生们一段自由学习的时光，这样就可以避免“阳性人”被“阴性人”所淹没。
五．阴阳德育
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核心就是墨守成规（阴性），当然，这确实有稳定社会的作用，但是必定会导致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如今，中国的文化变成了“发展才是硬道理”（阳性）；然而，不平衡的发展又导致了很多社会矛盾。道德的阴阳可以按时间和空间来分类，时间上的阴阳可以用现代生物学来诠释，那就是遗传（阴性）和变异（阳性）。空间上的阴阳其实在《易经》中有精辟的描述：厚德载物（阴性）和自强不息（阳性）。如果用《圣经》来解释，“阴性德”就是耶稣的精神：爱人如己；“阳性德”就是亚当和夏娃的精神：挑战权威和敢吃禁果。由于这两方面存在着强烈的反差，所以在德育领域就出现了两难困局。
儒家文化的教育目标主要是培养臣子，而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却没有多少指导意义。老子的道家学说有一部分是对君王讲的，里面还有一些愚民主义思想。佛家的观念是如何摆脱尘世间的束缚，从而获得超脱和自由。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十分缺乏教化民众的理论体系，所以中国历代的社会形态不是动乱就是死水一潭。特别是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模式，铸造出了国民“人人各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自利思维方式。如果这种思想不发生转变，中国就仍旧会局限在“动乱”与“僵化”的死循环里面。相比之下，文艺复兴以后基督教摆脱了教会的钳制，印刷术的使用使人们可以直接从《圣经》中得到指引。再加上民主与法制体系的建立，结果导致西方国家焕发出了旺盛的活力。当然，西方社会并非尽善尽美，中国如果继续深化改革的话，完全可以实现超越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但是，靠过去那种空洞而虚伪的说教根本就无法实现整个社会道德的转变，一个可行的途径是对佛教进行变革，在出世间的教义之外建立起一套人世间的佛教理论，这就有待圣人的出现才能完成。其实问题的实质很简单，人生最大的动力就是对未来的期待，所以只有把现世的“爱人”和来世的“爱己”统一起来，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
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同，佛教的核心是在文字以外。因此，任何佛教的经典都是一些“方便”的近似，而不是金科玉律。其实，在西方文化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上帝的语言是沉默，其他任何说教都是蹩脚的翻译”。所以，以佛教作为基础可以避免原教旨主义（阴性），从而每个人都可以在一生中不断地“觉悟”（阳性）。古人说过，在修炼过程中要“大悟几百次，小悟几千次”。所谓“觉悟”的过程就是借助外界的触发从而引起了内心的转变；尽管阅读前人的心路历程对个人的修炼有很大帮助，但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自己的真修实证上。说句犯众怒的话，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都是扭曲的，所以我们的生活中才有那么多的苦难。如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扭曲了，结果造成了数不尽的人间悲剧。等到人们的生活痛苦到了一定程度，圣人的话才会打动人心；那时人们才会幡然悔悟：原来生活竟然可以如此轻松愉快。
六．阴阳体育
体育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身体健康，然而，“健康”这个词实际上却是由两个不同概念组成的。“健”字的意思是身强力壮（阳性），而“康”的意思是炁血通达（阴性）。青少年具有纯阳之体，炁血自然通达，所以体育锻炼主要以外在的肌肉活动为主。等到上了年纪以后，炁血的运行开始衰退了，那时的体育锻炼就应该逐渐由肌肉活动转变为炁血的调控。所以在中小学和本科生阶段传统的体育锻炼是适宜的，可是，到了研究生和博士生时期，学校就因该提供一些活动炁血的锻炼方法（太极拳和气功）。此外，大学里还可以开设一些中医的选修课，学生们在了解了人体经络系统以后，可以练习一下通过针刺膝肘以下的穴位来调节身体机能的方法。
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一大健康隐患就是失眠，它的起因是大脑无法安静下来，而其根源无外乎兴奋或恐惧。在青年时代，人们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有时候会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然而，人到中年以后，事业上的压力会触发内心的焦虑，也会使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进入老年以后，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降低了，因此无法长时间保持兴奋或抑制状态，结果夜晚的睡眠时间就会缩短。失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人们常常会感到身心疲惫，甚至烦躁不安。现代医学对此有很深入的研究，然而，药物疗法不是成瘾就是无效，至今也没有找到满意的解决方案。半年前，歌坛巨星杰克逊的陨落就是由失眠而引起的。中医对睡眠也十分重视，认为在深度睡眠状态会出现心肾交泰的过程，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可惜的是，中医对失眠的治疗也收效甚微。既然医学找不到解决办法，人们只有寄希望于心理学了。可是，心理疗法又旷日持久，而且其效果也是因人而异。
人类与其它动物一样，生存的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获取食物和防范外敌，这主要靠大脑皮层发挥作用。其二是维持肌体的正常运转，例如呼吸和消化功能，以及维持稳定的体温和电解质平衡，这主要靠脑干和边缘系统来调节。其三是抵抗微生物的侵袭，主要依赖免疫系统和细胞的凋亡与再生，它与脊髓的功能有关。如果这三方面按功能来进行排序的话，其难度是越来越高。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大脑所处理的是最简单的事，而其余那些复杂的过程都是靠更高级的意识结构来自动调节的。但是，干任何事总离不开能量的消耗，所以，这三方面的功能之间存在着能量的竞争。例如，如果吃完饭马上就进行体力或脑力劳动，血液就会流向大脑和大肌肉群，从而影响消化和吸收功能。此外，人们一旦生病发烧，就会觉得头昏脑胀，浑身无力，食欲减退甚至呕吐；此时，免疫系统需要能量来对付入侵的微生物，所以前两个系统就要暂时降低能量消耗水平。其实，夜晚的睡眠过程也与此类似，身体的能量集中用在清理，解毒，调整和再生等过程。
现代人的普遍身体状态是“阳盛阴衰”，人体的能量和意识主要集中在大脑里，从而失去了感知来自身体的微弱信号的能力。目前，过劳死的现象在中国已经屡见不鲜；其实，人体在走到死亡的边缘之前会发出很多求救信号。然而，在这个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的社会中拼搏，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些重要的信息，因此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古人说过：“天下由来轻两臂，世间何苦重连城”。其意思是说，如果为了得到天下而失去两只胳膊，那么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然而，为了那么一点名利就把性命丧失了，很多人却趋之若鹜而乐此不疲。由此可见我们的社会就是多么地疯狂，而很多人又是怎样的愚痴。归根结底还是教育的问题，人们从小到大都受到出人头地思想的熏陶，结果就造成了把个人以及其他人的生命都置之不顾的思维方式。
总之，教育事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根本无法用三言两语来说清。在强调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不要忘记认识和改造自己的精神世界。按照佛教的说法，物质世界是存在于精神世界之内的，所以，精神世界比物质世界更重要，对其进行认识和改造的难度也就更大。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只有把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结合起来，人类才能与自已和宇宙和谐相处。最后，借助刻在阿波罗神庙上的两句箴言与朋友们共勉：“认识自己”和“毋走极端”。
From CND.org
2009年12月3日星期四
李开复谈教育：给中国父母的四个建议
李开复谈教育：给中国父母的四个建议
今年送女儿去读大学的时候，我曾写过一封信给她，后来这封信公布在我的博客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写信，我觉得写信是一个很好的模式，比言语或电话更能清楚地传达自己的理念，而且信可以长久地保留，不断重温。我父亲以前就常写信给我，现在我书房里还有五六十封，每几年我都会把它们拿出来阅读一下，觉得弥足珍贵。虽然今天是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时代，但用写信的方式来传达一些深思熟虑的想法，让孩子永久留下珍贵的纪念，是一个很不错的渠道。
给女儿的那封信最开始仅仅感念于有太多话想对她说，但是后来决定把它在博客上发表，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学生和父母读了这封信或许会有所启发。除了给女儿的那些建议，我还以自己为人父母十多年的感受，以及作为父母的孩子四十多年的感受，总结了四个建议跟大家分享。
一、多称赞，少批评；多鼓励，少惩罚
批评中长大的孩子，责难他人 惩罚中长大的孩子，自觉有罪
称赞中长大的孩子，懂得感恩 认可中长大的孩子，喜欢自己
在我给女儿的那封信里，毫无保留地描述了从她的出生到大学我们之间的父女感情，这种正面的情感交流和表达，是对孩子的一种认可和鼓励，在孩子成长时父母应该持有这样的态度。然而也有很多家长，包括我自己过去也忍不住用惩罚、批评甚至威胁、恐吓的方式去教导孩子。
如果一个孩子在批评的环境中长大，就可能会潜移默化地用批评的态度来解决沟通问题；如果孩子做得不好就要受到惩罚或被威胁，就只有压抑自己的恐惧，否定自己的情感，来换取父母的认同。这样的管教之下，孩子可能会很听话，但是也会缺乏自信，好奇心受到压抑，无法体谅他人的情绪，存在很多情感的缺陷和问题。
对小一点的孩子，尤其是涉及到道德或责任方面的问题时可以适当惩罚，但是有一点是千万不可以惩罚的，那就是失败。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最多的教训就是从失败中得到的，如果从小就告诉孩子失败很可耻，他就可能不承认失败，或是隐藏自己的失败，甚至做出不诚信的行为，而不会从失败中检讨、学习、成长。
相对来讲，我们应该给予孩子更多的鼓励和肯定。我11岁刚到美国时不会讲英文，几乎没有任何值得夸奖的地方，但是校长却牺牲自己的午餐时间为我补习，有一次数学课老师问1/7是多少，我很快说出了以前背的答案，老师和同学都夸奖我是数学天才，我虽然不是数学天才，但在这样的鼓励下，充满了自信，而且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就是美国教育的特点，它非常鼓励优点，而不去批评缺点。当时我的数学很好，美国历史却很糟，老师并没有因此打击我，知道我英文不好，甚至允许我考试的时候把试卷带回家去查字典来做，相信我不会去偷看书。这样的信任和鼓励，反而激励了我学好这门功课的决心，这件事给了我学习的勇气，也让我生出责任感和荣誉感。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正面的教育才能够真正帮助孩子。
二、多信任，少严管；多放权，少施压
严管中长大的孩子，无法独立 施压中长大的孩子，常常忧虑
信赖中长大的孩子，信人信己 放权中长大的孩子，深具责任
在严厉管教下长大的孩子，会缺乏独立的能力和管理时间、管理自己的能力，一旦进入大学没有人再帮他策划，就会迷失自我，无所适从。所以家长应该随着孩子的长大而逐渐放权。三五岁的时候告诉他们怎么做，七八岁的时候给他们一些授权，读了大学以后，他们就应该完全做自己的主人。很多父母认为自己是为了孩子好才要去管他，但是我有四个应该放权的理由。
第一，父母不见得懂孩子的这一代，可能并不像孩子那样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第二，如果父母帮孩子做了太多决定，反而会造成他们日后责任心的缺失。
第三，如果父母管教太多，就会淹没孩子自己的声音，他们会找不到自己的兴趣，失去自信。我在大学演讲的时候，常常有学生说你总告诉我们要追随自己的心，可是我不知道自己的心是什么。如果太严管，可能就会把孩子变成这样的机器。
第四，如果施压太多，会给孩子沉重的负担。今天的孩子有很多心理问题，有的甚至严重到自杀、抑郁症，这都是在巨大压力下造成的，父母对孩子一定不要过分施压，而应有解压的责任。
我知道女儿对成绩非常敏感，考虑到各种因素(例如高昂的学费)而对自己要求很高，当感觉到她有太深的责任感和太大的压力时，我在给她的信里说了一句话，很多学生说他们很喜欢，“成绩只是一个很无聊的分数，它是给那些爱慕虚荣的人拿去炫耀的，或者给那些慵懒的人去畏惧的。”这句话可能不适合每一个学生，有些学生还是要培养责任感的，但是我有必要告诉女儿，我永远不会刻意地看她的成绩。
几个月前，女儿问我是学日文还是韩文好，我跟她说两个都没有用。但是后来我很后悔，就告诉她虽然你的父亲说日文韩文都没有用，但是你都可以去选。我告诉她要追随自己的心，去尝试很多事，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点，在人生未来的某一天，你会有机会把这些点连在一起，画成一条优美的曲线。在我个人成长过程中，有件事意义重大，就是四岁多时我决定不要读幼儿园而去读小学，我的父母答应只要考得上就让我读，最后我考上了。这是我第一个重要的人生决定，我因此意识到自己不是父母的附属品，而是一个有决策权力的人。放权会培养孩子的自信，在信赖中长大的孩子会相信自己，以后也会相信别人。在放权的环境中长大，孩子也会具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深具责任感。
三、多授渔，少授鱼；多做，少说
传道中长大的孩子，失去判断 解惑中长大的孩子，仅能记得
互动学习中长大的孩子，才真懂得 以身作则中长大的孩子，言行一致
在中国的环境中，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都有一个常犯的错误，就是说教，说教是中国传统的两三千年前的形式，但是在21世纪已经过时了。传道式的教育之下，孩子可能会记住，但不会真的懂得。说教可能产生两种后果，一是孩子不认可你，变得叛逆；二是他记住了父母的说教，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仅仅解惑的孩子同样也不会真正懂得。
要想真正懂得，一方面要试着经过互动的学习，让孩子知道没有事情是绝对的，一个问题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另一方面要“授之以渔”，教孩子思考的能力、学习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中的学习最重要的就是当你把所有学科的知识全部忘光的时候那些剩下来沉淀在你心中的，那才是教育的本质。
我常鼓励我的女儿参加辩论会时去辩论她不相信的那一方，多想一下她不是自然想出来的那一面，这样才能理解事情是有两面的，没有绝对的是非黑白。当人面对两面的时候，会更深刻地思考问题，另外，这种思考方式也会培养孩子的同理心。
除了这种批判式思维之外，同样重要的是以身作则。有些父母亲会威胁孩子如果再打架就会打他，显而易见这样的教育只会适得其反。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真正沉淀在孩子的心中的是如何做的，而不是如何说的。那些让孩子守时而自己不守时，让孩子讲礼貌而自己不讲礼貌，让孩子讲诚信而自己不讲诚信，让孩子负责而自己不负责的父母都没有做到真正的教育。所以，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为孩子树立一个榜样。我给女儿的信中谈到了以诚待人，多交朋友，无需强求朋友跟自己一样嗜好、一样个性，只要相互真心对待就足够了。我也跟她举了自己的例子，我身边的朋友都个性迥异，但是如果自己都没有做到，我这样说就没有说服力了。
四、多做好朋友，少做严长辈
规矩中长大的孩子，保守胆小 父母附属品的孩子，被动听话
轻松中长大的孩子，乐观快乐 做父母朋友的孩子，爱人爱己
我的父亲是个很好的父亲，他爱国、诚信、非常负责任，但是他从来不跟孩子打成一片，严守着长幼有序的界限。对父母尊敬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父母要成为孩子的朋友。在这个时代成长，孩子的心中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压力，当他们面临问题、困惑和挑战的时候，如果只是觉得父母是高高在上的长辈，就可能避而不谈，慢慢就有了代沟和隔阂。家长也许会觉得孩子太难懂，但其实可能是自己没有放下架子，定了太多规矩。
在太多的规矩和框架之下成长的孩子会胆小、保守、被动，新的时代里这样的人很难达到自己的潜力，也难在优秀的企业或学校脱颖而出。今天我们希望培养的孩子是快乐、乐观的，是能看到一杯水半满而不是半空的，是能够对父母亲有信任彼此倾诉的，是能够爱自己也能爱别人的。
所以我跟孩子在一起时，总告诉自己不要有架子，我的孩子会像朋友那样跟我开玩笑，也有很多话跟我说。以前我都是用电子邮件，但自从要跟女儿沟通之后，我就经常用IM，在IM上，我发现她讲的很多话都是奇奇怪怪的(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有那么一套九零后的网络语言)，我也学着跟她这样讲，刚开始时她觉得很奇怪，但是后来她告诉我我是一个很可爱的爸爸。其实孩子不但愿意，而且非常渴望做我们的朋友，我们也非常需要他们做我们的朋友，得到他们的信任。今天的孩子很多习惯跟我们已经不一样了，让他们来学我们时代的规矩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们的。
那是不是就完全不要规矩呢？当然不是这样。规矩可以有，然而：(1)定好规矩，但是首先要把规矩的道理讲清楚，不是盲目地服从；(2)在规矩内孩子有完全的自由；(3)违背了规矩孩子将受到讲好的惩罚；(4)规矩越少越好，才能有启发的作用；(5)孩子越大，规矩越少，放权越多。
这是我的四个建议，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和启发，中国的未来在中国的青年中，而中国的青年都是我们的骨肉、我们的最爱，所以让我们以后能够彼此勉励，把他们培养成他们最好的自己。
今年送女儿去读大学的时候，我曾写过一封信给她，后来这封信公布在我的博客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写信，我觉得写信是一个很好的模式，比言语或电话更能清楚地传达自己的理念，而且信可以长久地保留，不断重温。我父亲以前就常写信给我，现在我书房里还有五六十封，每几年我都会把它们拿出来阅读一下，觉得弥足珍贵。虽然今天是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时代，但用写信的方式来传达一些深思熟虑的想法，让孩子永久留下珍贵的纪念，是一个很不错的渠道。
给女儿的那封信最开始仅仅感念于有太多话想对她说，但是后来决定把它在博客上发表，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学生和父母读了这封信或许会有所启发。除了给女儿的那些建议，我还以自己为人父母十多年的感受，以及作为父母的孩子四十多年的感受，总结了四个建议跟大家分享。
一、多称赞，少批评；多鼓励，少惩罚
批评中长大的孩子，责难他人 惩罚中长大的孩子，自觉有罪
称赞中长大的孩子，懂得感恩 认可中长大的孩子，喜欢自己
在我给女儿的那封信里，毫无保留地描述了从她的出生到大学我们之间的父女感情，这种正面的情感交流和表达，是对孩子的一种认可和鼓励，在孩子成长时父母应该持有这样的态度。然而也有很多家长，包括我自己过去也忍不住用惩罚、批评甚至威胁、恐吓的方式去教导孩子。
如果一个孩子在批评的环境中长大，就可能会潜移默化地用批评的态度来解决沟通问题；如果孩子做得不好就要受到惩罚或被威胁，就只有压抑自己的恐惧，否定自己的情感，来换取父母的认同。这样的管教之下，孩子可能会很听话，但是也会缺乏自信，好奇心受到压抑，无法体谅他人的情绪，存在很多情感的缺陷和问题。
对小一点的孩子，尤其是涉及到道德或责任方面的问题时可以适当惩罚，但是有一点是千万不可以惩罚的，那就是失败。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最多的教训就是从失败中得到的，如果从小就告诉孩子失败很可耻，他就可能不承认失败，或是隐藏自己的失败，甚至做出不诚信的行为，而不会从失败中检讨、学习、成长。
相对来讲，我们应该给予孩子更多的鼓励和肯定。我11岁刚到美国时不会讲英文，几乎没有任何值得夸奖的地方，但是校长却牺牲自己的午餐时间为我补习，有一次数学课老师问1/7是多少，我很快说出了以前背的答案，老师和同学都夸奖我是数学天才，我虽然不是数学天才，但在这样的鼓励下，充满了自信，而且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就是美国教育的特点，它非常鼓励优点，而不去批评缺点。当时我的数学很好，美国历史却很糟，老师并没有因此打击我，知道我英文不好，甚至允许我考试的时候把试卷带回家去查字典来做，相信我不会去偷看书。这样的信任和鼓励，反而激励了我学好这门功课的决心，这件事给了我学习的勇气，也让我生出责任感和荣誉感。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正面的教育才能够真正帮助孩子。
二、多信任，少严管；多放权，少施压
严管中长大的孩子，无法独立 施压中长大的孩子，常常忧虑
信赖中长大的孩子，信人信己 放权中长大的孩子，深具责任
在严厉管教下长大的孩子，会缺乏独立的能力和管理时间、管理自己的能力，一旦进入大学没有人再帮他策划，就会迷失自我，无所适从。所以家长应该随着孩子的长大而逐渐放权。三五岁的时候告诉他们怎么做，七八岁的时候给他们一些授权，读了大学以后，他们就应该完全做自己的主人。很多父母认为自己是为了孩子好才要去管他，但是我有四个应该放权的理由。
第一，父母不见得懂孩子的这一代，可能并不像孩子那样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第二，如果父母帮孩子做了太多决定，反而会造成他们日后责任心的缺失。
第三，如果父母管教太多，就会淹没孩子自己的声音，他们会找不到自己的兴趣，失去自信。我在大学演讲的时候，常常有学生说你总告诉我们要追随自己的心，可是我不知道自己的心是什么。如果太严管，可能就会把孩子变成这样的机器。
第四，如果施压太多，会给孩子沉重的负担。今天的孩子有很多心理问题，有的甚至严重到自杀、抑郁症，这都是在巨大压力下造成的，父母对孩子一定不要过分施压，而应有解压的责任。
我知道女儿对成绩非常敏感，考虑到各种因素(例如高昂的学费)而对自己要求很高，当感觉到她有太深的责任感和太大的压力时，我在给她的信里说了一句话，很多学生说他们很喜欢，“成绩只是一个很无聊的分数，它是给那些爱慕虚荣的人拿去炫耀的，或者给那些慵懒的人去畏惧的。”这句话可能不适合每一个学生，有些学生还是要培养责任感的，但是我有必要告诉女儿，我永远不会刻意地看她的成绩。
几个月前，女儿问我是学日文还是韩文好，我跟她说两个都没有用。但是后来我很后悔，就告诉她虽然你的父亲说日文韩文都没有用，但是你都可以去选。我告诉她要追随自己的心，去尝试很多事，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点，在人生未来的某一天，你会有机会把这些点连在一起，画成一条优美的曲线。在我个人成长过程中，有件事意义重大，就是四岁多时我决定不要读幼儿园而去读小学，我的父母答应只要考得上就让我读，最后我考上了。这是我第一个重要的人生决定，我因此意识到自己不是父母的附属品，而是一个有决策权力的人。放权会培养孩子的自信，在信赖中长大的孩子会相信自己，以后也会相信别人。在放权的环境中长大，孩子也会具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深具责任感。
三、多授渔，少授鱼；多做，少说
传道中长大的孩子，失去判断 解惑中长大的孩子，仅能记得
互动学习中长大的孩子，才真懂得 以身作则中长大的孩子，言行一致
在中国的环境中，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都有一个常犯的错误，就是说教，说教是中国传统的两三千年前的形式，但是在21世纪已经过时了。传道式的教育之下，孩子可能会记住，但不会真的懂得。说教可能产生两种后果，一是孩子不认可你，变得叛逆；二是他记住了父母的说教，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仅仅解惑的孩子同样也不会真正懂得。
要想真正懂得，一方面要试着经过互动的学习，让孩子知道没有事情是绝对的，一个问题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另一方面要“授之以渔”，教孩子思考的能力、学习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中的学习最重要的就是当你把所有学科的知识全部忘光的时候那些剩下来沉淀在你心中的，那才是教育的本质。
我常鼓励我的女儿参加辩论会时去辩论她不相信的那一方，多想一下她不是自然想出来的那一面，这样才能理解事情是有两面的，没有绝对的是非黑白。当人面对两面的时候，会更深刻地思考问题，另外，这种思考方式也会培养孩子的同理心。
除了这种批判式思维之外，同样重要的是以身作则。有些父母亲会威胁孩子如果再打架就会打他，显而易见这样的教育只会适得其反。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真正沉淀在孩子的心中的是如何做的，而不是如何说的。那些让孩子守时而自己不守时，让孩子讲礼貌而自己不讲礼貌，让孩子讲诚信而自己不讲诚信，让孩子负责而自己不负责的父母都没有做到真正的教育。所以，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为孩子树立一个榜样。我给女儿的信中谈到了以诚待人，多交朋友，无需强求朋友跟自己一样嗜好、一样个性，只要相互真心对待就足够了。我也跟她举了自己的例子，我身边的朋友都个性迥异，但是如果自己都没有做到，我这样说就没有说服力了。
四、多做好朋友，少做严长辈
规矩中长大的孩子，保守胆小 父母附属品的孩子，被动听话
轻松中长大的孩子，乐观快乐 做父母朋友的孩子，爱人爱己
我的父亲是个很好的父亲，他爱国、诚信、非常负责任，但是他从来不跟孩子打成一片，严守着长幼有序的界限。对父母尊敬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父母要成为孩子的朋友。在这个时代成长，孩子的心中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压力，当他们面临问题、困惑和挑战的时候，如果只是觉得父母是高高在上的长辈，就可能避而不谈，慢慢就有了代沟和隔阂。家长也许会觉得孩子太难懂，但其实可能是自己没有放下架子，定了太多规矩。
在太多的规矩和框架之下成长的孩子会胆小、保守、被动，新的时代里这样的人很难达到自己的潜力，也难在优秀的企业或学校脱颖而出。今天我们希望培养的孩子是快乐、乐观的，是能看到一杯水半满而不是半空的，是能够对父母亲有信任彼此倾诉的，是能够爱自己也能爱别人的。
所以我跟孩子在一起时，总告诉自己不要有架子，我的孩子会像朋友那样跟我开玩笑，也有很多话跟我说。以前我都是用电子邮件，但自从要跟女儿沟通之后，我就经常用IM，在IM上，我发现她讲的很多话都是奇奇怪怪的(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有那么一套九零后的网络语言)，我也学着跟她这样讲，刚开始时她觉得很奇怪，但是后来她告诉我我是一个很可爱的爸爸。其实孩子不但愿意，而且非常渴望做我们的朋友，我们也非常需要他们做我们的朋友，得到他们的信任。今天的孩子很多习惯跟我们已经不一样了，让他们来学我们时代的规矩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们的。
那是不是就完全不要规矩呢？当然不是这样。规矩可以有，然而：(1)定好规矩，但是首先要把规矩的道理讲清楚，不是盲目地服从；(2)在规矩内孩子有完全的自由；(3)违背了规矩孩子将受到讲好的惩罚；(4)规矩越少越好，才能有启发的作用；(5)孩子越大，规矩越少，放权越多。
这是我的四个建议，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和启发，中国的未来在中国的青年中，而中国的青年都是我们的骨肉、我们的最爱，所以让我们以后能够彼此勉励，把他们培养成他们最好的自己。
美国社会对儿童的关爱: 亲子活动
美国社会对儿童的关爱
—从《父母必读》杂志在Mercer大学亚特兰大校区的亲子活动谈起
叶宝生
一位老同学，现居美国，一次通电话嘘寒问暖，告说自己整天为生计奔波，最高兴的就是自己从中国到美国的孩子，笑称美国的孩子太幸福了。祝福两句，没太在意。在Mercer大学亚特兰大校区观摩了一次《父母必读》杂志组织的亲子活动，感触颇深。
到达活动现场，只见一对对父母，抱着孩子的，领着孩子的，既抱着又领着的，一辆小车推着一个或两个孩子还有一个小孩跟着的——一家人都挺兴奋地一起参加一个活动又一个活动。活动的设计都非常适宜不同年龄小孩的参与，棒球游戏——用鼓风机吹起一个塑料球，悬空，小孩操塑料球棒击打；篮球游戏——篮筐才高出头顶，蹒跚走路的小孩一次次将球举过头顶装进去；寻宝游戏——帐篷下一堆稻草，里面撒进糖果，小孩在里面翻找；家长与孩子一起做帽子，一起画彩脸，一起套圈……虽然有家长陪护，孩子们才是活动的主角。再看鬼屋、蹦床、滑梯、攀爬，都是充气设备，外形有青蛙状的、鳄鱼状的、火车头状的，也有白云样、水花样的，小孩在里面爬、滚、翻跟头，但都很安全，可见组织者对儿童安全的考虑。一边走，一边看，一边拍照，忽然发现有几辆铲土车、推土机、拖拉机，还认为是工作人员未及时移走。但是有小孩在上面煞有介事地作开车状，也有小孩在上面蹦蹦跳跳，才知道是为小孩专门放置的。小孩不光可以感受卡通般世界，也可以认识现实的工作工具。大灰熊、大熊猫和长嘴鸭造型的卡通人，游走在现场，不时作出各种滑稽动作，引得小孩们纷纷与其合影。还有小孩与卡通人比划上拳脚，卡通人展转腾挪也不示弱，引来大人、孩子一片笑声。儿童们是活动的主角，娱乐性贯穿活动始终。成人们则是尽心尽责的配角。几位乐手，不但热情洋溢，而且笑容可掬，为小孩们演奏一曲又一曲，小孩子们在音乐节奏中不协调的跳着、蹦着，家长们鼓励着、拍照着，其乐融融。几匹小矮马，在一个圈内，吸引了很多小孩，但好像既想骑又害怕，大学生志愿者和家长成了马背上忐忑不安的小主人的保护使者。切身感受的好一次亲子活动！
引发一些联想。在超市购物，用购物小车，有些小车上专门设置放小孩的位置，有的超市甚至准备了儿童电动车，供随家长购物的小孩使用。美国立法，13岁以下的学生放学回家，家中必须有人，以保障儿童的安全。美国的基础教育都是免费的，如果家庭收入低，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提供补贴，小孩在学校享受免费午餐，保证儿童受到公平的教育。美国社会对学生兴趣的尊重和特长的培养尤为突出。以高中生为例，美国学生参加完全国基准考试后，根据兴趣和特长申请大学考试，全国基准考试为参考，通过大学考试就可以进入自己爱好的专业学习，由于可以同时申请多所大学，进入自己爱好的专业比较有保证。而中国高中生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考试分数决定其能否上大学，能否上自己喜欢的专业。很多学生在报志愿时，不知道自己爱好什么，特长在哪，迷茫与困惑，学校又以上重点大学的多少为衡量指标，家长把学生的成绩算来算去，考虑上哪个层次的大学。最后，为了学校的荣誉、家长的荣耀，学生考上了好学校，却不是自己喜欢的专业。美国尊重学生的选择，对学生发展有利，但造成选择理工科的学生偏少；中国分数优先的选择，好大学很难就业的专业也都可以招满学生，但对学生专业发展有很大负面影响。从美国社会对儿童的关爱，可能会引发作为中国教育工作者的更深入思考。
—从《父母必读》杂志在Mercer大学亚特兰大校区的亲子活动谈起
叶宝生
一位老同学，现居美国，一次通电话嘘寒问暖，告说自己整天为生计奔波，最高兴的就是自己从中国到美国的孩子，笑称美国的孩子太幸福了。祝福两句，没太在意。在Mercer大学亚特兰大校区观摩了一次《父母必读》杂志组织的亲子活动，感触颇深。
到达活动现场，只见一对对父母，抱着孩子的，领着孩子的，既抱着又领着的，一辆小车推着一个或两个孩子还有一个小孩跟着的——一家人都挺兴奋地一起参加一个活动又一个活动。活动的设计都非常适宜不同年龄小孩的参与，棒球游戏——用鼓风机吹起一个塑料球，悬空，小孩操塑料球棒击打；篮球游戏——篮筐才高出头顶，蹒跚走路的小孩一次次将球举过头顶装进去；寻宝游戏——帐篷下一堆稻草，里面撒进糖果，小孩在里面翻找；家长与孩子一起做帽子，一起画彩脸，一起套圈……虽然有家长陪护，孩子们才是活动的主角。再看鬼屋、蹦床、滑梯、攀爬，都是充气设备，外形有青蛙状的、鳄鱼状的、火车头状的，也有白云样、水花样的，小孩在里面爬、滚、翻跟头，但都很安全，可见组织者对儿童安全的考虑。一边走，一边看，一边拍照，忽然发现有几辆铲土车、推土机、拖拉机，还认为是工作人员未及时移走。但是有小孩在上面煞有介事地作开车状，也有小孩在上面蹦蹦跳跳，才知道是为小孩专门放置的。小孩不光可以感受卡通般世界，也可以认识现实的工作工具。大灰熊、大熊猫和长嘴鸭造型的卡通人，游走在现场，不时作出各种滑稽动作，引得小孩们纷纷与其合影。还有小孩与卡通人比划上拳脚，卡通人展转腾挪也不示弱，引来大人、孩子一片笑声。儿童们是活动的主角，娱乐性贯穿活动始终。成人们则是尽心尽责的配角。几位乐手，不但热情洋溢，而且笑容可掬，为小孩们演奏一曲又一曲，小孩子们在音乐节奏中不协调的跳着、蹦着，家长们鼓励着、拍照着，其乐融融。几匹小矮马，在一个圈内，吸引了很多小孩，但好像既想骑又害怕，大学生志愿者和家长成了马背上忐忑不安的小主人的保护使者。切身感受的好一次亲子活动！
引发一些联想。在超市购物，用购物小车，有些小车上专门设置放小孩的位置，有的超市甚至准备了儿童电动车，供随家长购物的小孩使用。美国立法，13岁以下的学生放学回家，家中必须有人，以保障儿童的安全。美国的基础教育都是免费的，如果家庭收入低，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提供补贴，小孩在学校享受免费午餐，保证儿童受到公平的教育。美国社会对学生兴趣的尊重和特长的培养尤为突出。以高中生为例，美国学生参加完全国基准考试后，根据兴趣和特长申请大学考试，全国基准考试为参考，通过大学考试就可以进入自己爱好的专业学习，由于可以同时申请多所大学，进入自己爱好的专业比较有保证。而中国高中生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考试分数决定其能否上大学，能否上自己喜欢的专业。很多学生在报志愿时，不知道自己爱好什么，特长在哪，迷茫与困惑，学校又以上重点大学的多少为衡量指标，家长把学生的成绩算来算去，考虑上哪个层次的大学。最后，为了学校的荣誉、家长的荣耀，学生考上了好学校，却不是自己喜欢的专业。美国尊重学生的选择，对学生发展有利，但造成选择理工科的学生偏少；中国分数优先的选择，好大学很难就业的专业也都可以招满学生，但对学生专业发展有很大负面影响。从美国社会对儿童的关爱，可能会引发作为中国教育工作者的更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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