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随着“导弹之父”钱学森先生的仙逝，拥有“洲际导弹”（周济捣蛋）之称的教育部长也被免职。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部长职位的任免还不知是喜是忧。“捣蛋”的另一种说法叫“改革”，如果不让人家折腾，改革也就寿终正寝了。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折腾，这就要看其指导思想是否合乎客观规律。整个教育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只从一个侧面谈一下个人的粗浅认识。古人云：“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教育也要避免失去阴阳平衡。
一．阴阳文化
思想与行动是互为因果的，因此历史与思想史总是交织在一起。中国的文化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连年不断的内战中产生了很多杰出的思想；然而，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繁荣又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商鞅为了使秦国尽快富强起来，其变法的思路就是禁止各家的言论，只强调农耕和备战。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这一思路演变成了焚书坑儒的悲剧。秦国的文化实际上是“无文化”，对内靠严刑峻法，对外靠武力征服。所以，尽管中国实现了统一，秦朝却二世而亡。刘邦打下天下以后，经过文景之治的一段休养生息阶段，汉武帝又开始了强权政治，大力推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某种角度来看，汉武帝比秦始皇还是有进步的：从“零文化”进化到了“单一文化”。由于儒家学说有巩固皇权，约束官吏和使社会秩序化的稳定作用，所以汉武帝的政策被此后两千多年的统治者们奉为圭皋，同时儒家思想也被神圣化和教条化了。用道家的观点来看，那些有固定不变的有形东西具有“阴性”，相对来说，那些不断变化而无形的东西则具是“阳性”。所以，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两千年以来的文化具有“阴盛阳衰”的特征，由此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在近代的落后，结果惨遭世界列强的欺凌和蹂躏。
在洋务运动得到推行以后，西方的科学和文化开始逐渐传入中国，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些“阳性”的思想彻底摧垮了“阴性”的儒家教条，因此，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世袭专制社会体制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此后，尽管出现了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日本入侵和国共内战等一系列的社会动荡，然而，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却难得地呼吸到了一口新鲜空气，结果造就出了一大批出色的学者。新中国成立以后，“秦始皇”重新执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焚书坑儒”。钱学森先生在晚年提出了杰出人才断层的问题，其实答案很简单：教条主义的阴性文化只能培养精神奴隶。
二．阴阳知识
人们常常把教育过程简单化为知识的传输，特别是在古代，死记硬背成了主要的教学方式。然而，到了如今这个信息时代，那些僵死的“阴性”知识已经大为贬值了，人们只要上网搜索一下，几乎什么知识都能找到。就理工科领域而言，任何学科都存在着阳性的“道”与阴性的“术”。例如，连小学生都知道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式：能量等于质量乘上光速的平方；如果告之质量的亏值和光速，他（她）们拿起计算器就能算出核武器的当量。像这种类似的方程就属于阴性的“术”，代数方程可以用计算器来算，微分方程可以用计算机来数值求解，所以，“术”的东西都不难学。然而，在阴性的“术”背后都有阳性的“道”存在，而只有既理解了“道”又能够运用“术”，才算真正掌握了知识。例如，在看似简单的质能方程式背后隐藏着四位时空的概念，一个高中毕业生不花上几年的功夫根本理解不了这个“道”。如果进一步追究能量和质量到底是如何转化的，目前人类的知识水平还无法回答这一问题。
此外，阴性的知识也可以“还阳”。例如，很多医学和生物学教科书在讲述知识的同时，还花很大篇幅介绍当年的科学家是如果做出这些新发现的。与此类似，在视频制作上也有一个小技巧，它可以让一张静态的相片“活动”起来。一种方法是调整焦距来实现从局部到整体画面的过渡，另外一种方法是从一端向另一端扫描。通过对科学发现过程的描述，使学生们在学习“阴性”知识的同时，还可以学到如何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另外，通过对这些科学家的介绍，也可以给学生们起到榜样的作用。
我们这一代人上大学时文革刚刚结束，很多大学教师的学业也都荒废了。结果，很多老师上课时只能照本宣科，手里拿着备课本在黑板上抄板书，学生们则匆匆忙忙地在笔记本上抄笔记。稍微优秀一点的老师能够离开书本在黑板上推导一些公式，而能够画龙点睛般地点出其核心思想的老师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如果学一些简单的知识，靠学生们课下来理解还是可行的。可是，如果在一些深奥的课程中老师还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般地讲课，那就有点误人子弟了。古人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者，流散无穷”；“假传万卷书，真传一句话”。如果老师能够给学生们一个高屋建瓴的开示，那就会对学习过程起到事半功倍的促进作用。不过我们也不能抱怨太多，当年我们上学时不仅自己不用交学费，很多同学还有全额助学金。当时国家那么穷，拿出这点钱来的确很不容易。记得在开学典礼上一位副校长对我们训话：你们能够上大学并不是因为自己有才，而是靠七个农民所交的税来资助的。这话当时听起来有点刺耳，也许正因为如此才记忆深刻。现在美国正在过感恩节，我们还是应该衷心感谢祖国人民当年的栽培。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最近在网上看到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说，有些大学教授还在给学生“吃屎”，顿时觉得教育系统问题严重。仔细想来，责任并不完全在教师身上，这主要是一个系统问题。
三．阴阳教授
除了一些与管理有关的杂事以外，大学教授的主要职责就是教学和做科研。如果把传授过去的知识看作是“阴性”的，那么，做科研来开发新知识就可以称为是“阳性”的。在古代中国的老师有“阴盛阳衰”的趋势，如今，大学里却出现了“阳盛阴衰”的现象。很多大学的管理者都希望教授们在这两方面都十分出色，然而，客观现实却不是这样：往往科研做得越出色，其讲课水平就越差。况且，绝大多数做科研的人根本没有时间写书，即使出版专著也往往十分晦涩难懂。众所周知，人的大脑有左右两个半球，就绝大多数人来说，左半球处理细节的微观问题，右半球负责整体的宏观问题。在如今这个知识爆炸而精细分工的社会中，左半球占优势的人更适合做科研。俗话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做科研需要聚精会神地钻研一个专门课题，结果往往会忽视整个知识体系的宏观机构。这就像我们用网上的地图搜索功能一样，如果查看小范围的地图，各条小街道都看得清清楚楚，然而却无法了解大范围的高速公路网。因此，做科研的教授适合于带研究生，而不适合教本科生。
牛顿曾经说过：“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然而，如今当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爬上了巨人的肩膀上时，突然发现其上面站着另一个巨人。当我们筋疲力竭地再爬到这个巨人肩膀上时，却发现上面还有一个巨人，结果很多曾经豪情万丈的莘莘学子到此只好“望巨人兴叹”。因此，青年学生们迫切需要大学修建一道“天梯”，同时有老师在艰难的时候能够提携一把。然而，在科研型重点大学里却普遍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所以在美国四年制私立文理学院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因为那里的教师没有多少做科研的压力，可以专心致志地教书育人。如果把科研事业当作一场面对未知世界的征战的话，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补给线”拉得过长，学生们高中毕业以后不经“十年寒窗苦”根本就没有能力独立从事科研活动。在美国学生们根本没有“学而优则X”的观念，所以很多聪明学生不愿学理工科，结果就造成了本国科研人员后继乏人的现象。
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成功要素就是社会分工，同样，在教学和做科研方面教授们也应该进行分工。例如，年轻的教授可以少教课，腾出时间来多做科研。过了五十岁以后，大部分人做科研都会感到力不从心了，那时就可以多教课，逐渐把科研工作转交给年轻人。可是，在如今的大学管理体制中，大家千军万马一起去抢科研项目和经费，结果不仅阻碍了年青教授们的成长（涂序新就是一名受害者），而且还形象到了老年知识分子的健康状态。据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只有58岁，可是，大家都陷在了这样一场无休止的争斗中而无法自拔。推而广之，整个社会都应该建立起这样一种按年龄来安排工作的制度，例如，五十岁以上就可以选择每天工作六小时，六十岁以上一天可以工作四小时，同时他（她）们的工资也要相应减少。这样的制度实际上提高了老年人的工作稳定性和安全感，同时也提供了一个逐步适应退休生活的途径。就整个社会来说，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会显著提高，国家和个人的医疗开支都可以大幅减少。
四．阴阳学生
在模拟电子线路中，最核心的器件就是振荡器和放大器。前者不需要任何输入（如果噪音被排除之外的话），却可以产生输出信号。因此，振荡器是信号的源泉，可以被称为“阳性”器件。放大器则不同，它需要输入信号，然后将其放大，这种被动的工作方式可以被称为“阴性”器件。这两种器件的组成元件几乎完全相同，主要差别只在于反馈模式上。然而，它们的工作条件却完全不同，振荡器对工作环境非常敏感，如果有信号输入的话就会影响其正常工作。反之，放大器非常稳定，可是，如果没有信号输入它就会输出噪音。其实人也可以分为两类，“阳性”的人靠“内驱力”来生活和工作，而“阴性”的人靠外界的激励来生活和工作。在各行各业有杰出业绩的人都是“阳性”人，他（她）们可以从工作中获得乐趣。然而，并不是什么工作都能让“阳性人”兴奋，这类人只能干命中注定的工作。例如，爱因斯坦在前半生硕果累累，而后半生却毫无建树。可是，即使没有任何来自外界的激励，爱因斯坦仍旧孜孜不倦的研究其所钟爱的统一场论，直到逝世的前一天。虽然爱因斯坦自己在这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却激发了新一代物理学家对超弦理论的研究。爱因斯坦最鄙视的就是这样的科学家：他们总在寻找最容易出成果的课题，然后拼命发表很多肤浅的论文。其实，这种“阳性人”对“阴性人”的批评也是失之偏颇的。“阴性人”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可以“干一行爱一行”，但是他（她）们的工作热情主要来自于名利的刺激。在社会中“阳性人”的数量十分稀少，所以“阴性人”是社会的主力军。
为了回应钱老关于人才问题的提问，教育部曾经启动了“珠峰”计划。具体的细节还不得而知，但是，很有可能走入科大少年班的老路。事实证明，“阴性人”是可以培养的，而“阳性人”只能生养，仅仅靠后天努力根本无法成就天才。况且，很多“阳性人”在少年时期却是很笨拙的，而很多早慧的儿童长大以后并没有突出的成就，所以人才的选拨不宜在早期进行。例如，与霍金齐名的英国数学物理学家Penrose早年就十分迟钝，算术总是考不及格，结果他的老师就让他用别人两倍的时间来完成考试。如果他生在中国肯定就被应试教育所淘汰了。其实，霍金一直到本科毕业都成绩平平，在学业上根本就没有显示出任何天才的迹象。爱因斯坦在读本科期间的表现就更差，由于他经常旷课，如果没有朋友帮忙的话连本科文凭都拿不到。所以他毕业以后没有一个教授肯给他写推荐信，在失业了很长时间以后才在专利局找到了一个下层职员的工作。本人认为，高等教育改革的根本出路还是在于扩大本科招生和缩小不同大学之间在本科教育阶段上的差距，逐渐把本科阶段转变为普及教育。等到本科毕业以后给学生们一段自由学习的时光，这样就可以避免“阳性人”被“阴性人”所淹没。
五．阴阳德育
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核心就是墨守成规（阴性），当然，这确实有稳定社会的作用，但是必定会导致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如今，中国的文化变成了“发展才是硬道理”（阳性）；然而，不平衡的发展又导致了很多社会矛盾。道德的阴阳可以按时间和空间来分类，时间上的阴阳可以用现代生物学来诠释，那就是遗传（阴性）和变异（阳性）。空间上的阴阳其实在《易经》中有精辟的描述：厚德载物（阴性）和自强不息（阳性）。如果用《圣经》来解释，“阴性德”就是耶稣的精神：爱人如己；“阳性德”就是亚当和夏娃的精神：挑战权威和敢吃禁果。由于这两方面存在着强烈的反差，所以在德育领域就出现了两难困局。
儒家文化的教育目标主要是培养臣子，而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却没有多少指导意义。老子的道家学说有一部分是对君王讲的，里面还有一些愚民主义思想。佛家的观念是如何摆脱尘世间的束缚，从而获得超脱和自由。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十分缺乏教化民众的理论体系，所以中国历代的社会形态不是动乱就是死水一潭。特别是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模式，铸造出了国民“人人各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自利思维方式。如果这种思想不发生转变，中国就仍旧会局限在“动乱”与“僵化”的死循环里面。相比之下，文艺复兴以后基督教摆脱了教会的钳制，印刷术的使用使人们可以直接从《圣经》中得到指引。再加上民主与法制体系的建立，结果导致西方国家焕发出了旺盛的活力。当然，西方社会并非尽善尽美，中国如果继续深化改革的话，完全可以实现超越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但是，靠过去那种空洞而虚伪的说教根本就无法实现整个社会道德的转变，一个可行的途径是对佛教进行变革，在出世间的教义之外建立起一套人世间的佛教理论，这就有待圣人的出现才能完成。其实问题的实质很简单，人生最大的动力就是对未来的期待，所以只有把现世的“爱人”和来世的“爱己”统一起来，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
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同，佛教的核心是在文字以外。因此，任何佛教的经典都是一些“方便”的近似，而不是金科玉律。其实，在西方文化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上帝的语言是沉默，其他任何说教都是蹩脚的翻译”。所以，以佛教作为基础可以避免原教旨主义（阴性），从而每个人都可以在一生中不断地“觉悟”（阳性）。古人说过，在修炼过程中要“大悟几百次，小悟几千次”。所谓“觉悟”的过程就是借助外界的触发从而引起了内心的转变；尽管阅读前人的心路历程对个人的修炼有很大帮助，但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自己的真修实证上。说句犯众怒的话，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都是扭曲的，所以我们的生活中才有那么多的苦难。如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扭曲了，结果造成了数不尽的人间悲剧。等到人们的生活痛苦到了一定程度，圣人的话才会打动人心；那时人们才会幡然悔悟：原来生活竟然可以如此轻松愉快。
六．阴阳体育
体育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身体健康，然而，“健康”这个词实际上却是由两个不同概念组成的。“健”字的意思是身强力壮（阳性），而“康”的意思是炁血通达（阴性）。青少年具有纯阳之体，炁血自然通达，所以体育锻炼主要以外在的肌肉活动为主。等到上了年纪以后，炁血的运行开始衰退了，那时的体育锻炼就应该逐渐由肌肉活动转变为炁血的调控。所以在中小学和本科生阶段传统的体育锻炼是适宜的，可是，到了研究生和博士生时期，学校就因该提供一些活动炁血的锻炼方法（太极拳和气功）。此外，大学里还可以开设一些中医的选修课，学生们在了解了人体经络系统以后，可以练习一下通过针刺膝肘以下的穴位来调节身体机能的方法。
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一大健康隐患就是失眠，它的起因是大脑无法安静下来，而其根源无外乎兴奋或恐惧。在青年时代，人们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有时候会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然而，人到中年以后，事业上的压力会触发内心的焦虑，也会使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进入老年以后，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降低了，因此无法长时间保持兴奋或抑制状态，结果夜晚的睡眠时间就会缩短。失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人们常常会感到身心疲惫，甚至烦躁不安。现代医学对此有很深入的研究，然而，药物疗法不是成瘾就是无效，至今也没有找到满意的解决方案。半年前，歌坛巨星杰克逊的陨落就是由失眠而引起的。中医对睡眠也十分重视，认为在深度睡眠状态会出现心肾交泰的过程，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可惜的是，中医对失眠的治疗也收效甚微。既然医学找不到解决办法，人们只有寄希望于心理学了。可是，心理疗法又旷日持久，而且其效果也是因人而异。
人类与其它动物一样，生存的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获取食物和防范外敌，这主要靠大脑皮层发挥作用。其二是维持肌体的正常运转，例如呼吸和消化功能，以及维持稳定的体温和电解质平衡，这主要靠脑干和边缘系统来调节。其三是抵抗微生物的侵袭，主要依赖免疫系统和细胞的凋亡与再生，它与脊髓的功能有关。如果这三方面按功能来进行排序的话，其难度是越来越高。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大脑所处理的是最简单的事，而其余那些复杂的过程都是靠更高级的意识结构来自动调节的。但是，干任何事总离不开能量的消耗，所以，这三方面的功能之间存在着能量的竞争。例如，如果吃完饭马上就进行体力或脑力劳动，血液就会流向大脑和大肌肉群，从而影响消化和吸收功能。此外，人们一旦生病发烧，就会觉得头昏脑胀，浑身无力，食欲减退甚至呕吐；此时，免疫系统需要能量来对付入侵的微生物，所以前两个系统就要暂时降低能量消耗水平。其实，夜晚的睡眠过程也与此类似，身体的能量集中用在清理，解毒，调整和再生等过程。
现代人的普遍身体状态是“阳盛阴衰”，人体的能量和意识主要集中在大脑里，从而失去了感知来自身体的微弱信号的能力。目前，过劳死的现象在中国已经屡见不鲜；其实，人体在走到死亡的边缘之前会发出很多求救信号。然而，在这个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的社会中拼搏，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些重要的信息，因此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古人说过：“天下由来轻两臂，世间何苦重连城”。其意思是说，如果为了得到天下而失去两只胳膊，那么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然而，为了那么一点名利就把性命丧失了，很多人却趋之若鹜而乐此不疲。由此可见我们的社会就是多么地疯狂，而很多人又是怎样的愚痴。归根结底还是教育的问题，人们从小到大都受到出人头地思想的熏陶，结果就造成了把个人以及其他人的生命都置之不顾的思维方式。
总之，教育事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根本无法用三言两语来说清。在强调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不要忘记认识和改造自己的精神世界。按照佛教的说法，物质世界是存在于精神世界之内的，所以，精神世界比物质世界更重要，对其进行认识和改造的难度也就更大。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只有把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结合起来，人类才能与自已和宇宙和谐相处。最后，借助刻在阿波罗神庙上的两句箴言与朋友们共勉：“认识自己”和“毋走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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