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裔美国人高学历为何没有高职位？
(华尔街日报 2011-07-28) 一份周一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亚裔美国人拥有常春藤盟校学位的比例较大，但当上公司高管的比例低于其他族裔。
纽约非盈利智库工作-生活政策中心(Center for Work-Life Policy)一份报告显示，大约5%的美国居民将自己认定为亚裔，但财富500强公司管理职位中，由亚裔美国人士担任的不到2%。
只有八位亚裔人士目前为财富500强公司一把手，其中包括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的潘伟迪(Vikram Pandit)和雅芳(Avon Products Inc.)的钟彬娴(Andrea Jung)。但亚裔常常是拿着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文凭进入职场的。据全国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数据，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占常春藤盟校本科生的16%，占加州大学伯克林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本科生的35%。
工作-生活政策中心这份报告调查了2,952人，涵盖所有族裔，包括亚裔美国人(其中一半出生在美国)。报告还包括对受调查者和几家公司的后续访谈，这几家公司正为亚裔员工建立职业发展规划。
报告显示，四分之一的亚裔受访者说，他们在工作中面临着歧视，同时只有4%的白种人相信亚裔人在工作中受到了不公平对待。
报告显示，迄今为止，还很少有公司因为亚裔被视为“模范少数族裔”而为亚裔员工建立职业发展规划。报告作者之一拉希德(Ripa Rashid)说，这次调查揭示了她常从员工和管理者那里听来的一些东西：在美国公司里常常带来成功的那种高调和自夸，亚裔美国人由于文化上的原因并不擅长。拉希德说，他们只管埋头苦干，以为就这样就能做到高层。
调查还显示，亚裔员工可能不擅长跟同事分享个人生活，所以让更多资深同事成为导师和支持者的可能性也就更小。
制药巨头默克公司(Merck & Co.)启动了一个名为“精通文化之艺术”的计划，来帮助亚裔员工改善他们的软技能，比如怎样做演示报告。默克公司的文化多样性负责人达吉特 (Deborah Dagit)说，几年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一个大胆计划时，我们恍然大悟。2009年年底，默克公司在美国的员工有6%声称自己为亚裔，但在该公司的高管当中，这个族裔只占4%。
从2010年年初开始，基金管理公司联博(AllianceBernstein)让非盈利演说组织 Toastmasters来为其亚裔员工举行每月两次的自愿性学习班。联博目前在纽约、圣安东尼奥、得克萨斯和英国都开有Toastmasters的学习班。该公司负责人才管理和多元文化的瓦利亚(Vicki Walia)说，我们不想把它做成一个培训项目，因为培训项目往往是一刀切。企业顾问、《打破竹子天花板》(Breaking the Bamboo Ceiling)一书作者Jane Hyun说，亚裔美国人在工作中面临着十分微妙但又很强大的文化屏障。她说，亚洲有一种说法是最吵的鸭子挨枪子，而在美国则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些事情完全相反，相互矛盾。
Jane Hyun帮助默克公司制定了前述计划。她指出，这个计划是否成功，关键在于20名非亚裔高管是否认可。她说，在美国，我们往往以为我们应该简单地用同样的办法对待所有人，但这不一定是应对迥异文化价值观的最佳方法。
2011年7月29日星期五
2011年7月23日星期六
所有的赞美都对孩子有益吗？
生活在西方社会里，一个很大的不同于中国的感受是，听到的赞美永远多于批评。尽管知道有些不完全属实，但总是能赚得个好心情。这种情况在学校表现尤其突出，美国教育强调鼓励，所以孩子的作业、学期报告上大多是好话，不好的话呢，往往小心翼翼地用希望的方式提出。因此，美国的在校孩子个个自我感觉绝好，实在没有过人之处的呢，还会说，我很特别。
一般认为，赞美是有益无害的，所以多多益善。成年人大多有自知之明，对赞美有甄别能力。但成长中的孩子却缺少这个能力，对于让自己感觉良好的赞美他们照单全收。对人褒多于贬永远没有错，但所有的赞美都对孩子有益吗？
心理专家研究的结果是：不是所有的赞美都有益于孩子！如果对一个孩子说，你很棒，你很出色，你很聪明，无论做什么都是这种赞赏，不仅不总是好的，长期来看还有害处。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Carol Dweck曾经为赞美的效果做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她在一所小学五年级的孩子中，抽样一百多个十岁左右的孩子，然后把他们随机分成两组。所有的孩子被要求作三套题。无论做的结果好坏，一律给与正面的肯定。
当第一组孩子做完了题后，实验者给出的反馈是，“你真聪明(you are so intelligent, so smart)”。当然所有的孩子都感觉不错。在第二组的孩子完成了题目后，给出的反馈有所不同，其赞赏是，“哇，你真努力，做题非常认真(you put so much effort into it, you worked so hard)”。
然后，对同一群孩子做了第二部分实验。给两组孩子同样的两道题，其中一道相对简单，很容易做出答案；另一道则非常困难，但能从解题中学到很多东西。两组孩子可以随意选择其中一个做。结果，被赞美“聪明伶俐（praise for intelligence）”小组的孩子，50%的选择了简单的题目，另外50%选了难的题目。被赞美“努力认真(praise for hard work)”的小组，90%的孩子选择了困难的题目。
第三部分实验是，让同一群孩子做一道非常难的题目，这道题基本上无解。这组实验是想测试两组孩子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所作出的反应。实验的结果是，被赞赏“聪明”组的孩子没有坚持多久很快就放弃了努力，而且因为解不出题来表现得很沮丧。相反，被赞赏“努力”组的孩子则能坚持很长的时间。即使最后他们也没有解开这道题，但在整个解题的过程中表现得兴致盎然，也即他们享受了解题的过程。
Carol Dweck对于她的研究所作的结论是，赞赏聪明比赞赏努力对学生的成就动机有更多的负面效果。被赞赏聪明的孩子以绩效为目标，而被赞赏努力的孩子则以学习为目标。当他们都遇到挫败时，相对于被赞赏努力的孩子，被赞赏聪明的孩子表现为更差的耐性和持久力，更少享受做事的过程，更多低能特征，以及最终导致终极成效更糟。此外，被赞赏智力的孩子也表现为封固的心态，而被赞赏努力的孩子则有拓展的和发展的思维模式 。(praise for intelligence had more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student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than praise for effort. Fifth graders praised for intelligence were found to care more about performance goals relative to learning goals than children praised for effort. After failure, they also displayed less task persistence, less task enjoyment, more low-ability attributions, and worse task performance than children praised for effort. Finally, children praised for intelligence described it as a fixed trait more than children praised for hard work, who believed it to be subject to improvement. Thes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how achievement is best encouraged, as well as for more theoretical issues, such as the potential cost of performance goals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contingent self-worth. 注1)
换言之，智力赞赏方式是奖赏结果，努力赞赏方式则是奖励过程。被赞赏聪明的人更多关注的是结果，用一个一个的结果来证明自己的聪明从而获得进一步的赞赏。于是，他们会选择容易一点能达到好的结果的任务。如果没有显而易见的成功的机会，大多数人都不敢去试一试，因为他们畏惧失败害怕被人认为不聪明。有些人即使试了也很容易放弃，然后对于试了没有成功的事失去了兴趣，更甚者走极端地认为自己不再聪明。事实上，这种智力赞赏也是造成完美主义心态因素之一，而完美主义心态是个人走向成功的障碍。因为任何成功都是由一系列的失败铺就的，完美主义者最害怕的就是失败。结果奖赏的另一个潜在的危险是，容易造成孩子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相反，那些被称赞努力的孩子，在困难面前不会轻易气馁，有些人甚至越是困难越有斗志，因为他们的努力的过程被赞赏了从而有了愉快的体验。
中国孩子没有美国孩子幸运，平时能得到老师嘉许的机会不多。但每个孩子有个终极的奖赏，即考试分数，也即结果奖赏。从小学到高中的考试分数，不仅没有隐私地被高高挂起人人皆知，而且成了学习的终极目标，即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考得一个好分数。这个分数不仅决定了孩子们大学选择和将来的职业走向，而且奠定了他们一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那么，这种分数奖赏的结果到底如何呢？2009年中国校友会网发布了《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注2)，报告对1977-2008年中国各地区高考状元的求学和职业等状况展开调查研究。报告显示，恢复高考32年来中国大陆有1000余位高考状元，毕业后职业发展较少“出类拔萃”，无一位是学界、商界、政界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成就远远低于社会预期。
当然，高考状元并不必然成为顶尖人才，也不必然成就斐然。如果一开始只把他们当成普通学生成员而不做特别宣传，让他们自然发展，就没有什么社会预期的来源。但是，社会每年大张旗鼓地炒作高考状元，很明确地在告诉人们因高分而高能高智，是未来的精英，对他们有了高成就的社会期望就不可避免。同时这种变相高分奖赏，不仅催生了整个基础教育以高分为目的，而且压抑或埋没了在非主流方面突出的学生。对状元们本身，也非幸事。能在历次考试中名列前茅的孩子的智力肯定不低，如果不是这种有害无益的高分奖赏，说不定他们能因重视努力过程而非短期结果而成为某方面的人才的。高分数并不代表高智商高成就早有共识，但是我们的各种媒体每年仍然继续炒作高考状元，各名校更是以抢状元为荣。
努力赞赏（过程奖励）并不是说让孩子们忽视做事目标，而是强调改变我们的奖赏习惯。在给孩子们设置目标后，眼睛不要总是盯着结果的好坏，而是奖励他们为达到目标所作的各种正当的努力，让他们在努力过程中得到愉快从而不惧失败。可是，整个社会习惯了奖赏结果（目的），为成就而欢呼。大多数人被教育着以成就一番事业为生活目标，用某种成就来衡量一个人的一切，如果没有某种成就被认为是不成功的人。尤其是当年学业突出的人，被各种赞许鼓励着以致对自己期望过高。一旦没能达到某种目标，终身生活中挫败感中而体会不到幸福。大多不幸福者的背后，实际上就是对自己有不适当的期望。如果调整心态，以平常心态对待自己，享受做每一件的过程，生活应该会是不一样。
参见 Claudia M. Mueller and Carol S. Dweck. Praise for Intelligence Can Undermine Children's Motivation and Performanc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8, Vol. 75, No. 1, 33-52
(By 艾 约 From CND.org)
一般认为，赞美是有益无害的，所以多多益善。成年人大多有自知之明，对赞美有甄别能力。但成长中的孩子却缺少这个能力，对于让自己感觉良好的赞美他们照单全收。对人褒多于贬永远没有错，但所有的赞美都对孩子有益吗？
心理专家研究的结果是：不是所有的赞美都有益于孩子！如果对一个孩子说，你很棒，你很出色，你很聪明，无论做什么都是这种赞赏，不仅不总是好的，长期来看还有害处。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Carol Dweck曾经为赞美的效果做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她在一所小学五年级的孩子中，抽样一百多个十岁左右的孩子，然后把他们随机分成两组。所有的孩子被要求作三套题。无论做的结果好坏，一律给与正面的肯定。
当第一组孩子做完了题后，实验者给出的反馈是，“你真聪明(you are so intelligent, so smart)”。当然所有的孩子都感觉不错。在第二组的孩子完成了题目后，给出的反馈有所不同，其赞赏是，“哇，你真努力，做题非常认真(you put so much effort into it, you worked so hard)”。
然后，对同一群孩子做了第二部分实验。给两组孩子同样的两道题，其中一道相对简单，很容易做出答案；另一道则非常困难，但能从解题中学到很多东西。两组孩子可以随意选择其中一个做。结果，被赞美“聪明伶俐（praise for intelligence）”小组的孩子，50%的选择了简单的题目，另外50%选了难的题目。被赞美“努力认真(praise for hard work)”的小组，90%的孩子选择了困难的题目。
第三部分实验是，让同一群孩子做一道非常难的题目，这道题基本上无解。这组实验是想测试两组孩子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所作出的反应。实验的结果是，被赞赏“聪明”组的孩子没有坚持多久很快就放弃了努力，而且因为解不出题来表现得很沮丧。相反，被赞赏“努力”组的孩子则能坚持很长的时间。即使最后他们也没有解开这道题，但在整个解题的过程中表现得兴致盎然，也即他们享受了解题的过程。
Carol Dweck对于她的研究所作的结论是，赞赏聪明比赞赏努力对学生的成就动机有更多的负面效果。被赞赏聪明的孩子以绩效为目标，而被赞赏努力的孩子则以学习为目标。当他们都遇到挫败时，相对于被赞赏努力的孩子，被赞赏聪明的孩子表现为更差的耐性和持久力，更少享受做事的过程，更多低能特征，以及最终导致终极成效更糟。此外，被赞赏智力的孩子也表现为封固的心态，而被赞赏努力的孩子则有拓展的和发展的思维模式 。(praise for intelligence had more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student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than praise for effort. Fifth graders praised for intelligence were found to care more about performance goals relative to learning goals than children praised for effort. After failure, they also displayed less task persistence, less task enjoyment, more low-ability attributions, and worse task performance than children praised for effort. Finally, children praised for intelligence described it as a fixed trait more than children praised for hard work, who believed it to be subject to improvement. Thes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how achievement is best encouraged, as well as for more theoretical issues, such as the potential cost of performance goals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contingent self-worth. 注1)
换言之，智力赞赏方式是奖赏结果，努力赞赏方式则是奖励过程。被赞赏聪明的人更多关注的是结果，用一个一个的结果来证明自己的聪明从而获得进一步的赞赏。于是，他们会选择容易一点能达到好的结果的任务。如果没有显而易见的成功的机会，大多数人都不敢去试一试，因为他们畏惧失败害怕被人认为不聪明。有些人即使试了也很容易放弃，然后对于试了没有成功的事失去了兴趣，更甚者走极端地认为自己不再聪明。事实上，这种智力赞赏也是造成完美主义心态因素之一，而完美主义心态是个人走向成功的障碍。因为任何成功都是由一系列的失败铺就的，完美主义者最害怕的就是失败。结果奖赏的另一个潜在的危险是，容易造成孩子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相反，那些被称赞努力的孩子，在困难面前不会轻易气馁，有些人甚至越是困难越有斗志，因为他们的努力的过程被赞赏了从而有了愉快的体验。
中国孩子没有美国孩子幸运，平时能得到老师嘉许的机会不多。但每个孩子有个终极的奖赏，即考试分数，也即结果奖赏。从小学到高中的考试分数，不仅没有隐私地被高高挂起人人皆知，而且成了学习的终极目标，即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考得一个好分数。这个分数不仅决定了孩子们大学选择和将来的职业走向，而且奠定了他们一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那么，这种分数奖赏的结果到底如何呢？2009年中国校友会网发布了《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注2)，报告对1977-2008年中国各地区高考状元的求学和职业等状况展开调查研究。报告显示，恢复高考32年来中国大陆有1000余位高考状元，毕业后职业发展较少“出类拔萃”，无一位是学界、商界、政界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成就远远低于社会预期。
当然，高考状元并不必然成为顶尖人才，也不必然成就斐然。如果一开始只把他们当成普通学生成员而不做特别宣传，让他们自然发展，就没有什么社会预期的来源。但是，社会每年大张旗鼓地炒作高考状元，很明确地在告诉人们因高分而高能高智，是未来的精英，对他们有了高成就的社会期望就不可避免。同时这种变相高分奖赏，不仅催生了整个基础教育以高分为目的，而且压抑或埋没了在非主流方面突出的学生。对状元们本身，也非幸事。能在历次考试中名列前茅的孩子的智力肯定不低，如果不是这种有害无益的高分奖赏，说不定他们能因重视努力过程而非短期结果而成为某方面的人才的。高分数并不代表高智商高成就早有共识，但是我们的各种媒体每年仍然继续炒作高考状元，各名校更是以抢状元为荣。
努力赞赏（过程奖励）并不是说让孩子们忽视做事目标，而是强调改变我们的奖赏习惯。在给孩子们设置目标后，眼睛不要总是盯着结果的好坏，而是奖励他们为达到目标所作的各种正当的努力，让他们在努力过程中得到愉快从而不惧失败。可是，整个社会习惯了奖赏结果（目的），为成就而欢呼。大多数人被教育着以成就一番事业为生活目标，用某种成就来衡量一个人的一切，如果没有某种成就被认为是不成功的人。尤其是当年学业突出的人，被各种赞许鼓励着以致对自己期望过高。一旦没能达到某种目标，终身生活中挫败感中而体会不到幸福。大多不幸福者的背后，实际上就是对自己有不适当的期望。如果调整心态，以平常心态对待自己，享受做每一件的过程，生活应该会是不一样。
参见 Claudia M. Mueller and Carol S. Dweck. Praise for Intelligence Can Undermine Children's Motivation and Performanc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8, Vol. 75, No. 1, 33-52
(By 艾 约 From CND.org)
2011年7月9日星期六
考试小考
By 曾师傅
From CND.org
考试原本指的是考查和试用, 后来才逐渐演化为现在的含义。在线汉典是这样解释考试的：通过书面或口头回答、现场操作等方式考查人的技能或知识水平。
(一) 考试的起源
据专家考证，考试的前身就是考查和试用。原中国国家教委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在其大作《考试的起源》中指出：中国关于考试的最早的记载是公元前约二千年左右尧选舜做接班人的传说。当时，尧年事已高，欲选接班人，便向四岳征求意见。大家推荐舜，并介绍了他的事绩。由于尧不能确定舜能否胜任这个职务，便决定“吾其试哉”。这个“试”，当然还不是考试，而是试用，即在实践中考察。
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周代，在周天子的号召下，学校普遍采用“比”、“考”、“校”的方法，考察、检查、校正，衡量、评价学生是否达到了教学的要求。公元前165年前后，汉文帝决定不再使用在实践中试用、考察的方法，而是将自已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提炼成为试题，让考生回答。此次考试尽管不正规，却开创了世界考试历史之先河。
中国历史上首次将“考”与“试”并用，创造了“考试”这个概念的，是汉代大政治家董仲舒。不过，汉代选拔人才并不实行考试制，而是实行察举制。虽然察举制也有考试，但选拔的基本方法还是推荐，主要标准是“德”，主要对象是孝子和廉吏。
（二）中国的科考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简称“科考”）是举世公认的最早的考试。科考也是世界上历时最长、规格最高、难度最大的国家级考试。科考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5年) 为止，历时一千三百年。由于有皇帝的亲自参与，科考的规格极高。全国各地的学子们通过乡试后，云集京城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优胜者参加下一轮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通过殿试者即由皇帝钦点为进士。科考的难度极大，一般的考生考取进士的可能性很小。光绪二十四年，梁启超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粗略地描述过清末的科考：“邑聚千数百童生，拔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十人为进士。”这样算下来，一般的考生在清末考取进士的概率还不到千分之一。历时一千三百年的科考总共才产生了约十万名进士，其中科考大省江西就占了一万多，光吉安地区就出了三千进士。
科考是中国历史的缩影，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科考像一部武侠小说，充满了神秘和传奇。王安石20岁那年赴京赶考，路过某地，见一大户人家门口有一征对招亲的下联：“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王安石一时对答不出，便默记心中。到了京城参加考试的时候，他看见有一道考题竟是对上联：“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王安石喜出望外，当即以招亲联应对，并因此被取为进士。归乡途中，他又路过那户人家，得知招亲联仍无人对出，便以科考联回对，被招为快婿。
北宋时期，有一年科考主考官是欧阳修。他在批改考卷的时候，被一篇的文章精彩绝纶的文章震住，便想点这篇文章的作者为第一名。可是，他转念一想，天下有这等文采的恐怕只有他的学生曾巩一人。为了避嫌，他将篇文章的作者改为第二名。发榜的时候，欧阳修才知道被他判为第二名的原来是苏轼。欧阳修后悔不已，没想到苏轼却靠不计较。欧阳修对苏轼赞叹不已：这样的青年才俊，真是该让他出榜于人头地啊。这就是成语“出人头地”的由来。
总的来说，科考之利远大于弊。科考堪称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而且比其它四大发明更令人信服。英、法等欧洲国家近代发明的学士、硕士、博士这三个学位就是科考中的秀才、举人和进士的翻版。为此，孙中山先生专门称赞中国的科考是世界上最好的考试制度。
科考提倡公平竞争，反对世袭制和特权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科考难度很大，滋长了勤奋好学、艰苦奋斗的良好风气。科考为广大的平民子弟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实现理想的机会。科考所产生的进士绝大多数都很优秀，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历史上绝大多数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诗人也都是进士出身，他们包括唐宋八大家王安石、欧阳修、曾巩等，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王维、李商隐、杜牧等，宋朝著名诗人文天祥、杨万里、晏殊、黄庭坚、范仲淹等，以及明清著名诗人解缙、汤显祖、郑板桥、唐伯虎、汤显祖、纪晓岚、林则徐等。
当然，科考也存在不少弊端。首先，科考的内容过于陈腐。科考长期以来只考文科，不考理科。这种“重文轻理”的学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近代中国在科技上远远落后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李光耀、康有为、宋应星等都认为科考阻碍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
其次，科考的形式过于呆板，明、清两朝的科考更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文。这样一来，天下学子死肯八股文，变成了不谙世务的书呆子。相反，一些不拘一格的大才子却往往考不上进士。中国历史上两位最伟大的诗人李白和杜甫都是科考的失败者。不过，李白和杜甫要是中了进士，那肯定会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进士”李白忙于在官场应酬，既没有自由、也没有时间到处游山玩水，一定写不出那么气势磅礴、雄伟壮峙的诗句。“进士”杜甫苦于在官场厮混，既没有胆量、也没有机会，一定写不出那么客观现实、沉郁顿挫的诗句。另外，词圣姜夔，大词人晏几道，《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以及《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也都是科考的牺牲品。
再次，科考让人热衷于功名利禄，从而变得险隘和自私。《儒林外史》中的人物范进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范进信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一心想做个读书人。然而，他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飞黄腾达和光宗耀祖。他清楚只有通过中举才能达到他的目的，于是中举便成了他一生的梦想。可是，他屡试不第。他屡败屡考，直到54岁才考中秀才。他还不死心，宁可让家人挨饿也要再去应考。终于有一天，他中了举，却因为兴奋过度而精神失常，成了科考的殉道者。
（三）中国的高考
中国当代的高考是古代科考的延续。1952年，全国大学统一招生，揭开了现代高考的序幕。1966年，高考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被迫降下了帷幕。1971年，大学重新开始招生。可是，由于老毛的反对，高考就像失宠的妃子一样躲在后宫不敢露面。大学新生不是通过高考，而是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他们都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那就是 “工农兵大学生”。1977年，高考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三十多年来，高考仍然焕发着青春，始终战斗在第一线。
高考的优点很多。高考很全面，不仅有文科，还有理科、工科、农科和医科。高考对妇女全方位开放，让妇女彻底翻身得解放。高考缩小了城乡差别，缓和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正是因为高考，我们这些农家弟子才有机会仍掉锹把，改吃商品粮。高考减少了阶级斗争，消弱了等级制度。要不是高考，我们这些“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永无出头之日。高考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小康经济的步伐。高考将社会上最优秀的青年拉到一起，让他们学习现代科技知识和经济理论。高考滋长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风气。
高考也存在一些缺点。高考题目普遍偏难，有些甚至刁钻古怪。据说，最近几年的数学考题都很难，以致近半数的考生还得不到满分120分中的一半分数。我还隐约记得1980年有一道10分的高考数学题，它要求证明勾股定理。有些考生从三角函数的正弦和余弦的定义出发，再套用三角函数恒等式，很巧妙地得到了勾股定理。殊不知，他们犯了条件和结论之间的循环错误，因为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本身就是通过勾股定理得来的。结果，这些考生在这道题上统统得了零分，肯定有不少人因为这道题而改变了命运。以我之见，数学题完全可以出得简单一些，不妨可出一些多项选择题。语文题倒是可以出难一些，比如可以考一些古代科考必考的诗、经、赋等。
高考录取标准因地而异这一政策不太公平，甚至还不如古代的科考公平。全国统一高考理应全国统一录取，理应保证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江西考生继承了先民在科考中名列前茅的优良传统，平均考分比较高。然而，江西的录取分数线却比全国有些省、市高很多。我一位族叔可以说是高考的牺牲品。他从1978年一直考到1985年，可是每次都只差几分。虽然他最后考上了大学，却因为连年的高考失利而早早离开了人世。
另外，高考中的政治科目太乏味，不如改成历史科目。最近，我在网上看到现在高考理科不考政治。若真如此，那可是高考的一大进步。
（四）美国的考试
说到考试，不能不提到当今世界霸主美国。美国虽然只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却因为政策开明、政局稳定、法律健全、国力雄厚等因素而一跃成为考试王国。美国的考试有两大特色：种类众多、题目规范。美国很多州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设有标准考试。它们多为多项选择题，题目也都比较容易。
美国没有全国统一高考，最接近中国高考的是SAT标准考试。SAT 考试始于1901年，中间经历了几次改革。目前的SAT只考语文和数学两门科目，其中语文包括读和写两部分。SAT 考试日期很灵活，不像中国的高考那样“一锤子买卖”。美国每年都举办多次SAT 考试，以方便考生任意选择其中的一次或多次。另外，美国优秀的初中生也可以提前和高中生一道参加SAT的考试。
不过，美国很多大学还要求另外一种叫ACT的标准考试。ACT考试始于1959年，科目包括语文、数学和科学。美国每年也有若干次ACT考试供考生选择，考生也可以多次参加ACT考试。很多一流大学还要求考生参加难度更高的SAT专业考试I 和 II。
尽管美国有三千多所大学，但要上一所好大学也不容易。我常常听说美国的高中生课业很紧，晚上只能睡五、六个小时。他们除了要应付众多的考试外，还要参加很多课外活动。
美国的小学生至高中生可以参加跳级或跳课考试。它们都是标准考试，难度却很大，也没有考古题或复习资料。跳级考试要考语文、数学、科学、历史等，只有门门达到90分才能跳级。跳课考试一般分初试和复试两阶段，只有初试达到90分的才有资格参加复试，只有复试达到90分的才能跳课。
美国小学至高中一般都有普通班和天才班之分。要想进入天才班，学生得参加难度很大的智力考试。不过，进去难，出来更难。原来，高度民主的美国也爱搞天才班的终身制。
美国的竞赛名目繁多。就拿数学来说吧，小学有美国奥数，初中有Math Count, 高中有AMC 10 和 AMC 12 等等。另外，还有不少学校和团体单独组办各种形式的数学竞赛。
美国的大学课程一般都会有期中和期末两次考试，中间还会穿插几次测验。美国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比较简单，一般只要求GRE 或GMAT两门标准考试。美国的研究生课程也有考试，不像中国的某些研究生课程只要求写写读书报告。美国的博士生入学考试比中国的难，而且既有笔试、又有口试。
美国的职业考试多如牛毛。医生、律师、兽医、房地产经纪人都有资格考试，就连警察和救火员也有标准考试。有时，在美国为了找工作而参加面试，也要通过五花八门的考试。
美国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考试，可能是因为美国人相信公平竞争。考试是解决竞争的最有效的办法。考试使竞争更加激烈，竞争又会使考试更加刺激。不过，美国相信考试，但不迷信考试。对他们来说，考试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
前不久，韩裔美国人Wesley Yang 发表了一篇长篇文章，题目叫“亚裔美国人：考场上的霸主，职场上的纸老虎”。我虽然没有读过这篇文章，但对其题目不以为然。亚裔不是想做美国考场上的霸主，而是被美国众多的考试逼出来的。
我很惭愧，只是在小时候做过一阵子考场上的霸主。上大学后，由于功利心作怪，我逐渐沦为考试的奴隶。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考试离我渐行渐远。我心里一片迷惘，眼前却一片金光。我看到了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平添了一丝希望。愿我们的下一代既做考场的霸主，又当职场上的猎枪。
（五）考试的未来
随着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和科学知识的日益更新，未来的考试必将更加国际化、更加规范化、更加电脑化、更加知识化。未来的考试会像一个特技演员一样在中、美两国巡回演出。结果，中国的考试会越来越多，越来越规范。美国的考试会越来越精，越来越难。
考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尽管考试比人类年轻几千岁，却必将伴随着人类白头偕老，直到永永远远。
From CND.org
考试原本指的是考查和试用, 后来才逐渐演化为现在的含义。在线汉典是这样解释考试的：通过书面或口头回答、现场操作等方式考查人的技能或知识水平。
(一) 考试的起源
据专家考证，考试的前身就是考查和试用。原中国国家教委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在其大作《考试的起源》中指出：中国关于考试的最早的记载是公元前约二千年左右尧选舜做接班人的传说。当时，尧年事已高，欲选接班人，便向四岳征求意见。大家推荐舜，并介绍了他的事绩。由于尧不能确定舜能否胜任这个职务，便决定“吾其试哉”。这个“试”，当然还不是考试，而是试用，即在实践中考察。
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周代，在周天子的号召下，学校普遍采用“比”、“考”、“校”的方法，考察、检查、校正，衡量、评价学生是否达到了教学的要求。公元前165年前后，汉文帝决定不再使用在实践中试用、考察的方法，而是将自已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提炼成为试题，让考生回答。此次考试尽管不正规，却开创了世界考试历史之先河。
中国历史上首次将“考”与“试”并用，创造了“考试”这个概念的，是汉代大政治家董仲舒。不过，汉代选拔人才并不实行考试制，而是实行察举制。虽然察举制也有考试，但选拔的基本方法还是推荐，主要标准是“德”，主要对象是孝子和廉吏。
（二）中国的科考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简称“科考”）是举世公认的最早的考试。科考也是世界上历时最长、规格最高、难度最大的国家级考试。科考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5年) 为止，历时一千三百年。由于有皇帝的亲自参与，科考的规格极高。全国各地的学子们通过乡试后，云集京城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优胜者参加下一轮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通过殿试者即由皇帝钦点为进士。科考的难度极大，一般的考生考取进士的可能性很小。光绪二十四年，梁启超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粗略地描述过清末的科考：“邑聚千数百童生，拔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十人为进士。”这样算下来，一般的考生在清末考取进士的概率还不到千分之一。历时一千三百年的科考总共才产生了约十万名进士，其中科考大省江西就占了一万多，光吉安地区就出了三千进士。
科考是中国历史的缩影，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科考像一部武侠小说，充满了神秘和传奇。王安石20岁那年赴京赶考，路过某地，见一大户人家门口有一征对招亲的下联：“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王安石一时对答不出，便默记心中。到了京城参加考试的时候，他看见有一道考题竟是对上联：“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王安石喜出望外，当即以招亲联应对，并因此被取为进士。归乡途中，他又路过那户人家，得知招亲联仍无人对出，便以科考联回对，被招为快婿。
北宋时期，有一年科考主考官是欧阳修。他在批改考卷的时候，被一篇的文章精彩绝纶的文章震住，便想点这篇文章的作者为第一名。可是，他转念一想，天下有这等文采的恐怕只有他的学生曾巩一人。为了避嫌，他将篇文章的作者改为第二名。发榜的时候，欧阳修才知道被他判为第二名的原来是苏轼。欧阳修后悔不已，没想到苏轼却靠不计较。欧阳修对苏轼赞叹不已：这样的青年才俊，真是该让他出榜于人头地啊。这就是成语“出人头地”的由来。
总的来说，科考之利远大于弊。科考堪称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而且比其它四大发明更令人信服。英、法等欧洲国家近代发明的学士、硕士、博士这三个学位就是科考中的秀才、举人和进士的翻版。为此，孙中山先生专门称赞中国的科考是世界上最好的考试制度。
科考提倡公平竞争，反对世袭制和特权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科考难度很大，滋长了勤奋好学、艰苦奋斗的良好风气。科考为广大的平民子弟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实现理想的机会。科考所产生的进士绝大多数都很优秀，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历史上绝大多数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诗人也都是进士出身，他们包括唐宋八大家王安石、欧阳修、曾巩等，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王维、李商隐、杜牧等，宋朝著名诗人文天祥、杨万里、晏殊、黄庭坚、范仲淹等，以及明清著名诗人解缙、汤显祖、郑板桥、唐伯虎、汤显祖、纪晓岚、林则徐等。
当然，科考也存在不少弊端。首先，科考的内容过于陈腐。科考长期以来只考文科，不考理科。这种“重文轻理”的学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近代中国在科技上远远落后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李光耀、康有为、宋应星等都认为科考阻碍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
其次，科考的形式过于呆板，明、清两朝的科考更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文。这样一来，天下学子死肯八股文，变成了不谙世务的书呆子。相反，一些不拘一格的大才子却往往考不上进士。中国历史上两位最伟大的诗人李白和杜甫都是科考的失败者。不过，李白和杜甫要是中了进士，那肯定会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进士”李白忙于在官场应酬，既没有自由、也没有时间到处游山玩水，一定写不出那么气势磅礴、雄伟壮峙的诗句。“进士”杜甫苦于在官场厮混，既没有胆量、也没有机会，一定写不出那么客观现实、沉郁顿挫的诗句。另外，词圣姜夔，大词人晏几道，《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以及《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也都是科考的牺牲品。
再次，科考让人热衷于功名利禄，从而变得险隘和自私。《儒林外史》中的人物范进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范进信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一心想做个读书人。然而，他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飞黄腾达和光宗耀祖。他清楚只有通过中举才能达到他的目的，于是中举便成了他一生的梦想。可是，他屡试不第。他屡败屡考，直到54岁才考中秀才。他还不死心，宁可让家人挨饿也要再去应考。终于有一天，他中了举，却因为兴奋过度而精神失常，成了科考的殉道者。
（三）中国的高考
中国当代的高考是古代科考的延续。1952年，全国大学统一招生，揭开了现代高考的序幕。1966年，高考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被迫降下了帷幕。1971年，大学重新开始招生。可是，由于老毛的反对，高考就像失宠的妃子一样躲在后宫不敢露面。大学新生不是通过高考，而是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他们都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那就是 “工农兵大学生”。1977年，高考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三十多年来，高考仍然焕发着青春，始终战斗在第一线。
高考的优点很多。高考很全面，不仅有文科，还有理科、工科、农科和医科。高考对妇女全方位开放，让妇女彻底翻身得解放。高考缩小了城乡差别，缓和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正是因为高考，我们这些农家弟子才有机会仍掉锹把，改吃商品粮。高考减少了阶级斗争，消弱了等级制度。要不是高考，我们这些“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永无出头之日。高考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小康经济的步伐。高考将社会上最优秀的青年拉到一起，让他们学习现代科技知识和经济理论。高考滋长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风气。
高考也存在一些缺点。高考题目普遍偏难，有些甚至刁钻古怪。据说，最近几年的数学考题都很难，以致近半数的考生还得不到满分120分中的一半分数。我还隐约记得1980年有一道10分的高考数学题，它要求证明勾股定理。有些考生从三角函数的正弦和余弦的定义出发，再套用三角函数恒等式，很巧妙地得到了勾股定理。殊不知，他们犯了条件和结论之间的循环错误，因为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本身就是通过勾股定理得来的。结果，这些考生在这道题上统统得了零分，肯定有不少人因为这道题而改变了命运。以我之见，数学题完全可以出得简单一些，不妨可出一些多项选择题。语文题倒是可以出难一些，比如可以考一些古代科考必考的诗、经、赋等。
高考录取标准因地而异这一政策不太公平，甚至还不如古代的科考公平。全国统一高考理应全国统一录取，理应保证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江西考生继承了先民在科考中名列前茅的优良传统，平均考分比较高。然而，江西的录取分数线却比全国有些省、市高很多。我一位族叔可以说是高考的牺牲品。他从1978年一直考到1985年，可是每次都只差几分。虽然他最后考上了大学，却因为连年的高考失利而早早离开了人世。
另外，高考中的政治科目太乏味，不如改成历史科目。最近，我在网上看到现在高考理科不考政治。若真如此，那可是高考的一大进步。
（四）美国的考试
说到考试，不能不提到当今世界霸主美国。美国虽然只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却因为政策开明、政局稳定、法律健全、国力雄厚等因素而一跃成为考试王国。美国的考试有两大特色：种类众多、题目规范。美国很多州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设有标准考试。它们多为多项选择题，题目也都比较容易。
美国没有全国统一高考，最接近中国高考的是SAT标准考试。SAT 考试始于1901年，中间经历了几次改革。目前的SAT只考语文和数学两门科目，其中语文包括读和写两部分。SAT 考试日期很灵活，不像中国的高考那样“一锤子买卖”。美国每年都举办多次SAT 考试，以方便考生任意选择其中的一次或多次。另外，美国优秀的初中生也可以提前和高中生一道参加SAT的考试。
不过，美国很多大学还要求另外一种叫ACT的标准考试。ACT考试始于1959年，科目包括语文、数学和科学。美国每年也有若干次ACT考试供考生选择，考生也可以多次参加ACT考试。很多一流大学还要求考生参加难度更高的SAT专业考试I 和 II。
尽管美国有三千多所大学，但要上一所好大学也不容易。我常常听说美国的高中生课业很紧，晚上只能睡五、六个小时。他们除了要应付众多的考试外，还要参加很多课外活动。
美国的小学生至高中生可以参加跳级或跳课考试。它们都是标准考试，难度却很大，也没有考古题或复习资料。跳级考试要考语文、数学、科学、历史等，只有门门达到90分才能跳级。跳课考试一般分初试和复试两阶段，只有初试达到90分的才有资格参加复试，只有复试达到90分的才能跳课。
美国小学至高中一般都有普通班和天才班之分。要想进入天才班，学生得参加难度很大的智力考试。不过，进去难，出来更难。原来，高度民主的美国也爱搞天才班的终身制。
美国的竞赛名目繁多。就拿数学来说吧，小学有美国奥数，初中有Math Count, 高中有AMC 10 和 AMC 12 等等。另外，还有不少学校和团体单独组办各种形式的数学竞赛。
美国的大学课程一般都会有期中和期末两次考试，中间还会穿插几次测验。美国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比较简单，一般只要求GRE 或GMAT两门标准考试。美国的研究生课程也有考试，不像中国的某些研究生课程只要求写写读书报告。美国的博士生入学考试比中国的难，而且既有笔试、又有口试。
美国的职业考试多如牛毛。医生、律师、兽医、房地产经纪人都有资格考试，就连警察和救火员也有标准考试。有时，在美国为了找工作而参加面试，也要通过五花八门的考试。
美国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考试，可能是因为美国人相信公平竞争。考试是解决竞争的最有效的办法。考试使竞争更加激烈，竞争又会使考试更加刺激。不过，美国相信考试，但不迷信考试。对他们来说，考试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
前不久，韩裔美国人Wesley Yang 发表了一篇长篇文章，题目叫“亚裔美国人：考场上的霸主，职场上的纸老虎”。我虽然没有读过这篇文章，但对其题目不以为然。亚裔不是想做美国考场上的霸主，而是被美国众多的考试逼出来的。
我很惭愧，只是在小时候做过一阵子考场上的霸主。上大学后，由于功利心作怪，我逐渐沦为考试的奴隶。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考试离我渐行渐远。我心里一片迷惘，眼前却一片金光。我看到了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平添了一丝希望。愿我们的下一代既做考场的霸主，又当职场上的猎枪。
（五）考试的未来
随着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和科学知识的日益更新，未来的考试必将更加国际化、更加规范化、更加电脑化、更加知识化。未来的考试会像一个特技演员一样在中、美两国巡回演出。结果，中国的考试会越来越多，越来越规范。美国的考试会越来越精，越来越难。
考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尽管考试比人类年轻几千岁，却必将伴随着人类白头偕老，直到永永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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