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为父母: 子女教育漫谈

孩子教育漫谈 By 胡涣 From cnd.org 晚辈难得有能说服长辈的时候。跟在国内的母亲打电话，母亲每次说起我和内子不靠老人帮忙把两个孩子带大时，总是感叹我们的负担之重。我每次都回答：带孩子是愉快的事，不是什么负担。母亲便不再说什么，只是下一次说起这话题时一定还会发同样的感叹。母亲是真心心疼我们，也是真心认为带孩子是巨大的负担。她想象不到带孩子可以是愉快的事。其实母亲在她的同辈人之中是尽职尽责的母亲，处处小心谨慎，对孩子们呵护备至。她是把所有的事都视为负担却又竭尽全力去做的人。这样的结果是自己心力交瘁，五十岁出头就患上心脏病，血液指标检查结果却全部正常。我与内子有了孩子之后，没有请父母过来帮忙，除了因为母亲身体不好，还有个不好说出口的想法：我不认同母亲带孩子的哲学。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1 十几年前的一个冬日，在医院停车场，护士把三天大的女儿递到我手里。我还清楚记得我接过那一小团肉时的惶恐。我从来没有跟这么弱小的生命打过交道。不过很久之后回头看去，我发现孩子完全没有看起来那样弱不禁风。他们的生命力旺盛得可以说是挡都挡不住。带孩子原来用不着神经那么紧张。让他们撒欢猛跑就行了。 但是我发现父母本能里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正是在孩子旺盛生命力的去路上处处设路障、下绊子。并且他们这样做还不是无心之失。他们以为孩子什么都不懂，所以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把孩子拉进他们设定的轨道，稍遇反抗便愤怒出窍。这就是武大郎开店。孩子尽管会遗传父母的一些特质，但也只是一些而已。我的孩子们不是我的翻版，也不是内子的翻版。况且他们长大时耳濡目染的东西已经与他们父母长大时耳濡目染的东西大不一样，所以当然会对同样的事有不同的判断。 况且孩子其实也跟父母一样固执。孩子当然难得说服父母，但父母想说服孩子也是一样困难。孩子在父母面前表现出来的顺从只是敷衍而已。我小时候经常被父母称赞为听话，但实际上从来也没有听进去过他们的几句话。父母在孩子那里有的只是强权。至于他们自己想象之中的那种强大的说服力和感召力，那是他们太高估自己了。所以，与其费尽心机去管住孩子，父母该做的是管住自己，放弃所有不切实际的希望，不给孩子设路障、下绊子、挡住他们旺盛生命力的去路。父母懂得松开铁腕、懂得给孩子以自由时，事情就从逆水行舟变成了顺水行舟，也就把带孩子从不堪承受的负担变成了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也只有这样，他们自称的无私的父爱母爱才算是名副其实。 当然，道理都是说起来简单。不拔苗助长不等于不给花浇水施肥。稍微负责一点的父母都不可能不在孩子身上花好多心血。但心血的结果是滋养了孩子的旺盛生命力，还是帮了倒忙，要看父母是不是懂得孩子的成长规律。养花都得懂行才能养得好，带孩子也是如此。孩子小时候，我们也不懂如何带孩子，但是知道有人懂，我们去学习就是了。同事推荐的Dr. Spock on Baby and Child Care和姊妹篇Dr. Spock on Parenting帮了我们的大忙。记得其中一个小章节讲应该给新生儿穿多少衣服，作者说，因为婴儿的四肢离心脏很近，保暖比成人要容易，所以应该比成人少穿一层。我们照指示执行，果然效果很好。后来我还想到婴儿应该少穿一些衣服的另外一个原因：大人是全身前后左右都在空气中散热，而孩子不管是躺着还是被大人抱着，身体都有一半的表面是靠着另外一个表面，不能散热的。我相信让孩子保持凉快不仅让他们心平气和、增加抵抗力，还有利于智力发育：孩子一岁前是大脑发育最快的时候，如果经常处在“头脑冷静”的状态，岂不比经常“头脑发热”要好多了。有朋友的父母夏天还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再戴上一顶大帽子，把孩子热得满脸通红。我们上去晓之以理，老人们笑而不言，心里大概在想，你们吃的饭还没我们吃的盐多呢。我们只好遵孔夫子的“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闭嘴了。 除了不怕冷，孩子的旺盛生命力还表现在惊人的学习能力。孩子会说话后，词汇量在几个月之内就爆炸式增长。那是一段最令父母激动的日子。比比成年人学一门新语言的艰难困苦、“学成”之后的奇腔怪调，就知道孩子的学习能力如何惊人了。这样的神速成长需要父母给提供大量的养分。多年前我在国内学英语的时候，听“美国之音”的慢速英语广播对我大有帮助。但直到现在要是听机关枪式的体育解说还是傻眼。带孩子也是一样：放慢语速、多次重复，使用简单的词汇，孩子就会理解。在孩子学习能力惊人的生命前几年，父母最该做好的一件事就是给孩子呈现一个他们可以理解的世界。说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讲他们听得懂的道理，于是孩子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他们能理解的世界。见过有的父母在孩子面前机关枪一样对话，却抱怨孩子怎么两岁多了还不会说话。这孩子看见听见的就不是一个他能理解的世界。 给孩子呈现一个可以理解的世界不只是对他们学习语言有好处。长期生活在一个自己不能理解的世界里，人就日复一日被挫折。他的好奇心和进取心久而久之就被磨平，他就开始对这个世界产生敌意。我知道这种感觉 – 我小时候眼里望出去的那个世界就不是我能理解的。我被这种感觉折磨了很多年。 反过来，一个可以理解的世界是一个友善的世界。如果孩子觉得有能力理解这个世界，他们就愿意努力去理解，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敏锐。这个良性反馈不仅发展了他们的判断力，也发展了他们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2 有人的地方就有冲突，人口密度越高的地方冲突越厉害。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就是有孩子的家里。父母之间的冲突、父母与孩子的冲突、孩子之间的冲突，哪个都能让人头痛欲裂。 不过，如果想到冲突永远都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处理冲突的能力是孩子将来在社会中生存的基本能力，父母其实应该把家里的冲突看成完善孩子性格的好机会。PBS的《自然》节目中，幼兽总是在跟兄弟姐妹打打闹闹，而母兽在旁边从来都视而不见，顾自凝望远方，因为她知道孩子那就是在学习。我也发现我的两个孩子之间从小的互动 – 包括高兴和不高兴的时候 – 对他们后来与朋友同学的相处大有帮助。 孩子之间的冲突，我的通常处理办法都像母兽那样：视而不见。这是多年前我在某本书里读来的，一直坚持使用，效果很好。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兄弟姐妹归根结底是互益的关系，这是万变之中的不变。坐看云起，让故事演绎下去，不管情节如何曲折变幻，总会回到这个源头。有的父母每次都急着插一杠子，还经常是偏袒其中一方（通常是老二），结果不仅让老大嫉恨父母不公平，还助长了老二狐假虎威的气焰，也剥夺了他独自解决冲突的历练机会。这就不如野兽明白了。 我有时候也介入孩子的冲突，不过我一般拒绝听他们关于冲突起源的申诉 – 清官难断家务事，那浑水是趟不得的。我的办法是着眼于结果，问他们是否能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或者哪一方能选择高姿态，自愿让步。对于自愿让步的一方，我给予最高的精神奖励。因为是自愿让步，孩子不觉得自己是输的一方。另外一方虽然暂时得了点便宜，但已经自知理亏，下次就有点收敛了。人懂得自愿让步是文明社会的标志。来美国后，我在开车从小路上大路时，如果大路上交通繁忙，过一会大路上总会有车慢下来，向我招手或闪远光灯，让我上路。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了给别的车上路的机会。给别人一个机会，我自己也很高兴。一次一个大路口各个方向的所有红绿灯全部失灵，而交通井井有条，除了因为大家大都尊重路权的概念，也因为很多人都知道给别人让一步：即使偶尔有人不顾路权抢了先，也不跟他一般见识。我曾经在大家都抢路、大家都堵死的地方生活过多年，所以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做懂得礼让的人。 我经常要横穿的一个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最近改建成了环岛，这让我发现环岛是个天才发明。用红绿灯时，一个方向的车通过意味着其他所有方向的车都要停下来，一个行人按下横穿路口的按钮就要阻断所有的车辆交通。我在踽踽独行穿过路口时看着四个方向的车等在那里空耗汽油总觉得有些负罪感。变成了环岛，所有的车都可以同时开行，横穿路口的行人在任何一个时刻只挡住八个行车方向中的一个，所以很少有堵车的时候。我发现解决冲突也是一样的道理，于是讲给孩子听：两个人起了冲突，就好象是两辆车抢着要过十字路口。都不肯让步，两辆车都会被撞得稀巴烂。一种解决办法是让父母来调解，就像是安装红绿灯，另一种办法是自己解决，每个人都让一点，就像是环岛，每辆车都慢下来，每辆车都拐一点弯，结果是大家都能顺畅通过。他们听了连赞这个比方好。 父母与孩子的冲突通常要比孩子之间的冲突性质严重得多。这种冲突一般是由于父母想要改变孩子的习惯而起，诸如孩子太贪玩、不爱学习、不爱弹钢琴、不爱学中文、玩游戏成瘾。这种冲突，往大了说可以说是源于双方深层意识形态的分歧，不是靠几句话的调解就能达成共识的。人的习惯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养成后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改掉的。所以父母只有两个选择来解决冲突：要么制定一个能有效改变孩子习惯的三年或五年计划，要么改变自己，试着去理解和尊重孩子的独特个性。威逼利诱或暴力都是治标而不治本。 管制孩子看电视玩游戏的时间经常是两代人闹得不愉快的导火线。如果没有大人去干涉，孩子们可以一看好几个小时。但是孩子正看到兴头之时去把电视关掉又有点太暴力。我对此的哲学首先是改变自己，或者说安慰自己：看电视不见得是坏事，很多电视节目是不错的。我小时候不看电视，是因为那时没有电视。那时我每天听收音机的时间大概也有几个小时，还背着父母悄悄收听“敌台”。如果那时有电视，我也一定是被父母批斗的对象。其次是试图影响孩子的欣赏口味。我们当年定下的长期计划现在已经初见成效：孩子们从小养成了爱看知识性节目的习惯。他们小时候只看PBS的教育节目，长大一点后也爱看ABC的晚间新闻。这些我认为是对孩子有必要的营养。吊高了欣赏口味，他们自己就不会对低档次节目有兴趣。除了知识性节目，偶尔看些娱乐节目也不为过。 如果实在想把他们从电视前赶走，我的办法是先发出警告：下次广告开始时就该关掉电视了。孩子们都是只顾眼前，想不到将来，就痛快答应下来。等广告一开始，我便请他们关掉电视。因为是他们自己答应的，也就无话可说了。让孩子自己关掉电视，就给他们留了面子，让他们觉得是在自律。只要父母愿意非暴力解决与孩子的冲突，总能找到办法来化干戈为玉帛。 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几种冲突中，父母之间的冲突该是对孩子打击最大的，因为夫妻关系是家里各种关系的基石。其它的冲突他们早已经司空见惯，只有父母之间的冲突是真让他们恐惧，这就更需要非暴力处理的技巧。 孩子小的时候父母经常在孩子那里施用强权。等孩子大了，他们也会在父母那里施用强权：看不惯父母的英文、各种做事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个时候，父母最好的办法是放低姿态，虚心接受孩子的批评。愿意改变自己的父母反倒能赢得孩子的尊重。 3 父母与孩子的关系看起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我的经验是要摆正很不容易。孩子小时候，父母处在居高临下的位置，孩子没有能力反抗，所以就更需要父母清楚自己在孩子那里的定位。 孩子注定是要与父母双方都不同的，这在基因中已经决定了。自然界中，只有低等生物才会有下一代与上一代的基因完全相同的情形（单性生殖）。在人类中，父母之间的基因越接近，下一代的遗传疾病就越严重。父母的基因差距越大，子代就越有遗传优势。这些优势既可能来自于父亲，也可能来自于母亲，还可能纯粹是双方基因奇妙姻缘撞出的火花。所以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保持活力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多样性 – 人与人之间的不同。 所以，子承父业虽然在父亲看来是家族的幸事，但是完全有可能是儿子的不幸事：那可能是孩子被父亲给穿上的小鞋。那也几乎一定是人类的不幸事。生儿子传宗接代的观念也是一样滑稽：每过一代，父亲的基因就被稀释一半。十代过去，祖上的基因就只剩下千分之一了，虽然听起来还是一样的姓。溥仪身上流淌着的基因当中，大概就只有千分之一是从努尔哈赤那里来的。从这个角度看，传宗接代的观念是个愚昧而自私的泡影，父母养育下一代实在是在为全人类的绵延尽义务。 想清这一点后，我便劝说自己顺应自然规律，以开放的心态来带孩子，由此也少了很多武大郎开店的烦恼。孩子不是父母的玩具、不是父母的随从，也没有接过父母未尽的接力棒的义务。看到我的孩子们没有我小时候那种对知识的渴求，只是喜欢读小说，有时不免有些沮丧。但是转念一想，孩子们拥有很多我小时候没有的素质：他们每天开开心心、在朋友中如鱼得水，而我小时候心事重重、不知道如何跟别的孩子相处。何必要求每个人都是书袋子和书呆子呢。父母自以为在给孩子设计远大前途时，他们怎么就知道那不是燕雀之志呢。 当然我还是打算在他们那里施加我认为必要的影响。事实上，只要孩子每天在父母周围打转，父母根本不可能不对孩子有任何影响，因为俗话说得好：身教重于言教。父母的一举一动孩子都看在眼里，时间一长就都变成自己的了。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里边除了有些遗传因素，一大部分是由于父母常年累月的身教。当然，父母的身教在孩子身上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根本由不得父母自己，因为人是难得脱出他的窠臼的。 至于言教，我的办法是以建议的口气提出，允许孩子有最终决定权。跟孩子在一起，有时候火往上撞、正要劈头盖脸发作时，就想到：如果我的上司说了一样的不中听的话，我会不会劈头盖脸把上司教训一通呢？父母总有教训孩子的冲动，就因为孩子没有权力。人的第一本能是不尊重弱小者的。来自于等级社会的人就更是如此。我们都知道那种被人堵住了嘴的滋味。我们不喜欢那种滋味，孩子也不喜欢。如果只知道尊重强者，不知道尊重弱小者，那么对强者的尊重实际上就是恐惧和谄媚。人都有软弱的一面，所以都需要被尊重，包括父母自己。父母自己如何喜欢在职场上受到别人尊重的那种感觉，就该想到受到父母尊重的感觉对孩子如何重要。孩子的嘴被堵得太久，表面上虽然还慑于父母的强权不会表现出来，但心里已经是跟父母渐行渐远了。 孩子比成人容易满足得多，得到一点东西就让他们很高兴。父母以尊重的口气来跟孩子说话，孩子日久天长就会尊重父母，也尊重别的孩子，包括比自己小的孩子。父母因为孩子弱小而不尊重孩子，孩子就会在父母年老体衰之时不尊重父母。所以言教其实也是身教。 孩子的决定当然会有很多错的时候，但只要不是代价太大的错误，父母都该允许孩子去碰。成年人自己也会做各种各样的蠢事，何况孩子。出错才能知错，知错才能成长。永远不出错，就永远长不大。孩子们小时抢着拿我的一大串钥匙去开门的时候，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让他们使尽浑身解数去试验。这比玩电子玩具有挑战多了。 况且我发现孩子在很多事情上的判断力非常准确。我的两个孩子的好几次转学的决定都是他们自己做出，我们仔细考虑之后表示支持。他们在新学校的表现也证明了他们的判断力。像转学这样的事，孩子们是身在其中，他们对事情有没有可能挽回有切身体验，所以比父母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太自以为是的父母可能就会害了孩子。 让孩子做决定、表达自己、给他们出错的机会，他们就有机会磨练这些会让他们受益一生的能力。我的母亲经常担心孙辈会受网络不良内容的影响，我的回答是：对付不良影响的办法该是发展孩子的独立判断力，不是堵和藏。如果成人能判断是非，为什么就不相信孩子也能呢。用待君子的方式来带孩子，带出来的就是君子。用待小人的方式来带孩子，带出来的就是小人。况且，哪一代人小时候那么纯洁、没接触过一点所谓的不良内容呢。我小时候也接触过，自认为尚未被毁掉。 父母尊重孩子，不等于任由孩子肆无忌惮。在孩子需要学习的所有技能中，数理化音体美都是选修课，但与别人的关系一定是必修课。我想孩子的天性中既有从动物远祖那里来的残忍心，也有爱心。残忍心在孩子那里是显性的，但爱心是隐性的，需要后天的发掘。所以父母一方面要尊重孩子，另一方面也应该要求孩子尊重别人，包括父母。我们家四口人，不管有什么好吃的，两个孩子每人只能分到四分之一。这样养成了习惯，孩子们在有什么好吃的的时候也会记得给父母留一份。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怕父母，而是因为这让他们快乐。在家里学会这些道理，他们出去对朋友也是一样的慷慨。人的爱心是有回报的，这回报就是快乐。我观察慷慨的孩子通常都比自私的孩子快乐。 4 如果父母管制了孩子所有的自由，我相信孩子是要在将来付出沉重代价的。孩子总有一天要自己走路，也就是说用自己独立的价值观来在所有大大小小的事上做决定。如果孩子每天从睁眼到睡觉都被父母管制，他就没有自己做决定的机会。他一直拄着双拐的价值观就会两腿肌肉严重萎缩。这双拐就是他的父母。双拐一旦撤走，他就委顿于地。我见过很多国内名牌大学过来的学业非常优秀的孩子在职业道路上很不顺利，就是因为没有自己走路的历练。当学生是被别人拉着走，所以还看不出来问题。等到要自己给自己掌舵时，问题就来了。天生叛逆的孩子在这方面问题不大。最不幸的是落在控制欲极强的父母手里的天生听话的孩子。 父母完全不管孩子也不现实 – 那是陌生人，不是父母。父母的责任也不只是管孩子的吃喝拉撒睡 – 那是保姆，不是父母。所以父母插手孩子的生活要掌握好一个度的问题。这个度我想可以用那个80/20原则，也就是帕累托原则 (Pareto Principle): 80%的结果出自20%的原因。房地产市场上80%的生意是20%的经纪人做的；公司里80%的贡献是20%的员工做的；孩子80%的进步是在他20%的时间内完成的。这是自然规律，没有人能打破。这规律体现在孩子身上，孩子在十几岁之前，多数时间都该是玩，只该留出少数时间来跟严肃题材打交道。对于再大一些的孩子，多数时间从事的都该是驾轻就熟的事，只留少数时间来应付大的挑战。 所以我的建议是父母控制孩子20%的闲暇时间就足够了。其它80%的时间都该孩子自己支配。老子说“企者不立，跨者不行”，意思是：踮着脚尖是站不了多久的，跨开大步走路也走不了多远就累了。这话用到孩子身上，就是父母不要把孩子的时间控制得那么紧，让孩子自己去把握生活，这才是正道。“一寸光阴一寸金”这样的话我看父母用来约束自己是再好不过，不适合用来约束别人，包括自己的孩子。我也认为父母应该有自己的事业或爱好，不要不错眼珠地盯着孩子。这对自己和孩子都没什么好处。 父母只该干涉孩子一小部分自由时间还有两个原因：首先，孩子的学业和不少课外活动都已经有相当大程度的强制因素，所以孩子的自由支配时间本来已经很少。其次，适当的看电视、玩游戏、与朋友聊天实际上都是学习的一部分。 在父母该插手的事中，父母对孩子最帮得上忙的一件事是帮孩子发展他（她）的兴趣点。老的观念认为知识对孩子最重要，新一些的观念认为能力比知识更重要，我认为还有比能力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动力。有了动力，做起事来连吃饭喝水都忘了，能力和知识还不都是顺水推舟的事。如果孩子自己没有动力，不管被父母推着学什么都是逆水行舟，吃力不讨好。每次儿子口若悬河讲起某个棒球队的某个球员打什么位置、有什么战绩时，内子必是羡慕嫉妒恨，敦促儿子赶紧删除掉这些没用的记忆，腾出空间来记点中文。中文和棒球在儿子那里受到待遇的差别就是动力的差别。 可是孩子那里诸如棒球之类的动力可能正是爸爸或妈妈的眼中钉肉中刺。我的建议是：首先，孩子对某个东西的兴趣不是谁能轻易撼动的，哪怕是亲爹亲娘。当父母的要尊重孩子的判断，或者说，承认自己的渺小。其次，孩子在成长，他的兴趣也会转移。两三岁时喜欢托马斯火车，不等于将来就要当火车司机。上中学时感兴趣体育，也不等于将来要靠打球来吃饭。几年前读到科学家Wuthrich的一篇自述，说到他到大学毕业时还要每天花一半以上的时间在体育运动上。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得诺贝尔奖的著名学者。最后，有一个兴趣点来发展是培养一个完整人格的好机会：乐在其中、勤学苦练、能面对失败、学会跟队友和教练的相处等。不管孩子的兴趣以后会往哪边转，顺着这个兴趣点培养起来的完整人格到哪里都能用得上。强迫孩子做没有动力的事，对孩子的人格恐怕是摧残大于益处。反过来，孩子如果得到了一点自由，在眼前看来是少学了一点东西，但孩子自己开始掌舵后慢慢就学会对自己负责。所以作父母的把眼光放远一点，焦虑或许就能少一点。 5 最近耳朵有些失灵。耳朵失灵，那是老年病。我父亲就是在五六十岁时耳朵开始失灵。这让我浮想联翩。老人就像老车，不是这里就是那里出毛病，而且不管怎么修补都还是一部老车，还会按下去葫芦起来瓢地出毛病。没有人可以逃过面对老病死，包括释迦牟尼。并且释迦牟尼更进一步，把生与老病死并列为人生四苦之一，因为有生才有老病死，没有生也就没有老病死。所以生是一切苦的起源。 把自己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来看，释迦牟尼的看法不错。但如果把自己作为整个人类的一个小小载体来看就会看到事情的另外一些方面。有一次在院子里挨了蚊子叮，想到：碰上我的这一只蚊子是吃饱了，可是满院子的蚊子之中能这样偷袭成功且不被毙于掌下者毕竟是极少数，那么多没碰上如我这样可食之物的蚊子便只能是全都饿死了。所以蚊子的老病死之惨烈岂是人能相比的。以这样的惨烈，蚊族还能维持它们在全球每一个天涯海角的昌盛，靠的就是它们强大的繁殖能力。一只蚊子是渺小的，蚊子作为一个物种是伟大的。生是蚊子们对付老病死的法宝。 说到这里，注意到生的两个不同意思：释迦牟尼人生四苦中的生是指自己的出生，一只偶尔吃顿饱饭的渺小蚊子的伟大壮举是在瞑目前赶紧用这点能量生出蚊子家族的下一代火种。着眼点只落在大大的自己那里，生即是苦。把自己的生死看得渺小一些，只把它当成是人类百万年火炬接力中短短的一棒，生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事。没有生，地球就跟外太空之中冰冷的冥王星没什么两样。 一个人与一只蚊子一样渺小，而人类跟蚊类一样伟大。人类的伟大靠的同样是强大的繁殖力：人类因两性吸引而愉悦，那是造物主早就写在基因里的。有人说人有互相矛盾的两种基本欲望：自强不息的求生欲和疲劳放弃的求死欲。梦境般脑中一片空白的两性欢娱状态便属后者。那愉悦是一种释放：我放弃世间的一切，让他们接过火炬去折腾吧。所谓为人父母，说白了就是撂挑子，把人类托付给自己的重负从肩上拿下来，交给下一代。新出世的孩子是这个世界的主角。是他们担负起了这个物种繁衍下去的责任。他们的父母只是侍者罢了。 想到两句话。第一句是毛泽东给留苏学生讲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段话从小就如雷贯耳，但现在想起来又有新的回味，因为我所属的那个“我们”在转换角色了。从前，我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我们的。现在，他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他们的。父母教育孩子，不过是给他们堂皇登基来做些准备、当顾问、提建议而已。当然，父母经常是不甘于这样的角色。毛也只是嘴上这样说，却做不到。他还是恋栈他的权力。人要是多懂得一些释放的愉悦多好。这才是顺应自然规律。年轻人与他们的父辈不同是大大的好事。我看中国八零后和九零后的面相之中就没有他们的上几辈那样狠毒。中国在他们手里该会好多了。 第二句是美国著名犹太教思想家Abraham Joshua Heschel说的：”我年轻时崇拜聪明人。现在老了，我崇拜的是好人 (When I was young, I admired clever people. Now that I am old, I admire kind people).” 我经历过完全一样的转变：我小时候崇拜的是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人物。现在我知道，人聪明点不过是有益于他自己的生存罢了。个人总是渺小并短暂的，不管他如何聪明。但好人不一样：他们的生存不是只为自己，他们的生命超出了他们的身体之限。说大一点，是好人托起了整个人类。住过聪明人多的地方，也住过好人多的地方，我发现好人多的地方要比聪明人多的地方更适宜居住得多。只知道欢娱的父母已经跟蚊子一样伟大，但如果父母还知道做个好人，就会培养出好孩子。好孩子长大就是好人。好人是人类之昌盛更胜于蚊子之处。 孩子不只是好人父母的受益者。孩子也是父母的老师。在我的老家，好人与窝囊废和受气包是同义词，做好人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但我从孩子们那里学到做个好人是值得骄傲的。 写到这里开始明白为什么带孩子虽然辛苦，却可以是一件快乐的事了。这是造物主在人类基因之中早就写好了的激励机制。快乐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

儿童自闭症的早期干预和教育

亲历儿童自闭症的早期干预和教育 By千山暮 From cnd.org 了解自闭症 2009年10月12日，我和妻子在匹兹堡儿童医院儿童发育科为两岁的儿子进行了心理学测试，结论是PDD/NOS （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Not Otherwise Specified）“未分类的弥漫性发育障碍”，也就是自闭症的一种。在2009年三四月间，儿子就已经接受我们居住的小城的早期干预服务，原因是我们本地的儿科医生在定期检查中发现天一说话比较迟缓，建议我们尽早接受早期干预，并到匹兹堡儿童医院进行专业的儿童心理测试。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们的心情很复杂，因为从来没有想过，自闭症这个经常听到的词汇会从此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也同时意识到，从这一天开始，我们的这个三口之家将有着独特的境遇和经历，将把孩子的成长和康复作为最重要的一项目标，而这个过程，也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我们自己的人生和对世界的认知。或许，多年的个人人生和阅读体验，和负笈海外十年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经历也使我已经可以平静地面对一切人生的偶然与必然。记得在有孩子之前，我和妻子就曾经谈到，假如怀了或者生下了并那么完全健康或“典型”的孩子该怎么办？ 最终的答案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接受，都会按照需要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况且，相比很多有同样的经历的父母来说，两岁前发现，两岁确诊确实是比较及时的，此时开始干预不仅不晚而且还算早。同时，美国较为完善和专业的社会保障和康复体系也让我们有信心尽最大的可能帮助孩子成长。 在联系匹兹堡儿童医院儿童发育科之前，我们和本地儿科医生观察到两岁左右的儿子的情况有几点异常：一，说话迟缓，能使用的词汇非常有限；二，似乎有和他人交往的困难。2009年夏天我们全家回国，见到了从澳洲回国的姐姐姐夫和比儿子小九个月外甥，当时大家都感觉到，表弟很喜欢粘着小表哥，但小表哥却只喜欢自己一个人玩；三，儿子喜欢一些重复性的活动，比如反复地把一个玩具从二楼顺着楼梯滚到一楼，然后哈哈大笑，和反复看一个喜欢的DVD节目；四，他排斥某些口感的食物，而且通常不喜欢咀嚼而喜欢直接吞咽。到家里上门辅导的一名社会工作者在她完成的调查问卷中显示出天一在辅导过程中容易精力分散，不喜欢模仿大人的动作，如拍手，也不进行儿童惯常喜欢的假装游戏。 儿童医院儿童发育科的心理学家Kim Hoffman在正式观察报告中提到，儿子的注意力非常容易在极短时间内从一个事物转移到另一个事物，在观察过程中，他几乎没有使用过有意义的词语，而的确出现一些重复性的动作，他的交流能力有限，有时回避目光接触。Kim Hoffman博士根据上述特征确认他属于PDD/NOS， “未分类广泛性发育障碍”，这种自闭症症状相对较轻，在自闭症儿童所具备的全部特征中，PDD/NOS儿童只占有一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在某些方面和正常儿童一样，在某些方面有障碍，处于模糊的边缘状态。据我查到的数据，目前美国自闭症儿童中，百分之九十左右属于症状相对较轻的PDD/NOS，目前每104美国男孩中个就有一个患PDD/NOS的男童，比例已接近百分之一，比女孩的患病高四倍。 特殊教育中父母的参与和自我教育是不可替代的。对于我这样的外行来说，客观冷静地了解自闭症是第一步。在随后接触各种治疗人员和早期特殊教育机构的过程中，陆续收到不少关于自闭症的文字材料，这些材料的目的是详细地向自闭症儿童的父母解说自闭症的定义，分类，自闭症研究的发展，基本的应对措施和相关的立法等等。根据其中一份材料，自闭症（Autism）被定义为 “对光谱广泛的一系列紊乱的统称，同时也被称为弥漫性的发展紊乱（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s--PDD）或自闭症系列紊乱（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ASD）。”PDD 和ASD 常常交互使用。在这份材料中，自闭症被解释为一系列“神经生物紊乱。”这些紊乱不仅干扰大脑发育和运作，影响儿童的交际，玩耍，学习能力，可能还与免疫，消化，代谢系统的问题相关。“光谱”一词被作者专门强调，因为不同紊乱的强度和分类存在很大的差别。按照惯常的分类，自闭症光谱包含下列名称：1，自闭紊乱或经典自闭症 （Autistic Disorder or Classic Autism）；1，蕾特氏症候群（Rett’s Disorder or Rett Syndrome）；3， 儿童期崩解症（Childhood Disintegrative Disorder）；4，阿斯伯格症候群（Asperger’s Disorder or Asperger’s Syndrome）；以及占百分比最多的5，“未分类广泛性发育障碍”，即我儿子的问题。 通常人们比较熟悉也比较容易想到第一类型，就是那些独自玩耍，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和他人交流的小孩，他们行为重复，刻板，不喜欢规律被打乱，语言和交流能力有限，而在光谱另一端的阿斯伯格症候群，却是被称为具有“高功能”的一群天赋异秉的孩子，他们常常在科学或艺术方面具有常人无法企及的天份和神通。我们所遇到的儿科医生和心理学家们在解释的时候总爱提到汤姆•克鲁斯和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美国电影《雨人》中那个表情呆滞但总能记住复杂的中奖号码的哥哥，以及现实中的比尔•盖茨这类成功人士。不论是上述哪一类，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语言障碍，不擅交往，适应能力偏弱，过度沉迷于某一事物，以及某种程度的情绪障碍，如负面情绪，消沉，抑郁等。李连杰和文章主演的中国电影《海洋天堂》表现的是一个“低功能”的一个自闭症少年的父亲对他的关爱。 美国医学界和心理学界迄今为止似乎仍然不能完全解释自闭症的成因，但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011年的一份综述已将其定义为基于神经生物学的精神紊乱，并列举了有关大脑某些区域活动和自闭症症状的关联。环境也被认为是其中一个因素，但目前仍然缺少更坚实的研究，同时免疫系统缺损也被纳入研究视线，而自闭症光谱中的性别差异----男孩数倍高于女孩也还没有恰当的解释。同样，美国的儿科医生和儿童心理学家目前也仍然未能发展出界定自闭症一整套统一标准, 患病率在统计学上的显著上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界定标准和评估方法的改变。另外，对幼儿的行为的报告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父母的观察,其间的主观因素也不容忽视。了解到这一点，让我们认识到现代科学本身是一个不断扩展和深入的过程，也期待医学未来的进一步发展。 早期干预和特殊教育在美国：法律,理念，与实践 立法机构,政府,社会,医疗机构,教育机构的权益保护和专业服务，使美国的自闭症儿童和他们的家庭不再孤单和无助。在相关立法和正规学校教育这一块，美国1975年首次通过，并在2004年修订的《残障个人教育法案》（The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Act）明确规定自闭症儿童有权享有免费和适应他们个体需要的教育。该法案规定，所有学校都不得拒绝接收自闭症儿童，并必须向学区内的自闭症儿童提供相应的特殊教育。这一法案同时规定，在如何更好地协助自闭症和其他残障儿童方面，父母和学区是地位平等的伙伴关系，双方应共同协商决定最合适孩子作为个体的教育计划。美国的特殊教育并不主张把有特殊需要的儿童隔离开来教育，而是强调建立“限制最少的环境”（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按《残障个人教育法案》的规定，特教儿童在公立学校内除了有自己的特教班和受过专业训练的老师以外，其课程还必须包含和普通孩子互动，以便他们更好地在“限制最少的环境”中融入主流群体。儿子就读的公立学校的特教学前班大约有10名儿童，配备有专职教师一名，教学助理三名，另外还有一位“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教师专门一对一地辅导他的英语会话能力。特教班孩子的音乐欣赏课，体育课，以及在学校图书馆的学习和其他孩子一起,以便他们在一个包容和融合的环境中成长，但语言和数学教学则根据自闭症儿童的特点单独进行。 校车对残障儿童有特殊照顾。美国的所有公立中小学的学生都可以乘坐政府统一管理，统一标识的黄色“大鼻子”校车。校车一旦停下供学生上下车，就会打开停车标志，这时候校车后面和对面的所有车辆必须立即全部停车等候，直到停车标志收回，校车重新正常行驶。然而，普通校车每天清晨只能在一个社区的某个固定地点接学生，专门为残障和自闭症儿童配备的校车必须开到每一个儿童的家门口接送他们。哪怕在那个片区象这样的孩子只有一个，也必须专车接送。 就我们所经历的早期干预和特殊教育来看，现有的研究似乎还没有发展到使用医疗手段进行干预的阶段，但对自闭症的干预和早期教育并不需要消极地坐等神经医学的发展。目前，美国对儿童自闭症的应对集中在体能，语言和交际方面的训练，目的是让自闭症儿童提高各项技能，尽可能地融入主流社会。专业的说话治疗师（speech therapist ）每个星期一次在她的办公室里对天一进行说话训练，至今已经持续了三年，训练将矫正英语发音和持续扩大词汇量，并训练儿童连贯表达的能力，在同一所医院里，儿子还接受体能治疗师(physical therapist )的帮助，这名治疗师的作用是训练肌肉强度，身体的协调性和平衡能力，比如在她的指导下骑三轮车，走平衡木，练习投掷等。职能治疗师（occupational therapist）则负责训练适当的学习和玩耍的技巧和基本生活技能，如系鞋带等精细动作，以及感觉器官的刺激和适应,例如把刮胡膏挤在他的掌心，让他在镜子上涂抹。同时，我们每周一次去看另一位儿童心理学家的门诊，由他在五十分钟时间内，辅导天一的社会交往和与人交流能力。虽然父母一般都在外面等候，但我曾经征得同意，在2013年年初观察过一次儿童心理学家的训练方法。他在45分钟的时间内，利用玩具小人模拟要求儿子描述父母在家里的活动，学习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的交际和礼节，并练习独立料理自己的生活小事，比如刷牙等。以上这些康复服务的费用都由医疗保险公司支付。 此外，还有一个由主管和两名社会工作者组成的小团队负责在社区，如图书馆等地点辅导他的写字和绘画。按法律规定，被确诊为自闭症的儿童可以享受政府的免费医疗服务，在三岁以前可以得到社会工作者的上门辅导。三岁以后，幼儿结束了上门服务的“早期干预”（Early Intervention）阶段，进入“特殊教育”（Special Education）阶段。有自闭症患儿的家庭如果年收入低于某一个范围,还可以享受到政府的的经济补助。社工工作时间由相关政府部门批准以后，报酬由联邦政府拨款全额支付。确定辅导时间，需要举行一个由父母，托儿所老师，政府代表出席的电话会议“个人化的教育计划”（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决定。辅导的提供者分属不同商业化运作的公司，因此，父母可以比较不同公司之间的服务水准，从中进行选择和更换。政府部门负责搜集本地区提供校外特殊教育服务的小型公司的名单，对它们进行监管。从治理的角度看，政府负责拨款和监督，把社会工作的具体服务交给市场和竞争机制，保障了儿童和父母的选择权，确实有利于儿童和父母享受到更好服务。 儿子所接受过的校外社工辅导，基本上都采取一种温和和较为轻松随意的启发式教育，顺应儿童本身性情，但也有一种针对自闭症儿童比较严格的训练方法 “应用行为分析”（Applied Behavioral Analysis 或 ABA）。针对自闭症儿童中普遍出现的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好动，行为不当等问题，“应用行为分析”结构清晰，目标明确，将每次的训练内容细化，并由受过专门训练的社会工作者以口头命令形式半强制自闭症儿童完成，直到这名儿童完全掌握而不再需要指令，一旦预定目标实现，社工立即给予口头表扬。我们合作过的一名社工强烈建议我们使用“应用行为分析”让儿童更快提高，但另一位机构领导则认为不必要，她觉得这个方法过去机械和强制，更适用于低功能的孩子而不是我的儿子，但我们从网上查到的信息说明很多父母都感到“应用行为分析”非常有效。尽管我们最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提供这项训练的机构，因而天一从未接受过这种训练，但它的有效性也让我们想到，尽管自闭症基本上属于神经生物紊乱，但行为模式的矫正仍然能起较大的作用。 我们手中的另一份资料也指出，自闭症儿童究竟有没有治愈康复的案例似乎也处于人言人殊的状态。首先，自闭症光谱相当宽泛，而确定主要依据父母的日常观察和儿科医生及儿童心理学家的观察和鉴定，很有可能的使幼儿的一些行为特征被误认为是自闭症但这些特征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地消失。我想，幼儿和成人在这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幼儿处在生长发育的早期，有的问题可能在成长过程中自然地矫正；其次，及时和有效的早期干预被认为和一部分康复案例有关，但专业人士也承认究竟那种干预最有效目前仍然无人知道；第三，一些被认定不再属于自闭症光谱的儿童后来却出现了多动症和焦虑。假如我们更倾向于神经生物的自然科学取向而非心理学的社会科学取向，那么或许可以认为，在科学家研究出有效的，类似抗抑郁药和抗痫药之类药物之前，语言，交际，体能和情感的训练会帮助自闭症儿童获得尽可能最好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对待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的积极态度，看待问题的全新角度和处理的方法。在这方面，美国对待自闭症儿童的一系列理念让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比如，一份介绍自闭症的材料以自闭症儿童自己的口吻，希望成人了解十件事：1，“我首先是一个孩子。我有自闭症，但不首先是“自闭的”，因为自闭只是我特质的一部分……” 2，“我的感官是紊乱的……很普通的景象，声音，气味，味道，日常生活中的触碰这些你们可能不注意的东西对我来说却很痛苦。我必须在其间生活的环境经常显得充满敌意。我可能显得退缩或者好斗其实只是为了保护自己。” 3，“请记住区分我不想做的事和我不能做的事”；4， “我只能思考具体的事，只能理解语言的字面意思”；5，“请耐心倾听我有限的词汇……我可能饿了,受打击了，恐惧或是迷惑了,但现在这些词超出了我的表达能力”；6，“因为语言对我太难，所以我倾向视觉的指引”；7，“请集中和加强我能做的,而不是我不能做的”； 8，“请帮助我的社会交往。有时候看起来我是不想跟别的孩子玩，但有时候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始对话和进入游戏”；9，“请分辨出是什么让我突然失控”；10，“无条件地爱我。”这里提醒成人世界不要用贴标签的方式来对待自闭症儿童,尊重他/她的平等个性和潜力，理解他/她的局限，用爱心对待他们。 另一份资料则明确指出：“如今，很多过时的关于自闭症的观念正在被积极的信息所取代。”这份材料认为，自闭症儿童的施教者应该以互助互惠的心态进入和分享自闭症儿童的世界，象侦探一样试图解读他们的表达方式。编著者举了一个例子：一位受过专业交流和传播训练的社工偶然发现一名自闭症儿童非常认真地听收音机里的三首歌。一旦歌曲响起，这名儿童就会让周围的人全部保持安静直到歌曲结束。这名社工不满足于仅仅把这名儿童的行为标注为无意义的执着，而是特地找出了歌曲的歌词。结果让他大为吃惊：这三首歌是在哀叹“内心被封闭”而不为他人所了解。社工秉持着“互惠”（reciprocity）的原则，感谢这名自闭症儿童与他分享自己的个人体验。他专门为这名儿童制作了一张CD，让他随时可以欣赏自己喜欢的歌曲。这样一来，在这名自闭症儿童的家人和教师面前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就是成人把自闭症儿童看成一个交流者，开始认同和回应他所表达的信息,帮助他去扩展。这样做所要求的是父母和教育者具有积极的意愿和平等的态度，试图从孩子的角度去理解他的内心,而非简单化地把自闭症儿童的行为视为无意义的举动而忽略。 的确，当我们在说到自闭症儿童的各种障碍和紊乱的时候，必定是采用“正常”和 “典型”的儿童作为标准。但是，视角的转换往往会带来全新的认识。一份关于自闭症的科普宣传材料强调从自闭症儿童的角度来重新阐释这些“障碍。”编著者针对自闭症儿童回避目光直视提出：“不看不等于不听”。在他们举出的个案中,一名自闭症儿童向老师解释说，他之所以在老师讲课的时候看着窗外,是因为看着老师的脸更让他分神，如果老师想让他听懂自己的讲课，就应该理解自己不看老师的行为。对于这名儿童来说，直视老师仅仅是在形式上表明自己的在注意,却不真正等于他在听课。所幸的是,老师理解了他的说法,而这名孩子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编著者由此希望人们纠正过去的偏见，认识到有自闭症的成人和儿童只是在倾听方面有特殊的需要,不能误以为他们有听觉障碍。这份材料接下来提出“不说话不意味着不聪明。” 编著者说明: “说话”（speech）和“语言”（language）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说话不等于语言的缺失。他们提醒读者，当医生和教师在患有自闭症的儿童的旁边以负面的方式描述他们时，往往会忽略这些孩子会听懂大人的对话，而且会受到伤害。一位母亲讲述了这样一个经历：医生当着她患自闭症的儿子的面使用了“智障”和“永远做不了”这样的词句，从医院回家后,儿子出现前所未有的状况：原本快乐，精力充沛的儿子在地板上蜷缩成一团,接下来的半天对大人的言行毫无反应，又过了很长时间才恢复到原来的情绪。编著者再次提醒专业医护人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负面的方式来描述一个自闭症儿童,不但如此, 医疗界人士奉为圭臬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不可伤害”（Do no harm）应该延伸到一切强烈影响儿童生活的职业—不论是教师还是父母。 在美国这样注重个体,讲究平等,强调科学和理性的文化中,值得重视的是不仅是政府和法律体系对自闭症儿童及家庭提供的有力的支持和保护, 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中对自闭症儿童的尊重和鼓励。上述资料强调的是如何从自闭症儿童去看待世界,用他们的逻辑来思考，尊重他们已经形成的一些特征，相信他们的潜力和理性，在疏导的同时不要强制,更绝对不要伤害和刺激。宣传材料中把“父母”这个看似天经地义的词汇和概念重新定义为一种和教师并列的“职业”其实是很有价值的。它会提醒我们，做“父母”并不单纯意味着有了孩子以后自动升级，不仅仅意味着权威,甚至不仅仅意味着“爱”，它需要专业精神和知识，更需要不断地反省和自我调整。 我们的方法与感受 我和我的妻子在和自闭症打交道的四年中，也逐渐发展了一些自己的理念和做法。首先，我们相信父母必须给予孩子全部和无条件的爱和扶助；第二，正如我们并不苛求自我的完美，我们也不企求孩子的完美，无论是在智力,身体,精神还是最终的成就上，因为我们明白，每个人都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个体，都有自己的特质和潜力，个体差异需要得到尊重。重要的不是在某种统一的标准和模式下的成功,而是每个个体人在自己已有的条件下,是否尽量把自己所能做和愿做的做到比较满意的状态；第三，我们相信自闭症儿童有自己的潜力和快乐，而父母的责任是帮助他们发展这些潜力，兴趣和找到快乐。 在例行的专业治疗以外，我们尽可能地让孩子参加各类活动。我们曾经在他三岁多的时候让他报名参加幼儿足球班，结果发现他很难听从教练的指挥,比如排队轮流踢球，而喜欢在球场内到处乱跑，后来就不再继续了，但从没有在他面前表现出失望和不满。我在自己时间许可的时候，会和他一起踢踢足球，训练他的动作协调性和准确性。后来我们把他送进了幼儿游泳班。起初他很害怕水,但后来慢慢开始喜欢游泳，但是仍然不能完全听从教练的指挥,于是我们把他送进了专门为特殊儿童开设的游泳班。这个班里只有他和另外两名有自闭症的同龄女孩,教练因此有更多的时间指导每一个孩子。很快，他就去掉了救生衣，可以在教练的陪伴和指导下在深水区自如地游泳。这个进步让我们十分欣慰，不停地给予他表扬。另一个体育班可以让他和其他同龄孩子一起走平衡木，练习单杠和跳远。美术班是另一项活动。每个星期一的下午四点到六点，我们把他送到一个儿童美术班学习绘画，目的主要是训练他握笔的精细动作和对色彩，形状的把握。对他的“作品”我们无一例外地给予大力夸赞，并且贴在家里的墙上，同时允许他用蜡笔在家里的墙上任意画画。这个绘画班是我们本地一个非盈利组织主办的,大多数参加学习的幼儿都不交纳任何费用,班里有普通孩子,也有自闭症或其他需要特殊帮助的孩子,但是老师对待所有孩子都一视同仁, 非常耐心和蔼。我还曾经动手用不同颜色的橡皮泥为天一捏成成三个动物：一头猪，一条狗，和一只鸭子。另外，每个星期六我们都带他到市立图书馆儿童图书部借书，逐步让他养成爱读书的习惯。在超市购物也常常是训练他的时候，我们让他帮忙拿食品,蔬菜，一般也尊重他自己的购物意愿。在我们生活的小城里,只要有话剧表演，节庆活动,我们都带他参加，也经常带他去动物园和游乐场，冬天在户外玩雪。慢慢地,他的会话能力提高了，也更乐于和别人交谈。当我读到关于中国国内一位单亲妈妈带着患自闭症的孩子独自谋生的新闻时，所想到的不仅是这位母亲的艰难,更是孩子因为缺少正常和社会交往和各种活动以及干预导致的进一步自闭。而另一则关于正常儿童的父母集体抵制自闭儿童听课的中国新闻让我深深震撼，真心希望中国社会在物质进步,经济发达的同时体现出更多的宽容，爱心和理性。 在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眼中的儿子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我们注重培养他的自我意识和独立判断。每一次外出之前，我们都会征求他的意见：“我们需要去……你想去吗?”或者“今天你想去动物园吗？”如果他回答 “不”,我们会说, “你需要去,因为……”回家后,我们会问他: “今天的活动,你喜欢吗?”如果回答是“不喜欢”,我们会问 “为什么?”但所有这些问答不是强制性的逼问,而是随意的对话，目的不单是发展语言能力，也是培养孩子独立思考和辨别的能力。表达自己的意愿，弄清自己喜欢和接受的，以及自己不喜欢和不接受的，并找出一定的理由，对我来说,是儿童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玩耍是儿童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购买的玩具倾向于交互和参与，例如乐高积木，布袋木偶，木制厨具，医生的医疗用具，当然也有他喜欢的各类玩具汽车,火车等。他喜欢用医疗玩具扮演医生给父母量血压，听心脏，检查耳朵，这样无形中加强了他对医院和医生的亲近感。和多数孩子一样，天一也喜欢看卡通，玩电脑游戏，擅长打“愤怒的鸟”，对这类爱好,我们除了限制时间外基本听之任之。当他在学数学加减法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利用“愤怒的鸟”中弹弓下等候的鸟和撞击后死去的鸟的数量变化来做为数学减法训练工具。 普天下父母大概都追求自己孩子的学业和事业的超群和卓越，但当我们面对一个有不少自闭症特征孩子的时候，在这一点上变得务实。当我们注意到他有很强的记忆力和模仿能力的时候，会逐渐引导他读书,记忆单词，和他一起模仿电影中人物的动作和对白，但我们同时意识到，儿子在很多方面只能在现有的诸多限制内尽量地提高,不必给予他太多压力，只需要享受他的每一点进步所带来的惊喜。我们鼓励他尝试不同的事情，从中观察他的特长和潜力，但不会给他规定某个方向。自由和理性的教育意味着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这必须从儿童时期, 因为没有人比自己更了解自己。只有一点我们期待他完全做到，这就是礼貌和教养。我们要求他和所有和我们交谈的成人打招呼，要求他必须在得到别人帮助和善意的对待，或接受馈赠之后说“谢谢”，必须学会在打扰他人，请求帮助或做错事的时候说“对不起”，在请求别人的时候说“请”。 我们和教师以及辅导儿子的社工，心理学家的合作并不仅仅是单纯的配合，还包括积极的介入。例如，我们制作了一个联系笔记本，也曾经设计了一个表格，要求在托儿所里陪同他的社工把他观察到的情况详细记录下来，而我们则把他在家里的表现记录下来，这样双方可以对照，共同检查他的强项和弱项，再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有时我们也会请社工和教师注意一些需要训练和提高的领域和相关方法：例如跳绳和拍球过程对身体协调性的锻炼。我们也追踪自闭症研究，在心理干预，社会融入，交际能力以外，也关注自闭症与染色体异常以及遗传的关系,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对自闭症的再认识和对他的问题的更准确的诊断，一旦找到合适的机构,我们将全家进行遗传基因检查。我同时也追踪中国国内对自闭症儿童教育和扶助的机构和教育理念，方法。 结语 儿子的成长已经得到了很多的照顾和关爱，几年的治疗和早期特殊教育经历，也使他不知不觉地融入到了全球性的应对自闭症的潮流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帮助和塑造他,他也在帮助和重塑我们。当我们听到他用英文说　“我永远爱你们”时候，为父母唱生日歌的时候，画画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感受着我们的付出，而我们的得到不仅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亲密和温暖,更有对教育,对社会的思考，和一种丰富的人生经验。

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情商与成功和与失败 By 李昶 From cnd.org 情商（EQ-Emotional Quotient） 主要是指人在情感感受、情绪控制、意志力、忍耐力、受挫折时的心态和应付能力，以及与人交流时的技巧等方面的品质。 以往不少人认为，一个人能否在一生中取得成就，智力水平是第一重要的，即智商越高，取得成就的可能性就越大。但心理学家们普遍认为，情商水平的高低对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也有着重大的影响作用，有时其作用甚至要超过智力水平。 与情商有关的，是人的智商（IQ - Intelligence Quotient），它是指人的聪颖程度，它是天生的（与基因有关）以及靠后天的开发开拓。还有的就是人的逆商（AQ - Adversity Quotient），即人在处逆境时的心态及应变能力。智商是长期以来人们关注的题目。逆商是这些年来心理学上开始注意的研究问题。 情商（情绪情感智慧）（EQ），由两位美国心理学家约翰•梅耶（新罕布什尔大学）和彼得•萨洛维（耶鲁大学）于1990年首先提出，但并没有引起全球范围内的关注，直至1995年，由丹尼尔•戈尔曼（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也是美国时代杂志（Time）的专栏作家，曾任教于哈佛大学，专研行为与大脑科学）出版了《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一书，才引起全球性的对EQ研究与讨论，因此，丹尼尔•戈尔曼被誉为“情商之父”。 丹尼尔•戈尔曼接受了萨洛维的观点，认为情商包含五个主要方面： 1.了解自我：监视情绪时时刻刻的变化，能够察觉某种情绪的出现，观察和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体验，它是情感智商的核心，只有认识自己，才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 比如：能做出客观的对自我的评价和他人的评价。 2.自我管理：调控自己的情绪，使之适时适度地表现出来，即能调控自己。比如：有制怒能力。 3.自我激励：能够依据活动的某种目标，调动、指挥情绪的能力，它能够使人走出生命中的低潮，重新出发。比如：那种发至内心的想成就的精神。 4.识别他人的情绪：能够通过细微的情绪信号，敏感地感受到他人的需求与欲望，认知他人的情绪。这是与他人正常交往，实现顺利沟通的基础。比如：能觉察观察出他人的情绪反应。 5.有处理人际关系，调控自己与他人的情绪反应的技巧。比如：巧妙的交流能力、谈话技巧、化误解为理解的能力。 华人文化：历来重智商轻情商 轻情商导致问题的一些例子如下： • 人与人之间，或孩子与父母之间的矛盾和不理解: 比如靠吵架或不说话、不交流。 • 全听父母的安排: 成了五分加小绵羊。 • 不知怎样与他人打交道: 公众场合的失落感或说话伤人。 • 自我中心: 只有自己的利益考虑。 • 社会上的担心、害怕和失落：面对人际关系的焦虑感。 • 焦虑和忧郁：过度严重地负面看问题，同时把问题的严重性放的很大。 • 有的还有自杀倾向：学习工作努力来干什么？觉得都没劲。 情商低的行为例子： • 孤独感 ，独处，不与人来往。 • 成天上电脑玩游戏 。 • 无限上网浏览，无节制。 • 在网上交友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去与真实的人打交道。不少网上交友是视屏过滤后让人的非真实给显示了出来。 情商甚至比智商更重要: • 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和融合度日益提高，要求对不同文化和生活内容的理解和容忍，同时要求有对情绪的理解力和控制能力。 • 人必须是社会人，需要具备交流能力。 • 孤独的人往往是变态的。 • 较高的情商将有助于一个人获得成功。 • 情商是心理塑造精神品质的再现。 • 华人家长太重视孩子的智商发展—成绩排列和学校名次，因而不少忽略了孩子的情商发展。 其实，早期的情商教育尤为重要，这是心理上的一种塑造： • 培养正面、进取、乐观、善良、友好待人、沉静和遇事不慌的态度。 • 做人能显得不卑不亢 。 • 看问题正面、乐观，做人也就能正面、乐观。 • 不把负面问题放大。 • 不挑剔刻薄他人。 情商是后天培养与修炼的： • 一个人是否具有较高的情商，和童年时期的教育培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培养情商应从小开始。 • 情商的价值是无量的，情商伴随着社会人的一生，是后天培养与修炼都能达到的。 • 它需要自己去勇敢地面对自己厌恶的事情，这样你可以迅速地成长，去勇敢地面对自己所怕的所焦虑的。 • 有能力处理好失败是人成长最快的途径之一。 情商水平高的人具有如下的特点： • 社交能力强 • 外向而愉快 • 不易陷入恐惧或伤感 • 对事业较投入 • 为人正直 • 富有同情心 • 情感生活较丰富但不逾矩 • 无论是独处还是与许多人在一起时都能怡然自得 • 不容易被打败和变得悲观 情商与效益化： • 情商较高的人能够充分有效地利用自己现有的智力资源，并使自己的智力朝着能够产生最大效益的方向发展，无论是经商、从政或搞学问。 • 情商较高的人能够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感和行为活动，不会盲目地爱一个人或恨一个人，他会使自己的情感朝着能够产生最大效益的方向发展。即能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也能给他人提供情感需要。 总之，情商的培养和管理技巧， 即能够理解并回应别人的情绪，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人生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反之也然，即缺情商多半容易得罪人，导致人为的障碍，导致失败。情商也是建立领导能力的基础。大体而言，人际关系的处理，就是要靠情商。情商也就是调控与他人相处的情绪反应的技巧。这种能力包括并展现出来的情感，真诚并富于表现力与情绪感染力。一个人的社交能力，可以由此被培养。情商也指引着对人际关系的管理，可以帮助强化一个人的受欢迎程度，帮助培养领导权威，以及增加人际互动的效能等。

神童的背后

神童的背后 By 芦紫 From cnd.org 中国人有着重视教育的优秀传统，几乎每个家庭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为了子女的成功，父母不惜花费巨大的精力和金钱而全力以赴。因应这股潮流，社会上各种补习班才艺班训练营有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今天，为了不让子女输在起跑线上，父母都很早就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从最早的胎教到2-3岁时开始的各种音乐绘画舞蹈外语训练，多管齐下，全力打造优质神童。很客观地说，家庭和社会的种种努力是大有收获的，新一代儿童的智力和知识面都普遍优于他们的上几代，天才神童也常有所闻。当然这里也有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因素，看看今天的孩子们能把各式最新款的智能手机玩得滴溜溜转，想想老芦童年时的闭塞愚昧呆傻，真是恍若隔世，大有不可与夏虫语冰之感。 在这一大批优质儿童的金字塔尖上是“一小撮”备受社会青睐，万众瞩目的精英儿童，被称之为神童。神童者，神奇之儿童也。他们很早就显示出非同寻常的智力与才能，主要表现在数学，语言，音乐，美术等方面。既然是神童，天生异秉，神乎其神，数量就极为稀少，出现的机率应小于小于百万分之一，可遇不可求的。 神童大都具有很高的智商。当今世界上流行着衡量智力的智商测验，主要考察受试者的观察，记忆，想象，分析，判断，思维及应变能力。虽然不能百分之百的准确，但这是目前衡量智力的最客观的方法。智商测验的最高分是250，但大部分人的智商都在80-120的范围内，低于55属智障，超过145即是天才，比如爱因斯坦，霍金和比尔盖兹的智商都是160。统计显示，智商与性别和种族都有相关性。男性的平均智商比女性多5分，黄种人105，白人100，黑人80，有些非洲国家的智商还不到60。同一人种也有差异，如奥巴马总统是131，而拳王阿里只有78，也许因为奥巴马是混血儿的原因。 一般说来，智商越高，人越聪明，生存能力越强。如果再具有高情商，就越有可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进入社会的上层。人类是最聪明的生物，所以才能在长期的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中脱颖而出，成为地球的统治者，而愚笨的巨无霸恐龙则早早就被淘汰。但是承认种族间的智力差异并不等于种族岐视，而是尊重客观事实。今天社会的文明已走出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很多国家都实行了平权和福利政策，照顾体能和智力上的弱势群体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和行为。能者多劳，高智商的人虽然享受着高水平的生活，但对社会的贡献也较大，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不管是在社会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的发展，都是靠了很多天才巨人的智慧，人类才有了今天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历史上最聪明的人是谁？这个问题没有定论。据推断，达芬奇，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的智商都在180到200之间。但是近代美国有个西德斯（William James Sidis，1898－1944），智商高达250，被称为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据说这个犹太神童出生后6个月就能说话，1岁半就能读纽约时报，8岁时会8国语，还发明了一种语言，写过四本书。9岁时就在哈佛大学举办四维空间的讲座，不愧神童之美誉。西德斯早已过世，而当今的世界上谁的智商最高呢？下面略举几例： 陶哲轩（Terence Tao， 1975-），智商232 。7岁上高中，9岁上大学，10岁、11岁、12岁三次参加世界奥数竟赛，分别摘下铜牌、银牌和金牌，创下前无古人的纪录。现为洛杉矶加州大学数学系教授，菲尔兹奖得主，已发表论文230多篇。 金雄镕（Kim Ung-yong, 1963-），智商210。6个月开始说话，3岁时能说4种语言并能写出短文。11岁到美国作研究工作，12岁上日本电视台解答复杂的微积分题目。15岁获博士学位，2006年被国际人名中心（IBC,International Biographical Centre）誉为21世纪优秀科学家。 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1963-），智商190。13岁获全苏少年国际象棋冠军，15岁成全国冠军，22岁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世界冠军。此后称霸棋坛数十年，曾在网上一人战胜世界联合队的五万名棋手而被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棋手。2005年退役后，积极投身政治活动，是俄国著名的反对派领袖。 波尔加（Judit Polgar ，1976-），智商170。匈牙利的波尔加三姊妹都是棋坛神童，都是在少年即获得特级大师称号。老大苏珊4岁学棋，5岁能说5国语。曾战胜中国的谢军，获女子世界冠军。老二索菲娅7岁获全国少年冠军，9岁获14岁男子组世界冠军。朱迪特最小，但棋力最强，曾战胜过费歇尔、卡尔波夫和卡斯帕罗夫等世界棋王。排名多次进入世界前10，直到去年仍排名32，是进入世界50强中的唯一女棋手。三姊妹都是美女，都有个幸福的家庭，成为棋坛佳话。 邹奇奇（Adora Svitak，1997-），智商多少？不知道，因为她不愿去做测试。她3岁开始读书，4岁开始写作，6岁时已在电脑上写了400多篇故事和诗歌。她读书奇快，每天2-3本。打字也奇快，每分钟120字。8岁时就出版了12万字的小说，不仅文字优美，而且思想深刻，被美媒体称为“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文坛小巨人”。 保罗 艾伦（Paul Allen，1953-），智商170。微软副总裁，比尔 盖兹的共同创业者，家产150亿美元。虽没听说过他童年有多么的神，但上中学时绝对是尖子，高考（SAT）获满分就是证明。他和比尔 盖兹都是从大学退学，开始了创业奋斗的传奇人生。 上面所说的都是些成功的神童的例子，让人羡慕，下面想说几个另类的神童。 雅各布（Jacob Barnett）两岁时被诊断为自闭症患儿，不会说话，不能表达，形同白痴，但是他对数字和图形却有着惊人的才能。他3岁的时候能拼好5千块迷你图板，5岁时能背诵圆周率到200多位，能在1-2个星期内自学并掌握微积分，8岁就到印第安纳大学听高等数学课和天文课，12岁成为印第安纳大学和普渡大学的联合博士生，主攻量子物理学。据说他已完成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改进版本，相关资料已送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进行评估。可能吗？完全有可能，现在不可能，将来也有可能！因为他的智商170，比爱因斯坦高10分呢！但是他妈妈却担心他将来怎么办，因他连扣扣子系鞋带都不会！ 小雅各布的事例引起了专家们的极大兴趣，去年俄亥俄州大的茹莎兹（Joanne Ruthsatz）和耶鲁大学的阿尔巴赫（Jourdan Urbach）联名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内容很令人震惊。他们研究了8名国际知名的数学、音乐和美术天才神童（6男2女）后发现：8个神童中有3人患有自闭症，有4人其父母或近亲患有自闭症，原来神童与自闭症有着如此紧密的关联，而在普通人群中，自闭症发生的机率仅为1/120！ 其实早在雅各布之前，美国就有个有名的白痴天才金皮克（Kim Peek，1951-2009）。记得三国演义里张松背诵《孟德新书》吗？不过那是演义，不是事实。现实版的金皮克是个智障人，他毫无社交和生活能力，但能背诵9千多本书。他能用10秒钟读一页书，而且是左眼读左页，右眼读右页，然后一字不错地背诵出来。更有计算日历的才能，被人称为“金电脑”和“活百科全书”。以金皮克为原型，1988年好莱坞推出一部电影《雨人》（Rain Man），非常叫座，并获得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和奥斯卡奖。这部电影的热播让大众都知道了所谓的白痴天才症候群，或曰学者症候群（Savant-Syndrome），引起了对这类人的兴趣和关注。这种疾病200多年前就被描述过，只是很少为人所知。 雅各布的阅读记忆力可以说是全球之最，而英国自闭症画家斯蒂芬（Stephen Wiltshire，1974-）却是形象记忆的全球之最，因为他具有过目不忘的“瞬间记忆能力”。任何景色他只要看上几分钟，就能完全凭记忆在画布上精确地复制出来，被人们誉为“人体照相机”。据说，斯蒂芬曾乘直升机飞过英国伦敦、意大利罗马、中国香港和日本东京等城市的上空，他凭记忆精确绘出了所有这些城市的航空俯瞰图，他笔下的景色和真实景色的细节相似度竟高达90%。2011年他在纽约上空飞行了20分钟，然后画出了一幅75米长的巨画纽约全景图，展示在肯尼迪机场的大厅里。斯蒂芬出生时是哑巴，3岁时被诊断为自闭症，但是他的神奇的图像记忆能力让全世界的科学界和艺术界专家都感到震惊。 中国也有类似的自闭症神童，比如山西省五台山下有个乡村孩子周玮，6个月大时因抽搐被县医院诊断为“佝偻病”；两岁时就因智力低下被诊断为脑瘫。后来还发现患有低血糖、癫痫症等疾病，是公认的智障儿。然而他9岁那年，奇迹发生了！有一天妈妈带他下田干活，有个邻人逗他：“一个驴四条腿，两个驴几条腿？”“八条。”答案让每个人都吓了一跳，这傻孩子会算术！后来发现他小小的傻脑袋里装着更多的神奇，传播开来竟惊动了中央电视台。小周玮被请到北京住了一个月，并上了电视。主持人问了他两个3位数的乘法，他立刻答出。问他一个17位数的14次方根，他也回答正确。记者又随口问他5的20次方是多少，9的50次方是多少，还有其它一些复杂的问题，他都能一口说出正确答案。于是目光呆滞行动拙笨的小周玮成了明星心算神童，然而当记者问到一些常识性问题时，比如：在商店捡到钱包怎么办？手指割破了怎么办？电灯是谁发明的？周玮都是一问三不知，一脸的茫然。 周玮的表演也引起了一些脑科学专家们的注意，他们对周玮的脑电波进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专家们发现，周玮做数学运算时，脑电波幅明显大于常人，说明他的大脑激活强烈。让专家们奇怪的是，常人运算用得最多的是大脑额叶（负责人类高级思考能力）。而周玮恰恰相反，运算时他的额叶很安静，而他的颞叶（颞叶负责处理听觉，还处理一些长期记忆的启动功能与味嗅觉）却呈现非常兴奋的状态，主要激活发生在右侧颞部。周玮为什么用右颞叶，这是否与他强大的心算能力有关呢？一种解释是他的额叶有思维障碍，才发展出用右颞叶作为代偿机制。这种可能性有，因为周玮患低血糖9年，可能造成了额叶的损伤。另一钟解释是根据米勒博士（Bruce Miller，UCSF）的理论，右颞叶下有个特别的“天才区段”，通常是处于被抑制状态。一旦这个区域被启动激活，天才就迸发出来。只是这个启动天才的按钮在哪里，启动天才区的同时是否会启动愚蠢区？或只启动其一，至今这些都还是谜团。 人们形容某人行为怪异时常说，他脑袋里的哪个筋搭错了。也许这些神童们的脑袋里就是哪根筋搭错了，一不小心成了天才，即天才与傻瓜不过是一线之差！ 听说过很多行为怪异的天才故事，他们是否是自闭症或其他精神病的患者，随手举几例供大家分析判断： 法国天才数学家，伽罗瓦理论和群论的创始人伽罗瓦（Évariste Galois，1811－1832）行为“奇特，怪异，有原创力而且封闭”。他爱数学如痴如狂，而其他学科都很糟糕。为了考上某名校，面试时因不善表达考官跟不上他的跳跃思维，他竟把黑板擦砸在考官的头上。后来为了一个姑娘与情敌作自杀式决斗，年仅20岁。 荷兰大画家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是个不世出的天才，仅从事绘画10年便给人类留下了2000件精品画作和素描。但是他患有某种严重的精神疾病，有自残倾向，曾割下自己的耳朵。偏头疼严重时，常用铁锤锤击自己的脑袋，终于在37岁时自杀。人们在哀叹之余不禁要问：梵高的精神病和他的艺术天才是一对挛生兄弟，还仅仅是偶尔的巧合？ 华裔著名女作家张纯如（Iris Chang，1968－2004），1997出版南京大屠杀一书，成为全美最畅销书，且有世界影响。后来患严重忧郁症自杀，年仅36岁。 中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1933－1996)因研究解析数论的哥德巴赫猜想而蜚声国际，但一生多病，尤其以性格害羞，自我封闭，不善表达而闻名，他的一些奇特行为曾是当时人们广为流传的笑话。他虽死于帕金森病，但也可能是自闭症患者。 中国著名速奇才史丰收（1956－2009），出身农家，从小就对数学数字情有独钟。上小学时把毛主席语录放在书桌上作掩护，在下面做数学题。被老师发现后罚他背毛语录，史丰收背诵如流，可见他记忆力过人。77年高考史丰收虽数学好但其他科太差而落榜，后因他的速算才能被破格录取到中国科大数学系。翌年出版速算法一书，轰动全国。后来成立了史丰收国际速算研究中心，陈省身，杨振宁都题词祝贺。他也曾为联合国代表表演速算，被称为数学奇才。但是史丰收患有精神忧郁症，曾两次自杀未遂，53岁心脏病发瘁死。 宁铂（1965-）1978年中国家喻户晓的中国第一神童，对诗词围棋中医和天文都很有造诣。13岁进入中国科大少年班学习，主攻他不感兴趣的理论物理。据说宁铂的性格很矛盾，极端自尊，又极端自卑，很有绅士作风，而又不通人情。后来宁铂对科学毫无兴趣，却沉醉于围棋和佛学。厌倦了世俗的生活，开始练气功，吃素，最后终于出家为僧，青灯黄卷将伴随他一生。 与宁铂几乎同命运的还有同样大名鼎鼎的神童干政和谢彦波，他们都有着极高的智商，但情商很低。有研究指出，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智商仅占20%，而情商占了80%，几乎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三大神童都属情商较低者，缺乏人际沟通能力，与导师关系非常紧张，终于导致事业上的挫折。干政是自闭症患者，从普林斯顿退学回国后一直无业，现在把自己禁锢在母亲的家中，不与外界联系，成了废人。谢彦波与几任导师都不能和平相处，据说他曾用菜刀和手枪威胁过他在普林斯顿的导师诺贝尔奖得主安德森。好在谢彦波海在从事物理工作，虽无啥成就，还算是科学工作者。 回顾神童们的人生，令人感叹不已。究其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是当时主流媒体的大肆吹捧，难辞其咎。不着边际的溢美之词让幼小的神童们虚荣心极度膨胀，心理扭曲，生生地捧杀了他们。反而是那些不受媒体热捧的神童的同学们心态稳健平静，大多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了自己成功的人生轨迹。 还记得开始时所说的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人，智商250的神童西德斯吗？他可是当时名震世界的超级神童！但后来也变得行为怪癖，难以理喻。不数年遂江郎才尽，仲永怀伤，泯然众人矣！

美国的基础教育

美国基础教育真的很烂吗？ By 南桥 From cnd.org 德克萨斯州某市一小学的墙上，门上，处处都写着斯蒂芬·柯维“七个好习惯”的标语， 这个小学，从开学第一天起，就试图让学生接触被中国经理人慢慢熟悉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如“积极主动” 、“以终为始”、“要事优先”、 “双赢思维”、“知彼解己”、“统合综效”、“不断更新” 等。 连学校里的道路，都分别以这七个好习惯命名。 开学第一天，孩子带回来的作业，就是告知家长学习这七个好习惯是学生的任务之一。 最近网上有一则关于中国减负的评论。评论者是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 她(他)痛心疾首地表示， 基础教育的扎实正是中国的长项，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长处，去效仿美国？文中对美国人数学水平之差竭尽嘲笑之能事。 这个心态，我过去也曾有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不能这么志满意得地判断一个教育体系的好歹。我也感到，不能到了其他国家之后，见了些世面，便 感觉真理在握，可居高临下地对国内的探索和改革品头品足，似乎他们都需要我们这些出来过的人指点迷津。殊不知特定的改变，不过是身处其中的人, 试图在回应特定的需求。比如中国现在儿童负担确实过重，你怎能用两三点钟放学的美国学生被老师“加负”的做法去比呢? 脱离了这种背景的比较是毫无意义的。 教育这个问题真的很复杂，和人一样复杂，谦卑非常重要。一些号称被掌握的规律和走向，只是短期的， 更多是钟摆之间的来回摆动。 我的一个教授曾说过：“如果你活得够久的话，你会发现只有轮回，没有规律。”大家不过是在避免走向极端的过程中来回摇摆，寻求最佳平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情况经常会出现。就好比《生活的艺术》里，林语堂所描述的中国人的恬淡闲适，在如今的浮躁中国很难看到，倒更像是在描述很多小镇的美国人。在特定的时期，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弊病，便有意无意朝着别一个方向去走，上山的上山，下山的下山，说不定我们会在某处相逢。美国如今增加标准化测试、增加核心课程标准（common core standards)这些做法，和中国增加素质教育给应试教育减负的做法貌似背道而驰，其实共同之处, 是大家都在寻求适当平衡。 在这样的寻找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一时间所使用的评价标准非常不同。 比如被大家津津乐道的美国人不会算算术这个弱点，不仅外国人嘲笑，美国人自己也自嘲。可是大家忽略的是，他们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当众演讲, 以至于成年之后, 很多美国人上了台就口若悬河。他们从小用 “高效能人员的七个好习惯”之类的品格或者习惯教育来教育孩子, 而 同样的话题，中国三四十岁的经理们在企业管理培训的课堂上，试图用一两天的时间来学。到底谁会真正把这些好习惯根深蒂固地刻进脑子里? 答案不言而喻。我们在哪方面花时间花心思，就必然在哪方面出色。问题恰恰在这里，到底应该怎样评估我们的课程设计，分辨出什么是孩子真正所需？ 如果这么思考的话，我发现一些狭隘的衡量是靠不住的。大家的长处根本都不一样。例如，美国人的阅读教学极其发达。我们两个孩子，都是在幼儿园期间，突然一下出现了“大跃进” 般的进步，从刚认识几个字母，到突然会捧着书自己读了? 这个飞跃是如何实现的? 除了英文作为字母文字自身的优势之外。这和教学心理学的应用也有关系。比如在幼儿园和一年级阶段，我孩子带回来的“作业”，上面老师只让孩子写，不去修改错误的拼写。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小孩子这时候更需要鼓励。在拼写这些方面容错，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儿童的创意和潜能。如果每写错一个字都被修理一顿，孩子的学习心理，将会受到多大的打击？带着畏惧心理去识字读书，效果也大打折扣。很多孩子的厌学心理，是被老师给训出来被家长给骂出来的。 当我们说起美国基础教育如何烂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比较的方法本身存在问题？ 两种教育体系，衡量的东西完全都不一样。 我们在讨论“基础”或曰“基本功” 的时候，我们是拿我们的长处，比如背算术口诀表的能力，去作狭隘的衡量。我们并没有对全部培养的知识、能力、态度，分门别类，逐一对照衡量，从而作出更为 合理的分辨。 用美国人的话来说，我们不能拿桔子和苹果比。 如果分项比拼的话，我发现美国人的基础 教育过硬的地方真是很多。如上所述，在阅读的起点教学上，美国中小学生远超过了中国中小学生。 不仅阅读上手上美国更快一些， 在各个年级的阅读教学上，中国小学生严重营养不良—— 过于依靠教材教辅材料。在我们为上鲁迅还是下鲁迅篇章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美国的小学生正一部部的厚书（包括各种名著）在啃。 学校严格要求每天晚上20分钟读闲书，暑假期间，家长提着袋子从公共图书馆借大量图书回家给孩子看。 中国小学教材内容很幼稚， 小猫钓鱼之类内容不少, 好像孩子心智上无法长大, 以至于到了八九岁, 还只能吃智力上的婴儿米粉。中国学生在应试的压力下，阅读被学校被商家被家长围剿, 读书甚少，见识狭隘, 让人担忧。 我经常听人(包括美国人自己)嘲笑美国人地理历史常识差。 2008年， 俄罗斯攻打格鲁吉亚(Georgia)的时候，美国佐治亚州(也叫Georgia)的人说: “是从佛罗里达打过来的么?”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些说法，自嘲的居多。 不信你让两国孩子评价一下国际国内大事试试看? 当然， 美国学生知识上(更准确地说,应该说是”知道” ) 的欠缺或许实有其事。但是这里的关键，还是教学思维大相迳庭。 美国学校重视“高端思维能力”， 轻视死记硬背的知识。 同样学历史， 美国学校会让学生去角色扮演， 模拟猪湾事件中古巴和美国关键人物和部门的选择, 由此顺道学到国会和总统的关系, 决策的过程, 等。 他们会让学生去“重演”当年白人在印第安人地界上跑马圈地的历史。 这样的学习可能在知识点上强调得不多，但是很能锻炼孩子研究、 演示等方面的能力， 和不盲从权威说法的好习惯。 这一切也都应该是未来工作和学习的“基本功”，千万不可轻视。 而这样的作业， 丝毫不容易。 小孩从小要学会独立作研究，或者去主动调用身边各种资源， 过去常说美国中小学多简单的说法，一点根据都没有。只不过大家各有各的难处。 回到“减负”这个话题上说，我担心我们对于“减负”的讨论，只是在原有学习项目不变的情况下，大家讨论在量上如何减轻学生的负担。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让孩子 学什么，而不仅仅是学多还是学少。 美国的基础教育阶段， 强调的“高端思维能力”，如问题的解决和决策、创新、批判性思维、分析、评估等，中国的基础教育阶段应该适当“增负”，给学生多一些挑战。 这些方面，一样是未来需要的“基础”。 一二十年后，当孩子们都走上职场、组建家庭之后，恐怕跑马圈地运动发生于哪一年，雇主不在乎，配偶也不在乎。而能否双赢沟通，能否分清优先顺序，能否站在他人角度去沟通， 这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的基本功。

海外中文学校的问题: 为什么美国华裔儿童恨中文？

2013-07-22 23:04:17 纽约时报 By 南桥 最近出门，在芝加哥转机的时候，遇到一个家长，说和我们来自美国中南部的同一个城市。她说以前在中文学校见过我们一家，家里分别在上高中和初中的两个孩子过去也上中文学校，但是越学越头大，怨声载道。这个家长还算开明，让孩子们退出了中文学校。又是一个熟悉的结局。 　　海外中文学校多为家长自发组建的周末补习班，带着孩子来上中文学校的家长出发点不一。有的家长觉得学会中文孩子以后找工作机会更多，我以前认识一个家庭，家里老大老二年龄相差颇大，老大大学毕业后，本有机会外派中国，其薪水会是现有薪水的双倍，但是老大从小没有学会中文，错失良机。家长抱着亡羊补牢心态，把老二送到中文学校上学。还有的家长是为了让孩子上中学后，把中文当“外语”，好迅速通过AP(美国大学预修课程)考试，省钱省学费。更多的家长，是想让孩子会一些中文，留住过去文化的根。这种初衷无可指摘，甚至让人产生敬意。 　　结果却让人十分失望。我们周围不少家庭的孩子，中文学校是上一上，歇一歇，有一搭没一搭，辍学率也高。在美国的ABC (出生于美国的华裔儿童)中：“我恨中文学校。”("I hate Chinese schools.")是一个很常见的表达。我儿子为了逃避中文学校，有一次上学前甚至躲藏进了壁橱里。什么样的教学，会恐怖到让孩子如此厌恶?在上海、北京，我也看到了很多国际学校，没听说这些同样侨居他乡的儿童恨英语、恨德语、恨法语、恨日语的。为什么海外华裔儿童的汉语教学如此失败呢? 　　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中国家长深受“吃得苦中苦，方成人上人”思维的坑害，把吃苦和学习等同，全然不顾现代心理和教育学提出的一些相反的结论。近几十年来，“发现式学习”、“建构主义教学”等各种教学思维，都把学习效果和内在激励关联在一起。学习需要努力，但是努力未必都是苦大仇深的过程。苦大仇深的学习即便在个案下有效，也未必可以推广，未必值得推广。家长将学习等同于“吃苦”，将强迫学习合理化，觉得孩子厌学是正常的，逼迫他们学习不仅正常，甚至必要。“大家都这样。”似乎他人的错误，可以作为自己的挡箭牌。孩子不学也得学，这种强推，造成各种扭曲。而家长自己则在这种不正常的威逼中，找到了对孩子负责的幻觉，不顾这种强推强压所削弱的发展后劲。孩子人小，属弱势群体，斗不过家长的意志而已。但我们大人不能这么联手来欺负孩子。这样做家长是不负责任的——只关注对自己有所交代，不考虑孩子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孩子在家长的逼迫下学习，一旦脱离了家长的束缚，他们会高唿解放，将前些年所教丢得一干二净。以中文学习为例，家长到时候会发现，多年学习的唯一看得见的结果，是孩子对于母国文化和语言的反感。这种教育，是将孩子彻底赶出了中国文化。这不是在寻根，而是在除根。 　　就我所知，大部分海外中文学校的教学和管理相当混乱。中文学校的老师是家长自愿来做，很多人毫无教学经验，不过是按照过去自己学习的记忆，刻舟求剑地在教着新的孩子。不是所有会说中文的人都会教中文，就如同不是所有的老外都能当外教一样。 　　孩子们在学校里，也没有一本让人满意的教材——事实上这样的教材或许永远不会出现，阅读教学不能把希望都投入在一部教材上。美国的阅读教学很发达，学区、学校、老师有很大选择空间，市面上很多书都可以拿出来推荐，孩子们选择余地也大，这释放了做一部神奇的教材的压力。美国阅读也是循序渐进的，什么年龄什么水平看什么书，有一些对孩子的心智挑战也不少。《哈利·波特》这样的书，在这里不过是五年级的读物。你让习惯抱着大部头着作看的美国初中生，去看中文学校课本上的小猫小狗小白兔拔萝卜去公园这种枯燥乏味言之无物的内容，他们顿时觉得自己像个白痴。内容上毫无挑战，语言上学习者又不能过关。这双重的折磨，让孩子苦不堪言。 　　学时也是一个大问题。中国儿童在国内学汉语，汉字天天写天天练天天听天天讲，掌握起来容易得多。在美国的儿童，只是每个星期六来上一次课，学习和语言浸泡时间仅为国内儿童的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而且老师还往往不合格，期望值却和在国内时候一样高。为了解决这个学时问题，很多家长要求孩子在家讲汉语。从听说上看，正常交流也不额外花时间，这个做法值得提倡。我太太这方面就一直坚持，效果还不错。但在读写上，为了弥补小孩学习的时间，家长让孩子每天花大量时间读写中文。到了初中高中，孩子们学习负担也很重，加上大部分中国孩子还学琴学跳舞，到最后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挤压他们阅读的时间，玩耍的时间，和必要的自由活动的时间，这也让孩子们进一步讨厌中文。 　　负荷问题也不容忽视。中文不过是孩子们心目中家长强迫他们参与的诸多课外学习项目之一。在美国这种比较宽松的环境下长大，却也存在孩子负荷过重的问题，这和华人社区的一些积习有关。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在美国，常见的社交场所一为华人教会，一为中文学校。中文学校孩子上课的时候，家长们三个一团五个一伙，婆婆妈妈地交流各自的房子和孩子，好的信息当然在流传，相互攀比和暗下较劲也严重，中文学校最终往往会成为虎妈集中营。很多家长根本意识不到孩子的长处短处所在，别人家孩子学的，赶紧自己也去报，结果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导致孩子学习负担超重，甚至比国内问题更严重。大家在北美大地上，建起了华人社区的气泡式小环境，与外界隔绝。这个气泡影响力很大，进去时大家或许是清华博士耶鲁博士后，出来都一个样，不是虎妈就是狼爸。 　　在国内，大家还可以抱怨大环境，抱怨“高考指挥棒”害了自己的孩子。到了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教育的自由有了。连个大纲都没有，孩子想学什么就可以学什么，想怎么学就可以怎么学，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失败?是家长们捋起袖子，亲自来扭曲孩子的成长了。 　　问题的解决方法很多，最简单的起点，是放弃现有的成套的或成本教材，而让家长找现实的素材当教学材料，比如周围的中文报纸、关于海外生活的优质博客等。这可以激活老师自己的创造力，而不仅仅是在按部就班地根据课本走过场。 　　另外，教师在教学方法上，应该把学习的核心，从内容转变到任务(task-based instruction)。不要围绕着课本转，应该绕着任务转。比如让孩子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描述自己的家乡，给国内的家人写封信等。一个学期下来，会几件这样的事，并围绕着它们学些汉字和表述方法，这样效果可能更好，起码学生知道学了怎么去用，而不是长年累月在“打基础”，学习和应用之间出现断裂。 　　将学习细分出阶段性目标，在应用中学习知识，效果应该更好。着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20世纪初教海外修铁路的华工学中文，方法或可借鉴。晏阳初和陶行知等人一起，从常用汉字中选择最常用的1300个，编成四册《平民千字课》，每册24课，每晚学习一课，为一小时，共96小时学完四册，那些当时不被人看重的文盲“苦力”，就能看书读报了。晏阳初借此教会了华工识汉字，同时让他们学会了写家信。 　　现在技术条件很好，也是改良教学的极佳机遇。比如孩子可以在国内开一微博或者微信，让孩子能在与国内亲朋好友分享、交流和互动之中，不知不觉地学习。当然如有公开的网络空间，家长需要在隐私保护、网络欺凌等方面加强支持、教育和监管。 　　书写工具的变迁，也可影响教学方法。过去一些学习方法应大胆摈弃，比如一笔一画照笔顺写字等。这种训练，是过去手写环境下的产物。现在大部分人写字都是用电脑和其他工具录入，不如多教孩子如何使用拼写输入法，或者iPad上手写板的应用，甚至可以鼓励他们学会语音输入。 　　倘若教学质量始终上不去，仅靠家长逼迫，孩子带着这种仇恨去学，对于中文、中国文化、和孩子自己，都是亵渎，那还不如早点退学。现在不学，起码他们还多些时间玩耍，度过一个快乐的童年，对于中文还没有那么反感。或许等他们自己长大了一些，上了高中、大学，青年人出于对自己身份的找寻，会去主动寻根，自己开悟，自己去找着学。 　　晏阳初先生称，人的头脑是“脑矿”，这些人是“人矿”，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人力资源。如今的一些家长和学校，由于方法失当，把“脑矿”教成了脑残，把“人矿”榨成了人渣。海外中文学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教育思维和方法，降落在美国的“飞地”。中文学校的挫败，在某种程度上也凸显了中国教育思维存在的种种问题。这种挫败和国内外语教学的失败异曲同工，只不过后者你还可以怪“体制”，但是家庭环境和家长思维，在孩子成长中扮演的角色，再强调也不为过。倘若家长思维不改变，“体制”改了也收效甚微。无独有偶，与中文学校问题相对的一个现象，是北京上海的一些家庭，强制让孩子两三岁就学英语，进国际班，让孩子生活在另外一个“气泡”或曰“金鱼缸”里，与自己所看不惯的周遭环境隔绝。海外中文学校的种种失败，或许也可给这些家长敲上一记警钟。 　　

照顾低收入家庭学生, 美国学校提供免费早午餐

来自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博客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1773/201307/11890.html 免费早午餐照顾低收入家庭学生 美国的中小学是提供早午餐服务的，公立及非营利性私立学校还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只要家庭收入在规定标准以下，学生就可以获得免费早午餐。根据农业部的统一规定，2013至2014学年，三口之家年收入在25389美元以下的学生，可以享受免费早午餐、三口之家年收入超过25389美元，但在36131美元以下的学生，可以享受低价早午餐。 免费午餐的规定始于1946年，这一年国会通过了《全国学校午餐法》（National School Lunch Act），并由杜鲁门总统签署成为联邦法律。在该法律的基础上，“全国学校午餐项目”全面展开，由农业部负责实施。在“全国学校午餐项目”的基础上，1966年开始试行“学校早餐项目”（School Breakfast Program），后来不断延长，1975年与午餐项目一样，成为固定的项目。此外，国会在午餐法的基础上，又增添扩展了与学生饮食有关的法规，由农业部统一实施管理，包括儿童特别牛奶项目（SMP）、夏季食品服务项目（SFSP）、儿童和成人食品照顾项目（CACFP）等。 “全国学校午餐项目”、“学校早餐项目”的经费由联邦政府资助，符合资格参加该项目的是公立、非营利性私立中小学以及托幼机构。“全国学校午餐项目”、“学校早餐项目”的内容主要有两大部分，一是提供营养均衡的早午餐，二是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免费或低价早午餐。参加这个项目的学校，虽然可以自己选择提供早午餐的供应商，但食物必须符合农业部制定的营养标准及食品安全标准；此外，根据获得免费或低价早午餐学生的人数，领取联邦经费补助。根据2007年的统计，“全国学校午餐项目”涵盖的学生超过三千万人，全年经费87亿美元。 鸡肉沙拉配牛奶、水果，纽约州一所小学提供的健康午餐 根据农业部的规定，家庭收入在联邦贫困标准线130%以下的家庭可以享受免费早午餐、家庭收入在联邦贫困标准线130%至185%之间的家庭可以享受低价早午餐。由于每年的联邦贫困标准是不同的，因此农业部会在每个学年开始前（7月1日）公布家庭收入标准。低于这个标准的，就可以享受免费或低价早午餐。 今年免费早午餐标准为（全美本土48州，不包括阿拉斯加州及夏威夷州）： 一口之家：14937美元 二口之家：20163美元 三口之家：25389美元 四口之家：30615美元 五口之家：35841美元 六口之家：41067美元 七口之家：46293美元 八口之家：51519美元 第一夫人米歇尔•欧巴马与弗吉尼亚州的小学生共进午餐（照片：美联社） 需要指出的是，学校提供的免费或低价早午餐，与付费早午餐的食物是一样的，只不过享受免费或低价早午餐的学生，不必如其他学生那样，付全额餐费而已。以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的中小学为例，小学：早餐全额付费一美元三角，低价早餐不用付费；午餐全额为两美元五角，低价午餐为四角。中学：午餐全额为两美元七角五分，低价午餐为四角。 免费或低价早午餐并不是仅仅提供给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而是一视同仁，向所有学生开放，只要有收入证明或报税纪录，包括留学生家庭甚至非法移民家庭的孩子都可以享受。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到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或者访问学者，许多人的孩子在中小学上课时，都享受过这个“待遇”。有不少人不大理解美国社会的这种“慷慨”，认为新移民或学生对美国社会没有什么贡献，就享受社会福利，包括领取社会安全保障金、医疗照顾、食品券以及免费午餐等，这对勤奋工作、交税的人来说不大公平。其实美国是基督教徒为主的国家，根据《圣经》上的说法：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从这个角度看，就可以比较好的理解社会的这种“慷慨”了。 以后每增加一人，家庭收入增加5226美元。 今年低价早午餐标准为： 一口之家：21257美元 二口之家：28694美元 三口之家：36131美元 四口之家：43568美元 五口之家：51005美元 六口之家：58442美元 七口之家：65879美元 八口之家：73316美元 以后每增加一人，家庭收入增加4020美元 阿拉斯加州及夏威夷州生活指数比较高，因此标准另定。

促进中国教育公平，改革高考和应试教育势在必行

By 兆宏 From cnd.org 摘要：优质热门大学在全国各地建立分校，大学教育采用“宽进严出”，是保障招生公平和教育资源公平分配、改革高考（微博）和应试教育的全新思维，也是在美国被长期实践所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模式和方法。 正文 针对教育公平和教育改革，在两会中和两会后，代表们提出了令人期待的提案，新一届政府明确了“教育公平”的目标。本文旨在为高考招生公平和大学教育改革中的一些事关全国学生的关键问题提供一些改革的新思维和新观念。 目前高考招生制度存在严重不公平 据北京的《新京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两会中教育界别联组会上表示，“目前高考还不能取消，袁部长说：“完全取消了谁占便宜？当官的有钱的占便宜，穷人占不到便宜，所以不能取消，但要改革。” 高考招生制度必须改革，并且必须尽早、全盘改革，相信这是广大经历过高考的所有学校老师、学生和家长的共识。 但是，目前高考招生制度最大的不公平并不是袁部长所说的“当官的有钱的占便宜，穷人占不到便宜”。 实际上，现有的高考招生制度不仅防止不了形形色色的招生不公平，而且催生了比招生腐败更大的机会不公平：学生能否考上大学、能否进入优质大学，不完全取决于考分数，也不取决于父母当官或有钱、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学生所在地。由于大学在属地招生比例和数目畸高，导致其它省份（或者同一省份的）更优秀的考生的录取名额被属地生占用。 10多年前《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记者罗新宇、陈志文、李丽萍写的《倾斜的高考分数线》的系列报道并激起了热烈讨论，（请注意当时是全国统一试卷），据该报道： ·同一张试卷，同一次高考，不同省市的录取线动辄相差100余分； ·在同一所高校，各地同学的高考分数差可超过200分； ·在北京能上清华的分数，在一些地方上不了重点大学；在北京能上重点的，在一些省则无学可上；（当时是全国统一试卷） ·去年（1999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一份提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份提案名为《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改革建议》，提案起草者是民盟中央常委、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万鄂湘教授。据说，湖北省省长蒋祝平听说万教授准备起草这份提案，立马表态：我第一个签字加盟。这份提案将全国高考录取分数线的不平等问题专门提了出来：“除个别实验省市以外，全国的高考考生考的是同一套题，可是中部省份，如湖南、湖北、江苏等省的分数线要高出经济发达省市（包括北京）近180分！中部高等院校同一个班的学生，高考分数之差有的竟达 200分以上。” ·统一命题、统一阅卷、统一评分标准，却为什么没有统一的录取分数线？1982年，全国首届高考科研讨论会就曾专门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试学研究课题，专家们提了不少意见，但是没有结果。 针对北京上海的优质公立大学在其属地招生的不公平，民间戏称这些大学是“北京人的大学”和“上海人的大学”。虽然早在1982年这个问题就被提出并研究，可是属地招生不公平非但没有被纠正，反而在近年有愈演愈烈之势，比如北大清华在2012年在北京的扩招。 除了不同省份之间的入学机会的极大差异，在同一省中这样的机会不均等同样存在。摘录王恩儒和陈金永的论文《倾斜的分数线—中国大学录取条件的地区差异》如下： “在（除三个直辖市外）几乎每个省内也同样存在高校录取的地域差异。本文以宁 夏和山东为例，阐述了本科录取分数线在省内各地区的变化。特别是山东，多年来本科录取分线一直划到地级市，不同的地市录取分数可能相差很大。在很大程度上，山东省内本科录取分数线的地区变化呈现出和全国类似的特点，甚至趋势更为明显，即录取机会仍然向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倾斜。青岛的例子显示，即使在一个城市的范围内，城区的考生可能比市属的郊区和农村的考生有更大的机会升入大学。对山东的分析证实了“地主偏向”在地市甚至更小的行政地域层次的存在。” 俞敏洪在全国政协提案 针对大学属地招生的不公平，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中，政协委员、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微博）提出了议案以推进高考和招生的公平，（议案网址：http://news.sina.com.cn/c/2013-03-05/105126433071.shtml），议案的核心建议是： 1）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即统一试卷。特别重要的是第二条建议，摘录如下： “2）依据考生数量同比例分配招生名额。全国性高校根据实际考生数量(以考生户籍为准)同比例分配各省区招生名额。这样的名额分配方式让不同省份拥有平等的录取率，给予每个考生同样的录取机会，可有效解决因地区教育水平差异带来的招生机会和入学机会的不公问题。” 俞敏洪的提案中的其它重要建议包括：“取消名目繁多的高考加分与推荐入学；国家应制定具体扶持政策，切实投入人力、物力，加大对教育贫困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工作，逐步缩小教育资源与水平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公平问题。” 俞敏洪提出的办法是否是唯一的保障公平招生的办法？他的办法优点是考生机会均等，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优质热门大学的属地生的招生名额将大幅减少，同时其他省份进入这些大学的名额将增加。换句话说，在总体蛋糕大小不变的情况下，每个省分到蛋糕的份额将调整，有赢家必有输家，输家就是那些既得利益省市。 美国加州大学的各地分校和“宽进严出” 其实有个“一箭三雕”的办法可以解决招生公平问题，同时改革甚至取消高考、彻底告别应试教育。这个办法是什么？一言以蔽之，第一，优质公立大学应当在各地建立分校；第二，采用“宽进严出”作为招生和毕业的标准。建立分校和“宽进严出”可以同时实施，也可以分开实施。 何为建立分校？何为“宽进严出”？请看著名的美国公立大学加州大学是怎么做的。以下表格是加州大学各分校的录取和毕业率。注意：毕业率分成入学4年后的毕业率和入学6年后的毕业率，数据不仅反映了学生转学、退学和淘汰率，也反映了学生在读期间因各种原因休学、兼职工作、周游世界等因素而延长学习时间。 比较美国加州大学各地校园的本科录取率和毕业率 校园所在地 本科生数量 录取率 获得学费资助率 入学四年后毕业率 入学六年后毕业率 伯克利Berkeley 25,530 22% 66% 66% 90% 戴维斯Davis 24,626 47% 70% 50% 80% 俄凡Irvine 22,226 44% 62% 58% 82% 洛杉矶Los Angeles 26,687 22% 67% 67% 89% 摩赛迪Merced 3,190 91% 83% - - 河滨Riverside 16,996 84% 78% 39% 65% 圣迭戈San Diego 23,143 36% 68% 56% 84% 旧金山San Francisco 只有研究生教育 圣芭芭拉Santa Barbara 19,796 48% 64% 53% 80% 圣克鲁兹Santa Cruz 15,259 64% 61% 49% 73% 数据来自美国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alStatistics（全国教育统计中心）。数据网址：http://collegeapps.about.com/od/choosingacollege/a/uc-comparison.htm 在小城镇和偏远地区建立分校 除了位于洛杉矶、旧金山、圣迭戈的校园，加州大学各地校园基本坐落于小城镇，在这些学校几十年前建立时，有些小城镇的人口可能只有几万人，和中国现在的众多乡镇人口相当。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世界最顶尖的大学之一，其所在的伯克利市，2010年统计的人口也仅仅是112,580 人。把校园建在小城镇和偏远地区，可以看到加州大学为全民服务的责任心及担当。 反观中国的优质公立大学大多集中在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地。优质公立大学资源不应当只是“北京人的大学”和“上海人的大学”，也应当同时是湖南人的大学、贵州人的大学、江苏人的大学、新疆人的大学、山东人的大学……而建立分校就可以使之真正成为全国人民的大学。换句话说，建立分校可以把蛋糕总量扩大，那些江苏、山东、福建、湖南等地的高水平学生不再和北京、上海的属地生竞争北大、清华、复旦等优质大学的招生名额，各省市都可以是赢家，皆大欢喜，避免了俞敏洪方案中的既得利益省市变成“输家”，因此，可以减少改革和实施过程中的来自“输家”的阻力。 教育部和优质公立大学花的是全国纳税人的钱，有责任有义务在全国各地建立分校，将优质的教育资源公平分配到各地（尤其是中小城镇），这不仅有助社会公平，而且还能配合新一届政府的城镇化的策略。没有优质教育、医疗、文化、就业资源配套的城镇化，无非就是钢筋水泥取代红砖黑瓦，而大城市所独有的优质“软”资源还是没有得到公平、均衡的分配。这就像做饭只做了白米饭，没有做菜下饭；这就像住在没有家具的毛坯房；结果很有可能就是更多的“空城”和“堵城”。 大学建立分校有足够的他山之石可作借鉴。除了加州大学，英国利物浦大学在苏州、英国诺丁汉大学在宁波已经建立本科教育；而美国纽约大学在上海、美国耶鲁大学在新加坡、中国厦门大学在马来西亚正在建立本科教育分校。 另外值得借鉴的是中国科学院的办学模式。中国科学院不是纯学校，在中国12个省市设有分院，研究所遍布中国各地，除了坐落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办学模式。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是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科教融合、独具特色的新型高等学校，是由北京的4个校区、北京外5个教育基地和分布全国的117个研究所组成的“大学校”。迄今，国科大已经培养出了9.97万名毕业研究生，其中博士4.71万名。 国内优质大学建立各地分校的校舍和师资问题如何解决，请见笔者的文章，链接如下：http://edu.163.com/13/0204/14/8MSIHMQM00294JD8.html “宽进严出”如何震慑和防止招生腐败 “宽进严出”如何防止和减少招生腐败？很简单，如果学校毕业标准严格，比如像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一样，虽然有84%的高录取率，但入学四年后只有39%的学生能毕业，假如中国学校也采用严格的毕业标准，即使不合格学生侥幸进来、但是不好好学习便不能毕业。严格的毕业标准对所有学生都是公平的，也可以很直接地震慑企图靠不公平手段入学的学生，从而达到防止招生腐败的目的和结果。 而用现有高考制度防止招生腐败，其合理性和有效性都是值得探讨的，不应想当然。退一步说，即使假设高考制度能有效保证招生公平，高考制度的所造成的其它各种严重弊端如应试教育、奥数、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和压力、体质下降、一考定终身等等，其祸害远远大于其收获。 高校毕业标准有人管吗？ 反观我国的大学，很少听说有学生不能毕业，对大多数学生似乎是“严进宽出”，而对某些父母有钱有权的不合格学生来说，也许就是“宽进宽出”了。 大学的毕业标准、大学的教学质量是谁在管？是如何管的？企业界有质量监督管理局监督产品和服务质量，但是不知道我国的教育界--特别是针对大学教育--有没有质量监督机构。如果有，笔者不知道该机构是怎么管理学校毕业生的质量和毕业标准的。在笔者所在的某中部省会城市的一所重点大学，可以很容易地在校园里看到各种如论文代写、找代考枪手等小广告，供需买卖两不误。一位大公司的高管告诉笔者，他所在企业招收的本科生、研究生，有些连“卢沟桥”、“九一八”都不知道。 如果大学采取“宽进严出”，其实质是把在大学进口（招生）严格把关所耗费的巨量人力、时间和资源转移到大学出口（毕业），这一个进口出口的变化带来的收益和正面效果可谓是一箭三雕：首先，有助解决招生公平问题（虽然不一定能完全解决）；第二，废除高考指挥棒，解决了应试教育、中小学生负担过重、体质下降、一考定终身问题；第三，解决了毕业生质量问题；第四，有助解决高考移民、异地高考问题。假如清华、北大、复旦就在自家附近，还有谁会去“北上广”争取异地高考权呢？ 鉴于中国各大学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宽进严出”可以先在最优质或管理水平较高的一些大学先试点、然后逐步推广到更多大学。 只有新思维新办法才能解决问题 中国教育中的一些痼疾，必须采用全新思维才能治疗和治愈，过去的思维和方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生病”的重要“病因”之一，而非治病的药方。引用爱因斯坦教授的话："We cannot solve our problems with the same thinking we usedwhen we created them."翻译成中文：“过去的思维导致了问题的产生，如果沿用同样的思维，我们就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中国古人用“刻舟求剑”也说过：“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舟”是社会的实际情况和面临的问题，“而剑不行”则是用旧思维和旧办法去对付不断变化的老问题和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平、招生不公平、改革高考制度和废除应试教育等诸多重大问题，虽然社会各界有识之士长期呼吁、研究、建言，但是迟迟看不到各优质公立大学和有关部门拿出解决问题的的决心、诚意或者办法，更看不到“雷声”和“雨点”，令人极度失望。 大学教育采用“宽进严出”，优质公立大学在全国各地建立分校，是保障招生公平和教育资源公平分配、改革高考和应试教育的全新思维，也是在美国被长期实践所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模式和办法。 我期待教育部和教育界有识之士下决心改革。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不要拿国情做借口而不改革，正是因为不合理的、落后的、不公平的旧国情，才需要教育部和教育界有识之士拿出魄力、智慧、实干去改成更合理、更公平、更有利于下一代健康成长的新国情。希望教育部和优质公立大学顺应民意，听从习主席的教导，及早拿出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教师满堂灌”与“学生为中心” ——东西方教育理念之差异

“教师满堂灌”与“学生为中心” ——东西方教育理念之差异 By 楼兰 From CND.org “教师满堂灌”还是“学生为中心”，是检验学校和教师能否适应新世纪的标准。 高中的中文课开始了，今天要开始新的一课——内容与天气和季节相关。按照事先设计的课 堂程序，本老师先主持一个承上启下的开场活动(Opener)。同学们每人一张纸，先折叠后写笔记，四个角上分别写下四季信息。我的开场还没完，五六个学 生已经上了讲台站成一排，还催促说：“老师，我们能不能开讲了？” 原来，我采取的是叫作“拼图小组”(Jigsaw Groups)的教学方式，将学生们分成若干小组，每个组准备教一课书。如今美国时兴“主题单元教学法”，而中文二级的这几课书的内容分别是衣、食、住、 行、体育、及天气季节，都是很实用的日常生活话题，正好作为单元主题。老师安排好课时计划，各组学生经过讨论自学备课，安排每堂课分别教生词、句型与课 文、文化等内容，并组织游戏等活动。今天这次课就是由这个小组的学生教本课生词。因此这些美国高中生都跃跃欲试等不及上讲台了，居然催促本老师让位下台， 那我何乐而不为，教课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主动应用嘛。 这个组的五六个学生先逐个自报姓名，因为我还给所有学生发了“讲课评估表”，要给每个讲课的同学打分，因此讲课的学生要注意表现，听课的学生也得关注每个 “讲员”的言行。该小组已有分工合作，今天由两名学生主讲生词。屏幕上打出他们制作的PPT，已经把生词分类归纳，边讲解发音和词义，边让其他同学抄写到 笔记本上。学生讲课当然不会十全十美，例如他们的PPT上就把“暖和”写成了“暖火”，这时就需要老师拨乱反正，指出这里不应该是“火”。讲课的学生马上 反应过来：“啊，应该是‘和’！”并写在黑板上。我趁机讲了“和”作为多音字的几种读法和如何使用。将错就错，这样一来反而让学生们印象深刻，恐怕以后再 不会写错这个词儿了。 词汇讲解过后，讲课小组将自己编写并复印好的作业纸发给全班学生，让他们当堂做练习。做完了交来，由讲课组的学生批改，然后交给我登记成绩。这一堂课，本 老师基本没费多少口舌，只在教室里到处转悠，看看学生们写得怎样或有什么问题。这是一节典型的“学生为中心”课堂，是美国提倡的21世纪教学方式。如今， 如果你有机会到美国主流中小学去看看上课情况，就会发现，很少见到一位老师站在前面讲一堂课的。课堂的主角是学生们，他们或者分组讨论，或者登台演示，或 者自学分享，而老师的责任则是组织和指导学生。 “学生为中心”（Students-centered)是针对传统的“教师为中心”(Teacher-centered)而言，是美国在20世纪末提出的 “21世纪教学方式”中之一项，旨在创造适合新世纪教育理念的学习环境，也是本文要论述的21世纪中美教育理念的一项差别。 所谓“教师为中心”即咱们中国人很熟悉的传统教学法，老师一言堂，不管学生水平是否参差不齐，是否听得进去，老师一门心思按自己准备的去讲。这样的授课方 式通常由老师从头讲到尾满堂灌，连让学生提问回答的的机会都很少，更别说给学生展示自我互教互学了。就是在美国，直到数十年前学校也实行这套教师为中心教 学法。20世纪下半期，教育心理学在美国发展起来，引入启发式教学法，课堂重心逐渐从教师意志转到学生需要。 进入21世纪，美国学校全面提倡“学生为中心”，即教学内容和方法首先要考虑学生的需求。不能老师想怎么教就怎么教，而是要看学生想怎么学你就得怎么安 排。经过实践证明，老师们若要了解什么是当今学生们喜欢的教学方式，最好就给学生们机会自学互教。在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里，老师的角色是当主持人 （Facilitator)及组织协调人(Collaborator)，也可以说是导演（Director)。如果一个电视访谈节目的主持人自己讲话太 多，抢了嘉宾、专家和观众的话语权，大家肯定觉得这主持人太话痨不称职。如果一个导演不能调动出演员们的潜能充分表演，光靠自己登台，那能叫好导演吗？其 实，做主持人要比一个人滔滔不绝讲一通的挑战性大多了。因此说，21世纪“学生为中心”的课堂，对教师们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我是在21世纪初进入美国公立学校当中文教师的，有幸的是，一入行接受的就是外语教学的5C标准和适用于所有学科的21世纪教学方式，一向乐于学习新东西的我也很认 同这些新理念。然而，过去自己在中国所受的传统教育的烙印，和在社区中文学校教书多年养成的刻板教学风格，却难以一下子消除，因此在教书实践中经历过很多 矛盾纠结。 刚开始在公立学校教课时，我以为凭咱从小对中国语言文化的认知和多年在中文学校教书的经验，教教中文〇起点的美国孩子还不容易么。但很快就体会到，在公立 学校当老师不容易，除了要考取教师执照，每学期还要经受校长和本教研部主任的数次听课评估。美国主流学校进行教师评估的目的，主要是监督检核教师是否称职 并督促他们提高业务水平，因此要由具有雇佣权的领导实施。私立学校可以自行确定评估标准，而公立学校则由各州教育局设立一套统一标准，通常包括对所教科目 的知识、教学计划与组织、教学方法和活动、课堂纪律管理、与学生关系、新技术的应用等几方面，各学校在此基础上可根据本校具体情况修增一些条款。为了有资 格对教师进行评估，校行政领导和业务主管们还需要经过特别培训。有时州里还派评估考察团到各校视察。因此人家那评估报告写得很专业，一堂课从开头到结尾， 每时每刻老师说了啥学生做了啥都记录在案，然后对照那几条标准分析得有理有据。 起初每次领导们来听我的课，都对我的中文知识渊博给予高度评价，也对计划和准备工作和教课能力加以肯定。但却常指出：老师讲得太多，给学生表现机会不够。 记得当初校长曾对我说：“你讲课时容光焕发妙语连珠，很生动有号召力。看得出来你准备充分又能即时发挥，而且你自己很享受教课过程。但是，如今的课堂不该 是老师一个人的舞台，应该把舞台中心的位置更多的让给学生们。” 在21世纪的美国，主流学校的教师评估当然要以那套21世纪教学法为衡量准则，因此是否“学生为中心”是重要的一条。但跟我类似的中文教师们多是成年后才 来到美国，自己没在美国上过中小学，多数也并非学教育出身，而是趁近年中文热改行教书的。即便有些人在中国上过师范教过书，到了美国也会因知识结构老化和 教学理念差异而不适应。越是受中国式教育影响深的老师，越不乐意轻易把教学舞台让给学生，也就不会被美国学生甚至社区中文学校的华裔学生所欢迎。这是很多 华人老师到美国主流学校后面临的严重挑战。 有一次在美东中文学校年会上，听一位在大学教了几十年中文的著名美国教授讲演，他指出：“在新世纪的语言课堂里，必须给学生应用语言的机会。每一位老师都 应该回顾一下，每堂课你自己讲话的时间占多少比例？如果老师讲话超过一半，那你就不是好老师！”当时与会的一些中文学校老师听了觉得有点危言耸听。但回去 跟公立学校美国老师们一念叨，人家都说言之有理。新世纪的课堂就是要打破“教师满堂灌”，提倡“学生为中心”，尤其语言课，必须多给学生练习使用语言的机 会。 经过公立高中几年熏陶，我努力改变中国式的教师满堂灌教学方式，尽量多给学生练习机会，课上常安排学生互相对话、做课题演示、小组讨论和分享等活动。其后领导们再来听课，如果遇上学生参与多的，往往评价较好；遇到那堂课学生参与较少，则仍会指出不足。 在一个富裕郊区好学区教了几年中文之后，我换到一个多元化城市校区成为全职教师，工作量加大，学生难管教，对老师的评估却更专业更严格。但好在学区给予教 师更多培训和指导。有时我觉得课上给了学生很多时间对话讨论，但教研部主任听课时仍会指出：这还属于教师指导管理下(Teacher-directed) 进行的学生活动，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学生为中心”， 并建议我采用“拼图小组”(Jigsaw Groups)方法安排学生自学互教。尤其在这样的 多元化校区，每班学生人数多，学生水准和用功程度差距很大，靠老师一人教课往往顾此失彼。而根据不同学生的需要，鼓励学生们既独立思考又互动分享，可达到 互相督促帮助共同提高的目的。除了“拼图小组”，我还在教师培训中学到很多美国适合学生中心课堂的“教学策略”，比如“脑力激荡” (Brainstorm)、“思考-组对-分享”(think-pair-share)等等。我也从学生们的教课中学到了很多新一代喜闻乐见的课堂游戏。 我在实践中茅塞渐开，从此本文开头时的学生主导的场景就经常出现在我的课堂中。后来教研部主任再来听我的课，也正赶上一个小组的学生在教课，并且将语法中 挺难分辨的“在、有、是”的用法讲得很清楚。课后，主任赞许地对我说：“你终于掌握了，这才叫学生为中心！”人家这次给我的评价也相当好，尤其那句“这是 一个完全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令我感到很自豪。 看到美国学生们的进步与成就，我真正理解了“学生为中心”的意义，这并非只是追求表面形式，而是配合美国培养21世纪人才具备四项能力（4Cs）的需要。 这四项能力是：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交流沟通（Communication）,合作（Collaboration）, 创造和革新能力（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给学生机会讨论自学互教，可以锻炼所有四项能力——他们需要互相交流讨论协商，需要团队合作，要批判地去思考提问并解决问题，要 创造新颖有趣的教学方式。说实话，学生们设计的很多课堂活动和游戏，我都想不出来，但孩子们却知道什么教学形式更适合他们自己，学起来更有趣有效。这样学 生为中心的课堂，令我也颇有收获，真是“教学相长”。 走在学校的走廊中，我时常从门外看看其他各科老师的课堂，学生们或者一团一伙的学习讨论，或者自己读书写作，或者在向全班做演示，或者观看屏幕上的影像， 甚至热闹喧嚣地做游戏活动……有时都不知道老师在哪儿，仔细看才发现老师混在学生小组里或坐在后边。无论什么科目，在学生中心的课堂里，老师都会先让学生 自学讨论并尝试解答问题，学生遇到不会的难题才会引发思考，并试图通过努力想办法解答。学生们或许采用各异的方法得出不同的答案，互相分享争论的过程也是 体验另类思考。最后，老师只需点明正确方法答案，学生们就豁然开朗。与老师范范讲一通相比，学生通过自己动脑分享学得的知识肯定理解更深，记得更牢固。老 师也可以从学生分享中发现容易出错的地方，从而重点说明。 “学生为中心”为善于动脑思维活跃的学生提供表现机会，也能督促比较懒惰有依赖性的学生主动学习。如今美国中小学生们对这样的课堂氛围和学习方法早已习以 为常，但这却与中国人印象中的学校课堂大相径庭。很多华人家长也因不了解美国21世纪的教学新理念而对学校提出外行的质疑。有的华人家长说上小学的孩子拿 回数学题不会做，家长便责怪美国老师怎么这样，教都没教的内容就让孩子做题。家长还把题目拿出来请朋友甚至网友一起解答，闹得连大学数学方法都用出来解小 学题。其实人家美国小学老师就是先让学生自学思考，次日同学们分享各自的解法，老师再教正确方法，孩子马上就会了。也有的家长抱怨美国老师总是辅导班里几 个差学生，却让好学生一块自学。其实，这是老师根据不同水平学生的需要，给好学生更具挑战的任务让其思考分享，其后老师一点就通；而对理解力差的学生就得 多花点工夫启发。华人家长对美国学校的误解，多是因为不了解美国的“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不大会配合学校。要培养好学生，除了要培训教师外，更得教育家 长跟上形势啊！ “教师满堂灌”与“学生为中心”，中美这两种课堂教学法理念的差异和冲突，在华人聚集的社区表现更明显。例如一些华人办的中文学校依然盛行传统的“教师满 堂灌”上课方式，华人家长们也觉得那才叫“教书”，而丝毫没有考虑学生们是否能接受。也难怪很多在美国生长的孩子不喜欢上中文学校，其实问题并不在于中文 是否难学，而是因为那套陈旧的教学法让习惯美式学校的少儿们感到枯燥无聊学不进去。有在大学教中文的老师说，不少ABC到了大学才开始学中文101，问他 们为何家里有中文环境却没学点汉语。那些学生说小时候本来还会用中文对话，就因上过中文学校讨厌那教学方式，反而开始抵触中国语言文化，直到上大学才又从 头开始学。听到这样的结局，难道中文学校们不该汗颜？ 我也曾在周末社区中文学校教过多年。自从到主流学校接受了专业培训，我开始反省中文学校的教学方法，并尽己所能将“学生为中心”应用到中文学校课堂里，社区学校也应该与美国主流教育接轨么。我在中文学校教的也是高年级，而且学生都是华人家庭出身，因此中文水平要比美国学生好很多。本来采用“学生中心”让孩子们发挥应比在美国高中更有条件，然而，我却遇到了跟主流学校完全相反的阻力。 数年前我刚开始在中文学校采用请学生备课讲课方式时，有些家长找校领导提意见，说是“老师不备课讲课，让学生讲能学到啥”？家长不懂教学不奇怪，如果遇到校领导也外行保守，那矛盾就大了。但我坚信这种主流学校推行的教育理念是正确可行的，跟我同教最高年级的一位年轻老师也赞同并采用了学生讲课方式。经过若干年坚持，中文学校的很多学生和家长也逐渐理解并习惯了这样的学生中心课堂，并确实在学生们身上看到了成果。有个学生曾经因为讨厌上中文学校而成为令老师们头痛的捣蛋鬼，到了我的班里却对学生教课的方式很感兴趣。他母亲也在本中文学校教书，说这么多年来，儿子头一次积极主动请妈妈帮忙准备中文课，而且将那课书准备得很充分。那位母亲后来也学我采用鼓励学生多分享的教学方法。她说幸亏儿子跟我学了两年，不仅启发出对中文的兴趣，还增强了自信心，品行也有很大进步。当年出名的调皮鬼，如今懂礼貌爱学习乐于表达，即将进入常春藤布朗大学。 海外社区中文学校普遍面临越到高年级学生越少的问题，原因就是那套中国式的满堂灌教学法不被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所接受。孩子小时被家长逼迫上中文学校，到了中学年龄青春逆反期，有主见的学生就不肯再每周末来听一个老师喋喋不休了。而自从我们一些志同道合的老师采用学生中心教学，留住了更多的高年级学生，每年总有三四十名学生坚持学完十年级毕业。我还在中文学校年会上介绍过如何吸引高年级华裔学生继续学中文的经验。 然而，在中文学校对老师进行评估时，却反对我们采用“学生中心”教学法。我本来还想趁评估小组来听课时，请他们见识一下如何将主流 学校的上课方式移植到中文学校。我的每堂课都类似公立高中有多项教学环节，先有开场（Opener），末有结尾（Closer），中间转换三次不同课堂活 动，分别是教师授课、学生小组讨论、和学生讲课演示。但听课小组没一个人走过去看看学生们讨论什么，却因为学生讲课时说中文发音不够准声音小等问题，在评估报告中写到“学生讲授基本没达到效果”、“使用这种方法还需对学生有一个培养的过程，中文学校一周一节课的形式，是否适合这样的挑战？”“建议能否加大老师参与的比例”云云。这跟公立学校的评估正好截然相反。 我和公立高中外语部主任及其他老师谈起中文学校如此评估，人家都觉得很外行，起码对如今实行的主流教学理念缺少概念，跟不上大形势。还是按以往中国式的老观念，认为只有老师满堂灌的“教”才算“有效利用课堂时间”，而不认为学生思索分享是更重要的“学”。学校上课就是培养学生的过程，无论是一周一次还是天天有课，你学校和老师不利用上课过程全面培养锻炼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给他们创造使用语言机会，难道等着让家长培养或学生自己修炼好了吗？那人家何必周末来上这中文学校呢？ 我作为身兼主流学校和社区学校的一名教师，都觉得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教学理念中执教很难平衡，加上公立高中的工作繁忙，因此不再去中文学校服务。我更同情那些华裔学童们的痛苦挣扎，周一到周五在“学生中心”的主流学校学习，到了周末去中文学校，却得老老实实坐着听一个老师满堂灌一俩小时。想想这些华人孩子怎能适应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方式？在主流环境中如鱼得水的学生，到了中文学校肯定不乐意听老师满堂灌；而若是被家长和中文学校管束得能坐住听讲的孩子，主动 发言和创意就差，在主流学校会不大被看好。主流学校的老师们也都公认，亚裔学生们虽然刻苦好学但普遍性格内向不善于展示表现，因此要重点培养他们这些能 力。我们也发现，越是上过多年中文学校的学生，这种毛病越严重，可见落伍教学方式反倒使他们的弱点更弱，那绝对是误人子弟。 有位在主流私立学校教中文近二十年的资深老师，应邀为中文学校老师提供培训。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师指出，作为学校根本的教材、教师、教学法都必须跟上现代形势的要求。如今，如果老师不考虑学生需要，只按自己的路子教课，那就不是好老师。她说的这些其实只不过是“学生中心”的基本原则，但却引发不少中文学校教师的反弹，说是我们辛辛苦苦备课教课传播中华文化，怎么就不是好老师了？可见不仅华人家长们孤陋寡闻，中文学校的老师们也缺乏对美国整个教学环境与理念的起码认知。“学生中心”等美国教育理念，完全不是那位老师或我个人的发明，我们只是因为在美国从事教育这行而早一步受到职业培训并具体执行这些教学方法，也觉得有义务向还不了解情况的华人社区介绍。 如今就是在中国，也有开始学习西方教学理念的趋势，主张多给学生发挥展示的机会以培养实用技能。可美国中文学校和华人老师家长们如果还当井底之蛙，目光短浅死守传统，只会与主流教育渐行渐远。虽然华人社区学校与主流教育的方针有所不同，但既然培养对象都是在美国生活的孩子，教师和家长们还是应该对美国21世纪的教育形势有大体的认识，不然连培养自家的孩子都会出偏差。而办学者若依然固守陈规抱着满堂灌教学方法不放，那误人子弟不仅误了学生，还会误了老师。在21世纪初中文热刚刚兴起教师缺乏之时，社区中文学校确实为主流学校输送了不少中文师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峡两岸对外汉语专业及美国本土年轻老师加入中文教学行列，中文学校出身的教师已失去了优势，如果再观念落伍习惯于陈旧教学方式，更不会受主流学校青睐。 当年海外中文学校之所以兴起，是因为华裔想让后代保持中文能力的心愿无法在主流学校得到满足。而如今美国越来越多的主流公私立中小学校开设了中文课程，华人学童们更乐意在自己的学校中学习本族裔的语言，而不去浪费周末娱乐时光。社区中文学校面临着生源挑战，因此有些有远见卓识的中文学校也已经按主流标准设置课程和教学法。“教师满堂灌”还是“学生为中心”，是检验学校和教师能否适应新世纪的标准。我写此文的目的，也是希望华人家长们多少了解一些21世纪美国的教学理念，才能配合学校，让孩子更加全面的成长。

给孩子快乐的童年！

一个快乐的童年，胜过一万张100分的考卷！ By 云易 From cnd.org 一个人只有一次人生，一个人生只有一次童年，而一个快乐的，玩得开心的童年，是一个人一生的自信和幸福的最大“本钱”。快乐的童年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父母的保护，把这个喧嚣而残酷的竞争世界和孩子的单纯美好世界相隔离。然而在中国文化中，最常见到的，就是亲生父母剥夺亲身孩子的童年，让孩子生长在不必要的压力之中，感受不到父母的爱与保护，从而没有幸福感，快乐感，长成人后更没有自信和自爱。 为什么中国人这样虐待孩子而不自知呢？我总结几条简单的原因，1，在中国那种封闭的竞争环境中，不当“人上人”，就绝对是“人下人”，会被人踩，被人害，再加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古训，大家就在所以理所当然地孩子折腾起来，你的孩子考了100，我的孩子要是只考了99，肯定就成了你的孩子的“人下人”了，所以今晚我的孩子就别想睡觉。这一点在中国也许勉强管用，于是很多中国人也把这一套带到西方社会来，殊不知西方社会根本不吃这一套。西方社会看重的是人的管理才能，创造才能，在平时人际关系中，看重的是人的自信，真诚和爱心；2，绝大多数中国人似乎都认为世俗的成功靠的全是后天教育，传统的中国人生观也认为人生下来时一张白纸，或者更糟-“人之初性本恶”，所以一定要把天性抹杀掉，并且以为后天知识越灌输得多，人的创造力就越强。殊不知，人生下来，基因里有着无数代人的积累，而正是这些先天的“密码”，才是人的创造力的根本，而好多中国父母最擅长的，就是把这个先天的“秘诀”最有效地，尽快地“解决掉”，在孩子已开始知事时就采取各种措施压制孩子的天性，直到其消失殆尽。所以在中国人中往往很难找到有主见的人，因为他们的“主见”早就被父母抹杀了，他们脑子里装的统统都是“他见” – 父母的“见”，老师的“见”，或某某“家”的“见”。这也解释了为何历代中国人中匠人居多，真正有创造力的天才极少；3，这一点听起来太阴暗，最让人难以接受，那就是代代相传恶性循环的长辈对晚辈的践踏。老子童年就是这样过来的，于是儿子也别想过得舒服。当然，这样的父母也许不是大多数，但绝对不少。 人生本来就不容易。好多自以为是的中国父母，偏偏还要把本来可以轻松的时光-童年，活活地搞成一个高压的人间地狱。人生固然充满竞争和压力，但对付这个压力的最有竞争能力的，是自信的人，而不是没有任何创造力只会做功课的“机器”。不知道读者们有没有注意到过，那些在待人处事中落落大方，充满自信笑脸常开的人，往往都有一个幸福的童年，都有爱他们的父母；而那些满脸愁容，不懂得笑，每天精神紧张的人，往往都有一个不幸的童年，和待他们严厉，甚至虐待他们的父母。这些成天心理充满压力的人，尽管苦苦挣了份好工作，有优厚的物质条件，仍然不能活得开心自在。更糟糕的是，他们还把自己不开心的理由推到“物质”或者“事业”方面，认为自己不开心是因为钱挣得不够，事业不成功，名气不够大。如此翻来覆去地折腾，如海水止渴，欲饮欲渴，落个一辈子不幸！ 很多中国家长对养孩子如临大敌，不停地看各种子女教育的书籍，且不求实际地照本宣科。其实，养育孩子最好的方法，就是没有“方法”的方法 – 即以爱，代替教训。而这个“爱”，估计很多中国父母也不懂（其实这不是“懂不懂”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说起来也不可思议，人性中最基本的东西都在这么多人中消失得一干二净！），那么我再说得的平白一点，就是满足孩子的合理需求，给孩子尽量多的玩耍的时间，让他们快乐。并且，千万不要以为你们那个被毒化了的僵化的头脑比你们的孩子们的初生的大脑更高明，在和孩子的关系上，不要动辄摆出高高在上的“家长”威风，不要在孩子表现出比你们更明理时觉得丢脸。好多中国人羡慕其他民族中的有那么多人具备所谓“高贵”气质，殊不知，那就是因为人家从小开始就被当成“人”在看待。只有以平等的人格关系，以“尊重”和“爱”，才能养育出真正有尊严的高贵的“人”。 在此引用一句笔者最喜欢的一个格言家马特·罗宾(Marty Robin)的一句格言：真的英雄是那些不把本来就艰难的生活搞得更加艰难的人（What is heroic is not making life any hard than it has to be）。所以，请那些成天逼孩子赶作业的中国父母，还给孩子们一个快乐的童年！

Hometown

In my hometown, I do not belong. Paved streets, Brick houses, More cars than bicycles, But no trees, And the village is gone. In my hometown, I do not belong. Noisy MaJiang halls, Lyon-lighted massage parlors, More food stands than bookstores, But not one library, And the cinema is closed down. In my hometown, I do not belong. Stinky creeks, Filthy ponds, Plastic bags, foam plates And flying papers But no dumpster to be found. In my hometown, I do not belong. Little kids running around, Old people looking on, All in the streets, Chatting, shouting, laughing, Cursing, fighting, But where is the playground? In my hometown, I do not belong. Things have changed, For better or worse, Let bygone be bygone?

“虎妈”培养不出更优秀的孩子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美儿在其畅销书《虎妈战歌》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她说，典型的亚洲妈妈把学业和音乐才能看得比典型的适合儿童干的趣事(比如玩耍和约会)更重。蔡美儿写道，她永远不会允许她的女儿看电视、玩电脑游戏或参加学校戏剧表演。 　　蔡美儿的书拨动了得克萨斯大学人类发展与家庭科学副教授金秀尧(音)的心弦，她对300多个美国华裔家庭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上个月，在三名研究生和一名大学生的合作帮助下，金秀尧把她的成果发表在《亚裔美国人心理学杂志》上。 　　蔡美儿和她的粉丝们或许会觉得这篇文章出人意料。和被归入“支持”和“随和”一类的父母的孩子相比，严厉的“虎爸”、“虎妈”的孩子成绩更差，情感上的问题更多，与家人也更疏远。而且，尽管目前流行的看法是，绝大多数亚裔父母是“虎爸”和“虎妈”，但在金秀尧的研究中，大多数亚裔父母其实属于支持型父母。 　　在参与研究的华裔家庭中，其实拥有支持型父母的家庭数量最多，他们的孩子有不错的学术表现，同时又不觉得受压力所迫。这些孩子还觉得和家人很亲密。 　　在学术成就和情感健康方面，随和型父母所养育的孩子表现名列第二，排在支持型父母的孩子后面。在学业和社交方面，“虎爸”、“虎妈”的孩子表现低于前两类。数量最少的是严厉的家庭，他们的孩子的学业表现最差，抑郁和焦虑水平最高。 (from creaders.net)

美国亚裔传统月：美国亚裔的现状

今年四月，美国的权威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表了一份关于在美国的亚裔人士的调查。这份调查是在２０１２年一月至三月通过电话访问完成的，共有３５１１人受访，其中包括７２８名华裔。这些人的族裔身份是受访者自我报告的，不涉及移民身份。这是个相当详尽的调查报告，全文连附录有２７０多页。这里仅摘录反映美国亚裔群体现状的基本统计数字。 ２０１２年，居住在美国的亚裔人士共有一千七百多万人。其中有四百万华裔人士，占亚裔总数的２３％。亚裔中第二多的是菲律宾裔和印裔，各占约１９％。最少的是日裔，占７.５％。 在２０１０年，华裔美国居民中有７６.２％是外国出生的，其中有２９.３％在近十年内来到美国。华裔居民中有６８.７％是美国公民。这些比例与亚裔整体差不多。在外国出生的亚裔中，５９％是美国公民。而全部外国出生的居民中只有４５％是美国公民。可见亚裔归化的程度比其它族裔高。华裔居民相对集中在美国东部和西部。在过去十年里，亚裔移民占总移民的比例从２０％上升到接近４０％，目前已超过了西班牙裔成为美国最大的移民来源。 亚裔被认为是“模范少数民族”，主要是因为其经济表现。就拿华裔来说吧，２０１０年，华裔的中位个人收入是五万美元，中位家庭收入是六万五千美元。这明显高于全美的中位值（分别为四万美元和五万美元）。在收入上，华裔的表现与亚裔整体差不多，但不如印度裔（家庭收入中位值是八万八千美元）。 亚裔的家庭财产中位值是八万三千美元。这高于全美中位值（六万九千美元），远远高于黑人（六千美元）和西班牙裔（八千美元）。但这却远远低于白人的中位值（十一万二千）。当然，在积累财富方面新移民落后于本地居民也不奇怪。 值得指出的是，华裔中有１４％的家庭处于贫困线以下。这个比例略高于全美平均值（１３％）。最近CNN有个关于纽约华人街“蚁居”的报道（http://www.cnn.com/video/standard.html?hpt=hp_c2#/video/us/2013/02/28/pkg-harlow-chinatown-tenements.cnn），反映了华人（很多是偷渡者）中贫穷，艰苦的另一面。所以“模范少数民族”中也有值得社会关注和援助的群体。 通常认为，在美国经济上成功的要素包括接受高等教育和有稳固的家庭。的确，亚裔在这两方面都做得不错。华裔中有５１％具有大学或以上文凭，而这个比例在全美是２８％。而印度裔有着更高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这并不都是因为移民在母国受到了好的教育。事实上，本地出生的亚裔在教育程度（以及收入水平）上比新移民更强。在家庭方面，２００９年里生育的亚裔妇女中只有１５％是未婚的。而在全美这个比例为３７％。在家庭教育方面，亚裔也是特别重视。在评论美国的家庭教育时，亚裔受访者中６２％认为它太软弱了，９％认为它太苛求了，而２３％认为正好。而在评论自己同胞的家庭教育时，这三个比例则变成９％，３９％和４９％。 作为“模范少数民族”，亚裔对于种族歧视的主观感觉如何呢？在受访者中，１３％认为对亚裔的歧视是重大问题，４８％认为是小问题，３５％认为没有问题。华裔对于歧视的感觉更为强烈一些（持以上观感的人在华裔中分别为１６％，５６％和２４％）。２１％的华裔说自己亲身经历过种族歧视。在亚裔中，韩裔对歧视的感觉最强烈，而在另一端的是日裔。在入学和求职问题上，大约有２０％的亚裔认为自己的种族身份有好处，１２％认为有坏处，而６１％认为没有影响。 有意思的是，相比于其它亚裔种群，华裔对于种族之间关系的感受比较负面。只有二成的华裔说华裔与白人相处很好。说与黑人和西班牙裔相处很好的就更少了。 在政治立场上，华裔美国公民在２００８年的投票率是６４％。这与亚裔的平均值差不多而略低于美国整体（７０％）。而日裔的投票率明显更高（７５％）【注一】。在华人中，倾向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比例分别为２６％和４９％。这与亚裔整体差不多而与全美整体（３９％和４９％）有一定差别。华裔中认同“小政府”和“大政府”理念的比例分别是３９％与５０％。这也与亚裔整体差不多，但与全美整体（５２％与３９％）有明显差别。 值得指出的是，在很多问题上华裔的处境和态度都接近于亚裔的主流。而日裔和越南裔常常是在两极。 这篇报告还包含了对母国的态度，宗教，家庭观念等方面的调查，以及问卷的原始数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继续挖掘。 每年五月份，是美国的“亚洲与太平洋裔美国人传统月”（Asian Pacific American Heritage Month）。这是为了纪念第一批日本移民的到达（１８４３）与大批中国劳工参与建造的跨美铁路（１８６９）而由美国国会于１９７８年决议设立的。通常政府机构和大的公司组织会举行不同形式的纪念庆祝活动。一百多年来，亚裔在这个“新大陆”经历了重重磨难也争得了种种机会，终于成为美国成长最快的少数民族。而同时，我们对于母国的文化和人脉纽带也十分珍惜，使得亚裔在美国的生态中形成一个独特的群体。亚裔文化在这个历程中起到了怎样的正面或负面作用？面对美国的生存环境，我们对于母国文化应该作出怎样的取舍？在美国的亚裔的独特体验又对亚裔文化做出了哪些特殊的贡献？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既有趣又有实用价值的问题。而皮尤的这个调查，提供了相当有用的原始资料。 注一：这里的数据有点混乱。华裔和亚裔的投票率是在美国出生或美国公民，超过２０岁的人中间统计的。而美国整体的投票率（７０％）则不考虑出生地和国籍。据统计，美国成人中有９％为非美国公民。所以这样算来，美国公民中的投票率应该是７８％左右。另外，这里的投票率与其它统计结果也有如入。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资料http://www.census.gov/prod/2010pubs/p20-562.pdf，在２００８年大选中亚裔美国公民的投票率为４７.６％。美国全体公民的投票率为６３.６％。 (From 欧阳峰's blog, creaders.net)

法国教育

教育，决定了个人前途。国家教育方式，则决定了国家未来。正因为此，教育问题，不仅是中国人关心的首要问题，也是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目前，国内普遍的观点是：中国教育弊病很多，应该从西式教育中吸取良方，加以改革。而对许多家长而言，孩子的教育过程无法暂停等待。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开始海外求学。然而，教育也有与国情相适应问题，西式教育究竟是否可以洋为中用？可以商榷处甚多。 　　Ａ 　　下课铃一响，格勒诺布尔一所中学门口一下就挤满了各种肤色的欢快的孩子。对于孩子们而言，一天的工作到此为止，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自己的了，他们有的会去踢足球、打篮球，有的去学唱歌，还有一些，就是纯粹玩耍。据了解，法国的孩子在小学阶段，没有家庭作业，到中学阶段，作业量最多时，一天也就半小时。与负担直接相关的考试，在这里也被稀释到平时的测试中，并不太被强调与重视。而孩子们之间，也不会相互比较，考得好，或是考砸了，都是自己的事，没有旁观者。所以，学习成绩如何，并不是评价孩子优秀与否的标准。 　　然而，让中国孩子羡慕不已的法国教育，却仍然面临“减负”的话题。据法国教育专家称，法国孩子每周上课四天，周三与周末两天休息，看似轻松，实质不然。他们认为，学习集中在四天里，孩子们负担更重。“从早晨八点半，到下午四点半，午休就两小时休息，孩子怎么能不注意力涣散，肚子咕咕叫！”于是，新上台的总统奥朗德决定顺应民意，把教育改革作为提升政绩的主攻方向。他们打算缩短每天的上课时间，同时恢复周三上午半天课程的新的作息制度。新制度尚未推行，就遭遇全国范围内的教师大游行。朋友的孩子在巴黎上小学，在今年一月份的某一周，每天都是才去上课几分钟后又回到家里，原来老师不断在罢课和游行。在法国呆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法国人是天底下最爱抱怨的人。他们声称，法国的孩子已经是欧洲负担最重的了。德国孩子，每天下午都不上课。我们为什么还要给孩子加重负担？老师抱怨，周三多出来的工作，谁付工资啊？家里自己的孩子没人带，谁来管啊？教师工会抱怨：政府单方面怎么能决定这么重大的事项？孩子每天的课程减少了，放学提前了，他们的课余生活，谁来负责？让谁来买单？甚至地方政府也不满意：作息制度改革，经费投入就要增加，政府负担太重怎么办？ 　　这样的争论，对于背着沉重书包、戴着厚厚眼镜的中国孩子而言，实在太过奢侈了吧？说实在的，每天早晨七点以前的公交车上，学生是最大的群体，看着他们睡眼醒松，无精打采地穿着米口袋似的校服，被大人们挤得东倒西歪，真是打心眼里心疼。而放学时间，更是没有一定，如果不是因为污染与雾霾，说他们披星戴月真不是夸张。此外，还有堆成山的作业和周末的各种补习班。孩子们实在比每天工作8小时的大人更辛苦。教育部门曾一度推行的每天八点前不得到校的规定，本已是最低的要求，却根本没有任何一所学校做到。因为既没有督查，也没有处罚。相反，成绩的排名，却是各校比拼的根本。学习，已经成为孩子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给他们增加重量的大人们，究竟真是为了孩子们的前途，国家的未来，还是为了自己的脸面与利益！ 　　重压下的生命，无法开出灿烂的花朵。“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并非无人可以作答，而是坐而论道者众，起而行之者寡。教育不改，必将产生不可逆转的可怕后果。 　　Ｂ 　　然而，重，固然不能承受，轻，也并非意味着以人格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教育功能的充分实现。在不给压力的普遍舆论下，老师们首先给自己减负了。法国教师属公务员体制，不算高收入阶层，但岗位相对稳定，假期很长——休息日与节假日加起来，一年大概有１５０多天。在很多学校，老师缺席是常态，而一旦任课老师不在，他任教的那个班，就处于放鸭子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缺席也成了司空见惯的事。2008年，法国教育部决定原来周六上午的课全部停上，就是因为学生缺席太多，逼着做出的决定。在对学生要无限尊重的前提下，老师的威严无法建立。一个调皮的孩子，可以无数次让课堂教学中断，而老师对他的处罚，就是抄写课文或写检查，如果孩子拒不执行，老师只能无可奈何。一个中学的教导主任在接受我采访时对中国有的班级人数竟达到五六十人，非常惊诧，说在法国根本不可思议。想了一下，又很理解地说：“你们中国孩子乖，所以有可能。” 　　散漫，在学习上的表现就是放任。法国的孩子，学习上少有努力与钻研的习惯。课堂上的练习，一边聊天一边胡乱应付掉。下课后把课本往小柜子里一锁，轻松回家。二十分的考试，考个五、六分的大有人在。谁也不会为此而烦恼，也没听说家长把孩子送去补习。都说轻松学习才可能学出创造性，但如果没有知识的储备作为前提，所谓创造性，也是无本之木吧？ 　　行为上很少受约束的孩子，在品德习惯上，也没有规矩之说。有一次我在超市购物，恰逢旁边一所当地著名的中学放学，一大批孩子吵吵嚷嚷拥进超市，挑选零食。过了一会儿，忽然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跑到我面前：“先生，您有二十生丁吗？我想买这个，就差二十生丁。”二十生丁，相当于一块多人民币，算不得什么大数字，谁会忍心看到一个可爱的孩子仅仅因为二十生丁，买不到心爱的食物呢？我当然马上给他了。回头说给法国朋友听，他却大摇其头：“他可不是只找你一个人要，他可能已经找了好几个人了，凑在一起，就因为嘴馋，这些孩子被宠坏了！”法国的孩子每月零花钱一般父母会给个定额，花完了再无补充的可能。尤其是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法国人花钱，实在比中国人更加谨慎。但孩子却能想出法子，达成目标。一个法国朋友告诉我，他儿子对他说非常喜欢一件皮夹克，他也觉得确实不错。这里的冬天很冷，比较实用，于是就替儿子买了。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儿子从来没有穿过这件衣服，仔细盘查，才知道自己上了当。儿子告诉他，他的同学看上了这件皮夹克，向他预定，他于是向父亲要求购买，然后再把这件皮夹克转手卖给同学，卖的钱自己已经花掉了。据说，这种事儿，在法国的孩子中一点不稀奇。 　　另一方面，这些孩子又有非常可爱的一面。因为少有压力，无拘无束，大多数法国孩子天真可爱。十多岁的孩子，可能一边已经开始有了男女朋友，一边还在玩过家家。没有竞争的挤压，孩子之间的相处非常简单、友好，谁有困难，大家会一拥而上，帮着解决。这种简单，体现着的是一种美好，生活本来就应该是阳光与透明的，尤其对于孩子。非常喜爱这里孩子的眼神，一是近视的孩子很少，目光清澈透明，二是看人时坦荡、友善，这与戴着眼镜，目光闪烁、拘谨的中国孩子形成反差。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比中国孩子调皮得多的洋孩子们，到了大学，大多成为彬彬有礼的绅士、淑女，并且可以独立应付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与法国朋友讨论这一现象时，他们告诉我：十八岁，对家长孩子都是一道质的分界线，过了十八岁，就是成年人，孩子要对自己的全部负责。而家长，则认为完全可以卸下对孩子教养的担子。因此，孩子会快速成长，没有任何依赖。这一点，当然也与中国父母对孩子只看中学习，没有生活能力的培养，以致对孩子一辈子无谓不致的呵护大相径庭。 　　在法国的教育制度下，学校同样能培养出顶尖级的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这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都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为什么那么努力的中国孩子，未来却不一定得到更加慷慨的回报？而看似轻松的法国教育，也能获得骄人的成绩？ 　　Ｃ 　　中国的教育，是用挤压的方式，它可能将智力平平的孩子，提升到他所能达到的最高度，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也可能让天赋极高的孩子，在重复的练习中，失去学习的兴趣，或在功利的偏向下，错失最能实现潜能的专业方向，成为平庸之人。西式的教育，则在轻松的状态下，让平平常常的孩子，就做平平常常的人，但他们也能拥有幸福感与满足感。而某一方面有特长的孩子，可以在自由的状态下去选择，去投入自己热爱的课目与专业，自发成才。中国式教育是矮子拔高，高个子减矮，尽量往中间靠。法国式教育是听之任之，让他们自由发展。结果是只有极少数人成才。 　　如果对东西方教育做一个综合考量，就会发现，各有弊端。中国的重压，某种情况是因为教育资源的匮乏和不均。法国学习的轻松，是因为国家福利高，未来不工作也能享受生活。两种教育方式，都会让国家的未来蒙上阴影。而在两者之中的那个平衡点，也许正是我们要重视的。我想，就那是在教育公平的前提下，给每个孩子以适度的压力。 　　中国是一个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年轻人，不可避免地要经历更多的竞争与挑战。处于爬坡阶段的我们，没有可能去比照他人悠闲的生活。他们今天的闲散快活，那也是几代人的奋斗换来的。但我们至少，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有足够强健的体能与心智，去应对竞争与挑战。一味的重压，只会折断能飞的翅膀。 ____________________ By 申赋渔 From 华夏快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