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教育的亮点

世界上最成功的教育 网文 CND.org 众所周知，在世界民族之林，每个民族都以自己独特的贡献充实着世界宝库。这其中，无疑犹太民族是非常出色的一个。这个民族尽管人口很少，可在世界上有名的科学家、企业家、金融家、哲学家的比例却异常的高。他们不仅为世界贡献了一部流传千古的《圣 经》，而且还为人类贡献了门德尔松、马克思、海涅、玻尔、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等许许多多的文化巨人。他们对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是任何一个民族难以比拟的。­ 许多人把犹太人称为“智慧的民族”或者“书的民族”，就是因为他们比其他民族更重视知识的学习，更重视教育。以前对犹太民族以及犹太教育了解甚少，通过《世界上最成功的教育》这本书了解了犹 太人聪明、智慧的内在原因，同时也得到了一些启示。 第一，据犹太宗教经典规定，学习和钻研本身就是信仰的组成部分，是犹太人一种神圣的使命。在世界上除此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将学习作为信仰。­ 第二，在犹太人眼里，教师比国王更伟大。犹太人重视知识，所以也十分尊重有知识的学者和传授知识的教师。在某些问题上，犹太法律赋予教师的地位甚至高过父母，因为“父母只是把孩子带入今世的生活，而教师则把他带入来世的生活”。­ 第三，智慧在犹太人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智慧与知识不一样，知识是说你知道某一样东西，而智慧是你怎么样把你知道的东西和日常的生活结合起来。犹太圣贤这样教导犹太人：读过很多书的人，如果他不会用书上的知识，仍可能是只驮着很多书本的骡子。­ 第四，犹太人崇尚创新。他们认为没有创新的学习只是一种模仿，学习应该是以思考为基础，要敢于怀疑，随时发问。在许多犹太人家庭，大人对放学的孩子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又提问题了吗？ 第五，家庭教育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犹太孩子从小在家庭里便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和父母相处，直呼父母的名字；他们需要零用钱，就必须帮助家里干活。正是这种平等和独立思想，使孩子从小认识到，要想生活的舒适，就得靠自己的奋斗争取。其实，这些意识深深的藏在犹太人的心中是与这个民族经历的苦难分不开的。也正是那些苦难使犹太人具有向逆境挑战的勇气和毅力。 第六，犹太人很重视通过节日对孩子进行社会教育。犹太民族的宗教节日繁多，每个节日几乎都与民族历史信息相关。每当节日来临之际，犹太人都会举办盛大的纪念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启发孩子提出一些问题并且铭记苦难的历史。 第七，犹太人懂得经营之道。人们一般认为犹太人特别会赚钱，其实他们是不断的努力充实自己的工作经验和知识，一步步的走上发迹致富之路的。在这个过程中，勤奋、耐心、胆量、智慧无疑是他们的经营之道。而良好的教育无疑是“道”之源泉。 第八，犹太人具有良好的民族素质。首先，他们在民族磨难中尽管遭受压迫屠杀，但精神始终是乐观的、自信的甚至是高傲的。其次，在磨难中，犹太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心理素质，具有超长的耐力和韧性。最后，犹太人是一个严于律己、遵纪守法的民族。犹太 人表现出来的这三种品质，来源于其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教育。 第九，犹太人中有许多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这些人物身上都有三点重要的品质： 一是他们的成功和不凡业绩与犹太传统教育有密切关系，他们一生的努力奋斗及业绩都以此为基础 ；二是他们事业的成功与犹太家庭中的长幼双向教育、早期智力开 发以及社团教育中培养孩子勤学、好问、多思等教育方式紧密相连； 三是他们都怀有对人类的一个爱心，在学业上谦虚、执著、不怕困难、不断努力，并不断向自我、向学术权威挑战，勇于创新。­ 第十，以色列政府在教育上的经费投入是一般国家无法比拟的。在以色列政治家和有识之士看来，教育投资并不是一种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种有效的国家资源。没有资源，没有金钱并不要紧，只要通过教师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以色列就会拥有一切。­ 第十一，以色列教育的奇迹——希伯来语的复兴。语言无疑是维系一个民族团结、复兴的纽带。希伯来语在古代曾经是犹太人的语言，《旧约圣经》就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但是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接受了所在国的语言。这样导致希 伯来语逐渐消失。19世纪犹太复国运动兴起后，提出了“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口号，100多年来以色列通过教育使希伯来语成为一种表现力强、词汇丰富的“活语言”、官方语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 迹。 以上撷取了十一个和犹太教育有关的亮点，但这些亮点远远不能反映成功的犹太教育的全貌。一个民族的兴盛、一个国家的复兴有许多方式，而以教育为本来延续民族、繁荣国家值得我们深思。

美国教育机会平等? 常春藤对亚裔的潜规则, 勤奋和高分是徒劳

来源: 纽约时报 2012-12-27 美国知名学府所谓的“个性”等录取标准，可能得到主观和不公平的运用，这种名额限制的潜规则对亚裔学生不利，会对所有学生传递一个信息：勤奋和高分可能是徒劳的。 高中毕业生将于本月末递交大学申请，并开始等待有关未来四年将会在哪里度过的消息。他们可能不会意识到的是，结果将取决于他们的种族。如果你是亚裔人士，你进入精英大学的几率几乎肯定会低于白人。 亚裔占美国总人口的5.6%，而在常春藤大学中，亚裔学生所占比例为12%至18%。但如果用客观的录取标准（成绩、考试分数、学业荣誉以及课外活动）来衡量，这些学校的亚裔学生所占比例偏低。毕竟，在主要根据考试和成绩招生的顶级公立高中，亚裔学生所占比例高达40%至70%。这些高中包括纽约市的史岱文森高中(Stuyvesant)和布朗克斯科学高中(Bronx Science)、旧金山的洛威尔(Lowell)以及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Thomas Jefferson)。 在2009年一项针对9000多名知名大学申请者的研究中，社会学家托马斯·J·埃斯彭席德(Thomas J. Espenshade)和亚历山德里亚·沃尔顿·雷德福(Alexandria Walton Radford)发现，与学业成绩相同的亚裔学生相比，白人学生被录取的几率高出三倍。 听起来很熟悉吗？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高分的犹太学生开始与WASP（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译注）预科学校学生展开竞争，常春藤学校开始询问家庭背景，并寻求通过“性格”、“活力”、“勇敢”以及“领导力”等模煳的资格标准，来限制犹太学生录取人数。就如社会学家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在其2005年出版的有关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招生史的书中所记载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这些非正式的犹太学生名额限制才被取消。 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会问：有这么多犹太学生的哈佛还是哈佛吗？如今，我们会问：有如此多亚裔学生的哈佛还是哈佛吗？耶鲁大学58%的学生是白人，18%是亚裔人。如果两者的数据颠倒，会是一场灾难吗？ 就像记者丹尼尔·格尔登(Daniel Golden)在2006年出版的《招生的代价》(The Price of Admission)中所揭示的，人们更多地关注公立大学基于种族的平权措施（最高法院已经下令缩减此类措施，可能很快会完全取缔此类措施），而不太关注精英学校特别照顾捐赠者和校友（绝大多数是白人）子女的情况。 对于中产阶级和富裕的白人来说，学业优秀的亚裔美国人带来种种棘手问题，涉及特权和权力、成绩和机会。据称，一些白人家长不愿将孩子送到那些变得“过于亚裔化”的著名公立学校，担心自己的孩子会陷于孤立。许多有财力的白人纷纷把孩子送到提倡“进步”教学理念、不推行“应试教育”并提供艺术和音乐课程（但不教授钢琴、小提琴等“亚裔擅长的乐器”）的私校。同样，亚裔儿童也很难进入某些顶级私立学校。 精英大学的名额限制是真实存在的“潜规则”。西北大学的亚裔学生告诉我，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感到羞耻，他们觉得自己被视作一群没有个性的书呆子和乐器演奏高手。当他们取得成功时，同学就会说这是因为他们“是亚裔人”。他们的聪明和勤奋变成了拖累。 自从1965年对移民法进行全面修订以来，美国已经从台湾、韩国和印度等地吸引了数百万受过高等教育的雄心勃勃的移民。我们正是因为这些移民的优秀表现和成就才欢迎他们。但我们现在却因为其子女继承了父母的职业道德和对优质教育的信念而歧视他们。这是何等的弄巧成拙啊。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寻求传播“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亚裔美国人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包括没有正当移民身份的餐厅工人、重新安置的难民，以及人们比较熟悉的医生和工程师。我也不赞同法律教授蔡美儿(Amy Chua)有害的“虎妈”陈词滥调，这种观点将亚裔儿童的成功归功于父母过多（甚至是病态）的管教，而不是个人努力，从而贬低了亚裔儿童。 一些教育专家、家长和学生担心，如果录取标准仅仅是学习成绩，由于社会经济因素和长期的考分差距，白人和亚裔人将会在精英大学中占据很大比例，而黑人和拉丁裔学生会非常少。我们仍需要实施平权措施，帮助学生比例偏少的人群，包括黑人、拉丁裔、美洲印第安人、东南亚裔美国人，以及来自所有背景的低收入家庭学生。 但对白人和亚裔中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来说，竞争机会应该是平等的。值得指出的是，许多重点公立学校高分学生的父母是劳工阶层移民，而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金(Kim)、辛格(Singh)和黄(Wong)等姓氏不应引起特别的审查。 我们希望让我们的精英大学录取优秀和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不只是杰出的考生。但令我担心的是，“个性”和“独特性”等标准可能得到主观和不公平的运用，对亚裔人士不利，就像当年犹太申请人遭受的限制一样。我猜测，在许多高校的招生办公室，一个入围英特尔(Intel)科技人才探索奖，同时也是致告别辞的学生代表、学校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的白人学生会脱颖而出，被视为优秀人才，而那些具有相同简历（和社会经济背景）的亚裔美国人则不会。 我们对待这些孩子的方式将会对美国的未来产生影响。如果美国一些最知名的高等学府对高分亚裔学生设置名额限制的潜规则，我们会向所有学生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勤奋和高分可能是徒劳无益的。

谁是科学家？一个科学家所必备的品质

谁是科学家？一个科学家所必备的品质 来源: 今日中国有多少科学家 沈宁 <<随笔》2012年第6期 "一个科学家所应该或者必须具备的质量，仅就学术层面而言，至少包括：一、拒绝随大流而保持独立思维，二、摈弃抄袭现有结论而勇于探索真理，三、蔑视蝇头功利而热爱智慧." 首先声明，我学文出身。我没有科学方面的遗传基因，也因此对科学家充满崇敬。 　　在我的理解中，科学家就是学数理化出身，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我在美国住了近三十年，不管在大学，社会，或学界，凡用科学家一词，均指自然科学家，跟我的理解相符。说到从事文史哲研究的专家，通常用学者（Scholar）或研究者（Researcher）来称呼，没有听人称呼过社会科学家。美国很多大学设有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专业，常听人称政治学者或政治学家，却没有听人叫过政治科学家的。 　　当然我没听说过，不等于没有。哪位能够举证，西方确有社会科学家这一说，在下愿意就教。不过在本文中，我还是延续自己的理解，科学专指数理化等自然学科，科学家专指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自然科学家，不包括社会科学家在内。 　　既然称之为科学家，就是说学习或从事科学方面的工作，研究性的工作，学术范畴的工作。什么样的工作，算是研究性的工作，什么水平的研究，属于学术，我觉得需做细致说明。我想学理工出身的同胞，在逻辑思维方面受过专门训练，对于我提出要对这些概念做进一步定位，不至于反对。科学讲究的就是精确，大家都那么说，并不能被接受为科学定义。 　　不过我虽然提出了问题，却无法给出答案。再重复一次，我学文科出身，按照中国人常用的说法，惯于形象思维，没有资格对科学说三道四，只能等待学理工出身的科学家们明确指教。 　　也由于习惯形象思维，我虽讲不出符合科学的道理，但能从看得到的资料里悟出一点两点常识，比如搜索一下美国常青藤大学各位现任校长的简历。我想，既能担任美国名校校长一职，总该够科学家的资格了。史坦福大学现任校长海纳斯先生，是个心脏科医学博士。麻省理工学院现任校长哈克费尔博士，是研究大脑神经学的生命科学家。康奈尔大学现任校长斯卡尔顿博士，是心理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现任校长提尔曼博士，是生物化学家。芝加哥大学现任校长兹默尔博士，是个数学家。 　　另外几所人人皆知的美国名牌大学，现任校长都不是科学家，学理工的同胞们也许不屑一顾。哈佛大学现任校长福斯特博士，是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现任校长伯林格博士，是位法学家。宾州大学现任校长古特曼博士，是位政治学家。耶鲁大学现任校长莱文博士，有历史学学士，政治和哲学硕士，经济学博士三个学位，但都是文科。 　　因为篇幅关系，本文无法一一细说上述几位担任名校校长的科学家，有兴趣者不妨深入了解，看看他们曾有过多少研究方面的建树，哪些学术方面的成就。在美国的大学，在美国的学界，学术成就位居第一，别说做校长，就是做教授，也非过五关斩六将不可。通常来说，拿到博士学位之后，进大学先做助理教授，七年八年不等，期间必须在学界公认的学术刊物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文章，才能升副教授。然后继续在学术界做出成绩，才能被接受为终身教授。 　　本人学疏才浅，不知道国内有哪几本学术刊物被国际学界所公认，也不知道国内的教授或科学家，或者校长们，列出简历，除职务升迁或国家奖赏等资格，是否也曾发表过学术论文，在哪种刊物上发表论文，是否在国际学界公认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发表过多少，有多大影响？哪位知道，敬请指教，不胜感激。 　　我认识美国某大学的一个终身教授，研究物理学的，可称最典型的理工科，当之无愧的科学家。他有过不少项专利发明，经常到欧洲各学府去做研究或演讲。我很喜欢跟他聊天，因为每次聊天，都长学问。这位老兄，因学物理出身，思维缜密，凡事追根究底，探本寻源，遍查因果，执着程序有时候到了偏执的程度。 　　比如他有一次对我讲，哲学这个英文字（Philosophy），源于希腊文，词头Phil，希腊文中是表示爱的意思，构成英文字Philan-thropy是博爱或慈善，Philharmonic是热爱音乐，所以Philharmonic Orchestra中文译成爱乐乐团。而哲学这个字的词尾so-phy，在希腊文里则具有智能的涵义。所以爱和智慧两部分拼在一起，构成哲学一词，也就是热爱智慧，因此可以说哲学是对智慧的热爱和研究，哲学家是热爱智慧的人，是受尊敬的智者。事实上，古希腊和古罗马，最受尊敬的智者，都是哲学家。 　　推而广之，学理工出身的科学家，甚至不够做科学家，只是普通工程师，拿到博士学位，就可以算进了哲学家的圈子。博士学位全称是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凡有博士学位者，不管是计算机博士，还是数学博士，或者化学博士，都首先应该是一个哲学家，首先应该热爱智慧，首先应该是个智者。 　　我这里学习科学研究方法，试图对智慧或智者做出界定。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张仪苏秦开始，合纵连横，朝三暮四，中国传统把计谋当作智慧，以成败论英雄。三气周瑜，空城计，诸葛亮被中国人当作最大智者。而从古希腊和古罗马开始，西方传统则把理性和抽象思维，理解和阐述宇宙奥秘，自我意识明确，沟通表述清晰，创造性解决理论问题等等，看作是智慧的内容，无所谓成败，亚历山大或恺撒大帝权倾一朝，都不算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才是公认的智者。孰是孰非，见仁见智，不过本文讨论科学，而科学乃自西方传入中国，所以延用西方对智慧的概念为宜。 　　我的这个美国科学家朋友，不是语言学家，不是文字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他是个物理学家。可是他说，在研习物理的训练中，他懂得了一条最基本的科学原理，那就是凡事不可轻信，凡事要自己独立思考，独立实验，然后才能确认其成立与否。不是大家都那么说，就一定正确，哪怕就是最大的权威说过，也未必就正确，就要服从。而这样的意识，才是智者之所为，才是智慧之所在。 　　因为要弄明白他所接触到的概念，定理，学说，他必须读原著，所以他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德文，法文。他说，如果中国有很多科学发明的话，他一定学中文，然后去读中文的科学原著。他问我，中国是不是有很多人精通德文或俄文，我说大概不会很多。他就不明白了，问我为什么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在中国传播得那么广泛？我没回答，暗笑他傻帽，天下有几个人会像他那么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呢。 　　可是我又不由得要问，天下又有几个人能成为像他那样的科学家呢？我再进一步问，现在中国可以称为科学家的又能有多少？我并不想说，美国科学家的标准，应该成为全世界科学家的标准，应该成为中国科学家的标准。但科学这个概念，并非中国文化古已有之，是一百年前才传进中国的西洋学问。既然是西洋学问，当然只能沿用西洋标准，而不能遵循我们中国自己的标准。我们中国学界，经学词学文学史学等种种标准细致周密，却从无有关科学标准的遗传，根本就没有属于中国自己的科学标准这一说，想找都找不到，想用都没法用。 　　那么按照西洋标准，比如拿我的这个物理学家朋友举例，一个科学家所应该或者必须具备的质量，仅就学术层面而言，至少包括：一、拒绝随大流而保持独立思维，二、摈弃抄袭现有结论而勇于探索真理，三、蔑视蝇头功利而热爱智慧。至于科学家们道德人格等等方面的标准，本文暂且不提，另文再议。 　　事实上，西洋科学家的这些标准，在文艺复兴之前就开始了。哥白尼没有盲从地球中心说的世俗大流，独立思索，挑战权威，提出太阳中心说。达尔文自己身为牧师，却在基督教盛行的十九世纪晚期，提出进化论。伽利略不满足于重物下落速度不同的想当然，登上比萨塔，演示给世界一种新思维。这些非凡事迹，流传至今，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固若金汤，已经成为西方科学界的基本标准，西方科学家们的潜在意识。随便去问哪一个西方科学家，为什么他们不随大流，不从权威，而要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他们大概会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居然也能算做一个问题，居然会有人问出口来。对于西方科学家们来说，独立思维和追求真理，已经溶于他们的血脉和意识，无须思索，不成疑问。 　　正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这样许多勇于独立思想且献身真理的伟大科学家们，所以才有蒸汽机的发明，电的发现；才有电灯，电话，汽车，飞机，火箭的创造；才有青梅素的注射，卡介苗的接种，X光的照射，化验单的填写；才有原子能的应用，宇宙飞船的升空，计算器的问世，互联网的诞生。整个当今世界的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几乎全部建筑在西方科学发明的基础上，必有其原因。而在世界近代和现代科学的发展史上，几乎完全看不到中国人的身影，也很说明问题。 　　我想，更值深思的是，今日中国有多少科学家，今日中国教育体制能培养出多少科学家，今日中国能为未来的世界做出多少科学贡献？

扭曲的中国教育公平

占海特的仇恨 王涌 新世纪》2012年12月17日 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机会均等是发达国家普遍遵守的基本原则，也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重要原因。 但是，中国则是以国家制度直接破坏机会均等原则. 占海特是一个奇特的名字，海是上海的“海”，特是特区的“特”，而海特的发音却与英文”HATE”（仇恨）一词谐音。1997年她出生时，正是邓小平同志去世之年，父母为她取此名，似乎隐隐预示她应继承改革开放的精神，成为“少年公民、自由战士、民主先锋”。 2001年她随父母移居上海，在上海完成9年义务教育后，因无上海户籍，不符合在上海参加中高考的条件，她主动辍学在家。她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平等条款与教育权条款，在微博上高调争取异地中高考权利，与沪籍人士就异地中高考“约辩”，她甚至向奥巴马总统写信。 其实，她可能不知道，美国政府也为教育公平问题伤透脑经。 众所周知，1954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中，根据宪法第14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宣布阿肯色州公立学校种族隔离违法，其实，此案触及的是种族平等问题，而不是一般性的教育公平问题。 在宪法层面上，美国法院直到21世纪才认定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2004年，即布朗案后的第50年，也是在阿肯色州，该州最高法院在湖景第25学区诉胡克比州长案（Lake View School District No.25 v. Huckabee）中，裁决教育是宪法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该诉讼历时20多年，仅2000年秋季的法庭辩论就持续19天。而之前，在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Rodriguez一案中，则否定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纸面上，中国宪法早于美国宪法承认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令人自豪；在现实中，中国的教育公平问题千疮百孔，却令人悲伤。 首先，由于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中国的基础教育资源的分配严重不平等不公平，并且，它的解决非一日之功，恐须待到中国的城市化基本实现之时。 相比之下，美国的教育资源的平等分配的宪法标准则已经到了“以尺细量”的程度，阿肯色州最高法院在湖景第25学区诉胡克比州长案中，认定阿肯色州的公立学校教育资源分配制度违反宪法的平等原则，并提出衡量教育资源分配是否平等的具体指标，在全美引起反响。法院认为公立学校的学生平均经费额、教学设施、课程、师生比以及教师薪酬都应均等，法院还指定两名老法官为特别主事（Special Master）监督政府改革教育资源分配制度，使之合宪。多年后，胡克比州长在竞选美国总统时，屡屡提及此案。 这是中国农村学生遥不可及的理想，但也不必沮丧，即使分配公平了，美国学生还是学不好数学，在超市结帐时，仍然要带计算器。而中国农村学生则不同，虽然资源分配不公，但绝地求生，为了理想，可以拼体力，可以忍受军事化管理，最终，也能改变命运。但是，如果“机会不平等”，那就只能绝望了。 而这正是中国教育公平的第二个严重问题——高等教育的机会严重不平等，高等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向大城市学生倾斜，异地高考与高考移民的问题由此产生。 北京大学在北京的招生比例要占10%以上，而复旦大学在上海的招生比例则更高，内中原因既复杂又神秘。如果以维稳思维解释，政府的思路可能是：如果京沪学生的高考失学率上升，失业率就会上升，犯罪率就会上升，将会严重影响国家政治中心与商业中心稳定。如果以大学与地方政府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解释，超额的招生比例可能是大学换取地方政府支持的对价。 中国政法大学曾经试图开风气之先，徐显明校长在2006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公开表态：“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学，而是全中国的政法大学”，承诺对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计划首次按省人口比例确定，但后果很严重，中国政法大学在北京再也谋不到一块新地皮，新校区的梦想因此破灭。也许因教训惨痛，徐显明去山东大学任校长后，再也没有听到他宣称：“山东大学不是山东的山大，而是全中国的山大”。这就是大学与地方政府博弈的典型结局。 幸亏中国的大学越办越糟，声誉日下，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高考机会不均等的负面影响。因对国内大学的失望，每年几十万富裕家庭的孩子越洋读大学，腾出几十万名额，给了贫困家庭的孩子。预计2013年出国人数将突破45万人，并逐年递增，这将大大缓解国内的教育公平的危机。 当然，政府也在改革，2012年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2〕46号），要求各省原则上应于年底前出台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但是，这个文件的本质是一种基于维稳思维的妥协，其宗旨在于平息民愤与争议，而非更为根本与宏观的改革蓝图。所以，各地出台的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也如施舍乞丐一般，或虚情假意，小气吝啬，或设置障碍，百般刁难。这是占海特奋起抗争的主要背景与原因。 国家应当设计更为根本与宏观的改革蓝图，它应当是，彻底贯彻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原则，实施全国统一的高校录取标准，或按人口比例分配招生指标，这不仅是最为朴素的公平理想，也是构建一个健康的有活力的社会结构的要求，它给贫困家庭孩子以希望，促进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 机会均等是发达国家普遍遵守的基本原则，也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重要原因。当然，机会均等原则在一些发达国家也面临危险，据中野雅至对日本社会的观察，高级白领职业者（如律师、医生、企业家、大学教授等）有很强的再生产倾向，东京大学生父母的平均年收入是9773万日元，进名牌大学并不是靠孩子的个人能力，而是依赖父母的职业、收入、教育方法等，不过，扭曲的力量毕竟是来自市场自身，而不是国家制度。 但是，中国则是以国家制度直接破坏机会均等原则，长此以往，中国可能将形成一个不能摆脱贫困的庞大阶层，人们将看到：“不是富裕阶层的子女寄生于富裕的父母，而是贫困阶层的子女寄生于贫困的父母”。中国将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上海是一座具有文明气质的大都市，但是，上海警察将占海特与家人的维权与表达异议的行为视为非法集会和妨碍公务，拘留占海特的父亲，不经意中露出它被十年的维稳政治驯化落下的丑陋恶习。 当然，占海特也应感谢上海的教育，使她在年仅15岁时，就展现出“少年公民、自由战士、民主先锋”的素质与胆识，否则，若在穷乡僻壤中长大，她也只是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甚至不会仇恨。

中国教育的功利性和奴才教化

中國輸美國輸在教育——中国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功利性压倒一切 By 曾飞 来源： 天涯杂谈 钱学森曾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的教育还有些缺陷。”温家宝坦率承认，“全面培养人才，这个意见我将带回去和有关部门研究。” 面对整个民族的前途，我们需要的是直言，而不是“深刻学习领会温总理的讲话精神”；正是这种中国教育产出的奴才精神全面窒息了中国出人才的大环境。 首先，目前中国教育的问题不在于“有些缺陷”，也不在“全面培养”还是片面培养，而在于沿着一条封建教化的老路一条道走到黑而死不回头，依然专注于教化出奴才，而不在意冒不冒出人才。 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功利性压倒一切 这个总方向问题也就直接体现在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上。 钱学森敏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首先认为“杰出人才”是能够让中国“发展起来”的“人才”。这也就是说，不是指能够让中国“大治”的“人才”，所谓的经世治国之才，科举状元之才。此才不是那才，那才是奴才，而并非人才。 看看中国最牛的大学北京大学到底牛在哪里？这里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才？ 其一，牛在入选的学生最会考试。“走在外校校园里，记者随手‘抓’了几个学生打听孙笛和黄静远的信息，学生说得最多的两个词就是‘牛人’、‘神人’。‘她很有才气，成绩很优秀。’（按：才气＝成绩很优秀）孙笛的一位同班同学说，学习方面，孙笛的确“牛气冲天”，大考小考基本上都是年级第一。 在前不久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中学生地理奥林匹克竞赛中，孙笛不光夺得了个人一等奖，还助外校拿下团体一等奖。 ”“事实上，从前两届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生”的录取情况来看，从这三所学校走出去的9名学生都交出了‘不负众望’的答卷：8人高考‘裸分’超过600分，9人均被北大录取，还产生了一位湖北省文科‘状元’，一位武汉市文科‘探花’。”（2011-11-23武汉晨报《北大清华推荐生：武汉"最牛中学生"牛在哪》 ） 其二，“据不完全统计，拥有北大教育背景（曾在北大就读的本科生、研究生等）、在任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共有57人，拥有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员人数近年呈明显上升趋势。 ”“5月25日，中国校友会网发布《2010中国亿万富豪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在上榜的亿万富豪中，北京大学造就和培养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高达63人，雄居“2010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榜首，是我国“造富能力”最强的大学。”（6月2日2010年06月03日新华网《培养富豪和高官最多是北大的荣耀吗》） 一句话，北大收考试状元（筛选出来的种子），出高官豪富（精英治国之才）。因为在中国，官与富高度相关。官员富豪自古都是“经世治国之才”如何说就不是人才呢？君不见，影视上的高官豪富面对主子口口声声“奴才”“奴才”吗？这在当前中国绝对是共识。这也完全符合事实，官僚对贱民虽然是半拉子主子，但对君主自然还是完完全全的奴才，只有奴才才有资格当高官富豪，高官豪富都是主子赏给的。 连中国的企业主都会说，取人忠心第一，才能其次。 刘少奇不是口口声声要大家争当“驯服工具”吗？驯服工具难道不就是奴才吗？有了大量的奴才秉性的臣民，才会有***的大治，这是封建中国千年来治国平天下的至理。于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教化，使臣民变得无比听话， 成为驯驯服服的优秀臣民。教育之路也就高度简单化了，背经典，考状元，出人头地，争当高低各不同的奴才。依照这样的基本思路，你就看懂了当前中国教育的奇形怪状和光怪陆离。 然而这种教育路线非常深入人心。至今有风行于世的“虎妈”和“狼爸”。“狼爸”还出书立传，炫耀一子一女同登北大校门的事实，彰显集中营式教育的成功，一是教育目标——登龙门，进北大，争取当高等奴才的机会，二是教育方式——体罚教育，使之习惯于当奴隶，将来有出人头地的潜质。 “狼爸”之前还有“虎妈”。美国耶鲁大学的华裔教授蔡美儿，出了一本名叫《虎妈战歌》的书，介绍如何以中国式教育方法管教两个女儿。比如说：骂女儿垃圾、要求每科成绩拿A、不准看电视、琴练不好就不准吃饭等，教育思想如出一辙，为的都是出人头地。而在在专家那里就被现代化为“精英教育”；“精英教育”就是“精英治国”之本。 由此，中国的教育就与美国的教育有了显著的差异性。美国的教育为现代资本强国打下基础，中国教育为盛世大治打下基础。 于是，北大校长周其凤宣称：“现在大家都觉得美国的教育好，我们也在向美国学习，什么哈佛、MIT等等，其实美国的教育也不是那么好。它有它好的地方。怎么讲？美国的教育对于培养合格的或者说优秀的美国公民，这是很成功的，因为为美国培养了那么多人才，把美国建成为这么一个很霸气的强国。但是如果是从我们现在是个地球村，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它培养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感到骄傲的是他们的总统，哪个总统懂得尊重人家？就想欺负人家，就想把它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就想按照美国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这是我的看法。”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教授说：中国大学生的大学生活相比之下太轻松了，我们总是说，中国的孩子为了高考受了多少苦，其实，在美国一些著名的中学里，高中的学习同样是很苦的。我的孩子上中学的时候，也经常学到半夜。在美国，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点点加大学习的任务。到了大学时是最苦的，所有的精英教育全都必须是吃苦的。而中国的孩子到了大学，却一下子放松下来了。他们放松的4年，恰好是美国大学生最勤奋的4年，积蓄人生能量的黄金4年。所以，美国的高科技人才一直是世界最多的。我们国内的一些重点大学很难让人感受到哈佛那样的学习气氛和探究氛围，到了哈佛，你才知道真正的精英并不是天才，都是要付出更多努力的人。 很多学者用金字塔来形容中美学生的学习能力。差别在于，中国孩子的学习能力是正金字塔，年纪越大学习的空间越小。而美国学生的学习是倒金字塔，他们学会的是持续学习的能力。中国学生的学习动力，还有大学的严进宽出的教育体制，都让他们觉得上大学是无比轻松的一件事情。从自身到外在都没有敦促他们学习的力量，于是，放松成为一种普遍的状态，都在讨回他们前12年被克扣的休闲时间，尽情地休闲。 中国学生是刻苦学习12年，到大学休闲。美国学生是“休闲”12年，大学开始刻苦学习，玩命的学。这是走向社会前，最有价值的黄金学习阶段，这4年，他们在本领与情商的提高上会有质的飞跃。（李尚利《谁该为“北大校长糟蹋美国教育”平反？》） 这很明显地体现出了中美教育的差别。中国教育通过并不公平的“基础教育”，实现了“精英筛选”，被选入高校，特别是名校的学生，在筛选中过关了，当然要松口气。他们当精英、高等人、人上人已经不可逆转，不松懈松懈而专注于发展人际关系（官际关系更妥切）、“一脱成名”、“傍大款”之类的高等技巧就有点蠢笨了。 而美国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比较放松，给学生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符合人格成长的规律性，最后通过高等教育的剧烈竞争和严格训练产生有专长的劳动力，或者各种（不只是当官一种）专门人才，资本需要高智慧的，有专门技能的劳动力，包括能为他们管理企业的高管和治理国家的官员（他们也是资本的雇员，并不是真正的主人）。 于是，中国的教育不出人才，只出奴才也就成了必然之势。中国教育的根本目的已经很好的达成了，这还有什么可指责的呢？称之为“一流教育”也无可非议。除非根本改变教育目的 ，改变了评价的标准。 对此，一位中学老师的“万言书”呼喊说：希望教育不要沉沦下去！一位毕业班学生申斥道：“我们除了做题还学会些什么?”问虽极端，但说出了学生的心里话。 我们在应试选拔教育的同时，几乎没怎么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爱的教育、法律意识教育、审美教育，大部分时间只是在搞训练，学校成了训练集中营。由于教育本质目的缺失，导致应试性的功利人格遍布校园，生命里面空空如也。一些学生不会正常地思考问题，缺少常识，大脑简单，思维模糊，感情细腻，精神脆弱，缺少责任感，一遇到问题易走极端，忽视了自己是社会大生命链中的一环。看起来长大了，但长大的只是肉体，精神依然在幼儿阶段，很不成熟。 因为我们的教育让孩子读书很少，训练很多，孩子们把大量时间都用在做题训练上，很少顾及生命的内在意义。有些家长也不让孩子看课外书，认为那是浪费时间，耽误学业，也不希望教师讲所谓“课外”的东西，只讲与考试有关的。而一个优秀的教师恰恰表现在能够突破课本及课堂限制，让学生看到和触摸到一个比课堂更大更真切的世界，让孩子的心灵更宽广，精神更强大，防止成为“单向度的人”。有人戏言：“中国教育比中国足球还没希望。”但抱怨失望有什么用呢？ 对此，2012年4月18日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西尔维娅•沃豪瑟-史密斯《中国的人才等式仍然不合理》的文章也认为：中国高端人才仍严重不足。如果你需要支持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你必定会缺少资源，无法保证基础设施发展跟上经济扩张的步伐，环境也会受到破坏。但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说实在的，怎么会缺人？即使我们说的是精英人才。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儿童识字率,15到19岁的年轻人里识字率达到了99%。你肯定会认为这能孕育出受高等教育的一代新人，令这个国家拥有充分的人才资源优势。然而，中国教育水平却跟不上国际教育标准的脚步。中国大学毕业生只有10%能达到满足跨国公司要求的水平。…… 把中国教育的目的改变成美国的教育目的，可行，可能吗？ 不可能。 首先，美国是垄断资本控制社会。中国是官僚权力控制社会，这种权力还不得不依附于美国垄断资本！ 美国垄断资本可以放心培养智慧的高技能的劳动力以及管理者。教育也就敢于在一定程度上依照人的发展规律性任其比较自由地发展。资本的力量可以控制一切，资本也有力量把人的精神面貌扭曲成他们所需要的的状态（灌输普世价值观），所以他们有自信。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式的至高无上的官僚权力却没有这种自信。教育也就不敢于依照人的发展规律性任其比较自由地发展。如见中国的官僚最高权力已经被自己折腾得缺乏民众的真正授权 （所谓的“政不出中南海”），而必须依赖于层级制的官僚阶层的力量来支撑。因此也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一切，除非把老百姓教化成驯服的良民（忠孝治天下），所以他们缺乏自信。 利用中共统治者缺乏自信的致命弱点，美国实行了“捧杀”中国的战略。 2009年08月05日羊城晚报钱克锦著文《美国媒体：中国制造业2015年将超过美国》说：中国制造业何时超越美国，一直是个国际话题。8月3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称中国制造业可能在2015年之前超越美国。 日本《朝日新闻》8月3日发表齐藤信宏发自华盛顿文章，题目是《美国“把火炬传给中国”不过是权宜之计》。作者从分析当年美国宣扬“日本将成世界第一大国”的经验，分析美国“捧杀”中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美国政府不惜搬出孟子来恭维中国，这种“请务必支持美国财政”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不可否认，美国的表演似乎已经获得了一定成效。中国方面在对话结束后愉快地宣布，会议非常有意义，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美国绝不会那么天真!据我所知，美国依赖中国的情况顶多能够维持几年时间。等到因过度消费积累了20多年的财政赤字问题解决，储蓄率恢复以后，美国还会继续恭维中国吗?答案是“NO”。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称“美国已不再是世界的火车头”，有意让出主角的位置。然而，这只是美国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几年后，即使中国肆意膨胀的气球爆炸了也无所谓，到那时候，估计美国早已变得强大，不会再去理会中国怎么样。20年前，美国也曾用“日本是NO.1”来捧杀日本。结果其后几年内，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陷入了长期停滞。同样，中国经济也不会一帆风顺。如果随意相信美国的花言巧语，中国有可能会在亚洲制造新的泡沫经济，到时候受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连日本也会被卷进去。 郎咸平教授认为：2015年美国超过中国制造业，而不是相反。郎咸平教授指出，美国把价值最低的制造业一端（即“1”）放在了中国。价值最低的制造业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因此，美国人把它全放在中国，而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六块非制造业（即“6”）都掌控在自己的手里。“6”是“软”的生产环节，“1”是“硬”的生产环节。在这样一种“6+1”产业链的定位下，中国就沦落在了价值的最低端。“你每穿一双耐克鞋，每逛一次沃尔玛，这两只秃鹰控制的产业链就要向美国输送一次财富。如果把每件商品价值等分成十份，它们每次都挑走最肥美的第9份，只给中国的企业主丢下一份拌着自己骨髓的渣滓。” 随着全球性的“产业链超限战时代”的来临，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打开国门30年来最严峻的时刻。在这两只秃鹰轮番洗劫下，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前所未见的大危局。郎教授接着揭露真相说：要问你一个问题，你们都念过我的本科没有呀？你们在念大学的时候，怎么问倒我们的?老师怎么决定，供需吗?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供过于求价格下跌。我呸，胡说八道，在大学学的东西要么是错，要么是没用的。我看你们好象不太信的样子。你们下午听了我演讲以后，很多人去夜总会，你不要去，炒一道菜，青椒肉丝。当你要倒油时，油价格是谁决定的，是华尔街；你切肉的时候，中国猪肉价格是谁决定的，不是供需，是华尔街；切青椒那一刹那，中国农产品的价格是谁决定的，不是供需，还是外资。你炒一个青椒肉丝的成本都是华尔街成本的，你用屁股想想，何况铁矿砂？当然是华尔街控制的。美国大豆价格比东北黄豆便宜10%，你只要开放美国大豆的进口，你就是淘汰我们东北的大豆，你以为是在跟国际接轨，其实这是一种成本战争。……我们开放进口，美国大豆淘汰了东北大豆，然后美国政府出手了，大豆要涨到七八千。……不知道是谁一声令下，华尔街开始集体抛售大豆期货，把大豆价格一下子打到两千块一吨，造成70%中国油脂压榨企业的淘汰。…… 然而中国官方（中共）并不后悔。仍然继续断送中国经济。并听美国人的话，把中国唯一的强大实力--国企和国有银行私有化，自断命根，好让美国人任意摆布中国经济，以保持自己的依附地位。 美国教育为美国垄断资本培养了高端人才和各式各样的使用的专业人才，给了美国制造底气，他们设计策划创新，完全把住了价值链的高端，只把低端施舍给中国制造，中国的奴才还信誓旦旦永远做美国的加工车间，而不在乎真正的创新人才的培养与重用。 中国的教育只会制造千军万马考公务员新科举的人间奇迹。无论你学天文、工程、生物还是地理，最终的理想归宿都是当官。笔者在北京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听两位与会的老同学交谈，一位问另一位，混到什么级（正处还是正厅级）啦？没有。那就别混啦，啥都没指望啦！还有两个过去的老同事交谈说“你老兄屁都不懂，多日不见，竟然还弄个教授当，不臊啊？”“不好意思，领导照顾嘛，你就别咋呼好不好，老哥。”在学校官僚当家，真正的教师无足轻重的情势下，中国教育只能走科举的“恩师”体制，营造官僚的帮伙，而不可能培养真正有用的各种人才。硕士博士靠抄袭论文，靠关系也就不足为奇，它标榜的不是才能和本事，而是关系和官场准入。 此风延续到了社会，逢迎巴结的小人春风得意，难得一见的人才被压抑。这真可悲的状态有如明朝末年，小人当权，人才流失，敌国收降纳叛，借助这些叛变的“人才”而如虎添翼，明朝也就不得不寿终正寝。如此教育也就很难为中国经济提供真正的底气。没有了人才底气，中国制造拿什么超越美国制造呢？只能是中共高官的虚荣与狂妄，被美国利用来捧杀。 然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先生说：“中国教育有很多优良传统，也有很多成功做法，在人才培养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经验，与国外相比是各有短长，不必妄自菲薄。但我们也要放眼世界，认识到教育改革的空间很大，应实事求是地发扬优良传统，借鉴其他国家好的做法和经验，使教育改革更加符合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针对人才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教育规划纲要》已提出了思路举措，要加大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上的改革。先试点再推开，注重对学生实施“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材施教”的培养，让每个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教育，激发创造力和积极性。” 你相信这些官样文章吗？根本方向不改变，一切都是空谈！儿童的创造能力从幼儿园开始就被绝对服从、听话教育和所谓的双语教育，赢在起跑线上的知识答题所扼杀，到了小学就被沉重的作业和考试所摧残，到了中学就为应付高考一搏而昏天暗地，人的创造本能如何能成熟与发展？何况校长和老师大多不知道创新为何物，又如何能营造培养出营造创新能力的教育环境？创造力说激发就激发？给点鼓励、奖励创新积极性来了就有了创新？听够了这些教育门外汉的话难道你不心寒吗？可怜的中国教育。 那么，说实在的，中国教育能向美国式教育转型吗？根本不可能。 首先，美国华尔街垄断资本牢牢控制着整个社会，资本并不直接搞教育，而是聘用职业教育专家来搞教育的。中国的高官不可能放手把教育的实务交给职业教育专家。在中国的格言是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失去了权力就失去了一切。在学校里还出现了校长们的共识：学校只需要行政官员，不需要教师，老师可以从市场上竞争而获得。这才具有空前的“创造性”。 试想，学校里没有了老师，还会有教育吗？叫做考试 集中营还差不多。当考官很容易，当年街道的老阿婆也曾经出过考题来考过我们这些老师呢。另一方面这也足见要中国的官僚退出教育是多么艰难。而中国的官僚不退出教育，中国教育就没有希望 ，就真的和中国足球一样烂。 当然美国教育天生有许多缺陷甚至严重弊端，但至少目前比我们的教育有实际效能，能培养出有益经济发展的各种人才，特别是创新人才。 美国的教育模式不可能照搬到中国。中国已经照搬了美国的一些缺陷，如理性思维教育一边倒，培养偏执性，为理性疯狂打下基础。但这制造了不少害处，而非益处。不过，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没有垄断资本来间接控制教育，教育为资本培养人才的基本模式中国无法照搬。 中国缺乏一个可以替代垄断资本的核心力量。当前的官僚式的政治权力替代不了。除非中国的大众民主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真正的民众的民主治国的核心力量，那么，大众民主核心力量间接控制教育，教育为社会培养各种各样人才（不只是官僚）的基本模式就有可能形成。教育才有可能摆脱官僚的严密控制，不再被扭曲。 到了这种状态，中国不但可以有效吸收美国教育培养各种人才的优点，而且能打破他们的高价教育，金钱主宰和偏执的理性教育的致命弱点，而超越他们。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经济真正全面超越美国才具有现实性，因为中国教育能够给予中国经济足够的底气。

金钱至上: 教育贿赂与贿赂教育——正摧毁中国下一代

教育贿赂与贿赂教育——正摧毁中国下一代 丹·莱文 来源：纽约时报 对中国孩子及全情投入的父母们而言，教育一直被视为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领先一步的关键。但正如商业交易存在权钱贿赂，中国的学术界也越来越受到操纵，向富裕、有关系的人群倾斜。家长和教育人士称，从入学到分班，几乎一切事物都已被标上价签。甚至紧邻黑板的前排座位或班长职位都被拿来出售。 　　在北京经营一家小型电子企业的河北移民赵华说，她被迫在某银行账户中存入4800美元，以使女儿能进入北京一所小学。后来，校务人员让她签署了一份文件，声明这笔钱是她自愿“捐助”的。 　　贿赂行为在中国愈加猖獗。北京的教育咨询师李茂说，教育工作者和学校管理人员不正直尤其让人沮丧，“这种事发生在老师身上更令人心烦意乱，因为我们对他们期望更高。” 　　当然，全球的有钱家长通常都会努力为孩子创造一切优势，包括花钱请家教，还会把孩子转入私立学校。但批评人士称，在中国公立教育体系中，贿赂和偏袒正在泛滥。这类腐败加大了贫富差距，一些家庭眼睁睁看着自家的未来希望被出售给价高者。 　　李茂说：“腐败充斥中国社会各个角落，教育也不例外。”进入精英学校的竞争十分激烈，这为学校官员及与他们有联系的人创造了有利可图的副业。政府官员也找到办法。媒体报道称，强势机构和国有企业常以联合开发的名义向顶尖学校捐赠。作为交换，其雇员的孩子享有入学优势。教育部和国务院连续五次严禁择校费和其他非法收费，但学校和相关部门总能想办法绕开禁令，维持现金流。在一些顶尖高中，甚至可花钱买分以满足入学分数要求。 　　受到金钱至上文化影响，老师们会想办法弥补较低的工资收入。记者秦立文说，一些老师会开设辅导班，“当人人都给你钱时，为什么还免费做事？”教师节期间，所有年龄的学生都会带礼物，康乃馨或果篮已不够了。许多老师如今希望得到名表、昂贵的茶叶、礼品储值卡……赵华说：“这是个恶性循环。如果你没带像样的礼物，而其他家长准备了，你会担心老师会不再关注你的孩子。”（伊文译）

质问中国的教育公平: 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

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 潘晓凌等 来源: 南方周末2011-08-04 “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 　　“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 　　拿到班级花名册时，陆铭注意到了大多数同学没有留意的一个细节——全班60多位同学，农村籍学生只有5个左右。 　　作为北京大学某文科院系2009级1班的班长，陆铭此前一直以为，通过高考选拔获得中国这所顶尖大学通行证的同龄人，多数该有着和他类似的成长经历：出身农村，家境贫寒，独立自强，品学兼优。 　　这是这名来自四川的22岁寒门少年从小被灌输并认定的世界观：知识改变命运，逆境辈出英杰。 　　现在，手上的花名册颠覆了他的信仰。而这正是眼下中国名校生源变迁的缩影。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不仅仅是北大清华。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 　　2008年12月，总理温家宝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中也感慨，“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哪些障碍，垫高了陆铭这样的孩子考入名校的门槛？封锁了他们努力向上攀爬的通道？知识改变了陆铭的命运，可绝大多数寒门子弟还有机会改变自己命运的吗？ 　　在北大校园，陆铭鲜有同乡，毕业于县级中学的他也没校友可聚，他是传奇，但成了孤独的传奇——眼下，什么样的年轻人才最有可能上北大清华？ 　　四川汉源古路村小学举行升旗仪式，这些孩子中有多少人能最终进入大学，完成“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寒门少年都去了哪？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系讲师晋军指导了他的学生完成对清华生源状况的调研。在课堂上，他也常对学生做随机调查，提问包括来自的地方，父母的职业，上大学前去过的最远的地方等。 　　调查做了两年，指向高度集中：“一名清华本科生的典型形象是这样的”，晋军说，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务员和教师，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 　　北大校园里，学者廉思所在的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成立了一个“返乡调查”计划，以为学生支付回家硬座火车票的方式，鼓励他们假期回到家乡，完成一篇调研报告。今年，这个计划不得不暂停。 　　“申请经费的学生一直不多，且一年比一年少，今年干脆就没有了。”廉思说，农村学生越来越少，对大多北大学子而言，一张免费硬座火车票实在太没吸引力，卧铺、飞机，才是回家的主流方式。 　　在一位复旦大学招生办老师的印象中，这几年被招进复旦的寒门子弟的人数不断减少，大多数学生的父母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与体面的社会地位。“无论是招进来的，还是从来没机会进入我们视野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复制父辈的模样。”他说。 　　学习刻苦，成绩不错的寒门少年都去了哪儿？ 　　教育学者杨东平的研究显示，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以湖北省为例，2002~2007年5年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以军事、师范等方向为主的提前批次录取的比例亦从33%升至57%。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 　　向上流动倍感艰难的不仅仅是农村少年。2004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对全国34所高校的生源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普通工人阶级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别减少了7.9%与5.6%。 　　学者廉思更为人知的身份是“蚁族”概念的提出者与《蚁族》一书的作者。他与团队走访的蚁族，家庭状况与所考入的学校成正比，“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连专科都考不上或不愿读的少年大有人在。廉思曾选取了河北一座普通村庄作为研究样本，那儿浓缩了中国基层凋败的模样——马路上平常看不到什么人，一旦闹出点什么动静，一大帮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立即呼啦啦地从网吧、桌球室里涌了出来。 　　看着他们在转型期中国一小片弥漫着尘土与工厂粉尘的土地上挥舞着年轻的肢体，廉思开始觉得，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陷入停顿。 　　南京大学为贫困学生设立的“ 入学绿色通道”，但能走到通道前的寒门子弟已越来越少。 （CFP/图） 　　那扇门在高考前就被关上了 　　仝十一妹一直庆幸，自己在上帝关上门的前几秒及时跳了出来。这位来自河北沧州农村的24岁女孩，现在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研一学生。 　　儿时，这名在家族中排行第十一的女生就被家人告知，自己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改变命运，要么念书，要么参军。她的伯伯与堂哥，就是通过参军，在城市里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上世纪80~90年代中期的高考升学率低，但仍旧让寒门子弟心怀憧憬。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1998年，北大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在20%-40%之间，1980年代中后期是农家子弟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黄金期，三成多北大学子出自寒门。 　　彼时，中国正值社会结构松动，社会阶层流动活跃，底层成为这一阶段社会变革中的受益者。寒门英杰辈出，是那个时代最温暖人心的变迁。 　　仝十一妹的小学、初中分别在乡村与县城度过。中考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为成绩一路优异的她报考了衡水中学。在这所将应试教育发挥到极致的军营式河北省超级中学，仝十一妹与来自全省最优秀的同龄人度过了紧张且竞争激烈的三年，2006年，她以年级第15的排名，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那一年，衡水中学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共42名，占据两所高校分配给河北省名额的33.87%。 　　“如果我当时留在县城念高中，我肯定考不上北大。”仝十一妹说，那一年，她所毕业的县城中学年级排名第一的学生，也只是考上了南方一所二线名校。 　　这是优质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征兆。超级中学是各省重点中学的升级版，它们大多位于省会城市，拥有丰厚的教育经费与政策支持，像抽水机般吸纳当地及周边县城最优秀的学生与最优秀的老师，每年几乎垄断了其所在省份北大清华的名额。 　　清华大学社科系讲师晋军指导的本科生调研团队以陕西省为样本，统计出当地两所超级中学在2008-2010年3年中，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占全省名额的六成余，过去七年，陕西省的15位文理科状元，11位来自这两所学校。 　　这是超级中学与省重点中学选拔机制的结果：根据单独招考成绩，排在最前的直接入学，后面的根据相差的分数缴纳赞助费，此外还普遍存在拼爹妈的条子生、择校生。农村孩子，尤其是远离省会城市的农村孩子，即便再努力，表现再好，考入超级中学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不平等的起跑线 　　超级中学的出现，很大程度成就于近年系列高考新政，保送、加分、自主招生的机会，大多被各省最富竞争力的高中包揽。例如，全国十三所外国语学校，每年最优秀的学生都可直接保送进入北大清华。陕西超级中学调研数据显示，2010年，北大清华在陕西自主招生名额的98.9%、保送名额的97.3%，被西安的五大名校垄断。 　　裸分考上北大清华的几率越来越小。据来自北大招生办的信息，2010年北大在某省招收的70名文理科学生中，只有10人没有任何加分，其余60人则通过自主招生加分、政策性加分、保送的途径迈入北大。他们绝大多数出自超级中学。 　　这是中国高中版的马太效应，在高考系列新政的助力下，那些最富竞争力的重点高中实力越来越强，迅速升级为超级中学。绝大多数的普通高中与县城高中，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这台隐形的抽水机还在继续高速运转，向上抽离的垂直距离还在不断延长。 　　“如果再晚生几年，”仝十一妹说，“我家没条件送我到县城读小学，我就没有办法考上县城中学，更没机会进衡水中学，进不了衡水中学，考北大？根本不敢想！” 　　教育学者杨东平眼下正在研究北京小升初之现状。在他看来，这一义务教育的过程已然演变为竞争惨烈程度远胜于高考的竞技教育。 　　“这一被大大拉长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把低收入家庭排斥在外了。”杨东平说，“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又叠加了优越家庭的优势，寒门子弟拿什么和他们竞争？靠什么改变命运？” 　　越来越窄的向上通道 　　在北大，陆铭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出身寒门，毕业于一所县城中学，高考没有加分。 　　过去几十年中，高考向弱势群体倾斜的补偿性政策对象主要包括少数民族学生、烈士子女等。但较之特长生加分、自主招生加分、奥赛等加分，比例与力度显然偏小。 　　对于陆铭来说，最有可能的加分是获得省三好或省优干，但这些有限的名额往往更容易被超级中学及省级重点获得。总之，陆铭没有盼来这项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荣誉。最顶尖的考生之间分数往往只有一两分之差，而省三好的加分是20分，省优干的加分是10分。 　　自主招生是2003年的高考新政，它赋予部分名校招揽杰出少年的自由裁量权，有机会通过这一途径直通名校的，是超级中学与省级重点中学的学生。 　　在甘肃会宁这座以寒窗苦读闻名的状元县做实证研究时，清华新闻学院09级本科生张晔遇上了一名垂头丧气的农村少年，这位被学校推荐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学生刚从考场上下来。“很多题目，他连看都看不懂。”张晔说。 　　自主招生的考题涉及面广，往往是城市孩子才可能接触到的事物，比如五线谱，比如歼十…… 　　清华社科2010级的陈美诗则在自主招生考试中遇到了一道关于费孝通在哪里上大学的题目，她说：“我在进清华前连费孝通是谁都不知道，这题清华附中的孩子可就都知道了。” 　　艺术加分与寒门子弟更是绝缘。来自北京大学招生办的资料显示，最近五年北大招收的体育特长生绝大部分来自东部地区，七成来自大中城市，来自农村的只有6%；而艺术特长生，迄今没有一位来自农村。 　　同样作为农村孩子，出生于黑龙江的宋永亮远没有陆铭的学习禀赋与运气。2002年，他从县城中学考入了黑河学院，1999年高考扩招后，进入类似的普通地方院校是这所县城中学学生最寻常的出路。 　　“高考扩招后，寒门子弟考大学不难，难就难在四年后，拿什么改变家族命运？”毕业之后，宋永亮旋即陷入就业痛苦。 　　其他同学的经历也不相上下，有人至今还无力还清助学贷款。他们也大都出生于农村及乡镇，毕业于当地的县城中学，家中日渐老去的父母还盼着他们从此改变一家的生活际遇。 　　杨东平对比研究了中国高考扩招前与扩招后，寒门子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变迁。几组抽样调查数据均显示，2000年后，省属地方院校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高达六成以上，而在重点研究型大学里，农村生源比例一路走低。北京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在1980年代达到顶点后一路走低，跌幅在1998年扩招后更加剧烈，眼下仅剩一成多。 　　北京大学副教授刘云杉将农村城市化的进度与农村生源考入重点大学几率下降的速度对比分析得出，前者的速度远低于后者。换言之，农村人口的减少，并非名校农家子弟比例下滑的主要原因。 　　“这意味着，中国高校扩招后，并没有增加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杨东平说，“相反，普通高校文凭的市场竞争力在扩招后越来越弱，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难度越来越大。” 　　眼下，宋永亮在一间培训学校做销售经理，经过5年的奋斗，他终于可以住在北京五环外一间早上醒来可以看到阳光的出租屋。当年和他一起北漂的同学都回去了，在县城，或周边城市打工。“在北京，黑河学院的文凭，你根本不好意思拿出手。” 　　宋永亮热爱北京。这座城市与他从未有机会上过的超级中学一样，像抽水机般将最优质的资源、机会、人才与财富从四面八方抽离、集中。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这个国家过去二十载社会变迁的切面——税制改革与国企改革使资源向城市集中，财政收入向上级集中，基层政府越来越弱，农村走向凋敝。 　　他的农村老家距离北京一千多公里，俨然是另一个世界，节奏缓慢，机会寥寥。马路上，出现越来越多干脆放弃高考，游手好闲的小青年，带着一种末世感追逐着当下；其他一些留守村庄或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们，他们保守本分，复制着父辈的命运。 　　他不喜欢笼罩着家乡的失败人生的气味。 　　陆铭也回不去了。寒假回家，他与小学、初中同学的联系越来越少，围坐在这位清华大学高材生旁边，那些在县城工作或从外地打工返乡过年的同学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唯一一个共同的话题是：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仍然保有向上的理想。 　　 来源: 南方周末2011-08-04

中国的教育扩张与社会发展

郑也夫 来源: 南方周末2012-10-25 教育对社会文化、道德、政治层面的影响很难评估。因为严酷的考分竞争恶化了学习过程，也便恶化了学生们的心态。此一过程封闭了少年们感知科学与社会的触角，几乎吞噬了他们的全部精力。 　　教育的扩张是否促进了社会阶层间的流动？答案依旧不乐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较好地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以后这一作用就削弱了。 2010年我国研究生毕业生数达到383600人。 （新华社 崔莹/图） 　　扩张教育的三股力量 　　教育的扩大与学生的膨胀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时下最流行的解释是：社会需求所致。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历史事实上看，这肯定都不是唯一解。 　　历史学家贾志扬在其《宋代科举》中说：“福建的福州府1090年在3000考生中只有40个举人名额（1/75），而1207年18000名考生中只有54个举人名额（1/333）。两浙西路的严州，1156年在1781个考生中有18个举人名额（1/100），而在1262年在7000多名考生中只有18个举人名额（1/389）。”上述福州录取名额仅仅增加了35%，考生数量却增至6倍；严州录取名额不变，考生数量增至3.74倍。中国科举史中的这种情形揭示出社会需求与生源供应间的一种不对称。 　　还有另一种不对称。今日中国社会对技工的需求日趋旺盛，政府努力促进职业学校的发展，但考生们的热情始终不足。 　　前者，是一项数额有限的社会需求却吸引到大大超额的社会成员；后者，是一个旺盛的社会需求却吸引不到足够的社会成员。 　　毫无疑问，很多人趋之若鹜的是大学学历。那么可否认为，大学的扩张是无数学生和家长，即所谓大众的需求所导致的呢？这一说法远不能完成一种解释。大众有诸多需求，但不管其中一些需求多么旺盛，都召唤不到供应。比如廉租房与全民公费医疗。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只靠大众的需求便可以导致教育的扩张。 　　那么教育扩张是如何得来的呢？三股力量的合谋。其一是诸多学生和家庭的需求。其二是校方，虽然在中国的国情下，大学的管理者要服从政府的指令，但是他们不是消极地服从和执行大学扩张的政策，而是主动地要求和推动扩张。唯有扩张他们才有更大的财权、人权和地盘。高校教师面对扩张，在利益和心理上是错综复杂的。扩张让更多的教师上岗，多数教师可以间接地、程度不等地扩大自己分到的那一杯羹；扩张常常造成一所大学两个校园，增加了教师们的交通负担；扩张常常破坏了校园文化，降低了教学质量；这一切都不可能不影响教师的心理。但不管他们如何看待，没有发言权是他们当下的现实地位，因此在这一“合谋”中几乎没有应该唱“主角”的教师的存在。其三是政府。二十世纪中这个世界上的各国政府在政体与文化价值的选择上，差异巨大，却罕见地在一桩事情上殊途同归，就是发展教育。沃尔特斯所说不无道理： 　　无限制的教育增长——好似教育中市场经济规则的运行——并非失去政府干预的结果。相反，这是政府有意要实施的政策，至少目前我们谈到的几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是这样。无限制的增长既能使精英阶层保持自身教育上的优势地位，又能给工人阶级提供比以前更多的教育机会，从而同时“买断”了这两个社会群体在政治上的支持。（沃尔特斯，2000，257） 　　如此一石双鸟的政策投合的是政府决策人的功利心。这还只是他们心理中的一个层面。另一层面是认知与理想。或许走到今天这步田地，他们中的后觉者（当然不乏“不觉者”）也不再笃信教育扩张尽是正面功能了，但在上个世纪，大力发展教育几乎成为这个世界上超越了政治制度的如日中天的意识形态。如果同时有两个动力驱策，做事情一定会如虎添翼，加速前行。功利加理想，正是教育发展中官家行动的双引擎。这还没完，还有校方的热烈请战和全力实施，学生的踊跃报名和学费投入。一时间，四美具，两难并，可谓盛宴难逢，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仿毕加索名画 　　为何高学历会无关能力 　　教育与发展是什么关系？不可大而化之，一概而论。其中有清晰处，有模糊处，对个人比较清晰的是收入增长。即学历与薪水成正比例关系，总体上，学历越高，收入越高。 　　学历与能力的关系则要模糊得多。二者间难以看到较高的相关性，可以从几方面来论证此种可疑性。谋求高学历的很多当事者，从自身的目的上就不是为了提高能力，而是为了贴上标签，在择业中增添筹码。当越来越多的人做出这种选择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囚徒困境”，个体很难幸免于外，于是谋求高学历的行为中，从动机到效果，相当大的比例，与提升能力弱相关。竞争学历的过程中总要比出高下，且不能亵渎了公正，于是要挖空心思设置很多智力上的障碍，北京大学的博士生英语考试题目极难，很多托福考试获高分者都要如履薄冰，认真备考。这里的应试能力和真实的英语能力相关吗？当然是存疑的。问题在于它是必要的。我的一位农村出身的高材生说：外语考试必须难些，它的判卷排斥了主观性，不然我们这样出身的人，就没有出头之日了。就是说，底层的天才少年希望考试中设置没有实际用途的智力高门槛，不然恰恰是他们有落选之虞。可见这种两难。 　　在激烈的学历竞争中，这种两难几乎无法克服，因为学习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比试。比试要公正，就无暇考虑实际工作的需求了。实际工作中的常规需求考不出高下，而实际工作中有待创新去克服的难题中，适合作为试题的，即使不是没有，也属凤毛麟角。 　　现代的社会生活早就跨出了熟人的圈子，很大程度上它在陌生人中展开。在熟人社会中，对一个人能力的判定依赖于长期的接触。为帮助人们在茫茫人海中判定人才，新的社会信任系统脱颖而出，学历就是其一。学历当初能很好地发挥这一功能，帮助单位和公司录用人才。但社会生活中充斥着博弈，于是学历的竞争增加了，满足此种需求，学历的发放也增加了。学历一旦膨胀，便扭曲了就业市场，扭曲了能力与薪水的关系。拉米雷兹和沙伯特说： 　　学历证书的等级可能会扭曲市场，因此正在削弱生产力与工资间的联系。在真实的范围内，全世界对正规学校教育的重视在日益增长，这可能增强了把证书学历用作找工作的资格证的趋势。因而不断增长的学校教育个人回报率完全不必伴随着个人生产力的增长。（拉米雷兹和沙伯特，2000，220） 　　社会上的学历观必然滞后于悄悄发生的变化，即学历与能力已渐渐脱节。学历从社会生活中的积极的信号走向误导，是这样一种逻辑：“学历意味着能力——它带来了高薪水——刺激社会成员对教育和学历的追求——学历膨胀后开始注水——却依然可以带来高薪水”，这或是因为人们认识上的惯性，或是因为无所适从之下只好依然凭借失灵的信号。 　　综上所述，教育与个人发展的关系，有清晰处，是收入；有模糊处，是能力。 　　扩张教育未必促进社会发展 　　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要远比教育与个人发展的关系更模糊。（参阅拉米雷兹和沙伯特，2000，217）中国经济起飞的原因，排在前三位的应该是：一政策，其实那不过是回归常识，但没有这一转变就没有之后发生的一切。二投资，中国市场的巨大，导致即使有潜在的风险，域外的商人唯恐失去了先机，不敢不投入。三廉价劳动力，这是后发国家的优势。相比之下，教育对中国经济起飞的作用是模糊的，很难挤掉上述某项，列入三甲。且因为在我们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主导产业几乎一直是低端制造业，它对人才和教育的依赖较弱。 　　教育对社会文化、道德、政治层面要比其对社会经济层面的影响更难评估，且其中不乏不乐观的因素。因为严酷的考分竞争恶化了学习过程，也便恶化了学生们的心态。此一过程封闭了少年们感知科学与社会的触角，几乎吞噬了他们的全部精力，故难以哺育他们认知的好奇心，铸造他们宏大的理想和对社会正义的关怀。 　　教育的扩张是否促进了社会阶层间的流动？答案依旧不乐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较好地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以后这一作用何以削弱了？因为生物世界的特征就是博弈。一个制度建立初始与其延续过程是大不相同的。初始时大家都天真无知地面对，其后则是精心谋划各自的策略，以求成为现存制度中的适者。这是人类社会的通则。中国特色的原因是，在博弈中，政策缺乏弹性，几乎没做出任何调整，且偏袒权势精英人群。 　　因为在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持有如上认识，我不认为人力资本的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教育的扩张。恰当的解释是地位—竞争理论，或曰军备竞赛理论。 　　教育，当今全球意识形态 　　社会主流声音对发展教育的乐观与称颂，同知识界一小撮批判者的犀利言论，构成极大的反差。我以为，以下三个原因导致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赞同。 　　其一，发展教育的理念借助国际组织的力量传播到全世界，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大话语，赢得各国政府和民众的信赖。二战结束以来，教育的社会角色被联合国组织持续不断地宣扬。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第26款已经将教育界定为人权，1966年的《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将这一主题进一步扩展。“这种信仰在1990年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上达到顶峰”，至少150个国家加入了《全民教育宣言》（转引自上书，234）： 　　1.重申教育是一项基本权利…… 　　2.理解教育能保证更安全更健康更繁荣和环境更优美的世界，同时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宽容和国际合作。 　　3.懂得教育是社会和个人得以改进的关键因素，即使不是充分条件…… 　　当然，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发展组织除了在宏观上宣扬教育对发展的关键作用，也提出过若干中观、微观的建议：比如在1980年代末期他们宣传的焦点是，依靠教育提高少数民族和妇女这些边缘群体的社会地位；世界银行曾提出，初等教育的社会回报比其他任何类型的学校教育都要高，他们还强调学校的教学质量，等等。 　　同样是重视教育，着力点不同将南辕北辙。但是国际组织中观、微观的建议显然不具有他们宏观阔论那样的影响力。因为中观、微观的建议如同碎片，而那些一再宣扬的宏观判定像恢恢天网，笼罩着观念的世界，一时间成为时代的强音，成为这个星球上新兴的、最具感染力的意识形态。于是国际组织对教育与社会发展的认识、扩大教育的倡导，走入了各国政府和公民的心中，他们微观的建议却未必得到同样程度的重视。 　　扩招是个障眼法 　　其二，把饼烙大对自己一定有利无害——几乎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在教育问题上的共识。而“饼大无害论”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实际上，底层的优秀少年能否向上流动，不在乎教育之饼的大小，而取决于教育公正与否，早期阶段所享受的教育条件平等与否。区分是社会生活中永恒的游戏。将全社会百分之五十的成员托举到原先百分之十成员的领地，对改善底层优秀少年的社会地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此刻那里的人太多了，势必要第二次划分。扩招之前考上本科就是胜利，扩招之后要考进一本，乃至考进“211”行列（教育部建立一百所优秀大学的工程名称，截至2011年3月31日，进入全国211行列的共116所大学）才和扩招之前的普通本科等值。 　　扩招是对扩招前的落榜生实施的一个障眼法。进入高校是一个象征，以往的高门槛使得这个象征意义非凡，而他们拿到手的这份录取书在扩招的那一刻就贬值。这是数学的铁律，地位上的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百分之五十，永远有其截然不同的意义。如果先前百分之五名曰“优异”，你现在将百分之三十的同学都命名为“优异”，他们真的能获得此前“优异”的殊荣吗？绝无可能。另一方面，较多的人上了大学，意味着实质的竞争被推迟到下一轮，大学学历的含金量已经不足，要竞争研究生的学历了。这是地道的军备竞赛，意味着学生在时间和金钱上的加倍投入。如果说，扩大高校招生曾经含有为底层人社会晋升拓宽渠道的初衷，那么其后发生的时间和金钱上的加倍投入，显然更有利于权势阶层及殷实家庭的子弟。教育大饼所以能取悦全社会的公民，在于其“一药两吃”。对底层人其药效近乎障眼法，对上层人其药效类似宽心丸。西方人率先领教了教育的扩大，西方的学者比我们更先看到了扩招在社会流动上的效果。沃尔特斯说： 　　入学率的提高——或教育的扩张——本身也不可能通过教育引发更大的社会流动性。……教育体系的不断扩张使统治者和社会上层能够通过教育满足公平、合理、增强社会流动性等社会要求，给更多处于劣势的群体以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又不损害社会上层在这种教育体系中的既得利益。……教育扩张实际上成了在国家政策试图缩小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情况下社会上层维护自身在教育上享有优越地位的一个安全阀。（沃尔特斯，2000，318） 　　录取书和学历的增发，实际上和钞票的滥印异曲同工。后者导致的是政府对公民财产的掠夺，前者导致的是学制的延长，青少年时间和精力的浪费，而这些要比物质财富更为宝贵。二者还有一个差异，就是钞票的滥印无法障眼，自“笼中虎”放出之时就要抵抗舆论的讨伐。而大学的扩招，在很长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获得舆论的支持。 　　被扭曲的就业信息 　　其三，毕业即失业的弱反馈。高校大比例扩大招生的必然结果是，相当比例的同学毕业即失业。照理说，此种严酷的状况应当给下一拨中学生一个反馈，削弱他们的高考热情，为扩招降温。但事实上此种反馈效果不大。恐怕原因之一是信息传递不畅，乃至信号被歪曲。时下，就业成了高校管理者的一项政绩，于是有些学校的管理者伪造就业，要求学生在拿出就业合同后才发授毕业证书。找不到工作、又需要毕业证书的同学只好伪造出就业合同。微观上，学校层面上已经完成造假。宏观上，失业不是好事情，上级不会鼓励统计部门努力将真实的失业信息通报社会。于是，社会普通成员们得不到高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统计数据。社会统计是公益事务。信息向社会的透明可以帮助全体社会成员调整方向，做出明智的选择。 　　一个人受挫后总会寻找原因。高考落榜和大学毕业后失业是两种受挫。两种受挫会导致不同的解释。考试是单纯的，与之对应落榜的解释也必是单纯：录取名额少，自己能力有限。要埋怨也还是这两项。而择业是复杂的，对择业失败的解释必然涉及多重因素。自己所持学历含金量不足当然是不会忘记的因素，但它会被其他因素冲淡，比如说会认为自己的择业策略有误，自己面试时的表现欠佳，自己的择业运气不好；特别是社会关系不足，可能会成为他们判定的主要原因。这种思考的误区在于，如果社会关系是个恒量，总要发生作用，虽然不满，但也没有格外的、特别的不满可发。而如果社会关系的作用于今为烈，扩招导致的文凭的扩大化显然不是削弱社会关系的作用，而是扩大了关系的作用。即一个底层出身的学生拿着二本文凭难找工作，而一个权势阶层的后生有无二本文凭却可能大不一样。择业因素的复杂导致他们在反省失败原因时，注重微观和细节，放过了那个宏观的社会因素：扩招导致了毕业生过多。 　　毕业即失业的遭遇如果令大多数当事者们后悔，就必对后来者产生影响。促成后悔的强烈心理，依赖于两个条件。第一，当年没有读高中的同龄人找到了比较满意的工作。我们社会在礼待技术工人方面还严重不足，也就难以给毕业即失业者鲜明的对比。第二，手中的这张文凭被证明为几乎无用。而这是需要时间的，短期内他们还会心存幻想：有了文凭可以慢慢找工作，没有更不行。因为证明文凭无用需要时间，强反馈也就不会及时发生。实际上，一个人的上岗往往意味着另一个人的下岗，因为岗位是既定的，毕业生上岗的比例是既定的。但如前所述，这要靠统计数据来呈现。每个毕业生感受的是自己的遭遇，如果没有宏观的信息，幻想将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的社会反馈来得慢。 来源: 南方周末2012-10-25

失衡的中国教育生态: 造“神” 超级中学的源起与隐忧

赵一海 来源: 南方周末 2012-11-16 天价择校费事件背后，是一所所“超级中学”“独领风骚”的事实：在北京，人大附中年保送北大清华30人，仅比青海全省考取北大清华者少10人；在河南，郑州外国语学校一校占据全省清华北大保送名额一半；在陕西，保送至北大清华的学生一共43人，其中17人来自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个别“超级中学”每年获得的教育经费，往往超过当地普通中学所得经费的10倍；此外，在招生政策、遴选优秀生源上，也多以“实验”之名，获得倾斜。“超级中学”一家独大，造成当地教育生态的失衡，是“小升初”长期为人诟病的根源。 2012年11月14日，人大附中的两名学生下课后在校门口等同学。（南方周末记者张涛/图） 　　某中学校庆六十周年，一位学生出现在嘉宾面前，展示他课余从事的“SL7207减毒型沙门氏菌靶向抑制小鼠黑色素瘤生长”的研究报告。这项研究被校方认为“将为人类治疗肿瘤和癌症带来新突破”。 　　著名的科学杂志《Nature》上，同样出现了这所中学12名在读学生的名字，他们参与了中科院破译人类基因图谱的研究。 　　这只是北京中学生口中的“神一样的中学”——人大附中——的诸多传奇之一二。这所位于北京海淀区黄庄路口的“超级中学”，在过去十年里，为京城贡献的高考状元超过10位，每年考入北大清华者几乎是云南全省的两倍。2012年夏，战绩则到达了顶峰——包揽文理科状元。 　　社会及教育研究者对这所“超级中学”的质疑，也在2012年秋达到了顶峰。10月底，新华社的一篇报道引述了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领衔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北京小升初报告》，其中提及“人民大学附近的一所重点中学小升初择校费高达50万到80万！” 　　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很快对外界回应：“从不收任何赞助费”，还表示正在找律师搜集证据，将通过法律手段维权。杨东平一方则坚称“希望对簿公堂”。此后，杨东平更是撰写长文《为什么要批评人大附中》，列数人大附中崛起的历史和对教育资源的破坏。 　　这并不是杨东平第一次批评人大附中，收受天价赞助费，也并非杨东平教授对“超级中学”的主要指控：“我的关注并不在一校一人，而是名校竞争对义务教育秩序的破坏、名校的社会责任、公办名校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 　　人大附中这种公办“超级中学”的形成和壮大，在国内并非孤例。集中所有优质资源办一所竞争力强的高中，成为中国多个地方的选择。正如复旦大学教授冯玮在内的多位教育学者所言，数年前媒体热炒的“县一中”现象，已被“超级中学”的新概念取代。所谓的县一中现象，仅是区县将绝大多数教育资源注入一所中学，而“超级中学”则是这种模式的极致。 　　多位教育学者开列的“超级名单”里，诸如人大附中、湖北华中师大一附中、江西临川一中、河北衡水中学等均在榜。这些中学的最大特征便是每年高考成绩傲视全省（市），考察这些“超级中学”的生长路径，以及诸多处于弱势者的顽抗，或可窥见中国教育的真容。 　　政策突破者 　　1999年，教育部发文明确了“初高中分离”的政策。但人大附中率先获得豁免，恢复初中部遴选优秀生源。 　　杨东平和刘彭芝论战的起始，来自于北京小升初竞争的近乎惨烈，以及人大附中扮演的角色。按照北京小升初咨询专家、清华园教育集团副总裁闻风于一教育论坛上的表述：“（人大附中）完全搞乱了北京的小升初（秩序）”。 　　目前北京小升初的格局，源自1998年。是年，北京取消小升初考试，实行“电脑派位”划片入学。新政策制造了两难境地，家长不愿意孩子进入差校，而名校为了争抢优质生源也不愿意接受派位。于是，“占坑班”陆续出现，“奥数”培训开始泛滥。 　　所谓的“占坑”，便是孩子进入与重点中学有密切关系的奥赛培训机构就读，这些机构也将代替名校选拔学生。 　　在其他中学通过“占坑班”委婉挖掘优秀生源的时候，人大附中已经开始依据政策的“突破”，公开遴选优秀生源。2000年后，人大附中获批突破早在1999年便被教育部明确的“初高中分离”政策，率先于京城名校中恢复初中部。这时候，人大附中初中部成为了家长们追逐的少数备选项。 　　人大附中的退休教师张元向南方周末记者回顾了人大附中发展壮大的历史：“开始除了人民大学教职工的子女，更多的便是诸如北大附中、101中学捡剩下的生源。”而开创超常儿童教育，成为此后二十年崛起的关键。 　　过去十年间，北京“小升初”秩序的主导者逐渐成为与人大附中关系密切的民办仁华学校。该校前身为华罗庚数学学校，能够入读意味着被选入人大附中的机会大增。 　　据人大附中毕业生李然回忆，进入仁华学校的选拔极为严苛，除了向重点小学发放推荐名额，还有就是出类拔萃的奥赛获奖者，但这还不是终点。自小学三年级入读仁华后，每一年将淘汰一部分人，“最后仅剩下不到20%的超级尖子生”。 　　这些历经淬炼者还须通过人大附中的面试，经过专门的评估方法，智力发育早但潜力不足的学生将出局，甚至还要进行一些心理测试，“性格情绪化的学生将要被淘汰。”李然说。 　　借助奥赛选拔人才——六年培养——高考夺标——校誉暴涨——再次吸纳优质生源。人大附中进入了一个不断壮大的“良性循环”。一个可堪证明人大附中强势无敌的数据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七百所中学从没一所中学能够连续两次获得高考状元。人大附中从2003年到2008年五年之内连续四次夺得北京市高考状元，还获得5个榜眼，2个探花。 　　人大附中独特的成长模式，也逐渐被原来的领先者所效仿。包括百年名校北京四中在内的重点高中纷纷恢复初中部，甚至打破“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开始成立重点班。仁华学校的尖子生也开始被北京四中追逐。那一年是2007年，人大附中考入清华北大人数是北京四中的两倍。 　　显然，刘彭芝所倡导的“探索出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一条龙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并不被民间所认可。她曾在公开场合历数自己遭遇恐吓，家门被胶带封上。 　　事实上，另一所以精英著称的“超级中学”——华中师大一附中，同样也是将初高中教育贯通，接近30%的初中生将获得直升。一位要求匿名的武汉教育界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华师一附中初中部甚至不接受电脑派位。想进入这所超级中学，除了对口两所小学的推优，便是需要一大堆诸如奥数竞赛证书，或者是舞蹈声乐的全省二等奖及更高级获奖证书，“这样才能够帮学校获奖”。 　　创造连续八年重点率全省第一的第二法门，则是面向全省“掐尖”的特殊性政策。每年华师大一附中将招收来自各个县市的500名所谓“专县生”，全省的优秀毕业生，都被搜罗到一所学校里，来成就该校的神话。 　 　　大树下面不长草 　　2009年，人大附中在内的海淀区11所示范高中的校均教育事业经费支出超过3000万，另外45所普通中学仅有其三分之一。 　　优秀的生源，是超级中学创造各种神迹并维持神话的关键。 　　在人大附中和华师一附中这类精英级“超级中学”，从培训机构精选出来的奥数竞赛得奖者将被编入实验班，进行重点培养，以输入高中部，成为冲击北大清华的主力；特长生则成为在各种体育艺术类比赛中为学校斩获奖项的法宝，另一部分神秘的高价择校生群体则将保证学校财源。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证实，华师一附中初中部的择校费在1.8万到2.4万之间，且面向全国（包括港澳地区）招生。 　　除了令人咋舌的高考成绩外，人大附中的校足球队、国际象棋队、围棋队、健美操队多次获得世界中学生大赛冠军。交响乐团、舞蹈队、武术队更是连续8年受国家委派出国交流演出。 　　琳琅满目的选修课程也在凸显这所超级中学的成色，李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人大附中外教课每周2课时，选修课包括13门外语、汽车驾驶与保养、药用植物学、经济学等大学才有的科目。 　　张元介绍，人大附中对于装备自己始终不遗余力。这所中学有自己的校电视台、天文台、汽车模拟实验室。还有全国第一家由非体校注册的职业足球俱乐部，与之相伴的则是三百多亩的足球基地，甚至与五大洲的三十多所学校成为友好学校。 　　据杨东平披露，2005年，曾发生一起“农村校长炮轰刘彭芝展示选修课成果”的事件。那是在一个名为“考试改革与教育公正”的教育沙龙上，刘彭芝用PPT展示了人大附中几百种选修课，开设13门外语选修。一外省市的农村校长便质疑“有钱谁都能开”。 　　不管是13门外语选修课还是三百多亩的足球基地，都要花钱。同为公办学校的人大附中，它的钱来自哪里呢？ 　　超级学校的财源出自哪里？这是包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连生在内的教育财政专家无法说清楚的。 　　事实上，对于人大附中这样的超级中学来说，明面上的财政经费已远胜于普通中学。单以从北京市教育局获得的数据，2009年，人大附中在内的海淀区11所示范高中的校均教育事业经费支出超过3000万，另外45所普通中学仅有三分之一。 　　尽管刘彭芝否认“收取过赞助费”，并要和杨东平对簿公堂，但是人大附中借助体制外财源，却不乏先例。资金有限的人大附中，曾通过办厂、与著名国企合作，并招收部分高价择校生，为学校重新注入财源。这段表述也出现在人大附中的校史中。 　　超级名校的财源支持，也让同属京城的普通中学羡慕嫉妒恨。央视曾探访过一所北京普通中学——高井中学，礼堂内还是1980年代的三合板靠背椅，体育教研室内只有几根跳绳。校长苦寻上级支持后，也仅换回乒乓球桌。面对镜头，高井中学校长坦言，学校没有外籍教师，仅能开设一门英语。而招生场面则更让人揪心，“校长带着老师走街串巷做招生宣传，甚至发动全体老师去门头沟农贸市场发传单招生”。 　　普通中学陷于窘境时，在过去10年，人大附中却逐步扩张，创办人大附中郑州分校、人大附中宁夏实验学校、人大附中西山学校、人大附中朝阳学校，以及共建北航附中，甚至与一家地产商开发的楼盘合作，该小区内的学校将由人大附中冠名和委托管理。“说扩张势力太夸张，但是中国的所有事情大致都是先富带动后富，这也是人大附中的理念。”张元如此解释道。 　　张元坦言，此类扩张并不像黄冈中学极盛时期以400万的价格输出品牌建立分校，而更多是具有政策引导性质的帮扶。经历了这场择校费风波后，北师大教授袁连生更是呼吁，作为顶级名校，人大附中应该公开财务，“连上市的私营企业都公开报表了，公办学校不公开说不过去”。 　　生源掠夺战 　　江西一些县市区下了行政命令，要求初中校长、毕业班老师签订责任状，确保优质生源能够进入本地高中就读。 　　据复旦大学教授冯玮介绍，除了人大附中和华师一附中这样的大都市“超级中学”外，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超级中学”的野蛮掠食更值得关注。 　　高考指挥棒的导引下，能够以最小成本获得高考胜利，成为更多学校的选择。“我们不可能学人大附中，诸如衡水中学和临川一中是我们可以复制的经验。”曾经考察过上述两所中学的云南籍教师李兴文说。 　　这两所远离省会城市的中学，以更为霸道的高考成绩展现于世人面前。河北衡水中学蝉联全省高考12连冠，每年的全省文理科前100名中，衡水中学占尽半数。北大清华生则是占全省录取总人数的一半。 　　拥有万名学生的临川一中则把“四个一”作为颠扑不破的目标，四个一即考取清华、北大人数全省第一；竞赛获奖全省第一；高考600分以上人数全省第一；一本录取人数及录取率全省第一。 　　同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李兴文，将学校崛起归功于学校的战略选择得当和师生的“狼性”，“这里不是北京也不是省会，来自政策的倾斜是不可能有的，只能完全靠自己”。 　　2005年前后，衡水中学专门成立了奥赛管理办公室，“奥赛促尖”计划由此诞生，以奥赛保送或者加分形式进入清华北大的人数开始迅速增加，之后又利用“北清生”（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的高生产率，将之转化为创办富阳分校这样的民办学校。以高收费保障公立学校的财源，进而在全省挖抢优质生源。“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有机循环。” 　　顺时而变的生长路径，在临川一中身上愈发明显。1980年代，高校教育首现少年班，临川一中借助培养众多少年大学生为发展捞得第一桶金。而后奥赛热，临川一中又迅速转型成为奥赛金牌生产线。崛起则发生在2003年，一位河北丰城籍的学生摘得高考状元。靠外援冲击北大清华，开始成为了临川一中的法宝。迎合着这股“北清热”的临川中学，在校人数也从2000年的4000人猛增至11000人。在2007年更是由一所县级中学一举突进为“中国十大名牌学校”。临川一中每年花在招生上的投入超过100万，如果完成“四个一”指标，临川上级政府抚州市的奖励高达100万。 　　江西省教育厅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得益于外援的临川一中，因为四处抢夺生源而成为众矢之的。临川一中甚至在南昌开通了临川直通车，免费让家长到100公里外的学校参观。临川一中曾在一年里将全省各市的八十多名中考状元重金迎来，而被同城兄弟学校培养多年的一对双胞胎兄弟，也以18万加安排亲属工作夺走。 　　阻击，成为诸多弱势者面对超级中学的不二选择。据《江西日报》报道，江西一些县市区下了行政命令，要求初中校长、毕业班老师签订责任状，确保优质生源能够进入本地高中就读。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还被要求，不能送子女，甚至是亲属子女就读外地初中、高中。 　　甚至被熊丙奇称为有辱教育者斯文的事情也一再发生。2010年4月，华师大一附中官网被黑，一片白屏保持了三天。其中网站最重要的便是所谓“专县生”快捷报名端口。事后武汉教育界均将此认为竞争学校所为。 　　一个极端的案例是，正在河北某县发招生简章的石家庄九中老师，曾被一伙不明身份男子围殴，招生简章也被没收。一位河北教育界人士称，“衡水中学挖角省城，省城中学挖角其他地级市”，于是“地级市中学与省城中学便对立起来”。 　　马太效应 　　最富竞争力的重点高中实力越来越强，迅速升级为“超级中学”。绝大多数的普通高中与县城高中，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超级中学”造成隐忧，杨东平归纳为：对基层的优秀教师、高分学生层层掐尖、层层抽血，导致区域教育“水土流失”，根基动摇。许多曾经很有竞争力的县级高中难以为继，一些地方出现“县中沦陷”的现象。 　　这是中国中学教育的马太效应，那些最富竞争力的重点高中实力越来越强，迅速升级为“超级中学”。绝大多数的普通高中与县城高中，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同处河北的邢台市，受困于省会中学和衡水中学的掐尖，原有4所高中，现已取消了一所，另有两所高中合并。 　　而据北京市教委提供的数据，光是2011年，海淀区和西城区10所“超级中学”进入清华北大的人数，便惊人地超过了70%。与此同时，诸如门头沟区，中考成绩前400名者基本都选择跨区就读。 　　根治重症的解药，被熊丙奇视为政府投入且放权。“切实的行动不是发文限制掐尖，打击奥数，而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转变教育资源配置模式。” 　　人大附中借助奥数选拔人才曾被《人民日报》不具名批评，今年教委史无前例的整治措施也随之到来。2012年9月，人大附中也与其他京城“超级中学”做出奥赛与小升初脱钩的承诺。“仁华学校”也被迫注销；临川一中的掐尖掠食也曾遭遇到江西省教育厅督察组多次下访查办。 　　不过，这些“超级中学”的神话也许仍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动力便来自多年打造的品牌效应。这些“超级中学”将与其他普通中学拉开距离。在北京，人大附中以保送北大清华30人夺魁，这个数字仅比青海全省考取北大清华者少10人；在河南，郑州外国语学校，以占据全省清华北大保送名额一半夺魁；在湖南，保送北大的学生47名，除1名学生外，其余全部来自长沙四大名校：长沙市第一中学、长郡中学、雅礼中学和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陕西，保送至北大清华的学生一共43人，其中，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就有17人。 　　熊丙奇感慨道，从教育公平发展看，由政府保障的公共教育，包括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都应该逐渐取消政府重点举办的做法。行政评审和行政评估，导致教育行政化和功利化。我国教育中的“好幼儿园——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的五好链条就是这样形成的。“应该给所有学校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 　　（文中李然、张元为化名） 来源: 南方周末 2012-11-16

人生在于发挥潜质

By 江岩声 From cnd.org 博友Cuimling的父亲是院士，母亲也是教授，都在华中理工大学。这是一对杰出的父母。父母杰出是好事，但对孩子有时也是不那么好的事情，因为会产生一种压力，使孩子终生意难平，如果孩子未能同等杰出的话。Cuimling一篇文章的题目，《我不是居里夫人》，表现出这样一种情结。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回国散记(二) 》，她写道，“我一直想，为什么我此生一事无成，和我的父母完全不一样？生活没有一个目标，没有要“奋斗”到哪里去的压力和激情？想来想去原因可能是两个，一个是因为文革，我66年到76年十年没有读书，也没有人管，和男孩子一样，到处野玩，完全是自由天性释放，整个青春时代我是如此的盼望能成为一名飞行员，翱翔蓝天，就是到现在看到航班机长还是眼巴巴的羡慕。二是没有选对自己喜欢的专业，入错了行，现在看来，我既不是经商的料，也不是做学问的料，我的爱好太广，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不能太深，应该是做记者或者是做杂志编辑的料，我想这是我会有激情很想要做的事情。” 可是，在我看来，Cuimling或许不如她父母杰出，有名，但她的人生，却比她父母更值，因而更成功。因为时代不同了，标准不一样。过去的时代，她父母从事科研的那个时代，用电影《铁娘子》里撒切尔夫人的话说，人们努力干成某件事；而如今，大家只想成为某个人（Dans le passé, on essaie d’accomplir quelque chose, maintenant on essaie de devenir quelqu’un）。也就是说，过去的人，追求建功立业；现在的人，着意发挥个性。 几个月前，坐在电影院里的时候，撒切尔的话让我笑起来，笑吾等今人，芸芸众生的萎谢，渺小。笑过之后，才发现，周围老外没人笑。今天反思之，我觉得，还是今人更值。因为，细想一下，过去人所建的丰功伟绩，今天还剩下些什么？ 譬如铁娘子，在民不聊生中上台，率保守党当政十年，大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有过一片繁荣，却还是在一片乱像中下台。她的政绩，今天所遗，可以说是零，甚至是负的。看看去年伦敦抢劫就可知。只剩下马尔维纳斯群岛，等哪一年和平移交给阿根廷时，铁娘子大出风头的1982年那一仗也白打了。 再譬如核电站。自居里夫人发现镭开始，人类在开发核能上投入了多少才智，出版的论文和书籍可以吨计！1950年代，核电站是何等的风光。1958年的布鲁塞尔博览会，特意建了个巨大的原子球，代表人类进入原子时代的踌躇满志。可是，今天呢，人们谈核色变，避核电站唯恐不及，恨不能立刻全部拆除。 再譬如人们心目中最神秘，最崇高的医学研究，到今天，总的效果，无非就是人口爆炸，70亿人，全都害怕老年痴呆。 最后，具体到譬如我，一辈子都在努力，没有偷闲过一天，但若以成不成来论，我该羞愧得一头去撞死！而我手上曾经有过那么好的牌，1982年就出国，远在出国潮之前；32岁便得了工学博士，远在博士潮之前，却把人生之牌打得这样臭，混到今天，连个是人都有的位置都没有，更遑论建功立业？可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不看成不成，不论位置，而是看个性发挥，潜质发挥，那我做得还不错，超过一般水平，甚至超过我在中学时的全部想象。 人类其实已经没有理想，因而也没有事业可以追求，又何谈建功立业？也就是说，古人为读书人所立的标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今天，只剩下一条还有点意义：修身。比修身更积极一些的说法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所谓自强，就是发挥潜质，超越自己，使自己在成为尼采所说的超人的道路上，走得尽可能的远。人只有发挥全部潜质了，才能成为独特的，真正的自己。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怎样知道自己有些什么潜质？不是你喜欢的，便有那方面的潜质。譬如我，曾喜欢打乒乓球，40多岁了，还专门买过发球机，花了二万五千比郎。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体育上，我没有任何潜质，跑不及格，跳不及格，怎么可能打好乒乓球？再苦练也是白搭。终于失了兴趣。我拉二胡、小提琴与此类似。我相信，我对音乐的理解超过我那时代中国人的平均水平。理解音乐和情商有关。但拉琴不光是理解，还是一种极其复杂微妙的机械运动，和肌肉，肌腱，关节，骨骼息息相关，也就是和人体运动素质有关。我的运动素质差，拉琴自然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即使我生在音乐世家，从小被督促练琴，像音来夫妇那样。 所以，你喜欢做的不一定就有潜质。但我相信，有潜质的，你一定喜欢。也就是说，人的潜质是他所喜欢的东西的一个子集。因此，发挥潜质的前提，就是做喜欢的事情。如果喜欢的又恰好是潜质所在，就会做得多快好省，事半功倍，不仅超越自己，而且超越其他人。 再以我为例。我自中学起的三种兴趣，数学，外语，写作，一直保持到现在。数学并非我所学专业，喜欢而已，其分支——应用数学现在成了我赖以谋生的手段。一部《数学手册》，1398页，我涉猎过或能看懂的，达90%，而且大部分是自学的，例如复变函数，数学物理方程，数值方法（包括有限元，边界元），偏微分方程，泛函分析等。我觉得，对我这样当年被乔老爷乱点鸳鸯谱而学了采矿的人来说，是很有点了不起的。然而，我现在对数学的兴趣，远不如我对外语和写作。我从没像王小波写的那样，夜里二点钟，因为无聊，拿本霍夫曼的《线性代数》看。也就是说，数学于我，还不算真正的兴趣，说到底，还是一种稻粱谋。这个，应该怪乔老爷。假如他让我学数学专业，我相信我会形成那样一种兴趣的，我能学得很好。好到陈景润那样，我不敢说，但肯定能做出一些成绩，我有这个潜质。这可以用我在漫长的自学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信心来证明：数学上，没我学不会的东西。只是这个潜质的发挥，受到历史的局限，自学得来终觉浅，因为总是急用先学，没经过严格的做题训练，不成系统，也就能到今天这个样子了，可以用来混饭吃，但做不成什么事业。 外语一直学到现在，一直在读外文书籍，最近还开始法文写作，这是我在中学时完全想不到的。那时喜欢外文，也有虚荣心作祟，因为我肯用功，便比别人学得好。但一种爱好，能维持一生，四十多年，一天没中断过。而且这期间，还自学了另外两门外语，终归要有些潜质的吧？只是上中学那会儿不知道而已，否则没法解释。也不是只我一人出国，在国外生活，为什么我没见到我周围的别人，像我这样，把外语当作一种爱好，一种文化，而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 写作就不用多说了。一分钱稿费没挣过，能写十六年，不曾间断，被高手云集的华夏文摘推荐了一个多月，至今还没停止推荐，说明了我在写作上的潜质。这个潜质的发挥还远没到终点，我相信，至少在法语写作上，还大有可为，如果老天爷再给我十六年时间的话。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人生在于发挥潜质这个角度来解读《老人与海》。在与那条大鱼相遇之前，老人打鱼和村人没什么两样，生计而已，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也得去打，否则就饿死。但与那条大鱼相遇之后，一切都不同了。追踪那条大鱼，与它搏斗，并制服它，后来又与袭来的鲨鱼厮杀，升华了他的打鱼。最终，虽然，结果不过是一副鱼骨，毫无市场价值，但老人并不感遗憾，因为他的潜质，他的个性得到最大发挥。他一事无成，却赢得了村民的尊敬。 《老人与海》告诉我们，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一事无成而羞耻，也不因虚掷年华而悔恨。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人生最有意义的事业——发挥潜质，成为某人。”

莫言：虚偽的中国语文教育

不久前，由北京的几家报刊牵头，发起了一场对现行语文教育的声讨。说"声讨"似乎激烈了点，那就改成"讨论"吧。这场讨论，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可以说是义愤填膺的文章纷纷见诸报端，而且，据说这些文章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 　　我是一个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的人。"文化大革命" 时，因為家庭出身中农，也由于我敢于跟那些当了红卫兵头子的老师对抗，所以，小学还没毕业就被赶出了校门。后来到了部队，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后，才考进一所部队艺术院校学习。我没有进过一天中学课堂，对现在的中学语文教育，基本上不了解。我有一个正在读中学的女儿，她经常来问我一些语文方面的问题。她可能以為当了作家的父亲解答几个中学语文方面的问题不成问题，但面对著她的问题，我从来没给过她一个肯定的回答。我总是含含糊糊地谈谈我的看法，然后要她去问老师并且一定要以老师的说法為準。我的不自信是因為我没按部就班地念中学，骨子里深藏著自卑。但读了那些受过完整教育、甚至正在教语文的人写的文章，才知道他们的境遇与我差不多，心里多多少少地得了一点安慰。 　　认真地读了那些讨论文章，又粗粗地翻看了女儿的语文课本，我感到，我们现在的语文教育，从教材的选定到教学的目的，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自满自足的体系，要彻底改变是不可能的。有的文章，对我们几十年基本不变的教材提出批评，其实，教材仅仅是教育目的的產物，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教育目的，就有什么样的教材。"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又红又专的无產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后，随著政治形式的变化和发展，换了一些提法，但骨子里还是老一套。而教育目的，不是几个编审教材的书生能够决定的。我看到了那个编教材的人吞吞吐吐地发言，知道他们有难言之隐。正因為国家的教育目的带有如此强烈的政治色彩，所以也就只能编出这样的教材。就是这样的教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给彻底地否定了，因為它还不够"红"，还不够"无產阶级"，那就只学《 毛主席语录 》。我在小学学习五年，有两年就是把一本大开本的《 毛主席语录 》当了语文教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把"文化大革命"前的教材当成了好东西，几乎全盘恢復。其实，"文化大革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建国以来共產党所犯错误长期积累后的必然爆发。共產党"文革"前所犯的错误，在我们的语文教材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文革"后，共產党在不断地纠正"文革"前的错误，但我们的语文教材却没有跟著变化。于是也就出现了被许多人猛烈抨击的现象：在不提阶级斗争多少年后，我们的语文教材中还有那么多"革命"文章。文学界早就对统治了中国散文界几十年的那种类型化散文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这些虚假成性的文章早就没人要读，但我们的教材还把它们当成光辉的范文，硬逼著老师升虚火，强抒"无產阶级"之情，硬逼著90年代的学生，去摹仿他们那种假大空的文体。也许，这些文章的作者，在写这些文章时，抒发的确是他们当时的真实感情，但这些人现在活著的也不写这样的文章了，他们批评起共產党的错误来，比我们这些所谓的"有问题"的作家还要刻薄，他们自己也未必承认，那些被选进了教材，教育了几代中国人的文章，就是他们最好的文章。他们未必不对当年自己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创作进行反思。他们现在的创作也是充满了"人情味"、充满了"不健康的情调"的呀！这些最"革命"的作家早已变成了美丽的蝴蝶满世界飞翔著传播爱心，但我们还在强逼著孩子们学习他们那些咬牙切齿的文章。 　　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家里，"人道主义""人性"，都被打上了"资產阶级"或是"小资產阶级"的标签，进一步发展就是谈情色变，经常被引用的就是鲁迅那句话，"贾府的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其实鲁迅也不是焦大，他也不敢肯定地说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共產党进城以后，多少"焦大"改造了家庭，娶了成千上万的"林妹妹"做老婆。但人们不敢面对现实，尤其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鲁迅先生通过阿Q揭示了部分"国民性"，鲁迅先生还用他那些匕首般的杂文，揭示了中国人的虚偽。这是更為普遍的"国民性"。因為虚偽，我们口是心非；因為虚偽，我们亦人亦鬼；因為虚偽，我们明明爱美人，却把美人说成是洪水猛兽。更為可怕的是，长期的虚偽，形成了习惯，使我们把虚偽当成了诚实。我们明明满口谎言，却并不因為说谎而產生一点羞赧之心。这就来了，明明我的儿女公费留学后全都不回来了，我还是理直气壮地批评那些不回来的留学生；明明我的儿女在国外过著好日子，我却义正辞严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性。明明我们知道教材里许多文章是假话空话，连文章的作者自己也不相信，但我们还是逼著孩子们当成真理来学习。明明我们每个人都有那种"病态"的"资產阶级"感情，但我们却硬要消灭学生头脑中的这种感情。我们教材中的有些文章作者明明是表达了自己的"资產阶级"感情，我们却硬要给人家进行"无產阶级"的解释。 　　问题还是回到我们的教育目的上来吧，我们的语文教育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要学生能够用独具特色的语言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 允许摹仿著教材上的光辉样板抒发"无產阶级"感情 ）；我们要培养的是思想"健康"的接班人，并不需要感情细腻的"小资產阶级"；我们恨不得让后代都像一个模子里做出来的乖孩子，决不希望培养出在思想上敢于标新立异的"异类"。国家鼓励人们在自然科学领域标新立异、发明创造，但似乎并不鼓励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标新立异，更不希望你发明创造。尽管国家有宗教政策，允许人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而相信基督教、伊斯兰教或是佛教，但在我们的学校里则决不允许有任何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由此决定了我们的教材必然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由此决定了我们要通过语文教育达到政治教育的目的。于是，语文就变成了政治的工具。于是，我们的孩子们的作文，也就必然的成為鸚鵡学舌，千篇一律，抒发著同样的"感情"，编造著同样的故事。我读过我女儿的从小学到高中的应试作文，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倒是她遵照她的中学老师的嘱咐写得那些对她的考试毫无用处的随笔和日记，才多少显示出了一些文学的才华与作為一个青春少女的真实感情。可见孩子们也知道，写给党和国家看的文章，必须说假话，抒假情，否则你就别想上大学。如果我们的这种教育方法真能把我们的后代培养成除了相信马克思主义之外什么都不相信的"红色接班人"，那就这样搞下去吧！但事实恰恰相反，孩子们在上学期间就看出了教育的虚偽，就被训练出了不说"人话"的本领，更不必说离开学校进入復杂的社会之后。 仔细一想，我们的孩子用两种笔调写文章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是继承了传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那些学子们，用一种笔调写应试的八股文，用另一种笔调填词赋诗写小说。做八股文是正业，关系到个人前程；填词赋诗写小说是副业，是野狐禪。《 儒林外史 》中鲁编修家的小姐，发现自己的新婚夫婿只会写诗根本不会写八股文，气得当场昏厥，可见不会写八股文连漂亮的小姐也不爱。那时的文人，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的，大概有两种情况：一是屡试不第，绝了科举的望，于是就通过文学的方式来抒发心中的愤懣，譬如蒲松龄。二是科场得意后，但官场上不得意，被贬到天涯海角，但饭还能吃饱，闲来无事，就写诗填词，发泄感情，打发岁月，如苏軾等人。当然流芳百世的是他们的诗词小说，而不是让他们金榜题了名的八股文章。当然，考中了举人进士的人成千上万，但大都在歷史的长河中湮灭了名字，蒲松龄的名字却永垂不朽。我们的孩子，一旦考上大学之后，大概再也不会用那种笔调写那种应试文章，就像用一块砖头敲门，门敲开了，砖头肯定要扔掉。90年代的语文教育，实在不应该為了帮学生雕琢一块砖头费这样大的力气。 　　这就让人想起了高考。 即便有朝一日高考与中考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革，语文教材也编订得让人满意，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就必然地提高了文学素养、并由此进而提高了人的素质了呢？我想也未必。这未必的原因就是虽然我们有了好的教材、有了好的考试方法，但我们未必有那么多好的、起码是合格的语文老师。好的老师，能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学生学到许多课本上没有的东西。好的老师哪里来？当然主要是通过师范学校的培养。城市的情况我不甚了解，仅就我所接触的农村而言，其实真正优秀的学生是不报师范的。即便是师范毕业的优秀学生，也并不一定去当老师。必须承认在我们的社会中，最上等的职业还是当官，当官的工资尽管不比教师高，但人们都知道，大多数当官的并不靠工资吃饭。他们合法地享受著最好的东西，他们即便不贪污不受贿也可以活得比老百姓好得多。无论什么人下了岗，当官的也不会下岗。常常听说某地拖欠教师的工资，可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地方拖欠了书记或是县长的工资。一个中学教师被任命為哪怕是穷乡的乡长，都要摆酒宴庆贺；但如果让一个乡长去当中学教师，他很可能要上吊。当然，真正优秀的人也未必当得上官。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就很难保证教师队伍的质量。有了好的教材，没有好的老师，恐怕也无济于事。所以，我想我们的语文教育改革，实际上牵扯到方方面面。什么时候当官的都想当教师了，别说语文教育中存在的这点问题，再大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我认為，语文水平的提高，大量阅读非常重要。在目前教育经费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让学校拿出大量的钱来购买图书很不现实，我们為什么不能像"文革"前那样，把语文教材分成《 汉语 》和《 文学 》两本教材呢？我幼时失学在家，反復阅读家兄用过的《 文学 》课本，感到受益很大。我最初的文学兴趣和文学素养，就是那几本《 文学 》课本培养起来的。另外，我觉得，我们没必要让中学生掌握那么多语法和逻辑之类的知识，这些知识完全可以放到大学中文系里学。我感到，一个人如果不能在青少年时期获得一种对语言的感觉，只怕一辈子都很难写出漂亮的文章。至于语法逻辑之类，八十岁也可以学得会，而且很可能因為有了多年的使用语言的实践，学起来会事半功倍。让孩子们像拌黄瓜菜一样去学那些枯燥的逻辑、语法，毫无疑问是一桩苦差事，我们完全可以把语文课教学搞得妙趣盎然。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也用不到自己的母语的语法，一个基本上不懂语法的人，完全可以正确的使用母语说话和写作。既然我们提倡学以致用，何必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学那些对大多数人无用的东西呢？如果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能进行这样的改革，我们的大学中文系就多了一条存在的理由。大学中文系培养的就是精通汉语语法和逻辑的专门家，他们研究汉语的发展与歷史，他们毕业后可以教中国人学汉语，也可以教外国人学汉语。那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篇文章，小学生在学，中学生也学，大学生也在学。我想，如果把语文比喻成一臺钢琴，那么，的确需要一些人学设计、学修理，而绝大多数的人，只要学会演奏就行了。肖邦未必能修理钢琴，沉从文未必能写出一本语法方面的书，而写了很多语法书的吕叔湘，好像也没能写出一部很好的小说。 来源：《书摘》杂志2007/8/3　 CND.org 11/24/12

亚城探访林书豪 2012年08月08日　 来源：神州学人　 　　 文/马二 　　星期五晚上，球迷们翘首以待的纽约尼克斯（New York Knicks）对亚特兰大老鹰（Atlanta Hawks）的比赛终于在亚特兰大菲力浦斯体育馆激烈展开，老鹰队一路领先，有惊无险，以100∶90击败尼克斯队赢得了本场比赛。尽管这是一场高水平的NBA篮球赛，它却使尼克斯球迷们大为扫兴，更让广大亚城的林来疯粉丝们，尤其是华人粉丝，倍感失望甚至觉得上当受骗。 　　今夜亚城，林来不疯狂！ 　　许多亚城华人并非NBA球迷，但是为了一睹尼克斯队华裔球星林书豪的风采，大家不约而同地踊跃购票，兴致勃勃前往观赛，期待为他加油鼓劲。遗憾的是，林书豪根本上就没有参加这场比赛甚至没有出现在比赛现场，使大家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不过，有幸与林书豪短暂的一面之交倒使我感到不虚此行。 　　虽然我从来不是任何球迷，对NBA球赛也漠不关心，但是身为华人，NBA新星林书豪的出现还是令我兴奋。与来自中国的NBA 球员姚明和易建联不同的是，林书豪在美国本土的华人移民家庭出生长大，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执著和才智，从名校哈佛毕业后成功闯入强手如林的NBA并且脱颖而出，一鸣惊人，开历史之先河。林书豪的一举成名向美国社会的亚裔刻板印象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其影响力和象征性也已远远超越了美国的篮球运动。那么，自2012年2月4日从板凳队员而一赛成名以来，林来疯似一股旋风迅即席卷美国和亚洲，林书豪已经赫然成为NBA的一颗耀眼新星而家喻户晓，也就不足为奇。正是出于对其美籍华裔球星的认同感和亲切感，我也开始关注有关林书豪在NBA的动向，并期待有机会亲临赛场为他鼓掌加油。 　　宝贵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应一家华文媒体总编姜先生的盛情邀请，我以特派记者身份前往亚特兰大菲力浦斯体育馆观看纽约尼克斯对亚特兰大老鹰的比赛，期待着林书豪的出场。 　　由于有过在菲力浦斯体育馆探访姚明参加NBA比赛时的经验，我们一路驾轻就熟顺利于比赛前抵达体育馆，快速领取媒界通行证后便直奔球员休息区，寻找林书豪的踪影。经过一番仔细侦察和向把门的保安员探听，得知尼克斯队球员所在的休息室后，便在附近走道徘徊守候侍机扑捉林书豪的镜头。不久，尼克斯队的主教练伍德森先生便悄然出现在球员休息室外与媒体见面并接受采访。伍德森立即被各路记者紧密包围连续发问，应对自如，我也抢占到有利位置见缝插针地一口气连发三问：“杰米林（林书豪的英文名Jeremy Lin）的身体状况恢复如何？他来了没有？他会参加今晚的比赛吗？”伍德森教练和颜悦色地作了简洁的回答：“杰米的左膝盖在上周日与底特律活塞队的比赛中受伤，现正在恢复之中，处于‘每日观察’的状态。他已随队来这里，但是将不参加今晚对老鹰队的比赛。”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媒体见面会后，我和伍德森合影时，他微笑着低声对我说：“我想你一定更想和杰米照相吧！”一句话说到了我的心坎上。等我会过神来，他却已经匆匆进入了球员休息室。这时，旁边的一位记者好心地告诉我，杰米此刻正在球场边的板凳上，到那里去找他。 　　我们急忙从球员通道赶往球场。果然，林书豪正在球场一端接受某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我们悄悄走到他身边，迅速按下快门近距离抢拍镜头，并在一旁静候旁听其访谈。眼前的林书豪，黑头发黄皮肤，高大壮实，一脸帅气，俨然一位邻家华人小兄弟的模样，感觉非常熟悉亲切。见电视采访刚结束，我便情不自禁地用中文说：“林书豪，欢迎你来亚特兰大！”。他楞了一下，微笑着转过头来，十分友好地和我握手，显然他能听懂中文。突然，身后冒出一位高大的白人男子将我和林书豪隔离并快速护送他向球员休息室走去，我立马紧跟过去和他们并肩而行，试图和杰米攀谈，表达亚城华人对他的期待和问候，询问他的身体恢复状况。可能碍于白人男子的阻拦，他只是面带微笑欲言又止，似乎无可奈何。在他被拥入休息室的最后时刻，我只得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祝他好运！后来得知，那位高大的白人男子就是尼克斯队的公关经纪。看来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就是我有幸和林书豪短暂的一面之交，亲切友好却无言以对，令我回味。 　　接下来，我们凭借媒体通行证，有机会在紧靠球场边缘地带近距离观赏尼克斯队对老鹰队的比赛。尽管比赛激烈精采，对我而言，却因为没有林书豪的出场而大打折扣，索然无趣。 　　但见林书豪，不觉林来疯，倒也不虚此行。

中国教育之路——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中国教育之路——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By 曾飞 From cnd.org 钱学森曾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的教育还有些缺陷。”温家宝坦率承认，“全面培养人才，这个意见我将带回去和有关部门研究。” 　　面对整个民族的前途，我们需要的是直言，而不是“深刻学习领会温总理的讲话精神”；正是这种中国教育产出的奴才精神全面窒息了中国出人才的大环境。 　　首先，目前中国教育的问题不在于“有些缺陷”，也不在“全面培养”还是片面培养，而在于沿着一条封建教化的老路一条道走到黑而死不回头，依然专注于教化出奴才，而不在意冒不冒出人才。 　　这个总方向问题也就直接体现在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上。 　　钱学森敏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首先认为“杰出人才”是能够让中国“发展起来”的“人才”。这也就是说，不是指能够让中国“大治”的“人才”，所谓的经世治国之才，科举状元之才。此才不是那才，那才是奴才，而并非人才。 　　看看中国最牛的大学北京大学到底牛在哪里？这里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才？ 　　其一，牛在入选的学生最会考试。“走在外校校园里，记者随手‘抓’了几个学生打听孙笛和黄静远的信息，学生说得最多的两个词就是‘牛人’、‘神人’。‘她很有才气，成绩很优秀。’（按：才气＝成绩很优秀）孙笛的一位同班同学说，学习方面，孙笛的确“牛气冲天”，大考小考基本上都是年级第一。在前不久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中学生地理奥林匹克竞赛中，孙笛不光夺得了个人一等奖，还助外校拿下团体一等奖。”“事实上，从前两届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生”的录取情况来看，从这三所学校走出去的9名学生都交出了‘不负众望’的答卷：8人高考‘裸分’超过600分，9人均被北大录取，还产生了一位湖北省文科‘状元’，一位武汉市文科‘探花’。”（2011-11-23武汉晨报《北大清华推荐生：武汉“最牛中学生”牛在哪》） 　　其二，“据不完全统计，拥有北大教育背景（曾在北大就读的本科生、研究生等）、在任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共有57人，拥有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员人数近年呈明显上升趋势。”“5月25日，中国校友会网发布《2010中国亿万富豪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在上榜的亿万富豪中，北京大学造就和培养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高达63人，雄居“2010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榜首，是我国“造富能力”最强的大学。”（6月2日2010年06月03日新华网《培养富豪和高官最多是北大的荣耀吗》） 　　一句话，北大收考试状元（筛选出来的种子），出高官豪富（精英治国之才）。因为在中国，官与富高度相关。官员富豪自古都是“经世治国之才”如何说就不是人才呢？君不见，影视上的高官豪富面对主子口口声声“奴才”“奴才”吗？这在当前中国绝对是共识。这也完全符合事实，官僚对贱民虽然是半拉子主子，但对君主自然还是完完全全的奴才，只有奴才才有资格当高官富豪，高官豪富都是主子赏给的。连中国的企业主都会说，取人忠心第一，才能其次。刘少奇不是口口声声要大家争当“驯服工具”吗？驯服工具难道不就是奴才吗？有了大量的奴才秉性的臣民，才会有天朝的大治，这是封建中国千年来治国平天下的至理。于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教化，使臣民变得无比听话，成为驯驯服服的优秀臣民。教育之路也就高度简单化了，背经典，考状元，出人头地，争当高低各不同的奴才。依照这样的基本思路，你就看懂了当前中国教育的奇形怪状和光怪陆离。 　　然而这种教育路线非常深入人心。至今有风行于世的“虎妈”和“狼爸”。“狼爸”还出书立传，炫耀一子一女同登北大校门的事实，彰显集中营式教育的成功，一是教育目标——登龙门，进北大，争取当高等奴才的机会，二是教育方式——体罚教育，使之习惯于当奴隶，将来有出人头地的潜质。“狼爸”之前还有“虎妈”。美国耶鲁大学的华裔教授蔡美儿，出了一本名叫《虎妈战歌》的书，介绍如何以中国式教育方法管教两个女儿。比如说：骂女儿垃圾、要求每科成绩拿A、不准看电视、琴练不好就不准吃饭等，教育思想如出一辙，为的都是出人头地。而在在专家那里就被现代化为“精英教育”；“精英教育”就是“精英治国”之本。 　　由此，中国的教育就与美国的教育有了显著的差异性。美国的教育为现代资本强国打下基础，中国教育为盛世大治打下基础。 　　于是，北大校长周其凤宣称：“现在大家都觉得美国的教育好，我们也在向美国学习，什么哈佛、MIT等等，其实美国的教育也不是那么好。它有它好的地方。怎么讲？美国的教育对于培养合格的或者说优秀的美国公民，这是很成功的，因为为美国培养了那么多人才，把美国建成为这么一个很霸气的强国。但是如果是从我们现在是个地球村，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它培养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感到骄傲的是他们的总统，哪个总统懂得尊重人家？就想欺负人家，就想把它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就想按照美国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这是我的看法。”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教授说：中国大学生的大学生活相比之下太轻松了，我们总是说，中国的孩子为了高考受了多少苦，其实，在美国一些著名的中学里，高中的学习同样是很苦的。我的孩子上中学的时候，也经常学到半夜。在美国，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点点加大学习的任务。到了大学时是最苦的，所有的精英教育全都必须是吃苦的。而中国的孩子到了大学，却一下子放松下来了。他们放松的4年，恰好是美国大学生最勤奋的4年，积蓄人生能量的黄金4年。所以，美国的高科技人才一直是世界最多的。我们国内的一些重点大学很难让人感受到哈佛那样的学习气氛和探究氛围，到了哈佛，你才知道真正的精英并不是天才，都是要付出更多努力的人。……很多学者用金字塔来形容中美学生的学习能力。差别在于，中国孩子的学习能力是正金字塔，年纪越大学习的空间越小。而美国学生的学习是倒金字塔，他们学会的是持续学习的能力。中国学生的学习动力，还有大学的严进宽出的教育体制，都让他们觉得上大学是无比轻松的一件事情。从自身到外在都没有敦促他们学习的力量，于是，放松成为一种普遍的状态，都在讨回他们前12年被克扣的休闲时间，尽情地休闲。中国学生是刻苦学习12年，到大学休闲。美国学生是“休闲”12年，大学开始刻苦学习，玩命的学。这是走向社会前，最有价值的黄金学习阶段，这4年，他们在本领与情商的提高上会有质的飞跃。（李尚利《谁该为“北大校长糟蹋美国教育”平反？》） 　　这很明显地体现出了中美教育的差别。中国教育通过并不公平的“基础教育”，实现了“精英筛选”，被选入高校，特别是名校的学生，在筛选中过关了，当然要松口气。他们当精英、高等人、人上人已经不可逆转，不松懈松懈而专注于发展人际关系（官际关系更妥切）、“一脱成名”、“傍大款”之类的高等技巧就有点蠢笨了。而美国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比较放松，给学生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符合人格成长的规律性，最后通过高等教育的剧烈竞争和严格训练产生有专长的劳动力，或者各种（不只是当官一种）专门人才，资本需要高智慧的，有专门技能的劳动力，包括能为他们管理企业的高管和治理国家的官员（他们也是资本的雇员，并不是真正的主人）。 　　于是，中国的教育不出人才，只出奴才也就成了必然之势。中国教育的根本目的已经很好的达成了，这还有什么可指责的呢？称之为“一流教育”也无可非议。除非根本改变教育目的，改变了评价的标准。 　　对此，一位中学老师的“万言书”呼喊说：希望教育不要沉沦下去！一位毕业班学生申斥道：“我们除了做题还学会些什么？”问虽极端，但说出了学生的心里话。我们在应试选拔教育的同时，几乎没怎么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爱的教育、法律意识教育、审美教育，大部分时间只是在搞训练，学校成了训练集中营。由于教育本质目的缺失，导致应试性的功利人格遍布校园，生命里面空空如也。一些学生不会正常地思考问题，缺少常识，大脑简单，思维模糊，感情细腻，精神脆弱，缺少责任感，一遇到问题易走极端，忽视了自己是社会大生命链中的一环。看起来长大了，但长大的只是肉体，精神依然在幼儿阶段，很不成熟。因为我们的教育让孩子读书很少，训练很多，孩子们把大量时间都用在做题训练上，很少顾及生命的内在意义。有些家长也不让孩子看课外书，认为那是浪费时间，耽误学业，也不希望教师讲所谓“课外”的东西，只讲与考试有关的。而一个优秀的教师恰恰表现在能够突破课本及课堂限制，让学生看到和触摸到一个比课堂更大更真切的世界，让孩子的心灵更宽广，精神更强大，防止成为“单向度的人”。有人戏言：“中国教育比中国足球还没希望。”但抱怨失望有什么用呢？ 　　对此，2012年4月18日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西尔维娅•沃豪瑟-史密斯《中国的人才等式仍然不合理》的文章也认为：中国高端人才仍严重不足。如果你需要支持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你必定会缺少资源，无法保证基础设施发展跟上经济扩张的步伐，环境也会受到破坏。但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说实在的，怎么会缺人？即使我们说的是精英人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儿童识字率，15到19岁的年轻人里识字率达到了99%。你肯定会认为这能孕育出受高等教育的一代新人，令这个国家拥有充分的人才资源优势。然而，中国教育水平却跟不上国际教育标准的脚步。中国大学毕业生只有10%能达到满足跨国公司要求的水平。…… 　　把中国教育的目的改变成美国的教育目的，可行，可能吗？ 　　不可能。 　　首先，美国是垄断资本控制社会。中国是官僚权力控制社会，这种权力还不得不依附于美国垄断资本。 　　美国垄断资本可以放心培养智慧的高技能的劳动力以及管理者。教育也就敢于在一定程度上依照人的发展规律性任其比较自由地发展。资本的力量可以控制一切，资本也有力量把人的精神面貌扭曲成他们所需要的的状态（灌输普世价值观），所以他们有自信。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式的至高无上的官僚权力却没有这种自信。教育也就不敢于依照人的发展规律性任其比较自由地发展。如见中国的官僚最高权力已经被自己折腾得缺乏民众的真正授权（所谓的“政不出中南海”），而必须依赖于层级制的官僚阶层的力量来支撑。因此也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一切，除非把老百姓教化成驯服的良民（忠孝治天下），所以他们缺乏自信。 　　利用中国统治者缺乏自信的致命弱点，美国实行了了捧杀中国的战略。 　　2009年08月05日羊城晚报钱克锦著文《美国媒体：中国制造业2015年将超过美国》说：中国制造业何时超越美国，一直是个国际话题。8月3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称中国制造业可能在2015年之前超越美国。日本《朝日新闻》8月3日发表齐藤信宏发自华盛顿文章，题目是《美国“把火炬传给中国”不过是权宜之计》。作者从分析当年美国宣扬“日本将成世界第一大国”的经验，分析美国“捧杀”中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美国政府不惜搬出孟子来恭维中国，这种“请务必支持美国财政”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不可否认，美国拙劣的表演似乎已经获得了一定成效。中国方面在对话结束后愉快地宣布，会议非常有意义，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美国绝不会那么天真！据我所知，美国依赖中国的情况顶多能够维持几年时间。等到因过度消费积累了20多年的财政赤字问题解决，储蓄率恢复以后，美国还会继续恭维中国吗？答案是“NO”。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称“美国已不再是世界的火车头”，有意让出主角的位置。然而，这只是美国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几年后，即使中国肆意膨胀的气球爆炸了也无所谓，到那时候，估计美国早已变得强大，不会再去理会中国怎么样。20年前，美国也曾用“日本是NO.1”来捧杀日本。结果其后几年内，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陷入了长期停滞。同样，中国经济也不会一帆风顺。如果随意相信美国的花言巧语，中国有可能会在亚洲制造新的泡沫经济，到时候受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连日本也会被卷进去。 　　郎咸平教授认为：2015年美国超过中国制造业，而不是相反。郎咸平教授指出，美国把价值最低的制造业一端（即“1”）放在了中国。价值最低的制造业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因此，美国人把它全放在中国，而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六块非制造业（即“6”）都掌控在自己的手里。“6”是“软”的生产环节，“1”是“硬”的生产环节。在这样一种“6+1”产业链的定位下，中国就沦落在了价值的最低端。“你每穿一双耐克鞋，每逛一次沃尔玛，这两只秃鹰控制的产业链就要向美国输送一次财富。如果把每件商品价值等分成十份，它们每次都挑走最肥美的第9份，只给中国的企业主丢下一份拌着自己骨髓的渣滓。”随着全球性的“产业链超限战时代”的来临，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打开国门30年来最严峻的时刻。在这两只秃鹰轮番洗劫下，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前所未见的大危局。郎教授接着揭露真相说：要问你一个问题，你们都念过我的本科没有呀？你们在念大学的时候，怎么问倒我们的？老师怎么决定，供需吗？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供过于求价格下跌。我呸，胡说八道，在大学学的东西要么是错，要么是没用的。我看你们好象不太信的样子。你们下午听了我演讲以后，很多人去夜总会，你不要去，炒一道菜，青椒肉丝。当你要倒油时，油价格是谁决定的，是华尔街；你切肉的时候，中国猪肉价格是谁决定的，不是供需，是华尔街；切青椒那一刹那，中国农产品的价格是谁决定的，不是供需，还是外资。你炒一个青椒肉丝的成本都是华尔街成本的，你用屁股想想，何况铁矿砂？当然是华尔街控制的。美国大豆价格比东北黄豆便宜10%，你只要开放美国大豆的进口，你就是淘汰我们东北的大豆，你以为是在跟国际接轨，其实这是一种成本战争。……我们开放进口，美国大豆淘汰了东北大豆，然后美国政府出手了，大豆要涨到七八千。……不知道是谁一声令下，华尔街开始集体抛售大豆期货，把大豆价格一下子打到两千块一吨，造成70%中国油脂压榨企业的淘汰。…… 　　然而中国官方并不后悔。仍然继续断送中国经济。并听美国人的话，把中国唯一的强大实力中国的国企和国有银行私有化，自断命根，好让美国人任意摆布中国经济，以保持自己的依附地位。 　　中国经济有可能被美国捧杀，正是因为中国制造没有足够的底气，中国已经异化了的教育难以给中国经济足够的底气。 　　美国教育为美国垄断资本培养了高端人才和各式各样的使用的专业人才，给了美国制造底气，他们设计策划创新，完全把住了价值链的高端，只把低端施舍给中国制造，中国的奴才还信誓旦旦永远做美国的加工车间，而不在乎真正的创新人才的培养与重用。 　　中国的教育只会制造千军万马考公务员新科举的人间奇迹。无论你学天文、工程、生物还是地理，最终的理想归宿都是当官。笔者在北京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听两位与会的老同学交谈，一位问另一位，混到什么级（正处还是正厅级）啦？没有。那就别混啦，啥都没指望啦！还有两个过去的老同事交谈说“你老兄屁都不懂，多日不见，竟然还弄个教授当，不臊啊？”“不好意思，领导照顾嘛，你就别咋呼好不好，老哥。”在学校官僚当家，真正的教师无足轻重的情势下，中国教育只能走科举的“恩师”体制，营造官僚的帮伙，而不可能培养真正有用的各种人才。硕士博士靠抄袭论文，靠关系也就不足为奇，它标榜的不是才能和本事，而是关系和官场准入。此风延续到了社会，逢迎巴结的小人春风得意，难得一见的人才被压抑。这真可悲的状态有如明朝末年，小人当权，人才流失，敌国收降纳叛，借助这些叛变的“人才”而如虎添翼，明朝也就不得不寿终正寝。如此教育也就很难为中国经济提供真正的底气。没有了人才底气，中国制造拿什么超越美国制造呢？只能是高官的虚荣与狂妄，被美国利用来捧杀中国。 　　然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说：中国教育有很多优良传统，也有很多成功做法，在人才培养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经验，与国外相比是各有短长，不必妄自菲薄。但我们也要放眼世界，认识到教育改革的空间很大，应实事求是地发扬优良传统，借鉴其他国家好的做法和经验，使教育改革更加符合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针对人才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教育规划纲要》已提出了思路举措，要加大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上的改革。先试点再推开，注重对学生实施“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材施教”的培养，让每个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教育，激发创造力和积极性。 　　你相信这些官样文章吗？根本方向不改变，一切都是空谈谈。儿童的创造能力从幼儿园开始就被绝对服从、听话教育和所谓的双语教育，赢在起跑线上的知识答题所扼杀，到了小学就被沉重的作业和考试所摧残，到了中学就为应付高考一搏而昏天暗地，人的创造本能如何能成熟与发展？何况校长和老师大多不知道创新为何物，又如何能营造培养出营造创新能力的教育环境？创造力说激发就激发？给点鼓励、奖励创新积极性来了就有了创新？听够了这些教育门外汉的话难道你不心寒吗？可怜的中国教育。 　　那么，说实在的，中国教育能向美国式教育转型吗？根本不可能。 　　首先，美国华尔街垄断资本牢牢控制着整个社会，资本并不直接搞教育，而是聘用职业教育专家来搞教育的。中国的高官不可能放手把教育的实务交给职业教育专家。在中国的格言是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失去了权力就失去了一切。在学校里还出现了校长们的共识：学校只需要行政官员，不需要教师，老师可以从市场上竞争而获得。这才具有空前的“创造性”。试想，学校里没有了老师，还会有教育吗？叫做考试集中营还差不多。当考官很容易，当年街道的老阿婆也曾经出过考题来考过我们这些老师呢。另一方面这也足见要中国的官僚退出教育是多么艰难。而中国的官僚不退出教育，中国教育就没有希望，就真的和中国足球一样烂。 　　当然美国教育天生有许多缺陷甚至严重弊端，但目前至少比我们的教育有实际效能，能培养出有益经济发展的各种人才，特别是创新人才。 　　美国的教育模式不可能照搬到中国。中国已经照搬了美国一些缺陷，如理性思维教育一边倒，排斥形象思维，培养偏执性，为理性疯狂打下基础。这制造了更多的害处，而并非益处。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没有垄断资本来间接控制教育，教育为资本培养人才的基本模式中国无法照搬。中国缺乏一个可以替代垄断资本的核心力量。当前的官僚式的政治权力替代不了。除非中国的大众民主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真正的民众的民主治国的核心力量，那么，大众民主核心力量间接控制教育，教育为社会培养各种各样人才（不只是官僚）的基本模式就有可能形成。教育才有可能摆脱官僚的严密控制，不再被扭曲。到了这种状态，中国不但可以有效吸收美国教育培养各种人才的优点，而且能打破他们的高价教育，金钱主宰和偏执的理性教育的致命弱点，而超越他们。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经济真正全面超越美国才具有现实性，因为中国教育能够给予中国经济足够的底气。

父母和孩子: 子女教育再探

子女教育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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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样的父母大多半就会有什么样的孩子，是本文想探讨的核心。“孩子”的概念，在此文里是专门指那些在心理、行为、情绪、学习、人际关系等方面有问题或困难的儿童青少年。

这里又分为两个方面：其一、父母的遗传基因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的体内生化物质的变化，这些问题很有可能会在后代身上显现出来，比如某些类别的忧郁症，注意力失调和多动综合症（ADHD），以及相当一部分常见身体疾病；其二、父母的思维、心理、行为、情绪、人际交流的模式，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自己后代在这些方面的发展。

先打些比方：

脾气暴躁的父母，孩子长大了多半脾气急躁，容易发气发怒。这里也可能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这里也可能涉及到人格障碍的问题，尤其是边缘型人格障碍，它源于早期与父母的关系上在心理上的中断等。

又比如，万事担心，处处焦虑的父母，他们同时很难相信他人，时常以最坏的角度打量他人，评估人生。他们的孩子，长大以后也往往会很胆小、害怕、焦虑、不相信他人和世界、会给自己和他人设置很多不必要的人为的障碍。这里的核心心理机制是自信心不够。

有的悲观郁郁的父母，养大的孩子，可能也有负面、忧郁、心理压抑、没有进取心、生活中不敢闯，也可能自虐轻生等想法和情况。当然，其中有一部分忧郁症，与遗传（染色体）以及和由此导致的内分泌有关系。

离婚的父母，其孩子在未来的人际男女关系上的失败，以及可能面对离婚的机率，会高出一般社会众人不少。

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永远在做着伟大计划的父母，其孩子长大也差不离。但是这种素质导致的结果，往往是失败多于成功很多。

精神分裂症，很不幸，是遗传基因所致。

还有，孩子的勇气、奋斗、竞争精神、价值观念、人的气质涵养，基本上都与父母在这些方面的素质有关。

前不久，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指出：“有相当一部分做了父母的成人，年龄不小了，其实，他们的心理和心态，还仍然是停留在儿童期。要指望他们能够培养出优秀的下一代来，实属太难。你不能指望一个心理心智上很不成熟的‘儿童’成人，要在一个儿童的身上，去培养出来一个优秀的成人。”

自从我转入心理治疗这个行业，二十多年过去了。其间，我至少同上万人次的夫妻、父母、儿童青少年、个人、以及各族裔的人们谈过话打过交道。我有相当长的年头，在安省最大的一家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中心工作。我总是很感慨：如果我们多些成熟程度高一些的父母，我们就会少了很多有心理行为问题的儿童青少年。

过了这么多年，我真正是感受到：有什么样的父母有什么样的孩子。

在进行进一步阐述前，有必要指出，也有少数情况是为：如果一个儿童青少年，在生活的早年，有外力的有效干预，比如有一两位明智达理的亲友老师长辈（他/她信服佩服的人）的点拨指导，就可能抵制和消除很多从自己父母或者是自己早年生长那个环境中来的负面因素。（注：我曾经有过一个极其苦难的少年时期，我的一位阿姨带着我，指点我，从那苦难的环境中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而大约在两年前，我出席在多伦多的一次专业Workshop上，专家们就探讨 （指引者），对于有心理创伤的儿童青少年的作用。并探讨了这样的指引，对于受过心理创伤的儿童青少年的大脑，在神经系统的重新连接上的正面影响。我是十分相信这样的观点的，因为那也是我自己的亲身感受。）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应试教育的反思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应试教育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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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是人们趋利而行的注释，现在成了功利、自私、市侩、犬儒的依据。

《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至十九节，记载了耶稣“无缘无故”医治麻疯病人的故事：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疯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

其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 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耶稣对犹太人的询问，就像耶和华上帝在伊甸园里，向全人类的始祖亚当发出的伟大呼唤“你在哪里？”一样，一直在历史的廊道上回旋，引导我们回去，回归心灵的故乡，领受上帝“无缘无故”的救赎之道。

可是，人堕落以后，灵魂和心智就昏暗不健全了，显著特征之一是感恩意识的丧失。人类的感恩，被古罗马著名哲学家马库斯•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称为不仅是最伟大的美德，而且是众美德之本。那九个人虽然肉体得到医治，但因为没有回来感恩，心灵就没有得到洁净。

这其实是大部分人没有得到上帝特殊恩典的写照。我们就算没有长大麻疯，但无论是好人、歹人，是敬虔的、不义的，谁没有享受过阳光、雨露、空气等来自上帝的供应，没有得到过上帝“无缘无故”的爱呢？不仅如此，“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上帝爱人，不计损失、不图回报、不动摇、无条件，是昔在、今在、永在的恩典。不像人间的爱，诸如友情、亲情、爱情，难说没有附加条件和限制，有的还别有用心。有交换条件的爱，经过时间的发酵，演变成伤害、摧残、痛苦的记忆而载入史册的不计其数。无论中外，拂去岁月的蛛网尘埃, 展开浩瀚的历史画卷，只见：

千年春秋长河，流不尽兄弟阋墙、夫妻背信、朋友反目、子女悖逆的伤心泪；
万里人间舞台，演不绝情仇与共、爱恨交织、恩怨相连、荣辱胶着的悲情剧。

功利的交易、扭曲的关怀，早在我们许多人身上打上了鲜明的烙印。即使移居海外，也会就地生根。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 就是孩子的教育。不管孩子是否同意、是否乐意接受，我们总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爱，按照我们的意愿、方式管束他们。

从幼儿园开始，就不惜成本和代价，不惜剥夺他们的童趣、天真、兴趣、幻想、真诚和创造力，把他们塑造成应试能手，变得像父母一样呆板、封闭，缺少情趣和幽默，好叫他们去实现大众的理想，完成父母未竟的事业──进名牌大学，赚取令人称羡的财富，获取权力、名声或地位。这种操控、驾驭性的思想，正是父母们在胆怯、惧怕和附庸之下，从外界接受来的。

扪心自问，我们究竟是真爱孩子，还是爱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名声和面子？我们到底有没有内在的原则与信念？我们的价值观是建立在自立、自尊、自爱的磐石之上呢，还是建立在他人的评判与奉承之上？我们难道不能成为有风骨、有脊梁、有主张的独立的个体，而不是自甘沦落，受偶像支配，为他人而活？

那些著书立说，宣扬功利、得意、自夸、虚伪、市侩、无礼甚至野蛮的“育儿经”或“教子方”的“虎妈”、“狼父”，或许尚未意识到，是在以羞辱为荣耀，是在把自己精神的枷锁当作美丽的项链炫耀于众。

痛定思痛，我们搞教育，如同是郎中看病，诊断正确，可开错了处方。不仅没有解除疾患，反而导致了诸多疑难杂症的出现。因为分数挂帅、严格淘汰、不考虑团队合作、只顾个人奋斗的教育，造就了无数特殊的国民。比如说，一些身居教育部门要职的人，对教育的兴趣和认识，远不如对权术的爱好和精通；许多教育工作者，在课堂内不能推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古训，在课堂外不能行使灵魂工程师的职能。最令人揪心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又要前赴后继地在名校、职位、权力等偶像崇拜中，开始另一轮循环，而且是更激烈的竞争、更严峻的挑战、更残酷的淘汰。

应试教育的最大失败，不是培养高分低能者，而是导致受此种教育的人不愿、不能、不敢回过头去检讨教育的问题，反思体制的弊端，以敏锐的思想、眸利的眼光和不同寻常的洞察力，追问施教者的资格和权限。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等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口号，貌似我们关心教育、过问教育，实际上反映出我们对教育的曲解和无知。不知道教育的立足点、发展方向和归宿点都在于重视人的尊严、人的思想、人的品格和人的价值。

黎巴嫩诗人卡里•纪伯伦(Kahlil Gibran)在他的《先知》(Prophet)里，有一段关于孩子的论述。

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
他们是生命为自身的渴望所诞生的儿女。
他们借助你来，却非从你而来。
他们在你身旁，但并不属于你。

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但不是他们的灵魂。
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
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像他们一样，
但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
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在过去停留。

你是弓，儿女是从你那里射出的箭。
弓箭手凝视无垠路上的箭靶，
他用尽力气将你拉开，使他的箭射得又快又远。
怀着快乐的心情，在弓箭手的手中弯曲吧，
因为他爱一路飞翔的箭，也爱无比稳定的弓。

我们爱孩子，不是因为考试名次的排列、不是奥数(Math Olympiad，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成绩、不是外语的分数、不是乐器的熟练程度，而是因为他们像我们一样独特、一样平等、一样尊贵。明白了我们从上帝那里领受的大爱是无条件的，我们分享、传递出去的爱，也当是“无缘无故”的，不标价，不带功利，更不许有任何不纯的目的或动机。

今夜亚城， 林来不疯狂！

林来不疯狂

马二

3月30日星期五晚上， 球迷们翘首以待的纽约尼克斯(New York Knicks)对亚特兰大老鹰(Atlanta Hawks)的比赛终于在亚特兰大菲力浦斯体育馆激烈展开，老鹰队一路领先，有惊无险，以100:90击败尼克斯队赢得了本场比赛。 尽管这是一场高水平的NBA篮球赛， 它却使尼克斯球迷们大为扫兴， 更让广大亚城的林来疯粉丝们， 尤其是华人粉丝，倍感失望甚至觉得上当受骗。

今夜亚城， 林来不疯狂！

许多亚城华人并非NBA球迷， 但是为了一睹尼克斯队华裔球星林书豪的风采， 大家不约而同地踊跃购票，兴致勃勃前往观赛，期待为他加油鼓劲。遗憾的是， 林书豪根本上就没有参加这场比赛甚至没有出现在比赛现场， 使大家乘兴而去， 败兴而归。

不过， 有幸与林书豪短暂的一面之交倒使我感到不虚此行。不觉林来疯，但见林书豪 。

虽然我从来不是任何球迷，对NBA球赛也漠不关心， 但是身为华人，NBA新星林书豪的出现还是令我兴奋。与来自中国的NBA 球员姚明和易建联不同的是， 林书豪在美国本土的华人移民家庭出生长大，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执着和才智，从名校哈佛毕业后成功闯入强手如林的NBA并且脱颖而出，一鸣惊人，开历史之先河。林书豪的一举成名向美国社会的亚裔刻板印象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其影响力和象征性也已远远超越了美国的篮球运动。那么， 自今年二月四日从板凳队员而一赛成名以来， 林来疯似一股旋风迅即席卷美国和亚洲，林书豪已经赫然成为NBA的一颗耀眼新星而家喻户晓，也就不足为奇。正是出于对其美籍华裔球星的认同感和亲切感， 我也开始关注有关林书豪在NBA的动向，并期待有机会亲临赛场为他鼓掌加油。

宝贵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应<<美中报导>>总编姜先生的盛情邀请， 我以特派记者身份于3月30日前往亚特兰大菲力浦斯体育馆观看纽约尼克斯(New York Knicks)对亚特兰大老鹰(Atlanta Hawks)的比赛，期待着林书豪的出场。

由于有过在菲力浦斯体育馆探访姚明参加NBA比赛时的经验 (见 “也当一回追星族”)，我们一路驾轻就熟顺利于比赛前抵达体育馆，快速领取媒界通行证后便直奔球员休息区，寻找林书豪的踪影。经过一番仔细侦察和向把门的保安员探听，得知尼克斯队球员所在的休息室后，便在附近走道徘徊守候侍机扑捉林书豪的镜头。不久， 尼克斯队的主教练伍德森先生便悄然出现在球员休息室外与媒体见面并接受采访。伍德森立即被各路记者紧密包围连续发问， 应对自如，我也抢占到有利位置见缝插针地一口气连发三问，“杰米林(林书豪的英文名 Jeremy Lin)的身体状况恢复如何？ 他来了没有？ 他会参加今晚的比赛吗？” 伍德森教练和颜悦色地作了简洁的回答， “杰米的左膝盖在上周日与底特律活塞队的比赛中受伤，现正在恢复之中，处于‘每日观察’的状态。 他已随队来这里， 但是将不参加今晚对老鹰队的比赛。” 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媒体见面会后， 我和伍德森合影时，他微笑着低声对我说，“我想你一定更想和杰米照相吧！”一句话说到了我的心坎上。 等我会过神来， 他却已经匆匆进入了球员休息室。这时，旁边的一位记者好心地告诉我， 杰米此刻正在球场边的板凳上，到那里去找他。

我们急忙从球员通道赶往球场。果然， 林书豪正在球场一端接受某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我们悄悄走到他身边，迅速按下快门近距离抢拍镜头，并在一旁静候旁听其访谈。眼前的林书豪，黑头发黄皮肤，高大壮实， 一脸帅气，俨然一位邻家华人小兄弟的模样， 感觉非常熟悉亲切。见电视采访刚结束， 我便情不自禁地用中文说， “林书豪， 欢迎你来亚特兰大！”。 他楞了一下，微笑着转过头来，十分友好地和我握手， 显然他能听懂中文。 突然， 身后冒出一位高大的白人男子将我和林书豪隔离并快速护送他向球员休息室走去，我立马紧跟过去和他们并肩而行，试图和杰米攀谈，表达亚城华人对他的期待和问候， 询问他的身体恢复状况。可能碍于白人男子的阻拦，他只是面带微笑欲言又止，似乎无可奈何。在他被拥入休息室的最后时刻，我只得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祝他好运！ 后来得知， 那位高大的白人男子就是尼克斯队的公关经纪。 看来真是， 人在江湖， 身不有己。这就是我有幸和林书豪短暂的一面之交，亲切友好却无言以对，令我回味。

接下来，我们凭借媒体通行证，有机会在紧靠球场边缘地带近距离观赏老鹰队对尼克斯队的 比赛。 尽管比赛激烈精采，对我而言，却因为没有林书豪的出场而大打折扣，素然无趣。

但见林书豪，不觉林来疯，倒也不虚此行。

“虎妈”“狼爸”: 子女教育的纠结

关于子女教育的争论和困惑

李昶

近年来，海内外有许多关于子女教育的研究和争论。尤其是近一两年来，“虎妈”“狼爸”的用严厉体罚方式教育出“成功”子女的故事，引起了海内外的不少讨论争论。

支持的一方，基本上是那种实用主义哲学：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能培养出学业事业上成功的后代，管他用什么手段和如何实施。其余问题是可以忽略不计。认为如果没有体罚，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小很多。。。。。那么，多少有些体罚也就没有多大的关系。目的最重要。

反对的一方，看到了如果用严厉体罚教育孩子，会给孩子造成不小的心理创伤。也很可能会造成不健全的人格，让一个人终生生活在负面的阴影下。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一生焦虑忧郁不自信。同时，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不容易把控好自己的情绪，易怒，容易与他人发生冲突，也不太会与他人打交道。

首先要说明，在西方文明社会里，打儿童是犯法的。儿童保护协会是会进行调查起诉的。当事人也是可能会被警察抓捕的。

我是反对体罚的。我很爱儿子，我对他，从小到大，从来没动过一根指头。我也不骂他。如果我生气了，最多也就是提高嗓门说他几句。

但是，受宠的孩子，是不怕父母的，任自己高兴或不中意，发泄情绪。也不一定听父母指令的。

我经常在想：什么是培养孩子的最佳方法? 其实，说起来容易，要做起来很难。

“应该。。。怎么样。。。”的大道理谁都会讲。但是没有多少用处。

现身说法。我自己从小就与父亲关系不太好，因为我很少感受到过从他那里来的父亲的包容、理解、亲情和人性的温暖。具体的日常生活照料，都是母亲在做。父亲管我的学习和行为。在学习上或行为上，如果有一点让他不满意，我就得手伸出来，他用尺子抽。有时也打屁股。如果调皮捣蛋惹了祸，那更是要被好好地抽打一顿。

我虽然是小时候很是淘气调皮捣蛋，但是我从来不偷东西（在那个物质贫瘠的时代，小偷小摸在小孩中是非常流行的），也不欺凌其他孩子。其实，我从在中国上小学一年级起，到在西方读完博士，都是属于成绩优秀的学生。我从小就非常喜好读书。但是，父亲是学者，对我的学习和行为，有很高的要求。

我拿回家的成绩单，父亲是不能挑剔的。因为我在小学中学的成绩，从来都是全班全年级一至三名。后来读了几个大学，都是在优等生之列。但是在小时候，父亲还有他给我指定的家里的家庭作业。不做完是要挨打的。另外挨打的主要原因是“费”（即调皮惹事）。

就我自己的真实感受，我从来没有因为父亲的体罚，而感受到过心理创伤，也不会因此去记恨他。如果如今回头来再看看，要我说出我对父亲的感激之处，那就是他对我的严格要求。如果没有他当年的苛求，我可能在学业事业上，走不到今天的地步。（注：“狼爸”的几个“被打进”北京大学读书的儿女，也都说他们不记恨父亲。我能理解。当然，我的父亲远没有“狼爸”那么厉害。）

这里有着深刻的悖论。也能让人有不少困惑。这也是为什么我有着极大的兴趣，留心有关“虎妈”“狼爸”的讨论。

我觉得，批判的一方，说出来的话，和争议的论点，理论上是四平八稳的和正确的，而大多数的说法是浅薄的。无非是要与主流社会的提倡口号一致，要路线正确。

但是，支持的一方，赞成体罚观点的，也只能提出一种不一定成逻辑的观点：即鞭子下出好人。况且，体罚可能造成的心理创伤，也将可能会是一个当事人要面对的严重问题。
我经常在想：有没有别的路子，可能让孩子们成长起来，最后自己发展出自身的能力。而不需要使用体罚暴力，来推动孩子的健康成长？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心理学家鲍伦德（D.Baumrind）曾经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他的研究已经成为发展心理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研究之一。鲍伦德提出了教养方式的两个标准：即要求和反应性。要求指的是父母是否对孩子的行为建立适当的标准，并督促其达到这些标准。反应性指的是对孩子接受和爱的程度，以及对孩子需求的敏感程度。根据这两个标准，可以把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专制型、溺爱型和忽视型四种。

鲍伦德认为权威型父母是最有利于孩子的发展的。他们对孩子的要求，有适当的严格，加以有明确的目标和合理的要求，设立一定的行为目标并加以督促，并且有着的父母的温情，关爱孩子，能够耐心地倾听孩子的述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激励孩子自我成长以及自信心的培养。鲍伦德的理论，都是正确的，但是，要实施起来，把握起分寸来，同时又要持之以恒，是很有些难度的。

鲍伦德认为专制型、溺爱型和忽视型的父母都会给孩子造成以下某种或诸多种心理、行为、情绪问题，尤其是造成自信心低下，焦虑，忧郁，好幻想，好高骛远，不会与他人打交道，不会在适当场合说适当的话，没有人生的进取心，不能正确地评估自己、他人和环境，导致生活中的困难和人生中的失败。

我遇见过这样的父母：智慧、聪颖、达理、情绪平静、性格安详温和、不急躁、说话公正有说服力；对孩子是讲道理、少批评多引导。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往往是会很成功。但是，在成年人中，极少有人能到达这样的境界和人的素质。我一生与许多人打过交道，尤其是约二十年来因为心理辅导心理治疗的学习实习以及工作原因，我与成千上万的夫妻和各种族裔的人过交道。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具有上述这样优良的人格及心理素质的父母，谬谬几对。极少。这大概可以归类于鲍伦德的权威型父母。

我想，或许让孩子去吃些苦，早点在生活中去学习碰撞人生，吃些亏，理解世事，也许能真正帮助一个人成长起来。失败和苦难的经历，或许是让人更能成熟起来。也往往是有着人生被打击过经历的人，只要不倒下不认输，才更加有能力和更加渴望自己强大起来。曾经有一位学者的长辈对我说过：“茅草棚里才能飞出金凤凰，”也就是这个道理。

我这里还想说明的是：相当一部分做了父母的成人，年龄不小了，其实，他们的心理和心态，还仍然是停留在儿童期。要指望他们能够培养出优秀的下一代来，实属太难。你不能指望一个心理心智上很不成熟的“儿童”成人，要在一个儿童的身上，去培养出来一个优秀的成人。

(from cnd.org)

素质教育vs 应试教育: 如何面对21世纪的教育?

华人社会如何面对21世纪的教育？

当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教育界的学者们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沿用了几百年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的挑战了，传统的知识和教学方法在这样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早已跟不上脚步，21世纪的教育何去何从？

传统的教育以灌输知识为主，一个人知识的多寡往往决定了他/她的地位和学识，然而，21世纪的知识已不局限于课本和课堂，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五花八门，课堂上学生的知识超越老师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知识的多寡已越来越不重要，而如何获取知识，如何运用知识，通过知识我们能做什么这样一系列问题摆在了教育工作者的面前。

21世纪的教育是一个个性化的教育（personalized learning），也是全世界教育界目前重点研究的问题。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布卢姆（Benjamin S Bloom）就提出了教育目标分类学说，他将教育目标分成６大类：知识、理解、运用、分析、综合与评价。这一开创性的学说让教育初步摆脱了纯知识的灌输，但是对于知识的运用和学生个性的发展仍然有许多模糊的认识。

人类进入２１世纪，如何界定一个人的成功？２１世纪的社会又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在这个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一个科技产品日新月异，且把个人看得越来越傻，掌握新技术越来越机械，越来越简单的时代，每一个人还有必要学习相同的知识，深度难度整齐划一才算“不掉队”吗？如果每一个孩子在相同的起跑线上开始，是不是只能往一个终点冲刺？你的目的是手术刀，她的目的是钢琴， 他的目的是篮球，难道不可以吗？

成功是否还只是依赖于一个人的智商？情商和广义上的交际能力，组织能力，合作能力及领导能力在一个人的成功道路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新的科技给人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电脑和互联网是一次革命，人类生活已离不开电脑，但是电脑给我们下一代带来了什么？过分的依赖电脑造成了人们交际能力的下降，甚至损害了健康和家庭关系。人类如何面对新的挑战？

面对挑战，芬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一个从前名不见经传的小国，如今已成了国际教育界的领头羊，西方各国都在反思自己的教育体系。

首先我们需要弄明白的是：２１世界的学生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与技能？

当世界先进国家在思考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问题的时候，中国教育界还在为如何开展素质教育，如何应对功利教育和应试教育争论不休，而学生们更是热衷于名牌大学、托福、奥数忙得不可开交。

２１世纪的孩子们，你们该学习什么？

虽然对于２１世纪的教育结构目前还没有一致公认的结论，各国的教育界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共识，并制定了一些基本的教育模式和结构.２１世纪的学习者，必须同时扮演三个基本的角色：一个交流者，一个合作者和一个创造者。

要做到这些，每一个学生又必须掌握一定的概念和技能，并具有正确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在此基础上，我们方能培养出具有创造性，能批判思维(critical thinking),能积极合作，充分交流的适应新世纪的人才。

除此之外，现代社会还要求一个人能担负起一个公民的责任，对社会有所贡献，对自己的生活和身心健康负责，做一个合格的地球公民（global citizen）。

回到华人身上，长期困扰我们的“素质教育”究竟是什么？“素质”，说到底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些行为和能力，而不是简单的学学棋琴书画。

如果我们的学校还认为让幼儿园学四则运算，小学学三角函数，中学学微积分才不输在起跑线上的话，恐怕我们连２１世纪的起跑线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华人家长也应该明白，２１世纪教育不单单是学校的问题，这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家长该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不能一味把孩子送进奥数班，到头来即时拿了金牌还不知道如何处理简单的人际关系（中国学生参加奥数赛曝礼仪差距尴尬回赠人民币）。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决不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做人”，新时代的任期关系是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的合作相互的尊重。

无疑我们缺乏一个整体意识也就没有真正的团队精神。有人建议中国男篮引进林书豪，我觉得这是扼杀了林书豪的天赋，因为在一个缺乏合作精神的“团队”里，林书豪再有能力，也是离开水的一条死鱼。中国许多优秀的人才在国外大企业中不能发挥作用，得不到提升不也正是缺乏合作精神吗？

说到奥数，不禁让人感叹，我们自己培养出了无数多的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竞赛的金牌得主，可至今没有一个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甚至连一个科学界的权威都没有。那些金牌得主许多甚至不愿意继续从事科学事业，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我们教育体系下培养的人，固然有一大堆知识，知道如何解题，却无法着手解决实际的问题，更别提什么批判思维和创造力了。我们的名牌大学里虽然“人才济济”，可不少“天之骄子”还要让母亲来叠被子，洗内裤袜子，碰见一点挫折不是去杀别人就是自己跳楼……。

我曾参观过许多中国的一流中学，校方会自豪地向你介绍，我们向哪些名牌大学输送了多少毕业生，有多少被哈佛耶鲁录取，可这些学校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才。可是，在加拿大一个人口仅３０万的小城的普通中学里，人家的“光荣册”上没有任何的“升学率”，也不显摆有多少人进了名牌大学，可是那里你能看到Steve Nash Nelly Furtado 往日的身影。

２１世纪的教育让我们明白：别老盯着孩子问：你学了什么？而是多问问孩子，你喜欢做什么，想做什么又能做什么？

联想到近日美国高校对于亚裔入学的歧视，许多华人不免耿耿于怀。其实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个事件，与其视其为歧视，不如看成挑战。
美国高校提高白人和亚裔的入学标准，从另一个角度看是降低了非裔和拉美裔学生的入学标准，这从照顾弱势群体的角度看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完全按考分一视同仁，那美国大学将完全是白人和亚裔人士的天下，这对于美国社会的总体发展并不是一件有益的事。

更为重要的是，现行的考试制度存在着极大的缺陷，以定量的考分来衡量一个人的学业能力存在着极大的偏差，主要是因为目前的书面考试很难完整反映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尤其无法反映交际能力、合作能力和创造能力。书面考试很容易被当成教学目标，学生为考分而学，教师为考分而教，尤其是擅长考试的亚裔学生，只要掌握了一定的应试技巧，高分并不反映真实的学习状况。

所幸的是，对于这种考试方法的改革是21世纪教育的一个重点，随着当代电脑科学，心理学和教育测量学的发展，新型的考试理论和方法正在逐渐形成，考试的重点也从传统的知识逐渐偏向于各种技能和潜力，各种不同的方法也应运而生。比如computer-adaptive testing ( 电脑适应性考试)就不再是一种固定的书面标准试题测验，而是电脑根据考生上一题的回答情况，对其能力作出判断从而决定他/她下一题回答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考卷”千变万化，每一个考生的情况都不一样，学生几乎无法准备，所以我们亚裔的“传统优势”将不复存在。

亚裔如果失去了“应试”的优势，如何面对21世纪的教育呢？大家如果能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就不会在今后的教育竞赛中再次输在起跑线上。
(By 悟空孙 from cnd.org)

Red-shirting in schooling: 超龄入学是否更优?

超龄入学是否是更优之道？美国华人家长热议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期待子女早日成龙、成凤是每位家长心愿。但近年，越来越多家长反其道而行之，刻意让小孩晚入学一年，即至少六岁上幼儿园，只为孩子在最初阶段能塑造自信心、培养领导才能。美国CBS电台“60 minutes Overtime”专题节目以“幼儿园超龄入学是否可取”为主题展开探讨，华人家长颇为关注。

针对“超龄入学是否可取”、“男生较同龄女生心智成熟较缓因而更适合超龄入学”等议题，华裔家长以亲身经历各抒己见。

家住亚凯迪亚市、两个孩子的妈妈孙女士认为，让小孩晚入学一年对领导力、自信心培养很重要。她以自身经历现身说法，“我小时候在班中年龄较大，个子高功课好，从小就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同伴眼中的好榜样。自信心支持我一路奋斗，后来美留学实现美国梦。”

家住西拉德玛瑞的徐先生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不能单以年龄衡量小孩心智成熟度，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王小姐则对那些送小孩提前入学的家长表示羡慕。她认为，这至少可省一年幼托费，将小孩提前交给教师，省心省力何乐不为。

儿童教育心理学博士吴奇璋认为，是否应该刻意延后小孩入学因人而异，且不会对小孩心理发展造成实质影响。相反，期望过高的家长对小孩施加的压力则会不经意造成孩子困扰。

艾尔蒙地学区前教委文华东说，美国尤其注重学前教育(pre-school education)，鼓励小孩在学前阶段尽可能多学习字母、颜色、音乐等。他认为，延长小孩在学前班受教育时间，适当延后升入幼儿园可取。

中文学校的纠结: 冷眼看选举

冷眼看选举

一言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亲眼目睹了从老布什，克林顿，到小布什和奥巴马的总统大选和许多地方选举，并参加过一些选举活动， 而且十多年来都参加投票，忠实地行使自己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对美国的民主自由和法治在选举过程中的具体体现，既有感性认识也有理性思考。自建国两百多年来，代表不同党派的政府交替都是经选举产生和平过渡，没有发生流血革命， 武装冲突或政变。可以说，美国的长治久安从根本上讲是得益于其较为健全的体制，公正的程序和良好的公民素质。

可是，今年区区华人社区的中文学校选举更像一场闹剧，很是滑稽。就在家长协会根据学校规章制度按步就班地为选举进行准备的时候，北校校长竟然不经过任何合法程序，擅自越权召集部分候选人召开所谓的临时紧急家长大会，成立了所谓的新的家长协会，以此达到控制选举的目的。北校校务会和个别理事更是与部分候选人和一些不明争相的家长们理应外合，利用学校的通讯联络资源散布不实信息，进行不公平的竞选拉票活动。在投票当天，部分候选人更是在投票点占据有利地盘设站拉票，抢尽风头，使众多家长将拉票站误以为投票站，对选举活动形成了干扰。而且，个别校务人员和理事以及所谓的新家长协会成员同部分候选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相关，本应遵循利益回避的原则，他们却惘顾中文学校的利益和规章制度，一意识孤行。由于这部分人对选举过程和竞选活动的粗暴劫持和绑架，剥夺了其他候选人公平竞争的机会， 那么，这场选举一边倒的结果也就毫不意外了。可以说，中文学校的这场选举，不只是闹剧， 更像一场政变，令人为中文学校的稳定发展忧心。

越来越多的家长关心中文学校是一件好事，众人拾材火焰高。但是，没有规矩则无以成方圆。为保障中文学校的正常运作和稳定发展，每一位家长， 理事和校务人员都应该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在民主的社会里，我们要学会民主的理念和行为，先从我们华人社区磨练。

中文学校的纠结

中文学校的纠结

一言

作为华人社区最大的组织，中文学校的兴衰牵动着成百上千华人家长的心。经过二十年来的不懈努力，中文学校从小到大，稳步发展成为美国东南部最大的华文教育中心，得益于广大家长的无私奉献和华人社区的积极支持。但是，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长期面临无固定校舍，无专职人员，无稳定师资，无健全体制，以及教学资源贫乏，教学质量低劣等一系列问题，也由此引起许多的矛盾冲突，既影响中文学校的稳定发展，也不利于华人社区的和谐安宁，令人痛心疾首。

在所有的矛盾冲突中，有的人是好心办坏事，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人是居心叵测，趁火打劫，有的人则造谣生事，惟恐学校不乱，还有的人唯利是图，置广大家长和学生的利益于不顾，多次将中文学校推向分离瓦解的边缘。但每一次，社区有识之士都从大局出发，齐心协力而化险为夷。我相信这次也不会例外。

今天，中文学校再一次面临严峻的挑战，事关学校的长期稳定发展，不可掉以轻心。表面上看，这次的僵局似乎都是围绕着主校园的问题而引起的。中文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教无定所到自有校产，本身是一件具有战略发展里程碑意义的好事，提供了一个凝聚华人社区谋求共同发展的基地。但是，主校园之争更加暴露了多年来困扰中文学校的深层问题和矛盾，现在该是集思广益，理性决策的时候了。

1。 公益与盈利的关系。 中文学校是一个非盈利的社区组织，以传播中华文化和语言为宗旨，在本质上具有公益性。多年来，正是广大家长们的积极参与和奉献以及华人社区的广泛支持，出钱出力，才使中文学校有能力为学生们提供收费低廉的高品质服务，并在勤俭办学，厉行节约的原则下有所积蓄，为学校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可是，近年来，随着中文教育市场的发展，有人抓住商机，纷纷开办以盈利为目的的私立中文学校 自食其力，公平竞争。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下，这很正常, 无可厚非。但有些人却私欲熏心，妄图分离中文学校，将中文学校私有化，以各种借口，寻找各种机会，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大家必须明确，中文学校是华人社区的共同财富，不容分离私有。

2。学校和社区的关系。 中文学校规模大，家长和学生涉及广大的华人社区。但是华人社区日趋多元化发展，社团组织繁多，宗教信仰不同，政治立场各异，中华文化和语言是维系华人社区的唯一纽带，为了下一代的华文教育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所有中文学校的家长应该求同存异，发展中文学校是我们的共同利益。 有的人从狭隘的小团体利益出发，以小群体利益拉帮结派，对中文学校有害无益。而且，学校的事情本应该尽量争取在内部协商解决。可是，无论大事小事， 总有人喜欢吹毛求疵，通过所谓的网路媒体蒙面谩骂乃至人身攻击，挑拨离间， 激化矛盾，幸灾乐祸，这既不正常也有违道德伦理。 中文学校在华人社区应该要保持中立，以华文教育，社区公益为己任，不依附于任何华人社团组织，独善其身；更应该广结良缘，广纳贤才，群策群力，共谋发展。

3。家长协会，校务会和理事会的关系。按中文学校章程，家长协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是学校的决策机构，校务会是学校的行政管理机构。 学校章程也许并不完善，还有进一步磋商修改的空间。但是在现有的规章制度下，当事人都必须自觉循规蹈矩，依章行事。可是，有的人公然违规操作，越权指挥，我行我素，校务会凌驾于家长会之上，理事会控制家长会，使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家长协会竟沦落为学校的花瓶摆设和使用工具。 家长协会的壮大有赖于全体家长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每一位家长必须有主人翁的意识并身体力行。

4。 主校与分校的关系。 中文学校本无主校分校之分，只有规模大小和所在区域的差异，更不应该有主次之别。中文学校是个大家庭，各分校之间尤如兄弟姐妹，应该互相照应，有福同享有难同帮，嫌贫爱富厚此薄彼或以大欺小都不利于家庭和睦。尽管理事会成员是由各分校选举产生，但目的不是要理事们代表各分校争权夺利，而理事会应该是代表全中文学校的整体利益，谋求中文学校的共同发展。 所谓的主校园无非是中文学校的校产所在地，以其为基地和中心向周围辐射发展，应是学校的战略方向，假以时日，如果经营有方，必将前途无量。

5。专业与业余的关系。中文学校基本上是华人社区的业余周末语言文化学校，具有社区公益服务的性质，所以，理事，校务和教师大都是业余兼职，只讲奉献不求回报，学校的正常运作全靠家长们的热心支持和无私奉献。也许正因为业余，学校资源有限，团队流动性大，每年一次的校务和教师轮换，费事费力， 外行多内行少，管理和教学质量有待提高，长此以往必将制约中文学校的发展。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和办学的多样化， 中文学校应该逐步向专业化发展，聘请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管理和教学人员。 但如果有人在中文学校兼职服务是为了谋生赚钱，更欲借机分裂巧取豪夺社区的共有财富，那只是枉费心机，令人唾弃。



总之， 中文学校规模大，涉及面广，大小矛盾的存在也是正常现象。 危机也是机遇。 只要所有真心关心学校发展的家长和社区人事，本着无私奉献，理性思考，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中文学校一定会继续发展壮大。 此文仅为一家之言，意在抛砖引玉，欢迎讨论。

美国亚裔教育: 机会平而不等

美国亚裔教育: 机会平而不等

马二

最近，美国华人社区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无外乎 NBA的“林来疯”和80-20的签名。
咋看起来，两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 一个关乎体育，一个涉及招生。其实从本质上，
两者密切相关，一方面， 我们为林书豪的脱颖而出而激动和自豪，因为共同的华裔
背景；另一方面， 我们呼吁所有亚裔支持大学招生以考分为标准，反对招生以族裔
为考量。这正反映出我们作为美国华人的矛盾心态而在平等与多元议题上的挣扎。
试想，假如林书豪不是华裔球员，我们会“林来疯”吗？ 虽然我们很多人平时可能
对NBA球赛漠不关心。 假如80-20的签名运动与招生无关，我们会积极参与吗？ 虽
然我们总是抱怨职场上的“玻璃天花板”。
这也难怪，以利己为原则的 选择性决策是人的共性，而理智与情感的交织更使我
们的思想和行为复杂多变。大学的招生标准便不是一个简单的分数或族裔的选择命题，
而是一个涉及美国政治，法律，教育， 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敏感话题，其争论的
核心在于社会多元化和教育机会均等。唯分数论和唯族裔论就是这场争论中的两大对
立派，也是保守派和自由派在大学招生问题上的对垒。
无容置疑，美国是一个日益开放的多元化社会，但真正的种族平等还是一个迷人的
梦想。纵观美国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包括亚裔在内的所有少数民族都经历
过残酷无情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深受种族主义之害。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就
赤裸裸地剥夺了华人移民，入籍和私有产权等正当权利，直到二战时中美两国因战
时需要而结盟才招到废止。 长达两百年的黑奴制经过一场惨烈的南北内战后才得以
废除， 而无以数计的印第安人更是在的漫长的殖民主义时期被赶尽杀绝。之后的种
族隔离政策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种族不平等合法化制度化，有色人种不许与白人
同校就学就是典型的例子。 正是在轰轰烈烈的反歧视争平等的民权运动背景下，平
权法案才得以在1960年代出笼，力求在法律和制度上保障所有人的平等权利，使包
括亚裔在内的少数民族在升学和 就业等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种族背景，所有
学龄儿童都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在同一学区和学校上学，高等院校也开始向少数民
族学生开放。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必然要求教育机会 的均等和多元，美国大学的进一
步多元化更是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但是，教育的不平等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种族之间无论在教育资源， 教育质量，
学习成绩，大学招生，毕业，还是在就业，报酬或升迁诸多方面都有明显的差距。
而良好的大学教育是现代社会中人们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对有限的教育资源形成
了激烈的竞争，有关大学招生平等与多元的争论也变得日益激烈。由于大学教育资
源 包括经费，人员，设施等的局限，高等院校不可能无限招生，来者不拒，为保障
教育质量和学校管理，所有大学都设定了相应的招生标准。那么，招生标准成为各
派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保障或争取自身的利益，各派人马
都想方设法力图在自己理想的大学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说， 在争取大学招生标准的
公平化的历程中，美国亚裔人群从来就不是孤军奋战。
早在20世纪初叶，哈佛大学为了限制日益增多的犹太裔学生就开始对申请人施行所
谓的 综合评定，择优录取，从申请材料中找到犹太裔的蛛丝马迹后对申请人进行筛
选淘汰。但是，此举招到犹太人的强烈反抗，到于今，犹太人在美国大学尤其是名校，
从学生到教授，都已经占有与其人口不成比例的高份额，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面
对大学招生对亚裔的不公， 很多亚裔学生在申请大学时，也不得已而试图隐没自己
的亚裔背景，也有人向美国教育和司法机构提出控诉，这正是当年犹太裔经历的翻
版。而且， 一些私立名校， 为了保障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在大学招生中对校友，
教工，捐赠人和社会名流的子弟执行特别的优惠政策，美其名曰Legacy Clause, 冠
冕堂皇的世袭制， 肥水不流外人田， 有的名校甚至高达百分之二十的招生名额由
这班既得利益者占用。不学无术的小布什能以平均C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就是沾了
老布什的光。近年来，随着大学学费的快速增长，大学费用成为越来越多的中产阶
级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更使贫穷家庭子弟望而怯步。教育机会均等受到严重的质
疑。
要真正实现教育的平等和多元化， 美国政府必须从制度和法律上为弱势群体保驾
护航， 起于1960年代的民权法和相应的平权法案就是迈向教育平等的一大步。半个
世纪以来，使包括亚裔在内的众多少数族裔深受其益。但是从一开始，平权法案的
实施就受到保守派的批判，基于平权法案的大学招生标准也受到严峻的挑战，逆向
歧视的案子时有出现， 其中知名的就有 1978年的 Bakke告加州高教局案， 1996年
的Hopwood告德州大学案，2003年的密西根大学案，以及现在的Fisher告德州大学案。
这些案子的一个共同点是白人学生没有被心仪的大学录取，认为自己是逆向歧视的
受害者，质疑以族裔背景为考量之招生标准的公平性。 在Bakke案的裁决中，美国
最高法院明确指出，为了学生群体的多元化，学校在招生中将学生族裔作为考量的
标准之一是合法的， 但是基于种族的招生配额制是违背宪法的。但在对Hopwood案
的裁决中， 美国联邦上诉法庭决定以族裔背景为招生标准的做法是违法的，不符合
宪法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所以1997年开始，德州施行“Top10%"的招生政
策， 凡是高中毕业班成绩排名前百分之十的学生都可以被德州大学自动录取，无论
学生的族裔背景。紧接着， 加州通过209法案，取消大学招生中的以种族为基础的
平权行为，凡是高中毕业班成绩排名前百分之四的学生都可以获得加州大学的录取。
佛罗里达州也开始实施类似的“Top20%"政策。这些政策出台之后，加州，德州和佛
州的公立大学学生群体开始出现明显的多元化趋势，亚裔学生也因此获益，在UC，
UT和UF大学系统的人数急剧增加，白人学生的数量却相应减少。但是， 联邦高等法
院对2003年诉密西根大学法学院案的判决再一次裁定，为促进学校的多元化大学可
以在招生中将学生族裔背景作为考量的标准之一。这似乎是对Hopwood案的反判。
简单的说，围绕着招生标准的争论主要是教育上“唯分数论”和“唯族裔”的争论，
也是政治上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争论。 保守派倾向于“唯分数论”， 而自由派则倾
向于“唯族裔论”。保守派崇尚丛林法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个人的成败得失
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努力。所以， 大学招生应该以学生的考分为唯一标准，也是唯
一客观公正的标准。 可问题是， 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起跑线吗？ 考分面前真的是
人人平等吗？研究表明， 学生的学业成绩和考试分数与家长的教育水平，职业，家
庭收入和居住区域有密切的正相关，学生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导致教育机会的不
平等。来自贫困家庭和落后地区的孩子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而且， 考试分数
也不是千真万确，万无一失的。用考试来衡量学生的学习成就并不象用尺子测量孩
子的身高一样客观明了。标准化考试的性别，种族和文化偏见也一直是教育心理测
量的软骨。以考分为唯一标准的招生政策恰恰使来自中层和中上层家庭子弟成为最
大的受益者。1997年后加州， 德州和佛州所施行的以分数或排名为准的政策就证明
了这一点。自由派倡导扶贫济弱，平等互利，对弱势群体优惠照顾，促进社会多元
和谐的发展。所以，“唯族裔论”才是大学招生的最佳策略，甚至推行以族裔背景
为基础的种族配额制。可问题是，人的能力有大小，学习水平有高低， 仅以族裔为
标准必然激化种族矛盾，滋生弱势群体的依赖心，削弱人们竞争的积极性，强化种
族隔阂，徒有多元而无平等， 治标不治本。
其实，联邦高等法院的法官也有保守派和自由派之争，涉及美国宪法的诉讼案，
在很大程度上其判决结果取决于当时的法官构成，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历届总统对高
等法院法官的任命一直是保守派和自由派激烈讨价还价的重点。那么，对于现在的
Fisher 告德州大学案联邦最高法院将如何判决呢？事关华裔子弟的公平教育机会和
权利，美国华人积极参与80-20发起的签名运动，集体表达我们对教育机会均等的诉
求，在维权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唯分数论”亦或“唯族裔论”，让我们密切关注Fisher案的动向。

虎妈应三思: “虎式教育”的隐形代价

东亚“虎式教育”优于西方不那么可怕的教育方式?
虎妈应三思: “虎式教育”的隐形代价

最近的一系列研究结果都声称，东亚“虎式教育”优于西方不那么可怕的教育方式。不过，虽然这种模式有其长处，但背后的隐形代价肯定会让有意“当老虎”的美国母亲三思。

澳大利亚格拉顿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的一项调查显示，要求孩子考高分的不是虎妈、严格的纪律或儒家教育，而是全民性的对教育支出的关注、甚至执迷。在这项调查中，考分排名前五的学生里，前四名学生都来自东亚：韩国、新加坡、上海和香港，这一点绝非偶然。调查发现，15岁上海学生所学内容比西方同龄学生超前两到三年，而韩国小学教育开支是美国的两倍，韩国大学入学率是80%，高于美国的高中入学率。

如果认为这些调查结果表明西方教育（以及整个西方）正在没落，那么就应该看看真实的“老虎社会”是怎样的。全民对教育的执迷带来的是恶性的无效竞争，最终的结果是，下了很大功夫去学习，真正学到的东西却没有多少。

在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缺少自然资源的情况下，亚洲对大众教育的孜孜以求从一个方面使东亚经济实现了高水平的快速增长。教育是东亚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摧毁该地区很大一部分工业基础设施后，做父母的一般都会有这样的表态：虽然我自己可能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我仍希望孩子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

这种精神在过去几十年里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在今天却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过度教育。东亚高中生往往必须遵守从早上五点到半夜十二点的高强度作息时间表，除学习课堂知识外，还要参加私人机构的课程。这样的安排一个星期最多可达六天，学生们很少、甚至没有自己的社交时间。

作为世界最大女子大学（约2.4万学生）的一位“虎式”教育工作者，身在韩国的我可以证明国家和个人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亚洲父母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求子女读名牌大学。他们对子女教育往往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这样的虎妈（虎爸仍然少见）总是希望让人觉得她们跟子女关系很近，不管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离半步。

这种育儿热情不只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子女找到好工作、求得经济上的安稳，也是为了让他们进入一个文化水平高、婚姻前程更好、声望更高的精英阶层。一种隐性的等级制度仍然普遍存在。

东亚的“教育热”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讨人喜欢，甚至是有必要的，但那些认同耶鲁大学法学院（Yale Law School）教授蔡美儿（Amy Chua）的“虎妈”故事的人并不知道，这种教育方式会带来什么结果。在韩国，精英教育的竞争不是始于高中，而是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了。父母一般会谋划如何让孩子进入最好的幼儿园，因为他们的想法是，只有进入最好的幼儿园才会保证孩子能一路畅通无阻地进入最好的大学。

这样的培养方法自然就要求父母付出大量时间和金钱，而只有那些条件最好的家庭才能负担得起。所以，在今天的虎式教育体制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跟东亚很多国家一样，决定韩国学生能否被名牌大学录取的最关键因素，就是某一天举行的某一次考试，即全国性的大学入学考试。实际上，整个韩国这一天基本上都是围着高考转。

有关方面会责令地铁运行更加频繁，飞机不得飞过考试区上空，人们晚一点上班，迟到的考生可以拨打特别电话，要求警察直接护送至考场。在这种成王败寇的文化里面，志向远大（同时也疲惫不堪）的17岁少年所背负的考出好成绩的压力大到无法想象。

如果一个学生在这个最重要的日子发挥极为出色，他这一辈子就不用愁了。但发挥不好的话，学生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永远的失败者。很少有雇主对毕业于二流大学的人感兴趣。

作为一名虎式教育的“圈内人”，我可以作证的是，在这个从摇篮到穿上毕业礼服的马拉松式学习过程中，学生实际学到的东西非常之少。韩国在国际教育调查中的原始考试数据貌似不错，但它掩盖了学生普遍无法用批判性思维分析问题的事实。他们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在这个新世纪，让韩国学生打破常规思维将比训练他们的考试技能更加重要。

【By JASPER KIM, Ewha Woman's University】

来源: 华尔街日报 2012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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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教育：独立思考与盲目跟随

独立思考与盲目跟随

王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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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几年前， 美国有个热播的电视喜剧，由约翰·垂珀和苏三·扫莫斯主演的《三个小伙伴》。其中的一集里，约翰饰演的翟克去看心理医生。进了医生的诊疗室，医生说：‘坐下！’，翟克应声坐了下来。接着，医生说：‘站起来！’，于是翟克又站立起来。医生下结论说：‘你有毛病，喜欢按别人说的去做。’ 翟克争辩着说：‘我没有这种毛病。’医生说：‘那你就坐下吧。’于是，翟克又坐了下去，忽然想到医生提及的那个毛病，又如坐针毡猛然地站了起来。我没看过心理医生，不知道这病是真，还是假。只记得作为电视观众，觉着挺逗的。翟克的举止在心理学上应属于受暗示性。 如今想起来，这小笑话还真有点耐人寻味。

相对而言，西方的教育比较注重发挥个人的才智与创造精神，学生对老师和领导不是盲目地听从，甚至无限地崇拜。班上也没有干预他人自由的少先队、共青团和班委会。 这种方式提高了他们独立思考的精神，使得各个领域人才辈出，成果累累。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教育制度强调的是服从与跟随，听话与驯服。这种方式限制和挟持了学生的智慧和思考能力，使得各个领域缺乏生气，很难有重大的发明与突破，只能跟在别人的屁股后边，在人家丰收之后，从田里捡回几绺漏掉的麦穗，然后，当作成就来宣扬一番。西方的教育赋予学生的是维数无限的希尔伯特空间，学生可以在大海里游泳，可以在天空中翱翔，可以在大地上奔跑；中国式的教育循规蹈矩，用条条框框把学生束缚于一维的线性空间，学生只能按照一定的僵死教条，像杂技团的演员一样，踩着一根钢丝，小心谨慎地挪动，生怕一不留神，掉了下去。

最好的说明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当时的口号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几百万、几千万的大、中、小学的学生不好好学习文化知识，举国上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造资产阶级的反，斗校长，批老师，破四旧、立四新。使青年学生丧失了理性思维，成为一群联动的机器，毛泽东一按电钮，他们就糊里糊涂地转动起来，让他们往东，他们就不会往西。盲目地跟随着伟大领袖，把青春年华葬送给虚幻暴虐的革命运动。后来，又上山下乡，三个面向，可怜一代青年人沦为党内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当他们知道上当受骗 的时候，10 年的大好时光荏苒已过，这就是盲目听从的后果。十年的文革让大多数国人都处于心理病态，具有严重的消极、被动和权威的受暗示性，要么盲从，要么恐惧，要么压抑，要么自残。这种病态心理对于改革开放后的道德滑坡不能说没有关系。

中国的思想和经济建设也充满了服从和跟随。借口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造成向雷锋同志学习，向焦裕禄学习的群众性活动，严重影响了每个人的个性的发挥。毛主席还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所有的工厂， 不管各有什么特点，都得去学大庆；所有的农村，不管是平原还是洼地，都要学习大寨；至于无枪无弹的平民百姓，却非得去学习担负着保卫国家任务的解放军。用毛氏哲学的术语来说，这个‘三学’的最高指示，过分强调了矛盾的普遍性，压制了矛盾的特殊性。或者说，用共性取代了个性，对领袖的指示一味盲从。结果是限制了人们的独立思考，限制了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的独立发展。

50年代的理工分校，生搬硬套苏联的教学体系，把文法理工农健全的好端端的清华大卸八块，只留下个‘工’字， 愣把教育和政治拴到一起。至于那些有头脑、有见地的教育家们，有的成了右派， 有的成了反革命。后来又提出又红又专，鼓励学生入团、入党。安排了大量的辅导员来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使得他们有统一的固定的思考问题 的方式，做党的驯服工具，做国家的一颗螺丝钉。这些清华的辅导员们至今还在延用他们老一套的教唆经验，牧放着13亿 国人，唯党的马首是瞻。无疑，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悲剧。

此外，学校课程设施固定，专业划分过早，学生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和需求去图谋发展，从而束缚了学生的手脚，斩断了富于想象的羽翼。文革前，清华工物系有个辐射防护专业的毕业生要考取数学专业的研究生。学校借口此人不安心防护工作，堵塞了他在数学上深造的机会。学校还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这德就是在政治上跟着党走。像英国出色的科学家斯蒂芬-霍金在中国就算不得好学生，因为他只有‘智’，他竟然不能跑到天安门广场去喊几声‘毛主席万岁’。所以，中国断然也出不了斯蒂芬这样完全靠独立思考来认知世界的伟大的科学家。

由于缺乏独立思考和创造性，中国人过于喜欢模仿。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走街串巷爆米花的小贩很多。有一天，郭德刚先生下夜班回家睡觉，六台米花机同时起爆，让这位草根艺术家不得歇息。1993年我回京过年，三、四十米长的金鱼池中街遍布着六、七台切羊肉片的机器。大概改革开放改善了生活，大家都吃上了火锅。大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触。无论是吃火锅的或切肉片的都带有一种神奇的模仿色彩。发展到后来， 炒房， 炒玉石，炒核桃，什么赚钱， 人们就不约而同一窝蜂似地扑向什么。好象有一群人拿着大把钞票，不知道怎么个用法，在等待着头羊的启示。

电视剧火了，电影学院，戏剧学院又成了令人瞩目的学府，像40年代的延安一样吸引着无数的俏男俊女，争作下一个章子怡和巩俐。由于人手众多， 每年有数万集竞相问世。没有剧本就抄外国，抄名著，还大言不惭地称作《中国的蝴蝶梦》，中国的《基督山伯爵》；或者干脆图个省事把那些热门剧重拍，翻拍，弄出一帮老剧情，新面孔。无异于把冰箱里的剩菜拿出来，换个厨子过回锅儿，又重新端给观众，唯一的区别是红烧肉块的形状和产地与前版不同，佐料上丝毫未变。照此下去，不出几年，中国就可以涌现出自己的莎翁，自己的新、老托尔斯泰，自己的《静静的黄河》，和自己的《邦德张008》系列了。展望未来，影视界形势大好，商机无限。何况还有看家的名著《红楼梦》，受过毛主席的青睐，拍个十回八回也不算多。总之娱乐界缺乏的也是独立思考和推陈出新的创造精神。

中国戏曲界的传统过分强调门派，从而约束了年轻演员艺术事业的发展。四大名旦梅尚程荀里，梅派的门人最多，李胜素，史敏，李洁，邓敏等。四小名旦之一张君秋也是弟子如云，如王蓉蓉，张萍， 赵秀君等。荀派中老人不少，如孙毓敏，赵荣琛，刘长瑜等；年轻人不多，只听过耿巧云唱过几段。至于尚小云一派，上过台面的只有年纪一把的孙明珠。其实，荀派妩媚娇嫩，小巧清新；尚派柔中有刚，抑扬顿挫，深邃激越，如空谷传音，艺术价值也不可低估。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低沉哀怨，不绝如缕的程砚秋一派却香火旺盛，张火丁，刘慧娟，李海燕 和池小秋等。这些年轻人资质天生，然而却要压低嗓门，10分力只用上2分，听起来让人有点压抑难受。像是一辆崭新的法拉利跑车， 车手在公路上只把油门踩到到20多个MPH， 可惜了那精心设计的流线型体。前人的成就对后人来说是个阶梯，是个榜样，是种激励，但不是一个不可超越的顶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年轻人应以创新和后浪推前浪为努力的方向，不要过分强调是某派的传人，等待着你的应是新的一派。至于黑头，素有无净不学裘之说， 其实袁世海先生的唱腔豪放有加，粗旷洒脱。他塑造的曹操、李逵也都无人可及， 可喜的是有位杨赤先生能文能武，继承了袁派。

除了模仿，某些国人的受暗示性还体现在攀比上，几个朋友有房子了，我东拆西借也一定要买套房子；几个朋友有汽车了，我也一定要七拼八凑买辆车，哪怕小一点儿，便宜一点儿，有四个轮儿就行了。他不去认真想想，那么多人买了那么多车，到哪里去兜风，到哪里去停放。现在北京的汽车每天得按单双号的顺序使用，如果有7.5亿国人都买了车，说不定车牌会标上个英文字母，每辆车26天才能轮上一次上街的机会。如果那天你发了高烧，眼睁睁地只好等上52天才得上街一次了。你说这种攀比值吗? 为什么不能在租屋里先住上一段时间，逐渐积累储备？为什么不能乘坐公交地铁，从而减少因路上堵塞而浪费的时间？地贵如金的中国应当学习阿姆斯特丹，发展公共交通，限制私人汽车。

看到朋友的孩子出国深造，砸锅卖铁，典押房产也要把孩子送出去，否则就觉得抬不起头，找不回面子。世上360行，行行都能出状元，连大学都没念完的赵本山和郭德刚的门徒都先后成了春节晚会的台柱，名利双收。如果这些年轻演员被迫送到美国、日本深造，去学他们原本不爱的专业，岂不耽误了大好前程。盲目地把孩子送到国外，无异于风险投资，弄不好，连老本也未必能够收回。

总之美式的教育在中心处理机（CPU）上下功夫，使每一个学生建立一个完善的思维系统，积极发挥‘人工智能’，鼓励学生发明创造；中国的教育使学生背着一个硕大的硬盘，里边按照领导人设计的模式（FORMAT）存放着不少知识，学生可以把这些知识调出，铺放（MAP）到内存（MEMORY），打印输出。但是，很难超越，很难创新。中国的教育应与政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脱离开来，抛掉一成不变的框架，取消类似团支部、班委会一类管人的机构，让年轻人无拘无束，把他们的智慧和想象力充分调动激发出来，敢想，敢说，敢做，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有自己拟定的路数，有自己奋斗的目标。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救救孩子: 畸形发展的中国教育

踩着孩子冲浪的家长们
王克斌
(from cnd.org)

最近有幸在搜狐看了部国产电视剧，《瞧这一家子》。如果我没记错，30年前，陈佩斯、刘晓合庆拍过一部电影，也叫《瞧这一家子》。影、视同名，不足为怪。何况今天，出自一个剧本翻拍、重拍、竞拍的戏比比皆是，大亨们赚钱赚红了眼，相互叫板，一块好肉得分成两块或者三块，独吞地不行。如果梅尚程荀四大名旦今天还活着，说不定也会感染上翻拍症，同时在北京的四座剧场，都唱个《女起解》，平分秋色，决一雌雄。

瞧剧的主要人物是教授刘力成（张嘉译饰）和他的分分合合的妻子，白领经理孙晓丹(朱媛媛饰)。但中心人物还是他们那个忙于小升初（小学升初中）的孩子。为了让孩子升到重点中学，离婚数年的夫妻又假结合到一起。爷爷、奶奶、爸爸和妈妈都围着一个孩子团团转着。不惜花钱多少，把孩子送进一个又一个的补习班。英语，普数，奥数等等，孩子忙得不亦乐乎，不得不晚睡早起，眼圈儿都累黑了。由于孩子成绩不好，奶奶居然要为儿媳找个重点中学的老校长去处对象，为升学留条后路。一个刚刚懂点事的孩子为了升初中，还得到外边出钱请人制作简历。有位家长花了500元为孩子做了个喷绘式的彩色简历，傲视群芳。到某个重点中学报名的孩子有3000人，初选后有800人可以入试，费用上万。最后，只有100人被录取。小堪堪在考场上晕倒了，患上肾衰竭症。当然，和大部分国戏一样，结果是大团圆，大欢喜。

看完了30集的大戏后，我仿佛看到一层层被潮汐推起的海浪，在海浪的浪尖上冲来冲去的是一群焦躁不安的家长们，然而他们脚下踩住的不是冲浪板，而是他们的孩子。不禁令我产生了对这些天真幼稚的孩子们的同情和怜悯，真想大声呼吁，救救这些孩子吧。

现在国内有个新鲜的提法，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此，刘力成的妹妹宁愿花 5万元到女子医院去分娩，结果因为孩子和母亲都要特护，拢共花了30万。老公公不得不卖掉老宅，丈夫不得不接外活儿，挣外快，还糊里糊涂地 进了几天看守所。

说些戏外的话吧，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还有人在怀孕后花重金到香港或美国， 让孩子一出生就超越了同族，成为未来的香港人或者美国人。他们把出生地当成了孩子的前景保险。香港我没去过，不敢乱说。至少我知道美国的孩子也不会都能读上常春藤院校，我知道美国的毕业生也未必能找到工作，我知道美国也有不少吸毒犯罪分子被关进大狱，我知道美国也有大约700万的无家可归的流民。区区一纸出生证能够保证你的孩子将来不去睡帐篷吗？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孩子们在学龄前就要去高级的幼儿园，背唐诗，学英语，弹钢琴，练击剑，参加各种比赛，争夺各种奖杯，从小就要有一技之长，企图把别人的孩子抛到起跑线的后边。有的贵族小学还开设高尔夫球课。 你能保证你将来不会像地主资本家一样扫地出门吗？你能保证你的孩子有本事接管你的事业吗？你能保证你的孩子一辈子都能出没于名利场上吗？

在奥运会上，起跑线是公正公平的标志，不管个高个矮，不管身体胖瘦，不管老爸的地位和财富，大家都要从这同一条线上开始。这些望子成龙、成名心切的家长们把起跑线也涂上一层中国的特色。似乎在告诫别人，我的孩子出生在美国，我的孩子出生于贵族医院，于是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的孩子就是得站到起跑线的前边。’你不想想，身后的那些人会同意吗？你不想想，你的孩子站到了前边，就一定会得第一吗？相反，家长盲目的决定会给孩子造成优越的假象，成为一个自鸣得意无知浅薄的纨绔子。说不定，最后夺冠的会是一个让人看不起，连双跑鞋都没有的农民工的孩子。

家长对孩子的奢望和过分的要求最后会把孩子伤害。使得孩子们在身体健康和心理素质都低于正常发育的同龄人。壮实的禾苗需要一节一节的自然生长。拔苗助长的结果只会使颗粒干瘪，丰收无望。这些盲目的家长们像一群抢购商品的大军，结果是让商品更紧缺，让商品价格更高。这些盲目家长的群体行为的最终结果是水涨船高，给孩子们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家长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心理主要起因于社会发展的畸形。大学、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都分作重点和一般两种，而重点院校有少之又少，而且，重点院校无论就师资，设备，以及毕业后的出路又都遥遥领先于一般院校。这种差别以及就业的待遇和难度使得家长们对孩子前途产生忧虑，以至于让孩子在学龄前就开始卷进了考进重点学校的竞争。

另一个原因是教育的商业化。向学生灌输规定的知识范围与程度是学校和老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全心全意培养学生是他们的天职。可是为了创收，学校只让学生吃个八成饱。放学后还要走进形形色色的补习班，吃小灶。随便招个学生就是几千元的收入。何况僧多粥少，供不应求，结果家长破费的是钱财，学生承受的是压力，这些所谓的人民教师得到的却是大把大把的钞票。

第三个原因是家长的自私，总希望自己的孩子比别人高一等，地位高，挣钱多，当个人上人，从而满足自己的虚荣。这种不健康的心理是从老三届的知青这代人开始的。他们中学毕业后，上不了大学，找不到工作，只能响应号召，到农村去，到兵团去。一去就是十来年。风风雨雨，年华尽失。文革后，好不容易回到城里，找个工作，又赶上改革开放，提前下岗。这代人吃苦多，获益少，值得社会的同情。他们眼见自己前途无望，故而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下一代人的荣耀可以弥补他们一生的遗憾。这种心理和育子之道，不幸也传承到新的一代人的身上。

第四个原因，这几年中国出了几个驰名中外的钢琴家和台球选手， 以及那些名利双收的跳水和体操等奥运金牌得主。这些榜样使得家长也愿意赌上一把，让孩子掌握个绝活儿，到时候，金钱、美女、别墅滚滚而来，耀祖光宗。在某种意义上，这几个从小就脱学练琴、练球和进了体校的孩子对部分家长起了误导的作用。这些攀登到象牙塔尖上的孩子不是人人都可效仿的。

第五个原因，改革开放后，一批廉价的劳力从农村涌到城里。卖菜的，保安的，炸油饼的，打工的都换上了清一色农民工。没有户口，没有劳保，工资低微，让人看不起。他们的处境与待遇使得新一代的孩子们失去了做传统的普通的劳动者的机会。要么上个好大学，找个白领工作，颐指气使，地位高雅；要么参加到农民工的行列，去练摊儿，去做个打工仔。这无异于让满清的八旗子弟放下架子去拉洋车，丢不得那人。

一个再好的国度，也不会人人都当总统。一个再好的国度，也不会人人都是教授。一个再好的国度， 也不会人人都是将军。一个再好的国度，也不会人人都是明星。一个再好的国度，也不会人人都毕业于清华、北大，哈佛、剑桥。一个人活在世上要有良好的心态，首先要做好一个普通人，做好一件本职工作，让社会去选择你，而不是你去选择社会。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固然不是好的士兵，但是能当将军的一定要是个好的士兵。骐骥一跃，不能千里。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人们的天资，特长和体力是不同的，一个人应当有自知之明，把你的智慧充分地发挥，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自然也会得到你应有的那份报酬。

如今海龟在中国已经不那么吃香，毕业后在美国和英国找不到工作，回国也难以施展，获得高薪。和那些在国内踏踏实实地干了几年的同辈们相比，他们不但失去了起跑线上的优势，反倒落到了土生土长的年轻人的后边。砸锅卖铁，也要把孩子像赌博或炒股一样送出去留洋镀金，不一定会达到预期的效果。美国的常春藤院校是好，但大多数人考不进去。读个三流、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学校，勉强获得一张文凭，还不如在家门口的大学好好读上近年。

一个朋友的孩子出生时，好多人都来贺喜，说好听的话。鲁迅说了句这孩子将来要死的，于是挨了一顿棍棒。说好话的未必， 说死的必然。奉劝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调节一下心理状态，给孩子留点天真烂漫、自由自在的空间，自然地、茁壮地成长起来。也希望社会能为多数人的入学和就业创造良好条件，提高和改善普通劳动者的待遇和地位，让孩子们有个宽松舒适的未来。

美国华人移民往事

美国往事——旅美华工和华人

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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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请各位注意，我们这条铁路能及时完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贫穷而受鄙视的，被称为中国人的劳动阶级——归功于他们的忠诚和勤劳。”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查尔斯•克劳克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Ｃｒｏｃｋｅｒ）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要是没有外来移民，就不会有美利坚合众国，也不会有美国今天的高度现代化。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从那以后，为了追求宗教和政治自由及新的生活，世界各地移民不断涌向北美。在美国的早期移民中, 有一批不畏艰苦、勤劳勇敢的中国人，被称为美国华工。据美国官方记载，华人旅美始于一八二零年代，之后大批华工涌入美国。到今天，美国的华裔人口大约在四百万左右。

华工旅美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西部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中国劳动力的过剩。有历史学家认为, 早在一五一七年, 加利福尼亚北部就出现了中国造船工人。一七八八年，美国西部就有华工了。一八零七年，一位华人在纽约定居。在美国移民局的正式记录中，一八二零年是第一位华人来美的年份。一八二零年代前, 华人在美廖若晨星。华工的大规模来美是因为美国的西部大开发。

独立战争前, 居住在横贯北美大陆的阿巴拉契亚山脉（Ａｐｐａｌａｃｈｉ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以西的居民只有数千人。美国独立后, 美国政府鼓励移民开发西部。一八一二年第二次对英战争后，西部开发大大加速。一八四八年，加州金矿的发现对于华工大规模来美有着历史性意义。一八四八年以前，旅美华人以经商为主。自一八四八年的“淘金热”到一八八二年《排华法案》的颁布, 旅美华人主要从事开发金矿、修筑铁路、开荒和工厂建设。

华工旅美，从一八五二年开始大增。一八七零年代，在美华工已有十万之众。一八六零年代，美国西部的金矿渐渐枯竭，华工投身于贯通美国东西两岸的铁路建设。华工由加州的萨克拉门托（Ｓａｃｒａｍｅｎｔｏ）往东、爱尔兰移民从内布拉斯加（Ｎｅｂｒａｓｋａ）的奥马哈（Ｏｍａｈａ）往西修建铁路，历时四年，最后在犹他（Ｕｔａｈ）州的奥各登（Ｏｇｄｅｎ）汇合。当地的自然环境恶劣，工作条件极为艰苦，中国人的茶叶和爱尔兰人的酒精是筑路工人的最佳饮料，有人说“中国茶和爱尔兰酒造就了横跨美国的铁路”。铁路通车后，美国华工利用其农耕经验，在加州开垦荒地，使加州成了美国的水果和蔬菜的最大种植区。

一八六八年，中美签定《蒲安臣条约》（ｔｈｅ　Ｂｕｒｌｉｎｇａｍｅ　Ｔｒｅａｔｙ），两国自由移民。一八六八年后, 除少数几年外, 每年入美华工均在万名以上。一八八二年，《排华法案》通过前，华工入美人数达到最高纪录。一八八二年，《排华法案》通过后，以工人身份来美的华人被全部禁止。

美国华工的生活和工作

美国华工的生活工作条件极为艰苦，但和他们从来美的经历相比要好的多。一位侥幸兴存者这样回忆道：

“天一亮，美国人伯莱克带来了一个总工头，四个大工头。他们打开舱板，只见华工们饥肠辘辘、睡眼惺忪。洋人们搬出无数铁镣，把华工们全都锁上，倾刻间华工们动弹不得。

启航后，尽管也有时会有风浪之日，但华工们一路上一直躺在船舱内，暗无天日。吃的是烂米臭肉，顿顿如此。一开始，大家还能凑合，日子一久，就没人能受的了了。一些不习惯风浪的人，早已呕吐大作，满舱恶臭。加上屎尿满舱，这一切构成了一个人间地狱。

一到旧金山（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洋人令一名小工下舱，从华工脚上卸下铁链，叫他们起来。华工们一下子觉得脚下轻了许多，但还是站不起来。洋人们等得不耐烦后，就呼呼地把鞭子抽得山响。华工们只得忍痛，互相搀扶着站起来。洋人们再喝一声“走”，华工们还是不能动。洋人们就令水手们，连拖带赶，把华工们一个个地赶到梯子边上。

最后还有一批人不见动静，水手们有些纳闷，突然间，一股臭气冲了上来。于是，水手们向洋人汇报。洋人叫水手下到舱里去拖，这一拖才发现，下面有七八十人躺在那里。满面血污，血肉模糊。水手们俯身一看，才知道是断了气的。于是，就让人拿来八九个大竹篓，用铁锹把腐尸铲入竹篓，抛入大海。其中几个尚未断气的，也被抛入大海。

上岸的华工们被命令赤身露体，所有的衣服都被送入硫磺锅内蒸煮。另有洋人用药水像浇菜地一样向华工身上浇去，为之消毒。然后把华工引入一处房屋，把他们装入麻袋。这时，便有人前来讲价购买，一个个地过磅。有的卖主用脚乱踢麻袋以检验其中之人是否活着。”

就这样，一批华工就来到了举目无亲，言语不通的美国了。

当时的美国没有横贯铁路，筑路器材要在纽约装船，绕道南美洲的合恩角（Ｋａａｐ　Ｈｏｏｒｎ）由海上运至旧金山。横贯美国的铁路工程，要穿过整个落基山脉（Ｒｏｃｋｙ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工程极为艰苦，还要抢时间。于是，洋人将华工们的工作时间延长至一天十四个小时。

尽管华工们的地位很低，但他们对美国铁路的建设，不但贡献了辛勤劳动，还解决了很多关键工程问题。一年冬天，风雪交加，气温降至零下二十多度，工程因运输困难陷入停顿。洋工程师们想尽办法，也无善策。一位华工站了出来，他说我们可以筑一条冰路，将重物置于其上，这样就可以将材料轻易地运上山来。工程师们大喜，就请华工们设计了一条三十七英里长的冰道，恢复了运输，加快了工程进度。

就这样，在内战后的十年内，美国华工帮助修建了美国第一条横贯铁路，联邦中央太平洋铁路（Ｕｎｉｏ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随后，又帮助建成了另外两条横贯铁路，北太平洋铁路（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和南太平洋铁路（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

华工们在来美国的途中死了十分之一，加上工伤和其他因素又有一半人致死。最后熬过难关，积下点钱财的人，又遭到了白人的公开抢劫，最后落得分文不名。华人在美国，无不克勤克俭。他们很快就应过上太平日子了。但美国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社会，华工们无权无势，不管你如何个人奋斗，还是被压迫的一族。

与欧洲移民不同，美国华工大都是以赚钱谋生、然后落叶归根的小伙子。他们大多是以契约劳工身份来美的，以广东江门和台山人为主。他们依靠帮会拼命赚钱，积攒金钱，有些积蓄后，就回家娶妻生子，置地盖房，成为当地的“金山客”。

美国华工大都没受过教育。他们到美国后，经历了跨国家、跨文化、跨时代的身份转变。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他们经历过的痛苦和煎熬远非欧洲移民和本土美国人能理解的。美国西部的政客及和华工有竞争的利益集团，在工会的鼓噪下，夸大华人社区的丑陋面：赌博、娼妓、鸦片和帮派。以此排斥华人，一八八二年，联邦立法机构推出《排华法案》。美国西海岸的排华浪潮，给华工带来了巨大损失。一八五五年到一八七六年间，谋杀华工案达二百六十二件。美国地方政府更是故意无所作为，听任暴徒为非作歹。

华工们还被强迫驱逐出境，北面被驱至加拿大，南面被驱至墨西哥，一位曾亲历其境的华侨这样写道“十一月二日，数十洋人，手执火枪，勒令华人离埠，期限为两天。十一月三日，来了火车，称不要车票，送致西岸。车至美加边境，就停车迫令华人下车，驱华人入加拿大。当时正值大雨，华人衣衫尽湿，有抗命者，洋人以枪击之，惨不忍睹。”

洋人们还找借口破坏华人生意，使其无法为生。一位华侨写道：“唐人街华人因病死人。洋人每天也有死人的事发生，本不应大惊小怪。但因华人的生意一天天好起来，而洋人的生意一天差下去了。洋人们就以唐人街死人为借口，让政府派警察封住唐人街入口。名为防疫。这样被封了一个多月，华人的生意就一落千丈。”

更有甚的是不让华人女子入境。美国华工十有八九是年轻小伙子。他们大都只会中文不会英语。他们的思想感情也是中国的。他们只想和中国女子成家。美国政府看出了这一点，就故意不让中国女子入境。这样的话，成千上万的华工只有单身一辈子，若要娶亲，只有回国。

现代世界中，对侨民的保护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国家尊严的象征。一些国家政府对海外侨民的保护，超过了对本土居民的保护。这一原则不适用于当时的清政府。美国排华初期，清政府根本没有保护华工的意识。长期以来，清政府一直采取海禁政策阻止人民出海谋生，将华工视为“弃民”。乾隆皇帝曾下诏：“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牟利，朝廷不闻问。”直到一八六零年的中英《续增条约》，清政府才第一次承认华人移居海外的权利。即便如此，清政府依然很消极，根本没有现代领事保护的概念。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的华人社区，是一个两不管的地区，灾难来临之际，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极为凄惨。

美国华工的抗争

美国华工要求的合法保护，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初见端倪。一八六七年，一些中外条约，到了要修订的时候。修约曾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个诱因，清政府担心列强借口修约再次挑衅，决定遣使出洋，和列强修好。但是，外交无能的清政府，竟找不到能承担此任的官员，只好请刚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Ａｎｓｏｎ　Ｂｕｒｌｎｇａｍｅ）出山。于是，美国人蒲安臣，成了中国的“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团出访欧美。美国是出访的第一站，蒲安臣超出使团的授权，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史称《蒲安臣条约》（一八六八）。让人深思的是，这个由美国人以清朝使节为名擅自与美国签订的条约，竟然是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的第一个具有对等内容的中外条约，它给予双方国民在移民、贸易、传教、办学、设领等事务上对等的权利，并使美国承诺“不干涉中国内政”。

设领护侨是签订《蒲安臣条约》的重要原因，如使团成员清朝官员志刚所云，旧金山“华人已有十数万之众。若不设官，一恐其滋事，无人弹压；二恐其久无统属，变为外国下等之人。”但清政府的华盛顿公使馆，要到十年后才设立。同年，也在旧金山设立了领馆。从此，直到一九一一年清朝覆灭，清政府驻美使节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蒲安臣条约》力争美国排华的违约行动，要求美国政府制止排华暴行，保护华侨的合法权益。尽管效果有限，但美国政府还是做出了让步，甚至赔偿。

尽管，清政府对在美华工基本上是不闻不问。但在美华工自身的反抗从未停止过。其中最有名的一次就是一直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益和告霍普金斯案》。

益和曾是一位华工，他在加州经营洗衣店二十二年，他的所有经营行为都符合加州的卫生和安全法规。他有消防和公共卫生部门颁发的合格证。但市政当局却在新的洗衣店条例下拒绝了他的营业许可申请。在当地华人协会同心堂的鼓励下，益和与其他一百五十家有同样遭遇的华人洗衣店主一起，决定不顾条例和市政当局的歧视行为，经营自己的洗衣店。

在一八七三到一八八四年间，旧金山市政当局通过了十四项被称为“洗衣店条例”的法律，以期把华人洗衣店从市内赶走。立法机关为了不违背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立法者设计了复杂的许可证制度，赋予了执法官员任意处置权。

一八八六年，益和直接将逮捕他的警长霍普金斯告到了加州最高法院，要求法院下达人身保护状，以矫正旧金山市政当局的错误立法。华人协会同心堂为益和请来了旧金山著名律师麦卡利斯特（Ｈａｌｌ　Ｍｃ　Ａｌ　Ｌｉｓｔｅｒ）为他辩护。麦卡利斯特是一位出色的庭辩律师，生意一直很好。

益和指控洗衣店条例违反了加州宪法、美国联邦宪法和一八八零年中美条约。但是加州最高法院拒绝了他的指控。同时，另一个中国洗衣店店主李武也把官司打到了加州地区的联邦巡回法院，但李武也被法院打了回来。不过法院裁决书中表示，法院对洗衣店条例的执行感到不安，因为它给了市政当局毫无限制的裁判权。于是，益和与李武分别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高院对两案一并审理，要点是：原告是否被剥夺了美国宪法或美国联邦法律给予的权利？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坦利•马修斯（Ｓｔａｎｌｅｙ　Ｍａｔｈｅｗｓ）代表高院宣布了一致同意的判决：旧金山市政当局侵害了两位原告的权利，他们应立即予以释放。在判词中，高院给出了一个新原则：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适用于美国公民，也适用于非公民。高院发现市政当局的条例给予了市政当局“赤裸裸和专断的”权力。而且其执行方式使其中立地位大打折扣。高院称，条例执行中，市政当局专门针对中国人，这就否定了对华人的平等保护。最后，高院指出，这是一个表面公正的法律，但执法极为不公，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高院对该案的判决，赋予了平等保护条款一个新解释：高院有权考察一项法律的执法过程，以判定该过程是否合宪。

二十世纪中叶，益和案受到了广泛的注意。美国少数族裔挑战一些州的种族歧视法律和政策时，在很大程度上根据的就是平等保护条款，益和案是他们援引的主要案例，成为讨论宪法平等保护条款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案例。

《排华法案》

一八七九年，国会的一项排华法因为明显违反了《蒲安臣条约》，在清政府的抗议下，被海斯（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　Ｂ　Ｈａｙｅｓ）总统否决。同时，海斯迫使中国修订《蒲安臣条约》，使之为国会以后制定《排华法案》铺平了道路。一八八零年，中美签署了《中美续修条约》，尽管清朝迫使美方废除了条约初稿中“禁止”华工的规定，但接受了“管制和限制”华工赴美的规定。在条约英文版中，有“暂停”的字样，清廷的谈判官员宝鋆竟然不查，成为美国日后《排华法案》的一个借口。

一八八二年初，加州的国会议员再次提出《排华法案》，规定“暂停”华工入境二十年。中国第二任驻美公使郑藻如提出抗议，认为它违反《中美续修条约》精神，为此，他面见美国总统阿瑟（Ｃｈｅｓｔｅｒ　Ａｒｔｈｕｒ）。阿瑟部分地接受了郑藻如的抗议，认为长达二十年的禁止华人入美将有碍于美国与东方的贸易。阿瑟否决了这个法案，但是他并不反对法案中禁止华人入籍的规定。国会只好把禁止华工入境的时间减少到十年，阿瑟签署了这个法案。是为一八八二年的《排华法案》，从此华人自由移民美国的时代结束了，是以后的排华立法的先河。它禁止了未来十年的华工赴美，剥夺了在美华人的入籍权。一位坚持林肯共和党理想的参议员愤怒地指出：“我谴责该法律，不仅因为它违反了美国一项古老的政策，不仅因为它侵犯了基本人权，而且，更是因为它违背了共和党近期的政治原则——种族平等。”一位历史学家曾说：“美国传教士无法向华人解释：为什么华人可以进入白人的天堂，却进不了白人的国土？”

一八八八年美国通过了新的排华法《斯科特法》，宣布原先发出的劳工卡作废，近两万名持有劳工卡的华人无法入境。他们只好以在美国出生为由，从加拿大入境。随着以出生美国的身份进入美国的华人越来越多，负责执行《排华法案》的政府官员决定把失败了的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希望最高法院能够裁定出生美国的华人不是美国人，说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规定只针对黑人。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八九八年“华人身份案”（ＵＳ　ｖｓ　Ｗｏｎｇ　Ｋｉｍ　Ａｒｋ）中，高院以六比二明确裁定，尽管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也无法获得公民身份，但出生在美国的人就是美国公民，与种族无关，这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规定。他们是美国公民，《排华法案》不适用于他们。

孙中山在美国从事反清革命活动靠的就是他在夏威夷办的一张证明自己出生于夏威夷并在当地行医的公证文件。一九零四年三月，孙中山从旧金山入境时，遭到美国海关扣押。那是因为清政府驻旧金山领馆向美国政指证，孙中山的证件有假。在当地华人致公堂律师帮助下，孙中山向负责移民事务的美国劳工部上诉，强调他是因为提倡革命而被清政府领馆诬陷。一周后，孙中山被保释出来。几星期后，美国劳工部认为孙中山的身份有效，留美合法。

一九零二年，《排华法案》到了延期的时候了。美国的排华势力蠢蠢欲动，提出了更严格的《排华法案》，严格界定来美的商人和学生身份，严禁华工进入美国和美国领地夏威夷及菲律宾，同时严禁这两个地区的华人移民美国本土。时任清政府驻美公使的伍廷芳，向罗斯福（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政府提出抗议。抗议书中，伍廷芳对《排华法案》中的华工降低工资水平、华裔将吞没美国、华人无意入籍和华人低消费的排华谬论进行了反驳。并指出排华将损害美国利益：《排华法案》阻止了华裔潜力的发挥；最严重是，它将破坏中美贸易关系。同时，伍廷芳要求清政府警告美方，若一意孤行，中国将抵制美货。伍廷芳指出：“此抵制之例不论大小强弱，本可通行，依然行之，大国强国也无可奈何，必不致有失和用兵之事。”清政府对这一建议不加理睬。在新《排华法案》通过之际，伍廷芳做了最后努力，他向罗斯福呼吁，不要签署这一“不特有违公法，且非优待友邦之道”的法律。不幸的是，在收到抗议照会前，罗斯福已签署了《排华法案》。

新《排华法案》无限延长了禁止华工入美的时限，并将设限区域扩大到美国海外领地。违反了一八九四年《华工条约》，后者暂停华工赴美十年。一九零四年《华工条约》续约时，国会试图把其违反条约的国内法强加给中方。为此，清政府新任驻美公使梁诚坚决反对，使谈判陷入停滞。

这时侯，旧金山码头上的一起事件引发了中国抵制美货运动。当时一批来美的中国商人和两名新闻记者，在旧金山码头受到美国移民局的无理搜查。记者马上把消息传给了上海的同行。于是，上海的商人和知识分子及学生闹出了一场震动了清皇朝和华盛顿的抵制美货运动。

当时的上海报人说服了上海商会会长曾少卿，请他出马领导这个运动。一九零五年五月，曾少卿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通电全国二十一个通商口岸抵制美货，全国群起响应。广州、福州、青岛、天津，都投入了运动。曾少卿是福建人，福州商会还特意印发了抵制美货的传单，广为散发。

这场运动从一九零五年五月起，持续了两年，对美国无疑是一个警告。美国对华出口从一九零五年的四千四百万美元，降至一九零七年的二千六百万美元。于是，负责执行《排华法案》的劳工部，提出了新的执法原则：“既不能危及两国的正常商贸往来，也不能损害美国政府的公正和诚实形象。”劳工部还要对《排华法案》进行全面评估，加以修正，以消除其中非正义和严酷内容。罗斯福总统给移民局下了命令：“凡持有签证的中国人，必须给予礼遇，不得刁难。如有违者，立即予以撤职。”这是近代中国民众以抵制外货来争取权益的第一次尝试，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第一次觉醒。

但是，《排华法案》又延续了近四十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期间，中美结成抗日同盟。在宋美玲访美后，美国政府认识到，无论从基本道义还是从共同抗日的利益出发，都无法实行《排华法案》了。一九四三年十月，在富兰克林•罗斯福（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Ｄ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总统要求国会废除了所有《排华法案》：“国家和个人一样，也会犯错。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通过废除排华法，我们可以改正一项历史性错误，并消除日本人的歪曲宣传”“把公民权授予在我国相对说来为数不多的中国居民，将是又一个有意义的友好表示，它将会进一步证明，我们不仅把中国当作共同作战的伙伴，还将把她当成和平时期的伙伴。”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废除排华法、规定移民配额及其他事项的法律》，该法只有三条：一、废除一八八二年以来的所有排华法和其他法律中的排华条款；二、每年给予中国一百零五人的移民配额；三、允许合法进入美国的华人加入美国籍。华人从此获得了与其他民族平等的移民权利。但是，美国人口中的华裔已从《排华法案》开始时的十多万人，减少到了七万余人。二十年代美国移民法是基于其人口构成来确定移民配额的，废除《排华法案》的当年，华人只有一百零五个移民配额。

一九六五年，在民权运动推动下，国会才通过了废除种族标准的新移民法。该法规定每年移民入籍总额为二十九万人，给东半球各国的配额为十七万人，西半球各国的配额为十二万人，但是一个国家不得超过二万人。根据新移民法，中国获得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待遇。该法还确定了家庭团聚和技术优先原则，中国获得了与其他国家同等的两万个移民配额。

一九五零～一九七零年间，有三万余名台湾留学生赴美，大多数都通过就业成了合法移民。一九七九年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后，美国给台湾每年两万个移民配额。一九八九年“六四”后，有六万名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获得了美国绿卡。这些来自大陆的新移民，根据移民法中的家庭团聚条款，形成了一个移民大潮。美国华裔人口从一九八零年的八十一万，增加到了二零一零年的三百六十四万。

唱不衰的美国

汤伟：美国——一个敢于自我唱衰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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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年即将到来前夕，美联社公布一项新的全国民调发现，68%的受访者表示，2011年是美国最糟糕的一年。62％的人相信新的一年里美国将会变得更好，高达78％的人表示他们的家庭生活会有改善。持乐观态度美国人认为再糟也不会比2011糟。

“还有比2011年更糟的吗？”一位接受调查者问道。

过去这几年，美国媒体上每天见到的词无不是高失业率、沉重的债务、政治僵局、房价下跌、资产缩水、贫困增加、抗议不断、前途迷茫，美国看来真是一个岌岌可危、摇摇欲坠、行将就木的国家。

媒体每天都在唱衰美国。有文章说这十年对美国人来说，内忧外患，恐惧可怕、 人们过的简直是地狱般的生活。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11月刊，用了极其严苛的词语来斥责美国：“美国是侵略成性、不断扩张的国家、美国自以为是，自以为上帝站在自己一边，揽下全球进步的功劳，美国发动两场代价高昂却打不赢的战争，贪婪与腐败造成的金融崩溃挥霍掉美国的优势地位。这个末日资本主义这次真地不一样——最终将崩溃”，毫不留情地将美国这个世界老大批得是体无完肤、无地自容。

然而当美国刻意放下身段自我贬低的时候，我们就要清醒了。

面对一片唱衰的说法，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文章曾经也提到过：美国的衰退被无限夸大。质疑这个不 断应对着一系列的挑战的国家， 是不是真的在衰退？

长期以来，美国政界、经济界、教育界、文化界有一批社会精英深深懂得一个道理：因为美国长期占有所向往的东西——和平与富足，使人耽于享乐、追求财富、不再怀有理想。英国思想家米尔顿曾经精辟指出这种“长期和平的破坏力丝毫不亚于战争”的危险。因此美国必须不断否定自己，不停地反思，不停地变化。否极泰来，唱衰正是为了让这个民族时刻警觉，不要在捧杀中落伍。灾难兴邦，过惯了舒适享受生活的美国人要给自己制造紧张。

美国的电影制造了很多美国社会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场景：美国是一个充满了色情、暴力、凶杀、枪击、强奸、抢劫、黑势力、坏人当道、种族歧视的国家，然而我们一出电影院，顿时感觉这个社会一片安宁，感觉我们真应该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

清醒的人们都会看到：在美国有意唱衰自己的背后是精心的全球战略布局，在非洲、在中东、在东亚，美国正在精心布置着全球一盘棋，战略目标十分明确。

敢于唱衰，也恰恰表明了一个国家民族的自信。美国始终相信自己的实力。

美国在许多关键的领域依旧保持着绝对优势：

美国仍然拥有最具竞争力的经济，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的企业家和世界相当数量的财富500强公司；

美国在许多领域的科学技术依然雄踞世界前列；

美国依旧是各国最向往的移民地，它能吸引无数的人才为美国服务；

美国拥有北约盟国、欧盟和20国集团工业化国家联盟，可以长时间帮助美国来实现国内和国际的战略目标；

美国拥有别的国家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

美国拥有很强的软实力，凭借自己独有的文化和政策吸收各种人才，美国的教育水平依旧世界领先。

事实上，美国衰退论由来已久，1973年中东石油战争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大有取代美国之势，当时很多人就认为美国的末日已经临近。一次次唱衰的后面，是不断应对挑战、度过艰难，使美国更加强大。

美国这个国家不怕唱衰，她要的正是“里子”，而绝不在意“面子”。

写到这里，我想起在我居住的地区，有一位街坊邻里大家熟识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名叫卡迪。他流浪在外已经有十四年了，最近在写他的第三本书。在他的第一本书《失去灵魂的土地》中记载这样一件事：他的推车上除了捡来的瓶瓶罐罐，破箱子、衣物，还总是插上一面美国国旗。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插美国国旗？” 他回答道：“我热爱这个国家，这是希望的土地，无论你的种族和宗教，你都可以自由地行走在街上。这是一个希望和梦想的国家。”

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着这样一种自信，这就是美国真正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