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在演说中援引了杰佛逊写入《独立宣言》的一句话：“所有的人生来都平等”（Ａｌｌ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ａｒ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ｅｑｕａｌ．）。他将原文中的“男人”（ｍｅｎ）改成了“男人和女人”（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首先必须指出，美国社会并不是一个所有人生来都平等的社会。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从这一点来看，确实是种族平等的具体表现。然而，奥巴马的成功只是极少数的例外，以我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的经历，种族歧视的例子屡见不鲜。就连最成功的华人都有遭受歧视的例子，遑论黑人？所以美国人标榜的平等，仍只是一种美好而抽象的理想而已。
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分田地，均贫富”为号召，以农村包围城市，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在１９４９年前后（东北等解放区率先开始）共产党确实发动了土改运动，分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做到了耕者有其田，后来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更是把中国推上了奔向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道路。然而六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等级制度却依然森严。
我们先从上层建筑来看，最上面的当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然后是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依次是部级、省级、司级、地区级、市级、厅局级、处级、科级、县级和乡镇级等。城里的干部则还有街道干部和里弄干部。奇怪的是，科员里面居然还有“处级科员”之称，如果处级干部相当于“道台”的话，“处级科员”因为没有实缺可填，只好屈尊当科员，可以折合成“候补道”了。如今中国官场中的称呼通常都是都是带官衔的，如赵部、钱局、孙处、李科等。因为共产党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又有行政级别和军阶的换算，如省军级、地师级、县团级等。此外还有论资排辈，如老红军、长征干部、抗日干部、解放战争干部、抗美援朝干部、国民党起义人员等。从待遇上来看，则还有离休干部和退休干部之分，离休干部除了全薪之外，还有用车和旅游等优待。而普通职工的待遇，退休的工资打折，其他则有提前“被退休”的、下岗的和工龄买断的。在物质待遇方面，根据级别的高低，军队和地方都有大灶、中灶和小灶，此外在物质匮乏时高级干部还有特供，即所谓“吃红本儿”的。同样是干部，又分中央干部和地方干部。中央干部到地方“威水”得很，但是在北京就不稀奇了，故有“房子越住越小，车子越坐越大”之说。如果是部级以下的，真还不如到地方去当个一把手实惠。
从地理上来看，从上至下是首都、直辖市、省和自治区、地区、县。城市又分省级市、地级市和县级市，下面才是城镇和乡村。当年许多夫妻两地分居，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但是要调动，只允许同级城市之间调动，或是大城市向小城市调动，所以从外地调进北京和上海几乎是天方夜谭。何以也？当时城市的工资标准还有地区分类，北京上海是高薪的“八类地区”，而其他城市多数是低薪的“六类地区”，下面还有五类、四类的呢。还记得文革时从长春到北京出差，北京是首都，北京人凭“本儿”买肉敞开供应，外地人则一次只能买两毛钱。师傅想带点肉回长春过年包饺子吃，我便陪他去排队。两三次之后，售货员便不耐烦了，一手把两毛钱的肉扔在砧板上，另一手抡着砍刀厉声训斥道：“你还有完没完了？啊！？”于是我们只好换一家，再换一家。上海的轻工业品则是全国之首，每次从长春回上海探亲，厂里的师傅们便会托我捎东西，一张长长的购物单，够我好几天跑断腿的，难怪上海人一说可能被分配到外地便谈虎色变。同样是省、市、县，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和内陆地区的条件又大不一样。改革开放后又有了享受特殊政策优待的经济特区、长三角、珠三角、高新技术区、经济开发区、保税区等。记得当年进深圳时还要通过关卡检查，需要特殊的通行证（或护照）才能进入，赶上如今的港澳自由行了。
若与外国或港澳台沾上一点边，即所谓的“海外关系”者也，便有了外籍华人、华侨、归国华侨、爱国华侨、港澳台同胞、侨眷和海归等，还有专门为他们服务的涉外宾馆、最初的侨汇商店、友谊商店，以及后来的归国人员服务部、大件小件、免税指标等概念。如今电器产品已经过时，动辄是免税的轿车指标。钱则分成外汇和人民币，后来又有了外汇兑换券，于是在宾馆和中国银行门外便有了换外汇的“打桩模子”即外汇黄牛，能追着你走好几条马路。幸运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人民币已经与硬通货几乎等同，港澳等地的商家终于也纷纷打出了“欢迎使用人民币”的牌子。
中国社会的另一大问题就是城乡差别。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待遇截然不同，原来城里人吃商品粮，农民则是自留口粮。如今虽然取消了粮票和各种票证，老百姓可以相对而言比较自由地迁移，但是城市居民中又分常住人口、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凭户口，所以一个人生在什么地方，对他（她）的一生会有极大的影响。
其实从上小学开始就有等级制度了。小学里的少年先锋队有普通的少先队员、小队长、中队长乃至大队长。文革时则成了红小兵和红卫兵，红卫兵的头头可是“司令”一级的。从中学开始便有了班干部和学生会干部，此外还有团员和党员，于是便有了团支部书记和党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和党总支书记、团委书记和党委书记。学生里有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毕业生，走上社会之后则有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乃至全国劳动模范和新长征突击手。
中国的义务教育一直到初中，但是学校也分等级。文革时工厂里根据毛主席最新指示办学，于是便出现了“七·二一大学”之新生事物，当时的正规大学生则改成“工农兵学员”了，以区别于臭老九。恢复高考后大学有教育部重点、全国重点和省重点之等级。同样是大学本科，如今又有“一本”和“二本”之分，于是便产生了“专升本”这样的新概念。此外当然还有函授大学、业余大学、网络大学，乃至老年大学。中学则有省重点、市重点、区重点和普通中学。希望小学听起来让人感动得泪下，其实却处于教育金字塔的最底层。即使同样是高中生，北京、上海高考的录取线又远比其他省市低，所以投胎在北京、上海的学生就比外地的学生便宜好几十分。当然有钱的家庭可以通过在北京、上海买房获得户口，从此改变孩子一生的命运。同样是孩子，还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入托、上学、医疗等都有种种优待。至于教师，也分三六九等，有公办和民办教师，还有正式和代课之分。文革结束后，我在长春拖拉机厂工作，被借调到厂子弟中学教英文。长春拖拉机厂虽是当时众人羡慕的万人大厂，我却是一个小工人，归劳资科管，而教师属于干部编制，归组织部管。所以当时我在子弟校教书的身份是“以工代干”。
说到职称，则有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和普通职称。最上面的是中科院院士（即原来的学部委员）、领国务院津贴的专家，教育和学术界有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教授当中还有博导、硕导和理所当然的“学导”（恕我胡说），下面才是讲师和助教。中小学则有高级教师和特级教师，如果还不解恨的话，今后不知道是否还会有“超级教师”之美誉。此外还有高级工程师、高级农艺师、高级经济师、高级统计师、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等。据说教授、研究员等高级职称享受局级待遇，都是可以换算的。出版系统有总编、编审、编辑，媒体有特级记者、高级记者、特派记者、主播、主持人、播音员等。就连服务行业的理发师，现在也有高级造型师、美容师，按摩和足浴的则称为技师。难怪许多人的名片上印上无数头衔，乃至一面都不够用，正反两面都印满了，便用两张对折的，四面都印满还意犹未尽。
从建国开始到文革结束，一直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于是便有红五类，即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文革时更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这三类人，于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知识分子便成了“臭老九”。地主当中则又分恶霸地主、工商地主和一般的地主和富农，需要争取的则是富裕中农、上中农和中农，革命的下中农、贫农、雇农乃至流氓无产阶级。在城市里则有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本家、民族资本家、资本家、小业主、干部、以工代干、工人、高级职员、职员、自由职业者等。如果红五类犯错误则是人民内部矛盾，黑九类犯错误则是敌我矛盾，如果坦白从宽，则可能将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有的人虽不是黑五类，但是有历史问题，则可能成为内控对象。即使是最普通的老百姓，即所谓的革命群众，也有骨干、积极分子和普通群众之分。
就业也有等级。文革时最牛的是工矿，而工矿中又以本地工矿居首，外地工矿次之，到三线工厂去支内的最差。１９６９年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年知识青年的社会地位则相当于现在的外地民工。就连知识青年也分等级，最好的是军垦农场，国营农场稍次，但是都有旱涝保收的工资和探亲假，我则是靠天吃饭的插队落户。此外下乡的远近也大有讲究，最好的是近郊，最糟糕的是新疆、北大荒和云贵等边疆。我到吉林吃的是窝窝头和高粱米饭，远不如吃大米的江、浙、湖、广等南方省份，但还是聊胜于以红薯为主食的安徽淮北。抽调进工厂后，则有干部编制和工人编制。干部中１３级以上的是高干，工人则从学徒、一级工到八级工。工种也有讲究，分普通的熟练工种和比较牛的技术工种。文革时最吃香的的职业是听诊器、方向盘和切菜刀。文革时取消军衔，当兵则分“四个兜”的干部和“俩兜”的战士。干部解甲归田为“转业”，可以按照地师级、县团级之类的公式换算成地方官，战士“复员”后则由安置办公室分配个技术工种。干部探亲、出差坐硬卧，战士坐硬座，高干则可以享受软卧和飞机，就相当于现在乘飞机的头等舱、商务舱和经济舱。文革时全民皆兵，家庭成分好的可以当“基干”民兵，俺家成分高，只好当普通民兵。我想现在的下岗职工就相当于文革时留在城里不下乡而“被待业”的待业青年。至于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原来是“五保户”，如今则是“低保户”。
改革开放后与国际接轨，开始以白领和蓝领来区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当然还有旱涝保收的公务员，相对于合同到期后可能“被跳槽”的合同工。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最近又出现了金领、白金领和钻石领，未婚的钻石领便成了钻石王老五。在就业链的最底层则是外地民工和保姆，他们外出打工留在老家的子女便是留守儿童。除了衣领的颜色和质料之外，企业的性质也至关重要。建国伊始还有私营企业，我小时候有私立幼稚园和公立幼儿园，我猜想大概是因为公立幼儿园里的小朋友虽小并不幼稚。此外还有私立小学和公立小学、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１９５６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便有了公私合营企业，经理则分为公方经理和私方经理，公方经理说了算。国有企业为全民所有制，当年旱涝保收，便有“铁饭碗”和“大锅饭”之保障。此外还有集体所有制企业、民办企业、街道企业和乡镇企业。除了所有制之外，工作单位还分成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待遇也不相同，原来企业单位牛，现在因为许多企业破产，所以事业单位好了，风水轮流转嘛。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原来无业的人变成了“个体户”自寻出路，其中有些歪打正着，成了中国的第一批“万元户”而光荣致富。正规企业中先出现了中外合资企业，后来又有了独资的外资企业，此外还有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对就业来说，除了工作性质之外，更重要的是企业的性质。公司则分上市公司和普通公司，上市公司里面还分主板和创业板，股票里则分人民币购买的Ａ股和外汇购买的Ｂ股，此外还有法人股、流通股、优先股和普通股。公司内部的等级则有总裁、董事长、董事和监事，近来又有首席执行官之美称，下面便是总经理、资深副总经理、副总经理、部门经理、副经理，往下一直到普通办事员。
如果你生病了，则又有等级在等着你。原来分公费医疗和劳保，现在则是医保，离休干部的医药费全部免费，普通老百姓则有限额，超过部分自己承担一定的百分比。医院则分省级医院、市级医院、区级医院、中心医院、地段医院、街道医院、和卫生所，医生里则有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和普通医生，护理人员有护理师、护士和患者自费请的护工，自从有了护工，护士便升了一级，大小便就得委屈护工打扫了。看病又分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病房则有高干病房、外宾病房、ＶＩＰ病房和普通病房。
住房也有等级，原来是按级别决定住房面积，住房改革后则有商品房、公房、低收入房，商品房中还有豪宅、别墅、联体别墅、高层、小高层和平房，城里人住的是产权房，农村自己盖的房子则是小产权房。投资炒房出租的则为大房东，转手牟利的便是二房东，租房族里有钱的是独租，外地进城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们则只好委屈地“群租”蜗居了。
我一介布衣，却有幸当过农民、工人、教师、商人和律师。文革失学十二年后恢复高考，我居然还能搭上最后一班车，从学士到硕士乃至博士。我曾住过三分钱一宿的大车店，也住过五星级的宾馆。我曾赶着马车到县城，百十来里路得走十几个小时，我也无数次乘飞机十几个小时横跨太平洋。我曾成吨地吃过苞米面窝头和高粱米饭就大葱蘸大酱，我也吃过鱼翅和鲍鱼。年过花甲的我，经历了世态炎凉，如今自己吃饭永远是一碗面条，每吃一碗都觉得是天堂里的食品，是国宴，每天都是在过生日、过年，这才是最重要的。
(By 胡果威,from C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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