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五十万人持假文凭 诚信危机的集中反映
作者：华夫、一萍
明报月刊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号
今年三月中，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新一届“内阁”亮相，其中一位引人注目的成员就是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引人注目”之处，不仅因为发改委有“小国务院”之称，更因为位高权重的“掌门人”张平只有“中专”学历。
由于忽视了管理，滥发文凭的现象一度盛行，以致一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疏通关系、找替身做枪手，与一些高校“合谋”，轻易就成了硕士、博士。以张平的官位，只要他愿意“提升”自己的学历，硕士博士什么学历拿不到？对比时下大学文凭氾滥、尤其是“权力文凭”颇受诟病，张平一纸中专学历更显珍贵、诚实与自信。一时间，民众对张平好评如潮。换一个角度看，这正是对一些官员文凭造假的反讽。 三百元一张假文凭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官员文凭造假有两种情况：一是“真的假文凭”，即办假证；二是“假的真文凭”，即文凭“注水”， 没有相应的学业经历和知识含量。
媒体披露出来的官员文凭造假第一人恐怕要属胡长青了。这位因为腐败被处以死刑的原江西省副省长，曾经委托他人到北京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弄一个假文凭，结果受托人没有弄到，只好到北京的中关村买了一个假的法学学士文凭。从此之后，胡长青就开始以“北大才子”自居，甚至自称是“法学教授”，直到其腐败案发，媒体才挖出他文凭造假的事实真相。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北京市假文凭贩卖最为氾滥的正是在北京大学附近。几位文凭贩子声称，一张北大假文凭，本科三百元，硕士五百元，三天之内可以制假完成交货；而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假文凭也是一样的价格。
当然，一般官员很少会去街上购买假文凭，因为这些假文凭毕竟容易鉴别，一旦被查出来，当事人就会完全名誉扫地。而教育部对这种文凭的鉴别也已轻车熟路，教育部全国高校学生资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说，为遏制假学历证书，教育部几年前就已开通高等教育学历查询系统，对假文凭的鉴别大为方便。
高校合谋造假
真正让大量官员趋之若鹜的，是“假的真文凭”。一般来说，官员由于具备一定的资源优势，有条件搞到“假的真文凭”；再者，使用“假的真文凭”，不容易被识破，风险要比使用“假文凭”小得多。于是乎，一些官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与高校“合谋”，通过非正常管道，轻而易举便拿到所谓硕士博士文凭。如一些官员因握有各种专案的审批权，这种行政资源可以给学校安排土地批租、增加经费等许多“好处”，这使一些高校自降“门槛”，与官员进行权学交易。还有一些高校因有利可图，纷纷开设各种官员“文凭速成班”，包括开设各类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培训班，许多官员的文凭造假正是将这些短期培训班的资格证书也算做自己的学历，公开声称自己是某某硕士，某某博士。
在学历造假问题中，地方又比京城要严重得多。虽然不排除有人的确是靠自身努力获得学位，但其中造假“混”出来的学历恐怕也不在少数。如在西部的一个贫困地区，从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甚至镇长、乡长，名片上大多印有“经济学硕士”、“法学硕士”等名衔，令人匪夷所思。 同样因贪污被判处死刑的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在职期间就曾通过造假手段，“名正言顺”地获得了研究生学历。但知情者都明白，他在学习期间所写的论文，都是由秘书组成“写作班子”代劳的。 这些“假的真文凭”，尽管不是街头巷尾文凭贩子造假出来的，但却是与高校合谋造假而来，同样都是假学历。难怪有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此学历造假“不但损害了高校的学术风气，助长了官员造假之风，也动摇了整个社会的公平和信用基础”。
社会过份注重文凭惹祸
在注重文凭的今天，弄张假文凭当然不仅局限于官员的升迁之需。事实上，随着社会各行各业对文凭异乎寻常的看重，推动假文凭市场需求日增，造假现象有越演越烈之势。 翻开许多公司的招聘广告，往往有一条用人标准：“大学本科以上”；一些机构更是不问缘由就提出“非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不聘用”。在这些公司和机构看来，大学生、硕士，这就是人才市场准入的最低门槛，否则，你就是想要做办公室助理也不成。
专家分析，对求职人员来说，文凭、学历就像一块敲门砖，能立即吸引用人单位的注意；对在职人员来说，越高的学历则意味着越多的晋升、加薪机会。正是这种主要依据学历来决定待遇、薪酬的用人制度，促使了一些急功近利的人，不把心思放到提高自身素质上，而是铤而走险，通过造假的手段达到个人目的。当学历仍然作为求职、升迁等的先决条件时，假文凭假学历的出现就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社会问题。
“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
假文凭市场最初以知名高校为主，后来假文凭市场瞄准了一些不出名的高校。现在越来越多的假文凭开始仿冒一些不知名的大学，比如某偏僻省份的理工大学、政法大学或者冷僻的农林水利学院、师范类大专学校等。 而且与以往相比，“毕业”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造假者在增加。有关专家认为，这是因为近年毕业的本科学历的学生可以在网上查询到，这让假文凭贩子难以下手。
中国内地两年多前的一次人口普查发现，全国填写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比国家实际培养的人数多出五十万人。这就意味着，中国至少有五十万人持有假文凭。难以想像，就业时出示假文凭，提拔时使用假文凭，评职称时使用假文凭……五十万假学历多么令人触目惊心！
在湖北随州辖下的一个区，有一百三十二名教师弄虚作假，在评职称时用的是假文凭。这些假文凭既有大学本科，也有大专、中专，都是教育局在评审教师职称时查获的。“如此多的教师以假文凭蒙混过关，真让教育系统蒙羞。”当地教育局对这些教师作出处罚决定：假证没收，师德量化考核作不及格处理，三年内不得再评职称，且不能获得任何形式的荣誉和奖励，并在全区内通报批评。面对处罚，部分教师为假证感到羞愧，同时大吐苦水：“我们年纪大了，评职称很困难，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
河南蒋桥，一个省级地图上找不到地名的弹丸之地，在全国的知名度却超出了它所在的县市，原因是这里假证生意兴隆。当地制假形成了产销一条龙的庞大体系，生意不但做满了河南全省，还做到了全国。从大学毕业证、高级职称证甚至到军官证、警官证等，什么证件都能造假出来。有目击者说：“在这里，无论是批发还是零售，假证买卖过程就像是在集贸市场上买袜子一样方便。”
正规学校涉足其中
如今在假文凭市场里，造假早已不再是“路边摊、小作坊”，许多正规院校也涉足其中分一杯羹。北京某大学的网路远端教育大专文凭，标价两万元；东北某大学成人高考文凭价格二万二千元……只需一万到两万块钱就能买到一个大学文凭，更为古怪的是，这个文凭不仅可以通过人才大市场的验证，居然还可以在教育部的网站上查到。 “成人教育现在是各高校非常挣钱的一个项目，而且市场又很大。”一位业内人士介绍说，学校为了扩大招生量，会把一些指标分给一些签约的培训机构，也就是所谓的教学点，同时会给教学点很大的自主权。教学点为了能招到人，一般都会许诺不用上课、不用考试以及提前毕业等，尽量满足学员的要求。其中，最容易办的是高校网路教育文凭证书，“网路教育从注册到考试基本上都是由学校自己操作，刚开始时还相对正规些，现在越来越乱了”。
造假网站几可乱真
近年来，中国有关部门加强对假文凭假学历的惩治力度。如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等四部委四年前掀起一次清查风暴，严厉打击官员文凭造假，清查发现六十七万名县处级以上官员中，每四十名就有一人的文凭有问题。此次清查风暴一度让官员文凭造假有所收敛。但是时隔不久，官员文凭造假又死灰复燃。
为了有效打击假文凭，教育部对高等学校的学历证书实行电子注册制度。全国高等学校学生教育咨询和就业指导中心，这是教育部认可的唯一一家具有权威性的学历资讯库管理系统，也是唯一得到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的认证机构，上网即可以查文凭真假，原本以为这一下假文凭就无处遁藏了。但是，陆续查到有多个假网站进行文凭造假和贩卖活动，它们的名称和网址与真实网站相似，进行造假欺骗和诈骗活动。
莫非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造假制假防不胜防？
增设“伪学历罪”
对于打击官员文凭造假，一些专家认为，官员注重理论素质的提高和知识更新，如能刻苦攻读获取更高学位，无疑值得鼓励和提倡。但在选拔官员问题上，不断追求高学历，有的甚至以学历层次划杠，造成以权谋学、文凭造假，却极不可取。他们呼吁，有关部门还是应该建立起一种长效机制，包括监督制约机制、惩处机制等，在官员选拔任用中，结合“德能勤绩”等项全面客观地综合评定，重学历但不单重学历，全面杜绝官员文凭造假现象。
还有学者提出建议，有关部门应建立起一种对官员在职读书的报批制度，严格审查其学费支出及学习情况。同时用公示的方法来预防“权学交易”，即官员的学历变更要公示，把官员学历变更的就读院校、专业及学习年限、学习方式、证明人等内容以张贴公告的方式，在官员所在单位进行公示，并设立专门举报电话，接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 对于为数更多的五十万人学历造假，一些有识之士认为，这是社会诚信危机的集中反映。借助法制、道德、诚信体系的建设，杜绝假文凭，这是当务之急。有专家则反省当前的用人制度，认为盲目以“学历论人才”的方式，不仅导致人才“难尽其才”，加剧人才的浪费和人才市场的恶性竞争，而且也导致一些人不择手段地追求假学历这种“学历”符号。只有改革现行的用人制度，改变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和观念，假文凭、假学历问题才能根治。
还有人大代表认为，现在对于使用假文凭大多数是道德上的谴责，最多是纪律处分，远远没有达到法律层面。对于制造假证，购买并使用假证的人，应该同样要在法律层面上进行约束和制裁。为此，这位代表提出议案，建议修改刑法，在刑法中增设“伪学历罪”，明确伪造和贩卖学历、学位等文凭证书的定性、罪名、处罚等法律条文，作为惩治学历造假的法律依据，加大惩处，明确定罪。所谓治乱用重典，这一招不知能否收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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