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中国中小学生想象力倒数第一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这话已经成为千古名言。世界上只有知识、只有学问才是与人相伴终生的最大、最恒久、最不易失去的财富，别的，地位、权力、金钱等等都是身外之物。因此，古往今来，众多优秀的民族、杰出的人才都把终生学习作为毕生的追求和生活方式。

　　然而，中国的现实似乎很令人沮丧。来自2010年11月24日《重庆晚报》的消息说，21国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中小学生想象力倒数第一，而且是年龄越大、知识越多，越与创造性想像力“反着动”。记者拿出一幅无标准答案的无名抽象画，在孩子们眼里，它“一切皆有可能”；而对许多成年人来说，这不过是一幅人脸而已，答案一致得就像歌曲“世界只是唯一”。在南坪实验小学1年级8班，10个同学有8种答案；在重庆工商大学一间自习室，10个同学的答案有6个与脸相关。记者在南坪步行街又考了十多名三四十岁的路人，一半以上都说是张“人脸”。

　　“在全球21个受调查国家中，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第一，想象力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是重庆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在分组审议《重庆市义务教育条例（草案）》时，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胡健康发出的感慨。他还举例称，美国几个专业学会共同评出的影响人类20世纪生活的20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由中国人发明；中国学子每年在美国拿博士学位的有2000人之多，为非美裔学生之冠，但美国专家评论说，虽然中国学子成绩突出，想象力却非常缺乏。因此，他建议修改相关条款，通过立法来强化对中小学生的“想象力教育”。

　　一个人口大国不能成为创新大国、不能成为人才大国，的确是一个国家教育的耻辱。其中最大的问题，来自我们的教育方针和方式方法都出现了根本性的问题：是把人培养成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质疑和批判精神的现代公民，还是把他们改造成唯唯诺诺、按部就班、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镙丝钉？前者，需要的是自主性、创造性、探索性的学习，而后者，只需要标准答案，只需要填鸭式灌输式教育，只需要学生的记忆力即可！

　　想起西方一些教育和社会发达国家，他们的孩子，从小学中高年级开始，就和家长、和老师一起去图书馆钻研，去查资料，去探索诸如二次大战的成因及后果，以及历史评价等等宏大的课题，不要预先给他们答案，而是让他们自己去寻找原因，分析答案。

　　而我们的教育，则是观念先行，对标准答案不可越雷池一步，尤其是在语文和历史两大课程上，尤其如此。连高考作文，基本上也都是道德价值观优先于思辩和表达能力本身。这哪里是在培养“独立、完整的人”，分明是在制造记忆力超群、创造力和人格精神残缺的“精神病患者”。是典型的愚民教育而不是启蒙与智慧教育。中国的教育像是一把锁，而不是一把开启未知世界的钥匙。

　　砸碎中国教育这把枷锁，首先要重新反思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培养完整的人，其他一切都是扯蛋。其次应该尽可能地告别标准答案，在人文社会学科方面更是如此。在客观的自然科学问题上，很多时候答案的确只有唯一，但抵达答案的路径和方式方法却未必唯一，应该鼓励学生，寻找自己的方法和路径。其三，大学招生制度必须彻底改革，改变那种统一大纲统一试卷统一标准答案的招生录取模式，“英雄不问出处”，条条大路通大学。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是世界科学巨匠爱因斯坦的结论———“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

　　1968年，美国一位妈妈状告幼儿园，认为幼儿园教会自己3岁女儿26个字母后，孩子再也不能将“0”说成苹果、太阳、足球、鸟蛋之类的东西了，幼儿园应当对这种扼杀孩子想象力的后果负责。那场官司，家长打赢了，并导致内华达州修改了《公民教育保护法》。我们，是否也需要一部《公民教育保护法》，保护孩子的独立性、创造力和想像力不受桎梏？

(童大焕, 天涯社区)

Battleship Museum

Battleships

Tired of fighting in wars?
Or taking time to reflect and pray
Lasting peace for ALL!

Tanks

Piles of scrap metals
Trophies from desert storm battles
Cowards on display

中国大学的困境与出路

张鸣
(from cnd.org)

　　当今中国大学种种质量下滑、学术溃烂等惨不忍睹的怪现状，其源头，其实始于20年前。令人吊诡的是，20年前那场政治风波之后，作为学界中坚的大学中人，恰恰开始了走入专业，走进学术的历程。而这个历程走到今天，人们看到的居然是学风的浮躁，学术规范的崩解和学术的大面积失范和腐败。

　　当然，导致今天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并非大学教师，而是政府管理者，但大学教师也是当之无愧的帮凶。

　　人所周知，31年前中国的改革，是从恢复文革前17年的旧观开始的，而教育领域则最先开始的这种恢复。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开始恢复高考。不言而喻，文革十年，正如当时流行的说法所说，教育是重灾区，而大学则是重灾中的重灾。*河蟹*由于出身的缘故，对于教育有着特别的偏好，同时，由于他和他的同志，多半是五四青年，有思想文化决定论的积习，这种偏好和积习，使得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遭致了当局的特别关照，也招致了革命的特别关照。教育跟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发生了最密切的关联。其关联密切程度，超过了前苏联。大学实行党委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重点开展区域。文革，只是其中一个走到极致的运动。当然，这种极致的政治运动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最大的困惑，是维持的危机——如此革命下去，国家的基本运作无法维持。这种维持危机，在大学教育表现得特别明显，不仅难以向国家输送维持生存的人才，连自身的存在，也成了问题。大学的率先恢复，在当时而言，有着存亡续绝的功用。

　　从锁国走向开放的中国，此番的开放，首先是对着西方世界的。因此，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恢复之后，中国的大学教育，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如何与世界接轨。也就是说，文革前17年的苏式大学模式，在开放的压力下，需要改变。所以，大学的改革，至少在部分的环节，体现在由苏式专才模式向美式通才模式的转变。尽管这种转变，在当时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被遮蔽在通才或者素质教育的名义下，但其中向美国学习的迹象，回想起来，还是相当清晰的。

　　然而，正如统治集团部分人所担忧的那样，大学改革不可能不跟“精神污染”和“自由化”有所关联。他们担心改革会摧毁教育作为意识形态阵地的特质，而事实上，这个阵地，的确在动摇。鉴于八九事件，大学成为学生民主运动的中心，即使1992年国家改革再度启动，大学的改革，却停了下来。随着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起飞，当局自以为找到了一条大学改革的新路，这就是所谓的211和985工程。一是投钱——集中财力，投向少数尖子大学。二是强化大学的行政控制，所投的钱，由行政系统控制分发。三是实行产业化。通过引入企业管理因素，实行量化管理，改善大学教师的待遇。启动大学产业化，大幅度增加学生收费，实行大学毕业生双向选择，不再包分配。这三方面的改革，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党和行政的强化。伴随着这三方面的改革，特别是大学翻了十倍的收费，国家开始把大学招生视为拉动内需的一个手段，于是全中国的大学开始了疯狂的扩招，在短短9年之内，大学年度招生数就由1999年的92·7万，膨胀到2008年的599万。教育行政当局的目标，说是要把中国的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变成普通教育。也的确变成了普通教育，2008年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达到了23%。[①]研究生的扩招幅度，也在大幅度增加。由1999年的8·505万，增加到2008年的44·9万。[②]在大幅度扩招的同时，各个大学大幅度贷款，大兴土木，校园和学校建设有很大的改观。很多城市都在大建大学城，大学的产业化跟疯狂的房地产开放，实现了奇妙的联接。

　　这样的大跃进，结果是形成了行政主导的大学垄断公司。大学成了产业，最糟的那种产业——行政垄断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兼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弊而无其利。一方面，这种大学的确有产业化的特征，高收费而且唯利是从，各校都在大办跟市场有关的专业，基础学科极度萎缩。另一方面，这种产业又是官办的垄断事业，由于基本不存在竞争，因此学校的行政机关，衙门气、官僚气十足。整个系统，跟行政体系一样，都在追求数字——课题数，发表量等等。学校和教师，也就通过造假，钻空子，制度性规定强迫学生发表论文，来完成数字。客观地说，现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依然在学美国，不仅在大力引进海归，主要是美国回来的海归，某些学科，甚至直接用美国教材，采用双语授课。研究生教育，也跟美国一样，分成研究型硕士和专业硕士。甚至连美国的常青藤联盟，也要学，若干重点大学公开组织中国的常青藤大学联盟。可是这样学的结果，唯一的好处是使得学生的外语水平有所提高。但严格地说，只能说这种“唯美”是从的学习倾向，促进了学生的外语学习。真正让学生外语水平提高起来的，第一位的功臣，还不是大学，而是外语培训的新东方学校。学美国，只学了皮毛，足以增加大学时髦好看外观的皮毛。在八九之后，主动走向学术，走向专业的大学学者们，虽然说，在高校大跃进之前的几年之内，专业和学术水平的确有所提高。至少在我有所了解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有所斩获，涌现了一些有质量的成果。但是，一旦大跃进发动，在量化管理和待遇提高强化管理面前，在几十万甚至上千万不等的课题经费投入的诱惑下。著名教授不仅有经费和待遇的好处，而且还有官职的赏赐和各种“江”学者称呼的授予，每个称号背后，都有大笔的好处费和课题费。大学教授很快缴械投降，主动或者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投入到大跃进中，迅速成名成家。结果是研究成果质量大幅度下滑，如今在学术期刊和各类出版物中，已经垃圾成堆了。

　　在成亿的资金砸下去之后，大学的科研成果的确有突飞猛进的飞跃。SCI论文和CSSCI论文发表量，的确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如果单论发表量，国内国外加在一起，就像中国的大学生数量和博士数量一样，均可以在世界排在首位。但是，此阶段中国科研的原创性却并不见好，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不仅国内所谓的核心学术期刊越来越不学术，被高校大跃进中论文跃进刺激得大收版面费，变成要钱期刊。就是所谓国际上的SCI论文，也不断被曝出论文造假，以及大量投机低门槛的数据库，赚取发表量的丑闻。就目前而言，学界官大学问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不止人文社科，连自然科学也开始唯官是从，院士的评选，如果没有官衔，当选的可能性就会很小。

　　此时的大学教育，不仅没有实行美式的通才模式，也丧失了苏式专才模式的优点，属于典型的邯郸学步。苏式教育虽然目的不是培养人，而是造就工具，因此知识面比较窄，适应性也小。但至少在应用学科方面，技术性好，动手能力强，学成之后，放到工厂，就可以用。但是，现在的工科教育，不仅教学和试验环节马虎，即使重点大学，也出现了“非工程化倾向”，少安排甚至不安排实习。到了实习环节就让学生自己去找地方，结果只能放羊。学生既没有理论素质，也没有动手能力。最糟的是，当下大学学风之坏，已经达到令人瞠目的地步。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基本上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而本科生教育，则遭受严重的忽视，所谓大牌教授，让学生代课者比比皆是。虽然教育行政部门有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的规定，但执行起来，并不严格，形同具文。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没有素质，也没有技能，更没有责任心。社会上对近些年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一些私企的老板甚至宣称，宁可用中学生也不用现在的大学生。

　　不加偏见地说，现在中国的大学，已经坠落到了历史最低点。除了个别的学院、个别系和教研室由于特殊原因还能保持元气，个别的教授和教师还能保持学术良心之外，大学整体上一直在滑坡，而且滑坡滑的非常之快，像是高空坠物。现在的大学教育，类似于文革期间的中学教育，扩张迅速，但严重名不副实。对于相当多地方性院校的学生来说，大学教育仅仅是在他们身上挂了一个大学生的牌子，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不客气地说，中国的大学，现在已经不能称其为大学。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个迅速下滑的过程中，学界虽说一直有零星的异议，但作为整体，却采取了迎合的态度。其中有些人虽然可能是抱着良好的愿望，指望在高校数量增长之后，可以换来质量的提高。但毕竟有相当多的人实际很享受大跃进带来的好处，高额的补贴，大笔的课题费和演讲费。学界走向学术，最终走到学术的崩解，学界中人其实难辞其咎。本土学者不声不响，在官本位和金钱的诱惑面前，即使是在西方学成归国的海归，也很难无动于衷。现在的大学，只有衙门气，铜臭气，就是没有学术气息。大多数教师都因循度日，唯钱是。平时聚会，谈的不是股票，就是房子，再不就是女人，如果真的谈及学术了，也是在讲怎样骗到课题。

　　在行政强化到如此地步的大学，内中的教师充满了低俗和因循气息的大学。即使当局有心要改，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更何况，眼下的大学，已经变成了垄断产业。民营的学校，只被限制职业教育的低层次上。大学教育，国内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学生不接受，就只出国，而现在能支付得起出国教育成本的家庭，毕竟是少数，所以，只能任由他们摆布。垄断产业，就是利益集团的产业。教育界庞大的利益集团，绝无改革的动力，因为只有这样的状况，才最方便获利。事实上，在最高当局看来，大学虽然不尽如人意，但作为意识形态阵地，却保住了。从前思想活跃的校园，现在变得庸俗不堪，从学生到老师，都“低俗化”了，如果再发生什么事情，大学似乎不再可能成为中心。现在当局的困惑在于，虽然大学安静了，但却没用了。如果不能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国家科技发展提供动力，那么这个政权的维持，还是会出现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最高当局对于大学的态度，处于进退维谷之境，不改不行，改，似乎也不行。

　　如果要改的话，大学的唯一出路，就是另起炉灶。像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那样，由体制内地方力量出面兴办，只要遵循大学的通则——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加上充足的资金来源，理应能闯出一条路来。这当然是一种解套的思路，但真的想解决问题，还是得开放，进一步开放。就像中国的改革，没有开放就没有戏一样，大学的改革，前提也是开放。民国期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大学的繁荣。事实上是三足鼎立：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并立。对现在中国而言，大学理论上已经对民营资本开放了。但是，由于办学的限制较多，而且被严格限制在职业教育的低层次上面，更由于缺乏外来的刺激和激励，民营学校，还陷在谋利的泥淖里难以自拔，不仅没有创出自己的品牌，而且生源困难，名声不佳，基本上被高度边缘化了。外资和港资的学校，现在也有了一点，多为中外合办，控制权基本在中方手里。比如中欧商学院，诺丁汉大学宁波分校，汕头大学的李嘉诚学院等等。至少从目前看，声誉还不错。可惜规模过小，而且专业受限，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局，还构不成影响。而且据这些学校内部的人讲，学校也存在逐渐内地化的倾向，教育部评价体系的干预和影响，越来越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大学的改革，最佳的途径是引入教会的因素。熟悉中国教育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现代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实际上是教会开的头。中国最早的大学，是由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兴办于1879年，1892年开设大学课程;震旦公学，1903年兴办，1917年升格为大学。而国立京师大学堂说是1898年开办，实际运作则是1903年后的事情了。” 民国时期教会的大学虽然数量不多，学生比例也不高，不过占全部在校大学生的15%左右，但几乎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是名校，北方的燕京、辅仁、协和，东部的圣约翰、金陵、东吴，南方的岭南，中西部华中和华西以及湘雅，几乎个个都可以跟国立的清华、北大，私立的南开和厦门大学相媲美。[③]五四运动以后，绝大多数教会大学都变成了世俗学校，既不要求学生入教，教学中也没有多少神学内容。事实上，民国大学教育的三足鼎立，教会这一足举足轻重。因为，只有教会学校的存在，才可以用其公益特质，有效地抵御来自资本和官方的谋利趋向。对于教育和医疗这样的事业，即使全盘市场化，也必须有一定的公益性，否则就难以健康发展。

　　当然，就目前而言，这种引进教会学校的设想，还只能是一种奢望。对现政权，外来宗教，一直是一种需要特别警惕的异己力量，开放这种力量进入教育领域，是一种可怕的梦魇。眼下能指望的，似乎只有体制内别种力量的介入，以及民营和外资的投入。这两股力量，即使教育领域全面对他们开放，造成体制的松动倒是有可能，但能否改善大学的状况，还很难说。显然，这些力量一般兴趣都在某些速效而且商业气息较重的学科上，因为他们要挣钱。更难以改变当前中国大学教育功利化的趋向，就业状况差难以有眼前效应的基础学科，不大能引起这些投资者的兴致。这样因素的大量引进，是否会在陡然增加的市场因素中，导致大学教育的另一种形式的倾斜，还未可知。因此，大学教育的整体改观还难以指望。

　　总的来说，自文革之后，大学教育的维持危机，再一次到来。这种维持危机，跟整个国家政权的维持危机，密切相关。不仅导致国家人才缺乏，科技竞争乏力，而且跟住房和医疗困境一样，会逐步成为制造群体性事件的源头，影响乃至撼动现政权稳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现政权如果还想维持，势必要再次启动大学的改革。虽然说，现有结构不动，内部完善是他们最乐意选择的改革方式，但这条路肯定走不通。前阶段关于教育改革纲要的制定和相关讨论，虽然不尽人意，也涉及了当前中国大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比如去行政化。可是，等到这个纲要最后出台，人们发现，最关键的去行政化的提法，居然不见了。显然，在目前利益集团势力盘根错节的情况下，期待教育体系的自改革，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由教育部领衔的教改，大抵所能做的，也就是在技术上动点小手术。

　　因此，还是那句话，中国大学的唯一出路，就是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讲，开放是有可能的，关键取决于中央政府跟教育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以及想要进入这个领域的其他势力的压力，如果博弈有成果，就可以能进一步开放。但是，如果开放不能开放到教会头上，问题依然难以解决。当下，中国的教会，正在以非常的速度扩张，有人甚至预计，过不了多久，中国就会变成一个以基督徒为主的国家。这种扩张，其实对于现政权来说，是更不乐见的局面。遍地开花的教会，显然比教会办的世俗大学更加让当局难堪。既然无法遏制教会信徒的增加，眼看着教堂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开放教会大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只是，开这样口子，对中国当局来说，还是很难。但是，留给中国当局的时间，不会很多了，大学的问题，很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会引发一连串的社会问题，乃至社会震荡。

子女教育如煲汤

教育新观念---全A家长和全A学生

By 刘以栋
(from creaders.net)

最近有机会聆听了当地陈先生的子女教育讲座，感觉非常有道理。现把他的讲座内容归纳一下，根据我的理解写出来，期望更多的华人受益。因为讲座结束以后我另有安排，所以没有时间征求陈先生的同意发表他的讲座内容，就在这里省去了他的全名。这里所有的优点都是陈先生的，缺点则是我的理解错误。

我们中国人都很重视子女教育，期望子女长大以后能够出类拔萃。但是，许多人对成功的理解过度局限于高薪，高位，高学历，而忽视了子女的综合能力培养。孩子成长最重要的指标，是他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且过得很开心。

陈先生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子女教育过程就像我们我们做饭时的煲汤过程。这两件事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但细想之后，却有其合理性一面。

虽然我们不都是烹调高手，但是我们都知道怎么烧汤。烧上水，加上材料，添加调料，烧好以后请大家品尝。

跟教育相比，这里确有一些相通之处。

第一， 材料。烧汤的材料不同，煲出来的汤也不同。同样，对自己的小孩，我们也要因材施教。如果孩子不是弹琴的料，我们就不要期待小孩一定要在音乐比赛中得大奖。再说了，如果孩子真的喜欢上弹琴了，我们会让孩子去念音乐学院吗。

第二， 锅盖。烧汤时怎么用锅盖。美国人教育孩子采取不盖锅盖的放羊式教育，任其孩子自由发展，所以孩子的聪明才智容易在追求享乐中浪费掉，没有很多实干技能。相反，我们中国家长容易过分使用锅盖，恨不得再压上两块石头，结果孩子技能很强，但处事能力和人际关系方面就比较欠缺。并且，压力太大，就可能会爆发出负面效果。

第三， 调料。孩子是独立体，有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但我们华人家长喜欢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孩子。孩子选择职业时，我们可能会从自己的角度，过早的为孩子下结论、做决定，这样孩子就象加了太多调料的汤，失去了本味。

第四， 好汤。汤烧好了以后，客人品尝的是汤，而非厨师。孩子长大以后，社会接纳的是孩子，而非家长。孩子以后的发展，父母没有必要把他们作为自己的成就或者错误，否则可能会影响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陈先生认为，美国的中国孩子就像玫瑰花，高中时最灿烂。在美国的好高中的毕业班中，尖子学生中的华人孩子比例很高。在美国名牌大学里，华人学生的比例也比较高，但走上社会以后，华人孩子渐渐就失去了优势，难以走上社会高层。这里我跟陈先生的观点有点不同。我认为，华人孩子没有走到高位，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譬如社会对他们的接纳程度，我们有限的社会资源，我们的价值观念，华人孩子在同龄人中的百分比，他们失败的风险承受能力等多种因素造成，并非全是我们的教育失误。

对华人孩子，陈先生提出了5个A和一个B的要求。

Acceptance：接受现实。华人孩子在美国承受与美国普通孩子不同的挑战，他们必须接受现实，迎接挑战。

Adaptation：适应环境。华人来到美国，面对全新的环境，我们要学会去适应。

Adjustment：自我调整。美国跟中国不一样，华人家庭跟美国家庭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调整自己去适应环境。

Appreciation：心存感激。人生中许多烦恼事，我们要心存感激，而非埋怨别人。我们要感激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一日三餐，当思来之不易。

Accountability：负责精神。人生中的挫折并非失败，挫折变成失败从我们抱怨别人开始。面对挫折和失败，我们要勇于承担责任。

Balance：学会平衡。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选择，我们要学会平衡。任何一件事，走向极端就可能变成坏事。打麻将如此，读书也是如此。

作为华人家长，我们也要做到三个A：

Accountability：对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我们负有责任。孩子不仅念书时在学习，孩子观察我们时也在学习。许多孩子的坏习惯，可能都源于我们自己。

Acceptance：对我们的孩子，我们要百分之百的接纳。不管他们是否有什么缺点或错误，我们都要发自内心地爱戴他们，接受他们。

Appreciation: 孩子是上帝送给我们的天使，所以我们要感激他们来到我们家里，在我们家里健康成长。基督文化的精髓在于，我们要怀着一颗感激的心。

来到美国以后，华人孩子和家长都不容易。面对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我们和孩子都需要向全A去努力。

吓唬教育: 听妈妈讲鬼的故事

拿鬼吓婴 老辈家教的一大误区


鬼节快到了，老乡们集会闲聊的内容也就不知不觉中与时俱进，由山南海北、张长李短转向了鬼的话题。

高潮是由一位老兄介绍他的近日活动引起的：“昨天，我们去了‘鬼城’，看了闹鬼的幻灯和电影……” 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几个片断后忠告大家，太太恐怖了，你们身体都不是很好，千万别去啊！谁知老兄这番介绍与忠告，好像开闸放水一般，引得大家纷纷效仿，各自讲起自己听鬼怕鬼的故事。

“我小时候，听妈妈讲过夜行遇鬼的故事，打那以后就不敢在夜里走路，总觉得身后踢腾踢腾地跟着什么东西……

“我小时候听妈妈讲过水鬼找替身的故事，从此我就害怕自个儿下水，就好像有人抓着我的双腿往水塘深处拽去……

“我小时候听妈妈讲述东院大娘上吊的故事，再也不敢入住吊死过人的房子……

还有什么我听妈妈讲过饿死鬼的故事，我听妈妈讲过屈死鬼的故事……小时候，鬼太多，每个鬼的背后都有一个青面獠牙的故事。

老乡们的讲述，真实再现了那个时候很多家长教育孩子的状况：

想哄孩子睡觉：闭眼，别吭，当心鬼把你带走了；

为了阻止孩子下河：别去啊，那里淹死过人……

这无穷无尽的鬼故事，加上各种各样的妖故事、怪故事，以及大家耳熟能详的狼故事等等，冗积厚沉，逐渐形成中国老辈育婴的一个特色文化――吓唬教育。

母爱是最无私、最伟大的爱。老辈母亲们为什么要拿这些狰狞可怕的鬼怪来吓唬孩子呢？这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与社会根源。那时候，科学不发达，教育不普及，人们普遍的很迷信，信鬼信神，把拿鬼(神)说事当作管教孩子一种速成而有效的手段，期望通过这今天看来很迷信很不当的吓唬，促成孩子更健康更安全地成长。殊不知孩子的心灵，一泓清水，一块美玉，经常拿鬼拿怪拿虎拿狼来吓唬孩子，虽有可能収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最终结果却是爱心母亲们所想象不到的，那就是把自己孩子的胆吓小了，吓坏了，而且这受害的伤口，犹如铸铁石雕一般，顽固持久地留存脑海，难以愈合，以致像我们这些受了几十年无神(鬼)论熏陶的老人，仍然谈鬼色变，一个吓唬故事竟然祸害儿孙一辈子！

问题真有这么严重么？

先说这胆。胆是何物？胆有两种，一是人体五脏之一的胆，二是用作评价人的心理与行为素质的“胆”。前者有形，后者无态；前者的轻重大小基本恒定，后者则因人而异，且随生活时空的不同而变幻莫测，有的胆小如鼠，有的胆大包天。本文专指后者。

对于一个人，胆有何等重要，不必讲太多的道理，也无需拿秦皇汉武等古荒人物作例，仅就新近发生的一些人事即可一目了然：

前些时候，有人曾对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真正自立更生发家致富的若干富豪做过一些调查研究，他们中相当一部份，有的经历过牢狱之灾，有的属于无业游民，有的虽有业而难以维持生计……他们为什么很短时间发家致富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胆大――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还怕什么？加之他们生活在底层，有着穷则思变的强烈愿望，也较容易看清社会发展的趋势与走向，于是看准时机，迅即下手，经过一番艰辛奋斗，成就了后来的辉煌。

最近《时代》杂志报导了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苹果电脑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美国最著名建筑设计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体育天才、高尔夫巨星老虎.伍兹等美国10大辍学富豪的事绩，他们的成功之道，与上述中国富豪很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一曰有胆，二曰有识，三曰抓住机遇勇于实践。尤其比尔.盖茨，在哈佛本科都读到最后一年了，但他看到竞争对手们全都虎视眈眈地觊觎他和好友艾伦率先研发的微形电脑软件巨型蛋糕时，深感形势紧迫，时不我待，于是毅然放弃垂手可得的哈佛学位，全身心地投入微软的研发事业……其他许许多多在政科商学军等各方面创造光辉业绩的名人志士无一不是如此：有胆有识，善抓机遇，勇于实践。

如今，很少有妈妈再给孩子说鬼了。但是别忘了，没有死鬼还有活鬼，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精神的，各种各样的鬼人鬼事数不胜数。记住你们前辈爷爷奶奶们的教训吧，千万别拿这些鬼人鬼事吓唬襁褓中的孩子了，孩子的心灵，冰清玉洁，一尘无染，最终变成什么样子，全看母亲的精心，妈妈的妙手，包括你给他/她讲的每一个故事。
(By 依山流影, from creaders.net)

Stone Mountain

Coming from outspace
Quietly resting in Hotland
Ever got homesick?

From outspace alone
Found home and peace in the south
There is no turning back.

An alien outcast
Soundly sleeping by the lake
What's in your dream?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改革

浅谈美国公立中小学的教育改革

By 怡然

本周一奥巴马总统在接受NBC早间新闻采访时，针对美国基础教育改革问题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增加学年学期时间，二是提高教学水平。尽管奥巴马并未给出具体应该将学校学期时间增加到多长，但是他指出，美国的学生比其他发达国家的孩子平均要少上一个月的课。在谈及如何提高教学水平时，奥巴马尤其强调了教师的作用和建立师资评估体系的重要性。

看了这个节目，联想到这几年来陪自己的两个正值学龄的孩子走过的读书之路，可以说对于美国的基础教育深有感触。最近在《时代周刊》刚刚读过一篇关于美国公立学校教育改革的文章，文章中列出的许多数据颇具代表性。

在美国，有89% 的学生上公立的中小学。在过去三十多年间，美国在教育上的投资一直在增长，平均用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从1970 年至2006 年增长了123%。美国的小学有着迄今为止最小的班级（class size），学生对教师的比例已经从1970 年的22：1降至2007 年的16：1。但是，学生的学习成绩却并不令人满意，甚至是呈下降的趋势。比如在17 岁学生年龄段的全国阅读考试成绩，从1971 年至2004 年的23 年间没有任何提高。一项对八年级的学生考试调查表明，在2009 年，有69% 的学生阅读成绩低于熟练程度以下，有68% 的学生数学成绩低于熟练程度以下。

如果把美国同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2006年其在中小学教育上的投资（每个学生的教育经费）排列第五，排在前面的四个国家是卢森堡，瑞士，挪威和冰岛。然而，在学生成绩上却远远落后于许多发达国家，比如其科学课程成绩排名第21位，其数学课程成绩排名第25 位（基于对30 个发达国家的调查）。所以，也难怪奥巴马发出“没有改革，只靠钱，解决不了我们教育的问题。”

追究美国在基础教育上没有领先的原因，除了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短，以及设置的教学标准不高以外，最关键的因素恐怕还是教师的水平问题。但是，实际上美国的中小学教师受教育的程度相对来说是很高的，在2007 年有52% 的公立学校老师拥有硕士或硕士以上的学位。比如曾经教过我儿子的六位小学老师，其中有四位拿了硕士学位。有的是教育学硕士，有的是科学学科硕士。

那么，为什么还会存在这种师资水平问题呢？这与美国教育体制中长期以来一直缺乏一种对教师有效的评估体系关系甚密。美国的中小学老师工作相对很独立，他们平均只需工作三年就能拿到tenure。这就意味着他们很容易就能捧上铁饭碗，但却很少得到有意义的评估和有效的培训，从而改进他们的教学工作。

与大学的高等教育不同，在以基础教育为主的中小学教育体系中，教师应该是教学环节中的灵魂。没有好的称职的老师，再聪明的学生也只会如无头的羔羊，毕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仍处在成长发育期，还没有成熟到足以把握自我掌控方向的地步。所以，对于老师的素质和教学水平的要求理应是很高的，而且应该确立行之有效的评估手段，对教师的教学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判。

但是这样一个看似合情合理的要求，多年来在美国却无法实施。其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来自教师联合会的阻挠和反对。或明或暗地教师联合会一直都是以保护教师的名义而违背了孩子的利益，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奥巴马的教育改革新政提倡的是竞争，不同于小布什的No Child Left Behind，奥巴马管理团体的口号是Race to the Top。所以，他极力主张提高教学标准，依据学生学习收获的多少来对教师进行评价，对于不合格者进行有效的培训。对于那些仍然无法满足合格标准的，只能让他们离开教师岗位。具体地说，就是要把班级里的学生在一年中标准考试成绩是否有所提高与教师的评价挂钩，优胜劣汰。这项改革听上去容易，但做起来并非易事。因为它还牵涉到很多州具体的州法，已及长期形成的教育文化习俗的改变，等等。

教育改革可以说是美国几代总统的一个梦想，肯尼迪总统也曾发誓要做一届“教育总统”，提升美国学校的水平，以便于与美国这个最富有的国家之形象相匹配。但是迄今为止，所见成效并不是很大。好在美国人对奥巴马的教育改革多数持乐观态度，有90% 的人认为，对于公立中小学进行改革能够极大地改善学生的学习成绩和表现。作为孩子的父母，我们除了尽力参与孩子的整个教育过程，更寄希望于美国的教育改革能够卓有成效，这既有利于我们的下一代，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

(from creaders.net)

孩子应该“粗养”

刚到德国的时候，我们常带李聃到社区公园去玩。与游乐场中的各色人等相处多了，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德国父母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对孩子远不如我们中国父母那么关心。中国父母对孩子盯得紧。他们通常不离孩子左右，一边呵护孩子，一边给予他们各种指导：“不要坐在地上，这里不干净。”“哎呀，沙子怎么搞到脸上了！”“滑梯是从上往下滑的，不要从反面爬上去。”而德国父母则大都是一副悠哉游哉、神定气闲的样子。他们有的坐在椅子上看书，有的和其他父母聊天，有的则津津有味地在一旁观察自己的孩子。就是和孩子一起玩的，也大多是充当孩子的玩伴和帮手，很少有一直在孩子耳边唠唠叨叨、指指点点的。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真替德国孩子捏了一把汗。父母们都这样对孩子不管不顾、不闻不问的，万一孩子出了事怎么办？要是他们把沙子塞到嘴里去了呢？要是他们爬滑梯时不小心滑下去，把皮蹭破了呢？

但时间久了，这种现象见多了，我们对德国父母的态度就习以为常了，也渐渐理解起来。孩子虽小，却不是什么都不懂。他们知道沙子不如糖果好吃，不小心弄进嘴里，一般都会吐出来。而且，很多事情都是小事一桩，像吞了几粒沙子到肚子里，弄脏了衣服，擦破了腿上的皮，都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大惊小怪。事实上这些经历都可以成为孩子学习的机会。他们痛了，脏了，不舒服了，下次就会学着点。而且，德国父母这种“放任自流”的态度显然没有导致什么社会问题　：德国孩子不是都长成了健康活泼的年轻人吗？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开始思考起自己对待孩子的态度来。做父母的都爱为孩子操心，总在孩子耳边念念叨叨的，怕孩子这没做好，那没做好，我们也不例外。但在我们操的这些心中，有多少是必要的，对孩子的成长有益处的，有多少可有可无，主要是为了平息父母自己内心的焦虑呢？

我们业余时间爱在院子里种菜种树。我们注意到，种树要成功，关键要做到三点：第一，树苗要健康茁壮；第二，要将树苗种在阳光充足、土壤条件合适的地方；第三，种树的坑要挖得大，底肥要施足。这几点做好之后，剩下的事情就相对容易了。只要适当地浇水和施肥，遇上霜冻、虫害等紧急情况时采取必要措施，基本上树苗都会长得又高又直。如果我们放心不下，时时刻刻无微不至地关照树苗，并不一定能让树苗长得更快更好，弄得不好还会拔苗助长，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栽出满园的“病梅”来。

养育孩子应该也是同样的道理。俗话说，“穷养儿，富养女”，也有人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我觉得在今天的社会里，不管男孩女孩都应该“粗养”。就像树苗的种子里有长高长直的基因一样，大多数孩子都想做父母心中的好孩子，而且都有一定的自律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如果我们在为他们设定基本界限的前提下，少控制约束，少越俎代庖，少婆婆妈妈，多给他们空间和自由，让他们自己去磕磕碰碰，他们的自我意识会觉醒得更早，他们的性格会更加坚强，他们的能力也会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一句话，他们会成长得更加茁壮的。

我自己小时候就是一个无拘无束的野孩子。我父母都不是知识分子，性格都很随和，极少过问我的学业。上中学的时候，我曾经有过开学前最后一天才记起来做暑假作业的“劣迹”。但我不也成了一个身心健康、安居乐业的人吗？

因为有这些想法，我们对李聃开始尝试一种“宽容加信任”的“无为而治”的管教方法。比如说，孩子不好好吃饭是一个让很多父母头痛的问题。为了让孩子多吃点，很多父母会不辞辛劳地跟在孩子后面穷追不舍，用别出心裁的方法让孩子张开口，好把握时机把一口饭塞进去，或是跟孩子讨价还价，比如“你多吃一口就可以看半小时电视”之类的。我们拒绝使用这样的方法。如果李聃不要吃饭了，我们就算了。因为我们相信，即使是心智还不成熟的孩子，也不喜欢饿肚子的滋味。如果李聃不要吃了，他多半是吃饱了。如果他是挑食，那么他很快就会发现，挑食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家里不买零食，如果他因为挑食而没吃饱，得等到下一顿饭时才有填饱肚子的机会。吃了一两次这样的苦头后，他会吸取教训的。因为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没有在李聃的吃饭问题上费过太多心。而从李聃后来长成了一个高头大马的小伙子来看，李聃的健康也没有因此受到损害。

睡觉是另一个让很多父母夜不能寐的问题，这个问题李聃也有。幼儿园的规定是每个小孩中午都要睡两小时午觉，但李聃却翻来覆去，睁着眼睛，一分钟也睡不着。老师对李聃很不满，李聃回家也常向我们抱怨。我们想，李聃既然睡不着，表明他不需要这个午觉，也就不必强迫他，因此跟幼儿园的老师商量，看能不能把李聃的午觉免了。老师还算通情达理，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从此别的小孩午睡的时候，李聃就在教室里画画图，看看书什么的：午睡时间成了李聃的自修课。

除了睡觉吃饭外，在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上，我们也尽量采取“粗枝大叶”的态度，也就是相信李聃有良好的动机和足够的能力，放开手来，让他自己做主。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李聃没有辜负我们的信任。孩子的成长常常是一个自证预言的过程。父母怎么看待孩子，会从父母对孩子的行为和态度中流露出来，孩子在这种氛围中就更容易成长为父母心目中的样子。因此，你认为孩子可以管理自己，孩子就会管理自己；你认为孩子每时每刻都需要父母监督，孩子就会每时每刻都需要父母监督。因为我们尽量少插手李聃的学习和生活，李聃真的成了一个独立而自觉的孩子。

搬来美国以后，置身于热火朝天的硅谷，成天看到的是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活力四射的公司，听说的是盖茨、乔布斯、杨致远这些天才的成功故事，我们对李聃的教育问题又有了新的体会。大家都知道，盖茨、杨致远等人都为了创业而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名校学位。虽然我并不主张大家退学，尤其不支持李聃退学，但从他们退学这一事实来看，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着极大的热情。这种热情不是“头悬梁，锥刺股”能激发出来的，也不是父母可以逼出来的。

美国是一个讲究个人主义的国家。无数个人追求自己的梦想，努力将才能发挥到极致，其中的佼佼者造就了硅谷的奇迹。但他们的激情只能从内心深处的源泉中流出来。心理学家早就发现，人们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做出选择时，会对这一选择负起责任来，进而从内心深处形成对这一选择的坚定信念。而这种信念可以成为他们今后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一个在自由宽松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远比一个在师长们控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要有后劲，有潜力。

对孩子耳提面命、严加管教有一定的作用，但要培养高水平的人才，还得给他们成长的空间，让他们走自己的路，寻找自己的缪斯和灵感。中国人每到发诺贝尔奖的季节，就感叹我们什么时候能得诺贝尔奖。如果没有鼓励年轻一代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而只是一味对他们进行“管教”，我们对诺贝尔奖可能永远只能望洋兴叹。我们教育李聃，不是把眼睛瞄准了诺贝尔奖或比尔？盖茨，但在硅谷的这些观察，至少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我们“放手”的教育理念。

有些人对放手的教育方法可能会不以为然：放手？粗养？我的孩子费了那么大劲都管不好，如果真的放了手，还不翻了天了？我觉得也不一定。每一个孩子情况都不同，我不敢保证某种教育方法一定适合某个孩子。但一个孩子调皮捣蛋，不听话，有时候恰恰是因为父母对孩子指责太多，造成了父母和孩子之间关系的裂痕。在这种情况下，对孩子少管一点，并不见得会让孩子的行为恶化。

也有人会说，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可以粗养的，有的孩子就是要管得严一点。如果你没费多大劲就把孩子养好了，那是你幸运。我不否认做李聃的父亲的确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但很多现代心理学理论都认为，粗养在培养孩子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发掘孩子的长处和潜能上的确有很大的优越性。这种方法不只对李聃一个人有效，也不只适用于某一类型的孩子，而是有普遍意义的。

还有人会说，粗养的方法在美国行得通，却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人多，竞争激烈，所以对孩子一定要从小就严加管教，以免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但放手让孩子自己成长，目的不是为了削弱孩子的竞争力，而是为了让孩子培养素质，释放潜能。也许恰恰因为竞争激烈，我们还更需要“粗养”这个让孩子脱颖而出的秘密武器呢。

还有人会说，你口口声声说粗养，放手，其实你并没有放手，只不过你找到了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方法，而这种方法让孩子觉得自己的成长环境很宽松而已。这句话可以算是说到了点子上。父母对孩子怎么可能真的不管呢？但管孩子要放在心里，而不是挂在嘴上。不管怎么教育孩子，都要尊重孩子，信任孩子，把孩子的感觉放在心上。这是粗养和放手背后的精神实质。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你离我所说的“粗养”父母就差得不太远了。

孩子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财富。一个孩子只有一次成长的机会，每一个负责任的父母都不愿意错过这唯一的机会。因此，我们在教育孩子上总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唯恐自己没有尽心尽力，对孩子的管教也是宁严勿松，宁多勿少，宁精勿粗。但养育孩子正如世界上很多别的事情一样，重要的是掌握分寸。在松与紧，粗与精之间，每一个父母都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平衡。在今天的中国父母身上，我们看到的通常是管得太紧，而不是太松　，养得太精，而不是太粗。对很多父母来说，现在是放开手，变得粗糙一点的时候了。

在美国的这些年里，李聃长大得很快，转眼就从一个瘦瘦的小男孩变成了大学生。因为从小就养成了自己管理自己的习惯，李聃成长得一直很顺利。股神沃伦？巴菲特说过，“人生就像一个雪球。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到很多湿的雪和一个长长的山坡。”巴菲特的财富是这样越滚越大，他的人生智慧也是这样越积越多的，我想教育孩子也是如此。让孩子从小养成好习惯，就是开始了滚雪球的过程，而且让雪球进入了正确的轨道。这以后，不用我们过多地插手，雪球也会越滚越大了。

在回顾李聃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也想过，如果我们对李聃采取的是一种不同的教育方法，他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会和今天差不多吗？还是会有些不一样？我们也不知道。旅人在林间行走，来到分叉口时，只能选择两条岔道中的一条。而一旦做出了选择，便永远不可能知道另一条路边会是什么样的风景了。

但我们对自己选择这条路是很庆幸的。不仅因为李聃上了好大学，更因为他成长为一名独立、成熟的青年，而我们也尽情享受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你是否认同我们的观点呢？如果是的话，你一定会从这本书中受到启发，产生同感。万一你不完全赞同我们的观点也没有关系，就当你在欣赏自己没选的那条路旁的风景吧.
(By 张力慧　李晟　陈业 from cnd.org)

当汉字遭遇科学

　汉字曾遭到计算机的考验。结果，汉字的键入问题完满解决，输入速度甚至可以快于拼音文字。国人皆大欢喜。也有人却开始，北京人讲话：烧包。不信就上网看看，有人大谈汉字多么科学，说每个汉字都是“全息图画”，“完整的信息模块”，“大智大慧的创造”，比任何其他文字先进，“将在信息全球化时代逐步成为国际通用语言”。

确实，汉字有奇妙无穷的书法，一个字还能拆成各含其义的“部件”，更有一字多义、一字多形。说汉字像“图画”，单个字含有较多“信息”，不是毫无根据。最擅长运用汉字的书法家、文学家们翘翘尾巴也不算太狂妄。

可是，汉字面对现代社会的基石－科学，却有个“先天缺陷”：由于难记而不可能大造新字去表达新概念。当然，早已造出了不少新字，比如多数的化学元素名（像氢、氧、钾、钠）。这种一字一义显然最符合科技用语的第一要求：准确无误。但三、四千个常用字已经是个沉重负担，中国小学生们要吭哧吭哧苦背三、四年，阅读能力明显落后于使用拼音文字（以英语为例）的孩子。如果完全用造新字来应对科学的发展，汉字数目将很快膨胀到让人受不了的地步。所以，汉字主要是用“老字”组新词的办法。

（英文没有字和词的区分。汉字却有字词之别，词是表达某个概念的最小单元。大多汉字本身就是词，像山、河、打、骂。但更多的词却由两个或多个字组成，一旦拆开，原来表达的意思也就不在了，比如“上海”，“文化”。）

对于汉语中根本没有的科技新概念，汉字的应对还比较成功。比如用近音字模仿英文词，像坦克（ｔａｎｋ）、尼龙（ｎｙｌｏｎ），仍是一词一义，准确无误。但是，对于汉语中已有的类似，却又不是真正等同的概念，借用老词表新义，麻烦就来了。请看下面这句：

“当今世界上所有人类都属于一个种（ｓｐｅｃｉｅｓ），在人类中可辨别出不同人种（ｒａｃｅ），比如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

怎么“一个种”又有“不同人种”？人类这一个“种”难道不是人种？这句话若放在英文里毫无混乱。Ｓｐｅｃｉｅｓ（种）是生物分类系统中的一级，指一群具有一定形态和生理特征的生物个体，他们能相互交配并能产生具有生殖能力的后代（这是简单解释，并非完整定义）。而Ｒａｃｅ（人种）仅指体貌形态上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不属于生物分类中的一级，与生物学中所说的人的“种”根本就是两个不同概念，所以也是不同的词。

而汉语中的“种”有几个意思，其中与Ｓｐｅｃｉｅｓ相近的只是“龙生龙，凤生凤”，不同的生物会世代传承自己的特征这样的泛义，而并没有生物学上“种”那样严格的含义。借用了这样一个老词来表新义，就给不知情的外行人造成混乱。

再看一个例子：赤铁矿，黄铁矿，铁矿，它们都是什么？从未学过地质学的外行人也许会想，赤铁矿和黄铁矿就是不同种类的铁矿吧？实际上呢：赤铁矿（ｈｅｍａｔｉｔｅ）是三氧化二铁，黄铁矿（ｐｙｒｉｔｅ）是硫化铁，它们是地质作用下形成的天然化合物，（比如“红色土壤的红色是因为含有赤铁矿”）。而“铁矿”呢，有两个意思，一是Ｉｒｏｎ　ｏｒｅ，含铁的天然物质富集起来达到一定规模的矿体（比如“发现了大铁矿”），二是Ｉｒｏｎ　ｍｉｎｅ，人类开采铁矿石的场所（比如“他在辽宁的铁矿工作”）。

一个不懂地质学的澳洲人见到Ｈｅｍａｔｉｔｅ，当然不知什么意思，但绝不会想到“铁矿”上去，因为这个词与铁（ｉｒｏｎ）和矿（ｏｒｅ或ｍｉｎｅ）根本不沾边。如果他查出了词义后，头脑中的概念是清楚的。一个中国人呢，见到“赤铁矿”往往不会去查这三个已经认识的字合在一起表达的新义，而是根据已知的旧义自然想到“红色的铁矿”，如此步入歧途。汉字的见字可猜义，从字义可猜词义，即“望文生义”，被一些人当作汉字的大优点。可是在讲求精确的科学技术领域，此优点实为大缺点。

英文面对科技的发展，以２６个字母的排列组合构成新词表达新义，就像用新鲜蔬菜烹调，要咸要淡要酸要甜，随你加什么佐料。可汉字呢，几乎每个字早就有了意思，就像腌萝卜、酱黄瓜、渍酸菜，再拿来烹调某种味道的菜非要小心选择，一不留神就被原来的“老味”弄得“串味了”。

当然，在科技界的小圈子里，汉字不会造成什么麻烦。对于“老词”所表的新义，圈内人都知道。主要“受害者”是圈外民众。中国人里“科盲”特别多，尤其一些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认识特别多，究其原因当然不止一二，但汉字在遭遇科学时的先天缺陷恐怕难脱干系。

(By 陈向阳 From CND.org)

人生来平等? 森严的中国等级制度

　　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在演说中援引了杰佛逊写入《独立宣言》的一句话：“所有的人生来都平等”（Ａｌｌ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ａｒ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ｅｑｕａｌ．）。他将原文中的“男人”（ｍｅｎ）改成了“男人和女人”（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首先必须指出，美国社会并不是一个所有人生来都平等的社会。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从这一点来看，确实是种族平等的具体表现。然而，奥巴马的成功只是极少数的例外，以我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的经历，种族歧视的例子屡见不鲜。就连最成功的华人都有遭受歧视的例子，遑论黑人？所以美国人标榜的平等，仍只是一种美好而抽象的理想而已。

　　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分田地，均贫富”为号召，以农村包围城市，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在１９４９年前后（东北等解放区率先开始）共产党确实发动了土改运动，分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做到了耕者有其田，后来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更是把中国推上了奔向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道路。然而六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等级制度却依然森严。

　　我们先从上层建筑来看，最上面的当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然后是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依次是部级、省级、司级、地区级、市级、厅局级、处级、科级、县级和乡镇级等。城里的干部则还有街道干部和里弄干部。奇怪的是，科员里面居然还有“处级科员”之称，如果处级干部相当于“道台”的话，“处级科员”因为没有实缺可填，只好屈尊当科员，可以折合成“候补道”了。如今中国官场中的称呼通常都是都是带官衔的，如赵部、钱局、孙处、李科等。因为共产党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又有行政级别和军阶的换算，如省军级、地师级、县团级等。此外还有论资排辈，如老红军、长征干部、抗日干部、解放战争干部、抗美援朝干部、国民党起义人员等。从待遇上来看，则还有离休干部和退休干部之分，离休干部除了全薪之外，还有用车和旅游等优待。而普通职工的待遇，退休的工资打折，其他则有提前“被退休”的、下岗的和工龄买断的。在物质待遇方面，根据级别的高低，军队和地方都有大灶、中灶和小灶，此外在物质匮乏时高级干部还有特供，即所谓“吃红本儿”的。同样是干部，又分中央干部和地方干部。中央干部到地方“威水”得很，但是在北京就不稀奇了，故有“房子越住越小，车子越坐越大”之说。如果是部级以下的，真还不如到地方去当个一把手实惠。

　　从地理上来看，从上至下是首都、直辖市、省和自治区、地区、县。城市又分省级市、地级市和县级市，下面才是城镇和乡村。当年许多夫妻两地分居，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但是要调动，只允许同级城市之间调动，或是大城市向小城市调动，所以从外地调进北京和上海几乎是天方夜谭。何以也？当时城市的工资标准还有地区分类，北京上海是高薪的“八类地区”，而其他城市多数是低薪的“六类地区”，下面还有五类、四类的呢。还记得文革时从长春到北京出差，北京是首都，北京人凭“本儿”买肉敞开供应，外地人则一次只能买两毛钱。师傅想带点肉回长春过年包饺子吃，我便陪他去排队。两三次之后，售货员便不耐烦了，一手把两毛钱的肉扔在砧板上，另一手抡着砍刀厉声训斥道：“你还有完没完了？啊！？”于是我们只好换一家，再换一家。上海的轻工业品则是全国之首，每次从长春回上海探亲，厂里的师傅们便会托我捎东西，一张长长的购物单，够我好几天跑断腿的，难怪上海人一说可能被分配到外地便谈虎色变。同样是省、市、县，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和内陆地区的条件又大不一样。改革开放后又有了享受特殊政策优待的经济特区、长三角、珠三角、高新技术区、经济开发区、保税区等。记得当年进深圳时还要通过关卡检查，需要特殊的通行证（或护照）才能进入，赶上如今的港澳自由行了。

　　若与外国或港澳台沾上一点边，即所谓的“海外关系”者也，便有了外籍华人、华侨、归国华侨、爱国华侨、港澳台同胞、侨眷和海归等，还有专门为他们服务的涉外宾馆、最初的侨汇商店、友谊商店，以及后来的归国人员服务部、大件小件、免税指标等概念。如今电器产品已经过时，动辄是免税的轿车指标。钱则分成外汇和人民币，后来又有了外汇兑换券，于是在宾馆和中国银行门外便有了换外汇的“打桩模子”即外汇黄牛，能追着你走好几条马路。幸运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人民币已经与硬通货几乎等同，港澳等地的商家终于也纷纷打出了“欢迎使用人民币”的牌子。

　　中国社会的另一大问题就是城乡差别。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待遇截然不同，原来城里人吃商品粮，农民则是自留口粮。如今虽然取消了粮票和各种票证，老百姓可以相对而言比较自由地迁移，但是城市居民中又分常住人口、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凭户口，所以一个人生在什么地方，对他（她）的一生会有极大的影响。

　　其实从上小学开始就有等级制度了。小学里的少年先锋队有普通的少先队员、小队长、中队长乃至大队长。文革时则成了红小兵和红卫兵，红卫兵的头头可是“司令”一级的。从中学开始便有了班干部和学生会干部，此外还有团员和党员，于是便有了团支部书记和党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和党总支书记、团委书记和党委书记。学生里有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毕业生，走上社会之后则有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乃至全国劳动模范和新长征突击手。

　　中国的义务教育一直到初中，但是学校也分等级。文革时工厂里根据毛主席最新指示办学，于是便出现了“七·二一大学”之新生事物，当时的正规大学生则改成“工农兵学员”了，以区别于臭老九。恢复高考后大学有教育部重点、全国重点和省重点之等级。同样是大学本科，如今又有“一本”和“二本”之分，于是便产生了“专升本”这样的新概念。此外当然还有函授大学、业余大学、网络大学，乃至老年大学。中学则有省重点、市重点、区重点和普通中学。希望小学听起来让人感动得泪下，其实却处于教育金字塔的最底层。即使同样是高中生，北京、上海高考的录取线又远比其他省市低，所以投胎在北京、上海的学生就比外地的学生便宜好几十分。当然有钱的家庭可以通过在北京、上海买房获得户口，从此改变孩子一生的命运。同样是孩子，还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入托、上学、医疗等都有种种优待。至于教师，也分三六九等，有公办和民办教师，还有正式和代课之分。文革结束后，我在长春拖拉机厂工作，被借调到厂子弟中学教英文。长春拖拉机厂虽是当时众人羡慕的万人大厂，我却是一个小工人，归劳资科管，而教师属于干部编制，归组织部管。所以当时我在子弟校教书的身份是“以工代干”。

　　说到职称，则有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和普通职称。最上面的是中科院院士（即原来的学部委员）、领国务院津贴的专家，教育和学术界有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教授当中还有博导、硕导和理所当然的“学导”（恕我胡说），下面才是讲师和助教。中小学则有高级教师和特级教师，如果还不解恨的话，今后不知道是否还会有“超级教师”之美誉。此外还有高级工程师、高级农艺师、高级经济师、高级统计师、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等。据说教授、研究员等高级职称享受局级待遇，都是可以换算的。出版系统有总编、编审、编辑，媒体有特级记者、高级记者、特派记者、主播、主持人、播音员等。就连服务行业的理发师，现在也有高级造型师、美容师，按摩和足浴的则称为技师。难怪许多人的名片上印上无数头衔，乃至一面都不够用，正反两面都印满了，便用两张对折的，四面都印满还意犹未尽。

　　从建国开始到文革结束，一直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于是便有红五类，即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文革时更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这三类人，于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知识分子便成了“臭老九”。地主当中则又分恶霸地主、工商地主和一般的地主和富农，需要争取的则是富裕中农、上中农和中农，革命的下中农、贫农、雇农乃至流氓无产阶级。在城市里则有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本家、民族资本家、资本家、小业主、干部、以工代干、工人、高级职员、职员、自由职业者等。如果红五类犯错误则是人民内部矛盾，黑九类犯错误则是敌我矛盾，如果坦白从宽，则可能将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有的人虽不是黑五类，但是有历史问题，则可能成为内控对象。即使是最普通的老百姓，即所谓的革命群众，也有骨干、积极分子和普通群众之分。

　　就业也有等级。文革时最牛的是工矿，而工矿中又以本地工矿居首，外地工矿次之，到三线工厂去支内的最差。１９６９年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年知识青年的社会地位则相当于现在的外地民工。就连知识青年也分等级，最好的是军垦农场，国营农场稍次，但是都有旱涝保收的工资和探亲假，我则是靠天吃饭的插队落户。此外下乡的远近也大有讲究，最好的是近郊，最糟糕的是新疆、北大荒和云贵等边疆。我到吉林吃的是窝窝头和高粱米饭，远不如吃大米的江、浙、湖、广等南方省份，但还是聊胜于以红薯为主食的安徽淮北。抽调进工厂后，则有干部编制和工人编制。干部中１３级以上的是高干，工人则从学徒、一级工到八级工。工种也有讲究，分普通的熟练工种和比较牛的技术工种。文革时最吃香的的职业是听诊器、方向盘和切菜刀。文革时取消军衔，当兵则分“四个兜”的干部和“俩兜”的战士。干部解甲归田为“转业”，可以按照地师级、县团级之类的公式换算成地方官，战士“复员”后则由安置办公室分配个技术工种。干部探亲、出差坐硬卧，战士坐硬座，高干则可以享受软卧和飞机，就相当于现在乘飞机的头等舱、商务舱和经济舱。文革时全民皆兵，家庭成分好的可以当“基干”民兵，俺家成分高，只好当普通民兵。我想现在的下岗职工就相当于文革时留在城里不下乡而“被待业”的待业青年。至于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原来是“五保户”，如今则是“低保户”。

　　改革开放后与国际接轨，开始以白领和蓝领来区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当然还有旱涝保收的公务员，相对于合同到期后可能“被跳槽”的合同工。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最近又出现了金领、白金领和钻石领，未婚的钻石领便成了钻石王老五。在就业链的最底层则是外地民工和保姆，他们外出打工留在老家的子女便是留守儿童。除了衣领的颜色和质料之外，企业的性质也至关重要。建国伊始还有私营企业，我小时候有私立幼稚园和公立幼儿园，我猜想大概是因为公立幼儿园里的小朋友虽小并不幼稚。此外还有私立小学和公立小学、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１９５６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便有了公私合营企业，经理则分为公方经理和私方经理，公方经理说了算。国有企业为全民所有制，当年旱涝保收，便有“铁饭碗”和“大锅饭”之保障。此外还有集体所有制企业、民办企业、街道企业和乡镇企业。除了所有制之外，工作单位还分成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待遇也不相同，原来企业单位牛，现在因为许多企业破产，所以事业单位好了，风水轮流转嘛。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原来无业的人变成了“个体户”自寻出路，其中有些歪打正着，成了中国的第一批“万元户”而光荣致富。正规企业中先出现了中外合资企业，后来又有了独资的外资企业，此外还有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对就业来说，除了工作性质之外，更重要的是企业的性质。公司则分上市公司和普通公司，上市公司里面还分主板和创业板，股票里则分人民币购买的Ａ股和外汇购买的Ｂ股，此外还有法人股、流通股、优先股和普通股。公司内部的等级则有总裁、董事长、董事和监事，近来又有首席执行官之美称，下面便是总经理、资深副总经理、副总经理、部门经理、副经理，往下一直到普通办事员。

　　如果你生病了，则又有等级在等着你。原来分公费医疗和劳保，现在则是医保，离休干部的医药费全部免费，普通老百姓则有限额，超过部分自己承担一定的百分比。医院则分省级医院、市级医院、区级医院、中心医院、地段医院、街道医院、和卫生所，医生里则有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和普通医生，护理人员有护理师、护士和患者自费请的护工，自从有了护工，护士便升了一级，大小便就得委屈护工打扫了。看病又分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病房则有高干病房、外宾病房、ＶＩＰ病房和普通病房。

　　住房也有等级，原来是按级别决定住房面积，住房改革后则有商品房、公房、低收入房，商品房中还有豪宅、别墅、联体别墅、高层、小高层和平房，城里人住的是产权房，农村自己盖的房子则是小产权房。投资炒房出租的则为大房东，转手牟利的便是二房东，租房族里有钱的是独租，外地进城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们则只好委屈地“群租”蜗居了。

　　我一介布衣，却有幸当过农民、工人、教师、商人和律师。文革失学十二年后恢复高考，我居然还能搭上最后一班车，从学士到硕士乃至博士。我曾住过三分钱一宿的大车店，也住过五星级的宾馆。我曾赶着马车到县城，百十来里路得走十几个小时，我也无数次乘飞机十几个小时横跨太平洋。我曾成吨地吃过苞米面窝头和高粱米饭就大葱蘸大酱，我也吃过鱼翅和鲍鱼。年过花甲的我，经历了世态炎凉，如今自己吃饭永远是一碗面条，每吃一碗都觉得是天堂里的食品，是国宴，每天都是在过生日、过年，这才是最重要的。

(By 胡果威,from CND.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