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改革”后遗症

中国“教育改革”后遗症：500万毕业生就业无处

香港经济导报

“难道大专生连去农村当教师都这麽难吗？为何当初要培养那麽多大专生？”日前，广东省一名大专女生在一场农村从教供需见面会上，因屡受歧视，一度向在场的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巡视员文传道严辞逼问15分钟。其间这位女生难掩激愤，泪盈于目。

这一因媒体报道而遍传于网络的“大专生含泪逼问官员事件”的主角，据称是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读了5年英语师范专业，英语过了六级，教师资格证也即将拿到，有志于从教农村，只因学历是大专，在会上转了三四个小时竟没有得到一个投放简历的机会。

在经济滑坡的形势下，本就令人挠头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开始迅速飙升为一个新环境下的严峻民生问题。而此时，教育领域内长期存在的收费高、教育质量差、缺乏公平性等现象仍不断持续著，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逼问得更为尴尬。

500万毕业生就业无处

今年“两会”上，由大学生就业问题引发的“口水战”为数不少，不仅代表委员和公众热议，5日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深得人心地提出“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突出位置”。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佈的2009年《经济蓝皮书》称，去年底，全国有100万名大学生不能就业，而2009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11万人，比去年增加52万人。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7日在记者会上称，今年不仅有600多万大学生毕业，还有以往毕业没有就业的200多万人。根据以往大学生就业比例约36%计算，今年大概只有300多万的学生能够找到工作，剩下将近500万左右的学生还不知何处就业。

拖延战术黔驴技穷

面对这一紧迫严峻的现实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龚学平在日前参加上海团小组会议时提出，建议採取由军官带大学生兵的形式，让大学生抽出至少一年时间军训，不必付当年学费。龚代表说：“当前大学生就业难，除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大学招生脱离国情过快扩招、高校教育太市场化、素质教育有所放鬆等也是重要原因。对此，应从体制机制上综合考虑解决这一问题”。他建议，大学教育可在4年学制上延长，至少拿1年搞军训，除了加强爱国教育和国防建设，还有利于缓解当下的就业矛盾，“至少缓和一年。”

带有“找不到工作就先别找”思路的代表委员不止龚学平一人。有报道称，北京市政协会议期间，孙狄委员曾提议仿照博士后制度，设立“学士后”、“硕士后”，让学生只拿基本生活费到企业“见习”。本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滨兴也在小组谈论时提出同样设想，建议大学生毕业后没找到工作的，申请到有科研项目的单位专职做科研，“比如高校、科研所、企业研发部门等”，成为“学士后”“硕士后”，为期两年，以缓解就业压力。

颇具讽刺性的是，这种“后”学位的设想脱胎于去年流行于网络的一则恶搞教育部的“通知”：“为缓解今年就业压力，教育部出台新学位制度：博士学位毕业后可继续攻读壮士，壮士毕业可攻读勇士，勇士毕业可攻读猛士，还找不到工作可攻读圣斗士，仍找不到工作的，直接申请烈士学位”。舆论直接质疑，大学生就业难是体制性和社会性的系统问题，用军训或见习来拖延并不能保证一两年后学生能够就业，逃避只是饮鸩止渴的下策。

严酷的体制性追问

对于盛行很久的“大学生应转变就业观念，放下身段”的“就业指导意见”，“两会”上和民间言论亦出现诸多批评。反对者指出，当前中国教育体系下，学生疲于应付各种考试，家长背负著沉重的经济压力，而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却得不到保障。在体制性弊端已然轮番加害学生和家长的情况下，一味要求大学生自降身价，甚至不惜与低教育程度的农民工抢饭碗，既不令人服气也浪费社会资源。

由此，在经济衰退的阴霾笼罩下，从大学生就业难的表面问题开始，人们发出了对教育领域内更多深层次矛盾的追问。首先是教育公平问题。本月7日，“两会”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五名大学校长代表谈教育公平问题。有记者提出现今高校中农村生比例正逐年减少，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对此直言：此事牵扯到教育公平的根本问题。

中山大学的农村学生不到30%，农村孩子佔的比例和在大学中的比例是不相称的，原因是他们“输在了起跑线上”。他说：“如果中国的教育存在不公平，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公平”。他呼吁，教育公平要从基础教育开始，只要是用分数录取新生，那麽开始起跑就落在后面的学生是吃亏的。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提出，教育改革应当公平优先。他指出，首先要在受教育过程中体现公平，要让所有的人得到相同的教育机会，为此要优先考虑中西部教育、农村教育、薄弱环节的教育和困难群体的教育。其次要保证结果公平，让所有人得到发展机会，这要求劳动、就业和分配制度相配套，有良好的就业导向。

此外，另一饱受非议的“官僚治校”问题也在“两会”上引爆。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在会上炮轰“中小学校长官员化”现象，直指学校不像教育机构，而像官僚机构，校长“官僚气”重，“人文气”差，离“书生气”远。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邵鸿也在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指出，由于政府行政干预日益强化，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严重制约了大学的改革和发展。

近年来，不少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成为副部长级干部，强化了高校的官本位意识。因此应淡化行政权力对高等院校的约束和干预，明确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民主遴选大学校长。

有教育界人士指出，改革现行的学校过度行政化的落后管理体制，一定程度上恢复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实行的教授治校和大学自治传统，不仅有利于真正学术精神的培育，也有利于杜绝官学互通、乱授学位的教育腐败。

中长期发展纲要护航教育改革

温总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要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对2020年前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年内重点抓好促进教育公平、优化教育结构、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推进素质教育和实施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推进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共五个方面的工作。

据了解，《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自今年1月17日启动第一轮公开徵求意见工作以来，截至2月底，工作小组收到各界意见、建议212.5万多条，其中教师队伍建设最受关注，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建设。而这一点正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的“对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实行绩效工资制度，提高1200万中小学教师待遇，中央财政为此将投入120亿元”吻合。一直以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师资队伍的建设是历年“两会”上人们呼吁最多的问题之一。

有业内人士分析，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是今年中央在教育事业上的重要工作。从第一轮徵求意见的结果看，达200多万条的意见建议也显示出，社会各界对此给予了极高的参与度和关注度，纲要势必给出未来12年裡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道路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