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多数人都会同意这个观点:“男女平等”的意识和文明的进步成正比。也就是说,越是进步的社会,男女的社会地位越平等。在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的眼中,这个“平等”的具体的体现,就是女性从家庭事务中走出来,摆脱“家庭主妇”的身份。如此理解的话,美国就应该是“家庭主妇”彻底“绝种”的国度了。然而来美国后,可能很多中国人都会吃惊地发现美国的家庭妇女非常多。尤其在有了小孩之后,她们好多都停掉工作,在家全职带孩子。
这难道是因为美国没有男女平等的意识么?仔细观察我们也不难发现,美国的妇女普遍比中国人更受男性尊重(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美国法律在保护女性方面也很完善。那么,造成美国如此多的“全职家庭妇女”的现象,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还是要从社会意识形态上去找答案。
美国人都有个信念:自己生的孩子一定要自己带。美国的家庭,由于没有计划生育的政策,好多都不止一个孩子。所以如果要坚持这个信念,好多女性就不得不辞掉工作留在家里了。很多职业妇女,在孩子生下来后的最初几年,都基本完全“牺牲”自己的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带孩子的事务中。当然,留在家里带孩子决不是完全出于信念,更多的母亲还是出于自愿:以此为乐,一天不和孩子在一起就过不去。
记得我刚到美国不久就接受了一次难忘的“文化冲击”。当时认识一位30多岁的美国妇女辛迪,儿子4岁多了。我发现她对儿子非常关爱,在我得知她的职业是“护士”之后,我感叹道,有你这样一个母亲,你儿子真幸运。她当时马上有点不安地回答道,哦,不,是我因为有了这个儿子才如此幸运。这句话让我非常震动。因为,在我已经活了30年的人生中,我还没有听到过任何中国母亲这样说话的(当然可能中国人的“含蓄”也是原因之一)。
不是吗?在我们中国人心中,孩子受到的教育最多的就是给父母添了多少麻烦。十月怀胎,母亲生产的痛苦,生下来后自己什么都不会做不说,还吃父母的用父母的。然后这不就欠了父母一辈子吗?
渐渐地,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发现很多美国母亲的确是出于感情需要而主动愿意呆在家里带孩子的。和孩子在一起,对她们不但不是痛苦,还是一件“美差”,一定要把握在自己手中,决不能让别人抢夺去。所以在美国几乎见不到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代的。不但见不到这种现象,好多爷爷奶奶们想要和孙子在一起,还得征求儿女的同意(当然反过来,如果年轻父母要自己的父母来帮忙带孩子,一般也只能是暂时的,并且也不一定都是有求必应的)。记得我在画肖像的时候(大多数的订单都是爷爷奶奶给孙子画像),有一次一个顾客看着我的画,感谢了一番之后很得意地对我说到:我女儿很理解我,每周都让我和孙子呆一整天。
反观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海外的,多把孩子生下来后就交给自己的父母了,然后自己继续为自己的人生奋斗。这个在大部分的美国人眼中是很难理解的,甚至会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除了不得已被逼迫的情况以外,一个母亲绝对不能和自己的婴儿新生儿分开。一次一个半生不熟的美国人问我,“你们中国人是不是有传统把刚生下来的孩子交给自己的父母带?”我说这其实也不是“传统”,只是很多海外的中国人的确忙不过来,不得不寻求帮助。虽然嘴上这样说,但我心里还是知道,这话只有一半正确,因为也的确有些中国年轻父母并不完全是“被迫”把自己的孩子“出让”给老一辈的。
我出国十多年,回国两次,还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街上很少看到小孩子。在美国只要人群聚集的地方,孩子和父母在一起的“拖儿带女”的现象比比皆是。当然,这个现象有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美国出门上街都有车,带孩子方便。但不能不说,好多中国的儿童并没有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也是原因之一。
美国的确是儿童的天堂:孩子们的笑脸,随时都在证明这一点。从我个人的观察,中美儿童的差别,决不在他们的衣着,玩具上,而是在表情上:美国孩子见人就笑,充满灵气,而中国孩子(包括好多亚洲孩子)一般不但不爱和人作目光交流,更少有笑脸相迎的。
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早已证明了一个事实,儿童期的成长,是一个人的人生基础。一个在有足够的父母爱护(尤其是母爱)下长大的人,心理会比那些没有得到父爱母爱的人更健康。所以我每次看到美国孩子们的机灵的笑脸,再对比中国孩子们相对沉闷的表情时,不由得想到这会不会是“全职母亲”和“职业女性”导致的不同结果?
我很早以前读过一本心理学家弗洛姆的书:爱的艺术。这本书对我的人生观起了非常大的影响。弗洛姆认为,婴儿在母胎中是一种“无知无觉”的,“混沌”的安全状态,而人被生下来脱离母体后,就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孤独感。所以,如果在人的初期,有了(父)母亲的精心的看护,人的孤独无助感就会相对减弱,人的心态就会更健康。这就是为什么孩子最早的那几年和父母在一起非常重要。
在“全职母亲”的照顾下长大的孩子,由于一生下来就得到了人最重要的东西--“爱”,他们在以后的成长中会有别人完全不具备的优势。首先,他们不会贪婪,因为他们的情感储存非常充分,不需要多余的身外之物来充实自我;其次,他们比别人更自信,因为他们一生下来就被母亲欣赏了一番,从一开始就知道了自己的生命很有价值;再次,由于前面的两个优点:天然的满足感和自信,他们的心理会更健康,对付生活不测的对应能力就更强(注一)。
而反观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儿童,尤其是幼年期,却没有这么重要过。“三岁孩儿食儿不知其味”,指的就是这样一种观念:幼儿都是没有意识的存在。所以,只要幼儿有奶喝,有人给他们换尿布,成人就算是尽了责任。至于精神的培养,都是在他们懂事之后的任务了。
这也是好多中国人可能会反驳我的观点的理由:中国的父母们虽然没有在自己的孩子的幼儿期和他们在一起,但看看他们在孩子身上划了多少钱!不过我会回答说:花所有的这些钱,比起在孩子最早的那几年的关爱来,都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为,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即使没有那么多的身外之物,他们一样的会活得很幸福。
是的,在对西方儿童心理学有了一定的认识后,我坚持这个观点:中国人在物质和社会地位上显示出来的相对于其他民族(不一定每个民族,但至少和西方人)的更为贪婪的特性,是一种亚健康的心理状态。这个状态很大部分来自于童年的不安全感:因为从小就没有被看重过,所以成人后就需要更多的物质和社会地位来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
不是么?我们中国人,虽然有老庄大谈“与世无争”,可我发现我们中国人争得比谁都厉害。不但在国内,在海外也竭尽攀比之能事:从工资,房子,汽车,到孩子的穿着,教育,学校,等等。美国人呢?不是没有虚荣的,但比较起来,好像更讲究实际。比如说孩子的教育。中国家长把孩子送去学钢琴的比例绝对比美国人多。其实说起音乐素质,中国人是比不过美国人的:西方人普遍比中国人天生更有音乐细胞(个人观点,但很坚持)。但美国人一般决不强迫自己的孩子学钢琴,也许一半是因为经济能力,一般也是因为小孩子不一定都喜欢钢琴。而中国人呢,稍微有点条件的,就一定要把自己的孩子弄去学钢琴,决不考虑以后孩子会不会有发展,钱会不会白花。
好多中国父母,在儿女的成长过程中的确付出了太多,以至于自己都没有自己的生活,于是到了老了后就变得空虚无聊,儿女的回报又成了自己生活的全部寄托,完全没有西方老年人那样充满自我的潇洒。
由此,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在生儿育女上不能不反省两个问题: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对幼儿期重要性的忽略,以及“男女平等”的观念中对女性的一些天性(尤其是“母性”)的抹杀。美国的“全职母亲”(注二),绝不是在“男女平等”这个观念上落后的体现,而是西方人对人性的更深刻更准确的把握:男女平等,并不是体现在生理,体能,职业等具体能力上,而是体现在社会对女性的天性(注三)的尊重上。
所以,作为一个对“男女平等”的绝对拥护者,我对美国的“全职母亲”充满敬意!
注一:这些分析都是值得普遍性,不排除特殊性的存在。
注二:经济能力当然也是“全职母亲”的条件之一,但决不是唯一的。好多现在大陆的有钱母亲仍然不愿意“全职母亲”。
注三:关于女性的天性(母性)分析,是普遍而言,不排除少数女性由于有其他才能和兴趣而选择不同人生的。所以我的观点是承认普遍规律的同时,也尊重少数特殊性的存在。
(云 易 CND.org)
2010年2月27日星期六
2010年2月15日星期一
美国的大学教授“终身制”: 评审条件和过程
昭君
美国有几千所大学,无论从规模还是性质来讲,差别都很大, 因此对终身教授的评审条件和过程的严格程度也千差万别。这里只是就我自己了解的一些一般情况,和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例子来进行一些讨论。
大家知道,美国的大学教授一般都是“终身轨道”制(tenure track)。顾名思义,从博士毕业找到教职之后,就会进入这个“终身制”的“轨道”,而轨道的尽头,当然就是拿到“终身”这个“铁饭碗”了。设立终身制度的目的,除了给予教授们“工作保障”之外(这可能是目前美国社会唯一制度性存在的“铁饭碗”了),更重要的是为了提供学术自由的环境。有了终身职位的学者们,从原则上说是可以不“看人眼色”行事,在教学和研究上享有较大的自由,不会担心自己从事的研究项目不合乎上级或者校方的意图而被“炒鱿鱼”。当然,这只是一般的情况,如果遇到特殊状况,比如所在的专业因为经费或者其他原因被“端”掉,那么即便有终身教职, 也会失去工作(当然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另外,如果自己有违反学校或者职业规范的行为,比如涉嫌论文抄袭,或者被控性别歧视(包括性骚扰)或者种族歧视等行为,也有可能会失去工作。
一般来讲,大学会给新雇用的助理教授六年的“终身轨道”期限,也就是在第六年申请终身。当然在这之前,每年会有例行评审,但评审的详细和严格则因学校而异。像我所在的学校,每年都会要求没有终身的教授交上详细的“portfolio", 其中要列举自己在过去一年中所取得的成绩,包括教学材料,每一门课程的学生评审总结,发表的文章,参加的会议,以及校内校外的一些”服务“活动(比如参加各种各样的职工委员会,在相关的组织担任职务等等)。这些材料要通过一级一级的评审(比如系里的人事委员会 --多由已经获得终身的教授组成 --系主任,院长,然后是全校的人事委员会-- 由各个学院的终身教授代表组成 --, 最后送达管学术的副校长,由他/她综合各级的意见,向校长提出留任或者不留任的意见。这个过程在第六年的时候再次重复, 如果结果是留任并给予终身,那么就意味着这个漫长的程序到此结束。如果得不到终身,一般也不会让你马上离开(因为这些评审都会在第六年的年初进行),而是给予一年的“grace period, 让你能够在此期间寻找其他的工作;有些情况下,或许会给申请人“特殊考虑”,让你在这一年中就不足的方面进行提高和补救,一年后再次评审,如果合格,可能留任并得到终身, 否则就会请你走路了。拿到终身的教授,每年还是要进行自我评定。但这种评定一般都是院内进行,和终身的层层评审不可同日而语。有些学校为了鼓励拿到终身的教授继续努力科研和教学,还设立了"post-tenure review" 的制度。当然还有升迁正教授这个end of the tunnel。
可以想见,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为什么不少教授将拿到终身之前的这几年说成是“拿第二个博士学位” 。 从时间的长度和工作的强度以及期望来讲,这一点都不过份。当然,前面说过,不同的学校,对终身的要求会千差万别。如果你有幸进入所谓的“Research I”性质的学校,那你面临的最大期望肯定是研究成果,这些学校是所谓的“publish or perish”的环境,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在六年中发表相当数量和质量的文章,那么最后的结局几乎是可以肯定的。我以前就有一位教授,尽管经常得到院里的“年度教学奖”(整个学院每年只有一个,说明他的教学是非常棒的),但因为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文章,最后也没有得到终身。当然这些学校一般也会对新来的教授提供很多研究方面的支持,除了经费和资源充足之外,还有时间上的“奢侈” (这类学校的教授每学期只教两门课的情况并不少见), 所以他们对教授的研究方面的“期望”,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家也知道,发表学术文章的过程本身也有很多不确定性, 而且周期往往很长(者点当然和专业有关。据我所知,科学方面的学术杂志审稿周期比较短,但在我们所在的商科专业,一篇文章经过两三年的审议才能发表,是很常见的事), 所以对教授的时间管理和项目管理的能力要求很高。我以前的一位教授就这样告诫我 -- 最好在任何时刻,手上都有三个以上的研究项目,而且要保证它们所处的“阶段”不同 -- 比如一个只是在“理论发展”方面,另外一个最好就是在收集数据了,最后一个呢,如果是在最后完稿,或者已经在等编辑意见了 -- 这样的好处是,你可以把精力有目的地分配,不至于所有的东西都在同一时间需要你同样的精力投入。 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大学教授科研方面的压力。 除此之外,你还有教学的要求,以及各种服务的义务,所以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都是很大的。不少年青教授头几年几乎无瑕顾及家庭。上面给我建议的这位教授,就在拿到终身后的第二年离婚了,原因是太太对他“不顾家,只顾工作”强烈不满!
前面说过,每年的留任和最后的终身评审,要经过层层“关卡”,这就是可能出现“非正常情况”的地方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都会有自己的内部标准, 但这些标准的详细程度就很难一概而论。从评审的角度来说,这些条件应该是越详细越好(比如五年内要在某个级别的学术刊物发表多少篇文章,等等),但学术成就的评定,还是有很多“灰色领域”。这就造成了有时候一些和教授表现无关的因素起作用的情况。而且,各级评审意见不一的情况也常常出现 -- 比如我就知道好几起通过了学院这一关,却被校级的人事委员会否决的情况。由于校级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全校各个学院,不像院一级的都是对你比较了解,对你的领域比较了解的同行,所以发生意见不同的机会会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决策权最终在学术副校长和校长手上,虽然他们有权否定校级委员会的决议,但这种情况相对较少,因为终身评审是“教授治校”的体制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他们一般不会愿意插手太多,尤其不愿意否决校级委员会的决议。当然,如果教授认为决议不公(比如有歧视嫌疑),他/她完全可以上诉,学校也必须立案调查(如果学校有教师工会的话,最好是通过工会代理上诉,因为一个人挑战整个制度,总是很intimidating 的)。调查结果如果发现校方决议缺乏可信理由,可能会推翻原判,或者给予其他的安抚或者补偿。如果调查结果维持原判,那么教授就只有离开了。
美国有几千所大学,无论从规模还是性质来讲,差别都很大, 因此对终身教授的评审条件和过程的严格程度也千差万别。这里只是就我自己了解的一些一般情况,和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例子来进行一些讨论。
大家知道,美国的大学教授一般都是“终身轨道”制(tenure track)。顾名思义,从博士毕业找到教职之后,就会进入这个“终身制”的“轨道”,而轨道的尽头,当然就是拿到“终身”这个“铁饭碗”了。设立终身制度的目的,除了给予教授们“工作保障”之外(这可能是目前美国社会唯一制度性存在的“铁饭碗”了),更重要的是为了提供学术自由的环境。有了终身职位的学者们,从原则上说是可以不“看人眼色”行事,在教学和研究上享有较大的自由,不会担心自己从事的研究项目不合乎上级或者校方的意图而被“炒鱿鱼”。当然,这只是一般的情况,如果遇到特殊状况,比如所在的专业因为经费或者其他原因被“端”掉,那么即便有终身教职, 也会失去工作(当然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另外,如果自己有违反学校或者职业规范的行为,比如涉嫌论文抄袭,或者被控性别歧视(包括性骚扰)或者种族歧视等行为,也有可能会失去工作。
一般来讲,大学会给新雇用的助理教授六年的“终身轨道”期限,也就是在第六年申请终身。当然在这之前,每年会有例行评审,但评审的详细和严格则因学校而异。像我所在的学校,每年都会要求没有终身的教授交上详细的“portfolio", 其中要列举自己在过去一年中所取得的成绩,包括教学材料,每一门课程的学生评审总结,发表的文章,参加的会议,以及校内校外的一些”服务“活动(比如参加各种各样的职工委员会,在相关的组织担任职务等等)。这些材料要通过一级一级的评审(比如系里的人事委员会 --多由已经获得终身的教授组成 --系主任,院长,然后是全校的人事委员会-- 由各个学院的终身教授代表组成 --, 最后送达管学术的副校长,由他/她综合各级的意见,向校长提出留任或者不留任的意见。这个过程在第六年的时候再次重复, 如果结果是留任并给予终身,那么就意味着这个漫长的程序到此结束。如果得不到终身,一般也不会让你马上离开(因为这些评审都会在第六年的年初进行),而是给予一年的“grace period, 让你能够在此期间寻找其他的工作;有些情况下,或许会给申请人“特殊考虑”,让你在这一年中就不足的方面进行提高和补救,一年后再次评审,如果合格,可能留任并得到终身, 否则就会请你走路了。拿到终身的教授,每年还是要进行自我评定。但这种评定一般都是院内进行,和终身的层层评审不可同日而语。有些学校为了鼓励拿到终身的教授继续努力科研和教学,还设立了"post-tenure review" 的制度。当然还有升迁正教授这个end of the tunnel。
可以想见,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为什么不少教授将拿到终身之前的这几年说成是“拿第二个博士学位” 。 从时间的长度和工作的强度以及期望来讲,这一点都不过份。当然,前面说过,不同的学校,对终身的要求会千差万别。如果你有幸进入所谓的“Research I”性质的学校,那你面临的最大期望肯定是研究成果,这些学校是所谓的“publish or perish”的环境,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在六年中发表相当数量和质量的文章,那么最后的结局几乎是可以肯定的。我以前就有一位教授,尽管经常得到院里的“年度教学奖”(整个学院每年只有一个,说明他的教学是非常棒的),但因为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文章,最后也没有得到终身。当然这些学校一般也会对新来的教授提供很多研究方面的支持,除了经费和资源充足之外,还有时间上的“奢侈” (这类学校的教授每学期只教两门课的情况并不少见), 所以他们对教授的研究方面的“期望”,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家也知道,发表学术文章的过程本身也有很多不确定性, 而且周期往往很长(者点当然和专业有关。据我所知,科学方面的学术杂志审稿周期比较短,但在我们所在的商科专业,一篇文章经过两三年的审议才能发表,是很常见的事), 所以对教授的时间管理和项目管理的能力要求很高。我以前的一位教授就这样告诫我 -- 最好在任何时刻,手上都有三个以上的研究项目,而且要保证它们所处的“阶段”不同 -- 比如一个只是在“理论发展”方面,另外一个最好就是在收集数据了,最后一个呢,如果是在最后完稿,或者已经在等编辑意见了 -- 这样的好处是,你可以把精力有目的地分配,不至于所有的东西都在同一时间需要你同样的精力投入。 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大学教授科研方面的压力。 除此之外,你还有教学的要求,以及各种服务的义务,所以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都是很大的。不少年青教授头几年几乎无瑕顾及家庭。上面给我建议的这位教授,就在拿到终身后的第二年离婚了,原因是太太对他“不顾家,只顾工作”强烈不满!
前面说过,每年的留任和最后的终身评审,要经过层层“关卡”,这就是可能出现“非正常情况”的地方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都会有自己的内部标准, 但这些标准的详细程度就很难一概而论。从评审的角度来说,这些条件应该是越详细越好(比如五年内要在某个级别的学术刊物发表多少篇文章,等等),但学术成就的评定,还是有很多“灰色领域”。这就造成了有时候一些和教授表现无关的因素起作用的情况。而且,各级评审意见不一的情况也常常出现 -- 比如我就知道好几起通过了学院这一关,却被校级的人事委员会否决的情况。由于校级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全校各个学院,不像院一级的都是对你比较了解,对你的领域比较了解的同行,所以发生意见不同的机会会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决策权最终在学术副校长和校长手上,虽然他们有权否定校级委员会的决议,但这种情况相对较少,因为终身评审是“教授治校”的体制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他们一般不会愿意插手太多,尤其不愿意否决校级委员会的决议。当然,如果教授认为决议不公(比如有歧视嫌疑),他/她完全可以上诉,学校也必须立案调查(如果学校有教师工会的话,最好是通过工会代理上诉,因为一个人挑战整个制度,总是很intimidating 的)。调查结果如果发现校方决议缺乏可信理由,可能会推翻原判,或者给予其他的安抚或者补偿。如果调查结果维持原判,那么教授就只有离开了。
2010年2月13日星期六
2010年2月9日星期二
虎年谈虎
2010年是中国农历的庚寅年,庚是金,寅为虎,所以叫金虎年。
中国的纪年是从甲子年开始的,60年是一个甲子,故年满60的人称为花甲之年。60年才有一次金虎年,能活到120岁的人很少,所以一般的人生中,就只能遇到最多不过二次的金虎年。
中国文学中有不少的成语中有个“虎”字:虎视眈眈,虎胆英雄,猛虎下山,谈虎色变,虎踞龙盘,狼吞虎咽,虎步生风,生龙活虎,虎背熊腰,龙腾虎跃,武松打虎,虎啸林动,等等。
这些成语都是用来描述虎威的,所以,中国的国画家都要画一幅“虎啸图”。过去的国画家是画真的猛虎,现在老虎都濒临灭绝了,当代的国画家只能到动物园里画晒太阳的虎。将来,连动物园中的老虎也没有了,未来的国画家就凭空想象,反正后代也不知道真的老虎究竟是怎么长像的。
老百姓的生活中也经常用“虎”字来描述生活,如中国农村中的孩子要穿虎鞋,戴虎帽,练虎拳,行虎步,男孩取名“小虎”,女孩叫“虎妞”,厉害的老婆叫“母老虎”,吓唬人的叫“纸老虎”,胆子大的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官运好的,叫“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打击贪官污吏,叫“打老虎”。
这么看来,有二种虎,一种是威风凛凛的虎,一种是凶神恶煞的虎,但不管是那种虎,都是没有虚假和虚伪的虎,是没有心计的虎,所以,老百姓还是把虎看做是一种吉祥的动物,虎年算是吉祥年。你只要看你周围的人,一定不能交虚虚假假的人为朋友,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虎年到了,既然虎是力量的代表,是勇猛的象征,那我们在虎年里是否应该一展身手,大胆往前呢?不是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说,虎年切忌大展拳脚,适可而止,以免画虎不成反类犬,乐极生悲。这是有些道理的,有点像股票行里,熊市里要大胆买进,牛市里反而要快点逃离。
这种哲学,其实就是求平安,是不是?人在成功的时候就要有自知之明,人在形势大好时就要防止乐极生悲,在虎年就要小心谨慎,这使我想起我到夏威夷旅游时和当地老华侨的交谈。早年的老华侨在夏威夷买地建房,现在夏威夷的地价都给炒到一百多万美元一块地了,夏威夷的地产税是1%,每年就要交一万美元的税,老华侨说,我们个个都是百万富翁,但个个都是节衣缩食,搞不懂自己是富人还是穷人。
就是这句话,虎年谈虎,还是不要做威风凛凛的虎,也不要做凶神恶煞的虎。祝华人读者虎年平安,平淡。
by 中 平
cnd.org
中国的纪年是从甲子年开始的,60年是一个甲子,故年满60的人称为花甲之年。60年才有一次金虎年,能活到120岁的人很少,所以一般的人生中,就只能遇到最多不过二次的金虎年。
中国文学中有不少的成语中有个“虎”字:虎视眈眈,虎胆英雄,猛虎下山,谈虎色变,虎踞龙盘,狼吞虎咽,虎步生风,生龙活虎,虎背熊腰,龙腾虎跃,武松打虎,虎啸林动,等等。
这些成语都是用来描述虎威的,所以,中国的国画家都要画一幅“虎啸图”。过去的国画家是画真的猛虎,现在老虎都濒临灭绝了,当代的国画家只能到动物园里画晒太阳的虎。将来,连动物园中的老虎也没有了,未来的国画家就凭空想象,反正后代也不知道真的老虎究竟是怎么长像的。
老百姓的生活中也经常用“虎”字来描述生活,如中国农村中的孩子要穿虎鞋,戴虎帽,练虎拳,行虎步,男孩取名“小虎”,女孩叫“虎妞”,厉害的老婆叫“母老虎”,吓唬人的叫“纸老虎”,胆子大的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官运好的,叫“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打击贪官污吏,叫“打老虎”。
这么看来,有二种虎,一种是威风凛凛的虎,一种是凶神恶煞的虎,但不管是那种虎,都是没有虚假和虚伪的虎,是没有心计的虎,所以,老百姓还是把虎看做是一种吉祥的动物,虎年算是吉祥年。你只要看你周围的人,一定不能交虚虚假假的人为朋友,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虎年到了,既然虎是力量的代表,是勇猛的象征,那我们在虎年里是否应该一展身手,大胆往前呢?不是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说,虎年切忌大展拳脚,适可而止,以免画虎不成反类犬,乐极生悲。这是有些道理的,有点像股票行里,熊市里要大胆买进,牛市里反而要快点逃离。
这种哲学,其实就是求平安,是不是?人在成功的时候就要有自知之明,人在形势大好时就要防止乐极生悲,在虎年就要小心谨慎,这使我想起我到夏威夷旅游时和当地老华侨的交谈。早年的老华侨在夏威夷买地建房,现在夏威夷的地价都给炒到一百多万美元一块地了,夏威夷的地产税是1%,每年就要交一万美元的税,老华侨说,我们个个都是百万富翁,但个个都是节衣缩食,搞不懂自己是富人还是穷人。
就是这句话,虎年谈虎,还是不要做威风凛凛的虎,也不要做凶神恶煞的虎。祝华人读者虎年平安,平淡。
by 中 平
cnd.org
2010年1月30日星期六
忙过年
忙过年
阿华
屈指算来, 这是我在国外过的第二十三个春节了。 二十三年来, 从独自漂泊,成家立业到如今安居乐业, 我一直劳苦奔波马不停蹄, 不曾在春节期间与国内亲友过年, 深感遗憾。 虽然 今年春节我还是在美国过, 但今年非同以往,格外热闹。 牛年去虎年到, 一年更比一年好。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对所有海内外华人有着特殊的 意义。 尽管美国没有春节假日, 人们照常上学上班, 但是每年年底的感恩节和圣诞节几乎是全民放假。 巧合的是,2009年的感恩节和圣诞节, 2010年元旦节和中国春节都落在周五或周六, 更奇妙的是今年美国情人节和中国春节又正好是同一天。身在异乡不做客, 且把他乡作故乡。我也见机行事,中西合壁, 快乐过年。既入乡随俗地过美国节日也保留中华传统守岁拜年,所以, 从去年十一月底的感恩节开始, 我就已经在不停地以各种方式与朋友团聚, 辞旧迎新, 共度佳节, 忙得不亦乐呼。 真正是,庆双重节日享双倍喜悦。
从2009年的感恩节到2010年的元宵节,我的周 末活动排得爆满。翻开我的记事本,且看我的流水帐:感恩节,尝火鸡大餐畅饮二锅头, 与朋友们海阔天空。 圣诞节, 看圣诞灯扮圣诞老人,尝四川菜品矛苔酒, 与朋友笑谈家事国事天下事, 其乐融融。 除夕夜, 朋友探亲归来, 我们吃麻辣火锅喝卢州老窖看纽约年灯听回国见闻。元旦会同乡, 吃家乡菜讲家乡话细叙父老乡亲乡情,他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新年初,喜看商会春晚, 近距离欣赏巩汉林和朱明英的精彩表演。一月末,校友新春相聚, 与老同学叙旧情, 给小孩发红包,旧雨新知同唱卡拉OK。与华人同事聚餐, 同祈新年大吉工作稳定。 二月初,与海归朋友餐叙, 恭听国内形势报告, 讨论留与归的利弊, 海归与土鳖的竞争。大年三十,看CCTV春晚,喝乌龙茶品中国点心,给国内亲友电话拜年, 上香港酒楼吃海鲜大餐。正月初一也正巧是情人节, 与朋友新年聚会, 吃湖南腊肉喝五粮液发压岁钱,并精心地为太太准备一份浪漫的惊喜。元宵节, 品粤式早茶吃米酒汤圆, 看"亚城之春",并一睹陈思思的明星风采。
那明年的春节该怎么过呢? 我已悄悄许下心愿, 一定回老家陪伴父母和兄弟姐妹, 放鞭炮吃年饭过大年, 合家欢乐大团圆!
"每逢佳节倍思亲。" 在此新春佳节, 我衷心祝愿国内亲友们健康幸福,万事如意; 中国经济蓬勃发展, 社会安定和谐。 无论身在何处, 国富民强, 国泰民安 是所有华人的共同心愿。
阿华
屈指算来, 这是我在国外过的第二十三个春节了。 二十三年来, 从独自漂泊,成家立业到如今安居乐业, 我一直劳苦奔波马不停蹄, 不曾在春节期间与国内亲友过年, 深感遗憾。 虽然 今年春节我还是在美国过, 但今年非同以往,格外热闹。 牛年去虎年到, 一年更比一年好。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对所有海内外华人有着特殊的 意义。 尽管美国没有春节假日, 人们照常上学上班, 但是每年年底的感恩节和圣诞节几乎是全民放假。 巧合的是,2009年的感恩节和圣诞节, 2010年元旦节和中国春节都落在周五或周六, 更奇妙的是今年美国情人节和中国春节又正好是同一天。身在异乡不做客, 且把他乡作故乡。我也见机行事,中西合壁, 快乐过年。既入乡随俗地过美国节日也保留中华传统守岁拜年,所以, 从去年十一月底的感恩节开始, 我就已经在不停地以各种方式与朋友团聚, 辞旧迎新, 共度佳节, 忙得不亦乐呼。 真正是,庆双重节日享双倍喜悦。
从2009年的感恩节到2010年的元宵节,我的周 末活动排得爆满。翻开我的记事本,且看我的流水帐:感恩节,尝火鸡大餐畅饮二锅头, 与朋友们海阔天空。 圣诞节, 看圣诞灯扮圣诞老人,尝四川菜品矛苔酒, 与朋友笑谈家事国事天下事, 其乐融融。 除夕夜, 朋友探亲归来, 我们吃麻辣火锅喝卢州老窖看纽约年灯听回国见闻。元旦会同乡, 吃家乡菜讲家乡话细叙父老乡亲乡情,他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新年初,喜看商会春晚, 近距离欣赏巩汉林和朱明英的精彩表演。一月末,校友新春相聚, 与老同学叙旧情, 给小孩发红包,旧雨新知同唱卡拉OK。与华人同事聚餐, 同祈新年大吉工作稳定。 二月初,与海归朋友餐叙, 恭听国内形势报告, 讨论留与归的利弊, 海归与土鳖的竞争。大年三十,看CCTV春晚,喝乌龙茶品中国点心,给国内亲友电话拜年, 上香港酒楼吃海鲜大餐。正月初一也正巧是情人节, 与朋友新年聚会, 吃湖南腊肉喝五粮液发压岁钱,并精心地为太太准备一份浪漫的惊喜。元宵节, 品粤式早茶吃米酒汤圆, 看"亚城之春",并一睹陈思思的明星风采。
那明年的春节该怎么过呢? 我已悄悄许下心愿, 一定回老家陪伴父母和兄弟姐妹, 放鞭炮吃年饭过大年, 合家欢乐大团圆!
"每逢佳节倍思亲。" 在此新春佳节, 我衷心祝愿国内亲友们健康幸福,万事如意; 中国经济蓬勃发展, 社会安定和谐。 无论身在何处, 国富民强, 国泰民安 是所有华人的共同心愿。
2010年1月23日星期六
贺岁画: <<新世纪的门神>>
贺岁画: <<新世纪的门神>>
阿华
牛年即去虎年将至,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 知名华人艺术家陈文泽先生向大家奉献一份 特别的新春礼物<<新世纪的门神>>, 恭贺所有华人朋友,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在春节期间贴门神驱邪祈福的习俗。 但是年复一年, 门神依旧,模样未改, 而陈先生的<<新世纪的门神>>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令人耳目一新。 在<<新世纪的门神>>中, 陈先生以其艺术家的独特视角和文化人的敏锐洞察, 将中美两国领导人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巧妙地嵌入传统中国门神的装扮, 用西洋油画的形式表现出来, 其娴熟的技法, 深刻的寓意, 又是一幅精美的中西合壁之佳作。众所周知, 美国是最发达的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牵动着世界的神经,中美关系的互动影响全球。过去一年来, 受全球性金融风暴的影响, 美国经济低迷,至今仍无复苏的迹象, 而中国经济却一枝独秀稳步发展, 中美关系也在频繁交往中缓缓前行。如<<新世纪的门神>>所愿, 祈望中美两国在新的一年里求同存异,携手共进,经济发展如虎添冀,福泽华人。
世上画匠无数, 画家也多, 而富有高超艺术造诣又兼具深厚文化素养的华人艺术家则是凤毛鳞角, 陈文泽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文化和思想的艺术家。祝愿陈先生的贺岁年画<<新世纪的门神>>给所有华人朋友们带来虎年虎福,福星高照,合家欢乐, 鸿运大发。也衷心祝愿陈先生在艺术的大道上走的更高更远。
阿华
牛年即去虎年将至,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 知名华人艺术家陈文泽先生向大家奉献一份 特别的新春礼物<<新世纪的门神>>, 恭贺所有华人朋友,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在春节期间贴门神驱邪祈福的习俗。 但是年复一年, 门神依旧,模样未改, 而陈先生的<<新世纪的门神>>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令人耳目一新。 在<<新世纪的门神>>中, 陈先生以其艺术家的独特视角和文化人的敏锐洞察, 将中美两国领导人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巧妙地嵌入传统中国门神的装扮, 用西洋油画的形式表现出来, 其娴熟的技法, 深刻的寓意, 又是一幅精美的中西合壁之佳作。众所周知, 美国是最发达的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牵动着世界的神经,中美关系的互动影响全球。过去一年来, 受全球性金融风暴的影响, 美国经济低迷,至今仍无复苏的迹象, 而中国经济却一枝独秀稳步发展, 中美关系也在频繁交往中缓缓前行。如<<新世纪的门神>>所愿, 祈望中美两国在新的一年里求同存异,携手共进,经济发展如虎添冀,福泽华人。
世上画匠无数, 画家也多, 而富有高超艺术造诣又兼具深厚文化素养的华人艺术家则是凤毛鳞角, 陈文泽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文化和思想的艺术家。祝愿陈先生的贺岁年画<<新世纪的门神>>给所有华人朋友们带来虎年虎福,福星高照,合家欢乐, 鸿运大发。也衷心祝愿陈先生在艺术的大道上走的更高更远。
中国文科教育的误区
美国人经常呼吁:美国的教育尤其是科学教育已经远远落后于许多其他国家包括许多亚洲国家。在这一片呼吁声中,我也听到过一位曾经在中国教过书的美国人说,美国教育自有它的成功之处,那就是美国的文科教育。他说他遇到的中国学生普遍没有自己的思想,简单被动地接受被灌输的观点结论,看问题千篇一律,一比较觉得美国的文科教育值得别人学习。不过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在乎中国的教育问题,他们最关心的是美国教育的问题。好的地方理所当然,抓住不好的地方追究个没完,这是西方社会的特色,也是西方社会进步的原因之一。
在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与上海学生的问答会上,大学生们向奥巴马提的问题显然大多是政府口授的。不过有一位学生提的问题却让我忍俊不禁,他向奥巴马问道:进什么样的大学可以得诺贝尔奖?这样的问话出自一个大学生之口,反映了有些中国大学生的思维水平比不上西方国家的中学生。我自己来自中国,我知道中国大学毕业生中思维水平如同这位大学生的不是个别人,是中国教育失败的见证。中国教育非常注重知识的掌握,学西方有时学得比很多其他国家都厉害,不要说物理数学考起试来也许没有多少别的国家的学生能比得过,就是当今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比起有些非英语国家,比如日本,也普遍要高得多。问题是中国学西方,学得都是表面的东西。西方文化中的精华,西方真正成功的原因-自由思想却是中国人最忽略,中国政府公开反对的。中国学西方学到把自己的文化都丢得差不多了,还没学到西方文化中真正好的东西。中国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缺乏任何有深度的思维能力,大多数人看世界幼稚简单得如同没文化的农村大妈。尽管不少人考起数学物理来不是一般美国人能比得过,但他们对社会对人的认识却停留在原始无知的水平。而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落后的文科教育。
中国学校的文科教育基本上是以喊口号的形式来进行,完全是不讲理由的灌输,把各种观点结论当成不容置疑的事实让学生们背下来。孩子从小学会的是简单地接受自己不明白的口号,认为那样理所当然。学校没有教育学生学会理解这些观点结论,学会对每一种观点做正面反面的思考论证,对每一种结论做深入的调查学习,以发展自己的观点,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他们对观点结论的理解不是停留在字面上,而是有深度的,当他们接受这些观点结论时是真心的接受,反对这些观点结论时也是有理由的反对。中国文科考试答案是只有符合政府提倡的答案才是正确的答案,不像西方老师在打分时不以支持或反对某种观点来区分高低,而是以是否有能力以理服人,是否真正有认识来打分。回想起我自己当年读中学时,文科科目大多空洞无味,教文科的老师自己都没有什么思想,到考大学时,学校里的风气是,聪明的学生都考理工科,因为文科只是考背书的工夫。到了西方很多年后才知道文科完全不等同于背书。
中国文科教育为什么落后?因为中国的文科,不论是政治,社会,还是文学,历史,都已经被绑架为共产党的宣传工具。中国到今天虽然没有几个人真正相信共产主义,但学校从小学到大学还在进行着共产主义教育。当我向我的中国朋友们指出这一点时,大多数人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政府的一个工具,没人把它当真。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教育对孩子思维能力的伤害。当政府需要向学生灌输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口号时,他们当然不愿让学生学会思考;当一个国家只能接受政府的一言堂,任何反对意见不同意见都被封杀时,当然不可能让学生客观地从正面反面来思考任何观点;当统治者歪曲历史,淹埋真相,以利于自己的统治时,当然不可能鼓励学生学者做深入调查,从而得出真实的结论。否则一旦学生学会了思考论证,学会深入调查,共产党的很多谎言就被揭穿,共产党的很多口号就不再站得住脚。
中国的文科教育被用来做宣传工具不仅使中国人丧失思考能力,也使中国人丧失精神支柱。中国的这种口号式教育把谎言和真话参合在一起,有时是谎言披着真话的外衣,灌输给孩子,孩子没有分辨能力,他们先是囫囵吞枣地咽下去,等长大到一定年纪,发现自己被灌输的很多东西是谎言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得对真话也不再相信。再说学校又没有教会他们思考,没有教会他们发展自己的观点。中国大多数人长大成人后除了被灌输的几句口号,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思想。那些不再相信被灌输的口号的人,很多人也没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思想,探索走向正面的道路,虽然知道什么是他们反对的,但未必有能力想出建设性的东西。年轻时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是看透一切抗议一切的愤青,年轻时代一过,没有建立令人信服的正面思想,很多人就走向中国的所谓“成熟”,而有些人则连愤青阶段都没有,直接走向了这种“成熟”:不再相信精神追求,不再相信思想,仅存的奋斗目标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和地位。
中国的这种灌输式的不讲道理的文科教育,培养出来的是一代又一代虽然数学物理英语呱呱叫,实际上是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新愚民。这些新愚民不仅组成轻易被统治者忽悠的民众,他们也是中国“精英”和统治者的来源。因此中国落后的文科教育也就必定创造出低素质的精英,培养出来的只能是不讲道理,管理混乱,没有灵魂的低素质的统治者。不少国内的朋友说我们不在乎思想政治,我们只在乎实际生活。但事实是思想政治与实际生活直接相关。中国如今GDP已经达到人均五千美元的水平,但纵观中国,整个社会无法律无章程可循,管理混乱,发展低效益,社会不公平比比皆是,环境污染严重,医疗教育体系落后等等。总之,除了吃饱穿暖,第三世界的种种问题,中国仍然是应有尽有,而之所以难以解决这些问题是因为中国的统治体系和统治者素质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得以改进提高。一个统治体系坏一群统治者坏,原因往往是因为那个统治体系是一个愚蠢的体系,那些统治者是一群愚蠢的人。民主自由,依法治理的体系之所以比专制,封锁,人治的体系好,是因为民主自由法治的体系比专制人治的体系来得聪明合理有效。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统治是愚蠢的统治者打造愚蠢的统治体系,愚蠢的体系反过来又造就新一代愚蠢的低素质的统治者。这些低素质统治者抱着落后的体系不放,用低效益方式治理国家。而中国为共产党宣传服务的洗脑式文科教育正是繁衍低素质统治者的重要机器,在这些愚民教育培养出来的没有思维能力的统治者掌管下,中国社会只能原地打转,难以向前迈进。
中国现在有很多人对互联网给中国人带来的思想解放评价甚高,认为互联网将对提高中国人的素质起重要作用。我认为互联网对中国人素质的提高,只能说有一定的作用。对一部分知识分子或精英作用比较大些,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主流媒介没有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对那些主动去寻找新思维的人,互联网给他们提供了与主流媒介不同的声音,使他们当中很多人有机会开始从共产党的洗脑教育中走出来。但是,切不说如今这些互联网上的不同声音已经被中国政府压得一低再低,就算互联网上仍然能有一定的言论自由,要提高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素质,中国的教育不改革,单靠互联网是远远不够的。以在西方生活的中国人为例,很多在中国长大的中国人尽管在言论开放的西方社会里生活了十几甚至二三十年,但他们当中不少人的思想却仍然停留在共产党的洗脑教育水平上。对很多人来讲,幼年的教育是定型的教育,这些人离开学校后,就不再接受任何新思维。而且要去除从幼小时就被灌输进的错误概念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大陆出来的人不知不觉都或多或少顶着一些错误概念而自己没有意识。所以中国学校里到今天仍然在进行的共产党洗脑式的文科教育还在损害着中国下一代人的素质。
另外互联网上的信息是零碎分散的,并不能做多少系统性的思想发展工作。中国的社会科学,政治科学,历史学,甚至文学等等人文科学都被用来为共产党宣传服务,这就意味着中国大量的人才物力没有被用来真正系统地发展中国的人文科学,发展中国的人文科学教育。中国在人文思想上的落后在我看来一时仍看不到尽头。
By 杭 州
CND.org
在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与上海学生的问答会上,大学生们向奥巴马提的问题显然大多是政府口授的。不过有一位学生提的问题却让我忍俊不禁,他向奥巴马问道:进什么样的大学可以得诺贝尔奖?这样的问话出自一个大学生之口,反映了有些中国大学生的思维水平比不上西方国家的中学生。我自己来自中国,我知道中国大学毕业生中思维水平如同这位大学生的不是个别人,是中国教育失败的见证。中国教育非常注重知识的掌握,学西方有时学得比很多其他国家都厉害,不要说物理数学考起试来也许没有多少别的国家的学生能比得过,就是当今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比起有些非英语国家,比如日本,也普遍要高得多。问题是中国学西方,学得都是表面的东西。西方文化中的精华,西方真正成功的原因-自由思想却是中国人最忽略,中国政府公开反对的。中国学西方学到把自己的文化都丢得差不多了,还没学到西方文化中真正好的东西。中国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缺乏任何有深度的思维能力,大多数人看世界幼稚简单得如同没文化的农村大妈。尽管不少人考起数学物理来不是一般美国人能比得过,但他们对社会对人的认识却停留在原始无知的水平。而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落后的文科教育。
中国学校的文科教育基本上是以喊口号的形式来进行,完全是不讲理由的灌输,把各种观点结论当成不容置疑的事实让学生们背下来。孩子从小学会的是简单地接受自己不明白的口号,认为那样理所当然。学校没有教育学生学会理解这些观点结论,学会对每一种观点做正面反面的思考论证,对每一种结论做深入的调查学习,以发展自己的观点,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他们对观点结论的理解不是停留在字面上,而是有深度的,当他们接受这些观点结论时是真心的接受,反对这些观点结论时也是有理由的反对。中国文科考试答案是只有符合政府提倡的答案才是正确的答案,不像西方老师在打分时不以支持或反对某种观点来区分高低,而是以是否有能力以理服人,是否真正有认识来打分。回想起我自己当年读中学时,文科科目大多空洞无味,教文科的老师自己都没有什么思想,到考大学时,学校里的风气是,聪明的学生都考理工科,因为文科只是考背书的工夫。到了西方很多年后才知道文科完全不等同于背书。
中国文科教育为什么落后?因为中国的文科,不论是政治,社会,还是文学,历史,都已经被绑架为共产党的宣传工具。中国到今天虽然没有几个人真正相信共产主义,但学校从小学到大学还在进行着共产主义教育。当我向我的中国朋友们指出这一点时,大多数人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政府的一个工具,没人把它当真。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教育对孩子思维能力的伤害。当政府需要向学生灌输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口号时,他们当然不愿让学生学会思考;当一个国家只能接受政府的一言堂,任何反对意见不同意见都被封杀时,当然不可能让学生客观地从正面反面来思考任何观点;当统治者歪曲历史,淹埋真相,以利于自己的统治时,当然不可能鼓励学生学者做深入调查,从而得出真实的结论。否则一旦学生学会了思考论证,学会深入调查,共产党的很多谎言就被揭穿,共产党的很多口号就不再站得住脚。
中国的文科教育被用来做宣传工具不仅使中国人丧失思考能力,也使中国人丧失精神支柱。中国的这种口号式教育把谎言和真话参合在一起,有时是谎言披着真话的外衣,灌输给孩子,孩子没有分辨能力,他们先是囫囵吞枣地咽下去,等长大到一定年纪,发现自己被灌输的很多东西是谎言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得对真话也不再相信。再说学校又没有教会他们思考,没有教会他们发展自己的观点。中国大多数人长大成人后除了被灌输的几句口号,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思想。那些不再相信被灌输的口号的人,很多人也没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思想,探索走向正面的道路,虽然知道什么是他们反对的,但未必有能力想出建设性的东西。年轻时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是看透一切抗议一切的愤青,年轻时代一过,没有建立令人信服的正面思想,很多人就走向中国的所谓“成熟”,而有些人则连愤青阶段都没有,直接走向了这种“成熟”:不再相信精神追求,不再相信思想,仅存的奋斗目标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和地位。
中国的这种灌输式的不讲道理的文科教育,培养出来的是一代又一代虽然数学物理英语呱呱叫,实际上是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新愚民。这些新愚民不仅组成轻易被统治者忽悠的民众,他们也是中国“精英”和统治者的来源。因此中国落后的文科教育也就必定创造出低素质的精英,培养出来的只能是不讲道理,管理混乱,没有灵魂的低素质的统治者。不少国内的朋友说我们不在乎思想政治,我们只在乎实际生活。但事实是思想政治与实际生活直接相关。中国如今GDP已经达到人均五千美元的水平,但纵观中国,整个社会无法律无章程可循,管理混乱,发展低效益,社会不公平比比皆是,环境污染严重,医疗教育体系落后等等。总之,除了吃饱穿暖,第三世界的种种问题,中国仍然是应有尽有,而之所以难以解决这些问题是因为中国的统治体系和统治者素质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得以改进提高。一个统治体系坏一群统治者坏,原因往往是因为那个统治体系是一个愚蠢的体系,那些统治者是一群愚蠢的人。民主自由,依法治理的体系之所以比专制,封锁,人治的体系好,是因为民主自由法治的体系比专制人治的体系来得聪明合理有效。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统治是愚蠢的统治者打造愚蠢的统治体系,愚蠢的体系反过来又造就新一代愚蠢的低素质的统治者。这些低素质统治者抱着落后的体系不放,用低效益方式治理国家。而中国为共产党宣传服务的洗脑式文科教育正是繁衍低素质统治者的重要机器,在这些愚民教育培养出来的没有思维能力的统治者掌管下,中国社会只能原地打转,难以向前迈进。
中国现在有很多人对互联网给中国人带来的思想解放评价甚高,认为互联网将对提高中国人的素质起重要作用。我认为互联网对中国人素质的提高,只能说有一定的作用。对一部分知识分子或精英作用比较大些,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主流媒介没有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对那些主动去寻找新思维的人,互联网给他们提供了与主流媒介不同的声音,使他们当中很多人有机会开始从共产党的洗脑教育中走出来。但是,切不说如今这些互联网上的不同声音已经被中国政府压得一低再低,就算互联网上仍然能有一定的言论自由,要提高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素质,中国的教育不改革,单靠互联网是远远不够的。以在西方生活的中国人为例,很多在中国长大的中国人尽管在言论开放的西方社会里生活了十几甚至二三十年,但他们当中不少人的思想却仍然停留在共产党的洗脑教育水平上。对很多人来讲,幼年的教育是定型的教育,这些人离开学校后,就不再接受任何新思维。而且要去除从幼小时就被灌输进的错误概念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大陆出来的人不知不觉都或多或少顶着一些错误概念而自己没有意识。所以中国学校里到今天仍然在进行的共产党洗脑式的文科教育还在损害着中国下一代人的素质。
另外互联网上的信息是零碎分散的,并不能做多少系统性的思想发展工作。中国的社会科学,政治科学,历史学,甚至文学等等人文科学都被用来为共产党宣传服务,这就意味着中国大量的人才物力没有被用来真正系统地发展中国的人文科学,发展中国的人文科学教育。中国在人文思想上的落后在我看来一时仍看不到尽头。
By 杭 州
CND.org
2010年1月6日星期三
冬夜
冬夜偶感
彦彬
2009年12月31号,是夜。
亚特兰大的天空下起了冰雹,不算大,细细的冰块与大地接触的声音却是让人感觉浑然有力。这种天气对他来说很是少见。路上匆匆的行人早已回到他们那温暖的居所,而他却撑着一把黑色的雨伞独自漫步在这场寒冷的夜雨中。他身上穿一件灰色的旧大衣缓缓的向前走,步伐略显得沉重,仿佛快要被那漫漫长夜所吞噬。因他那沉重的脚步而裂碎的薄冰声不绝于耳的刺激着他的双耳,让他依稀还能记得他是个赶路的人,面对着他的只是一条漫长而漆黑的道路。
凛冽的寒风吹过他因岁月而沧桑的脸颊,让他忘记了上个冬季的感受,或许他早已淡忘了这种微妙的感觉。对于他而言,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匆匆的行人罢了。这一路过来的只有那昏暗而略显斑驳的路灯还显着微微的光亮。可那一丝丝的光亮却把他那瘦弱的身影拉得好长好长。仿佛似他那漫长而看不清方向的道路,又似乎是在描述他的那份沉重与孤单。他拖着蹒跚的步履向前走着,雨水已在悄然间溅湿了他那泛着黄的旧皮鞋浸湿了他的双脚。他不禁打了个哆嗦,止步,低着头凝视着与他共同走过多年的皮鞋。他不由心头微微苦涩。随即,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根粗糙的卷纸烟,看起来似乎很劣质,他点上火,用力的吸了一口,仿佛这样会使他暖和些。他缓缓的吐出云烟,倒是感觉舒坦了一点。烟雾缭绕在他四周没有立刻散去,他的眼睛迷离了起来,不由得眯起了双眼,片刻间,仿佛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夜雨里寒风却是一阵阵刮得大了起来。当他回过神来,发现一切都已烟消云散后,他不禁叹了口气,又笑了笑。然后裹紧了大衣,撑着伞,朝着雨的深处走去•••
我想,也许等到来年的春暖花开之际,他会让他的脚步,停留•••
彦彬
2009年12月31号,是夜。
亚特兰大的天空下起了冰雹,不算大,细细的冰块与大地接触的声音却是让人感觉浑然有力。这种天气对他来说很是少见。路上匆匆的行人早已回到他们那温暖的居所,而他却撑着一把黑色的雨伞独自漫步在这场寒冷的夜雨中。他身上穿一件灰色的旧大衣缓缓的向前走,步伐略显得沉重,仿佛快要被那漫漫长夜所吞噬。因他那沉重的脚步而裂碎的薄冰声不绝于耳的刺激着他的双耳,让他依稀还能记得他是个赶路的人,面对着他的只是一条漫长而漆黑的道路。
凛冽的寒风吹过他因岁月而沧桑的脸颊,让他忘记了上个冬季的感受,或许他早已淡忘了这种微妙的感觉。对于他而言,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匆匆的行人罢了。这一路过来的只有那昏暗而略显斑驳的路灯还显着微微的光亮。可那一丝丝的光亮却把他那瘦弱的身影拉得好长好长。仿佛似他那漫长而看不清方向的道路,又似乎是在描述他的那份沉重与孤单。他拖着蹒跚的步履向前走着,雨水已在悄然间溅湿了他那泛着黄的旧皮鞋浸湿了他的双脚。他不禁打了个哆嗦,止步,低着头凝视着与他共同走过多年的皮鞋。他不由心头微微苦涩。随即,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根粗糙的卷纸烟,看起来似乎很劣质,他点上火,用力的吸了一口,仿佛这样会使他暖和些。他缓缓的吐出云烟,倒是感觉舒坦了一点。烟雾缭绕在他四周没有立刻散去,他的眼睛迷离了起来,不由得眯起了双眼,片刻间,仿佛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夜雨里寒风却是一阵阵刮得大了起来。当他回过神来,发现一切都已烟消云散后,他不禁叹了口气,又笑了笑。然后裹紧了大衣,撑着伞,朝着雨的深处走去•••
我想,也许等到来年的春暖花开之际,他会让他的脚步,停留•••
2009年12月17日星期四
在西方与人交流和理解
李 昶·
近日,在西方媒体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件事是:加拿大总理哈珀日前访问中国,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致欢迎词时说到加拿大总理5年没有访问中国了。原文为“这是你首次中国之行,也是近五年来中加两国总理的第一次会晤。五年的时间,对于中加关系来讲,确实太长了。因此有的媒体讲,这是一次来迟的访问。”但在西方媒体中,此事被炒作成为了中国总理对加拿大总理的指责。而温总理还提到他2003年访问加拿大时,引用过“行合趋同,千里相从”来形容中加关系。
这里问题的核心出在哪里了呢?是出在交流的方面。是不同文化对语汇用法和理解上的不同。
在华人看来,温总理表达的是一种温和的谦逊,是对这种迟来的友谊表示有点惋惜,是指加中两国没有根本利益上的冲突,所以我们的友谊早就应该更好。这本是一种善意的表达。
然而,由于文化上理解的不同,温总理的和颜善意,被西方媒体曲解成为了对加国总理的公开批评指责,并暗示中国有失大国风范和礼仪。真正的问题是:温总理恰恰想表达的是大国的风范和礼仪,想表达的是谦逊和友好。
这就是交流方面出了问题,根源是在文化基础不一样。笔者来西方多年,慢慢无论是在学习、研究、工作、观察中,体会到了东西方在交流上面的不同之点,特撰文谈谈。
先举点例子:
我在英、美、加等国,读了多年研究生。在课堂上,洋人黑人学生发言踊跃。而亚裔学生,一般比较沉默。这里抛开语言能力不谈。亚裔(华人)学生,明明知道答案,研讨时也不一定马上说出来,总觉得要谦虚一点,这是美德。洋人黑人其他族裔的学生,争着发言。有些人我们认为是半罐子水,也响叮当。有些华人学生,如一罐子的水,也不一定会发言倒出来。
问题在于,西方教授们是怎么看的。他们认为积极发言、积极参与的,才是有创意的学生。不是在于你能说多少精辟之言,而是在于你发言,你讨论,你不同意,你争辩。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才能活跃你的思想,才能激发你的创造性,你才真正学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样的学生,才有创意和创新能力。西方的教授,不是看学生能背多少东西,而是看一个学生是否有独到的见解。
那么说到职场上,面试就是交流。许多华人去求职,去在什么华人培训学校搞什么面试技巧,但不一定得要领。我从自己多年走过来的经验,从自己找工作、去面谈,到这些年作为专业主管,面试应试的人。我自己的感受有两点最关键,其一、西方人看重工作经验,那么你去谈时,不一定要谈很多,但一定要从工作经验上的体会谈起;其二、要谈到关键的点子上,表明你是真正理解了此问题的核心层面,如果在这个层面上你答对了,其他地方没答全面,不是很理想,也没多大关系,这也是东西方交流文化上的不同。
我面试应试人员时,如果一开口,他/她说出来的答案,一听就知道他/她是理解问题的核心部分,我们管理人员一般会印象很好,也就不再多问了。而不少华人去面试,总是以为是要把问题回答得越全面越好。
先给两个我专业方面的例子。如果问到吃东西或食物功能紊乱(eating disorder),对方答说这不是吃东西或食物方面的问题,这是精神方面的问题。我会马上接上请他/她解释。他/她说这是这位患者对生活对自身的期待值出了问题,导致的精神障碍,我一听知道对方是懂的,也就不再多问了。
又如家庭暴力。如果对方去谈发火、谈脾气不好、谈怎样制怒方面的问题,他/她可能会失去这次面谈机会。家庭暴力的心理核心机制是控制欲和操纵对方。如果面试人答的是后者,我知道此人真正是懂的。
举一反三。任何专业,都有一些核心基本的概念和理解。在西方,进行任何专业的交流,都需在一种核心的层面上,只要在在这个层面上答对了,谈得出自己的见解,别的专业人士就会觉得你有水平。
又如,在西方与人交流时,一般需要双目对视(keep eye contact)。不能保持目光接触的人,一般会被理解为此人不诚实或不真诚。而在华人文化中,过度的目光接触,会让人不舒服。如果是这样去对待女士,还可能会被认为有性方面的不怀好意。你看,这东西文化在这点上,对交流的习惯和理解有多大的区别。
又如,目前在多伦多上演的电视连续剧《蝴蝶》,主要是由大陆编演人员编导演出并在多伦多拍摄的,就是典型的对西方文化和生活不太了解的例子。比如出了车祸,私下想复仇(这是全剧发展主线),而西方实际上是应该由保险公司或法律程序来解决的。在手术急诊室里大哭大闹,而在西方医院,手术抢救室是除医护人员以外他人是不可进入的。又如警车去送不用于调查的私人物品却闪着警车灯,而在西方警车只有在执行紧急公务时才会闪警灯。这里不允许在室内吸烟,而剧中人物在旅馆工作人员休息室内吸烟。此类的由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剧本内容上的误差,让人看了觉得不伦不类。
华人的谦虚文化,本来是美德。但是谦虚也要看地方、看形势。华人做出了成绩,有了进步,上司表扬,还自己说:“我不行。”在西方,如果你说自己不行,洋人可能会当真,以为你真不行。在西方,你就应表示你行。
洋人想要什么,被问到时,会说Yes。而华人,心中想要,也可能说No。而华人,在不同意时,也可能说Yes。这是洋人最搞不清楚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在这方面的态度。
又如著名的贺梅案。前期败诉,并不是亲生父母不占理,而是有理不让人,去法庭上又哭又闹,以为像在中国一样。美国法官还认为这是不是精神方面有问题,他们才败诉。有理也要讲理,这才是西方的文化核心。
还有,就是处理工作场合的人际关系。在西方,出了矛盾,切忌不要像在中国那样,私下去告诉其他同事,传小道消息。我就知道有人因此丢了工作,而她恰恰是专业上很优秀的员工。西方的管理层,一般来讲,非常看重团队精神和人际交流能力。我个人的观察,这点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超越对专业能力的重视。
另外还有,出了与直接上司的矛盾,可以要求约个时间面谈,把心中的想法,比较正面地、积极地谈出来。也可以越级汇报,但不要去指责、批评对方,而要多谈不同和误会之处,表明想把问题解决的善意。这种态度,往往会得到上级管理层的理解和支持。反之,可能招致上司的不满。
另外比如文化理解方面的问题。在西方生存、在西方的单位上,一定要按条例办事。有的华人认为西人死板,循规蹈矩,不善变通。有些华人,喜欢耍点小聪明,到头来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循规习惯,在西方,实际上是很重要的。恰恰在于这种按条例和循规蹈矩,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才能避免人为主观因素可能导致的错误,还有保险等问题。
打个比方,去年冬天大雪多,一日下午放学,我去接孩子,校车误点老不来。我给学校打电话,学校说校车按时出来了,但中途给挡住了,警察已到现场指挥帮忙。我和其他一两位家长等了约一个小时,校车才到。问及孩子,才知就在我们附近,因路两旁堆积的冰雪,恰好两边各停一辆车,校车给堵住过不来,叫来警察,警察又叫来拖车,问题才解决。可是,家附近小路很多,如绕一绕,我估计也就是两三分钟的路,要不让孩子下车,转过弯就是家长们等的地方。但西方人不是这样理解的。校车只能在规定路线上走,孩子们只能在规定停站的地方上下,否则如果出了问题,保险公司不予赔偿。我多年在西人公司干,深知过中缘由。
总之,交流能力和技巧,是在西方生存的核心之一。可惜的是,中国的教育制度,不教学生交流技巧和能力。我们要在西方生存,要学会西方的游戏规则,其中之一就是要学会交流技巧。另外,也要学习理解不同的文化习惯。要学会正面、善意地理解他人并进行谈话。我处理过一些很艰难的人际关系。凭着善意、公正和按常识出牌,最后事情都得到比较完满地解决。比如,很多时候,先发个电子邮件,先要求约对方、大家谈一谈,并简要善意地说明你想要谈什么。真正见了面,再直接地、不回避地、比较公正地谈出自己的想法看法。切不要去指责。这种做法,往往可能会导致比较满意的结果,至少我处理过、或帮助处理过的人际关系,结局都还比较理想。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from cnd.org
近日,在西方媒体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件事是:加拿大总理哈珀日前访问中国,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致欢迎词时说到加拿大总理5年没有访问中国了。原文为“这是你首次中国之行,也是近五年来中加两国总理的第一次会晤。五年的时间,对于中加关系来讲,确实太长了。因此有的媒体讲,这是一次来迟的访问。”但在西方媒体中,此事被炒作成为了中国总理对加拿大总理的指责。而温总理还提到他2003年访问加拿大时,引用过“行合趋同,千里相从”来形容中加关系。
这里问题的核心出在哪里了呢?是出在交流的方面。是不同文化对语汇用法和理解上的不同。
在华人看来,温总理表达的是一种温和的谦逊,是对这种迟来的友谊表示有点惋惜,是指加中两国没有根本利益上的冲突,所以我们的友谊早就应该更好。这本是一种善意的表达。
然而,由于文化上理解的不同,温总理的和颜善意,被西方媒体曲解成为了对加国总理的公开批评指责,并暗示中国有失大国风范和礼仪。真正的问题是:温总理恰恰想表达的是大国的风范和礼仪,想表达的是谦逊和友好。
这就是交流方面出了问题,根源是在文化基础不一样。笔者来西方多年,慢慢无论是在学习、研究、工作、观察中,体会到了东西方在交流上面的不同之点,特撰文谈谈。
先举点例子:
我在英、美、加等国,读了多年研究生。在课堂上,洋人黑人学生发言踊跃。而亚裔学生,一般比较沉默。这里抛开语言能力不谈。亚裔(华人)学生,明明知道答案,研讨时也不一定马上说出来,总觉得要谦虚一点,这是美德。洋人黑人其他族裔的学生,争着发言。有些人我们认为是半罐子水,也响叮当。有些华人学生,如一罐子的水,也不一定会发言倒出来。
问题在于,西方教授们是怎么看的。他们认为积极发言、积极参与的,才是有创意的学生。不是在于你能说多少精辟之言,而是在于你发言,你讨论,你不同意,你争辩。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才能活跃你的思想,才能激发你的创造性,你才真正学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样的学生,才有创意和创新能力。西方的教授,不是看学生能背多少东西,而是看一个学生是否有独到的见解。
那么说到职场上,面试就是交流。许多华人去求职,去在什么华人培训学校搞什么面试技巧,但不一定得要领。我从自己多年走过来的经验,从自己找工作、去面谈,到这些年作为专业主管,面试应试的人。我自己的感受有两点最关键,其一、西方人看重工作经验,那么你去谈时,不一定要谈很多,但一定要从工作经验上的体会谈起;其二、要谈到关键的点子上,表明你是真正理解了此问题的核心层面,如果在这个层面上你答对了,其他地方没答全面,不是很理想,也没多大关系,这也是东西方交流文化上的不同。
我面试应试人员时,如果一开口,他/她说出来的答案,一听就知道他/她是理解问题的核心部分,我们管理人员一般会印象很好,也就不再多问了。而不少华人去面试,总是以为是要把问题回答得越全面越好。
先给两个我专业方面的例子。如果问到吃东西或食物功能紊乱(eating disorder),对方答说这不是吃东西或食物方面的问题,这是精神方面的问题。我会马上接上请他/她解释。他/她说这是这位患者对生活对自身的期待值出了问题,导致的精神障碍,我一听知道对方是懂的,也就不再多问了。
又如家庭暴力。如果对方去谈发火、谈脾气不好、谈怎样制怒方面的问题,他/她可能会失去这次面谈机会。家庭暴力的心理核心机制是控制欲和操纵对方。如果面试人答的是后者,我知道此人真正是懂的。
举一反三。任何专业,都有一些核心基本的概念和理解。在西方,进行任何专业的交流,都需在一种核心的层面上,只要在在这个层面上答对了,谈得出自己的见解,别的专业人士就会觉得你有水平。
又如,在西方与人交流时,一般需要双目对视(keep eye contact)。不能保持目光接触的人,一般会被理解为此人不诚实或不真诚。而在华人文化中,过度的目光接触,会让人不舒服。如果是这样去对待女士,还可能会被认为有性方面的不怀好意。你看,这东西文化在这点上,对交流的习惯和理解有多大的区别。
又如,目前在多伦多上演的电视连续剧《蝴蝶》,主要是由大陆编演人员编导演出并在多伦多拍摄的,就是典型的对西方文化和生活不太了解的例子。比如出了车祸,私下想复仇(这是全剧发展主线),而西方实际上是应该由保险公司或法律程序来解决的。在手术急诊室里大哭大闹,而在西方医院,手术抢救室是除医护人员以外他人是不可进入的。又如警车去送不用于调查的私人物品却闪着警车灯,而在西方警车只有在执行紧急公务时才会闪警灯。这里不允许在室内吸烟,而剧中人物在旅馆工作人员休息室内吸烟。此类的由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剧本内容上的误差,让人看了觉得不伦不类。
华人的谦虚文化,本来是美德。但是谦虚也要看地方、看形势。华人做出了成绩,有了进步,上司表扬,还自己说:“我不行。”在西方,如果你说自己不行,洋人可能会当真,以为你真不行。在西方,你就应表示你行。
洋人想要什么,被问到时,会说Yes。而华人,心中想要,也可能说No。而华人,在不同意时,也可能说Yes。这是洋人最搞不清楚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在这方面的态度。
又如著名的贺梅案。前期败诉,并不是亲生父母不占理,而是有理不让人,去法庭上又哭又闹,以为像在中国一样。美国法官还认为这是不是精神方面有问题,他们才败诉。有理也要讲理,这才是西方的文化核心。
还有,就是处理工作场合的人际关系。在西方,出了矛盾,切忌不要像在中国那样,私下去告诉其他同事,传小道消息。我就知道有人因此丢了工作,而她恰恰是专业上很优秀的员工。西方的管理层,一般来讲,非常看重团队精神和人际交流能力。我个人的观察,这点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超越对专业能力的重视。
另外还有,出了与直接上司的矛盾,可以要求约个时间面谈,把心中的想法,比较正面地、积极地谈出来。也可以越级汇报,但不要去指责、批评对方,而要多谈不同和误会之处,表明想把问题解决的善意。这种态度,往往会得到上级管理层的理解和支持。反之,可能招致上司的不满。
另外比如文化理解方面的问题。在西方生存、在西方的单位上,一定要按条例办事。有的华人认为西人死板,循规蹈矩,不善变通。有些华人,喜欢耍点小聪明,到头来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循规习惯,在西方,实际上是很重要的。恰恰在于这种按条例和循规蹈矩,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才能避免人为主观因素可能导致的错误,还有保险等问题。
打个比方,去年冬天大雪多,一日下午放学,我去接孩子,校车误点老不来。我给学校打电话,学校说校车按时出来了,但中途给挡住了,警察已到现场指挥帮忙。我和其他一两位家长等了约一个小时,校车才到。问及孩子,才知就在我们附近,因路两旁堆积的冰雪,恰好两边各停一辆车,校车给堵住过不来,叫来警察,警察又叫来拖车,问题才解决。可是,家附近小路很多,如绕一绕,我估计也就是两三分钟的路,要不让孩子下车,转过弯就是家长们等的地方。但西方人不是这样理解的。校车只能在规定路线上走,孩子们只能在规定停站的地方上下,否则如果出了问题,保险公司不予赔偿。我多年在西人公司干,深知过中缘由。
总之,交流能力和技巧,是在西方生存的核心之一。可惜的是,中国的教育制度,不教学生交流技巧和能力。我们要在西方生存,要学会西方的游戏规则,其中之一就是要学会交流技巧。另外,也要学习理解不同的文化习惯。要学会正面、善意地理解他人并进行谈话。我处理过一些很艰难的人际关系。凭着善意、公正和按常识出牌,最后事情都得到比较完满地解决。比如,很多时候,先发个电子邮件,先要求约对方、大家谈一谈,并简要善意地说明你想要谈什么。真正见了面,再直接地、不回避地、比较公正地谈出自己的想法看法。切不要去指责。这种做法,往往可能会导致比较满意的结果,至少我处理过、或帮助处理过的人际关系,结局都还比较理想。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from cnd.org
2009年12月16日星期三
博士今古论
·曾国平·
“博士”在中国有两种涵义:其一为官职,其二为学位。
博士作为官职最早出现在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徐慎在《五经异义》中说道:“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当时,诸子、诗赋、术数、方技都设有博士。
秦朝有七十位博士,他们掌管全国古今史事以及书籍典章。汉朝沿袭秦朝的“博士”官职,并为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各设一博士,史称五经博士。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谈到“公仪休者,鲁国博士也,以高等为鲁相。”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博士学问高深,年逾九十,尚能口授《尚书》二十八篇。汉朝大儒董仲舒,从小勤奋好学,有“三年不窥(花)园”的美誉,后来由于学识渊博被景帝举为博士。
唐代有太学国子诸博士,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就是国子博士。明、清两代有国子博士,太常博士,还有以五经博士为孔孟及儒家诸族的世袭官。
秦代至汉代,博士都博学多才,通晓古今。那时候的博士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图书馆馆长,其主要职责是掌管图书、整理和编撰文献档案。另外,博士还传授学问、培养人才。
唐代以后,“博士”渐渐从官方下放至民间,这或多或少和科举考试有关吧。博士不再代表博学之士,博士也不全是官职。人们对精通某一职业的杰出人士统称为“博士”,如律学博士、书写博士、算学博士等。从宋朝开始,人们甚至将从事服务性行业的人士也称为“博士”。据《封氏闻见记》“饮茶”条记载:“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煎茶博士。”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饮食果子》:“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明朝的宋濂《送东阳马生序》中说:“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明朝黄省曾《吴风录》:“至今称呼椎油作面佣夫皆为博士。”
博士作为学位在中国则是近代的事。晚清的中国生产力低下、经济停滞不前,国力每况愈下以致沦为西方许多列强的半殖民地。相反,西方列强刚经历过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生产力蒸蒸日上。中国打开国门让西方列强进来后才猛然发现和西方列强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西方文明给中国带来了现代科学和技术,一下子将中国这个沉睡多年的巨人惊醒。科举制度成了中国落后的替罪羊。的确,科举考试覆盖面太窄,长期以来只考文科,从来不考数学等理科,所以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1907年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取消了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考试。从此,中国学子纷纷到西方留学攻读西洋学位。
西洋学位包括学士、硕士和博士。其中,博士是最高学位。至于博士后,那只是一种职位,并非学位。西洋学位取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公元13世纪当时欧洲仅有的三所大学开始试用三种学位:学者、学士和硕士。刚开始的时候,这三种学位并没有多少本质的区别,它们都代表大学老师任教的资格。公元14世纪这三种学位去头补尾,变成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从此,学士、硕士和博士这三种学位被欧洲其它所有大学所采纳,随后又被其它国家的大学所采纳,并一直延续至今。
博士学位英文全称为“DoctorofPhilosophy”,简称为Ph.D,它是从拉丁文演变而来的,其拉丁原文意为“哲学老师”。当年,先贤们在将“Doctorof Philosophy”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想必费了不少周折。它和举人或进士有点相像,其难度介于举人和进士之间。先贤们最终将“Doctor of Philosophy”翻译成了“博士”也许是因为深恶痛绝科举考试的弊端吧,也许是因为“博士”听起来更文雅吧。总而言之,此“博士”非彼“博士”也。此“博士”完全是洋玩意儿,乃博士学位也。
中国自取消科举考试后70多年从未培养过一名博士,直到1978年,中国才有第一批18名博士生入学。1983年,这18名博士生全部毕业,变成了中国自己培养的首批博士,被冠为“十八勇士”。从此,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以几何级数增长。2006年,美国培养的博士有5.1万人,中国培养的博士已达4.9万人。2007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5万人。2008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再说,美国每年培养的博士少说也有10%至20%来自中国。由此看来,中国博士总数在全世界稳居第一。
在中国读博士和在美国读博士不尽相同。总的来说,在中国读博士是难进易出。首先,中国对博士点要求过严。想当年,堂堂西安交通大学数学系居然只有一个博士点:计算数学。其次,中国对博士生导师的资格要求较严,如要求博士生导师是本学科学术造诣较深的教授或其学术水平在国内本学科领域内处于前列,至少培养过两届硕士研究生等等。当然啦,博士生导师本人并不要求拥有博士学位。再以西安交通大学数学系为例,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有游兆永教授一个博士生导师。游兆永教授何许人也?他是中国计算数学届元老,又是中国数学协会西北分会会长,还是中国许多一级数学杂志的常务编委或主编。另外,中国对博士生的资格要求过高。既有政治上的要求、又有年龄和身体方面的限制。最后,博士生入学考试过杂过难,不但要考枯燥的政治,还要考难涩的英语。记得当年笔者考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的时候,英语才得了80几分,竟然比其他一般考生高出30几分呢。一旦考上了博士,要拿到博士学位还是比较容易的,只需在博士论文答辩之前发表一、两篇会议论文即可。
在美国上博士则是先易后难。美国没有对博士点或对博士生导师的要求,正规大学任何专业都是博士点,任何教授包括助理教授都是博士生导师。当然啦,美国大学教授都拥有博士学位。美国对博士生也没有政见或年龄的要求。任何学生可以选任何对口专业的教授做其博士生导师。几乎所有教授都会满口答应,毕竟多一个博士生多一个科研助手、多一次发表论文的机会。不过,如果博士生还想要资助,教授就会三思而后行。美国也没有博士生入学考试。博士生入学资格凭其本科和研究生的平均分数(GPA)以及教授的推荐信而定。博士生被录取后一边修学分、一边在导师的指导下作研究。然而,其后的博士资格考试却比较难。博士资格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其中,笔试部分只考专业课,题目一般都偏难,有些题目甚至连出题教授都作不来呢。只有笔试通过以后才能参加口试。口试的时候下面坐满了教授,他们随心所欲地提问,让考生防不胜防。口试对外国学生来生更难,一方面要能听懂带有各种口音的英语,另一方面讲的时候又要能让所有教授听懂自己的口音。记得笔者当年在美国参加博士资格考试的时候险些因为隆重的江西口音而阴沟翻船呢。所幸我笔试成绩很好,更何况很多教授都了解我的真实水平,我才顺利过关。那次博士资格考试我有几位外国同学都未通过而惨遭淘汰了。一旦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博士生就要忙着写博士论文。导师一般都会要求其博士生发表一至两篇会议或期刊论文。博士论文答辩多象走排场,绝大多数都会通过。
适逢笔者好友赵豫彪博士之妻李燕(河北籍)刚拿到地理信息系统(GIS)博士学位,特献上一首题为“燕赵行”的藏名诗同贺:
李杜文章天下闻,
燕赵侠风世上分。
博揽信息豫告准,
士女连理共彪文。
From CND.org
“博士”在中国有两种涵义:其一为官职,其二为学位。
博士作为官职最早出现在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徐慎在《五经异义》中说道:“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当时,诸子、诗赋、术数、方技都设有博士。
秦朝有七十位博士,他们掌管全国古今史事以及书籍典章。汉朝沿袭秦朝的“博士”官职,并为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各设一博士,史称五经博士。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谈到“公仪休者,鲁国博士也,以高等为鲁相。”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博士学问高深,年逾九十,尚能口授《尚书》二十八篇。汉朝大儒董仲舒,从小勤奋好学,有“三年不窥(花)园”的美誉,后来由于学识渊博被景帝举为博士。
唐代有太学国子诸博士,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就是国子博士。明、清两代有国子博士,太常博士,还有以五经博士为孔孟及儒家诸族的世袭官。
秦代至汉代,博士都博学多才,通晓古今。那时候的博士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图书馆馆长,其主要职责是掌管图书、整理和编撰文献档案。另外,博士还传授学问、培养人才。
唐代以后,“博士”渐渐从官方下放至民间,这或多或少和科举考试有关吧。博士不再代表博学之士,博士也不全是官职。人们对精通某一职业的杰出人士统称为“博士”,如律学博士、书写博士、算学博士等。从宋朝开始,人们甚至将从事服务性行业的人士也称为“博士”。据《封氏闻见记》“饮茶”条记载:“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煎茶博士。”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饮食果子》:“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明朝的宋濂《送东阳马生序》中说:“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明朝黄省曾《吴风录》:“至今称呼椎油作面佣夫皆为博士。”
博士作为学位在中国则是近代的事。晚清的中国生产力低下、经济停滞不前,国力每况愈下以致沦为西方许多列强的半殖民地。相反,西方列强刚经历过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生产力蒸蒸日上。中国打开国门让西方列强进来后才猛然发现和西方列强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西方文明给中国带来了现代科学和技术,一下子将中国这个沉睡多年的巨人惊醒。科举制度成了中国落后的替罪羊。的确,科举考试覆盖面太窄,长期以来只考文科,从来不考数学等理科,所以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1907年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取消了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考试。从此,中国学子纷纷到西方留学攻读西洋学位。
西洋学位包括学士、硕士和博士。其中,博士是最高学位。至于博士后,那只是一种职位,并非学位。西洋学位取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公元13世纪当时欧洲仅有的三所大学开始试用三种学位:学者、学士和硕士。刚开始的时候,这三种学位并没有多少本质的区别,它们都代表大学老师任教的资格。公元14世纪这三种学位去头补尾,变成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从此,学士、硕士和博士这三种学位被欧洲其它所有大学所采纳,随后又被其它国家的大学所采纳,并一直延续至今。
博士学位英文全称为“DoctorofPhilosophy”,简称为Ph.D,它是从拉丁文演变而来的,其拉丁原文意为“哲学老师”。当年,先贤们在将“Doctorof Philosophy”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想必费了不少周折。它和举人或进士有点相像,其难度介于举人和进士之间。先贤们最终将“Doctor of Philosophy”翻译成了“博士”也许是因为深恶痛绝科举考试的弊端吧,也许是因为“博士”听起来更文雅吧。总而言之,此“博士”非彼“博士”也。此“博士”完全是洋玩意儿,乃博士学位也。
中国自取消科举考试后70多年从未培养过一名博士,直到1978年,中国才有第一批18名博士生入学。1983年,这18名博士生全部毕业,变成了中国自己培养的首批博士,被冠为“十八勇士”。从此,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以几何级数增长。2006年,美国培养的博士有5.1万人,中国培养的博士已达4.9万人。2007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5万人。2008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再说,美国每年培养的博士少说也有10%至20%来自中国。由此看来,中国博士总数在全世界稳居第一。
在中国读博士和在美国读博士不尽相同。总的来说,在中国读博士是难进易出。首先,中国对博士点要求过严。想当年,堂堂西安交通大学数学系居然只有一个博士点:计算数学。其次,中国对博士生导师的资格要求较严,如要求博士生导师是本学科学术造诣较深的教授或其学术水平在国内本学科领域内处于前列,至少培养过两届硕士研究生等等。当然啦,博士生导师本人并不要求拥有博士学位。再以西安交通大学数学系为例,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有游兆永教授一个博士生导师。游兆永教授何许人也?他是中国计算数学届元老,又是中国数学协会西北分会会长,还是中国许多一级数学杂志的常务编委或主编。另外,中国对博士生的资格要求过高。既有政治上的要求、又有年龄和身体方面的限制。最后,博士生入学考试过杂过难,不但要考枯燥的政治,还要考难涩的英语。记得当年笔者考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的时候,英语才得了80几分,竟然比其他一般考生高出30几分呢。一旦考上了博士,要拿到博士学位还是比较容易的,只需在博士论文答辩之前发表一、两篇会议论文即可。
在美国上博士则是先易后难。美国没有对博士点或对博士生导师的要求,正规大学任何专业都是博士点,任何教授包括助理教授都是博士生导师。当然啦,美国大学教授都拥有博士学位。美国对博士生也没有政见或年龄的要求。任何学生可以选任何对口专业的教授做其博士生导师。几乎所有教授都会满口答应,毕竟多一个博士生多一个科研助手、多一次发表论文的机会。不过,如果博士生还想要资助,教授就会三思而后行。美国也没有博士生入学考试。博士生入学资格凭其本科和研究生的平均分数(GPA)以及教授的推荐信而定。博士生被录取后一边修学分、一边在导师的指导下作研究。然而,其后的博士资格考试却比较难。博士资格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其中,笔试部分只考专业课,题目一般都偏难,有些题目甚至连出题教授都作不来呢。只有笔试通过以后才能参加口试。口试的时候下面坐满了教授,他们随心所欲地提问,让考生防不胜防。口试对外国学生来生更难,一方面要能听懂带有各种口音的英语,另一方面讲的时候又要能让所有教授听懂自己的口音。记得笔者当年在美国参加博士资格考试的时候险些因为隆重的江西口音而阴沟翻船呢。所幸我笔试成绩很好,更何况很多教授都了解我的真实水平,我才顺利过关。那次博士资格考试我有几位外国同学都未通过而惨遭淘汰了。一旦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博士生就要忙着写博士论文。导师一般都会要求其博士生发表一至两篇会议或期刊论文。博士论文答辩多象走排场,绝大多数都会通过。
适逢笔者好友赵豫彪博士之妻李燕(河北籍)刚拿到地理信息系统(GIS)博士学位,特献上一首题为“燕赵行”的藏名诗同贺:
李杜文章天下闻,
燕赵侠风世上分。
博揽信息豫告准,
士女连理共彪文。
From CND.org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