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vs 应试教育: 如何面对21世纪的教育?

华人社会如何面对21世纪的教育？

当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教育界的学者们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沿用了几百年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的挑战了，传统的知识和教学方法在这样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早已跟不上脚步，21世纪的教育何去何从？

传统的教育以灌输知识为主，一个人知识的多寡往往决定了他/她的地位和学识，然而，21世纪的知识已不局限于课本和课堂，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五花八门，课堂上学生的知识超越老师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知识的多寡已越来越不重要，而如何获取知识，如何运用知识，通过知识我们能做什么这样一系列问题摆在了教育工作者的面前。

21世纪的教育是一个个性化的教育（personalized learning），也是全世界教育界目前重点研究的问题。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布卢姆（Benjamin S Bloom）就提出了教育目标分类学说，他将教育目标分成６大类：知识、理解、运用、分析、综合与评价。这一开创性的学说让教育初步摆脱了纯知识的灌输，但是对于知识的运用和学生个性的发展仍然有许多模糊的认识。

人类进入２１世纪，如何界定一个人的成功？２１世纪的社会又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在这个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一个科技产品日新月异，且把个人看得越来越傻，掌握新技术越来越机械，越来越简单的时代，每一个人还有必要学习相同的知识，深度难度整齐划一才算“不掉队”吗？如果每一个孩子在相同的起跑线上开始，是不是只能往一个终点冲刺？你的目的是手术刀，她的目的是钢琴， 他的目的是篮球，难道不可以吗？

成功是否还只是依赖于一个人的智商？情商和广义上的交际能力，组织能力，合作能力及领导能力在一个人的成功道路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新的科技给人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电脑和互联网是一次革命，人类生活已离不开电脑，但是电脑给我们下一代带来了什么？过分的依赖电脑造成了人们交际能力的下降，甚至损害了健康和家庭关系。人类如何面对新的挑战？

面对挑战，芬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一个从前名不见经传的小国，如今已成了国际教育界的领头羊，西方各国都在反思自己的教育体系。

首先我们需要弄明白的是：２１世界的学生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与技能？

当世界先进国家在思考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问题的时候，中国教育界还在为如何开展素质教育，如何应对功利教育和应试教育争论不休，而学生们更是热衷于名牌大学、托福、奥数忙得不可开交。

２１世纪的孩子们，你们该学习什么？

虽然对于２１世纪的教育结构目前还没有一致公认的结论，各国的教育界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共识，并制定了一些基本的教育模式和结构.２１世纪的学习者，必须同时扮演三个基本的角色：一个交流者，一个合作者和一个创造者。

要做到这些，每一个学生又必须掌握一定的概念和技能，并具有正确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在此基础上，我们方能培养出具有创造性，能批判思维(critical thinking),能积极合作，充分交流的适应新世纪的人才。

除此之外，现代社会还要求一个人能担负起一个公民的责任，对社会有所贡献，对自己的生活和身心健康负责，做一个合格的地球公民（global citizen）。

回到华人身上，长期困扰我们的“素质教育”究竟是什么？“素质”，说到底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些行为和能力，而不是简单的学学棋琴书画。

如果我们的学校还认为让幼儿园学四则运算，小学学三角函数，中学学微积分才不输在起跑线上的话，恐怕我们连２１世纪的起跑线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华人家长也应该明白，２１世纪教育不单单是学校的问题，这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家长该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不能一味把孩子送进奥数班，到头来即时拿了金牌还不知道如何处理简单的人际关系（中国学生参加奥数赛曝礼仪差距尴尬回赠人民币）。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决不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做人”，新时代的任期关系是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的合作相互的尊重。

无疑我们缺乏一个整体意识也就没有真正的团队精神。有人建议中国男篮引进林书豪，我觉得这是扼杀了林书豪的天赋，因为在一个缺乏合作精神的“团队”里，林书豪再有能力，也是离开水的一条死鱼。中国许多优秀的人才在国外大企业中不能发挥作用，得不到提升不也正是缺乏合作精神吗？

说到奥数，不禁让人感叹，我们自己培养出了无数多的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竞赛的金牌得主，可至今没有一个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甚至连一个科学界的权威都没有。那些金牌得主许多甚至不愿意继续从事科学事业，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我们教育体系下培养的人，固然有一大堆知识，知道如何解题，却无法着手解决实际的问题，更别提什么批判思维和创造力了。我们的名牌大学里虽然“人才济济”，可不少“天之骄子”还要让母亲来叠被子，洗内裤袜子，碰见一点挫折不是去杀别人就是自己跳楼……。

我曾参观过许多中国的一流中学，校方会自豪地向你介绍，我们向哪些名牌大学输送了多少毕业生，有多少被哈佛耶鲁录取，可这些学校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才。可是，在加拿大一个人口仅３０万的小城的普通中学里，人家的“光荣册”上没有任何的“升学率”，也不显摆有多少人进了名牌大学，可是那里你能看到Steve Nash Nelly Furtado 往日的身影。

２１世纪的教育让我们明白：别老盯着孩子问：你学了什么？而是多问问孩子，你喜欢做什么，想做什么又能做什么？

联想到近日美国高校对于亚裔入学的歧视，许多华人不免耿耿于怀。其实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个事件，与其视其为歧视，不如看成挑战。
美国高校提高白人和亚裔的入学标准，从另一个角度看是降低了非裔和拉美裔学生的入学标准，这从照顾弱势群体的角度看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完全按考分一视同仁，那美国大学将完全是白人和亚裔人士的天下，这对于美国社会的总体发展并不是一件有益的事。

更为重要的是，现行的考试制度存在着极大的缺陷，以定量的考分来衡量一个人的学业能力存在着极大的偏差，主要是因为目前的书面考试很难完整反映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尤其无法反映交际能力、合作能力和创造能力。书面考试很容易被当成教学目标，学生为考分而学，教师为考分而教，尤其是擅长考试的亚裔学生，只要掌握了一定的应试技巧，高分并不反映真实的学习状况。

所幸的是，对于这种考试方法的改革是21世纪教育的一个重点，随着当代电脑科学，心理学和教育测量学的发展，新型的考试理论和方法正在逐渐形成，考试的重点也从传统的知识逐渐偏向于各种技能和潜力，各种不同的方法也应运而生。比如computer-adaptive testing ( 电脑适应性考试)就不再是一种固定的书面标准试题测验，而是电脑根据考生上一题的回答情况，对其能力作出判断从而决定他/她下一题回答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考卷”千变万化，每一个考生的情况都不一样，学生几乎无法准备，所以我们亚裔的“传统优势”将不复存在。

亚裔如果失去了“应试”的优势，如何面对21世纪的教育呢？大家如果能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就不会在今后的教育竞赛中再次输在起跑线上。
(By 悟空孙 from cnd.org)

Red-shirting in schooling: 超龄入学是否更优?

超龄入学是否是更优之道？美国华人家长热议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期待子女早日成龙、成凤是每位家长心愿。但近年，越来越多家长反其道而行之，刻意让小孩晚入学一年，即至少六岁上幼儿园，只为孩子在最初阶段能塑造自信心、培养领导才能。美国CBS电台“60 minutes Overtime”专题节目以“幼儿园超龄入学是否可取”为主题展开探讨，华人家长颇为关注。

针对“超龄入学是否可取”、“男生较同龄女生心智成熟较缓因而更适合超龄入学”等议题，华裔家长以亲身经历各抒己见。

家住亚凯迪亚市、两个孩子的妈妈孙女士认为，让小孩晚入学一年对领导力、自信心培养很重要。她以自身经历现身说法，“我小时候在班中年龄较大，个子高功课好，从小就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同伴眼中的好榜样。自信心支持我一路奋斗，后来美留学实现美国梦。”

家住西拉德玛瑞的徐先生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不能单以年龄衡量小孩心智成熟度，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王小姐则对那些送小孩提前入学的家长表示羡慕。她认为，这至少可省一年幼托费，将小孩提前交给教师，省心省力何乐不为。

儿童教育心理学博士吴奇璋认为，是否应该刻意延后小孩入学因人而异，且不会对小孩心理发展造成实质影响。相反，期望过高的家长对小孩施加的压力则会不经意造成孩子困扰。

艾尔蒙地学区前教委文华东说，美国尤其注重学前教育(pre-school education)，鼓励小孩在学前阶段尽可能多学习字母、颜色、音乐等。他认为，延长小孩在学前班受教育时间，适当延后升入幼儿园可取。

中文学校的纠结: 冷眼看选举

冷眼看选举

一言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亲眼目睹了从老布什，克林顿，到小布什和奥巴马的总统大选和许多地方选举，并参加过一些选举活动， 而且十多年来都参加投票，忠实地行使自己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对美国的民主自由和法治在选举过程中的具体体现，既有感性认识也有理性思考。自建国两百多年来，代表不同党派的政府交替都是经选举产生和平过渡，没有发生流血革命， 武装冲突或政变。可以说，美国的长治久安从根本上讲是得益于其较为健全的体制，公正的程序和良好的公民素质。

可是，今年区区华人社区的中文学校选举更像一场闹剧，很是滑稽。就在家长协会根据学校规章制度按步就班地为选举进行准备的时候，北校校长竟然不经过任何合法程序，擅自越权召集部分候选人召开所谓的临时紧急家长大会，成立了所谓的新的家长协会，以此达到控制选举的目的。北校校务会和个别理事更是与部分候选人和一些不明争相的家长们理应外合，利用学校的通讯联络资源散布不实信息，进行不公平的竞选拉票活动。在投票当天，部分候选人更是在投票点占据有利地盘设站拉票，抢尽风头，使众多家长将拉票站误以为投票站，对选举活动形成了干扰。而且，个别校务人员和理事以及所谓的新家长协会成员同部分候选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相关，本应遵循利益回避的原则，他们却惘顾中文学校的利益和规章制度，一意识孤行。由于这部分人对选举过程和竞选活动的粗暴劫持和绑架，剥夺了其他候选人公平竞争的机会， 那么，这场选举一边倒的结果也就毫不意外了。可以说，中文学校的这场选举，不只是闹剧， 更像一场政变，令人为中文学校的稳定发展忧心。

越来越多的家长关心中文学校是一件好事，众人拾材火焰高。但是，没有规矩则无以成方圆。为保障中文学校的正常运作和稳定发展，每一位家长， 理事和校务人员都应该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在民主的社会里，我们要学会民主的理念和行为，先从我们华人社区磨练。

中文学校的纠结

中文学校的纠结

一言

作为华人社区最大的组织，中文学校的兴衰牵动着成百上千华人家长的心。经过二十年来的不懈努力，中文学校从小到大，稳步发展成为美国东南部最大的华文教育中心，得益于广大家长的无私奉献和华人社区的积极支持。但是，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长期面临无固定校舍，无专职人员，无稳定师资，无健全体制，以及教学资源贫乏，教学质量低劣等一系列问题，也由此引起许多的矛盾冲突，既影响中文学校的稳定发展，也不利于华人社区的和谐安宁，令人痛心疾首。

在所有的矛盾冲突中，有的人是好心办坏事，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人是居心叵测，趁火打劫，有的人则造谣生事，惟恐学校不乱，还有的人唯利是图，置广大家长和学生的利益于不顾，多次将中文学校推向分离瓦解的边缘。但每一次，社区有识之士都从大局出发，齐心协力而化险为夷。我相信这次也不会例外。

今天，中文学校再一次面临严峻的挑战，事关学校的长期稳定发展，不可掉以轻心。表面上看，这次的僵局似乎都是围绕着主校园的问题而引起的。中文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教无定所到自有校产，本身是一件具有战略发展里程碑意义的好事，提供了一个凝聚华人社区谋求共同发展的基地。但是，主校园之争更加暴露了多年来困扰中文学校的深层问题和矛盾，现在该是集思广益，理性决策的时候了。

1。 公益与盈利的关系。 中文学校是一个非盈利的社区组织，以传播中华文化和语言为宗旨，在本质上具有公益性。多年来，正是广大家长们的积极参与和奉献以及华人社区的广泛支持，出钱出力，才使中文学校有能力为学生们提供收费低廉的高品质服务，并在勤俭办学，厉行节约的原则下有所积蓄，为学校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可是，近年来，随着中文教育市场的发展，有人抓住商机，纷纷开办以盈利为目的的私立中文学校 自食其力，公平竞争。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下，这很正常, 无可厚非。但有些人却私欲熏心，妄图分离中文学校，将中文学校私有化，以各种借口，寻找各种机会，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大家必须明确，中文学校是华人社区的共同财富，不容分离私有。

2。学校和社区的关系。 中文学校规模大，家长和学生涉及广大的华人社区。但是华人社区日趋多元化发展，社团组织繁多，宗教信仰不同，政治立场各异，中华文化和语言是维系华人社区的唯一纽带，为了下一代的华文教育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所有中文学校的家长应该求同存异，发展中文学校是我们的共同利益。 有的人从狭隘的小团体利益出发，以小群体利益拉帮结派，对中文学校有害无益。而且，学校的事情本应该尽量争取在内部协商解决。可是，无论大事小事， 总有人喜欢吹毛求疵，通过所谓的网路媒体蒙面谩骂乃至人身攻击，挑拨离间， 激化矛盾，幸灾乐祸，这既不正常也有违道德伦理。 中文学校在华人社区应该要保持中立，以华文教育，社区公益为己任，不依附于任何华人社团组织，独善其身；更应该广结良缘，广纳贤才，群策群力，共谋发展。

3。家长协会，校务会和理事会的关系。按中文学校章程，家长协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是学校的决策机构，校务会是学校的行政管理机构。 学校章程也许并不完善，还有进一步磋商修改的空间。但是在现有的规章制度下，当事人都必须自觉循规蹈矩，依章行事。可是，有的人公然违规操作，越权指挥，我行我素，校务会凌驾于家长会之上，理事会控制家长会，使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家长协会竟沦落为学校的花瓶摆设和使用工具。 家长协会的壮大有赖于全体家长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每一位家长必须有主人翁的意识并身体力行。

4。 主校与分校的关系。 中文学校本无主校分校之分，只有规模大小和所在区域的差异，更不应该有主次之别。中文学校是个大家庭，各分校之间尤如兄弟姐妹，应该互相照应，有福同享有难同帮，嫌贫爱富厚此薄彼或以大欺小都不利于家庭和睦。尽管理事会成员是由各分校选举产生，但目的不是要理事们代表各分校争权夺利，而理事会应该是代表全中文学校的整体利益，谋求中文学校的共同发展。 所谓的主校园无非是中文学校的校产所在地，以其为基地和中心向周围辐射发展，应是学校的战略方向，假以时日，如果经营有方，必将前途无量。

5。专业与业余的关系。中文学校基本上是华人社区的业余周末语言文化学校，具有社区公益服务的性质，所以，理事，校务和教师大都是业余兼职，只讲奉献不求回报，学校的正常运作全靠家长们的热心支持和无私奉献。也许正因为业余，学校资源有限，团队流动性大，每年一次的校务和教师轮换，费事费力， 外行多内行少，管理和教学质量有待提高，长此以往必将制约中文学校的发展。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和办学的多样化， 中文学校应该逐步向专业化发展，聘请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管理和教学人员。 但如果有人在中文学校兼职服务是为了谋生赚钱，更欲借机分裂巧取豪夺社区的共有财富，那只是枉费心机，令人唾弃。



总之， 中文学校规模大，涉及面广，大小矛盾的存在也是正常现象。 危机也是机遇。 只要所有真心关心学校发展的家长和社区人事，本着无私奉献，理性思考，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中文学校一定会继续发展壮大。 此文仅为一家之言，意在抛砖引玉，欢迎讨论。

美国亚裔教育: 机会平而不等

美国亚裔教育: 机会平而不等

马二

最近，美国华人社区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无外乎 NBA的“林来疯”和80-20的签名。
咋看起来，两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 一个关乎体育，一个涉及招生。其实从本质上，
两者密切相关，一方面， 我们为林书豪的脱颖而出而激动和自豪，因为共同的华裔
背景；另一方面， 我们呼吁所有亚裔支持大学招生以考分为标准，反对招生以族裔
为考量。这正反映出我们作为美国华人的矛盾心态而在平等与多元议题上的挣扎。
试想，假如林书豪不是华裔球员，我们会“林来疯”吗？ 虽然我们很多人平时可能
对NBA球赛漠不关心。 假如80-20的签名运动与招生无关，我们会积极参与吗？ 虽
然我们总是抱怨职场上的“玻璃天花板”。
这也难怪，以利己为原则的 选择性决策是人的共性，而理智与情感的交织更使我
们的思想和行为复杂多变。大学的招生标准便不是一个简单的分数或族裔的选择命题，
而是一个涉及美国政治，法律，教育， 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敏感话题，其争论的
核心在于社会多元化和教育机会均等。唯分数论和唯族裔论就是这场争论中的两大对
立派，也是保守派和自由派在大学招生问题上的对垒。
无容置疑，美国是一个日益开放的多元化社会，但真正的种族平等还是一个迷人的
梦想。纵观美国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包括亚裔在内的所有少数民族都经历
过残酷无情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深受种族主义之害。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就
赤裸裸地剥夺了华人移民，入籍和私有产权等正当权利，直到二战时中美两国因战
时需要而结盟才招到废止。 长达两百年的黑奴制经过一场惨烈的南北内战后才得以
废除， 而无以数计的印第安人更是在的漫长的殖民主义时期被赶尽杀绝。之后的种
族隔离政策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种族不平等合法化制度化，有色人种不许与白人
同校就学就是典型的例子。 正是在轰轰烈烈的反歧视争平等的民权运动背景下，平
权法案才得以在1960年代出笼，力求在法律和制度上保障所有人的平等权利，使包
括亚裔在内的少数民族在升学和 就业等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种族背景，所有
学龄儿童都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在同一学区和学校上学，高等院校也开始向少数民
族学生开放。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必然要求教育机会 的均等和多元，美国大学的进一
步多元化更是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但是，教育的不平等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种族之间无论在教育资源， 教育质量，
学习成绩，大学招生，毕业，还是在就业，报酬或升迁诸多方面都有明显的差距。
而良好的大学教育是现代社会中人们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对有限的教育资源形成
了激烈的竞争，有关大学招生平等与多元的争论也变得日益激烈。由于大学教育资
源 包括经费，人员，设施等的局限，高等院校不可能无限招生，来者不拒，为保障
教育质量和学校管理，所有大学都设定了相应的招生标准。那么，招生标准成为各
派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保障或争取自身的利益，各派人马
都想方设法力图在自己理想的大学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说， 在争取大学招生标准的
公平化的历程中，美国亚裔人群从来就不是孤军奋战。
早在20世纪初叶，哈佛大学为了限制日益增多的犹太裔学生就开始对申请人施行所
谓的 综合评定，择优录取，从申请材料中找到犹太裔的蛛丝马迹后对申请人进行筛
选淘汰。但是，此举招到犹太人的强烈反抗，到于今，犹太人在美国大学尤其是名校，
从学生到教授，都已经占有与其人口不成比例的高份额，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面
对大学招生对亚裔的不公， 很多亚裔学生在申请大学时，也不得已而试图隐没自己
的亚裔背景，也有人向美国教育和司法机构提出控诉，这正是当年犹太裔经历的翻
版。而且， 一些私立名校， 为了保障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在大学招生中对校友，
教工，捐赠人和社会名流的子弟执行特别的优惠政策，美其名曰Legacy Clause, 冠
冕堂皇的世袭制， 肥水不流外人田， 有的名校甚至高达百分之二十的招生名额由
这班既得利益者占用。不学无术的小布什能以平均C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就是沾了
老布什的光。近年来，随着大学学费的快速增长，大学费用成为越来越多的中产阶
级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更使贫穷家庭子弟望而怯步。教育机会均等受到严重的质
疑。
要真正实现教育的平等和多元化， 美国政府必须从制度和法律上为弱势群体保驾
护航， 起于1960年代的民权法和相应的平权法案就是迈向教育平等的一大步。半个
世纪以来，使包括亚裔在内的众多少数族裔深受其益。但是从一开始，平权法案的
实施就受到保守派的批判，基于平权法案的大学招生标准也受到严峻的挑战，逆向
歧视的案子时有出现， 其中知名的就有 1978年的 Bakke告加州高教局案， 1996年
的Hopwood告德州大学案，2003年的密西根大学案，以及现在的Fisher告德州大学案。
这些案子的一个共同点是白人学生没有被心仪的大学录取，认为自己是逆向歧视的
受害者，质疑以族裔背景为考量之招生标准的公平性。 在Bakke案的裁决中，美国
最高法院明确指出，为了学生群体的多元化，学校在招生中将学生族裔作为考量的
标准之一是合法的， 但是基于种族的招生配额制是违背宪法的。但在对Hopwood案
的裁决中， 美国联邦上诉法庭决定以族裔背景为招生标准的做法是违法的，不符合
宪法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所以1997年开始，德州施行“Top10%"的招生政
策， 凡是高中毕业班成绩排名前百分之十的学生都可以被德州大学自动录取，无论
学生的族裔背景。紧接着， 加州通过209法案，取消大学招生中的以种族为基础的
平权行为，凡是高中毕业班成绩排名前百分之四的学生都可以获得加州大学的录取。
佛罗里达州也开始实施类似的“Top20%"政策。这些政策出台之后，加州，德州和佛
州的公立大学学生群体开始出现明显的多元化趋势，亚裔学生也因此获益，在UC，
UT和UF大学系统的人数急剧增加，白人学生的数量却相应减少。但是， 联邦高等法
院对2003年诉密西根大学法学院案的判决再一次裁定，为促进学校的多元化大学可
以在招生中将学生族裔背景作为考量的标准之一。这似乎是对Hopwood案的反判。
简单的说，围绕着招生标准的争论主要是教育上“唯分数论”和“唯族裔”的争论，
也是政治上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争论。 保守派倾向于“唯分数论”， 而自由派则倾
向于“唯族裔论”。保守派崇尚丛林法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个人的成败得失
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努力。所以， 大学招生应该以学生的考分为唯一标准，也是唯
一客观公正的标准。 可问题是， 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起跑线吗？ 考分面前真的是
人人平等吗？研究表明， 学生的学业成绩和考试分数与家长的教育水平，职业，家
庭收入和居住区域有密切的正相关，学生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导致教育机会的不
平等。来自贫困家庭和落后地区的孩子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而且， 考试分数
也不是千真万确，万无一失的。用考试来衡量学生的学习成就并不象用尺子测量孩
子的身高一样客观明了。标准化考试的性别，种族和文化偏见也一直是教育心理测
量的软骨。以考分为唯一标准的招生政策恰恰使来自中层和中上层家庭子弟成为最
大的受益者。1997年后加州， 德州和佛州所施行的以分数或排名为准的政策就证明
了这一点。自由派倡导扶贫济弱，平等互利，对弱势群体优惠照顾，促进社会多元
和谐的发展。所以，“唯族裔论”才是大学招生的最佳策略，甚至推行以族裔背景
为基础的种族配额制。可问题是，人的能力有大小，学习水平有高低， 仅以族裔为
标准必然激化种族矛盾，滋生弱势群体的依赖心，削弱人们竞争的积极性，强化种
族隔阂，徒有多元而无平等， 治标不治本。
其实，联邦高等法院的法官也有保守派和自由派之争，涉及美国宪法的诉讼案，
在很大程度上其判决结果取决于当时的法官构成，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历届总统对高
等法院法官的任命一直是保守派和自由派激烈讨价还价的重点。那么，对于现在的
Fisher 告德州大学案联邦最高法院将如何判决呢？事关华裔子弟的公平教育机会和
权利，美国华人积极参与80-20发起的签名运动，集体表达我们对教育机会均等的诉
求，在维权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唯分数论”亦或“唯族裔论”，让我们密切关注Fisher案的动向。

虎妈应三思: “虎式教育”的隐形代价

东亚“虎式教育”优于西方不那么可怕的教育方式?
虎妈应三思: “虎式教育”的隐形代价

最近的一系列研究结果都声称，东亚“虎式教育”优于西方不那么可怕的教育方式。不过，虽然这种模式有其长处，但背后的隐形代价肯定会让有意“当老虎”的美国母亲三思。

澳大利亚格拉顿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的一项调查显示，要求孩子考高分的不是虎妈、严格的纪律或儒家教育，而是全民性的对教育支出的关注、甚至执迷。在这项调查中，考分排名前五的学生里，前四名学生都来自东亚：韩国、新加坡、上海和香港，这一点绝非偶然。调查发现，15岁上海学生所学内容比西方同龄学生超前两到三年，而韩国小学教育开支是美国的两倍，韩国大学入学率是80%，高于美国的高中入学率。

如果认为这些调查结果表明西方教育（以及整个西方）正在没落，那么就应该看看真实的“老虎社会”是怎样的。全民对教育的执迷带来的是恶性的无效竞争，最终的结果是，下了很大功夫去学习，真正学到的东西却没有多少。

在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缺少自然资源的情况下，亚洲对大众教育的孜孜以求从一个方面使东亚经济实现了高水平的快速增长。教育是东亚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摧毁该地区很大一部分工业基础设施后，做父母的一般都会有这样的表态：虽然我自己可能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我仍希望孩子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

这种精神在过去几十年里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在今天却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过度教育。东亚高中生往往必须遵守从早上五点到半夜十二点的高强度作息时间表，除学习课堂知识外，还要参加私人机构的课程。这样的安排一个星期最多可达六天，学生们很少、甚至没有自己的社交时间。

作为世界最大女子大学（约2.4万学生）的一位“虎式”教育工作者，身在韩国的我可以证明国家和个人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亚洲父母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求子女读名牌大学。他们对子女教育往往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这样的虎妈（虎爸仍然少见）总是希望让人觉得她们跟子女关系很近，不管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离半步。

这种育儿热情不只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子女找到好工作、求得经济上的安稳，也是为了让他们进入一个文化水平高、婚姻前程更好、声望更高的精英阶层。一种隐性的等级制度仍然普遍存在。

东亚的“教育热”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讨人喜欢，甚至是有必要的，但那些认同耶鲁大学法学院（Yale Law School）教授蔡美儿（Amy Chua）的“虎妈”故事的人并不知道，这种教育方式会带来什么结果。在韩国，精英教育的竞争不是始于高中，而是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了。父母一般会谋划如何让孩子进入最好的幼儿园，因为他们的想法是，只有进入最好的幼儿园才会保证孩子能一路畅通无阻地进入最好的大学。

这样的培养方法自然就要求父母付出大量时间和金钱，而只有那些条件最好的家庭才能负担得起。所以，在今天的虎式教育体制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跟东亚很多国家一样，决定韩国学生能否被名牌大学录取的最关键因素，就是某一天举行的某一次考试，即全国性的大学入学考试。实际上，整个韩国这一天基本上都是围着高考转。

有关方面会责令地铁运行更加频繁，飞机不得飞过考试区上空，人们晚一点上班，迟到的考生可以拨打特别电话，要求警察直接护送至考场。在这种成王败寇的文化里面，志向远大（同时也疲惫不堪）的17岁少年所背负的考出好成绩的压力大到无法想象。

如果一个学生在这个最重要的日子发挥极为出色，他这一辈子就不用愁了。但发挥不好的话，学生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永远的失败者。很少有雇主对毕业于二流大学的人感兴趣。

作为一名虎式教育的“圈内人”，我可以作证的是，在这个从摇篮到穿上毕业礼服的马拉松式学习过程中，学生实际学到的东西非常之少。韩国在国际教育调查中的原始考试数据貌似不错，但它掩盖了学生普遍无法用批判性思维分析问题的事实。他们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在这个新世纪，让韩国学生打破常规思维将比训练他们的考试技能更加重要。

【By JASPER KIM, Ewha Woman's University】

来源: 华尔街日报 2012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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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教育：独立思考与盲目跟随

独立思考与盲目跟随

王克斌
(from cnd.org)

20几年前， 美国有个热播的电视喜剧，由约翰·垂珀和苏三·扫莫斯主演的《三个小伙伴》。其中的一集里，约翰饰演的翟克去看心理医生。进了医生的诊疗室，医生说：‘坐下！’，翟克应声坐了下来。接着，医生说：‘站起来！’，于是翟克又站立起来。医生下结论说：‘你有毛病，喜欢按别人说的去做。’ 翟克争辩着说：‘我没有这种毛病。’医生说：‘那你就坐下吧。’于是，翟克又坐了下去，忽然想到医生提及的那个毛病，又如坐针毡猛然地站了起来。我没看过心理医生，不知道这病是真，还是假。只记得作为电视观众，觉着挺逗的。翟克的举止在心理学上应属于受暗示性。 如今想起来，这小笑话还真有点耐人寻味。

相对而言，西方的教育比较注重发挥个人的才智与创造精神，学生对老师和领导不是盲目地听从，甚至无限地崇拜。班上也没有干预他人自由的少先队、共青团和班委会。 这种方式提高了他们独立思考的精神，使得各个领域人才辈出，成果累累。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教育制度强调的是服从与跟随，听话与驯服。这种方式限制和挟持了学生的智慧和思考能力，使得各个领域缺乏生气，很难有重大的发明与突破，只能跟在别人的屁股后边，在人家丰收之后，从田里捡回几绺漏掉的麦穗，然后，当作成就来宣扬一番。西方的教育赋予学生的是维数无限的希尔伯特空间，学生可以在大海里游泳，可以在天空中翱翔，可以在大地上奔跑；中国式的教育循规蹈矩，用条条框框把学生束缚于一维的线性空间，学生只能按照一定的僵死教条，像杂技团的演员一样，踩着一根钢丝，小心谨慎地挪动，生怕一不留神，掉了下去。

最好的说明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当时的口号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几百万、几千万的大、中、小学的学生不好好学习文化知识，举国上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造资产阶级的反，斗校长，批老师，破四旧、立四新。使青年学生丧失了理性思维，成为一群联动的机器，毛泽东一按电钮，他们就糊里糊涂地转动起来，让他们往东，他们就不会往西。盲目地跟随着伟大领袖，把青春年华葬送给虚幻暴虐的革命运动。后来，又上山下乡，三个面向，可怜一代青年人沦为党内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当他们知道上当受骗 的时候，10 年的大好时光荏苒已过，这就是盲目听从的后果。十年的文革让大多数国人都处于心理病态，具有严重的消极、被动和权威的受暗示性，要么盲从，要么恐惧，要么压抑，要么自残。这种病态心理对于改革开放后的道德滑坡不能说没有关系。

中国的思想和经济建设也充满了服从和跟随。借口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造成向雷锋同志学习，向焦裕禄学习的群众性活动，严重影响了每个人的个性的发挥。毛主席还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所有的工厂， 不管各有什么特点，都得去学大庆；所有的农村，不管是平原还是洼地，都要学习大寨；至于无枪无弹的平民百姓，却非得去学习担负着保卫国家任务的解放军。用毛氏哲学的术语来说，这个‘三学’的最高指示，过分强调了矛盾的普遍性，压制了矛盾的特殊性。或者说，用共性取代了个性，对领袖的指示一味盲从。结果是限制了人们的独立思考，限制了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的独立发展。

50年代的理工分校，生搬硬套苏联的教学体系，把文法理工农健全的好端端的清华大卸八块，只留下个‘工’字， 愣把教育和政治拴到一起。至于那些有头脑、有见地的教育家们，有的成了右派， 有的成了反革命。后来又提出又红又专，鼓励学生入团、入党。安排了大量的辅导员来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使得他们有统一的固定的思考问题 的方式，做党的驯服工具，做国家的一颗螺丝钉。这些清华的辅导员们至今还在延用他们老一套的教唆经验，牧放着13亿 国人，唯党的马首是瞻。无疑，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悲剧。

此外，学校课程设施固定，专业划分过早，学生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和需求去图谋发展，从而束缚了学生的手脚，斩断了富于想象的羽翼。文革前，清华工物系有个辐射防护专业的毕业生要考取数学专业的研究生。学校借口此人不安心防护工作，堵塞了他在数学上深造的机会。学校还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这德就是在政治上跟着党走。像英国出色的科学家斯蒂芬-霍金在中国就算不得好学生，因为他只有‘智’，他竟然不能跑到天安门广场去喊几声‘毛主席万岁’。所以，中国断然也出不了斯蒂芬这样完全靠独立思考来认知世界的伟大的科学家。

由于缺乏独立思考和创造性，中国人过于喜欢模仿。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走街串巷爆米花的小贩很多。有一天，郭德刚先生下夜班回家睡觉，六台米花机同时起爆，让这位草根艺术家不得歇息。1993年我回京过年，三、四十米长的金鱼池中街遍布着六、七台切羊肉片的机器。大概改革开放改善了生活，大家都吃上了火锅。大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触。无论是吃火锅的或切肉片的都带有一种神奇的模仿色彩。发展到后来， 炒房， 炒玉石，炒核桃，什么赚钱， 人们就不约而同一窝蜂似地扑向什么。好象有一群人拿着大把钞票，不知道怎么个用法，在等待着头羊的启示。

电视剧火了，电影学院，戏剧学院又成了令人瞩目的学府，像40年代的延安一样吸引着无数的俏男俊女，争作下一个章子怡和巩俐。由于人手众多， 每年有数万集竞相问世。没有剧本就抄外国，抄名著，还大言不惭地称作《中国的蝴蝶梦》，中国的《基督山伯爵》；或者干脆图个省事把那些热门剧重拍，翻拍，弄出一帮老剧情，新面孔。无异于把冰箱里的剩菜拿出来，换个厨子过回锅儿，又重新端给观众，唯一的区别是红烧肉块的形状和产地与前版不同，佐料上丝毫未变。照此下去，不出几年，中国就可以涌现出自己的莎翁，自己的新、老托尔斯泰，自己的《静静的黄河》，和自己的《邦德张008》系列了。展望未来，影视界形势大好，商机无限。何况还有看家的名著《红楼梦》，受过毛主席的青睐，拍个十回八回也不算多。总之娱乐界缺乏的也是独立思考和推陈出新的创造精神。

中国戏曲界的传统过分强调门派，从而约束了年轻演员艺术事业的发展。四大名旦梅尚程荀里，梅派的门人最多，李胜素，史敏，李洁，邓敏等。四小名旦之一张君秋也是弟子如云，如王蓉蓉，张萍， 赵秀君等。荀派中老人不少，如孙毓敏，赵荣琛，刘长瑜等；年轻人不多，只听过耿巧云唱过几段。至于尚小云一派，上过台面的只有年纪一把的孙明珠。其实，荀派妩媚娇嫩，小巧清新；尚派柔中有刚，抑扬顿挫，深邃激越，如空谷传音，艺术价值也不可低估。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低沉哀怨，不绝如缕的程砚秋一派却香火旺盛，张火丁，刘慧娟，李海燕 和池小秋等。这些年轻人资质天生，然而却要压低嗓门，10分力只用上2分，听起来让人有点压抑难受。像是一辆崭新的法拉利跑车， 车手在公路上只把油门踩到到20多个MPH， 可惜了那精心设计的流线型体。前人的成就对后人来说是个阶梯，是个榜样，是种激励，但不是一个不可超越的顶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年轻人应以创新和后浪推前浪为努力的方向，不要过分强调是某派的传人，等待着你的应是新的一派。至于黑头，素有无净不学裘之说， 其实袁世海先生的唱腔豪放有加，粗旷洒脱。他塑造的曹操、李逵也都无人可及， 可喜的是有位杨赤先生能文能武，继承了袁派。

除了模仿，某些国人的受暗示性还体现在攀比上，几个朋友有房子了，我东拆西借也一定要买套房子；几个朋友有汽车了，我也一定要七拼八凑买辆车，哪怕小一点儿，便宜一点儿，有四个轮儿就行了。他不去认真想想，那么多人买了那么多车，到哪里去兜风，到哪里去停放。现在北京的汽车每天得按单双号的顺序使用，如果有7.5亿国人都买了车，说不定车牌会标上个英文字母，每辆车26天才能轮上一次上街的机会。如果那天你发了高烧，眼睁睁地只好等上52天才得上街一次了。你说这种攀比值吗? 为什么不能在租屋里先住上一段时间，逐渐积累储备？为什么不能乘坐公交地铁，从而减少因路上堵塞而浪费的时间？地贵如金的中国应当学习阿姆斯特丹，发展公共交通，限制私人汽车。

看到朋友的孩子出国深造，砸锅卖铁，典押房产也要把孩子送出去，否则就觉得抬不起头，找不回面子。世上360行，行行都能出状元，连大学都没念完的赵本山和郭德刚的门徒都先后成了春节晚会的台柱，名利双收。如果这些年轻演员被迫送到美国、日本深造，去学他们原本不爱的专业，岂不耽误了大好前程。盲目地把孩子送到国外，无异于风险投资，弄不好，连老本也未必能够收回。

总之美式的教育在中心处理机（CPU）上下功夫，使每一个学生建立一个完善的思维系统，积极发挥‘人工智能’，鼓励学生发明创造；中国的教育使学生背着一个硕大的硬盘，里边按照领导人设计的模式（FORMAT）存放着不少知识，学生可以把这些知识调出，铺放（MAP）到内存（MEMORY），打印输出。但是，很难超越，很难创新。中国的教育应与政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脱离开来，抛掉一成不变的框架，取消类似团支部、班委会一类管人的机构，让年轻人无拘无束，把他们的智慧和想象力充分调动激发出来，敢想，敢说，敢做，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有自己拟定的路数，有自己奋斗的目标。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救救孩子: 畸形发展的中国教育

踩着孩子冲浪的家长们
王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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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幸在搜狐看了部国产电视剧，《瞧这一家子》。如果我没记错，30年前，陈佩斯、刘晓合庆拍过一部电影，也叫《瞧这一家子》。影、视同名，不足为怪。何况今天，出自一个剧本翻拍、重拍、竞拍的戏比比皆是，大亨们赚钱赚红了眼，相互叫板，一块好肉得分成两块或者三块，独吞地不行。如果梅尚程荀四大名旦今天还活着，说不定也会感染上翻拍症，同时在北京的四座剧场，都唱个《女起解》，平分秋色，决一雌雄。

瞧剧的主要人物是教授刘力成（张嘉译饰）和他的分分合合的妻子，白领经理孙晓丹(朱媛媛饰)。但中心人物还是他们那个忙于小升初（小学升初中）的孩子。为了让孩子升到重点中学，离婚数年的夫妻又假结合到一起。爷爷、奶奶、爸爸和妈妈都围着一个孩子团团转着。不惜花钱多少，把孩子送进一个又一个的补习班。英语，普数，奥数等等，孩子忙得不亦乐乎，不得不晚睡早起，眼圈儿都累黑了。由于孩子成绩不好，奶奶居然要为儿媳找个重点中学的老校长去处对象，为升学留条后路。一个刚刚懂点事的孩子为了升初中，还得到外边出钱请人制作简历。有位家长花了500元为孩子做了个喷绘式的彩色简历，傲视群芳。到某个重点中学报名的孩子有3000人，初选后有800人可以入试，费用上万。最后，只有100人被录取。小堪堪在考场上晕倒了，患上肾衰竭症。当然，和大部分国戏一样，结果是大团圆，大欢喜。

看完了30集的大戏后，我仿佛看到一层层被潮汐推起的海浪，在海浪的浪尖上冲来冲去的是一群焦躁不安的家长们，然而他们脚下踩住的不是冲浪板，而是他们的孩子。不禁令我产生了对这些天真幼稚的孩子们的同情和怜悯，真想大声呼吁，救救这些孩子吧。

现在国内有个新鲜的提法，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此，刘力成的妹妹宁愿花 5万元到女子医院去分娩，结果因为孩子和母亲都要特护，拢共花了30万。老公公不得不卖掉老宅，丈夫不得不接外活儿，挣外快，还糊里糊涂地 进了几天看守所。

说些戏外的话吧，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还有人在怀孕后花重金到香港或美国， 让孩子一出生就超越了同族，成为未来的香港人或者美国人。他们把出生地当成了孩子的前景保险。香港我没去过，不敢乱说。至少我知道美国的孩子也不会都能读上常春藤院校，我知道美国的毕业生也未必能找到工作，我知道美国也有不少吸毒犯罪分子被关进大狱，我知道美国也有大约700万的无家可归的流民。区区一纸出生证能够保证你的孩子将来不去睡帐篷吗？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孩子们在学龄前就要去高级的幼儿园，背唐诗，学英语，弹钢琴，练击剑，参加各种比赛，争夺各种奖杯，从小就要有一技之长，企图把别人的孩子抛到起跑线的后边。有的贵族小学还开设高尔夫球课。 你能保证你将来不会像地主资本家一样扫地出门吗？你能保证你的孩子有本事接管你的事业吗？你能保证你的孩子一辈子都能出没于名利场上吗？

在奥运会上，起跑线是公正公平的标志，不管个高个矮，不管身体胖瘦，不管老爸的地位和财富，大家都要从这同一条线上开始。这些望子成龙、成名心切的家长们把起跑线也涂上一层中国的特色。似乎在告诫别人，我的孩子出生在美国，我的孩子出生于贵族医院，于是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的孩子就是得站到起跑线的前边。’你不想想，身后的那些人会同意吗？你不想想，你的孩子站到了前边，就一定会得第一吗？相反，家长盲目的决定会给孩子造成优越的假象，成为一个自鸣得意无知浅薄的纨绔子。说不定，最后夺冠的会是一个让人看不起，连双跑鞋都没有的农民工的孩子。

家长对孩子的奢望和过分的要求最后会把孩子伤害。使得孩子们在身体健康和心理素质都低于正常发育的同龄人。壮实的禾苗需要一节一节的自然生长。拔苗助长的结果只会使颗粒干瘪，丰收无望。这些盲目的家长们像一群抢购商品的大军，结果是让商品更紧缺，让商品价格更高。这些盲目家长的群体行为的最终结果是水涨船高，给孩子们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家长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心理主要起因于社会发展的畸形。大学、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都分作重点和一般两种，而重点院校有少之又少，而且，重点院校无论就师资，设备，以及毕业后的出路又都遥遥领先于一般院校。这种差别以及就业的待遇和难度使得家长们对孩子前途产生忧虑，以至于让孩子在学龄前就开始卷进了考进重点学校的竞争。

另一个原因是教育的商业化。向学生灌输规定的知识范围与程度是学校和老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全心全意培养学生是他们的天职。可是为了创收，学校只让学生吃个八成饱。放学后还要走进形形色色的补习班，吃小灶。随便招个学生就是几千元的收入。何况僧多粥少，供不应求，结果家长破费的是钱财，学生承受的是压力，这些所谓的人民教师得到的却是大把大把的钞票。

第三个原因是家长的自私，总希望自己的孩子比别人高一等，地位高，挣钱多，当个人上人，从而满足自己的虚荣。这种不健康的心理是从老三届的知青这代人开始的。他们中学毕业后，上不了大学，找不到工作，只能响应号召，到农村去，到兵团去。一去就是十来年。风风雨雨，年华尽失。文革后，好不容易回到城里，找个工作，又赶上改革开放，提前下岗。这代人吃苦多，获益少，值得社会的同情。他们眼见自己前途无望，故而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下一代人的荣耀可以弥补他们一生的遗憾。这种心理和育子之道，不幸也传承到新的一代人的身上。

第四个原因，这几年中国出了几个驰名中外的钢琴家和台球选手， 以及那些名利双收的跳水和体操等奥运金牌得主。这些榜样使得家长也愿意赌上一把，让孩子掌握个绝活儿，到时候，金钱、美女、别墅滚滚而来，耀祖光宗。在某种意义上，这几个从小就脱学练琴、练球和进了体校的孩子对部分家长起了误导的作用。这些攀登到象牙塔尖上的孩子不是人人都可效仿的。

第五个原因，改革开放后，一批廉价的劳力从农村涌到城里。卖菜的，保安的，炸油饼的，打工的都换上了清一色农民工。没有户口，没有劳保，工资低微，让人看不起。他们的处境与待遇使得新一代的孩子们失去了做传统的普通的劳动者的机会。要么上个好大学，找个白领工作，颐指气使，地位高雅；要么参加到农民工的行列，去练摊儿，去做个打工仔。这无异于让满清的八旗子弟放下架子去拉洋车，丢不得那人。

一个再好的国度，也不会人人都当总统。一个再好的国度，也不会人人都是教授。一个再好的国度， 也不会人人都是将军。一个再好的国度，也不会人人都是明星。一个再好的国度，也不会人人都毕业于清华、北大，哈佛、剑桥。一个人活在世上要有良好的心态，首先要做好一个普通人，做好一件本职工作，让社会去选择你，而不是你去选择社会。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固然不是好的士兵，但是能当将军的一定要是个好的士兵。骐骥一跃，不能千里。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人们的天资，特长和体力是不同的，一个人应当有自知之明，把你的智慧充分地发挥，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自然也会得到你应有的那份报酬。

如今海龟在中国已经不那么吃香，毕业后在美国和英国找不到工作，回国也难以施展，获得高薪。和那些在国内踏踏实实地干了几年的同辈们相比，他们不但失去了起跑线上的优势，反倒落到了土生土长的年轻人的后边。砸锅卖铁，也要把孩子像赌博或炒股一样送出去留洋镀金，不一定会达到预期的效果。美国的常春藤院校是好，但大多数人考不进去。读个三流、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学校，勉强获得一张文凭，还不如在家门口的大学好好读上近年。

一个朋友的孩子出生时，好多人都来贺喜，说好听的话。鲁迅说了句这孩子将来要死的，于是挨了一顿棍棒。说好话的未必， 说死的必然。奉劝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调节一下心理状态，给孩子留点天真烂漫、自由自在的空间，自然地、茁壮地成长起来。也希望社会能为多数人的入学和就业创造良好条件，提高和改善普通劳动者的待遇和地位，让孩子们有个宽松舒适的未来。

美国华人移民往事

美国往事——旅美华工和华人

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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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请各位注意，我们这条铁路能及时完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贫穷而受鄙视的，被称为中国人的劳动阶级——归功于他们的忠诚和勤劳。”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查尔斯•克劳克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Ｃｒｏｃｋｅｒ）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要是没有外来移民，就不会有美利坚合众国，也不会有美国今天的高度现代化。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从那以后，为了追求宗教和政治自由及新的生活，世界各地移民不断涌向北美。在美国的早期移民中, 有一批不畏艰苦、勤劳勇敢的中国人，被称为美国华工。据美国官方记载，华人旅美始于一八二零年代，之后大批华工涌入美国。到今天，美国的华裔人口大约在四百万左右。

华工旅美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西部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中国劳动力的过剩。有历史学家认为, 早在一五一七年, 加利福尼亚北部就出现了中国造船工人。一七八八年，美国西部就有华工了。一八零七年，一位华人在纽约定居。在美国移民局的正式记录中，一八二零年是第一位华人来美的年份。一八二零年代前, 华人在美廖若晨星。华工的大规模来美是因为美国的西部大开发。

独立战争前, 居住在横贯北美大陆的阿巴拉契亚山脉（Ａｐｐａｌａｃｈｉ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以西的居民只有数千人。美国独立后, 美国政府鼓励移民开发西部。一八一二年第二次对英战争后，西部开发大大加速。一八四八年，加州金矿的发现对于华工大规模来美有着历史性意义。一八四八年以前，旅美华人以经商为主。自一八四八年的“淘金热”到一八八二年《排华法案》的颁布, 旅美华人主要从事开发金矿、修筑铁路、开荒和工厂建设。

华工旅美，从一八五二年开始大增。一八七零年代，在美华工已有十万之众。一八六零年代，美国西部的金矿渐渐枯竭，华工投身于贯通美国东西两岸的铁路建设。华工由加州的萨克拉门托（Ｓａｃｒａｍｅｎｔｏ）往东、爱尔兰移民从内布拉斯加（Ｎｅｂｒａｓｋａ）的奥马哈（Ｏｍａｈａ）往西修建铁路，历时四年，最后在犹他（Ｕｔａｈ）州的奥各登（Ｏｇｄｅｎ）汇合。当地的自然环境恶劣，工作条件极为艰苦，中国人的茶叶和爱尔兰人的酒精是筑路工人的最佳饮料，有人说“中国茶和爱尔兰酒造就了横跨美国的铁路”。铁路通车后，美国华工利用其农耕经验，在加州开垦荒地，使加州成了美国的水果和蔬菜的最大种植区。

一八六八年，中美签定《蒲安臣条约》（ｔｈｅ　Ｂｕｒｌｉｎｇａｍｅ　Ｔｒｅａｔｙ），两国自由移民。一八六八年后, 除少数几年外, 每年入美华工均在万名以上。一八八二年，《排华法案》通过前，华工入美人数达到最高纪录。一八八二年，《排华法案》通过后，以工人身份来美的华人被全部禁止。

美国华工的生活和工作

美国华工的生活工作条件极为艰苦，但和他们从来美的经历相比要好的多。一位侥幸兴存者这样回忆道：

“天一亮，美国人伯莱克带来了一个总工头，四个大工头。他们打开舱板，只见华工们饥肠辘辘、睡眼惺忪。洋人们搬出无数铁镣，把华工们全都锁上，倾刻间华工们动弹不得。

启航后，尽管也有时会有风浪之日，但华工们一路上一直躺在船舱内，暗无天日。吃的是烂米臭肉，顿顿如此。一开始，大家还能凑合，日子一久，就没人能受的了了。一些不习惯风浪的人，早已呕吐大作，满舱恶臭。加上屎尿满舱，这一切构成了一个人间地狱。

一到旧金山（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洋人令一名小工下舱，从华工脚上卸下铁链，叫他们起来。华工们一下子觉得脚下轻了许多，但还是站不起来。洋人们等得不耐烦后，就呼呼地把鞭子抽得山响。华工们只得忍痛，互相搀扶着站起来。洋人们再喝一声“走”，华工们还是不能动。洋人们就令水手们，连拖带赶，把华工们一个个地赶到梯子边上。

最后还有一批人不见动静，水手们有些纳闷，突然间，一股臭气冲了上来。于是，水手们向洋人汇报。洋人叫水手下到舱里去拖，这一拖才发现，下面有七八十人躺在那里。满面血污，血肉模糊。水手们俯身一看，才知道是断了气的。于是，就让人拿来八九个大竹篓，用铁锹把腐尸铲入竹篓，抛入大海。其中几个尚未断气的，也被抛入大海。

上岸的华工们被命令赤身露体，所有的衣服都被送入硫磺锅内蒸煮。另有洋人用药水像浇菜地一样向华工身上浇去，为之消毒。然后把华工引入一处房屋，把他们装入麻袋。这时，便有人前来讲价购买，一个个地过磅。有的卖主用脚乱踢麻袋以检验其中之人是否活着。”

就这样，一批华工就来到了举目无亲，言语不通的美国了。

当时的美国没有横贯铁路，筑路器材要在纽约装船，绕道南美洲的合恩角（Ｋａａｐ　Ｈｏｏｒｎ）由海上运至旧金山。横贯美国的铁路工程，要穿过整个落基山脉（Ｒｏｃｋｙ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工程极为艰苦，还要抢时间。于是，洋人将华工们的工作时间延长至一天十四个小时。

尽管华工们的地位很低，但他们对美国铁路的建设，不但贡献了辛勤劳动，还解决了很多关键工程问题。一年冬天，风雪交加，气温降至零下二十多度，工程因运输困难陷入停顿。洋工程师们想尽办法，也无善策。一位华工站了出来，他说我们可以筑一条冰路，将重物置于其上，这样就可以将材料轻易地运上山来。工程师们大喜，就请华工们设计了一条三十七英里长的冰道，恢复了运输，加快了工程进度。

就这样，在内战后的十年内，美国华工帮助修建了美国第一条横贯铁路，联邦中央太平洋铁路（Ｕｎｉｏ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随后，又帮助建成了另外两条横贯铁路，北太平洋铁路（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和南太平洋铁路（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

华工们在来美国的途中死了十分之一，加上工伤和其他因素又有一半人致死。最后熬过难关，积下点钱财的人，又遭到了白人的公开抢劫，最后落得分文不名。华人在美国，无不克勤克俭。他们很快就应过上太平日子了。但美国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社会，华工们无权无势，不管你如何个人奋斗，还是被压迫的一族。

与欧洲移民不同，美国华工大都是以赚钱谋生、然后落叶归根的小伙子。他们大多是以契约劳工身份来美的，以广东江门和台山人为主。他们依靠帮会拼命赚钱，积攒金钱，有些积蓄后，就回家娶妻生子，置地盖房，成为当地的“金山客”。

美国华工大都没受过教育。他们到美国后，经历了跨国家、跨文化、跨时代的身份转变。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他们经历过的痛苦和煎熬远非欧洲移民和本土美国人能理解的。美国西部的政客及和华工有竞争的利益集团，在工会的鼓噪下，夸大华人社区的丑陋面：赌博、娼妓、鸦片和帮派。以此排斥华人，一八八二年，联邦立法机构推出《排华法案》。美国西海岸的排华浪潮，给华工带来了巨大损失。一八五五年到一八七六年间，谋杀华工案达二百六十二件。美国地方政府更是故意无所作为，听任暴徒为非作歹。

华工们还被强迫驱逐出境，北面被驱至加拿大，南面被驱至墨西哥，一位曾亲历其境的华侨这样写道“十一月二日，数十洋人，手执火枪，勒令华人离埠，期限为两天。十一月三日，来了火车，称不要车票，送致西岸。车至美加边境，就停车迫令华人下车，驱华人入加拿大。当时正值大雨，华人衣衫尽湿，有抗命者，洋人以枪击之，惨不忍睹。”

洋人们还找借口破坏华人生意，使其无法为生。一位华侨写道：“唐人街华人因病死人。洋人每天也有死人的事发生，本不应大惊小怪。但因华人的生意一天天好起来，而洋人的生意一天差下去了。洋人们就以唐人街死人为借口，让政府派警察封住唐人街入口。名为防疫。这样被封了一个多月，华人的生意就一落千丈。”

更有甚的是不让华人女子入境。美国华工十有八九是年轻小伙子。他们大都只会中文不会英语。他们的思想感情也是中国的。他们只想和中国女子成家。美国政府看出了这一点，就故意不让中国女子入境。这样的话，成千上万的华工只有单身一辈子，若要娶亲，只有回国。

现代世界中，对侨民的保护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国家尊严的象征。一些国家政府对海外侨民的保护，超过了对本土居民的保护。这一原则不适用于当时的清政府。美国排华初期，清政府根本没有保护华工的意识。长期以来，清政府一直采取海禁政策阻止人民出海谋生，将华工视为“弃民”。乾隆皇帝曾下诏：“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牟利，朝廷不闻问。”直到一八六零年的中英《续增条约》，清政府才第一次承认华人移居海外的权利。即便如此，清政府依然很消极，根本没有现代领事保护的概念。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的华人社区，是一个两不管的地区，灾难来临之际，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极为凄惨。

美国华工的抗争

美国华工要求的合法保护，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初见端倪。一八六七年，一些中外条约，到了要修订的时候。修约曾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个诱因，清政府担心列强借口修约再次挑衅，决定遣使出洋，和列强修好。但是，外交无能的清政府，竟找不到能承担此任的官员，只好请刚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Ａｎｓｏｎ　Ｂｕｒｌｎｇａｍｅ）出山。于是，美国人蒲安臣，成了中国的“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团出访欧美。美国是出访的第一站，蒲安臣超出使团的授权，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史称《蒲安臣条约》（一八六八）。让人深思的是，这个由美国人以清朝使节为名擅自与美国签订的条约，竟然是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的第一个具有对等内容的中外条约，它给予双方国民在移民、贸易、传教、办学、设领等事务上对等的权利，并使美国承诺“不干涉中国内政”。

设领护侨是签订《蒲安臣条约》的重要原因，如使团成员清朝官员志刚所云，旧金山“华人已有十数万之众。若不设官，一恐其滋事，无人弹压；二恐其久无统属，变为外国下等之人。”但清政府的华盛顿公使馆，要到十年后才设立。同年，也在旧金山设立了领馆。从此，直到一九一一年清朝覆灭，清政府驻美使节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蒲安臣条约》力争美国排华的违约行动，要求美国政府制止排华暴行，保护华侨的合法权益。尽管效果有限，但美国政府还是做出了让步，甚至赔偿。

尽管，清政府对在美华工基本上是不闻不问。但在美华工自身的反抗从未停止过。其中最有名的一次就是一直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益和告霍普金斯案》。

益和曾是一位华工，他在加州经营洗衣店二十二年，他的所有经营行为都符合加州的卫生和安全法规。他有消防和公共卫生部门颁发的合格证。但市政当局却在新的洗衣店条例下拒绝了他的营业许可申请。在当地华人协会同心堂的鼓励下，益和与其他一百五十家有同样遭遇的华人洗衣店主一起，决定不顾条例和市政当局的歧视行为，经营自己的洗衣店。

在一八七三到一八八四年间，旧金山市政当局通过了十四项被称为“洗衣店条例”的法律，以期把华人洗衣店从市内赶走。立法机关为了不违背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立法者设计了复杂的许可证制度，赋予了执法官员任意处置权。

一八八六年，益和直接将逮捕他的警长霍普金斯告到了加州最高法院，要求法院下达人身保护状，以矫正旧金山市政当局的错误立法。华人协会同心堂为益和请来了旧金山著名律师麦卡利斯特（Ｈａｌｌ　Ｍｃ　Ａｌ　Ｌｉｓｔｅｒ）为他辩护。麦卡利斯特是一位出色的庭辩律师，生意一直很好。

益和指控洗衣店条例违反了加州宪法、美国联邦宪法和一八八零年中美条约。但是加州最高法院拒绝了他的指控。同时，另一个中国洗衣店店主李武也把官司打到了加州地区的联邦巡回法院，但李武也被法院打了回来。不过法院裁决书中表示，法院对洗衣店条例的执行感到不安，因为它给了市政当局毫无限制的裁判权。于是，益和与李武分别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高院对两案一并审理，要点是：原告是否被剥夺了美国宪法或美国联邦法律给予的权利？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坦利•马修斯（Ｓｔａｎｌｅｙ　Ｍａｔｈｅｗｓ）代表高院宣布了一致同意的判决：旧金山市政当局侵害了两位原告的权利，他们应立即予以释放。在判词中，高院给出了一个新原则：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适用于美国公民，也适用于非公民。高院发现市政当局的条例给予了市政当局“赤裸裸和专断的”权力。而且其执行方式使其中立地位大打折扣。高院称，条例执行中，市政当局专门针对中国人，这就否定了对华人的平等保护。最后，高院指出，这是一个表面公正的法律，但执法极为不公，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高院对该案的判决，赋予了平等保护条款一个新解释：高院有权考察一项法律的执法过程，以判定该过程是否合宪。

二十世纪中叶，益和案受到了广泛的注意。美国少数族裔挑战一些州的种族歧视法律和政策时，在很大程度上根据的就是平等保护条款，益和案是他们援引的主要案例，成为讨论宪法平等保护条款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案例。

《排华法案》

一八七九年，国会的一项排华法因为明显违反了《蒲安臣条约》，在清政府的抗议下，被海斯（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　Ｂ　Ｈａｙｅｓ）总统否决。同时，海斯迫使中国修订《蒲安臣条约》，使之为国会以后制定《排华法案》铺平了道路。一八八零年，中美签署了《中美续修条约》，尽管清朝迫使美方废除了条约初稿中“禁止”华工的规定，但接受了“管制和限制”华工赴美的规定。在条约英文版中，有“暂停”的字样，清廷的谈判官员宝鋆竟然不查，成为美国日后《排华法案》的一个借口。

一八八二年初，加州的国会议员再次提出《排华法案》，规定“暂停”华工入境二十年。中国第二任驻美公使郑藻如提出抗议，认为它违反《中美续修条约》精神，为此，他面见美国总统阿瑟（Ｃｈｅｓｔｅｒ　Ａｒｔｈｕｒ）。阿瑟部分地接受了郑藻如的抗议，认为长达二十年的禁止华人入美将有碍于美国与东方的贸易。阿瑟否决了这个法案，但是他并不反对法案中禁止华人入籍的规定。国会只好把禁止华工入境的时间减少到十年，阿瑟签署了这个法案。是为一八八二年的《排华法案》，从此华人自由移民美国的时代结束了，是以后的排华立法的先河。它禁止了未来十年的华工赴美，剥夺了在美华人的入籍权。一位坚持林肯共和党理想的参议员愤怒地指出：“我谴责该法律，不仅因为它违反了美国一项古老的政策，不仅因为它侵犯了基本人权，而且，更是因为它违背了共和党近期的政治原则——种族平等。”一位历史学家曾说：“美国传教士无法向华人解释：为什么华人可以进入白人的天堂，却进不了白人的国土？”

一八八八年美国通过了新的排华法《斯科特法》，宣布原先发出的劳工卡作废，近两万名持有劳工卡的华人无法入境。他们只好以在美国出生为由，从加拿大入境。随着以出生美国的身份进入美国的华人越来越多，负责执行《排华法案》的政府官员决定把失败了的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希望最高法院能够裁定出生美国的华人不是美国人，说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规定只针对黑人。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八九八年“华人身份案”（ＵＳ　ｖｓ　Ｗｏｎｇ　Ｋｉｍ　Ａｒｋ）中，高院以六比二明确裁定，尽管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也无法获得公民身份，但出生在美国的人就是美国公民，与种族无关，这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规定。他们是美国公民，《排华法案》不适用于他们。

孙中山在美国从事反清革命活动靠的就是他在夏威夷办的一张证明自己出生于夏威夷并在当地行医的公证文件。一九零四年三月，孙中山从旧金山入境时，遭到美国海关扣押。那是因为清政府驻旧金山领馆向美国政指证，孙中山的证件有假。在当地华人致公堂律师帮助下，孙中山向负责移民事务的美国劳工部上诉，强调他是因为提倡革命而被清政府领馆诬陷。一周后，孙中山被保释出来。几星期后，美国劳工部认为孙中山的身份有效，留美合法。

一九零二年，《排华法案》到了延期的时候了。美国的排华势力蠢蠢欲动，提出了更严格的《排华法案》，严格界定来美的商人和学生身份，严禁华工进入美国和美国领地夏威夷及菲律宾，同时严禁这两个地区的华人移民美国本土。时任清政府驻美公使的伍廷芳，向罗斯福（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政府提出抗议。抗议书中，伍廷芳对《排华法案》中的华工降低工资水平、华裔将吞没美国、华人无意入籍和华人低消费的排华谬论进行了反驳。并指出排华将损害美国利益：《排华法案》阻止了华裔潜力的发挥；最严重是，它将破坏中美贸易关系。同时，伍廷芳要求清政府警告美方，若一意孤行，中国将抵制美货。伍廷芳指出：“此抵制之例不论大小强弱，本可通行，依然行之，大国强国也无可奈何，必不致有失和用兵之事。”清政府对这一建议不加理睬。在新《排华法案》通过之际，伍廷芳做了最后努力，他向罗斯福呼吁，不要签署这一“不特有违公法，且非优待友邦之道”的法律。不幸的是，在收到抗议照会前，罗斯福已签署了《排华法案》。

新《排华法案》无限延长了禁止华工入美的时限，并将设限区域扩大到美国海外领地。违反了一八九四年《华工条约》，后者暂停华工赴美十年。一九零四年《华工条约》续约时，国会试图把其违反条约的国内法强加给中方。为此，清政府新任驻美公使梁诚坚决反对，使谈判陷入停滞。

这时侯，旧金山码头上的一起事件引发了中国抵制美货运动。当时一批来美的中国商人和两名新闻记者，在旧金山码头受到美国移民局的无理搜查。记者马上把消息传给了上海的同行。于是，上海的商人和知识分子及学生闹出了一场震动了清皇朝和华盛顿的抵制美货运动。

当时的上海报人说服了上海商会会长曾少卿，请他出马领导这个运动。一九零五年五月，曾少卿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通电全国二十一个通商口岸抵制美货，全国群起响应。广州、福州、青岛、天津，都投入了运动。曾少卿是福建人，福州商会还特意印发了抵制美货的传单，广为散发。

这场运动从一九零五年五月起，持续了两年，对美国无疑是一个警告。美国对华出口从一九零五年的四千四百万美元，降至一九零七年的二千六百万美元。于是，负责执行《排华法案》的劳工部，提出了新的执法原则：“既不能危及两国的正常商贸往来，也不能损害美国政府的公正和诚实形象。”劳工部还要对《排华法案》进行全面评估，加以修正，以消除其中非正义和严酷内容。罗斯福总统给移民局下了命令：“凡持有签证的中国人，必须给予礼遇，不得刁难。如有违者，立即予以撤职。”这是近代中国民众以抵制外货来争取权益的第一次尝试，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第一次觉醒。

但是，《排华法案》又延续了近四十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期间，中美结成抗日同盟。在宋美玲访美后，美国政府认识到，无论从基本道义还是从共同抗日的利益出发，都无法实行《排华法案》了。一九四三年十月，在富兰克林•罗斯福（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Ｄ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总统要求国会废除了所有《排华法案》：“国家和个人一样，也会犯错。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通过废除排华法，我们可以改正一项历史性错误，并消除日本人的歪曲宣传”“把公民权授予在我国相对说来为数不多的中国居民，将是又一个有意义的友好表示，它将会进一步证明，我们不仅把中国当作共同作战的伙伴，还将把她当成和平时期的伙伴。”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废除排华法、规定移民配额及其他事项的法律》，该法只有三条：一、废除一八八二年以来的所有排华法和其他法律中的排华条款；二、每年给予中国一百零五人的移民配额；三、允许合法进入美国的华人加入美国籍。华人从此获得了与其他民族平等的移民权利。但是，美国人口中的华裔已从《排华法案》开始时的十多万人，减少到了七万余人。二十年代美国移民法是基于其人口构成来确定移民配额的，废除《排华法案》的当年，华人只有一百零五个移民配额。

一九六五年，在民权运动推动下，国会才通过了废除种族标准的新移民法。该法规定每年移民入籍总额为二十九万人，给东半球各国的配额为十七万人，西半球各国的配额为十二万人，但是一个国家不得超过二万人。根据新移民法，中国获得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待遇。该法还确定了家庭团聚和技术优先原则，中国获得了与其他国家同等的两万个移民配额。

一九五零～一九七零年间，有三万余名台湾留学生赴美，大多数都通过就业成了合法移民。一九七九年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后，美国给台湾每年两万个移民配额。一九八九年“六四”后，有六万名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获得了美国绿卡。这些来自大陆的新移民，根据移民法中的家庭团聚条款，形成了一个移民大潮。美国华裔人口从一九八零年的八十一万，增加到了二零一零年的三百六十四万。

唱不衰的美国

汤伟：美国——一个敢于自我唱衰的国家
(from cnd.org)

在2012年即将到来前夕，美联社公布一项新的全国民调发现，68%的受访者表示，2011年是美国最糟糕的一年。62％的人相信新的一年里美国将会变得更好，高达78％的人表示他们的家庭生活会有改善。持乐观态度美国人认为再糟也不会比2011糟。

“还有比2011年更糟的吗？”一位接受调查者问道。

过去这几年，美国媒体上每天见到的词无不是高失业率、沉重的债务、政治僵局、房价下跌、资产缩水、贫困增加、抗议不断、前途迷茫，美国看来真是一个岌岌可危、摇摇欲坠、行将就木的国家。

媒体每天都在唱衰美国。有文章说这十年对美国人来说，内忧外患，恐惧可怕、 人们过的简直是地狱般的生活。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11月刊，用了极其严苛的词语来斥责美国：“美国是侵略成性、不断扩张的国家、美国自以为是，自以为上帝站在自己一边，揽下全球进步的功劳，美国发动两场代价高昂却打不赢的战争，贪婪与腐败造成的金融崩溃挥霍掉美国的优势地位。这个末日资本主义这次真地不一样——最终将崩溃”，毫不留情地将美国这个世界老大批得是体无完肤、无地自容。

然而当美国刻意放下身段自我贬低的时候，我们就要清醒了。

面对一片唱衰的说法，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文章曾经也提到过：美国的衰退被无限夸大。质疑这个不 断应对着一系列的挑战的国家， 是不是真的在衰退？

长期以来，美国政界、经济界、教育界、文化界有一批社会精英深深懂得一个道理：因为美国长期占有所向往的东西——和平与富足，使人耽于享乐、追求财富、不再怀有理想。英国思想家米尔顿曾经精辟指出这种“长期和平的破坏力丝毫不亚于战争”的危险。因此美国必须不断否定自己，不停地反思，不停地变化。否极泰来，唱衰正是为了让这个民族时刻警觉，不要在捧杀中落伍。灾难兴邦，过惯了舒适享受生活的美国人要给自己制造紧张。

美国的电影制造了很多美国社会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场景：美国是一个充满了色情、暴力、凶杀、枪击、强奸、抢劫、黑势力、坏人当道、种族歧视的国家，然而我们一出电影院，顿时感觉这个社会一片安宁，感觉我们真应该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

清醒的人们都会看到：在美国有意唱衰自己的背后是精心的全球战略布局，在非洲、在中东、在东亚，美国正在精心布置着全球一盘棋，战略目标十分明确。

敢于唱衰，也恰恰表明了一个国家民族的自信。美国始终相信自己的实力。

美国在许多关键的领域依旧保持着绝对优势：

美国仍然拥有最具竞争力的经济，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的企业家和世界相当数量的财富500强公司；

美国在许多领域的科学技术依然雄踞世界前列；

美国依旧是各国最向往的移民地，它能吸引无数的人才为美国服务；

美国拥有北约盟国、欧盟和20国集团工业化国家联盟，可以长时间帮助美国来实现国内和国际的战略目标；

美国拥有别的国家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

美国拥有很强的软实力，凭借自己独有的文化和政策吸收各种人才，美国的教育水平依旧世界领先。

事实上，美国衰退论由来已久，1973年中东石油战争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大有取代美国之势，当时很多人就认为美国的末日已经临近。一次次唱衰的后面，是不断应对挑战、度过艰难，使美国更加强大。

美国这个国家不怕唱衰，她要的正是“里子”，而绝不在意“面子”。

写到这里，我想起在我居住的地区，有一位街坊邻里大家熟识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名叫卡迪。他流浪在外已经有十四年了，最近在写他的第三本书。在他的第一本书《失去灵魂的土地》中记载这样一件事：他的推车上除了捡来的瓶瓶罐罐，破箱子、衣物，还总是插上一面美国国旗。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插美国国旗？” 他回答道：“我热爱这个国家，这是希望的土地，无论你的种族和宗教，你都可以自由地行走在街上。这是一个希望和梦想的国家。”

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着这样一种自信，这就是美国真正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