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美国“排华法案” 尘封的历史

四百万人的故事始于1849──打开美国“排华法案” 尘封的历史

·董洁林·

1849年开始了一个的故事，可以说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诗。没写错，是1849，不是1949，显然当代人对1949的故事更为熟悉。相比之下，1849年是不起眼的一年，查看史书虽然也发生了许多事儿，如美国加州开始了淘金热，全世界的淘金者蜂拥而至（这也是“49ers”的由来）。在中国，那一年是道光29年，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几起农民起义，还有后来的成为清朝水师名将的邓世昌出生。

然而，就在这个不起眼的一年，有两个名字没有被历史记下的中国男人在海上飘了几个月后来到了那个传说中遍地黄金的美国港口-San Francisco。他们应该是从广东某地上船的，很可能是澳门，当时有些移民到美洲的白人在亚洲招募劳工，半蒙半诱地将许多中国人弄上了驶向美州的船，他们被称之为“苦力”（Coolie）。按历史记载，这两个人是最早登上美国土地的华人。

19世纪中期作为淘金者来到美国的华人，也许有人找到了黄金，而更多的人一无所获。然后更多的人来到美国修铁路，第一条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这些人也许是自愿前来，也有人是被迫离开家园。他们工作努力，成果卓著，但被蔑称为“苦力”，而且被当时的社会无情蹂躏。更后来，虽然知道当时的美国社会充满难以忍受的种族歧视，但是他们还是前赴后继地赶来，因为那时他们的祖国战乱不断，难以生存。

1882年，旅美华人的噩梦正式开始了，那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然后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之中多次被修正加强，以达到排斥中国新移民，限制已经居住在美国的华裔移民的权利和行为的目的。当时的排华浪潮是从华人聚集的加州开始的，很快蔓延到全国。除了种族之间文化隔膜的原因，当时排华的主要理由是因为勤劳节俭的华人争取了其他人的工作，这个理由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变得格外得人心。显然，这些法案违反了美国宪法的精神，违反了美国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由于排华法案，不仅新移民不能再来美国，美国的华裔妻儿也不能来此团聚，更不能在这里形成新的家庭。还有，当时任何离开美国的华裔不能再自由回到美国，华裔的永久居民也被剥夺了成为美国公民的权利，甚至作为法庭证人的权利。在1924年，国会扩展了“排华法案”，将这些限制强加给所有亚裔种族。直到20世纪中期这些不合情理的限制条款被逐渐取消之前，华裔一直被隔离居住在所谓的“中国城”自生自灭。无疑，华裔美国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然而中国早期移民的遭遇是悲惨的历史一页。

那些旅美的华人前辈，包括那两个最早登陆美国的华人，他们知道前往美国的路很远，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旅程竟然是一辈子，甚至他们的儿孙仍然继续在他们的旅程……他们明白通往美国的路艰难坎坷，但他们没有想到竟然需要用自己的尊严、鲜血、甚至生命去开拓向前的每一步。他们以为自己永远是中国人，会将尸骨和祖先一起埋在那个叫“中国”的地方，然而最终美国却变成了他们永久的家园。他们更没有想到数百万新一代的中国人会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相继来到美国，成为华裔美国人。

那批最早从中国来到美国的移民，大约10万名卑微、诚实、勤奋的中国人，他们获取的很少，却留下了那条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也为加州建造了一套造福世代的农业系统。他们携带的是和其他移民类似的一个典型的“美国梦”，然而这个梦对他们来说格外沉重，寻梦的航程也格外坎坷。

今天，当我们打开尘封的历史，回望那条他们历经艰辛的道路，我们看见了不公正和歧视。我们还看见了那部可耻“排华法案”高悬在美国法典之中。当我们现在享受着美国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知道，早期中国移民是如何被不公平地对待，他们遭受的痛苦是如何的不该，他们的灵魂不会安宁的。

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简单道理，就是如果有人做了如此错误的事，那么至少应该“道歉”。是的，这些早期中国移民应该得到一个道歉，一个来自美国国会的正式道歉，因为那份可耻的“排华法案”以及早期中国移民因此所遭受的痛苦。

也许有人会说，“一个道歉太少了、太迟了”。对于死去的亡灵，这也许有几分道理，然而国会的道歉将为这段让华裔社区蒙羞数代的历史画上一个正式的句号。

也许有人会说，“对一件那么久远的事道歉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道歉有着急迫的现实意义，因为该法案的立案缘由在现实中仍然不绝于耳，用不同的方式时常骚扰我们。而且，不公正的种子永远都会存在于人类的某个角落，随时在寻求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再次发芽。

这个过程一方面可以让公众更好地了解华裔的历史、认可华裔祖祖辈辈对美国方方面面的巨大贡献、促进华裔社区更好地融入主流，同时从另一个侧面提醒整个社会不要重复历史的不公正。这个过程也会让华裔能够有机会治疗历史的伤痛，还原作为华裔美国人的尊严。

当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的时候，甚至在排华最为狂热的时期—19世纪的下半段，我们也可以看见良知仍然存在于社会。在1882年，共和党籍麻州参议员Senator George Frisbie Hoar认为“排华法案”“将种族歧视赤裸裸地合法化”。在1893年，麻州众议员Morse说，“于第52届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Geary Bill），我认为是不人道和不公正的”。从1870到1890年间，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也是这段历史的目击证人，他用善良和公正的笔不断为华裔的不公平遭遇呼吁。这些故事说明良知可以跨越种族的隔阂、穿透国家的界限，反映出良知在历史长河中折射出来的温暖光芒。

为了争取今天这个平等和公正的社会，许多民权领袖和团体都付出了许多努力。最近年来，各国政府纷纷就其历史上所从事的种族歧视的行为向受害人和公众道歉。2006年，加拿大总理Stephen Harper就历史强加在中国移民身上的特别税收向华裔加拿大人道歉；2008年，澳大利亚总理Kevin Rudd就历史上的种族歧视法案向澳洲土著道歉。在美国，1988年美国政府决定向二战中被关押的日裔人士道歉并附带赔偿；2008年，就黑奴历史以及”Jim Crow”法案，美国国会正式向非裔美国人道歉。还有，2008年，就过去美国政府对土著美国人的不公正行为，美国国会向土著美国人做出道歉。这个过程是正面的，将国家的各个群体更进一步地融合在一起，而不是撕裂开来。

最后，让我们来听一听麻州众议员William Everett在1893年国会有关“排华法案”的听证会上的历史性发言：

“让我告诉你们，那一天总会到来的，也许是两百五十年之后，那时，太平洋海岸边（加州）的先生们的子孙将悔恨今天你们对中国人做法，他们将更愿意和我们麻州人一起，而不是像加州人一样，公平地对待中国人。”

众议员William Everett是对的。2009年7月，加州政府终于为那段发生在130年前对中国人歧视的历史正式向华裔美国人社区正式道歉。感谢神灵，这声道歉来的比众议员William Everett预期的要早了许多。

从1849年起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华裔美国人已经达到了四百万。为了慰籍那已经作古的10万个亡魂，也为了让我们的孩子有一个永久平安的家园，我们四百万华裔美国人社区应该团结在一起来寻求一份国会的正式的、迟来的道歉。

From CND.org

中国教育改革: 阴阳文化和 阴阳教育

　·吴鑫岩·

随着“导弹之父”钱学森先生的仙逝，拥有“洲际导弹”（周济捣蛋）之称的教育部长也被免职。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部长职位的任免还不知是喜是忧。“捣蛋”的另一种说法叫“改革”，如果不让人家折腾，改革也就寿终正寝了。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折腾，这就要看其指导思想是否合乎客观规律。整个教育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只从一个侧面谈一下个人的粗浅认识。古人云：“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教育也要避免失去阴阳平衡。

一．阴阳文化

思想与行动是互为因果的，因此历史与思想史总是交织在一起。中国的文化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连年不断的内战中产生了很多杰出的思想；然而，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繁荣又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商鞅为了使秦国尽快富强起来，其变法的思路就是禁止各家的言论，只强调农耕和备战。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这一思路演变成了焚书坑儒的悲剧。秦国的文化实际上是“无文化”，对内靠严刑峻法，对外靠武力征服。所以，尽管中国实现了统一，秦朝却二世而亡。刘邦打下天下以后，经过文景之治的一段休养生息阶段，汉武帝又开始了强权政治，大力推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某种角度来看，汉武帝比秦始皇还是有进步的：从“零文化”进化到了“单一文化”。由于儒家学说有巩固皇权，约束官吏和使社会秩序化的稳定作用，所以汉武帝的政策被此后两千多年的统治者们奉为圭皋，同时儒家思想也被神圣化和教条化了。用道家的观点来看，那些有固定不变的有形东西具有“阴性”，相对来说，那些不断变化而无形的东西则具是“阳性”。所以，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两千年以来的文化具有“阴盛阳衰”的特征，由此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在近代的落后，结果惨遭世界列强的欺凌和蹂躏。

在洋务运动得到推行以后，西方的科学和文化开始逐渐传入中国，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些“阳性”的思想彻底摧垮了“阴性”的儒家教条，因此，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世袭专制社会体制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此后，尽管出现了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日本入侵和国共内战等一系列的社会动荡，然而，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却难得地呼吸到了一口新鲜空气，结果造就出了一大批出色的学者。新中国成立以后，“秦始皇”重新执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焚书坑儒”。钱学森先生在晚年提出了杰出人才断层的问题，其实答案很简单：教条主义的阴性文化只能培养精神奴隶。

二．阴阳知识

人们常常把教育过程简单化为知识的传输，特别是在古代，死记硬背成了主要的教学方式。然而，到了如今这个信息时代，那些僵死的“阴性”知识已经大为贬值了，人们只要上网搜索一下，几乎什么知识都能找到。就理工科领域而言，任何学科都存在着阳性的“道”与阴性的“术”。例如，连小学生都知道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式：能量等于质量乘上光速的平方；如果告之质量的亏值和光速，他（她）们拿起计算器就能算出核武器的当量。像这种类似的方程就属于阴性的“术”，代数方程可以用计算器来算，微分方程可以用计算机来数值求解，所以，“术”的东西都不难学。然而，在阴性的“术”背后都有阳性的“道”存在，而只有既理解了“道”又能够运用“术”，才算真正掌握了知识。例如，在看似简单的质能方程式背后隐藏着四位时空的概念，一个高中毕业生不花上几年的功夫根本理解不了这个“道”。如果进一步追究能量和质量到底是如何转化的，目前人类的知识水平还无法回答这一问题。

此外，阴性的知识也可以“还阳”。例如，很多医学和生物学教科书在讲述知识的同时，还花很大篇幅介绍当年的科学家是如果做出这些新发现的。与此类似，在视频制作上也有一个小技巧，它可以让一张静态的相片“活动”起来。一种方法是调整焦距来实现从局部到整体画面的过渡，另外一种方法是从一端向另一端扫描。通过对科学发现过程的描述，使学生们在学习“阴性”知识的同时，还可以学到如何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另外，通过对这些科学家的介绍，也可以给学生们起到榜样的作用。

我们这一代人上大学时文革刚刚结束，很多大学教师的学业也都荒废了。结果，很多老师上课时只能照本宣科，手里拿着备课本在黑板上抄板书，学生们则匆匆忙忙地在笔记本上抄笔记。稍微优秀一点的老师能够离开书本在黑板上推导一些公式，而能够画龙点睛般地点出其核心思想的老师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如果学一些简单的知识，靠学生们课下来理解还是可行的。可是，如果在一些深奥的课程中老师还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般地讲课，那就有点误人子弟了。古人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者，流散无穷”；“假传万卷书，真传一句话”。如果老师能够给学生们一个高屋建瓴的开示，那就会对学习过程起到事半功倍的促进作用。不过我们也不能抱怨太多，当年我们上学时不仅自己不用交学费，很多同学还有全额助学金。当时国家那么穷，拿出这点钱来的确很不容易。记得在开学典礼上一位副校长对我们训话：你们能够上大学并不是因为自己有才，而是靠七个农民所交的税来资助的。这话当时听起来有点刺耳，也许正因为如此才记忆深刻。现在美国正在过感恩节，我们还是应该衷心感谢祖国人民当年的栽培。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最近在网上看到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说，有些大学教授还在给学生“吃屎”，顿时觉得教育系统问题严重。仔细想来，责任并不完全在教师身上，这主要是一个系统问题。

三．阴阳教授

除了一些与管理有关的杂事以外，大学教授的主要职责就是教学和做科研。如果把传授过去的知识看作是“阴性”的，那么，做科研来开发新知识就可以称为是“阳性”的。在古代中国的老师有“阴盛阳衰”的趋势，如今，大学里却出现了“阳盛阴衰”的现象。很多大学的管理者都希望教授们在这两方面都十分出色，然而，客观现实却不是这样：往往科研做得越出色，其讲课水平就越差。况且，绝大多数做科研的人根本没有时间写书，即使出版专著也往往十分晦涩难懂。众所周知，人的大脑有左右两个半球，就绝大多数人来说，左半球处理细节的微观问题，右半球负责整体的宏观问题。在如今这个知识爆炸而精细分工的社会中，左半球占优势的人更适合做科研。俗话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做科研需要聚精会神地钻研一个专门课题，结果往往会忽视整个知识体系的宏观机构。这就像我们用网上的地图搜索功能一样，如果查看小范围的地图，各条小街道都看得清清楚楚，然而却无法了解大范围的高速公路网。因此，做科研的教授适合于带研究生，而不适合教本科生。

牛顿曾经说过：“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然而，如今当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爬上了巨人的肩膀上时，突然发现其上面站着另一个巨人。当我们筋疲力竭地再爬到这个巨人肩膀上时，却发现上面还有一个巨人，结果很多曾经豪情万丈的莘莘学子到此只好“望巨人兴叹”。因此，青年学生们迫切需要大学修建一道“天梯”，同时有老师在艰难的时候能够提携一把。然而，在科研型重点大学里却普遍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所以在美国四年制私立文理学院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因为那里的教师没有多少做科研的压力，可以专心致志地教书育人。如果把科研事业当作一场面对未知世界的征战的话，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补给线”拉得过长，学生们高中毕业以后不经“十年寒窗苦”根本就没有能力独立从事科研活动。在美国学生们根本没有“学而优则X”的观念，所以很多聪明学生不愿学理工科，结果就造成了本国科研人员后继乏人的现象。

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成功要素就是社会分工，同样，在教学和做科研方面教授们也应该进行分工。例如，年轻的教授可以少教课，腾出时间来多做科研。过了五十岁以后，大部分人做科研都会感到力不从心了，那时就可以多教课，逐渐把科研工作转交给年轻人。可是，在如今的大学管理体制中，大家千军万马一起去抢科研项目和经费，结果不仅阻碍了年青教授们的成长（涂序新就是一名受害者），而且还形象到了老年知识分子的健康状态。据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只有58岁，可是，大家都陷在了这样一场无休止的争斗中而无法自拔。推而广之，整个社会都应该建立起这样一种按年龄来安排工作的制度，例如，五十岁以上就可以选择每天工作六小时，六十岁以上一天可以工作四小时，同时他（她）们的工资也要相应减少。这样的制度实际上提高了老年人的工作稳定性和安全感，同时也提供了一个逐步适应退休生活的途径。就整个社会来说，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会显著提高，国家和个人的医疗开支都可以大幅减少。

四．阴阳学生

在模拟电子线路中，最核心的器件就是振荡器和放大器。前者不需要任何输入（如果噪音被排除之外的话），却可以产生输出信号。因此，振荡器是信号的源泉，可以被称为“阳性”器件。放大器则不同，它需要输入信号，然后将其放大，这种被动的工作方式可以被称为“阴性”器件。这两种器件的组成元件几乎完全相同，主要差别只在于反馈模式上。然而，它们的工作条件却完全不同，振荡器对工作环境非常敏感，如果有信号输入的话就会影响其正常工作。反之，放大器非常稳定，可是，如果没有信号输入它就会输出噪音。其实人也可以分为两类，“阳性”的人靠“内驱力”来生活和工作，而“阴性”的人靠外界的激励来生活和工作。在各行各业有杰出业绩的人都是“阳性”人，他（她）们可以从工作中获得乐趣。然而，并不是什么工作都能让“阳性人”兴奋，这类人只能干命中注定的工作。例如，爱因斯坦在前半生硕果累累，而后半生却毫无建树。可是，即使没有任何来自外界的激励，爱因斯坦仍旧孜孜不倦的研究其所钟爱的统一场论，直到逝世的前一天。虽然爱因斯坦自己在这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却激发了新一代物理学家对超弦理论的研究。爱因斯坦最鄙视的就是这样的科学家：他们总在寻找最容易出成果的课题，然后拼命发表很多肤浅的论文。其实，这种“阳性人”对“阴性人”的批评也是失之偏颇的。“阴性人”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可以“干一行爱一行”，但是他（她）们的工作热情主要来自于名利的刺激。在社会中“阳性人”的数量十分稀少，所以“阴性人”是社会的主力军。

为了回应钱老关于人才问题的提问，教育部曾经启动了“珠峰”计划。具体的细节还不得而知，但是，很有可能走入科大少年班的老路。事实证明，“阴性人”是可以培养的，而“阳性人”只能生养，仅仅靠后天努力根本无法成就天才。况且，很多“阳性人”在少年时期却是很笨拙的，而很多早慧的儿童长大以后并没有突出的成就，所以人才的选拨不宜在早期进行。例如，与霍金齐名的英国数学物理学家Penrose早年就十分迟钝，算术总是考不及格，结果他的老师就让他用别人两倍的时间来完成考试。如果他生在中国肯定就被应试教育所淘汰了。其实，霍金一直到本科毕业都成绩平平，在学业上根本就没有显示出任何天才的迹象。爱因斯坦在读本科期间的表现就更差，由于他经常旷课，如果没有朋友帮忙的话连本科文凭都拿不到。所以他毕业以后没有一个教授肯给他写推荐信，在失业了很长时间以后才在专利局找到了一个下层职员的工作。本人认为，高等教育改革的根本出路还是在于扩大本科招生和缩小不同大学之间在本科教育阶段上的差距，逐渐把本科阶段转变为普及教育。等到本科毕业以后给学生们一段自由学习的时光，这样就可以避免“阳性人”被“阴性人”所淹没。

五．阴阳德育

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核心就是墨守成规（阴性），当然，这确实有稳定社会的作用，但是必定会导致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如今，中国的文化变成了“发展才是硬道理”（阳性）；然而，不平衡的发展又导致了很多社会矛盾。道德的阴阳可以按时间和空间来分类，时间上的阴阳可以用现代生物学来诠释，那就是遗传（阴性）和变异（阳性）。空间上的阴阳其实在《易经》中有精辟的描述：厚德载物（阴性）和自强不息（阳性）。如果用《圣经》来解释，“阴性德”就是耶稣的精神：爱人如己；“阳性德”就是亚当和夏娃的精神：挑战权威和敢吃禁果。由于这两方面存在着强烈的反差，所以在德育领域就出现了两难困局。

儒家文化的教育目标主要是培养臣子，而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却没有多少指导意义。老子的道家学说有一部分是对君王讲的，里面还有一些愚民主义思想。佛家的观念是如何摆脱尘世间的束缚，从而获得超脱和自由。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十分缺乏教化民众的理论体系，所以中国历代的社会形态不是动乱就是死水一潭。特别是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模式，铸造出了国民“人人各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自利思维方式。如果这种思想不发生转变，中国就仍旧会局限在“动乱”与“僵化”的死循环里面。相比之下，文艺复兴以后基督教摆脱了教会的钳制，印刷术的使用使人们可以直接从《圣经》中得到指引。再加上民主与法制体系的建立，结果导致西方国家焕发出了旺盛的活力。当然，西方社会并非尽善尽美，中国如果继续深化改革的话，完全可以实现超越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但是，靠过去那种空洞而虚伪的说教根本就无法实现整个社会道德的转变，一个可行的途径是对佛教进行变革，在出世间的教义之外建立起一套人世间的佛教理论，这就有待圣人的出现才能完成。其实问题的实质很简单，人生最大的动力就是对未来的期待，所以只有把现世的“爱人”和来世的“爱己”统一起来，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

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同，佛教的核心是在文字以外。因此，任何佛教的经典都是一些“方便”的近似，而不是金科玉律。其实，在西方文化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上帝的语言是沉默，其他任何说教都是蹩脚的翻译”。所以，以佛教作为基础可以避免原教旨主义（阴性），从而每个人都可以在一生中不断地“觉悟”（阳性）。古人说过，在修炼过程中要“大悟几百次，小悟几千次”。所谓“觉悟”的过程就是借助外界的触发从而引起了内心的转变；尽管阅读前人的心路历程对个人的修炼有很大帮助，但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自己的真修实证上。说句犯众怒的话，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都是扭曲的，所以我们的生活中才有那么多的苦难。如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扭曲了，结果造成了数不尽的人间悲剧。等到人们的生活痛苦到了一定程度，圣人的话才会打动人心；那时人们才会幡然悔悟：原来生活竟然可以如此轻松愉快。

六．阴阳体育

体育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身体健康，然而，“健康”这个词实际上却是由两个不同概念组成的。“健”字的意思是身强力壮（阳性），而“康”的意思是炁血通达（阴性）。青少年具有纯阳之体，炁血自然通达，所以体育锻炼主要以外在的肌肉活动为主。等到上了年纪以后，炁血的运行开始衰退了，那时的体育锻炼就应该逐渐由肌肉活动转变为炁血的调控。所以在中小学和本科生阶段传统的体育锻炼是适宜的，可是，到了研究生和博士生时期，学校就因该提供一些活动炁血的锻炼方法（太极拳和气功）。此外，大学里还可以开设一些中医的选修课，学生们在了解了人体经络系统以后，可以练习一下通过针刺膝肘以下的穴位来调节身体机能的方法。

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一大健康隐患就是失眠，它的起因是大脑无法安静下来，而其根源无外乎兴奋或恐惧。在青年时代，人们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有时候会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然而，人到中年以后，事业上的压力会触发内心的焦虑，也会使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进入老年以后，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降低了，因此无法长时间保持兴奋或抑制状态，结果夜晚的睡眠时间就会缩短。失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人们常常会感到身心疲惫，甚至烦躁不安。现代医学对此有很深入的研究，然而，药物疗法不是成瘾就是无效，至今也没有找到满意的解决方案。半年前，歌坛巨星杰克逊的陨落就是由失眠而引起的。中医对睡眠也十分重视，认为在深度睡眠状态会出现心肾交泰的过程，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可惜的是，中医对失眠的治疗也收效甚微。既然医学找不到解决办法，人们只有寄希望于心理学了。可是，心理疗法又旷日持久，而且其效果也是因人而异。

人类与其它动物一样，生存的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获取食物和防范外敌，这主要靠大脑皮层发挥作用。其二是维持肌体的正常运转，例如呼吸和消化功能，以及维持稳定的体温和电解质平衡，这主要靠脑干和边缘系统来调节。其三是抵抗微生物的侵袭，主要依赖免疫系统和细胞的凋亡与再生，它与脊髓的功能有关。如果这三方面按功能来进行排序的话，其难度是越来越高。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大脑所处理的是最简单的事，而其余那些复杂的过程都是靠更高级的意识结构来自动调节的。但是，干任何事总离不开能量的消耗，所以，这三方面的功能之间存在着能量的竞争。例如，如果吃完饭马上就进行体力或脑力劳动，血液就会流向大脑和大肌肉群，从而影响消化和吸收功能。此外，人们一旦生病发烧，就会觉得头昏脑胀，浑身无力，食欲减退甚至呕吐；此时，免疫系统需要能量来对付入侵的微生物，所以前两个系统就要暂时降低能量消耗水平。其实，夜晚的睡眠过程也与此类似，身体的能量集中用在清理，解毒，调整和再生等过程。

现代人的普遍身体状态是“阳盛阴衰”，人体的能量和意识主要集中在大脑里，从而失去了感知来自身体的微弱信号的能力。目前，过劳死的现象在中国已经屡见不鲜；其实，人体在走到死亡的边缘之前会发出很多求救信号。然而，在这个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的社会中拼搏，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些重要的信息，因此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古人说过：“天下由来轻两臂，世间何苦重连城”。其意思是说，如果为了得到天下而失去两只胳膊，那么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然而，为了那么一点名利就把性命丧失了，很多人却趋之若鹜而乐此不疲。由此可见我们的社会就是多么地疯狂，而很多人又是怎样的愚痴。归根结底还是教育的问题，人们从小到大都受到出人头地思想的熏陶，结果就造成了把个人以及其他人的生命都置之不顾的思维方式。

总之，教育事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根本无法用三言两语来说清。在强调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不要忘记认识和改造自己的精神世界。按照佛教的说法，物质世界是存在于精神世界之内的，所以，精神世界比物质世界更重要，对其进行认识和改造的难度也就更大。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只有把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结合起来，人类才能与自已和宇宙和谐相处。最后，借助刻在阿波罗神庙上的两句箴言与朋友们共勉：“认识自己”和“毋走极端”。

From CND.org

李开复谈教育：给中国父母的四个建议

李开复谈教育：给中国父母的四个建议

　　今年送女儿去读大学的时候，我曾写过一封信给她，后来这封信公布在我的博客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写信，我觉得写信是一个很好的模式，比言语或电话更能清楚地传达自己的理念，而且信可以长久地保留，不断重温。我父亲以前就常写信给我，现在我书房里还有五六十封，每几年我都会把它们拿出来阅读一下，觉得弥足珍贵。虽然今天是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时代，但用写信的方式来传达一些深思熟虑的想法，让孩子永久留下珍贵的纪念，是一个很不错的渠道。

　　给女儿的那封信最开始仅仅感念于有太多话想对她说，但是后来决定把它在博客上发表，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学生和父母读了这封信或许会有所启发。除了给女儿的那些建议，我还以自己为人父母十多年的感受，以及作为父母的孩子四十多年的感受，总结了四个建议跟大家分享。

　　一、多称赞，少批评；多鼓励，少惩罚

　　批评中长大的孩子，责难他人 　惩罚中长大的孩子，自觉有罪

　　称赞中长大的孩子，懂得感恩 　认可中长大的孩子，喜欢自己

　　在我给女儿的那封信里，毫无保留地描述了从她的出生到大学我们之间的父女感情，这种正面的情感交流和表达，是对孩子的一种认可和鼓励，在孩子成长时父母应该持有这样的态度。然而也有很多家长，包括我自己过去也忍不住用惩罚、批评甚至威胁、恐吓的方式去教导孩子。

　　如果一个孩子在批评的环境中长大，就可能会潜移默化地用批评的态度来解决沟通问题；如果孩子做得不好就要受到惩罚或被威胁，就只有压抑自己的恐惧，否定自己的情感，来换取父母的认同。这样的管教之下，孩子可能会很听话，但是也会缺乏自信，好奇心受到压抑，无法体谅他人的情绪，存在很多情感的缺陷和问题。

　　对小一点的孩子，尤其是涉及到道德或责任方面的问题时可以适当惩罚，但是有一点是千万不可以惩罚的，那就是失败。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最多的教训就是从失败中得到的，如果从小就告诉孩子失败很可耻，他就可能不承认失败，或是隐藏自己的失败，甚至做出不诚信的行为，而不会从失败中检讨、学习、成长。

　　相对来讲，我们应该给予孩子更多的鼓励和肯定。我11岁刚到美国时不会讲英文，几乎没有任何值得夸奖的地方，但是校长却牺牲自己的午餐时间为我补习，有一次数学课老师问1/7是多少，我很快说出了以前背的答案，老师和同学都夸奖我是数学天才，我虽然不是数学天才，但在这样的鼓励下，充满了自信，而且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就是美国教育的特点，它非常鼓励优点，而不去批评缺点。当时我的数学很好，美国历史却很糟，老师并没有因此打击我，知道我英文不好，甚至允许我考试的时候把试卷带回家去查字典来做，相信我不会去偷看书。这样的信任和鼓励，反而激励了我学好这门功课的决心，这件事给了我学习的勇气，也让我生出责任感和荣誉感。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正面的教育才能够真正帮助孩子。

　　二、多信任，少严管；多放权，少施压

　　严管中长大的孩子，无法独立 　施压中长大的孩子，常常忧虑

　　信赖中长大的孩子，信人信己 　放权中长大的孩子，深具责任

　　在严厉管教下长大的孩子，会缺乏独立的能力和管理时间、管理自己的能力，一旦进入大学没有人再帮他策划，就会迷失自我，无所适从。所以家长应该随着孩子的长大而逐渐放权。三五岁的时候告诉他们怎么做，七八岁的时候给他们一些授权，读了大学以后，他们就应该完全做自己的主人。很多父母认为自己是为了孩子好才要去管他，但是我有四个应该放权的理由。

　　第一，父母不见得懂孩子的这一代，可能并不像孩子那样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第二，如果父母帮孩子做了太多决定，反而会造成他们日后责任心的缺失。

　　第三，如果父母管教太多，就会淹没孩子自己的声音，他们会找不到自己的兴趣，失去自信。我在大学演讲的时候，常常有学生说你总告诉我们要追随自己的心，可是我不知道自己的心是什么。如果太严管，可能就会把孩子变成这样的机器。

　　第四，如果施压太多，会给孩子沉重的负担。今天的孩子有很多心理问题，有的甚至严重到自杀、抑郁症，这都是在巨大压力下造成的，父母对孩子一定不要过分施压，而应有解压的责任。

　　我知道女儿对成绩非常敏感，考虑到各种因素(例如高昂的学费)而对自己要求很高，当感觉到她有太深的责任感和太大的压力时，我在给她的信里说了一句话，很多学生说他们很喜欢，“成绩只是一个很无聊的分数，它是给那些爱慕虚荣的人拿去炫耀的，或者给那些慵懒的人去畏惧的。”这句话可能不适合每一个学生，有些学生还是要培养责任感的，但是我有必要告诉女儿，我永远不会刻意地看她的成绩。

　　几个月前，女儿问我是学日文还是韩文好，我跟她说两个都没有用。但是后来我很后悔，就告诉她虽然你的父亲说日文韩文都没有用，但是你都可以去选。我告诉她要追随自己的心，去尝试很多事，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点，在人生未来的某一天，你会有机会把这些点连在一起，画成一条优美的曲线。在我个人成长过程中，有件事意义重大，就是四岁多时我决定不要读幼儿园而去读小学，我的父母答应只要考得上就让我读，最后我考上了。这是我第一个重要的人生决定，我因此意识到自己不是父母的附属品，而是一个有决策权力的人。放权会培养孩子的自信，在信赖中长大的孩子会相信自己，以后也会相信别人。在放权的环境中长大，孩子也会具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深具责任感。

　　三、多授渔，少授鱼；多做，少说

　　传道中长大的孩子，失去判断 　 解惑中长大的孩子，仅能记得

　　互动学习中长大的孩子，才真懂得 　以身作则中长大的孩子，言行一致

　　在中国的环境中，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都有一个常犯的错误，就是说教，说教是中国传统的两三千年前的形式，但是在21世纪已经过时了。传道式的教育之下，孩子可能会记住，但不会真的懂得。说教可能产生两种后果，一是孩子不认可你，变得叛逆；二是他记住了父母的说教，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仅仅解惑的孩子同样也不会真正懂得。

　　要想真正懂得，一方面要试着经过互动的学习，让孩子知道没有事情是绝对的，一个问题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另一方面要“授之以渔”，教孩子思考的能力、学习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中的学习最重要的就是当你把所有学科的知识全部忘光的时候那些剩下来沉淀在你心中的，那才是教育的本质。

　　我常鼓励我的女儿参加辩论会时去辩论她不相信的那一方，多想一下她不是自然想出来的那一面，这样才能理解事情是有两面的，没有绝对的是非黑白。当人面对两面的时候，会更深刻地思考问题，另外，这种思考方式也会培养孩子的同理心。

　　除了这种批判式思维之外，同样重要的是以身作则。有些父母亲会威胁孩子如果再打架就会打他，显而易见这样的教育只会适得其反。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真正沉淀在孩子的心中的是如何做的，而不是如何说的。那些让孩子守时而自己不守时，让孩子讲礼貌而自己不讲礼貌，让孩子讲诚信而自己不讲诚信，让孩子负责而自己不负责的父母都没有做到真正的教育。所以，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为孩子树立一个榜样。我给女儿的信中谈到了以诚待人，多交朋友，无需强求朋友跟自己一样嗜好、一样个性，只要相互真心对待就足够了。我也跟她举了自己的例子，我身边的朋友都个性迥异，但是如果自己都没有做到，我这样说就没有说服力了。

　　四、多做好朋友，少做严长辈

　　规矩中长大的孩子，保守胆小 　父母附属品的孩子，被动听话

　　轻松中长大的孩子，乐观快乐 　做父母朋友的孩子，爱人爱己

　　我的父亲是个很好的父亲，他爱国、诚信、非常负责任，但是他从来不跟孩子打成一片，严守着长幼有序的界限。对父母尊敬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父母要成为孩子的朋友。在这个时代成长，孩子的心中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压力，当他们面临问题、困惑和挑战的时候，如果只是觉得父母是高高在上的长辈，就可能避而不谈，慢慢就有了代沟和隔阂。家长也许会觉得孩子太难懂，但其实可能是自己没有放下架子，定了太多规矩。

　　在太多的规矩和框架之下成长的孩子会胆小、保守、被动，新的时代里这样的人很难达到自己的潜力，也难在优秀的企业或学校脱颖而出。今天我们希望培养的孩子是快乐、乐观的，是能看到一杯水半满而不是半空的，是能够对父母亲有信任彼此倾诉的，是能够爱自己也能爱别人的。

　　所以我跟孩子在一起时，总告诉自己不要有架子，我的孩子会像朋友那样跟我开玩笑，也有很多话跟我说。以前我都是用电子邮件，但自从要跟女儿沟通之后，我就经常用IM，在IM上，我发现她讲的很多话都是奇奇怪怪的(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有那么一套九零后的网络语言)，我也学着跟她这样讲，刚开始时她觉得很奇怪，但是后来她告诉我我是一个很可爱的爸爸。其实孩子不但愿意，而且非常渴望做我们的朋友，我们也非常需要他们做我们的朋友，得到他们的信任。今天的孩子很多习惯跟我们已经不一样了，让他们来学我们时代的规矩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们的。

　　那是不是就完全不要规矩呢？当然不是这样。规矩可以有，然而：(1)定好规矩，但是首先要把规矩的道理讲清楚，不是盲目地服从；(2)在规矩内孩子有完全的自由；(3)违背了规矩孩子将受到讲好的惩罚；(4)规矩越少越好，才能有启发的作用；(5)孩子越大，规矩越少，放权越多。

　　这是我的四个建议，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和启发，中国的未来在中国的青年中，而中国的青年都是我们的骨肉、我们的最爱，所以让我们以后能够彼此勉励，把他们培养成他们最好的自己。

美国社会对儿童的关爱: 亲子活动

美国社会对儿童的关爱
—从《父母必读》杂志在Mercer大学亚特兰大校区的亲子活动谈起
叶宝生

一位老同学，现居美国，一次通电话嘘寒问暖，告说自己整天为生计奔波，最高兴的就是自己从中国到美国的孩子，笑称美国的孩子太幸福了。祝福两句，没太在意。在Mercer大学亚特兰大校区观摩了一次《父母必读》杂志组织的亲子活动，感触颇深。

到达活动现场，只见一对对父母，抱着孩子的，领着孩子的，既抱着又领着的，一辆小车推着一个或两个孩子还有一个小孩跟着的——一家人都挺兴奋地一起参加一个活动又一个活动。活动的设计都非常适宜不同年龄小孩的参与，棒球游戏——用鼓风机吹起一个塑料球，悬空，小孩操塑料球棒击打；篮球游戏——篮筐才高出头顶，蹒跚走路的小孩一次次将球举过头顶装进去；寻宝游戏——帐篷下一堆稻草，里面撒进糖果，小孩在里面翻找；家长与孩子一起做帽子，一起画彩脸，一起套圈……虽然有家长陪护，孩子们才是活动的主角。再看鬼屋、蹦床、滑梯、攀爬，都是充气设备，外形有青蛙状的、鳄鱼状的、火车头状的，也有白云样、水花样的，小孩在里面爬、滚、翻跟头，但都很安全，可见组织者对儿童安全的考虑。一边走，一边看，一边拍照，忽然发现有几辆铲土车、推土机、拖拉机，还认为是工作人员未及时移走。但是有小孩在上面煞有介事地作开车状，也有小孩在上面蹦蹦跳跳，才知道是为小孩专门放置的。小孩不光可以感受卡通般世界，也可以认识现实的工作工具。大灰熊、大熊猫和长嘴鸭造型的卡通人，游走在现场，不时作出各种滑稽动作，引得小孩们纷纷与其合影。还有小孩与卡通人比划上拳脚，卡通人展转腾挪也不示弱，引来大人、孩子一片笑声。儿童们是活动的主角，娱乐性贯穿活动始终。成人们则是尽心尽责的配角。几位乐手，不但热情洋溢，而且笑容可掬，为小孩们演奏一曲又一曲，小孩子们在音乐节奏中不协调的跳着、蹦着，家长们鼓励着、拍照着，其乐融融。几匹小矮马，在一个圈内，吸引了很多小孩，但好像既想骑又害怕，大学生志愿者和家长成了马背上忐忑不安的小主人的保护使者。切身感受的好一次亲子活动！

引发一些联想。在超市购物，用购物小车，有些小车上专门设置放小孩的位置，有的超市甚至准备了儿童电动车，供随家长购物的小孩使用。美国立法，13岁以下的学生放学回家，家中必须有人，以保障儿童的安全。美国的基础教育都是免费的，如果家庭收入低，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提供补贴，小孩在学校享受免费午餐，保证儿童受到公平的教育。美国社会对学生兴趣的尊重和特长的培养尤为突出。以高中生为例，美国学生参加完全国基准考试后，根据兴趣和特长申请大学考试，全国基准考试为参考，通过大学考试就可以进入自己爱好的专业学习，由于可以同时申请多所大学，进入自己爱好的专业比较有保证。而中国高中生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考试分数决定其能否上大学，能否上自己喜欢的专业。很多学生在报志愿时，不知道自己爱好什么，特长在哪，迷茫与困惑，学校又以上重点大学的多少为衡量指标，家长把学生的成绩算来算去，考虑上哪个层次的大学。最后，为了学校的荣誉、家长的荣耀，学生考上了好学校，却不是自己喜欢的专业。美国尊重学生的选择，对学生发展有利，但造成选择理工科的学生偏少；中国分数优先的选择，好大学很难就业的专业也都可以招满学生，但对学生专业发展有很大负面影响。从美国社会对儿童的关爱，可能会引发作为中国教育工作者的更深入思考。

中国的基础教育很好?

说中国的基础教育好有什么根据？

未火
cnd.org

　　网友金海在《再看钱学森论教育的问题》说道：“一般来讲，仅受过大学再
加上研究生的培养的人很难说是真正的人才，或者仅能属于A类人才。在这方面，
应该说中国大学教育还是很成功的，因为连老外都知道，中国的学生学习成绩很
好，基础很扎实，许多著名研究机构或者导师都喜欢中国学生。”

　　我记得杨振宁也说过“中国的基础教育很好”之类的话。现实中多数人也是
这么认为。我有个朋友，从中国来新加坡已经超过10年，从本科到博士都是在新
加坡读的，却坚信中国的基础教育比较好，打算把孩子送回中国读书。

　　这些人说中国基础教育好，其根据无非是中国学生的考试成绩很好，许多著
名研究机构或者导师都喜欢中国学生。我认为这样的说法不够科学。就算这两点
都是事实，也不能充分证明中国基础教育比较好。

　　稍微有一点点统计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进行比较两个群体的时候，样本的选
择非常关键。当我们拿中国学生做为例子的时候，别忘记了其庞大的人口基数。
在美国的导师看来，中国学生都是成绩很好基础扎实，原因很简单：能够出国留
学（公费）的中国学生，一般而言在中国属于水平最好的一群,特别是早期的留
学生, 别说是百里挑一,就算说是万里挑一都不为过。2008年全国高考总考生人
数已经超过1000万，其中将来能够出国留学在名研究机构或者导师的，能有百分
之几？这些在中国成绩最顶尖的学生到了国外，学习成绩能不好？基础能不扎实？
但是，这些人的水平能够代表全体中国学生的水平吗？他们能够证明中国的基础
教育比较好吗？同样地，中国学生在国际奥赛得金奖，必须考虑参加奥赛的学生
都是从全国学生中层层选拔出来的，而且中国人对此比赛有特别热情付出特别多。

　　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比较好的，还有一种说法：有些小留学生在中国读过几
年小学后到国外读书，数学成绩比同班的外国同学好，这不是证明中国的基础教
育比较好吗？这种理由也不够充分。两国教育制度有太大的差异：教育的着重点
不同，对学习难度的要求，学习时间的多寡等等。小留学生的数学成绩比较好，
可能是多种原因造成：比如中国小学教育的数学比重比较高，小留学生因为刚开
始英文不好更愿意把学习时间花在数学上（数学相对来说不需要太多语言表达）
等等。

　　要证明中国的基础教育比较好，必须按照统计学原理来设计比较模型和计算
结果，否则一切的少数个案都没有用。照我看来，说什么“中国的基础教育很好”
“中国的学生学习成绩很好，基础很扎实”都是主观地想当然而已。明知道在创
新教育方面不如外国，就臆想出应试教育比较好，其实也不一定。如果有人愿意
把孩子送回中国读书将来跟1000万人来竞争，即使考上最好的北大清华也不过世
界大学排名百名之外，那是他们的自由。而我宁愿让孩子在新加坡跟几十万人竞
争，去考取世界大学排名几十名的南大，将来要申请美国名校还更加容易。

中国教育: “钱学森问题”无解?

“钱学森问题”无解: 问题出在教育上，根子却在体制上

李大同

10月31日，中国有两件大新闻，一是教育部长周济任期未满突然被免去职务；二是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逝世。这两件事都引起了网民们的关注，一时跟帖无数。

对周济去职，网民们的反应大多兴高采烈，对这位部长最厚道的评论是“低能”、“平庸”。周济任职的6年，中国的教育质量飞速下滑，学术腐败，丑闻频发，即便是党指定的人民代表们也对这位部长不客气，在去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在27位第十一届国务院组成部门负责人中，周济得票倒数第一。

中国大学办学模式

对近百岁的钱学森老人的去世，人们并不惊讶，引起人们热议的，是钱老去世前的一番话，也是关于教育的。他说：“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这话从中国科学泰斗级人物口中说出来，分量自然极重。钱学森不是一个随便说话的人，如今人们诟病他曾在1958年以科学家的身份“论证”粮食亩产可以达到3万斤甚至更高，为毛泽东疯狂的大跃进推波助澜，丧失了一个科学家的良知，其实并不尽然。

中国科学院的文献证实，发表这篇文章后不久，钱学森陪同毛泽东视察中科院，当面向毛承认错误，说我不懂农业，只是取一个中间值计算一下，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而且现在发现，我的公式也是错误的。毛听后说：“原来你是冒叫了一声！”这段轶事证明，钱学森在科学上，确实是个老实人。

“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钱临终前的这篇谈话，被称为“钱学森问题”。11月11日，安徽11位大学教授，在当地报纸上发表给新任教育部长的公开信，提出“钱老的疑问，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就中国的教育问题在报纸上给教育部长写公开信，这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新鲜事儿，表明中国的有识之士，对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已经忍无可忍。

如果以1905年废除科举制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开端，迄今恰好是第一个百年。这百年当中，清朝有6年，还来不及看到有什么成果就垮台了，不过，从1872年起，清政府连续派出了四批共120名幼童留学美国，这批人大部分考入了美国著名学府并有优异表现，回国后成为栋梁之才，其中有知名度较高的修铁路的詹天佑，他们中还产生了大臣、将军、总理和驻外大使。这批幼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49年前后的比较

中华民国从1911年起到1949年，共38年。这期间中国现代教育飞速发展，科学技术教育迅速与西方接轨，中国一流大学的理科教材，往往就是直接采用哈佛、耶鲁的教材，中国学生留学西方时，感觉不到在知识程度上与外国同学有什么差距。不可思议的是，在那个内战与外敌入侵连绵不绝的时代，中国现代史上堪称大师级的文化、科学人物，均产生于那个时代，可谓群星灿烂。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中国教育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懂教育的人在办教育。国民政府有付钱支持教育的义务，却没有随意干预教授们教什么、怎么教的权力。

1949年至今，足足60年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办教育的60年。成果怎么样呢？教育的普及程度当然是大大提高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成百倍地增加了，然而就是如钱学森所批评的，“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懂教育的人在办教育。“文革”前有一条大标语几乎挂在所有学校的墙上，“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就是中国执政党的教育观，说穿了，就是教育必须为一党专政服务，于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敢于怀疑、创新之品质这些现代教育所竭力培养学生要达到的目标，反倒成为中国教育者要尽力消灭的，取而代之的是听话、恭顺、唯上是从、唯党是从等等顺民、奴才品质。这样的人能优秀吗？

近20年来，中国教育越来越怪胎化，应试教育已经低龄化到幼儿园里，而大学学风之败坏，从教授到学生几乎已不知羞耻为何物。现代教育观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慢，而且相当普及，然而观念的普及不仅丝毫没有改变现状，反而越演越烈，这就不是观念问题，而是利益问题。可以说，全社会能够对教育施加影响的人，都在毫无节制地在攫取属于自己的那杯羹。

症结何在

不久前，爆出北京一所重点小学的校长贪污一亿元的新闻，这上亿的钱，都是家长们被迫交的择校费，名义上却是自愿提供的“赞助”。取消应试教育？那些为考试而编撰学生不得不买的“教育参考资料”，每年的码洋有数百亿元之多，坐地分肥的官员和教育者们能让你取消？仔细研究一下在社会总的教育资源里正在获得不当利益的是哪些人，中国教育的症结就找到了。

笔者疑惑的是，民国时代的学生们在国内打好基础，然后去国外深造，多有所成就，乃至成为学贯中西的顶级人才，中外教育呈现出连续性和互补性；而如今，“新中国”学生留学西方的人数比民国时代不知多出多少倍，却似乎再也出现不了顶尖人才了，中国教育的种子，即便在西方学术的养料中，也无法再长成参天大树，这是为什么？

行文至此，看到北京一所外经贸大学退休教授发表在报纸上的小文，说今年上级给我校派了一位新校长。新校长第一次讲话，就说我校要努力提高执政能力，努力提高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这位教授懵了：这校长是不是走错门了？我相信，这种匪夷所思的事儿在中国一定俯拾皆是，难怪钱学森先生这样的科学大家，能够看出重要问题，却丝毫不知道如何解决。

问题出在教育上，根子却在政治体制上。于是，“钱学森问题”无解。

□　BBC

感慨！美国人享受的丰富资源

叶宝生

初次踏上美国土地，漫步在大学校园里，满眼是鲜亮的草坪、鲜花、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各个学院的两层或叁层建筑都掩映在长满绿叶或开满花朵的数木中，配着透蓝的天空和清新的空气，宛如花园一般。感受其优美环境的同时，不禁感叹，这么几个学院，占了这么大面积的土地！

到美国人家作客，一栋别墅，几百平米，但别墅周围的绿地直到房后的大树，都是住户所有，其面积怎么也得按“亩”衡量，一般只是四五口人所拥有。一次，车行在高速路上，但见路两旁茂密的大树如绿障般遮住视线，问：“树后面是农田吗？”，朋友笑答：“这是城市！树后是房子。想看农田得专门开车去看。”除了城市中心地带，难见高楼大厦。在中国，不光在大城市中心高楼比肩接踵，就是小城镇也是高楼林立。美国是世界上公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宽阔的高速公路绵延延伸，各种道路四通八达。而公路越发达，占地当然越多。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超过美国。但综合在一起，想想，国土面积相当，却生活着超美国四倍多的人口，显见，美国人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

去加油站加油，五十升的油箱，加满，二十多美元！这么便宜！回去换算，加仑换算成升，美元换算成人民币——相当于中国93号汽油，4块6毛多每升。还不用从消费水平的角度考虑，就是等值的货币换算，每升汽油比中国便宜2块钱人民币左右。最新报道，中国现在汽车保有量已追上美国，但汽车拥有者远远不如美国人享有的廉价的燃油资源。再看看电，不管是大商店还是超市，不管是办公室或公共场所还是居民家中，中央空调24小时开着，夏天制冷，冬天取暖，春秋呢，也不会停。灯光照明、各种电器，也是显而易见的享受丰富的电力资源。
作为访问学者，更多的是在学校，在教室，对美国的丰富教育资源也感触颇深。只看教育资源中最能动的因素——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中首推教师资源。美国中小学每班学生容量一般是在20人左右，美国大学因为课程是选修，但其规定，每班人数不得少于9人，同时规定不能多于30人。在中国，中小学标准要求是每班40人，但所谓的重点小学、重点中学有时人数达到60人。中国大学课堂人数，无明确要求，但少也要40人，除非特殊学科的课程有特殊要求，选修课人数只有下限要求，即少于15人不能开班，人数多的课程，有时达几百人。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这种教师资源配备情况用教师数与学生数的比例来衡量，数字比对，也可以看出美国学生享有更为丰富的教师资源。

中东一国家宗教领袖曾说过，感谢真主赐给我们石油。美国可能不会感谢谁，但美国拥有着丰富的资源，美国人享受着丰富的资源。

中美教育的特点

润涛阎
from cnd.org

说起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很多从中国移民来的华人都是以不以为然的态度来看待的，尤其是数学，觉得中国的初中生学的数学比美国高中的还深。说起大学来，观点的差异就更大了。关于教育方面的, 今天再来谈谈中美教育的特点。

首先，美国的大学以及研究生院培养出来的最聪明的人才去了哪里。这个问题如果不搞清楚，其它的就免谈了。之所以大家对美国的教育褒贬不一，其根本的冲突在于对这个核心问题的把握。

现代工业的摇篮是英国，因为早先英国的自然科学遥遥领先，而那时的英国科学家们都是些聪明透顶的顶尖人才。这个趋势也被英国移民带到了美国，美国资源丰富，加上科学的发达，致使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科学大国的同时也成为世界霸主。

随着美国从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移，美国的顶尖人才不再从事于自然科学里的工程、数理化这些工资收入比较低的领域，而是收入高的金融业、律师、医生等行业。

如果按照英国的路子来看，一旦科学不再吸引顶尖人才，制造业就会萎缩。而与基础科学有关的诺贝尔奖就会减少。但在润涛阎的旧作里看到的数据表明，美国的诺贝尔奖人数依然是最多的。拿今年的三大自然科学奖来说，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的科学家获得的。但仔细追查便发现，其中不少是第一代移民。医学奖的三个中有两个是第一代移民。物理学奖中还有一位上海人。

看到这里您就明白了，美国教育的战略方针已经转移到让第一代移民去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等不赚钱的领域，而让美国出生的顶尖人才去当官去经商去赚大钱。由于第一代移民因为语言的问题以及生活习惯适应甚至“打不进圈子”等缘故不得不从事科学研究或当工程师。

有了这个战略了，那美国中小学的教育就要跟这个战略部署相适应。顶尖大学招生的时候，学生当没当学生会头头，要比数学考没考满分重要得多。因为顶尖大学培养的是将来或有权（政府以及公司的头头）或有钱（金融家、律师、医生）的人才，而非中产阶级被领导的干实事的人才。因为这后者可以靠外国大量的移民来补充。

下面说说中国的情况。

中国与美国在人才需求上还有差别。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说起来就是西方的工业技术加上中国农民工廉价劳动力拼命的结果。这跟英美当年发展的路子不同。中国需要的主要是科学技术人才，这也是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当然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里的科学不是指自然科学，而是说发展要平衡，要合理。但细看中国三十年的路程，跟毛泽东时代最大的差别就是领导层的科学技术人员比例。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几乎所有的各层领导都是理科毕业生。江泽民李鹏朱熔基胡锦涛温家宝等等等等，从上到下数都数不清。这些理科生脑子里只有发展的数字，对于社会公平等很难注重。这是中国发展快，但属于畸形社会的根源。以润涛阎这一大胆假设为前提，让我们看看证据。全世界的历史上你找不到一个国家，从上到下的领导人统统都是理科毕业生。这也是全世界可能找不到连续高速发展３０年而生活不公平到达极限的国家。如果中国不改变这个模式，社会管理按照理工科的发展快就好的思维继续下去，社会的公平和法治的建立是很难的。更可怕的是，这些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中国这样的现状，大家当然把学生的数理化学得好不好看成是学校是不是好学校的标准。学生有没有法律意识，有没有人文科学常识看得非常轻。中国学生的生活单调到了只有两项内容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一是掌握生存的技能，二是解决性的需求。前者是获得金钱的钥匙，后者是满足性欲的途径。后者依靠前者，所以，掌握了生活技能就可以飞黄腾达了。从清朝打开国门那一天起，就定下了“西学为用”的基调，慈禧说得清楚就是培养高级奴才。后来胡适说不能培养奴才，因为靠奴才是不能强国的。但今天的情况看，奴才也能强国，如果说现在中国已经是强国了的话。但赶上美国后，中国能否继续往前走而在科学技术上领先世界，我们还不知道。润涛阎不看好这一点。

有了生活技能，不仅仅可以在国内当人上人，不顺心的话也可以到美国等海外讨生活。而这一点，被美国利用的天衣无缝。当真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

然而，除了那些海龟外，留在美国的第一代移民，很快就发现自己比美国人能干也照样得不到人上人的地位。也就必然对中国的教育痛恨不已，以为是中国的教育把自己给引向歧途了。所以，第一代移民，不论是哪国人，大都不让自己的孩子学工程或当科学家，而是爬入藤校－－－简称“爬藤”（这个词不是润涛阎创造的，而是从网上看到的。）。那些爬藤成功的孩子的父母就大书特书美国中小学教育的优点，大批特批中国中小学教育的缺点。端不考虑中国与美国市场需求的不同，以及生活发展所处的位置不同。

并不是说，美国的大学都是为了培养挣大钱的或掌大权的人才。事实上，美国的教育是最开放的，各种人才都能基本上按比例培养出来。我所说的是一流大学与中国的名牌大学之间的差别。美国有很多技校性质的专科学校，那些学校培养出来大量的汽车修理工、各类建筑技术工人。而这类学校跟第一代移民没什么关系，甚至跟第一代移民的子女关系都不大，因为第一代移民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孩子们很少有去这类学校读书的。

要知道，中国的一流学校，比如清华、交大、科技大，除了外语政治等课程外，其它的跟美国这类学校非常类似，培养出来的人才去向也很类似。当然，出国留学和当政的那些除外。我这里说的是指国家在培养人才方面的用意。家长很多也是指望孩子毕业后有碗饭吃，学点技术似乎就有了铁饭碗。

那么，为何中国大学的科学研究水平依然很低呢？其实，根本原因还是传统文化的束缚。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容忍逆向思维，不容忍个体自由，否则党不好管理。目前来说，言论自由还没有做到，统一思想，按照党支书的指示办事。

今年英国Ｔｉｍｅｓ给出的全世界大学排名，进入２００名的美国大学有５０所。中国的清华大学名列第４９位，是唯一进入前５０名的大学。其实，这种排名所根据的那些指标到底是不是公平，很难定论。但作为参考，每年用相同的标准，可以看出不同年份的变化。比如，美国进入２００名的大学总数２００９年就比２００８年少，而亚洲和欧洲就增加了几所。这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目前还不知道。等１０年后就可看出端倪。

哈佛！哈佛！--名校申请及子女教育杂谈

哈佛！哈佛！
--名校申请及子女教育杂谈

from huaxun.com

（一）


两年多前当女儿获得乔治亚“明星”高中生并被哈佛，耶鲁等大学录取之后，就有朋友鼓励我写点名校申请及子女培养的经验感想之类的东西。当时一来是太懒，二来这类文字在网上早已汗牛充栋。那本《哈佛女孩儿XXX》等更是在国内引起洛阳纸贵。所以不想再凑那个热闹。何况我觉得女儿即使取得了一点成就，那也是99%归公于她自己。轮不到做父亲来谈什么经验感想。这两年观察了女儿进入大学之后的一些变化和由于经济不景气导致名校热的稍许退烧。再加上现在又到了每年一度大学申请的“冲刺”阶段。我倒是想就申请大学这个话题及其牵涉到的子女教育，中美两文化差异以及家庭环境等等聊聊个人的感想。由于这个题目复杂而广泛，足以让专家学者炮制鸿篇巨制。我这里不过是零零碎碎，星星点点的个人见解。可谓以管窥天，以锥点地。还望专家和有经验的家长不要见笑。也希望和各位家长共同探讨。
先讲两件趣事：话说当年女儿刚到美国。我带她去Georgia Tech附近的一家托儿所 注册。我一拉门， 差点撞上-准确说差点踢到滴溜溜一个正在往外跑的小 家伙。 这小男孩儿估计最多两三岁。 鼻涕搭在嘴边，双手抱着个什么玩具。 他一仰头看到我这个突如其来比他高出两倍的陌生人不仅毫无惊惧之色，反而把那玩具夹到腋下然后伸出肥嘟嘟一只小手：
“Let me shake your hand!” （这是一字不差的原话。因为印象太深刻所以 永远不会忘记）。那神态动作和我后来工作面试中碰到的向我伸出手的老板相差无几。唯一区别是后者脸上没有鼻涕而已。我当时惊得目瞪口呆。久闻美国孩子不怕生且aggressive, 果真名不虚传！
第二件事是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时，当时恰逢中国春节将至。女儿的老师请我到班上给孩子谈谈中国新年和十二属相。我刚在黑板上写下两个汉字，还没张嘴开讲，一转身吃了一惊：全班总共十二三个孩子，此时十二三只手齐刷刷举在空中，都要发问。比我在Georgia Tech课堂上见到的情形更积极更无畏。 其中许多孩子与其说是提问不如说是要借机显示他们对十二属的相关知识 。我当时注意到只有一个孩子坐在角落里没举手。我不说您大概也猜到了。就是我女儿。尽管她肯定比在场任何一个孩子更了解春节和十二属相。
这两件事告诉我一个事实：中美两国孩子思想，性格，素质和能力的差异不能只从两国教育体制上找原因。两国教育体制的确有很大差异。这一点尽人皆知。无论在美国或中国，相关的讨论研究早已车载斗量。可是上述两个实例（相信我们每个定居美国多年的华人都能举出类似的例子）说明：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观念，传统和习俗的大环境才是更深层的原因。而这个大环境当然是浓缩于每个家庭中的。这样代代相传，造成了美国孩子几乎与生俱来的那种独立，进取，好胜的性格。试想那个流鼻涕的小男孩儿和那些一年级的小学生，他们都还没来得及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而与之相反，我女儿和无数和她一样在美国长大，接受全盘美式教育的中国孩子。怎么看他们都还是中国孩子——即使他们一句囫囵的汉语也不会讲。我当然不是说他们的肤色外表。 而是 他们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间显示出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痕迹。 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尽管在学校接受美国式教育，可是他们始终生长在一个100%的中国式家庭里——至少对于我们这样已经完全成熟定型后才移居美国的第一代移民家庭是如此。据说三代以后的华人家庭孩子就完全不同了。所谓“香蕉人”的说法也主要应该指的是这类华人。可惜这类华人几乎没接触过，所以难以置评。
总之我的结论是：对于孩子的成长和成才，学校教育固然重要，但是社会和家庭环境要重要的多。当然还有所谓“天分”。但这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畴，因为对此无能为力。而家庭影响对在美国的华人孩子影响尤其显著。因为我们第一代移民在美国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关系。加上美国的居住特点和交通限制，孩子基本上就生活在学校和家庭这个两点一线的环紧中。至于普通美国家庭中社会影响的主要窗口—电视，则往往被我们这些华人父母加以很大限制。因而他们接受社会影响的唯一途径来自同学。但是这个途径也很有限。因为一来学校一下课就一辆大巴拉回家，课外交流的时间本身就不多；二来稍大一点，有了族群意识的孩子就开始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接触的依然是和自己类似家庭的华人孩子。 所以说社会环境对他们影响相对较小。
得出这个结论的目的是想告诉所有和我一样华人父母：不要指望美国您的孩子在美国长大就成了地道的美国人。就算排除肤色因素，他们至少还有六七成是中国人。因此对他们的教育和事业也不要抱不切实际的期望。只要他们将来能和我们一样有一技之长，能自食其力，衣食无忧就应该满足了。中国人讲“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西方人说：“The apple never falls far from the tree”。 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遗憾的是，我们华人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也是千古不变的。而且我们往往把这种望子成龙的希望全寄托在学校教育上。希望孩子上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直至最好的大学。而为了最终能够进入名牌大学。我们不仅要求他们成绩优秀，而且让他们学钢琴，学绘画，学舞蹈...。参加各类补习班。总之是不记一切代价。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在孩子身上实现我们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这样做的结果是给孩子很大压力。而这种压力的结果只有两个：一是孩子如愿进入名校。但是仍然继续背负着这种压力，因为前面还有继续深造和选择事业的问题。二是未能如愿者，他们往往长期心怀着辜负父母期望的愧疚和“失败者”的阴影。这对他们未来的事业和生活都极为不利。
我的女儿算是幸运者之一。她按照我们的期望进了哈佛。可是最近我无意间看到一篇女儿在大学写的文章。其中一段话大意是：
“。。。我的父母只手空拳来到美国，用艰苦努力完成了从几乎一文不名到中产阶级的转变。作为他们的女儿，我一生下来的宿命大概就是要完成从中产阶级到上流社会的跨越。否则我的一生就是失败。。。”
看到这段话，我的眼睛湿润了。不知是出于深深的自豪还是更深刻的愧疚！

++++++++++++++++++++++++++++++++++++++++++++++++++++++++++++++++++
哈佛！哈佛！ --名校申请及子女教育杂谈（二）

这是网上看到的一篇故事：
话说美国某个大公司总裁退休后到佛罗里达海滨度假。一连几天他都到海边垂钓。发现有个年龄和自己相仿的貌似墨西哥移民的人也总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垂钓。不同的是对方的衣着和鱼具都相当简陋。于是他和那个墨西哥人攀谈起来。得知对方虽然很小就来了美国，但是高中都没毕业就辍学打零工。而且终身没有什么固定职业。如今年纪大了做不了工了，没事儿钓鱼打发时间。这位总裁于是感慨道：你看，我和你大致同样年龄到美国。不过我努力读书，进了个好大学。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最后一直做到总裁。现在退休了来这里度假垂钓。多轻松自在？你要是当初好好念书，完全能和我过一样的生活。那墨西哥人扬了扬手里的鱼竿笑笑说：我现在不就是和您过一样的生活？那位总裁一时哑 然无语。

看了到这儿，有些人大概要说了：按照你的逻辑，我们大家就该一切顺其自然好了。何必为儿女教育问题烦恼。你还有必要在这儿发表什么关于名校申请的高论吗？我的回答是：您误解了。首先，我并不否认让孩子受到良好教育将来找到好职业的的重要性。更没有否认进入名牌大学对孩子一生的积极影响。即便是多数美国人甚至墨西哥人想必也不会否认。其次，我也不完全赞成很多美国父母对子女那种小时顺其自然，长大无论干什么只要开心就好的说法和态度。因为这种态度也许对一部分人是对的，甚至是最理想的。例如那些某些方面有天份或者特殊爱好的孩子。这种顺其自然的方式使得他们的天份和特长发挥到极致。最后在某个领域取得超常的成功—尽管其中某些人甚至连大学都没进过， 比如球星， 影星。可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孩子这种放任自流的方式无疑是有害的。说到这儿我想起了钱钟书《围城》里那段著名的“吃葡萄”寓言。我们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就属于钱先生寓言中的第一种人：永远挑最小的葡萄吃，把最大的留到最后。而很多美国人则正好向反。网上有个流传很广的寓言故事：一个美国老太太三十年前买了房子，退休才还清贷款；中国老太太攒了三十年钱退休后终于买了栋房子。这个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这种不同态度反映在子女教育上：我们从小到达鼓励督促孩子努力上进，就如同迫使他们永远从最小的葡萄开始吃。这样虽然眼下似乎不快乐——因为总吃最小的，但是知道最大的还在后面 ，希望永远存在。许多美国父母（主要是中下层）则对孩子从小放任自流，孩子童年倒是快乐无比。可是成年后一无所长才开始体会生活的艰难（所以才有美国是“儿童的天堂，成年人的战场”一说）。他们就只有回忆而没有希望。正所谓“少小不努力，老大图伤悲”。这个“吃葡萄”寓言和上面的“钓鱼”故事正好相反相成：人生的最终结果就如同吃完一串葡萄。也就是说，无论人生贫富贵贱，都是那么几十年，结果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在于整个人生的过程。应该如何选择取舍因人而异，见仁见智。也许并无对错之分。但是我个人觉得，在教育培养下一代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国家长只有一种选择。这不仅是自孔老夫子以来几千年的传统。即使我们移居美国，我们的孩子，如前所述，还是更像中国人。他们还会带着我们的传统和习惯去生活。其中就包括出人头地，相互攀比的心态。如果我们像美国人那样放任自流，有些孩子恐怕连普通大学都进不了。将来势必落入社会底层。那时他们会非常痛苦懊悔。说真的，我个人尽管非常羡慕墨西哥等族裔那种贫贱不惊，安于现状，自得其乐的生活态度。遗憾的是流在血管里的中国人血让我们无法效仿这种生活态度。就如同我非常羡慕那些虔诚的基督徒（或者别的教徒）一样。因为人家到了人生终点就还可以等待进天堂，而我这个无可救药的无神论者却自知连地狱也不对我开放。只有灰飞烟灭了。所以对我和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我们的孩子必须努力学习，必须上大学。从而保证他们将自食其力，衣食无忧，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这是我们最低限度的希望和要求。既然如此，那么能让孩子进入一流名校当然更是我们所有家长的理想。我之所以绕这么大个弯儿只想说明，人生道路可以多种多样。不必让孩子都往一流名校这根独木桥上挤。更不该把孩子未来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名校身上，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因为毕竟只有少数人能挤上这根独木桥。而且即便是那些侥幸过了独木桥的人，将来也未必一定比没上独木桥的人更成功。这一点，美国有关机构和学者早就作过研究。除了个别领域外（比如政界），长青藤名校毕业生在各行各业的精英阶层中并不比普通大学毕业生占优势。这个话题以后有时间可以详细探讨。总之如果您的孩子喜欢学习且成绩优异，那么尽量给他们提供力所能及（注意，这四个字至关重要）的条件，让他们发挥自己所有潜力，将来能够进入名校何乐而不为？即使未能如愿也已经尽力而无憾了。如果您的孩子不爱读书却对电脑和网络颇有兴致。何不鼓励他向这个方向发展。将来进工学院当个工程师有什么不好。或者您的孩子虽然各科成绩平平却喜欢写点东西，那进个普通大学将来做个自由撰稿人也是很好的归宿。至于在体育，音乐和绘画上有天份和热情的孩子就更不必说了。一流名校无疑压根儿就不该是他们的考虑方向。
总之一句话，上名校固然是孩子成才的一条理想途径，但绝非唯一途径。
西谚曰：“All roads lead to Rome”。国人说：“天涯何处无芳草”。

中国教育: “吃馒头”的教育?

“吃馒头”教育是中国现实教育的生动写照

　张能立
From xys.org

　　过了不惑之年，豁然回首自己所受的教育，再观察现在从幼儿园、小
学、中学直到大学，学生所受的教育可以用一句“吃馒头”来高度概括之。对于
教育而言，可以初步分为“吃馒头”教育和“做馒头”教育。所谓的“吃馒头”
教育就是教会学生吃别人做好的“馒头”，也就是教会学生学习和掌握已经存在
的知识而“不逾矩”；所谓的“做馒头”教育，就是在“吃馒头”的基础上，教
会学生做好“馒头”给别人吃，也就是利用学到的知识来产生新知识，以供其他
人学习。如果进一步扩展，更好的教育不仅仅是教会学生做“馒头”，还要教会
学生做“蛋糕”等“点心”，还要鼓励学生做出他们梦想中存在，而现实不存在
的“点心”。所谓的先进教育就是不仅仅教会学生“吃馒头”，而且还鼓励学生
放手“做馒头”，虽然刚开始学生做的“馒头”味道不怎么样，但这样的教育无
疑是一流教育；所谓的落后教育，就只要求和教会学生“吃馒头”，并且还要求
学生不能尝试“做馒头”，禁止学生逾越雷池半步，从而符合教育者心目中的
“不逾矩”。我们的应试教育实质上就是“吃馒头”教育，我们搞的所谓的素质
教育实质上就是“吃花馒头”教育，这也是一种“吃馒头”，只不过是稍微变一
点花样罢了。

　　以前一直存在一种流行观点：说我们的基础教育比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比
美国要强，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比外国的学生扎实。现在回想起来，即使是这样，
不就是我们的学生比美国的学生多吃了几个“馒头”而已，有何值得骄傲的？我
们培养的学生，先不说我们的学生是否能“做馒头”，他们有“做馒头”的冲动
吗？先进国家的学生，一直在“做馒头”这种教育模式下培养，他们走出校门后
发挥出的创造力，自然就不是我们的学生所能比拟的。“吃馒头”教育模式与
“做馒头”教育模式，高低立判，这也是中国本土不能培养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的重要原因之一。只要优秀的华人脱离中国传统的“吃馒头”教育，而接受西方
“做馒头”的教育，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就不是梦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这
已经被高锟等好几个华裔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的经历所实证。

　　我们现在的教育虽然一直在进行所谓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所谓的成果，但都
没有逃脱“吃馒头”这个范畴。现在更令人焦急的是，不论是中小学教育还是大
学教育，课堂教学已经是“死气沉沉”。以笔者为例，第一节课都是要向学生公
布电话、邮箱，甚至还特意建立一个供老师学生讨论的QQ群，但每次不论是下课
时还是下课后，主动来质疑老师的学生寥寥无几，并且呈逐年递减之趋势。笔者
的高中同学，有不少现在不同层次的重点中学当老师，问及他们下课后，是否学
生会主动来质疑他们，他们的回答出乎意料的一致：几乎没有！这种局面虽然是
意料之外，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们仔细想一想，如果学生不来质疑老师，
这样的教育难道不是“吃馒头”教育吗？这样的教育不是禁锢人性的教育吗？这
样的教育能有前途吗？这样的民族难道会有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