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德国的时候，我们常带李聃到社区公园去玩。与游乐场中的各色人等相处多了，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德国父母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对孩子远不如我们中国父母那么关心。中国父母对孩子盯得紧。他们通常不离孩子左右，一边呵护孩子，一边给予他们各种指导：“不要坐在地上，这里不干净。”“哎呀，沙子怎么搞到脸上了！”“滑梯是从上往下滑的，不要从反面爬上去。”而德国父母则大都是一副悠哉游哉、神定气闲的样子。他们有的坐在椅子上看书，有的和其他父母聊天，有的则津津有味地在一旁观察自己的孩子。就是和孩子一起玩的，也大多是充当孩子的玩伴和帮手，很少有一直在孩子耳边唠唠叨叨、指指点点的。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真替德国孩子捏了一把汗。父母们都这样对孩子不管不顾、不闻不问的，万一孩子出了事怎么办？要是他们把沙子塞到嘴里去了呢？要是他们爬滑梯时不小心滑下去，把皮蹭破了呢？
但时间久了，这种现象见多了，我们对德国父母的态度就习以为常了，也渐渐理解起来。孩子虽小，却不是什么都不懂。他们知道沙子不如糖果好吃，不小心弄进嘴里，一般都会吐出来。而且，很多事情都是小事一桩，像吞了几粒沙子到肚子里，弄脏了衣服，擦破了腿上的皮，都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大惊小怪。事实上这些经历都可以成为孩子学习的机会。他们痛了，脏了，不舒服了，下次就会学着点。而且，德国父母这种“放任自流”的态度显然没有导致什么社会问题 ：德国孩子不是都长成了健康活泼的年轻人吗？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开始思考起自己对待孩子的态度来。做父母的都爱为孩子操心，总在孩子耳边念念叨叨的，怕孩子这没做好，那没做好，我们也不例外。但在我们操的这些心中，有多少是必要的，对孩子的成长有益处的，有多少可有可无，主要是为了平息父母自己内心的焦虑呢？
我们业余时间爱在院子里种菜种树。我们注意到，种树要成功，关键要做到三点：第一，树苗要健康茁壮；第二，要将树苗种在阳光充足、土壤条件合适的地方；第三，种树的坑要挖得大，底肥要施足。这几点做好之后，剩下的事情就相对容易了。只要适当地浇水和施肥，遇上霜冻、虫害等紧急情况时采取必要措施，基本上树苗都会长得又高又直。如果我们放心不下，时时刻刻无微不至地关照树苗，并不一定能让树苗长得更快更好，弄得不好还会拔苗助长，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栽出满园的“病梅”来。
养育孩子应该也是同样的道理。俗话说，“穷养儿，富养女”，也有人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我觉得在今天的社会里，不管男孩女孩都应该“粗养”。就像树苗的种子里有长高长直的基因一样，大多数孩子都想做父母心中的好孩子，而且都有一定的自律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如果我们在为他们设定基本界限的前提下，少控制约束，少越俎代庖，少婆婆妈妈，多给他们空间和自由，让他们自己去磕磕碰碰，他们的自我意识会觉醒得更早，他们的性格会更加坚强，他们的能力也会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一句话，他们会成长得更加茁壮的。
我自己小时候就是一个无拘无束的野孩子。我父母都不是知识分子，性格都很随和，极少过问我的学业。上中学的时候，我曾经有过开学前最后一天才记起来做暑假作业的“劣迹”。但我不也成了一个身心健康、安居乐业的人吗？
因为有这些想法，我们对李聃开始尝试一种“宽容加信任”的“无为而治”的管教方法。比如说，孩子不好好吃饭是一个让很多父母头痛的问题。为了让孩子多吃点，很多父母会不辞辛劳地跟在孩子后面穷追不舍，用别出心裁的方法让孩子张开口，好把握时机把一口饭塞进去，或是跟孩子讨价还价，比如“你多吃一口就可以看半小时电视”之类的。我们拒绝使用这样的方法。如果李聃不要吃饭了，我们就算了。因为我们相信，即使是心智还不成熟的孩子，也不喜欢饿肚子的滋味。如果李聃不要吃了，他多半是吃饱了。如果他是挑食，那么他很快就会发现，挑食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家里不买零食，如果他因为挑食而没吃饱，得等到下一顿饭时才有填饱肚子的机会。吃了一两次这样的苦头后，他会吸取教训的。因为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没有在李聃的吃饭问题上费过太多心。而从李聃后来长成了一个高头大马的小伙子来看，李聃的健康也没有因此受到损害。
睡觉是另一个让很多父母夜不能寐的问题，这个问题李聃也有。幼儿园的规定是每个小孩中午都要睡两小时午觉，但李聃却翻来覆去，睁着眼睛，一分钟也睡不着。老师对李聃很不满，李聃回家也常向我们抱怨。我们想，李聃既然睡不着，表明他不需要这个午觉，也就不必强迫他，因此跟幼儿园的老师商量，看能不能把李聃的午觉免了。老师还算通情达理，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从此别的小孩午睡的时候，李聃就在教室里画画图，看看书什么的：午睡时间成了李聃的自修课。
除了睡觉吃饭外，在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上，我们也尽量采取“粗枝大叶”的态度，也就是相信李聃有良好的动机和足够的能力，放开手来，让他自己做主。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李聃没有辜负我们的信任。孩子的成长常常是一个自证预言的过程。父母怎么看待孩子，会从父母对孩子的行为和态度中流露出来，孩子在这种氛围中就更容易成长为父母心目中的样子。因此，你认为孩子可以管理自己，孩子就会管理自己；你认为孩子每时每刻都需要父母监督，孩子就会每时每刻都需要父母监督。因为我们尽量少插手李聃的学习和生活，李聃真的成了一个独立而自觉的孩子。
搬来美国以后，置身于热火朝天的硅谷，成天看到的是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活力四射的公司，听说的是盖茨、乔布斯、杨致远这些天才的成功故事，我们对李聃的教育问题又有了新的体会。大家都知道，盖茨、杨致远等人都为了创业而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名校学位。虽然我并不主张大家退学，尤其不支持李聃退学，但从他们退学这一事实来看，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着极大的热情。这种热情不是“头悬梁，锥刺股”能激发出来的，也不是父母可以逼出来的。
美国是一个讲究个人主义的国家。无数个人追求自己的梦想，努力将才能发挥到极致，其中的佼佼者造就了硅谷的奇迹。但他们的激情只能从内心深处的源泉中流出来。心理学家早就发现，人们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做出选择时，会对这一选择负起责任来，进而从内心深处形成对这一选择的坚定信念。而这种信念可以成为他们今后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一个在自由宽松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远比一个在师长们控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要有后劲，有潜力。
对孩子耳提面命、严加管教有一定的作用，但要培养高水平的人才，还得给他们成长的空间，让他们走自己的路，寻找自己的缪斯和灵感。中国人每到发诺贝尔奖的季节，就感叹我们什么时候能得诺贝尔奖。如果没有鼓励年轻一代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而只是一味对他们进行“管教”，我们对诺贝尔奖可能永远只能望洋兴叹。我们教育李聃，不是把眼睛瞄准了诺贝尔奖或比尔？盖茨，但在硅谷的这些观察，至少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我们“放手”的教育理念。
有些人对放手的教育方法可能会不以为然：放手？粗养？我的孩子费了那么大劲都管不好，如果真的放了手，还不翻了天了？我觉得也不一定。每一个孩子情况都不同，我不敢保证某种教育方法一定适合某个孩子。但一个孩子调皮捣蛋，不听话，有时候恰恰是因为父母对孩子指责太多，造成了父母和孩子之间关系的裂痕。在这种情况下，对孩子少管一点，并不见得会让孩子的行为恶化。
也有人会说，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可以粗养的，有的孩子就是要管得严一点。如果你没费多大劲就把孩子养好了，那是你幸运。我不否认做李聃的父亲的确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但很多现代心理学理论都认为，粗养在培养孩子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发掘孩子的长处和潜能上的确有很大的优越性。这种方法不只对李聃一个人有效，也不只适用于某一类型的孩子，而是有普遍意义的。
还有人会说，粗养的方法在美国行得通，却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人多，竞争激烈，所以对孩子一定要从小就严加管教，以免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但放手让孩子自己成长，目的不是为了削弱孩子的竞争力，而是为了让孩子培养素质，释放潜能。也许恰恰因为竞争激烈，我们还更需要“粗养”这个让孩子脱颖而出的秘密武器呢。
还有人会说，你口口声声说粗养，放手，其实你并没有放手，只不过你找到了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方法，而这种方法让孩子觉得自己的成长环境很宽松而已。这句话可以算是说到了点子上。父母对孩子怎么可能真的不管呢？但管孩子要放在心里，而不是挂在嘴上。不管怎么教育孩子，都要尊重孩子，信任孩子，把孩子的感觉放在心上。这是粗养和放手背后的精神实质。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你离我所说的“粗养”父母就差得不太远了。
孩子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财富。一个孩子只有一次成长的机会，每一个负责任的父母都不愿意错过这唯一的机会。因此，我们在教育孩子上总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唯恐自己没有尽心尽力，对孩子的管教也是宁严勿松，宁多勿少，宁精勿粗。但养育孩子正如世界上很多别的事情一样，重要的是掌握分寸。在松与紧，粗与精之间，每一个父母都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平衡。在今天的中国父母身上，我们看到的通常是管得太紧，而不是太松 ，养得太精，而不是太粗。对很多父母来说，现在是放开手，变得粗糙一点的时候了。
在美国的这些年里，李聃长大得很快，转眼就从一个瘦瘦的小男孩变成了大学生。因为从小就养成了自己管理自己的习惯，李聃成长得一直很顺利。股神沃伦？巴菲特说过，“人生就像一个雪球。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到很多湿的雪和一个长长的山坡。”巴菲特的财富是这样越滚越大，他的人生智慧也是这样越积越多的，我想教育孩子也是如此。让孩子从小养成好习惯，就是开始了滚雪球的过程，而且让雪球进入了正确的轨道。这以后，不用我们过多地插手，雪球也会越滚越大了。
在回顾李聃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也想过，如果我们对李聃采取的是一种不同的教育方法，他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会和今天差不多吗？还是会有些不一样？我们也不知道。旅人在林间行走，来到分叉口时，只能选择两条岔道中的一条。而一旦做出了选择，便永远不可能知道另一条路边会是什么样的风景了。
但我们对自己选择这条路是很庆幸的。不仅因为李聃上了好大学，更因为他成长为一名独立、成熟的青年，而我们也尽情享受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你是否认同我们的观点呢？如果是的话，你一定会从这本书中受到启发，产生同感。万一你不完全赞同我们的观点也没有关系，就当你在欣赏自己没选的那条路旁的风景吧.
(By 张力慧 李晟 陈业 from cnd.org)
2010年9月21日星期二
当汉字遭遇科学
汉字曾遭到计算机的考验。结果，汉字的键入问题完满解决，输入速度甚至可以快于拼音文字。国人皆大欢喜。也有人却开始，北京人讲话：烧包。不信就上网看看，有人大谈汉字多么科学，说每个汉字都是“全息图画”，“完整的信息模块”，“大智大慧的创造”，比任何其他文字先进，“将在信息全球化时代逐步成为国际通用语言”。
确实，汉字有奇妙无穷的书法，一个字还能拆成各含其义的“部件”，更有一字多义、一字多形。说汉字像“图画”，单个字含有较多“信息”，不是毫无根据。最擅长运用汉字的书法家、文学家们翘翘尾巴也不算太狂妄。
可是，汉字面对现代社会的基石－科学，却有个“先天缺陷”：由于难记而不可能大造新字去表达新概念。当然，早已造出了不少新字，比如多数的化学元素名（像氢、氧、钾、钠）。这种一字一义显然最符合科技用语的第一要求：准确无误。但三、四千个常用字已经是个沉重负担，中国小学生们要吭哧吭哧苦背三、四年，阅读能力明显落后于使用拼音文字（以英语为例）的孩子。如果完全用造新字来应对科学的发展，汉字数目将很快膨胀到让人受不了的地步。所以，汉字主要是用“老字”组新词的办法。
（英文没有字和词的区分。汉字却有字词之别，词是表达某个概念的最小单元。大多汉字本身就是词，像山、河、打、骂。但更多的词却由两个或多个字组成，一旦拆开，原来表达的意思也就不在了，比如“上海”，“文化”。）
对于汉语中根本没有的科技新概念，汉字的应对还比较成功。比如用近音字模仿英文词，像坦克（ｔａｎｋ）、尼龙（ｎｙｌｏｎ），仍是一词一义，准确无误。但是，对于汉语中已有的类似，却又不是真正等同的概念，借用老词表新义，麻烦就来了。请看下面这句：
“当今世界上所有人类都属于一个种（ｓｐｅｃｉｅｓ），在人类中可辨别出不同人种（ｒａｃｅ），比如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
怎么“一个种”又有“不同人种”？人类这一个“种”难道不是人种？这句话若放在英文里毫无混乱。Ｓｐｅｃｉｅｓ（种）是生物分类系统中的一级，指一群具有一定形态和生理特征的生物个体，他们能相互交配并能产生具有生殖能力的后代（这是简单解释，并非完整定义）。而Ｒａｃｅ（人种）仅指体貌形态上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不属于生物分类中的一级，与生物学中所说的人的“种”根本就是两个不同概念，所以也是不同的词。
而汉语中的“种”有几个意思，其中与Ｓｐｅｃｉｅｓ相近的只是“龙生龙，凤生凤”，不同的生物会世代传承自己的特征这样的泛义，而并没有生物学上“种”那样严格的含义。借用了这样一个老词来表新义，就给不知情的外行人造成混乱。
再看一个例子：赤铁矿，黄铁矿，铁矿，它们都是什么？从未学过地质学的外行人也许会想，赤铁矿和黄铁矿就是不同种类的铁矿吧？实际上呢：赤铁矿（ｈｅｍａｔｉｔｅ）是三氧化二铁，黄铁矿（ｐｙｒｉｔｅ）是硫化铁，它们是地质作用下形成的天然化合物，（比如“红色土壤的红色是因为含有赤铁矿”）。而“铁矿”呢，有两个意思，一是Ｉｒｏｎ ｏｒｅ，含铁的天然物质富集起来达到一定规模的矿体（比如“发现了大铁矿”），二是Ｉｒｏｎ ｍｉｎｅ，人类开采铁矿石的场所（比如“他在辽宁的铁矿工作”）。
一个不懂地质学的澳洲人见到Ｈｅｍａｔｉｔｅ，当然不知什么意思，但绝不会想到“铁矿”上去，因为这个词与铁（ｉｒｏｎ）和矿（ｏｒｅ或ｍｉｎｅ）根本不沾边。如果他查出了词义后，头脑中的概念是清楚的。一个中国人呢，见到“赤铁矿”往往不会去查这三个已经认识的字合在一起表达的新义，而是根据已知的旧义自然想到“红色的铁矿”，如此步入歧途。汉字的见字可猜义，从字义可猜词义，即“望文生义”，被一些人当作汉字的大优点。可是在讲求精确的科学技术领域，此优点实为大缺点。
英文面对科技的发展，以２６个字母的排列组合构成新词表达新义，就像用新鲜蔬菜烹调，要咸要淡要酸要甜，随你加什么佐料。可汉字呢，几乎每个字早就有了意思，就像腌萝卜、酱黄瓜、渍酸菜，再拿来烹调某种味道的菜非要小心选择，一不留神就被原来的“老味”弄得“串味了”。
当然，在科技界的小圈子里，汉字不会造成什么麻烦。对于“老词”所表的新义，圈内人都知道。主要“受害者”是圈外民众。中国人里“科盲”特别多，尤其一些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认识特别多，究其原因当然不止一二，但汉字在遭遇科学时的先天缺陷恐怕难脱干系。
(By 陈向阳 From CND.org)
确实，汉字有奇妙无穷的书法，一个字还能拆成各含其义的“部件”，更有一字多义、一字多形。说汉字像“图画”，单个字含有较多“信息”，不是毫无根据。最擅长运用汉字的书法家、文学家们翘翘尾巴也不算太狂妄。
可是，汉字面对现代社会的基石－科学，却有个“先天缺陷”：由于难记而不可能大造新字去表达新概念。当然，早已造出了不少新字，比如多数的化学元素名（像氢、氧、钾、钠）。这种一字一义显然最符合科技用语的第一要求：准确无误。但三、四千个常用字已经是个沉重负担，中国小学生们要吭哧吭哧苦背三、四年，阅读能力明显落后于使用拼音文字（以英语为例）的孩子。如果完全用造新字来应对科学的发展，汉字数目将很快膨胀到让人受不了的地步。所以，汉字主要是用“老字”组新词的办法。
（英文没有字和词的区分。汉字却有字词之别，词是表达某个概念的最小单元。大多汉字本身就是词，像山、河、打、骂。但更多的词却由两个或多个字组成，一旦拆开，原来表达的意思也就不在了，比如“上海”，“文化”。）
对于汉语中根本没有的科技新概念，汉字的应对还比较成功。比如用近音字模仿英文词，像坦克（ｔａｎｋ）、尼龙（ｎｙｌｏｎ），仍是一词一义，准确无误。但是，对于汉语中已有的类似，却又不是真正等同的概念，借用老词表新义，麻烦就来了。请看下面这句：
“当今世界上所有人类都属于一个种（ｓｐｅｃｉｅｓ），在人类中可辨别出不同人种（ｒａｃｅ），比如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
怎么“一个种”又有“不同人种”？人类这一个“种”难道不是人种？这句话若放在英文里毫无混乱。Ｓｐｅｃｉｅｓ（种）是生物分类系统中的一级，指一群具有一定形态和生理特征的生物个体，他们能相互交配并能产生具有生殖能力的后代（这是简单解释，并非完整定义）。而Ｒａｃｅ（人种）仅指体貌形态上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不属于生物分类中的一级，与生物学中所说的人的“种”根本就是两个不同概念，所以也是不同的词。
而汉语中的“种”有几个意思，其中与Ｓｐｅｃｉｅｓ相近的只是“龙生龙，凤生凤”，不同的生物会世代传承自己的特征这样的泛义，而并没有生物学上“种”那样严格的含义。借用了这样一个老词来表新义，就给不知情的外行人造成混乱。
再看一个例子：赤铁矿，黄铁矿，铁矿，它们都是什么？从未学过地质学的外行人也许会想，赤铁矿和黄铁矿就是不同种类的铁矿吧？实际上呢：赤铁矿（ｈｅｍａｔｉｔｅ）是三氧化二铁，黄铁矿（ｐｙｒｉｔｅ）是硫化铁，它们是地质作用下形成的天然化合物，（比如“红色土壤的红色是因为含有赤铁矿”）。而“铁矿”呢，有两个意思，一是Ｉｒｏｎ ｏｒｅ，含铁的天然物质富集起来达到一定规模的矿体（比如“发现了大铁矿”），二是Ｉｒｏｎ ｍｉｎｅ，人类开采铁矿石的场所（比如“他在辽宁的铁矿工作”）。
一个不懂地质学的澳洲人见到Ｈｅｍａｔｉｔｅ，当然不知什么意思，但绝不会想到“铁矿”上去，因为这个词与铁（ｉｒｏｎ）和矿（ｏｒｅ或ｍｉｎｅ）根本不沾边。如果他查出了词义后，头脑中的概念是清楚的。一个中国人呢，见到“赤铁矿”往往不会去查这三个已经认识的字合在一起表达的新义，而是根据已知的旧义自然想到“红色的铁矿”，如此步入歧途。汉字的见字可猜义，从字义可猜词义，即“望文生义”，被一些人当作汉字的大优点。可是在讲求精确的科学技术领域，此优点实为大缺点。
英文面对科技的发展，以２６个字母的排列组合构成新词表达新义，就像用新鲜蔬菜烹调，要咸要淡要酸要甜，随你加什么佐料。可汉字呢，几乎每个字早就有了意思，就像腌萝卜、酱黄瓜、渍酸菜，再拿来烹调某种味道的菜非要小心选择，一不留神就被原来的“老味”弄得“串味了”。
当然，在科技界的小圈子里，汉字不会造成什么麻烦。对于“老词”所表的新义，圈内人都知道。主要“受害者”是圈外民众。中国人里“科盲”特别多，尤其一些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认识特别多，究其原因当然不止一二，但汉字在遭遇科学时的先天缺陷恐怕难脱干系。
(By 陈向阳 From CND.org)
2010年9月16日星期四
人生来平等? 森严的中国等级制度
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在演说中援引了杰佛逊写入《独立宣言》的一句话：“所有的人生来都平等”（Ａｌｌ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ａｒ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ｅｑｕａｌ．）。他将原文中的“男人”（ｍｅｎ）改成了“男人和女人”（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首先必须指出，美国社会并不是一个所有人生来都平等的社会。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从这一点来看，确实是种族平等的具体表现。然而，奥巴马的成功只是极少数的例外，以我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的经历，种族歧视的例子屡见不鲜。就连最成功的华人都有遭受歧视的例子，遑论黑人？所以美国人标榜的平等，仍只是一种美好而抽象的理想而已。
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分田地，均贫富”为号召，以农村包围城市，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在１９４９年前后（东北等解放区率先开始）共产党确实发动了土改运动，分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做到了耕者有其田，后来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更是把中国推上了奔向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道路。然而六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等级制度却依然森严。
我们先从上层建筑来看，最上面的当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然后是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依次是部级、省级、司级、地区级、市级、厅局级、处级、科级、县级和乡镇级等。城里的干部则还有街道干部和里弄干部。奇怪的是，科员里面居然还有“处级科员”之称，如果处级干部相当于“道台”的话，“处级科员”因为没有实缺可填，只好屈尊当科员，可以折合成“候补道”了。如今中国官场中的称呼通常都是都是带官衔的，如赵部、钱局、孙处、李科等。因为共产党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又有行政级别和军阶的换算，如省军级、地师级、县团级等。此外还有论资排辈，如老红军、长征干部、抗日干部、解放战争干部、抗美援朝干部、国民党起义人员等。从待遇上来看，则还有离休干部和退休干部之分，离休干部除了全薪之外，还有用车和旅游等优待。而普通职工的待遇，退休的工资打折，其他则有提前“被退休”的、下岗的和工龄买断的。在物质待遇方面，根据级别的高低，军队和地方都有大灶、中灶和小灶，此外在物质匮乏时高级干部还有特供，即所谓“吃红本儿”的。同样是干部，又分中央干部和地方干部。中央干部到地方“威水”得很，但是在北京就不稀奇了，故有“房子越住越小，车子越坐越大”之说。如果是部级以下的，真还不如到地方去当个一把手实惠。
从地理上来看，从上至下是首都、直辖市、省和自治区、地区、县。城市又分省级市、地级市和县级市，下面才是城镇和乡村。当年许多夫妻两地分居，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但是要调动，只允许同级城市之间调动，或是大城市向小城市调动，所以从外地调进北京和上海几乎是天方夜谭。何以也？当时城市的工资标准还有地区分类，北京上海是高薪的“八类地区”，而其他城市多数是低薪的“六类地区”，下面还有五类、四类的呢。还记得文革时从长春到北京出差，北京是首都，北京人凭“本儿”买肉敞开供应，外地人则一次只能买两毛钱。师傅想带点肉回长春过年包饺子吃，我便陪他去排队。两三次之后，售货员便不耐烦了，一手把两毛钱的肉扔在砧板上，另一手抡着砍刀厉声训斥道：“你还有完没完了？啊！？”于是我们只好换一家，再换一家。上海的轻工业品则是全国之首，每次从长春回上海探亲，厂里的师傅们便会托我捎东西，一张长长的购物单，够我好几天跑断腿的，难怪上海人一说可能被分配到外地便谈虎色变。同样是省、市、县，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和内陆地区的条件又大不一样。改革开放后又有了享受特殊政策优待的经济特区、长三角、珠三角、高新技术区、经济开发区、保税区等。记得当年进深圳时还要通过关卡检查，需要特殊的通行证（或护照）才能进入，赶上如今的港澳自由行了。
若与外国或港澳台沾上一点边，即所谓的“海外关系”者也，便有了外籍华人、华侨、归国华侨、爱国华侨、港澳台同胞、侨眷和海归等，还有专门为他们服务的涉外宾馆、最初的侨汇商店、友谊商店，以及后来的归国人员服务部、大件小件、免税指标等概念。如今电器产品已经过时，动辄是免税的轿车指标。钱则分成外汇和人民币，后来又有了外汇兑换券，于是在宾馆和中国银行门外便有了换外汇的“打桩模子”即外汇黄牛，能追着你走好几条马路。幸运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人民币已经与硬通货几乎等同，港澳等地的商家终于也纷纷打出了“欢迎使用人民币”的牌子。
中国社会的另一大问题就是城乡差别。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待遇截然不同，原来城里人吃商品粮，农民则是自留口粮。如今虽然取消了粮票和各种票证，老百姓可以相对而言比较自由地迁移，但是城市居民中又分常住人口、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凭户口，所以一个人生在什么地方，对他（她）的一生会有极大的影响。
其实从上小学开始就有等级制度了。小学里的少年先锋队有普通的少先队员、小队长、中队长乃至大队长。文革时则成了红小兵和红卫兵，红卫兵的头头可是“司令”一级的。从中学开始便有了班干部和学生会干部，此外还有团员和党员，于是便有了团支部书记和党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和党总支书记、团委书记和党委书记。学生里有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毕业生，走上社会之后则有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乃至全国劳动模范和新长征突击手。
中国的义务教育一直到初中，但是学校也分等级。文革时工厂里根据毛主席最新指示办学，于是便出现了“七·二一大学”之新生事物，当时的正规大学生则改成“工农兵学员”了，以区别于臭老九。恢复高考后大学有教育部重点、全国重点和省重点之等级。同样是大学本科，如今又有“一本”和“二本”之分，于是便产生了“专升本”这样的新概念。此外当然还有函授大学、业余大学、网络大学，乃至老年大学。中学则有省重点、市重点、区重点和普通中学。希望小学听起来让人感动得泪下，其实却处于教育金字塔的最底层。即使同样是高中生，北京、上海高考的录取线又远比其他省市低，所以投胎在北京、上海的学生就比外地的学生便宜好几十分。当然有钱的家庭可以通过在北京、上海买房获得户口，从此改变孩子一生的命运。同样是孩子，还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入托、上学、医疗等都有种种优待。至于教师，也分三六九等，有公办和民办教师，还有正式和代课之分。文革结束后，我在长春拖拉机厂工作，被借调到厂子弟中学教英文。长春拖拉机厂虽是当时众人羡慕的万人大厂，我却是一个小工人，归劳资科管，而教师属于干部编制，归组织部管。所以当时我在子弟校教书的身份是“以工代干”。
说到职称，则有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和普通职称。最上面的是中科院院士（即原来的学部委员）、领国务院津贴的专家，教育和学术界有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教授当中还有博导、硕导和理所当然的“学导”（恕我胡说），下面才是讲师和助教。中小学则有高级教师和特级教师，如果还不解恨的话，今后不知道是否还会有“超级教师”之美誉。此外还有高级工程师、高级农艺师、高级经济师、高级统计师、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等。据说教授、研究员等高级职称享受局级待遇，都是可以换算的。出版系统有总编、编审、编辑，媒体有特级记者、高级记者、特派记者、主播、主持人、播音员等。就连服务行业的理发师，现在也有高级造型师、美容师，按摩和足浴的则称为技师。难怪许多人的名片上印上无数头衔，乃至一面都不够用，正反两面都印满了，便用两张对折的，四面都印满还意犹未尽。
从建国开始到文革结束，一直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于是便有红五类，即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文革时更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这三类人，于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知识分子便成了“臭老九”。地主当中则又分恶霸地主、工商地主和一般的地主和富农，需要争取的则是富裕中农、上中农和中农，革命的下中农、贫农、雇农乃至流氓无产阶级。在城市里则有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本家、民族资本家、资本家、小业主、干部、以工代干、工人、高级职员、职员、自由职业者等。如果红五类犯错误则是人民内部矛盾，黑九类犯错误则是敌我矛盾，如果坦白从宽，则可能将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有的人虽不是黑五类，但是有历史问题，则可能成为内控对象。即使是最普通的老百姓，即所谓的革命群众，也有骨干、积极分子和普通群众之分。
就业也有等级。文革时最牛的是工矿，而工矿中又以本地工矿居首，外地工矿次之，到三线工厂去支内的最差。１９６９年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年知识青年的社会地位则相当于现在的外地民工。就连知识青年也分等级，最好的是军垦农场，国营农场稍次，但是都有旱涝保收的工资和探亲假，我则是靠天吃饭的插队落户。此外下乡的远近也大有讲究，最好的是近郊，最糟糕的是新疆、北大荒和云贵等边疆。我到吉林吃的是窝窝头和高粱米饭，远不如吃大米的江、浙、湖、广等南方省份，但还是聊胜于以红薯为主食的安徽淮北。抽调进工厂后，则有干部编制和工人编制。干部中１３级以上的是高干，工人则从学徒、一级工到八级工。工种也有讲究，分普通的熟练工种和比较牛的技术工种。文革时最吃香的的职业是听诊器、方向盘和切菜刀。文革时取消军衔，当兵则分“四个兜”的干部和“俩兜”的战士。干部解甲归田为“转业”，可以按照地师级、县团级之类的公式换算成地方官，战士“复员”后则由安置办公室分配个技术工种。干部探亲、出差坐硬卧，战士坐硬座，高干则可以享受软卧和飞机，就相当于现在乘飞机的头等舱、商务舱和经济舱。文革时全民皆兵，家庭成分好的可以当“基干”民兵，俺家成分高，只好当普通民兵。我想现在的下岗职工就相当于文革时留在城里不下乡而“被待业”的待业青年。至于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原来是“五保户”，如今则是“低保户”。
改革开放后与国际接轨，开始以白领和蓝领来区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当然还有旱涝保收的公务员，相对于合同到期后可能“被跳槽”的合同工。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最近又出现了金领、白金领和钻石领，未婚的钻石领便成了钻石王老五。在就业链的最底层则是外地民工和保姆，他们外出打工留在老家的子女便是留守儿童。除了衣领的颜色和质料之外，企业的性质也至关重要。建国伊始还有私营企业，我小时候有私立幼稚园和公立幼儿园，我猜想大概是因为公立幼儿园里的小朋友虽小并不幼稚。此外还有私立小学和公立小学、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１９５６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便有了公私合营企业，经理则分为公方经理和私方经理，公方经理说了算。国有企业为全民所有制，当年旱涝保收，便有“铁饭碗”和“大锅饭”之保障。此外还有集体所有制企业、民办企业、街道企业和乡镇企业。除了所有制之外，工作单位还分成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待遇也不相同，原来企业单位牛，现在因为许多企业破产，所以事业单位好了，风水轮流转嘛。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原来无业的人变成了“个体户”自寻出路，其中有些歪打正着，成了中国的第一批“万元户”而光荣致富。正规企业中先出现了中外合资企业，后来又有了独资的外资企业，此外还有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对就业来说，除了工作性质之外，更重要的是企业的性质。公司则分上市公司和普通公司，上市公司里面还分主板和创业板，股票里则分人民币购买的Ａ股和外汇购买的Ｂ股，此外还有法人股、流通股、优先股和普通股。公司内部的等级则有总裁、董事长、董事和监事，近来又有首席执行官之美称，下面便是总经理、资深副总经理、副总经理、部门经理、副经理，往下一直到普通办事员。
如果你生病了，则又有等级在等着你。原来分公费医疗和劳保，现在则是医保，离休干部的医药费全部免费，普通老百姓则有限额，超过部分自己承担一定的百分比。医院则分省级医院、市级医院、区级医院、中心医院、地段医院、街道医院、和卫生所，医生里则有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和普通医生，护理人员有护理师、护士和患者自费请的护工，自从有了护工，护士便升了一级，大小便就得委屈护工打扫了。看病又分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病房则有高干病房、外宾病房、ＶＩＰ病房和普通病房。
住房也有等级，原来是按级别决定住房面积，住房改革后则有商品房、公房、低收入房，商品房中还有豪宅、别墅、联体别墅、高层、小高层和平房，城里人住的是产权房，农村自己盖的房子则是小产权房。投资炒房出租的则为大房东，转手牟利的便是二房东，租房族里有钱的是独租，外地进城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们则只好委屈地“群租”蜗居了。
我一介布衣，却有幸当过农民、工人、教师、商人和律师。文革失学十二年后恢复高考，我居然还能搭上最后一班车，从学士到硕士乃至博士。我曾住过三分钱一宿的大车店，也住过五星级的宾馆。我曾赶着马车到县城，百十来里路得走十几个小时，我也无数次乘飞机十几个小时横跨太平洋。我曾成吨地吃过苞米面窝头和高粱米饭就大葱蘸大酱，我也吃过鱼翅和鲍鱼。年过花甲的我，经历了世态炎凉，如今自己吃饭永远是一碗面条，每吃一碗都觉得是天堂里的食品，是国宴，每天都是在过生日、过年，这才是最重要的。
(By 胡果威,from CND.org)
首先必须指出，美国社会并不是一个所有人生来都平等的社会。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从这一点来看，确实是种族平等的具体表现。然而，奥巴马的成功只是极少数的例外，以我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的经历，种族歧视的例子屡见不鲜。就连最成功的华人都有遭受歧视的例子，遑论黑人？所以美国人标榜的平等，仍只是一种美好而抽象的理想而已。
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分田地，均贫富”为号召，以农村包围城市，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在１９４９年前后（东北等解放区率先开始）共产党确实发动了土改运动，分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做到了耕者有其田，后来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更是把中国推上了奔向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道路。然而六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等级制度却依然森严。
我们先从上层建筑来看，最上面的当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然后是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依次是部级、省级、司级、地区级、市级、厅局级、处级、科级、县级和乡镇级等。城里的干部则还有街道干部和里弄干部。奇怪的是，科员里面居然还有“处级科员”之称，如果处级干部相当于“道台”的话，“处级科员”因为没有实缺可填，只好屈尊当科员，可以折合成“候补道”了。如今中国官场中的称呼通常都是都是带官衔的，如赵部、钱局、孙处、李科等。因为共产党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又有行政级别和军阶的换算，如省军级、地师级、县团级等。此外还有论资排辈，如老红军、长征干部、抗日干部、解放战争干部、抗美援朝干部、国民党起义人员等。从待遇上来看，则还有离休干部和退休干部之分，离休干部除了全薪之外，还有用车和旅游等优待。而普通职工的待遇，退休的工资打折，其他则有提前“被退休”的、下岗的和工龄买断的。在物质待遇方面，根据级别的高低，军队和地方都有大灶、中灶和小灶，此外在物质匮乏时高级干部还有特供，即所谓“吃红本儿”的。同样是干部，又分中央干部和地方干部。中央干部到地方“威水”得很，但是在北京就不稀奇了，故有“房子越住越小，车子越坐越大”之说。如果是部级以下的，真还不如到地方去当个一把手实惠。
从地理上来看，从上至下是首都、直辖市、省和自治区、地区、县。城市又分省级市、地级市和县级市，下面才是城镇和乡村。当年许多夫妻两地分居，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但是要调动，只允许同级城市之间调动，或是大城市向小城市调动，所以从外地调进北京和上海几乎是天方夜谭。何以也？当时城市的工资标准还有地区分类，北京上海是高薪的“八类地区”，而其他城市多数是低薪的“六类地区”，下面还有五类、四类的呢。还记得文革时从长春到北京出差，北京是首都，北京人凭“本儿”买肉敞开供应，外地人则一次只能买两毛钱。师傅想带点肉回长春过年包饺子吃，我便陪他去排队。两三次之后，售货员便不耐烦了，一手把两毛钱的肉扔在砧板上，另一手抡着砍刀厉声训斥道：“你还有完没完了？啊！？”于是我们只好换一家，再换一家。上海的轻工业品则是全国之首，每次从长春回上海探亲，厂里的师傅们便会托我捎东西，一张长长的购物单，够我好几天跑断腿的，难怪上海人一说可能被分配到外地便谈虎色变。同样是省、市、县，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和内陆地区的条件又大不一样。改革开放后又有了享受特殊政策优待的经济特区、长三角、珠三角、高新技术区、经济开发区、保税区等。记得当年进深圳时还要通过关卡检查，需要特殊的通行证（或护照）才能进入，赶上如今的港澳自由行了。
若与外国或港澳台沾上一点边，即所谓的“海外关系”者也，便有了外籍华人、华侨、归国华侨、爱国华侨、港澳台同胞、侨眷和海归等，还有专门为他们服务的涉外宾馆、最初的侨汇商店、友谊商店，以及后来的归国人员服务部、大件小件、免税指标等概念。如今电器产品已经过时，动辄是免税的轿车指标。钱则分成外汇和人民币，后来又有了外汇兑换券，于是在宾馆和中国银行门外便有了换外汇的“打桩模子”即外汇黄牛，能追着你走好几条马路。幸运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人民币已经与硬通货几乎等同，港澳等地的商家终于也纷纷打出了“欢迎使用人民币”的牌子。
中国社会的另一大问题就是城乡差别。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待遇截然不同，原来城里人吃商品粮，农民则是自留口粮。如今虽然取消了粮票和各种票证，老百姓可以相对而言比较自由地迁移，但是城市居民中又分常住人口、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凭户口，所以一个人生在什么地方，对他（她）的一生会有极大的影响。
其实从上小学开始就有等级制度了。小学里的少年先锋队有普通的少先队员、小队长、中队长乃至大队长。文革时则成了红小兵和红卫兵，红卫兵的头头可是“司令”一级的。从中学开始便有了班干部和学生会干部，此外还有团员和党员，于是便有了团支部书记和党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和党总支书记、团委书记和党委书记。学生里有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毕业生，走上社会之后则有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乃至全国劳动模范和新长征突击手。
中国的义务教育一直到初中，但是学校也分等级。文革时工厂里根据毛主席最新指示办学，于是便出现了“七·二一大学”之新生事物，当时的正规大学生则改成“工农兵学员”了，以区别于臭老九。恢复高考后大学有教育部重点、全国重点和省重点之等级。同样是大学本科，如今又有“一本”和“二本”之分，于是便产生了“专升本”这样的新概念。此外当然还有函授大学、业余大学、网络大学，乃至老年大学。中学则有省重点、市重点、区重点和普通中学。希望小学听起来让人感动得泪下，其实却处于教育金字塔的最底层。即使同样是高中生，北京、上海高考的录取线又远比其他省市低，所以投胎在北京、上海的学生就比外地的学生便宜好几十分。当然有钱的家庭可以通过在北京、上海买房获得户口，从此改变孩子一生的命运。同样是孩子，还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入托、上学、医疗等都有种种优待。至于教师，也分三六九等，有公办和民办教师，还有正式和代课之分。文革结束后，我在长春拖拉机厂工作，被借调到厂子弟中学教英文。长春拖拉机厂虽是当时众人羡慕的万人大厂，我却是一个小工人，归劳资科管，而教师属于干部编制，归组织部管。所以当时我在子弟校教书的身份是“以工代干”。
说到职称，则有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和普通职称。最上面的是中科院院士（即原来的学部委员）、领国务院津贴的专家，教育和学术界有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教授当中还有博导、硕导和理所当然的“学导”（恕我胡说），下面才是讲师和助教。中小学则有高级教师和特级教师，如果还不解恨的话，今后不知道是否还会有“超级教师”之美誉。此外还有高级工程师、高级农艺师、高级经济师、高级统计师、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等。据说教授、研究员等高级职称享受局级待遇，都是可以换算的。出版系统有总编、编审、编辑，媒体有特级记者、高级记者、特派记者、主播、主持人、播音员等。就连服务行业的理发师，现在也有高级造型师、美容师，按摩和足浴的则称为技师。难怪许多人的名片上印上无数头衔，乃至一面都不够用，正反两面都印满了，便用两张对折的，四面都印满还意犹未尽。
从建国开始到文革结束，一直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于是便有红五类，即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文革时更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这三类人，于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知识分子便成了“臭老九”。地主当中则又分恶霸地主、工商地主和一般的地主和富农，需要争取的则是富裕中农、上中农和中农，革命的下中农、贫农、雇农乃至流氓无产阶级。在城市里则有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本家、民族资本家、资本家、小业主、干部、以工代干、工人、高级职员、职员、自由职业者等。如果红五类犯错误则是人民内部矛盾，黑九类犯错误则是敌我矛盾，如果坦白从宽，则可能将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有的人虽不是黑五类，但是有历史问题，则可能成为内控对象。即使是最普通的老百姓，即所谓的革命群众，也有骨干、积极分子和普通群众之分。
就业也有等级。文革时最牛的是工矿，而工矿中又以本地工矿居首，外地工矿次之，到三线工厂去支内的最差。１９６９年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年知识青年的社会地位则相当于现在的外地民工。就连知识青年也分等级，最好的是军垦农场，国营农场稍次，但是都有旱涝保收的工资和探亲假，我则是靠天吃饭的插队落户。此外下乡的远近也大有讲究，最好的是近郊，最糟糕的是新疆、北大荒和云贵等边疆。我到吉林吃的是窝窝头和高粱米饭，远不如吃大米的江、浙、湖、广等南方省份，但还是聊胜于以红薯为主食的安徽淮北。抽调进工厂后，则有干部编制和工人编制。干部中１３级以上的是高干，工人则从学徒、一级工到八级工。工种也有讲究，分普通的熟练工种和比较牛的技术工种。文革时最吃香的的职业是听诊器、方向盘和切菜刀。文革时取消军衔，当兵则分“四个兜”的干部和“俩兜”的战士。干部解甲归田为“转业”，可以按照地师级、县团级之类的公式换算成地方官，战士“复员”后则由安置办公室分配个技术工种。干部探亲、出差坐硬卧，战士坐硬座，高干则可以享受软卧和飞机，就相当于现在乘飞机的头等舱、商务舱和经济舱。文革时全民皆兵，家庭成分好的可以当“基干”民兵，俺家成分高，只好当普通民兵。我想现在的下岗职工就相当于文革时留在城里不下乡而“被待业”的待业青年。至于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原来是“五保户”，如今则是“低保户”。
改革开放后与国际接轨，开始以白领和蓝领来区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当然还有旱涝保收的公务员，相对于合同到期后可能“被跳槽”的合同工。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最近又出现了金领、白金领和钻石领，未婚的钻石领便成了钻石王老五。在就业链的最底层则是外地民工和保姆，他们外出打工留在老家的子女便是留守儿童。除了衣领的颜色和质料之外，企业的性质也至关重要。建国伊始还有私营企业，我小时候有私立幼稚园和公立幼儿园，我猜想大概是因为公立幼儿园里的小朋友虽小并不幼稚。此外还有私立小学和公立小学、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１９５６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便有了公私合营企业，经理则分为公方经理和私方经理，公方经理说了算。国有企业为全民所有制，当年旱涝保收，便有“铁饭碗”和“大锅饭”之保障。此外还有集体所有制企业、民办企业、街道企业和乡镇企业。除了所有制之外，工作单位还分成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待遇也不相同，原来企业单位牛，现在因为许多企业破产，所以事业单位好了，风水轮流转嘛。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原来无业的人变成了“个体户”自寻出路，其中有些歪打正着，成了中国的第一批“万元户”而光荣致富。正规企业中先出现了中外合资企业，后来又有了独资的外资企业，此外还有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对就业来说，除了工作性质之外，更重要的是企业的性质。公司则分上市公司和普通公司，上市公司里面还分主板和创业板，股票里则分人民币购买的Ａ股和外汇购买的Ｂ股，此外还有法人股、流通股、优先股和普通股。公司内部的等级则有总裁、董事长、董事和监事，近来又有首席执行官之美称，下面便是总经理、资深副总经理、副总经理、部门经理、副经理，往下一直到普通办事员。
如果你生病了，则又有等级在等着你。原来分公费医疗和劳保，现在则是医保，离休干部的医药费全部免费，普通老百姓则有限额，超过部分自己承担一定的百分比。医院则分省级医院、市级医院、区级医院、中心医院、地段医院、街道医院、和卫生所，医生里则有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和普通医生，护理人员有护理师、护士和患者自费请的护工，自从有了护工，护士便升了一级，大小便就得委屈护工打扫了。看病又分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病房则有高干病房、外宾病房、ＶＩＰ病房和普通病房。
住房也有等级，原来是按级别决定住房面积，住房改革后则有商品房、公房、低收入房，商品房中还有豪宅、别墅、联体别墅、高层、小高层和平房，城里人住的是产权房，农村自己盖的房子则是小产权房。投资炒房出租的则为大房东，转手牟利的便是二房东，租房族里有钱的是独租，外地进城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们则只好委屈地“群租”蜗居了。
我一介布衣，却有幸当过农民、工人、教师、商人和律师。文革失学十二年后恢复高考，我居然还能搭上最后一班车，从学士到硕士乃至博士。我曾住过三分钱一宿的大车店，也住过五星级的宾馆。我曾赶着马车到县城，百十来里路得走十几个小时，我也无数次乘飞机十几个小时横跨太平洋。我曾成吨地吃过苞米面窝头和高粱米饭就大葱蘸大酱，我也吃过鱼翅和鲍鱼。年过花甲的我，经历了世态炎凉，如今自己吃饭永远是一碗面条，每吃一碗都觉得是天堂里的食品，是国宴，每天都是在过生日、过年，这才是最重要的。
(By 胡果威,from CND.org)
2010年8月14日星期六
中国教育问题讨论
中国教育问题讨论
吴量福
(from CND.org 《华夏文摘》)
一、中国教育的“ABC”
1. 历史背景
中国的教育在世界发展史上可算有最悠久的传统。自打孔子开始，我们就注意教育在社会和个人发展中的作用。孔子的那个时代，正值春秋晚期，列国争斗，社会秩序不可算不乱，但孔子却也看到“教育救国的道路”。孔子虽然自己不动手写，但由他人替他笔录的东西也是不少。根据山东大学的葛老先生考察，孔子编辑整理的教材就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等6种。1 在那个时代，教育文化本都是宫廷里的事，属于贵族活动。但由于孔子的努力，教育也“走向了社会，分布于民间”。2 用今天的语言，就是普及教育。自打孔子以后，政府和老百姓都重视教育。老百姓读书，意在当官，所谓学而优则仕。皇上从民间选有才之士出来当官，也是通过考试进行。考卷答得好，也不进行政审和考察，即可有个一官半职。每年科举考试都要考出什么状元、探花、榜眼，举人，等名次。虽然不都是当了大官，但这些学子的社会地位会为此而大大地升高。由此可见在中国古时候，教育和学历这些东西的重要性。
虽说重视教育，但是上学就意味着家有闲人。在中国封建年代，农民以耕田为其生，老百姓家里养不起月食斗粮而终日读书的人。所以，绝大多数的老百姓还是与教育无关。这才有了方圆几百里才能出一个秀才的情况。像王冕那种贫寒的学子实际上是不多见的。读书人大多是出在有钱人家中。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近代的中国。有钱人家的孩子能上学，当官。再下一代，还是有钱，还是能当官。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只能在大田里耕作。这样代代相传。中国人所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个道理。
从另一个角度看呢，教育也让皇上不喜欢：能读书了，就知道的多；知道的多了，就要思考。爱思考的人老是要问为什么，给统治者找麻烦。秦始皇焚书坑儒就体现了统治者的这种担心。就是到了现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横行一时的“四人帮”也提出过“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与秦始皇在历史的两端遥相呼应。
中国传统上的教育与现实生活基本是脱节的。仅从语言文字与日常的说话为例，直到近代的中国，书写与平日的说话是两回事。书写文字是“之乎者也”似的文言文，老百姓平时说话却是大白话。直到鲁迅那个年代，人们开始提倡白话文，才真正开始将书写语言与日常用语通用。这个“白话”运动的社会后果之一就是给普及教育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
清末民国时期，随着外国文化的入侵，外国办教育的方式方法也渐渐地被介绍到中国来。那时候创办的京师大学堂、3 北洋大学，等高等学府，为中国打下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已经被广泛接受。孙中山要打天下，统一中国，也要办一所学校，培养军士骨干。那就是著名的黄埔军校。共产党在延安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要办“抗大”，以培养革命精英。
新中国建立之后，对教育仍是十分重视。五十年代培养出的一代大学生到后来的国家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幸的是，在10年文革中，中国的教育系统以及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一批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被摧毁了。在10年的时间内，中国的教育停滞不前，造成了一个断层，中国教育的元气在文革后的几十年内都不能恢复过来。
2.中国教育的现状
(1) 投资情况
文革后的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在教育上落后的后果，的确下了大力气来解决教育的问题。现任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就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4 由于其重要程度，教育的管理是由国家统一进行的。
这里我们需要停下来解释一下。中国的政治系统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体制，政府的行政作为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所以，政府对社会财富的管理和对社会发展的投资，都是国家行为。一般百姓对国家的行为是没有发言权的。在教育的问题上，国家打算投资多少、投资比例，公众事先是不太知道的。我们在讨论中应该牢记这个特点。在西方国家，比如美国，政府并不意味着国家。公众对政府征税以及政府的预算数字比较了解。而且，美国的联邦政府不负责美国老百姓的教育。教育是州和地方政府的责任。所以，中国教育体制与西方，至少是与美国的教育体制不可比。
既然是由国家负责，那国家对教育投资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中国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在2002年就达到3107亿元人民币。要注意的是，这个数字不是中国社会对教育的总投资，而仅仅是国家(或者是政府)的投资。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4》的数据，2002年，社会投入346亿元，个人投入5795亿元。国家，社会和个人投资在教育总投资额中的比例分别为：33.6%，7%，62.7%。这三项加在一起的总额是9248亿元。这么看，要想把中国的教育办好，那１万亿的美元储备也还不算太多了。
再来看这3107亿元国家投资的部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似乎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主要指标之一。这3107亿元占中国2002年GDP的3.2%。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比例呢。低！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比算低的了。与发达国家比,那肯定是太低了。与不发达国家比，也不算高。前几年山东有两个人搞了一份研究，比较各国在教育上的支出。他们比较的是“人均教育支出”。在1993年，世界平均的人均教育支出是299美元，发达国家为1089美元，发展中国家为43美元，不发达国家为8美元，我们中国的是10美元多一点。5 这是与别人比。
自己和自己比呢？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国家负责教育的部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到90年代中期，政府或者国家对教育的投资比例应该达到GDP的4%。实际上呢，1995年才是2.1%，2000年占2.6%。进入了新世界后，2002年，才有3107亿元，还是没到位。有两位北京的学者在2007年搞了一份研究。他们发现，中国公共教育投资与GDP的比例为1980年:3.0%；1985年:2.9%；1990年:3.0%；1995年:2.4；2000年:2.9%。6 北京这两位学者的数字与山东两位研究人员的数字相同。由于我们手边没有2006和2007年的数字。但我们可“猜一猜”。中国的国务委员陈至立在2006年的一次报告会上说“将尽快使全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2010年力争达到5%。”7 从这位国务委员的言语中可以看出，4%这个比例仍停留在目标这一水平上。教育部门在90年代初提出的目标没有被实现。那么，是否能达到“2010年力争达到5%”这个新目标只有让历史来证明了。
中国的教育投资比例在世界上算是低的了。但是，中国的教育系统的承担量却在世界上数第一。2005年，中国在校的大学生总数为1400万8;不算大学生，仅在中国农村的学龄儿童数量就高达1.5亿。9 这两个数字，外加在城市里几千万的小学、初中、高中的学生，再加上在各种技校中专学校就读的学生，中国学生的总数可能会高达2亿。2亿是个什么概念？按国家算，这个数字可以抵国。拿美国来说，其人口在2007年达3亿，如果有2亿人口只上学，不创造财富，那美国在今天也只能算是一个未发展国家了。
周部长说“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但从资金上看，教育的“基石”地位尚未体现出来。
国家对教育的投资不足是事实。多少年来，中国的领导人都在说、都在讲，要重视教育。中国的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教育问题，“获得7次掌声”。教育部发言人对此十分感动，认为“这充分显示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教育问题的重视程度”。10 但是，“重视”总是要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的。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增大对教育的投资，在程序上和技术上是不会有问题的。同样道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不对教育进行足够的投资，在程序上和技术上也是不会有问题的。教育不是修大坝、造火箭、修建国家大剧院，几年后就可以看到成果。教育界有句口号，“十年种树，百年育人”。这是一种比喻。意思是，今年种的树，要10年后才能成材。而百年育人呢，不是说要花100年才能培养一个学生,而是说教育人是百年大计，是一项长远的工程。换句话说呢，今年对教育投入1000亿，其效果在几十年内也看不到。反过来看呢，今年对教育少投资或者不增加投资，其影响在几十年内也看不到。投资不到位还是对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不足的结果。连续在报告中提到教育和随之而来的掌声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毫无意义！
上面谈的是国家对教育投资的情况。让我们来看中国老百姓个人在教育上的投资。我们在前面介绍了，2002年中国在教育上的社会总投资额为9248亿元。其中国家投资才占3107亿元，还不到一半。谁出了大头？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个人投资额为5795亿元，占社会总投资的62.7%。面对这些数据，难怪中国的官方新闻社新华社认为，中国的“义务教育”已经“早无‘义务’之实”了。11
让我们拐一个弯，看看美国老百姓在教育上的开销。我们随手找一个美国的中学学区来比较。这个学区位于美国芝加哥西部的一个城市，学区中有两所高中，有学生８千多。学生是从周围５个城市来的。所以这是一个跨市的学区。五个城市的居民中，凡是有房产的，都要交纳房产税。房产税的35%是给这个学区的，另外23%给了小学学区（本文不做介绍）。以此看，地产税中将近60%都用于教育了。无论家中是否有学龄儿童，这部分是必须交。从学区的预算中看出，12 学区总财政收入为7178万美元。其中，居民交纳的财产税占81％，学费占3%，联邦的援助性拨款占3%，州政府的援助性拨款占0.007%。其他一些来源占余下15%。
我们从这些实际数字看出，第一，老百姓的税是学校运作的主要资金来源。难怪美国老百姓可以对学校的管理指手画脚呢。第二，美国政府（美国人没有将政府看为是国家的化身）对教育投资甚少。换句话说，美国的教育是社会化了的。美国的这种办教育的方法与其政治体制有关，中国无法借鉴的。我们在前面提到中美两国的教育体制不可比，这是原因之一。
从中国的教育体制上看呢，虽然名义上是义务教育，但实质上已经将教育经费负担转到老百姓身上了。城市居民尚可承担，到了８亿农民身上，就是苦不堪言了。为了解决农村学生的学费问题，中国政府办了两件事。第一是从2007年开始，将1.5亿农村孩子的学杂费全部免除，而且还为家庭贫穷的孩子提供免费的课本。13 这就是国家 “两免一补”的措施。对于广大贫穷的农村学生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大好事。这种政策使得许许多多原来上不起学的农村孩子都走进了学校。第二是在2001年对农村的学校设置进行了合并调整(2001年5月，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称这样的调整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和“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的布局”。14 调整的结果是在2000年到2005年间，农村的小学数量减少了9万所，初中减少了3000所。王旭明指出，虽然学校数量减少了，但入学率还保持在98%。
这两项措施的效果如何呢？先看那“两免一补”的措施。免收学杂费，国家要投大量资金去填补空白。这本是在“义务教育”体制下应该做的事情。在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施行之前，中国的海南省就已经自行拨出近２亿元补贴教育，免去了省范围内农村学生的两费。学生不用交学杂费，并不意味着学龄儿童就都来上学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全县穷孩子太多，每年开学，所有县乡干部就要挨户动员他们上学。一番动员之后，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孩子辍学在家。原因很简单，第一，不交学杂费并不等于没有费用。学校远，孩子要吃要住宿，都是额外的开销，农民出不起。第二，有些大一点的孩子，在家可以帮助干点农活。去上学，田里的活没人干。下面是一段有关的报导：
“保亭县贫困孩子多，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所有农村中小学校舍破旧，教学设施跟不上，大多学校除了校舍没有任何教学仪器，有的学校连厕所都没有。学校建不起教师宿舍，一些教师只能住茅草屋。为了改善校舍，前些年只能先请施工队施工，现在好几年过去了，全县还有六七百万元的工程款无法偿还，一到年关，我这个教育局长就到处躲债。另外，师资力量不足，教师队伍老化，4年来没有分配一名大中专以上毕业生当教师，教学质量差，直接影响了升学率。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道镇番亲小学校长竺达龙告诉说，全校224名学生几乎都是贫困生，很多学生都欠学费，一欠就好几年，看到这些可怜的孩子，真不忍心让他们不上学。记者在响水镇合口小学见到在校寄宿的８名学生，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8岁，最大的14岁，宿舍是一间教室临时隔成的，男女学生都打通铺，吃睡都在床上。学校没有厨房，只能在露天用石块搭灶煮饭，煮一锅稀饭就吃上一二天，馊了的稀饭他们照样吃。什半村10岁的吉丽怀和8岁的吉丽金是一对寄宿姐妹，姐姐吉丽怀说，爸妈一星期只给我们３元钱生活费。而同是住校的王世健和王世龙兄弟俩家里则拿不出一分钱，他们只能以盐当菜。所有住校生都一样清苦。”15
这段文字很能说明问题了。农民的孩子上起学，教学质量，提高教育水平，仅仅依靠“两免一补”是远远不够的。学校的设备和师资也还是待解决的大问题。
再看学校合并调整的措施。实行这项措施的根本原因不是要“优化整合农村现有的学校设施”，而仍旧是资金不足。这项调整的结果可能是节省了教育投资，但也为农村的孩子们带来更大的困难。王旭明承认，调整后，许多孩子要走更远的路去学校，在吃饭和住宿上增加了经济上的负担。16
根据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周济的讲话，中国在2000年就已经向全世界宣布已经基本普及了９年义务教育。17 从资料中看，在“2000年基本普及了9年义务教育”并不是事实。这种说法至少反映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决策信息与现实脱节。其中道理很简单。中国从2007年才开始“两免一补”的政策，那又怎么能在2000年就宣称“基本普及了义务教育”了呢？从城市中的情况看，学生的家庭仍然是子女教育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到今天，中国还没能在完整的意义上实现了义务教育。
农民太穷是教育落后的原因；教育水平低，又是农民不能脱贫的原因。如何解决这两个互为因果的问题呢？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迄今也没找到答案。
中国人口13亿，其中8亿是农民。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西部在中国又是“第三世界”。中国1.5亿农村的孩子中，5000万在西部。这5000万孩子不接受良好的教育，中国西部的前途何在？中国的前途又在哪里？教育跟不上，农民的孩子还是农民。几千年的循环还在重复。国力从何谈起？
(2) 教育结构和教育系统的效率
中国的教育体系分成4个层次和4个类型。第一层次为普通教育。普通教育是中国教育体系的主干部分。普通教育按学生的年龄与接受教育的水平分为 4个阶段：１)学前教育包括幼儿园、学前班，等等。2）初等教育，也就是小学。3）中等教育。中等教育包括中专、技校、职业中学、普通中学，等等。4）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大学和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等等。第二层次是成人教育。所谓成人教育就是为错过正式上学机会的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人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在大学水平的有成人教育的机构包括广播电视大学、职工高等学校、管理干部学院；等等。在初等教育水平的包括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干部中等专业学校，等等。在小学阶段的教育包括职工或农民扫盲班，等等。第三层次是其他类型的教育。其他类型的教育包括军事院校、民办学校、外国留学生学校，等机构。第四层次是各类的培训学校、培训计划，等等。其实，按照严格的定义，这一层次机构不应该算作是教育，而是技能培训。
中国的这个教育结构的设计是合理的，其涵盖范围涉及了所有需要接受教育的不同社会群体。中国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标准学制为19年：3年幼儿园，6年小学3年初中，3年高中，最后是4年大学（医学院校和清华大学除外）。如果还打算读研究生，那就需要相对地增加几年。在这4个层次中，值得讨论的是普通教育及其中从初等教育到大学教育的不同教育阶段。
从设计上看，既然是“普通”教育，那么这个层次的教育机构就构成了中国教育系统的主干，承担了在中国普通教育、提高教育水平、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知识上和人才基础的主要任务。从现实中看，中国教育投资的重点也就放在普通教育上了。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提供的数字，在2006年，中国有普通高校1867所；中学76703所，其中16153所高中,60550所初中；幼儿园和学前学校130495所。
2006年在这些学校中读书的学生人数分别为，高校：1738.8万；中学： 8451.9万，其中， 2514.5万高中生， 5937.4万初中生；10711.5万小学生；2263.9在幼儿园中的学龄前儿童。这组数字显示，中国的普通教育系统的接纳能力还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将下面两组数字比较却能看出中国教育系统的“力量”还是远远跟不上社会对教育的需求：
高校
中学
高中
初中
职业中学
小学
2006年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数
377.5
2789.5
727.1
2062.4
179.5
1928.5
2006年各级各类学校招生数
546.1
2794.8
871.2
1923.6
294
1729.4
单位：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资料年鉴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7
我们从这两组数字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系统的接纳能力还是有限的。比如，2006年,小学毕业生人数为1928.5万，初中和职业中学的招生人数的总合（2217.6万）。大于小学毕业生的人数。但是，同年的初中毕业生人数为2062.4万，但高中的招生人数才达到871.2万,初中到高中的升学率为42%。这就意味着有58%的初中毕业生（约1200万）没有升到高中。由于中国高中教育系统的容纳量远远达不到要求，所以中国的教育部长将中国初级和中级教育的目标定位于“一半或者一小半去读普通高中”。18
只有一半的初中毕业生能够升高中应该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相比之下，美国的初中毕业生是必须读高中的。在美国大部分州都有法律规定学生必须读高中。有一些州允许学生从高三开始学一些职业性的课程，如果这些学生不打算继续读大学的话。无论高中毕业后的前途选择是什么，高中毕业文凭是必须的。由此看，中国有一半初中生没有高中水平，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中国的８亿的农民人口可能是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
再看大学招生情况。2006年的高中毕业生人数为871.2万。可同年的大学招生总人数才是546.1万。高中到大学的升学率为62.7%。这个数字可是不算高。让我们再换一种比较方法。在1994年，中国的小学一共招生2537万名。这些学生在经过了6年的小学教育、3年的初中教育、３年的高中教育之后，无论是中途辍学，还是成绩不佳，或者是其他原因，到2006年只有21.5%的人成功地进入了大学（2006年大学招生人数为546.1万）。这个比例说明中国教育系统的运作效率不是很高。相比之下，美国在1994年小学（Grade School）入学人数为1221.3万。到2006年这批学生升大学的时候（大部分美国的初中为2年，高中4年），美国高校（包括公立和私立）的招生总数为1373.8万。19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高校每年有大量外国留学生和许多非当年高中毕业生入学。这使得美国2006年大学入学人数要略高于1994年小学入学人数。故此，如果将这两部分学生去掉的话，招生总数会明显地低下来。但是，即便如此，美国教育制度的效率和成功率还是比中国的高了许多。
(3) 说是要改，但改不了的教学方式
涉及到教育系统的效率问题，资金固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但是，中国学校中－－包括从小学到大学，占主流的还是以“考试得高分”为目的的教学文化。我们将这种教学方式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来考察，是因为这种“应试教育”在过去30年来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教学和学习方式。所谓应试教育的教学方式是指在教学中和学生们的学习中，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能将考试的成绩搞好。考试难，上好学校就更难。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高中，为什么是重点？就是因为升学率高。升学率高，就是好学校。我们在前文提到过，每一个小学生在入学时，就开始与其他４个学生在竞争上大学的机会。家长们都知道，12年以后，每10个学生中，只有两个能够走进大学的校门。不上大学，就没有前途。
在中国的教育界，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似乎早已有定论。从中国最高负责教育的官员到学生家长，都认为应试教育应该被改革掉。中国教育部的发言人坦诚地认为，中国教育方式中的“应试教育还是相当严重的”。20 但是，教育部的部长周济却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应试教育仅仅是一种严重“倾向”，中国教育的“主流还是好的。”21 从大量的讨论中看，中国各个教育系统中的升学办法以及入大学门的高考被认为是应试教育的根源。22 但周济部长却坚持说“现在高考在我们国家还是行得通的，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制度”。23 教育部长似乎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所讨论的问题焦点在于大学考试是否应该成为各级学校衡量教学水平的标准。
与“应试教育”相对立的是“素质教育”。相对于灌输式的应试教育方法来看，素质教育侧重于调动启发学生的内在积极性。但是，就目前中国办教育的指导方针以及升学压力，应试教育还不能一时间就被铲除。身为中国教育部发言人的王旭明也认为“素质教育的推进”会“非常困难。”24
在应试教育的文化中，中国各个年级的学生压力之大，每日只能苦于读书。每天在上了普通课之后，学校还要外加各式各样的补习班，讲解分析各种类型的考试题。学生和学生家长压力之大，以致各界人士都发出“将少儿时代还给孩子们” 、“废除一卷定终身的教育方式”的口号。这个“一卷”指的就是考试卷。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素质，众所周知，在此就不再赘叙。
这种教育方式也是一种形式上的浪费。千万学子的精力如此白白地消耗掉。中国学生的聪明才智是得到西方国家教育界承认的。中国到外国留学的学生，一到西方的学习环境中立刻会出成绩。这种现象也可以为我们所讨论的这种内耗当一个佐证吧。
(4) 教育成果的市场如是说
此处所指的教育成果是指目前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这个群体和大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是人才，另一方面是研究的成果。在中国，每年国家、社会、个人对教育投入那么大量的资金，学生和学生家长花费了那么大的心血，结果又是如何呢？从总体上看，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是很普遍的现象。如果我们将高等教育看成是一个生产过程，那么大学生和研究成果就是产品。从市场学的角度看，如果产品卖不出去，那就是产品在市场上出问题了。或者是太多，供大于求，或者是质量不好。
大学生找工作难的问题早在上世纪末就已经浮现出来了，而且一直延续至今。根据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的解释，大学生找工作难主要原因在于大学生似乎对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定位有错位的问题。王旭明提到一个例子。四川兄弟俩，大学毕业后，回乡养猪。王旭明鼓励其他大学毕业生也打开眼界，改变观念。25
让我们看两对数字的比较。26
（1）在校生与人口的比例：
* 中国2005年高校在校总学生数为1561万8千,占中国人口（13亿）的1.2%
* 美国2005 年高校在校总学生数为1742万８千，占美国人口的（3亿） 5%
（2）毕业生与人口的比例：
* 中国2004年高校奖授学士学位(1050952)、硕士学位(124791)、博士学位(22427)共1198140个,占中国人口（12亿）的0.001%
* 美国2004年高校奖授学士学位（1399542）、硕士学位(558940)、博士学位(48378)共2006860个, 占美国人口的（3亿）0.6%
这两组数字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中国人口中的教育水平远远低于美国。如果中国打算从大学生人数上达到美国的标准（5%），那么就应该有6500万大学生在校。这个数字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可能的；没有那样的国力。第二，美国毕业生人数与人口的比例却比中国的要高数倍。我们将这两组数字一比较，就会产生一个新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美国的人均大学生数要远远高于中国；高比例的大学生走向社会。
仅仅用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定位误差来解释大学生就业难是不对的。
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后面可能有更深层的原因。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战略是以廉价劳动力为驱动的加工出口。那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部分都是依靠加工和廉价物品出口得来的。在这种发展战略指导下，高精尖的产品的研制、生产、出口都还没被提到日程上来。从市场导向上看，在廉价物品出口和加工上投资，成本低、周期短、见效快。在这种情况下，对大学水平的知识的需求就可能低于教育系统的产出量。这样一来，大学生又怎么不能过剩呢？鼓励大学生们向毕业后回乡养猪的毕业生学习，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如果仅仅是能回家将猪养好，根本不用上大学。
我们的国家、社会、个人在教育上巨额投资，绝对不会希望看到这种局面。但是，目前国家还没有将这种“浪费”放到“急需解决”的高度上来。这又是因为教育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长远影响，使得这种浪费以及其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近期内看不到。是先搞经济发展，待经济水平提高了，再来提高教育水平呢，还是以提高教育水平为基础搞经济呢？这是一个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样的争论。
二、中国的高等教育
在文革后至今的30年内，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已经培养出一个比较有水平的高校教师队伍。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从国家每年对高校的投资总额度以及增长的速度来看，国家对高等教育还是重视的。199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教育拨款为420亿元，2004年达到1047亿元。扩招以来，每年递增超过100亿元。27 这仅仅是国家的财政拨款。我们知道，中国老百姓个人对教育的投资在教育总投资额中占60%多。对高等教育的总投资实际上要远远超过国家投资的数目。对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投资额以及高等教育的成果，有目共睹，在此不再详细讨论。
中国的教育体系从结构上看是合理的。我们在前文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高投入和合理的结构是不是就能出成果？让我们还是从学术研究和授课者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们先给接下来的讨论奠定一个基础，看看高等教育的层次设置。一般来说，初、高中的教育的主要目的一是为高等教育做铺垫，二是普及教育，为社会运作提供基本人才。初、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是有一定衔接的关系的。一个国家教育的普及水平是由初、中等教育在人口中普及程度中反映出来的。普及的面越广越好。但是，一个国家教育水平和科技发展却完全是由高等教育的水平决定的。
高等教育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块：教学和学术研究。教学就是老师教，学生学。老师即教内容，又教方法。所谓内容，就是“是什么”，方法就是“如何”发现是什么。高等教育将大学学习按照内容和研究程度的深浅分为本科学习，硕士学习和博士学习三种不同层次。本科学习的目的意在使学生对某一领域中的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有较深的理解。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知道有什么”。硕士阶段的学习目的主要是使学生精通掌握专业中的原理，进行开发或者描述性研究，寻找答案来。要是也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知道“为什么”。博士阶段的学习目的是要培养学生探寻、发现并解释物质或者社会现象之间的新的因果关系。换言之，博士阶段的学习目的是要发现新的“是什么”并解释“为什么”。
这三种不同阶段学习的区别从论文的要求上就能看出来。学士论文的目的是要学生表明自己对本领域中知识了解的程度。硕士论文的目的是要看看学生对本专业中的知识和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有多深的认识。博士论文的目的是考察学生是否能够对一个新关系的存在做出具体的解释。
教学与学术研究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前面所介绍的三种不同的学习阶段之间，存在一种阶段性的等级关系。这个关系到不是社会关系中的等级关系，而是在知识含量上的等级。这种等级关系是不可逾越的。就好像气温，在达到100度时，必需要首先经过90度。让一个没上过大学的学生，开始读博士，从掌握的知识含量上和学习方法上看，是不可能的。那么在教学这个问题上，博士学位的知识含量和学术研究的水平一定要高于硕士和学士。依此类推，硕士学位的知识含量和学术研究的水平一定要高于学士。这种等级关系是被普遍接受了的。更需要指出的是，从学士到硕士，再从硕士到博士，三者之间在学术研究方法水平上的差别巨大。换言之，到了博士一级，学术研究的方法是决定研究成败的关键因素。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老师所能教授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掌握知识和学术研究方法的水平。这就是高等教育三个不同程度之间的关系。大学老师的授课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他们学术研究的水平。作为一个整体，大学老师的学术研究的水平体现在教科书的编写和授课上。俗话说，“有一桶，才能倒出一碗”。这是说，写在一本教科书上或者在一节课上所教授的东西，是需要花费成倍时间研究准备出来的。所以，到高等院校的运作中，非常看重教师的学术研究。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是没有区别的。
１. 学术研究
什么是学术研究？中国可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为“学术论文”制定有国家标准的国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VDC 001.81、CB 7713-8”号文件将学术论文的定义为：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
新见解的知识和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
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
文件。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通常把表达科研成果的论文称为学术论文。学术论文具
有四大特点：１）学术性 ２）科学性 ３）创造性 ４）理论性
这个国家标准还对学术论文的4大特点有具体的定义。我们就不一一重复了。按照这个标准，学术论文实际上就是学术研究成果的文字表现。论文撰写的水平也就代表了学术研究的水平。在学术论文的撰写当中还有其他的规则，比如引用他人成果的规则、格式，等等。最后呢，论文写出来了，只有发表了才能得到承认。这也是正确的。所以呢，在学术论文撰写的相对一方，就是各种出版社、学术期刊。出版社和学术期刊将研究成果发表，使得学术研究的成果能够被人分享、承认、批评。从总体上看，出版社也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那么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学术研究又是什么状况呢？
(1) 学术研究与经济收入
高校教师必须有搞学术研究的能力。这一点通用于中外。美国的教授们每年除了教课之外，也要写论文出书。这体现了上面介绍过的“有一桶才能倒出一碗”的道理。教师们必须通过学术研究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才能教好课。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更是重视。各个高校对教授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都有规定。
在这里让我们再拐一个弯，看看大学教授们的收入。我们在这里没有用“工资”这个概念。因为就工资来看，仅仅是教授们收入中的一小部分。让我们拿一位任职于我国北方某大学的教授、学院副院长的收入为例。这位任教20载有余的教授，每月收入是5591元（基本工资＋每月本校或地方政府的各种补贴＋岗位津贴）。在扣除水电费、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和所得税（1142元）之后的实际收入为4448元。中国教授们的工资大体上都是这三部分，基本工资以职称、工龄为参考而不同，这一部分是退休时计算的工资基数。本校和地方补贴各地、各校都不一样，是按人头发的。其中有的有差别，如住房补贴、职务津贴等等，其他都是一样的。这部分也计入退休的工资基数。岗位津贴是根据本人的岗位定的：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级教授等等，每一档还有级，各校的分法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中国教授的收入的计算会如此之复杂。
教授们的收入与下岗工人，或者进城打工的民工的收入相比，是很高的了。但与其他行业，比如企业白领、大型国有企业（电信、石油等等）的中层干部的收入相比，就显得很低了。更令人吃惊的是，上面提到的那位在中国学术界颇有名气的教授，其工资居然还低于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收费员！28 那些年轻的老师们的收入就更少了。为了能够提升，老师们在要求的论文数量之外也就还要拼命写出东西。发表的东西多，学校就有可能给奖励，提职时会更有利。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愿意自己出钱发表论文的原因。
许多院校同情老师们的处境，但又没有其他财源。怎么办？最流行的办法就是办学习班。各种学习班、干部培训班是创收的好手段。尤其是当某某省、市要求下面的干部都必须参加某种学习班，那些培训班就成了体制外的摇钱树。送老师到外面开班讲课，也是帮助老师增加收入的好办法。某大学要引进人才，还要看这个“人才”能否带来什么项目；项目就意味着财政收入。能带来项目的教授最受欢迎，无论他的研究水平如何。
大学教授们整天都在为增加收入发愁，哪里还有心思搞学术研究。北京政法大学的杨帆教授，将自己花钱制成的光盘拿到课堂来出售，说是给自己的孩子凑学费。29 这种做法说明大学教授的职业道德底线已经完全崩溃了。只希望我们这种评论仅仅适用于一小部分中国的大学教授。
(2) 学术研究的水平
既然学术研究与大学教师的收入有关，那么学术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谋生手段。论文写的越多，收入就越高。美国的教授，论文质量不高，或者好几年搞不出一篇像样的东西来，那么能得到“终身教授”一职位的希望就很渺茫了。但是，无论每年写出来多少篇高质量的论文来，也不多拿工资，更没有什么奖金。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中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大批高产学者。30 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吉德在网上撰文，就某个高产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组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
近日，我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嘉宾资料上发现北京林业大学某学者出版
了30多本书。我有意观察了那位学者的年龄，最多50岁。就算他20岁参加工作，
工龄最多30年，也就是说，平均不到一年就写一本书。我惊讶不已，顿感自己的渺小。
后来发现如此高产的学者并非此君一人，据说，在2003年至2005年的3年期间，
浙江大学领导金某共发表学术论文106篇，平均10天发一篇，还出版著作、教材5本，
共141.9万字，同时指导硕士生、博士生48名；领导吴某共发表学术论文86篇，
平均12天发一篇，还出版著作、教材9部，总字数为324.1万字，同时指导硕士生、
博士生62名。31
这样搞出来的学术研究，写出来的论文质量能达到要求吗？这种做法似乎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这些现象包括抄袭他人成果，一稿多投，自我复制，署名挂号，等等。近几年所发生的抄袭案中最有名的就是天津外国语学院沈履伟一案。沈履伟在自己的著作中整章整节的抄袭他人作品。这个案子的特点是，在其作为被揭露之时，沈履伟还将对方（天津市语言学会）告到法庭，求助于法律为自己解辩。此案几经周折，法庭先是判决沈履伟胜诉，引起全国各界大哗。虽然到后来起诉庭推翻了一审的判决，使得沈履伟的抄袭行为得到了应有的处理，但此案也标志着中国学术研究中的问题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问题。难怪成都西南民族大学的肖雪慧教授悲叹，中国的学术界已经成为“剽窃者的天堂”。32
2005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查处了19起科技工作者违背科学道德的行为。33
2007年末，学术界再次出现为学术问题到法庭打官司的案例。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沈木珠和其丈夫张仲春教授将武汉大学李世洞教授和《学术批评网》的主持人告上法庭，原因是他们认为被告批评院长夫妇二人在他们高产量的论文中自我或者夫妻相互抄袭，并称这种现象为“自我克隆、重复发表”。34 我们从网上可查找到的资料看，院长夫妇并不否认自己有自我抄袭和重复发表的做法。他们只是认为那种做法并不违反学术研究的规则。故此，在网上公开批评他们的人就是侵犯了他们夫妇二人的名誉。到本文脱稿时南京受理的法院尚未就此案进行判决。但是，无论法律上的判决是什么，从学术研究标准的角度看（请参见上面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此案已经显示了中国学术研究的状况。而且，南京的法院能受理这样一个本是学术研究标准上的争议的案子，也说明中国理论界和司法方面对学术研究定义不是有很清楚的认识。如果对于什么是学术研究还没有很好的认识，可想学术界的整体水平如何了！
抄袭剽窃，自我克隆，夫妻相互复制是比较明显的问题。但更大比例的学术论文根本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且不用与国际水平相比较了。我们从网上可读到的“学术论文”发现，从内容上看，大部分都是工作报告，不具有学术论文那种“从个别到一般”的学术价值。有的论文，行文似报告文学，但又没有报告文学那种以事实为依据的特点。还有的论文，用词华丽，读上去犹如在读文学作品，读时令人激动，读后不知所云；还有的论文，根本不遵守“论文的标准”，随意提出观点，而不用理论或者数据支持，科学性全无。大部分论文的作者，根本搞不清什么是他人的观点，需要提供出处，什么是自己提出的新观点，需要论证。
从网上可看到许许多多类似的例子，我们因篇幅关系，不能在本文中一一列举。
如果说学术研究的水平是高等教育水平的标志，那么中国高等教育实在令人担忧。那样高额的投资，就在一篇篇如此质量的论文中被无形地消耗掉了。
(3) 学术论文水平低下，出版界有责任
作为学术研究体系一部分的出版界对学术研究水平低下的状况也有很大的责任。
各种学术刊物本应该是研究成果的传播体。但在某种非专业利益驱动之下，出版社已经变成了一个以经济利益为驱动力的机构。经济利益是任何组织经营的根本。我们对这一点没有异议。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获利的手段和方式。
有一位叫王寿臣的记者在2006年搞过一次调查，然后将调查结果以《中国学术论文交易调查：部分核心期刊明码标价》为题发表，揭示出各个期刊在“学术腐败”中起的作用。35 王寿臣的调查发现，由于高校要求教师和研究生每年定期发表文章，所以就有大量的文章待发表。这就“使学术核心期刊成为一种稀有资源，为发表文章而交纳‘版面费’成了公开的秘密”。王寿臣还发现，有的网站承诺80%的论文都可包发表，一篇5000字左右的论文，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收费4000元。保证在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中的杂志上发表。交钱发表文章，可算在学术研究史上的创新。为了能“赚”钱，出版社对稿子的质量就不太重视，造成大量的“知识垃圾”。难怪我们那么容易地就能发现那么多低质论文。
出版界也有自己的苦处。国家在高等教育上进行巨额投资，但是对期刊杂志社却实行了“自负盈亏”。一般讲，期刊杂志社的上属单位都在经济上放权，让期刊社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盈利企业”来办。于是，论文就成了买卖关系的载体。否则，期刊社就无法经营下去。中国的人情关系是在社会运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素有“社会运作的润滑剂”之称。36 北京一家所谓学科级刊物的编辑曾经说过，领导“推荐”来的文章最难办。水平低，但不能驳回。怎么办？只好自己来给文章做大手术。这种现象也算是在世界学术史上罕见的。
中国期刊出版界的另一个怪现象是期刊索引系统居然成了论文质量恒量的标准。就这个问题，我们专门请教了一位在中国南方一家期刊社但编辑的业内人士。37
中国有一个期刊索引系统叫“中国社会科学索引”，其英文是“CSSCI”（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的缩写。这位编辑认为，
论文是否能够在CSSCI期刊上发表，“是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的——这与中国对教
师的绩效评价密切相关。像其他领域一样，中国的学术期刊被分为三五九等，这种等级区分，
既体现在人们的观念上，又切切实实地表现于制度、规则上，例如，许多学校将学术期刊分为A、B、C级。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SSCI来源期刊和《中国社会科学》为A级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院所主办的《政治学研究》、《经济研究》、《历史研究》等‘某某研究’类的期刊为B级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为C级期刊（前面提到的B级期刊都是CSSCI来源刊，但它们比普通的CSSCI来源期刊高一个级别）。年终进行绩效考评的时候，根据文章的数量和文章所发表的期刊的级别加权、求和，然后按照求和的结果发奖金、津贴。由此可见，文章发表在不同级别上，是与教师的自身利益忧戚相关的。不同的学校对期刊的分级是不一样的，但大体而言，以CSSCI来源作为评价标准越来越广泛和普遍。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我想，其中的原因既有以前的评价体系弊端越来越多，又有CSSCI制作方的运作成分在里面。”
论文是否揭示了新的关系，撰写是否达到了应有的水平应该由同研究领域中的其他学者来讨论、批评。从期刊社的角度看呢，所发表的文章，从稿件的接收、审阅到发表（或者不发表），是否经过了一套严格的程序以保证稿件的学术水平，这才是保证期刊社名誉的基础。是否由某个索引系统包括近来并不能保证出版社的业务水平。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浏览过许多“知识垃圾”就是在一些所谓CSSCI来源期刊上找出来的。
出版界对学术研究“内耗”的另一条贡献渠道就是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是中国学术界和学术期刊系统中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顾名思义，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是中国人民大学制作的、按专业分类进行的、二次转载的一份刊物。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的编辑如果在报纸、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发现有符合他们主办的某种刊物宗旨的论文，便会拿来，转载在他们的期刊上。必须指出的是，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的文章中有一些质量还是不错的。文章一旦被转载，原作者所在的学校可能还会给作者一定的奖励。同时，论文原发期刊业会为此而扩大了影响。文章能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就像渡了一层金。那些质量不好的文章，如果被转载，仿佛文章的质量也是不错的。结果，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的文章多少居然成了评价刊物办得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
按照目前中国的著作权法，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这种做法是侵权。而且，论文发表的角度看，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这种侵权式的做法也完全没有必要。同一篇文章有必要在两个不同的刊物上同时发表吗？这也算是中国学术界的在国际上的独特之处。
其实，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过的论文，很多也是“知识垃圾”。
如果说低质论文是内耗的一部分，那么各类期刊就是造成漏洞的原因之一。
2. 高等院校中的教和学
我们讨论的目的是要找一找中国教育系统中无功运作的部分。这并不是说中国教育系统无一是处。相反，中国有悠久的教育传统，到今天，广大高校中的老师们都在勤勤恳恳地耕耘，培养下一代社会精英。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今天的高校教学中的“漏洞”。这些漏洞，如果不加以修补，最终会将万吨巨轮沉入海底。
高校中的老师们的职业责任可分为三种：为本科生上课，指导研究生，搞学术研究。仅仅从这三项职责来看，中国高校的教师与国外的同行们的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中国高校中的老师的实际工作方式却有所不同。在中国教育市场化的倾向中，老师们的行为也趋于市场化。38
先看高校老师上课。在市场化的趋势之中，“老师只是为完成指标而教，学生只是为拿到学分而学。教与学就像“市场交易”——你掏钱我卖货，钱货两清，各自走人。39 从可查找的报道和有关文章看，早在数年前就有人指出师生关系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刘静在总结了十几年来中国教育系统中的师生关系后指出，“教师与学生都必须遵守一定社会的伦理要求，教师对学生的教育，不仅靠年龄和权力优势，更要靠责任心、义务感和师生情来维持。因此，师生关系又表现为一种鲜明的道德关系。” 40 正当师生关系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开始被重视的时候，2007年在北京的政法大学又发生了扬帆教授以辱骂的方式对待逃课的学生事件。
这个事件的发生是由学生在交了学期论文便离开课堂，扬帆教授开始骂学生引起的。而后，扬帆教授又和一位女生发生肢体冲突。这位政法（！）大学的教授当时还将那位女生关在阶梯教室传达室小房间内，最后让保卫人员带走。杨教授当时可能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
也是在2007年，位于中国南方的中山大学还发生了艾云灿教授虐待自己的博士生的案子。一开始艾教授还坚持自己是恨铁不成钢，才对学生有粗暴行为。但最后迫于舆论压力，艾教授还是给当事的学生赔礼道歉。
在中国北方的政法大学发生的事件和南方的中山大学里发生的事件显示了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某位老师头脑不冷静、处理不当的界限。
中国传统中的“师道尊严”所剩无几。
(1) 研究生学习面面观
骂学生、非法拘留学生、虐待学生也许是大学教师中的个别现象。但一些在研究生学习中的弊病就非常具有普遍性了。
先从总体上看。中国有多少不够格的导师？中国的教育体系在世界学术界创新，将学术水平变成高等学府中的职称。博导（博士导师）、硕导（硕士导师）这些在不同学习和研究层次的教学阶段搞成了类似处长、科长那样的职称。而且，不同的职称，收入还不一样。既然是与收入有关的职称，那么有那些职称的博导、硕导们的研究和教学水平就不那么重要了。只要一位教师的工龄达到一定年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那就可能得到一个“导”的职称。至于教书的水平和论文的水平如何，那就不太重要了。进一步看，有许多“导”们从学历上看，就根本不够资格。我们在2004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中国高校中的许多博导，自己并不是博士；有许多硕导，自己都没有硕士学位。41 如前文所述，各个水平上的学习各自不同，目的、学习方法和水平迥异不同。我们在本节开始讨论了高等教育中三个不同水平的学习。到硕士和博士这两个学习阶段，对学术水平和对研究方法的精通程度要求各自不同。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自己都没有经历过博士学习过程的人能够有相应的知识量和研究水平来带博士生。这就算中国特色吧！
更有甚者，在许多例子中，有一些自己完全没有教学经验和学术研究能力的人，也在带研究生。天津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院长，自己本身仅仅是文革中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但只因他是院长，也被“授予”博导职称，手下有博士生若干。这种现象在中国十分普遍。中国的前总理朱镕基，在任上海市长和总理期间还在带博士生。他的一个博士生叫杨宏儒，毕业后任北京四通投资有限公司(新四通)总裁。他后来也承认，“接受导师指导的机会不多，因为那时朱镕基已调至上海任市长，工作十分繁忙”。42 朱总理是一位很好的干部，在任期间他呕心沥血坚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但是，除了日理万机没有时间之外，他带博士生的能力也是一个问号。
另外，中国高校中导师和自己研究生的关系远远超过学术和职业关系。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关系基本继承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手工作坊里的师徒关系。研究生把自己的导师称为“老板”，在大学校园里早已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些博导、硕导们带着研究生做科研项目，并付给他们微薄的报酬。一些博导、硕导们也俨然以“老板”自居，而研究生们则沦落为他们的廉价劳动力。这种现象近年来越演越烈。前文提到的老师虐待学生的例子中，那位导师可能就是觉得学生就是自己作坊里的学徒，可以随便打骂。老师病了，学生们轮流在医院守护；老师家中有事，导师自然会让自己的学生来做。如果赶上学生中有几个政府官员、公司老板，那这些人身后的特殊关系就可为导师服务了。
这种师徒如父子式的关系，一方面是从中国作坊文化中继承来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研究生的招生方式造成的。在中国是老师挑学生。挑到自己名下，就成了自己的徒弟。当了师傅的徒弟，毕业就不成问题，造成中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零淘汰率”现象。43
博导硕导们怎么带研究生？如果说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现象可能有打击一大片的嫌疑，但是，在具体指导自己学生学习时，导师们的做法就具有很大的普遍性了。学生上课、听课、写学习论文都还不太重要，导师一般不太担心。但到最后的毕业论文就是需要导师的帮助了。尤其到博士论文这一级，更是难上加难。中国的大部分硕导博导们，本应该是指点引导，但在指点引导不成的情况下，干脆就动手替学生写。这种做法，似乎体现了教授对学生的关心，但最终使得整个博士生培养过程被浪费掉。
我们在前文介绍过，博士学习的目的是发现并证明一个新的事物之间关系的存在（或者不存在）。为此，博士生在这个新关系上应该是最有研究的人了。导师的作用是在方法论和文献研究以及背景性关系上对学生进行引导。如果导师能够替学生动手写论文，就意味着学生的研究没有超过导师的水平。这就完全违背了研究生学习的原则。国家、社会和个人在这个博士生身上的投资就完全被浪费掉了。
中国是一个生产博士生的大国。自1998年以来，“博士生招生年均增长幅度达23.8%，其中1999年增长幅度高达32.7%。与90年初相比，我国的博士生招生规模增长了15倍，在校博士生规模增长60多倍，同期的博士毕业生数翻了一番。如果仅按培养规模计算，我们已跃居世界前列了。”44 中国有如此宏大的博士队伍，却很少有人能拿出篇论文到国际学术界去拼一拼。2005年，我们在中国政治学界的龙头刊物《政治学研究》上看到一篇出众的文章。但后来才知道这位在中山大学任职的作者之一是在美国读的研究生。45
中国博士生培养的问题之严重，到2007年末，国家不得不采取政府行政执法的方式，决定“开展全国博士质量调查”。46 且不说这种行政检查的办法是否能够奏效，但此举也显示了这些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有一位叫智效民的研究人员（山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面对学术界种种现象，心焦似火烧，将这些问题总结为“学术腐败”，并指出“学术腐败其害大矣，不仅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利益，也瓦解了学者的人格，腐蚀了学者的灵魂，败坏了社会风气。如果说假药会毒害人的健康，那么学术腐败将会危及民族的前途。”47
(1) 本科教学质量拾零
研究生的教学问题之严重，都已经到了可以覆舟的程度。那本科生的教学又是什么样子呢？为了不在重复类似的分析，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个在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中具有特色的例子。
从1993年开始，教育部对高校开始一种本科教学质量的检查制度，叫做“本科教学工作评估”。这项评估从1994年开始实施，2003年开始改为五年为一周期的评估。到2005年共评了171所高校。我们认为教育部这项措施的用心是好的，但它却没有任何实际效果。
在许多高校的网站上都能找到有关这项活动消息。比如，内蒙古医学院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评估，还召开了动员大会。自治区连辑副主席还在动员大会上讲了话。他鼓励大家应该“要通过迎评促建来统一全院的思想认识，把大家团结组织起来，以良好的精神风貌迎接评估。”48 从自治区副主席的这番话中可以看出，学校中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这种评估是有意义的。而且，从学校的准备活动看，这所医学院肯定有通不过评估的地方。
本科教学质量的检查是由一个检查团到各个高校现场进行的。团员由一些大学的校长和一些重点大学的教务处的领导组成。他们到各个高校对有关本科教学的文件进行审阅。由于这项检查的目的是要督促鼓励高校将本科教学的水平提高，所以检查的项目很多也很详细。比如，在检查的项目中包括本科学生的毕业论文。除了学生论文的水平之外，检查团还要检查老师评判论文的方法。比如，按照规定，老师打分应该用红笔，打分时应该注明所得的分数，而不是所扣除的分数。虽然这种规格化判分方式与教学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未被证明，但可也算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特色之一。由于各个高校的老师对这项要求不十分理解，他们在读判学生毕业论文时就没有很好地遵守那些格式。为了能够得到检查团队好评，每一个大学及其下面的各院校都要将已经存档的学生论文找出来，将那些不合格的重新打印，然后按照要求重新判分。如果有的论文写得实在太差，也顺便修改。
这种“修改历史”的工作量很大。难怪到了内蒙古医学院那里，都得开大会，请自治区副主席来动员。我们有机会接触中国北方三所大学中法学院的领导。当谈及这项检查时，他们都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是由于大家都这样做，实事求是的学校就要遭受不应得到的处罚。最令人费解的是，检查团一方也知道对方应付检查的这种做法。但每年还要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检查。这种情况令我们想起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皇帝知道自己没穿衣服，而且也知道下面的人都在糊弄自己。
检查项目中还包括科研设施。那些设施较差的大学，为了能评上好分，都还要积极改善教学设施，搞出一个实验室，或者一个计算机房。具体到检查过后，这些设施是否被真正启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天津某大学的法学院，为了能给检查团一个好印象，还将学院的长远规划编成一段顺口溜，让每一个教师都背下来。万一在校园的路上或者教学楼里碰到检查团的成员，问及学院的规划，老师们就可“对答如流”:
注重素质
培养能力
强化基础
拓宽专业
严格管理
提高质量
将教育质量口号化以应付检查，也可算中华教育史上的奇观，令人难以置信。但都是的的确确发生在我们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事。
那9248亿元的教育投资正在一点一滴地被浪费掉。
参考文献源
1 葛荃，《楔子: 孔子一生做了三件大事》，《知青小屋》，http://www.zhiqinghome.net （2008/1/23 阅读）
2 （同上）
3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它开办于1898年7月3日。辛亥革命后，改
称北京大学。
4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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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曹文，段崇峰，《政府教育投入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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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泽云,袁连生，《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国际比较研究》，《比较教育研究》，2007年第2期
7 记者郭建光，《中国将加大教育投资 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要达4%》，《新京报》，2006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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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教育新闻网：《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17日上午做客中国网，就教育热点问题与网友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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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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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国教育新闻网：《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17日上午做客中国网，就教育热点问题与网友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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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赵颖全 乔华, 《免交杂费，为什么山区的孩子还读不起书？》，《新华网海南频道》，
www.XINHUANET.com，2005年04月18日（2008/1/24阅读）
16 中国教育新闻网：《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17日上午做客中国网，就教育热点问题与网友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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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
(2008/1/18阅读)。
18 周济说到：“将来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完成初中教育，初中毕业生毕业以后，一半或者一小半去读普通
高中，另一半或者一多半读中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毕业之后就进入劳动力市场。普通高中升入
高等学校，一半是本科教育，一半是高等职业教育。所以职业教育实际是面向大多数孩子。职业教育
里，将来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多数也是职业教育，我们说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温家宝总理说
职业教育是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这是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
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 2008/1/18阅读
19 美国人口调查局，http://allcountries.org/uscensus/239_school_enrollment_with_projections.html：
Education, School Enrolment by States. (2008年1月27日阅读)
20 中国教育新闻网：《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17日上午做客中国网，就教育热点问题与网友在线
交流》，http://www.jyb.com.cn/xwzx/gnjy/bwxx/t20070417_78326.htm （2008/1/22阅读）。
21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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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晨曦，《自主招生是中国高考改革方向》，《央视论坛》：
http://bbs.cctv.com/forumthread.jsp?id=7865956&agMode=1（2008年1月27日阅读）。
23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
（2008/1/18阅读）。
24 中国教育新闻网：《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17日上午做客中国网，就教育热点问题与网友在线
交流》，http://www.jyb.com.cn/xwzx/gnjy/bwxx/t20070417_78326.htm，2008/1/22阅读
25 （同上）
26 数字来源分别是《中国统计资料年鉴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7；美国联邦统计局：
http://www.census.gov/Press-Release/www/releases/archives/facts_for_features_special_editions/002263.html
27 《中国青年报》，《中国高校贷款规模逾4000亿 破产隐患凸显》，“新浪网＂，
http://www.####.cn 2007年03月09日04:58 （2008年2月1日阅读）
28 马国川，《月薪8000元，高速路收费员谁不想干？》，《人民网》经济观察，2005年12月23日，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3967618.html （2008年2月8日阅读）。
29 作者不详，《‘杨帆门’中那女生没错》，2008/7/18。《中国教育在线》：
http://www.eol.cn/shi_dai_1873/20080718/t20080718_310492.shtml （2008/7/28阅读）
30 肖国忠，《树立学术荣辱观 防治学术腐败》，《人民网》，2006年06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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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陈吉德，《高产学者》，《学术批评网：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9067&type=1008 （2008年2月1日阅读）
32 肖雪慧，“剽窃者的天堂，2003/11/5。《BBC中文网》：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3240000/newsid_3243200/3243245.stm （2008/2/29阅读）
33 “教育栏＂，《十九起学术不端行为被查处》，《人民网》：2005年09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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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方言（记者），《为了学术共同体的尊严》，《社会科学报》网，上海科学院：
http://www.sass.org.cn/shkxb/articleshow.jsp?dinji=231&artid=22192&sortid=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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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王寿臣，《中国学术论文交易调查：部分核心期刊明码标价》，原发《法制早报》。摘录于
《新华网》：2006年11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6-11/13/content_53235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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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许吉，《对我国反腐实践的深层思考》，原载《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摘自《北京党建》网：
http://www.bjdj.gov.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3201 （2008年2月3日阅读）
37 我们在此文中隐去这位编辑了真实姓名。
38 东剑涛，《教与学像“市场交易” 师生关系不能“市场化”》，《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7-11/25/content_7141281.htm （2008年2月3日阅读）
39 同上。
40 刘静，《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师生关系研究述评》，2005-8-12。《万千教育》网：
http://www.wqedu.com/new/article.asp?articleid=34 （2008年2月４日阅读）
41 葛荃 吴量福，《从‘高薪招贤’看高等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中美两国比较研究》，《开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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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曲力秋，《朱镕基的学生们》，《中国新闻网》(转自《21世纪经济报道》)，
http://www.####.cn/2001-02-12/26/69578.html （2008年2月6日阅读）
43 《中国博士人才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选自《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3》，
2006/07/26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授权中国网发表：
http://www.####.cn/education/zhuanti/06rcbg/txt/2006-07/26/content_7025917.htm
44 同上。
45 请参阅：马俊 於莉，“公共预算研究：中国政治学和公共行政管理亟待加强的研究领域”，
《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二期，总期第67期，108-116。
46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全国博士质量调查工作的通知》，2007年12月26，《教育部网》，
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info33249.htm （2008年2月5日阅读）
47 智效民，“学术腐败是怎样‘炼成’的”，2007-10-08 ，《北京日报网》：
http://www.beijingdaily.com.cn/gdjc/200710/t20071008_359022.htm （2007年12月10日阅读）
48 内蒙古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评建办公室宣传组，“内蒙古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迎评促建工作简报”
（第1期，2007年4月3日），《内蒙古医学院》网，
www.uugua.cn/ypcj_web/(05)pjdt/sanfuyuanjianbao1.doc （2008年2月8日阅读）
吴量福
(from CND.org 《华夏文摘》)
一、中国教育的“ABC”
1. 历史背景
中国的教育在世界发展史上可算有最悠久的传统。自打孔子开始，我们就注意教育在社会和个人发展中的作用。孔子的那个时代，正值春秋晚期，列国争斗，社会秩序不可算不乱，但孔子却也看到“教育救国的道路”。孔子虽然自己不动手写，但由他人替他笔录的东西也是不少。根据山东大学的葛老先生考察，孔子编辑整理的教材就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等6种。1 在那个时代，教育文化本都是宫廷里的事，属于贵族活动。但由于孔子的努力，教育也“走向了社会，分布于民间”。2 用今天的语言，就是普及教育。自打孔子以后，政府和老百姓都重视教育。老百姓读书，意在当官，所谓学而优则仕。皇上从民间选有才之士出来当官，也是通过考试进行。考卷答得好，也不进行政审和考察，即可有个一官半职。每年科举考试都要考出什么状元、探花、榜眼，举人，等名次。虽然不都是当了大官，但这些学子的社会地位会为此而大大地升高。由此可见在中国古时候，教育和学历这些东西的重要性。
虽说重视教育，但是上学就意味着家有闲人。在中国封建年代，农民以耕田为其生，老百姓家里养不起月食斗粮而终日读书的人。所以，绝大多数的老百姓还是与教育无关。这才有了方圆几百里才能出一个秀才的情况。像王冕那种贫寒的学子实际上是不多见的。读书人大多是出在有钱人家中。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近代的中国。有钱人家的孩子能上学，当官。再下一代，还是有钱，还是能当官。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只能在大田里耕作。这样代代相传。中国人所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个道理。
从另一个角度看呢，教育也让皇上不喜欢：能读书了，就知道的多；知道的多了，就要思考。爱思考的人老是要问为什么，给统治者找麻烦。秦始皇焚书坑儒就体现了统治者的这种担心。就是到了现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横行一时的“四人帮”也提出过“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与秦始皇在历史的两端遥相呼应。
中国传统上的教育与现实生活基本是脱节的。仅从语言文字与日常的说话为例，直到近代的中国，书写与平日的说话是两回事。书写文字是“之乎者也”似的文言文，老百姓平时说话却是大白话。直到鲁迅那个年代，人们开始提倡白话文，才真正开始将书写语言与日常用语通用。这个“白话”运动的社会后果之一就是给普及教育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
清末民国时期，随着外国文化的入侵，外国办教育的方式方法也渐渐地被介绍到中国来。那时候创办的京师大学堂、3 北洋大学，等高等学府，为中国打下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已经被广泛接受。孙中山要打天下，统一中国，也要办一所学校，培养军士骨干。那就是著名的黄埔军校。共产党在延安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要办“抗大”，以培养革命精英。
新中国建立之后，对教育仍是十分重视。五十年代培养出的一代大学生到后来的国家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幸的是，在10年文革中，中国的教育系统以及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一批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被摧毁了。在10年的时间内，中国的教育停滞不前，造成了一个断层，中国教育的元气在文革后的几十年内都不能恢复过来。
2.中国教育的现状
(1) 投资情况
文革后的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在教育上落后的后果，的确下了大力气来解决教育的问题。现任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就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4 由于其重要程度，教育的管理是由国家统一进行的。
这里我们需要停下来解释一下。中国的政治系统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体制，政府的行政作为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所以，政府对社会财富的管理和对社会发展的投资，都是国家行为。一般百姓对国家的行为是没有发言权的。在教育的问题上，国家打算投资多少、投资比例，公众事先是不太知道的。我们在讨论中应该牢记这个特点。在西方国家，比如美国，政府并不意味着国家。公众对政府征税以及政府的预算数字比较了解。而且，美国的联邦政府不负责美国老百姓的教育。教育是州和地方政府的责任。所以，中国教育体制与西方，至少是与美国的教育体制不可比。
既然是由国家负责，那国家对教育投资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中国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在2002年就达到3107亿元人民币。要注意的是，这个数字不是中国社会对教育的总投资，而仅仅是国家(或者是政府)的投资。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4》的数据，2002年，社会投入346亿元，个人投入5795亿元。国家，社会和个人投资在教育总投资额中的比例分别为：33.6%，7%，62.7%。这三项加在一起的总额是9248亿元。这么看，要想把中国的教育办好，那１万亿的美元储备也还不算太多了。
再来看这3107亿元国家投资的部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似乎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主要指标之一。这3107亿元占中国2002年GDP的3.2%。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比例呢。低！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比算低的了。与发达国家比,那肯定是太低了。与不发达国家比，也不算高。前几年山东有两个人搞了一份研究，比较各国在教育上的支出。他们比较的是“人均教育支出”。在1993年，世界平均的人均教育支出是299美元，发达国家为1089美元，发展中国家为43美元，不发达国家为8美元，我们中国的是10美元多一点。5 这是与别人比。
自己和自己比呢？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国家负责教育的部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到90年代中期，政府或者国家对教育的投资比例应该达到GDP的4%。实际上呢，1995年才是2.1%，2000年占2.6%。进入了新世界后，2002年，才有3107亿元，还是没到位。有两位北京的学者在2007年搞了一份研究。他们发现，中国公共教育投资与GDP的比例为1980年:3.0%；1985年:2.9%；1990年:3.0%；1995年:2.4；2000年:2.9%。6 北京这两位学者的数字与山东两位研究人员的数字相同。由于我们手边没有2006和2007年的数字。但我们可“猜一猜”。中国的国务委员陈至立在2006年的一次报告会上说“将尽快使全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2010年力争达到5%。”7 从这位国务委员的言语中可以看出，4%这个比例仍停留在目标这一水平上。教育部门在90年代初提出的目标没有被实现。那么，是否能达到“2010年力争达到5%”这个新目标只有让历史来证明了。
中国的教育投资比例在世界上算是低的了。但是，中国的教育系统的承担量却在世界上数第一。2005年，中国在校的大学生总数为1400万8;不算大学生，仅在中国农村的学龄儿童数量就高达1.5亿。9 这两个数字，外加在城市里几千万的小学、初中、高中的学生，再加上在各种技校中专学校就读的学生，中国学生的总数可能会高达2亿。2亿是个什么概念？按国家算，这个数字可以抵国。拿美国来说，其人口在2007年达3亿，如果有2亿人口只上学，不创造财富，那美国在今天也只能算是一个未发展国家了。
周部长说“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但从资金上看，教育的“基石”地位尚未体现出来。
国家对教育的投资不足是事实。多少年来，中国的领导人都在说、都在讲，要重视教育。中国的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教育问题，“获得7次掌声”。教育部发言人对此十分感动，认为“这充分显示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教育问题的重视程度”。10 但是，“重视”总是要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的。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增大对教育的投资，在程序上和技术上是不会有问题的。同样道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不对教育进行足够的投资，在程序上和技术上也是不会有问题的。教育不是修大坝、造火箭、修建国家大剧院，几年后就可以看到成果。教育界有句口号，“十年种树，百年育人”。这是一种比喻。意思是，今年种的树，要10年后才能成材。而百年育人呢，不是说要花100年才能培养一个学生,而是说教育人是百年大计，是一项长远的工程。换句话说呢，今年对教育投入1000亿，其效果在几十年内也看不到。反过来看呢，今年对教育少投资或者不增加投资，其影响在几十年内也看不到。投资不到位还是对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不足的结果。连续在报告中提到教育和随之而来的掌声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毫无意义！
上面谈的是国家对教育投资的情况。让我们来看中国老百姓个人在教育上的投资。我们在前面介绍了，2002年中国在教育上的社会总投资额为9248亿元。其中国家投资才占3107亿元，还不到一半。谁出了大头？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个人投资额为5795亿元，占社会总投资的62.7%。面对这些数据，难怪中国的官方新闻社新华社认为，中国的“义务教育”已经“早无‘义务’之实”了。11
让我们拐一个弯，看看美国老百姓在教育上的开销。我们随手找一个美国的中学学区来比较。这个学区位于美国芝加哥西部的一个城市，学区中有两所高中，有学生８千多。学生是从周围５个城市来的。所以这是一个跨市的学区。五个城市的居民中，凡是有房产的，都要交纳房产税。房产税的35%是给这个学区的，另外23%给了小学学区（本文不做介绍）。以此看，地产税中将近60%都用于教育了。无论家中是否有学龄儿童，这部分是必须交。从学区的预算中看出，12 学区总财政收入为7178万美元。其中，居民交纳的财产税占81％，学费占3%，联邦的援助性拨款占3%，州政府的援助性拨款占0.007%。其他一些来源占余下15%。
我们从这些实际数字看出，第一，老百姓的税是学校运作的主要资金来源。难怪美国老百姓可以对学校的管理指手画脚呢。第二，美国政府（美国人没有将政府看为是国家的化身）对教育投资甚少。换句话说，美国的教育是社会化了的。美国的这种办教育的方法与其政治体制有关，中国无法借鉴的。我们在前面提到中美两国的教育体制不可比，这是原因之一。
从中国的教育体制上看呢，虽然名义上是义务教育，但实质上已经将教育经费负担转到老百姓身上了。城市居民尚可承担，到了８亿农民身上，就是苦不堪言了。为了解决农村学生的学费问题，中国政府办了两件事。第一是从2007年开始，将1.5亿农村孩子的学杂费全部免除，而且还为家庭贫穷的孩子提供免费的课本。13 这就是国家 “两免一补”的措施。对于广大贫穷的农村学生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大好事。这种政策使得许许多多原来上不起学的农村孩子都走进了学校。第二是在2001年对农村的学校设置进行了合并调整(2001年5月，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称这样的调整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和“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的布局”。14 调整的结果是在2000年到2005年间，农村的小学数量减少了9万所，初中减少了3000所。王旭明指出，虽然学校数量减少了，但入学率还保持在98%。
这两项措施的效果如何呢？先看那“两免一补”的措施。免收学杂费，国家要投大量资金去填补空白。这本是在“义务教育”体制下应该做的事情。在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施行之前，中国的海南省就已经自行拨出近２亿元补贴教育，免去了省范围内农村学生的两费。学生不用交学杂费，并不意味着学龄儿童就都来上学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全县穷孩子太多，每年开学，所有县乡干部就要挨户动员他们上学。一番动员之后，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孩子辍学在家。原因很简单，第一，不交学杂费并不等于没有费用。学校远，孩子要吃要住宿，都是额外的开销，农民出不起。第二，有些大一点的孩子，在家可以帮助干点农活。去上学，田里的活没人干。下面是一段有关的报导：
“保亭县贫困孩子多，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所有农村中小学校舍破旧，教学设施跟不上，大多学校除了校舍没有任何教学仪器，有的学校连厕所都没有。学校建不起教师宿舍，一些教师只能住茅草屋。为了改善校舍，前些年只能先请施工队施工，现在好几年过去了，全县还有六七百万元的工程款无法偿还，一到年关，我这个教育局长就到处躲债。另外，师资力量不足，教师队伍老化，4年来没有分配一名大中专以上毕业生当教师，教学质量差，直接影响了升学率。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道镇番亲小学校长竺达龙告诉说，全校224名学生几乎都是贫困生，很多学生都欠学费，一欠就好几年，看到这些可怜的孩子，真不忍心让他们不上学。记者在响水镇合口小学见到在校寄宿的８名学生，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8岁，最大的14岁，宿舍是一间教室临时隔成的，男女学生都打通铺，吃睡都在床上。学校没有厨房，只能在露天用石块搭灶煮饭，煮一锅稀饭就吃上一二天，馊了的稀饭他们照样吃。什半村10岁的吉丽怀和8岁的吉丽金是一对寄宿姐妹，姐姐吉丽怀说，爸妈一星期只给我们３元钱生活费。而同是住校的王世健和王世龙兄弟俩家里则拿不出一分钱，他们只能以盐当菜。所有住校生都一样清苦。”15
这段文字很能说明问题了。农民的孩子上起学，教学质量，提高教育水平，仅仅依靠“两免一补”是远远不够的。学校的设备和师资也还是待解决的大问题。
再看学校合并调整的措施。实行这项措施的根本原因不是要“优化整合农村现有的学校设施”，而仍旧是资金不足。这项调整的结果可能是节省了教育投资，但也为农村的孩子们带来更大的困难。王旭明承认，调整后，许多孩子要走更远的路去学校，在吃饭和住宿上增加了经济上的负担。16
根据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周济的讲话，中国在2000年就已经向全世界宣布已经基本普及了９年义务教育。17 从资料中看，在“2000年基本普及了9年义务教育”并不是事实。这种说法至少反映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决策信息与现实脱节。其中道理很简单。中国从2007年才开始“两免一补”的政策，那又怎么能在2000年就宣称“基本普及了义务教育”了呢？从城市中的情况看，学生的家庭仍然是子女教育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到今天，中国还没能在完整的意义上实现了义务教育。
农民太穷是教育落后的原因；教育水平低，又是农民不能脱贫的原因。如何解决这两个互为因果的问题呢？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迄今也没找到答案。
中国人口13亿，其中8亿是农民。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西部在中国又是“第三世界”。中国1.5亿农村的孩子中，5000万在西部。这5000万孩子不接受良好的教育，中国西部的前途何在？中国的前途又在哪里？教育跟不上，农民的孩子还是农民。几千年的循环还在重复。国力从何谈起？
(2) 教育结构和教育系统的效率
中国的教育体系分成4个层次和4个类型。第一层次为普通教育。普通教育是中国教育体系的主干部分。普通教育按学生的年龄与接受教育的水平分为 4个阶段：１)学前教育包括幼儿园、学前班，等等。2）初等教育，也就是小学。3）中等教育。中等教育包括中专、技校、职业中学、普通中学，等等。4）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大学和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等等。第二层次是成人教育。所谓成人教育就是为错过正式上学机会的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人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在大学水平的有成人教育的机构包括广播电视大学、职工高等学校、管理干部学院；等等。在初等教育水平的包括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干部中等专业学校，等等。在小学阶段的教育包括职工或农民扫盲班，等等。第三层次是其他类型的教育。其他类型的教育包括军事院校、民办学校、外国留学生学校，等机构。第四层次是各类的培训学校、培训计划，等等。其实，按照严格的定义，这一层次机构不应该算作是教育，而是技能培训。
中国的这个教育结构的设计是合理的，其涵盖范围涉及了所有需要接受教育的不同社会群体。中国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标准学制为19年：3年幼儿园，6年小学3年初中，3年高中，最后是4年大学（医学院校和清华大学除外）。如果还打算读研究生，那就需要相对地增加几年。在这4个层次中，值得讨论的是普通教育及其中从初等教育到大学教育的不同教育阶段。
从设计上看，既然是“普通”教育，那么这个层次的教育机构就构成了中国教育系统的主干，承担了在中国普通教育、提高教育水平、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知识上和人才基础的主要任务。从现实中看，中国教育投资的重点也就放在普通教育上了。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提供的数字，在2006年，中国有普通高校1867所；中学76703所，其中16153所高中,60550所初中；幼儿园和学前学校130495所。
2006年在这些学校中读书的学生人数分别为，高校：1738.8万；中学： 8451.9万，其中， 2514.5万高中生， 5937.4万初中生；10711.5万小学生；2263.9在幼儿园中的学龄前儿童。这组数字显示，中国的普通教育系统的接纳能力还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将下面两组数字比较却能看出中国教育系统的“力量”还是远远跟不上社会对教育的需求：
高校
中学
高中
初中
职业中学
小学
2006年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数
377.5
2789.5
727.1
2062.4
179.5
1928.5
2006年各级各类学校招生数
546.1
2794.8
871.2
1923.6
294
1729.4
单位：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资料年鉴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7
我们从这两组数字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系统的接纳能力还是有限的。比如，2006年,小学毕业生人数为1928.5万，初中和职业中学的招生人数的总合（2217.6万）。大于小学毕业生的人数。但是，同年的初中毕业生人数为2062.4万，但高中的招生人数才达到871.2万,初中到高中的升学率为42%。这就意味着有58%的初中毕业生（约1200万）没有升到高中。由于中国高中教育系统的容纳量远远达不到要求，所以中国的教育部长将中国初级和中级教育的目标定位于“一半或者一小半去读普通高中”。18
只有一半的初中毕业生能够升高中应该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相比之下，美国的初中毕业生是必须读高中的。在美国大部分州都有法律规定学生必须读高中。有一些州允许学生从高三开始学一些职业性的课程，如果这些学生不打算继续读大学的话。无论高中毕业后的前途选择是什么，高中毕业文凭是必须的。由此看，中国有一半初中生没有高中水平，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中国的８亿的农民人口可能是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
再看大学招生情况。2006年的高中毕业生人数为871.2万。可同年的大学招生总人数才是546.1万。高中到大学的升学率为62.7%。这个数字可是不算高。让我们再换一种比较方法。在1994年，中国的小学一共招生2537万名。这些学生在经过了6年的小学教育、3年的初中教育、３年的高中教育之后，无论是中途辍学，还是成绩不佳，或者是其他原因，到2006年只有21.5%的人成功地进入了大学（2006年大学招生人数为546.1万）。这个比例说明中国教育系统的运作效率不是很高。相比之下，美国在1994年小学（Grade School）入学人数为1221.3万。到2006年这批学生升大学的时候（大部分美国的初中为2年，高中4年），美国高校（包括公立和私立）的招生总数为1373.8万。19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高校每年有大量外国留学生和许多非当年高中毕业生入学。这使得美国2006年大学入学人数要略高于1994年小学入学人数。故此，如果将这两部分学生去掉的话，招生总数会明显地低下来。但是，即便如此，美国教育制度的效率和成功率还是比中国的高了许多。
(3) 说是要改，但改不了的教学方式
涉及到教育系统的效率问题，资金固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但是，中国学校中－－包括从小学到大学，占主流的还是以“考试得高分”为目的的教学文化。我们将这种教学方式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来考察，是因为这种“应试教育”在过去30年来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教学和学习方式。所谓应试教育的教学方式是指在教学中和学生们的学习中，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能将考试的成绩搞好。考试难，上好学校就更难。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高中，为什么是重点？就是因为升学率高。升学率高，就是好学校。我们在前文提到过，每一个小学生在入学时，就开始与其他４个学生在竞争上大学的机会。家长们都知道，12年以后，每10个学生中，只有两个能够走进大学的校门。不上大学，就没有前途。
在中国的教育界，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似乎早已有定论。从中国最高负责教育的官员到学生家长，都认为应试教育应该被改革掉。中国教育部的发言人坦诚地认为，中国教育方式中的“应试教育还是相当严重的”。20 但是，教育部的部长周济却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应试教育仅仅是一种严重“倾向”，中国教育的“主流还是好的。”21 从大量的讨论中看，中国各个教育系统中的升学办法以及入大学门的高考被认为是应试教育的根源。22 但周济部长却坚持说“现在高考在我们国家还是行得通的，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制度”。23 教育部长似乎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所讨论的问题焦点在于大学考试是否应该成为各级学校衡量教学水平的标准。
与“应试教育”相对立的是“素质教育”。相对于灌输式的应试教育方法来看，素质教育侧重于调动启发学生的内在积极性。但是，就目前中国办教育的指导方针以及升学压力，应试教育还不能一时间就被铲除。身为中国教育部发言人的王旭明也认为“素质教育的推进”会“非常困难。”24
在应试教育的文化中，中国各个年级的学生压力之大，每日只能苦于读书。每天在上了普通课之后，学校还要外加各式各样的补习班，讲解分析各种类型的考试题。学生和学生家长压力之大，以致各界人士都发出“将少儿时代还给孩子们” 、“废除一卷定终身的教育方式”的口号。这个“一卷”指的就是考试卷。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素质，众所周知，在此就不再赘叙。
这种教育方式也是一种形式上的浪费。千万学子的精力如此白白地消耗掉。中国学生的聪明才智是得到西方国家教育界承认的。中国到外国留学的学生，一到西方的学习环境中立刻会出成绩。这种现象也可以为我们所讨论的这种内耗当一个佐证吧。
(4) 教育成果的市场如是说
此处所指的教育成果是指目前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这个群体和大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是人才，另一方面是研究的成果。在中国，每年国家、社会、个人对教育投入那么大量的资金，学生和学生家长花费了那么大的心血，结果又是如何呢？从总体上看，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是很普遍的现象。如果我们将高等教育看成是一个生产过程，那么大学生和研究成果就是产品。从市场学的角度看，如果产品卖不出去，那就是产品在市场上出问题了。或者是太多，供大于求，或者是质量不好。
大学生找工作难的问题早在上世纪末就已经浮现出来了，而且一直延续至今。根据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的解释，大学生找工作难主要原因在于大学生似乎对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定位有错位的问题。王旭明提到一个例子。四川兄弟俩，大学毕业后，回乡养猪。王旭明鼓励其他大学毕业生也打开眼界，改变观念。25
让我们看两对数字的比较。26
（1）在校生与人口的比例：
* 中国2005年高校在校总学生数为1561万8千,占中国人口（13亿）的1.2%
* 美国2005 年高校在校总学生数为1742万８千，占美国人口的（3亿） 5%
（2）毕业生与人口的比例：
* 中国2004年高校奖授学士学位(1050952)、硕士学位(124791)、博士学位(22427)共1198140个,占中国人口（12亿）的0.001%
* 美国2004年高校奖授学士学位（1399542）、硕士学位(558940)、博士学位(48378)共2006860个, 占美国人口的（3亿）0.6%
这两组数字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中国人口中的教育水平远远低于美国。如果中国打算从大学生人数上达到美国的标准（5%），那么就应该有6500万大学生在校。这个数字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可能的；没有那样的国力。第二，美国毕业生人数与人口的比例却比中国的要高数倍。我们将这两组数字一比较，就会产生一个新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美国的人均大学生数要远远高于中国；高比例的大学生走向社会。
仅仅用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定位误差来解释大学生就业难是不对的。
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后面可能有更深层的原因。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战略是以廉价劳动力为驱动的加工出口。那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部分都是依靠加工和廉价物品出口得来的。在这种发展战略指导下，高精尖的产品的研制、生产、出口都还没被提到日程上来。从市场导向上看，在廉价物品出口和加工上投资，成本低、周期短、见效快。在这种情况下，对大学水平的知识的需求就可能低于教育系统的产出量。这样一来，大学生又怎么不能过剩呢？鼓励大学生们向毕业后回乡养猪的毕业生学习，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如果仅仅是能回家将猪养好，根本不用上大学。
我们的国家、社会、个人在教育上巨额投资，绝对不会希望看到这种局面。但是，目前国家还没有将这种“浪费”放到“急需解决”的高度上来。这又是因为教育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长远影响，使得这种浪费以及其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近期内看不到。是先搞经济发展，待经济水平提高了，再来提高教育水平呢，还是以提高教育水平为基础搞经济呢？这是一个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样的争论。
二、中国的高等教育
在文革后至今的30年内，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已经培养出一个比较有水平的高校教师队伍。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从国家每年对高校的投资总额度以及增长的速度来看，国家对高等教育还是重视的。199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教育拨款为420亿元，2004年达到1047亿元。扩招以来，每年递增超过100亿元。27 这仅仅是国家的财政拨款。我们知道，中国老百姓个人对教育的投资在教育总投资额中占60%多。对高等教育的总投资实际上要远远超过国家投资的数目。对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投资额以及高等教育的成果，有目共睹，在此不再详细讨论。
中国的教育体系从结构上看是合理的。我们在前文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高投入和合理的结构是不是就能出成果？让我们还是从学术研究和授课者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们先给接下来的讨论奠定一个基础，看看高等教育的层次设置。一般来说，初、高中的教育的主要目的一是为高等教育做铺垫，二是普及教育，为社会运作提供基本人才。初、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是有一定衔接的关系的。一个国家教育的普及水平是由初、中等教育在人口中普及程度中反映出来的。普及的面越广越好。但是，一个国家教育水平和科技发展却完全是由高等教育的水平决定的。
高等教育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块：教学和学术研究。教学就是老师教，学生学。老师即教内容，又教方法。所谓内容，就是“是什么”，方法就是“如何”发现是什么。高等教育将大学学习按照内容和研究程度的深浅分为本科学习，硕士学习和博士学习三种不同层次。本科学习的目的意在使学生对某一领域中的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有较深的理解。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知道有什么”。硕士阶段的学习目的主要是使学生精通掌握专业中的原理，进行开发或者描述性研究，寻找答案来。要是也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知道“为什么”。博士阶段的学习目的是要培养学生探寻、发现并解释物质或者社会现象之间的新的因果关系。换言之，博士阶段的学习目的是要发现新的“是什么”并解释“为什么”。
这三种不同阶段学习的区别从论文的要求上就能看出来。学士论文的目的是要学生表明自己对本领域中知识了解的程度。硕士论文的目的是要看看学生对本专业中的知识和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有多深的认识。博士论文的目的是考察学生是否能够对一个新关系的存在做出具体的解释。
教学与学术研究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前面所介绍的三种不同的学习阶段之间，存在一种阶段性的等级关系。这个关系到不是社会关系中的等级关系，而是在知识含量上的等级。这种等级关系是不可逾越的。就好像气温，在达到100度时，必需要首先经过90度。让一个没上过大学的学生，开始读博士，从掌握的知识含量上和学习方法上看，是不可能的。那么在教学这个问题上，博士学位的知识含量和学术研究的水平一定要高于硕士和学士。依此类推，硕士学位的知识含量和学术研究的水平一定要高于学士。这种等级关系是被普遍接受了的。更需要指出的是，从学士到硕士，再从硕士到博士，三者之间在学术研究方法水平上的差别巨大。换言之，到了博士一级，学术研究的方法是决定研究成败的关键因素。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老师所能教授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掌握知识和学术研究方法的水平。这就是高等教育三个不同程度之间的关系。大学老师的授课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他们学术研究的水平。作为一个整体，大学老师的学术研究的水平体现在教科书的编写和授课上。俗话说，“有一桶，才能倒出一碗”。这是说，写在一本教科书上或者在一节课上所教授的东西，是需要花费成倍时间研究准备出来的。所以，到高等院校的运作中，非常看重教师的学术研究。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是没有区别的。
１. 学术研究
什么是学术研究？中国可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为“学术论文”制定有国家标准的国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VDC 001.81、CB 7713-8”号文件将学术论文的定义为：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
新见解的知识和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
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
文件。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通常把表达科研成果的论文称为学术论文。学术论文具
有四大特点：１）学术性 ２）科学性 ３）创造性 ４）理论性
这个国家标准还对学术论文的4大特点有具体的定义。我们就不一一重复了。按照这个标准，学术论文实际上就是学术研究成果的文字表现。论文撰写的水平也就代表了学术研究的水平。在学术论文的撰写当中还有其他的规则，比如引用他人成果的规则、格式，等等。最后呢，论文写出来了，只有发表了才能得到承认。这也是正确的。所以呢，在学术论文撰写的相对一方，就是各种出版社、学术期刊。出版社和学术期刊将研究成果发表，使得学术研究的成果能够被人分享、承认、批评。从总体上看，出版社也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那么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学术研究又是什么状况呢？
(1) 学术研究与经济收入
高校教师必须有搞学术研究的能力。这一点通用于中外。美国的教授们每年除了教课之外，也要写论文出书。这体现了上面介绍过的“有一桶才能倒出一碗”的道理。教师们必须通过学术研究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才能教好课。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更是重视。各个高校对教授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都有规定。
在这里让我们再拐一个弯，看看大学教授们的收入。我们在这里没有用“工资”这个概念。因为就工资来看，仅仅是教授们收入中的一小部分。让我们拿一位任职于我国北方某大学的教授、学院副院长的收入为例。这位任教20载有余的教授，每月收入是5591元（基本工资＋每月本校或地方政府的各种补贴＋岗位津贴）。在扣除水电费、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和所得税（1142元）之后的实际收入为4448元。中国教授们的工资大体上都是这三部分，基本工资以职称、工龄为参考而不同，这一部分是退休时计算的工资基数。本校和地方补贴各地、各校都不一样，是按人头发的。其中有的有差别，如住房补贴、职务津贴等等，其他都是一样的。这部分也计入退休的工资基数。岗位津贴是根据本人的岗位定的：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级教授等等，每一档还有级，各校的分法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中国教授的收入的计算会如此之复杂。
教授们的收入与下岗工人，或者进城打工的民工的收入相比，是很高的了。但与其他行业，比如企业白领、大型国有企业（电信、石油等等）的中层干部的收入相比，就显得很低了。更令人吃惊的是，上面提到的那位在中国学术界颇有名气的教授，其工资居然还低于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收费员！28 那些年轻的老师们的收入就更少了。为了能够提升，老师们在要求的论文数量之外也就还要拼命写出东西。发表的东西多，学校就有可能给奖励，提职时会更有利。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愿意自己出钱发表论文的原因。
许多院校同情老师们的处境，但又没有其他财源。怎么办？最流行的办法就是办学习班。各种学习班、干部培训班是创收的好手段。尤其是当某某省、市要求下面的干部都必须参加某种学习班，那些培训班就成了体制外的摇钱树。送老师到外面开班讲课，也是帮助老师增加收入的好办法。某大学要引进人才，还要看这个“人才”能否带来什么项目；项目就意味着财政收入。能带来项目的教授最受欢迎，无论他的研究水平如何。
大学教授们整天都在为增加收入发愁，哪里还有心思搞学术研究。北京政法大学的杨帆教授，将自己花钱制成的光盘拿到课堂来出售，说是给自己的孩子凑学费。29 这种做法说明大学教授的职业道德底线已经完全崩溃了。只希望我们这种评论仅仅适用于一小部分中国的大学教授。
(2) 学术研究的水平
既然学术研究与大学教师的收入有关，那么学术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谋生手段。论文写的越多，收入就越高。美国的教授，论文质量不高，或者好几年搞不出一篇像样的东西来，那么能得到“终身教授”一职位的希望就很渺茫了。但是，无论每年写出来多少篇高质量的论文来，也不多拿工资，更没有什么奖金。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中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大批高产学者。30 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吉德在网上撰文，就某个高产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组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
近日，我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嘉宾资料上发现北京林业大学某学者出版
了30多本书。我有意观察了那位学者的年龄，最多50岁。就算他20岁参加工作，
工龄最多30年，也就是说，平均不到一年就写一本书。我惊讶不已，顿感自己的渺小。
后来发现如此高产的学者并非此君一人，据说，在2003年至2005年的3年期间，
浙江大学领导金某共发表学术论文106篇，平均10天发一篇，还出版著作、教材5本，
共141.9万字，同时指导硕士生、博士生48名；领导吴某共发表学术论文86篇，
平均12天发一篇，还出版著作、教材9部，总字数为324.1万字，同时指导硕士生、
博士生62名。31
这样搞出来的学术研究，写出来的论文质量能达到要求吗？这种做法似乎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这些现象包括抄袭他人成果，一稿多投，自我复制，署名挂号，等等。近几年所发生的抄袭案中最有名的就是天津外国语学院沈履伟一案。沈履伟在自己的著作中整章整节的抄袭他人作品。这个案子的特点是，在其作为被揭露之时，沈履伟还将对方（天津市语言学会）告到法庭，求助于法律为自己解辩。此案几经周折，法庭先是判决沈履伟胜诉，引起全国各界大哗。虽然到后来起诉庭推翻了一审的判决，使得沈履伟的抄袭行为得到了应有的处理，但此案也标志着中国学术研究中的问题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问题。难怪成都西南民族大学的肖雪慧教授悲叹，中国的学术界已经成为“剽窃者的天堂”。32
2005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查处了19起科技工作者违背科学道德的行为。33
2007年末，学术界再次出现为学术问题到法庭打官司的案例。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沈木珠和其丈夫张仲春教授将武汉大学李世洞教授和《学术批评网》的主持人告上法庭，原因是他们认为被告批评院长夫妇二人在他们高产量的论文中自我或者夫妻相互抄袭，并称这种现象为“自我克隆、重复发表”。34 我们从网上可查找到的资料看，院长夫妇并不否认自己有自我抄袭和重复发表的做法。他们只是认为那种做法并不违反学术研究的规则。故此，在网上公开批评他们的人就是侵犯了他们夫妇二人的名誉。到本文脱稿时南京受理的法院尚未就此案进行判决。但是，无论法律上的判决是什么，从学术研究标准的角度看（请参见上面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此案已经显示了中国学术研究的状况。而且，南京的法院能受理这样一个本是学术研究标准上的争议的案子，也说明中国理论界和司法方面对学术研究定义不是有很清楚的认识。如果对于什么是学术研究还没有很好的认识，可想学术界的整体水平如何了！
抄袭剽窃，自我克隆，夫妻相互复制是比较明显的问题。但更大比例的学术论文根本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且不用与国际水平相比较了。我们从网上可读到的“学术论文”发现，从内容上看，大部分都是工作报告，不具有学术论文那种“从个别到一般”的学术价值。有的论文，行文似报告文学，但又没有报告文学那种以事实为依据的特点。还有的论文，用词华丽，读上去犹如在读文学作品，读时令人激动，读后不知所云；还有的论文，根本不遵守“论文的标准”，随意提出观点，而不用理论或者数据支持，科学性全无。大部分论文的作者，根本搞不清什么是他人的观点，需要提供出处，什么是自己提出的新观点，需要论证。
从网上可看到许许多多类似的例子，我们因篇幅关系，不能在本文中一一列举。
如果说学术研究的水平是高等教育水平的标志，那么中国高等教育实在令人担忧。那样高额的投资，就在一篇篇如此质量的论文中被无形地消耗掉了。
(3) 学术论文水平低下，出版界有责任
作为学术研究体系一部分的出版界对学术研究水平低下的状况也有很大的责任。
各种学术刊物本应该是研究成果的传播体。但在某种非专业利益驱动之下，出版社已经变成了一个以经济利益为驱动力的机构。经济利益是任何组织经营的根本。我们对这一点没有异议。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获利的手段和方式。
有一位叫王寿臣的记者在2006年搞过一次调查，然后将调查结果以《中国学术论文交易调查：部分核心期刊明码标价》为题发表，揭示出各个期刊在“学术腐败”中起的作用。35 王寿臣的调查发现，由于高校要求教师和研究生每年定期发表文章，所以就有大量的文章待发表。这就“使学术核心期刊成为一种稀有资源，为发表文章而交纳‘版面费’成了公开的秘密”。王寿臣还发现，有的网站承诺80%的论文都可包发表，一篇5000字左右的论文，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收费4000元。保证在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中的杂志上发表。交钱发表文章，可算在学术研究史上的创新。为了能“赚”钱，出版社对稿子的质量就不太重视，造成大量的“知识垃圾”。难怪我们那么容易地就能发现那么多低质论文。
出版界也有自己的苦处。国家在高等教育上进行巨额投资，但是对期刊杂志社却实行了“自负盈亏”。一般讲，期刊杂志社的上属单位都在经济上放权，让期刊社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盈利企业”来办。于是，论文就成了买卖关系的载体。否则，期刊社就无法经营下去。中国的人情关系是在社会运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素有“社会运作的润滑剂”之称。36 北京一家所谓学科级刊物的编辑曾经说过，领导“推荐”来的文章最难办。水平低，但不能驳回。怎么办？只好自己来给文章做大手术。这种现象也算是在世界学术史上罕见的。
中国期刊出版界的另一个怪现象是期刊索引系统居然成了论文质量恒量的标准。就这个问题，我们专门请教了一位在中国南方一家期刊社但编辑的业内人士。37
中国有一个期刊索引系统叫“中国社会科学索引”，其英文是“CSSCI”（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的缩写。这位编辑认为，
论文是否能够在CSSCI期刊上发表，“是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的——这与中国对教
师的绩效评价密切相关。像其他领域一样，中国的学术期刊被分为三五九等，这种等级区分，
既体现在人们的观念上，又切切实实地表现于制度、规则上，例如，许多学校将学术期刊分为A、B、C级。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SSCI来源期刊和《中国社会科学》为A级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院所主办的《政治学研究》、《经济研究》、《历史研究》等‘某某研究’类的期刊为B级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为C级期刊（前面提到的B级期刊都是CSSCI来源刊，但它们比普通的CSSCI来源期刊高一个级别）。年终进行绩效考评的时候，根据文章的数量和文章所发表的期刊的级别加权、求和，然后按照求和的结果发奖金、津贴。由此可见，文章发表在不同级别上，是与教师的自身利益忧戚相关的。不同的学校对期刊的分级是不一样的，但大体而言，以CSSCI来源作为评价标准越来越广泛和普遍。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我想，其中的原因既有以前的评价体系弊端越来越多，又有CSSCI制作方的运作成分在里面。”
论文是否揭示了新的关系，撰写是否达到了应有的水平应该由同研究领域中的其他学者来讨论、批评。从期刊社的角度看呢，所发表的文章，从稿件的接收、审阅到发表（或者不发表），是否经过了一套严格的程序以保证稿件的学术水平，这才是保证期刊社名誉的基础。是否由某个索引系统包括近来并不能保证出版社的业务水平。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浏览过许多“知识垃圾”就是在一些所谓CSSCI来源期刊上找出来的。
出版界对学术研究“内耗”的另一条贡献渠道就是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是中国学术界和学术期刊系统中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顾名思义，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是中国人民大学制作的、按专业分类进行的、二次转载的一份刊物。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的编辑如果在报纸、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发现有符合他们主办的某种刊物宗旨的论文，便会拿来，转载在他们的期刊上。必须指出的是，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的文章中有一些质量还是不错的。文章一旦被转载，原作者所在的学校可能还会给作者一定的奖励。同时，论文原发期刊业会为此而扩大了影响。文章能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就像渡了一层金。那些质量不好的文章，如果被转载，仿佛文章的质量也是不错的。结果，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的文章多少居然成了评价刊物办得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
按照目前中国的著作权法，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这种做法是侵权。而且，论文发表的角度看，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这种侵权式的做法也完全没有必要。同一篇文章有必要在两个不同的刊物上同时发表吗？这也算是中国学术界的在国际上的独特之处。
其实，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过的论文，很多也是“知识垃圾”。
如果说低质论文是内耗的一部分，那么各类期刊就是造成漏洞的原因之一。
2. 高等院校中的教和学
我们讨论的目的是要找一找中国教育系统中无功运作的部分。这并不是说中国教育系统无一是处。相反，中国有悠久的教育传统，到今天，广大高校中的老师们都在勤勤恳恳地耕耘，培养下一代社会精英。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今天的高校教学中的“漏洞”。这些漏洞，如果不加以修补，最终会将万吨巨轮沉入海底。
高校中的老师们的职业责任可分为三种：为本科生上课，指导研究生，搞学术研究。仅仅从这三项职责来看，中国高校的教师与国外的同行们的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中国高校中的老师的实际工作方式却有所不同。在中国教育市场化的倾向中，老师们的行为也趋于市场化。38
先看高校老师上课。在市场化的趋势之中，“老师只是为完成指标而教，学生只是为拿到学分而学。教与学就像“市场交易”——你掏钱我卖货，钱货两清，各自走人。39 从可查找的报道和有关文章看，早在数年前就有人指出师生关系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刘静在总结了十几年来中国教育系统中的师生关系后指出，“教师与学生都必须遵守一定社会的伦理要求，教师对学生的教育，不仅靠年龄和权力优势，更要靠责任心、义务感和师生情来维持。因此，师生关系又表现为一种鲜明的道德关系。” 40 正当师生关系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开始被重视的时候，2007年在北京的政法大学又发生了扬帆教授以辱骂的方式对待逃课的学生事件。
这个事件的发生是由学生在交了学期论文便离开课堂，扬帆教授开始骂学生引起的。而后，扬帆教授又和一位女生发生肢体冲突。这位政法（！）大学的教授当时还将那位女生关在阶梯教室传达室小房间内，最后让保卫人员带走。杨教授当时可能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
也是在2007年，位于中国南方的中山大学还发生了艾云灿教授虐待自己的博士生的案子。一开始艾教授还坚持自己是恨铁不成钢，才对学生有粗暴行为。但最后迫于舆论压力，艾教授还是给当事的学生赔礼道歉。
在中国北方的政法大学发生的事件和南方的中山大学里发生的事件显示了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某位老师头脑不冷静、处理不当的界限。
中国传统中的“师道尊严”所剩无几。
(1) 研究生学习面面观
骂学生、非法拘留学生、虐待学生也许是大学教师中的个别现象。但一些在研究生学习中的弊病就非常具有普遍性了。
先从总体上看。中国有多少不够格的导师？中国的教育体系在世界学术界创新，将学术水平变成高等学府中的职称。博导（博士导师）、硕导（硕士导师）这些在不同学习和研究层次的教学阶段搞成了类似处长、科长那样的职称。而且，不同的职称，收入还不一样。既然是与收入有关的职称，那么有那些职称的博导、硕导们的研究和教学水平就不那么重要了。只要一位教师的工龄达到一定年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那就可能得到一个“导”的职称。至于教书的水平和论文的水平如何，那就不太重要了。进一步看，有许多“导”们从学历上看，就根本不够资格。我们在2004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中国高校中的许多博导，自己并不是博士；有许多硕导，自己都没有硕士学位。41 如前文所述，各个水平上的学习各自不同，目的、学习方法和水平迥异不同。我们在本节开始讨论了高等教育中三个不同水平的学习。到硕士和博士这两个学习阶段，对学术水平和对研究方法的精通程度要求各自不同。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自己都没有经历过博士学习过程的人能够有相应的知识量和研究水平来带博士生。这就算中国特色吧！
更有甚者，在许多例子中，有一些自己完全没有教学经验和学术研究能力的人，也在带研究生。天津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院长，自己本身仅仅是文革中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但只因他是院长，也被“授予”博导职称，手下有博士生若干。这种现象在中国十分普遍。中国的前总理朱镕基，在任上海市长和总理期间还在带博士生。他的一个博士生叫杨宏儒，毕业后任北京四通投资有限公司(新四通)总裁。他后来也承认，“接受导师指导的机会不多，因为那时朱镕基已调至上海任市长，工作十分繁忙”。42 朱总理是一位很好的干部，在任期间他呕心沥血坚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但是，除了日理万机没有时间之外，他带博士生的能力也是一个问号。
另外，中国高校中导师和自己研究生的关系远远超过学术和职业关系。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关系基本继承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手工作坊里的师徒关系。研究生把自己的导师称为“老板”，在大学校园里早已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些博导、硕导们带着研究生做科研项目，并付给他们微薄的报酬。一些博导、硕导们也俨然以“老板”自居，而研究生们则沦落为他们的廉价劳动力。这种现象近年来越演越烈。前文提到的老师虐待学生的例子中，那位导师可能就是觉得学生就是自己作坊里的学徒，可以随便打骂。老师病了，学生们轮流在医院守护；老师家中有事，导师自然会让自己的学生来做。如果赶上学生中有几个政府官员、公司老板，那这些人身后的特殊关系就可为导师服务了。
这种师徒如父子式的关系，一方面是从中国作坊文化中继承来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研究生的招生方式造成的。在中国是老师挑学生。挑到自己名下，就成了自己的徒弟。当了师傅的徒弟，毕业就不成问题，造成中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零淘汰率”现象。43
博导硕导们怎么带研究生？如果说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现象可能有打击一大片的嫌疑，但是，在具体指导自己学生学习时，导师们的做法就具有很大的普遍性了。学生上课、听课、写学习论文都还不太重要，导师一般不太担心。但到最后的毕业论文就是需要导师的帮助了。尤其到博士论文这一级，更是难上加难。中国的大部分硕导博导们，本应该是指点引导，但在指点引导不成的情况下，干脆就动手替学生写。这种做法，似乎体现了教授对学生的关心，但最终使得整个博士生培养过程被浪费掉。
我们在前文介绍过，博士学习的目的是发现并证明一个新的事物之间关系的存在（或者不存在）。为此，博士生在这个新关系上应该是最有研究的人了。导师的作用是在方法论和文献研究以及背景性关系上对学生进行引导。如果导师能够替学生动手写论文，就意味着学生的研究没有超过导师的水平。这就完全违背了研究生学习的原则。国家、社会和个人在这个博士生身上的投资就完全被浪费掉了。
中国是一个生产博士生的大国。自1998年以来，“博士生招生年均增长幅度达23.8%，其中1999年增长幅度高达32.7%。与90年初相比，我国的博士生招生规模增长了15倍，在校博士生规模增长60多倍，同期的博士毕业生数翻了一番。如果仅按培养规模计算，我们已跃居世界前列了。”44 中国有如此宏大的博士队伍，却很少有人能拿出篇论文到国际学术界去拼一拼。2005年，我们在中国政治学界的龙头刊物《政治学研究》上看到一篇出众的文章。但后来才知道这位在中山大学任职的作者之一是在美国读的研究生。45
中国博士生培养的问题之严重，到2007年末，国家不得不采取政府行政执法的方式，决定“开展全国博士质量调查”。46 且不说这种行政检查的办法是否能够奏效，但此举也显示了这些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有一位叫智效民的研究人员（山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面对学术界种种现象，心焦似火烧，将这些问题总结为“学术腐败”，并指出“学术腐败其害大矣，不仅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利益，也瓦解了学者的人格，腐蚀了学者的灵魂，败坏了社会风气。如果说假药会毒害人的健康，那么学术腐败将会危及民族的前途。”47
(1) 本科教学质量拾零
研究生的教学问题之严重，都已经到了可以覆舟的程度。那本科生的教学又是什么样子呢？为了不在重复类似的分析，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个在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中具有特色的例子。
从1993年开始，教育部对高校开始一种本科教学质量的检查制度，叫做“本科教学工作评估”。这项评估从1994年开始实施，2003年开始改为五年为一周期的评估。到2005年共评了171所高校。我们认为教育部这项措施的用心是好的，但它却没有任何实际效果。
在许多高校的网站上都能找到有关这项活动消息。比如，内蒙古医学院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评估，还召开了动员大会。自治区连辑副主席还在动员大会上讲了话。他鼓励大家应该“要通过迎评促建来统一全院的思想认识，把大家团结组织起来，以良好的精神风貌迎接评估。”48 从自治区副主席的这番话中可以看出，学校中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这种评估是有意义的。而且，从学校的准备活动看，这所医学院肯定有通不过评估的地方。
本科教学质量的检查是由一个检查团到各个高校现场进行的。团员由一些大学的校长和一些重点大学的教务处的领导组成。他们到各个高校对有关本科教学的文件进行审阅。由于这项检查的目的是要督促鼓励高校将本科教学的水平提高，所以检查的项目很多也很详细。比如，在检查的项目中包括本科学生的毕业论文。除了学生论文的水平之外，检查团还要检查老师评判论文的方法。比如，按照规定，老师打分应该用红笔，打分时应该注明所得的分数，而不是所扣除的分数。虽然这种规格化判分方式与教学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未被证明，但可也算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特色之一。由于各个高校的老师对这项要求不十分理解，他们在读判学生毕业论文时就没有很好地遵守那些格式。为了能够得到检查团队好评，每一个大学及其下面的各院校都要将已经存档的学生论文找出来，将那些不合格的重新打印，然后按照要求重新判分。如果有的论文写得实在太差，也顺便修改。
这种“修改历史”的工作量很大。难怪到了内蒙古医学院那里，都得开大会，请自治区副主席来动员。我们有机会接触中国北方三所大学中法学院的领导。当谈及这项检查时，他们都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是由于大家都这样做，实事求是的学校就要遭受不应得到的处罚。最令人费解的是，检查团一方也知道对方应付检查的这种做法。但每年还要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检查。这种情况令我们想起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皇帝知道自己没穿衣服，而且也知道下面的人都在糊弄自己。
检查项目中还包括科研设施。那些设施较差的大学，为了能评上好分，都还要积极改善教学设施，搞出一个实验室，或者一个计算机房。具体到检查过后，这些设施是否被真正启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天津某大学的法学院，为了能给检查团一个好印象，还将学院的长远规划编成一段顺口溜，让每一个教师都背下来。万一在校园的路上或者教学楼里碰到检查团的成员，问及学院的规划，老师们就可“对答如流”:
注重素质
培养能力
强化基础
拓宽专业
严格管理
提高质量
将教育质量口号化以应付检查，也可算中华教育史上的奇观，令人难以置信。但都是的的确确发生在我们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事。
那9248亿元的教育投资正在一点一滴地被浪费掉。
参考文献源
1 葛荃，《楔子: 孔子一生做了三件大事》，《知青小屋》，http://www.zhiqinghome.net （2008/1/23 阅读）
2 （同上）
3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它开办于1898年7月3日。辛亥革命后，改
称北京大学。
4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
2008/1/22阅读
5 曹文，段崇峰，《政府教育投入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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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泽云,袁连生，《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国际比较研究》，《比较教育研究》，2007年第2期
7 记者郭建光，《中国将加大教育投资 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要达4%》，《新京报》，2006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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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赵颖全 乔华, 《免交杂费，为什么山区的孩子还读不起书？》，《新华网海南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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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
(2008/1/18阅读)。
18 周济说到：“将来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完成初中教育，初中毕业生毕业以后，一半或者一小半去读普通
高中，另一半或者一多半读中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毕业之后就进入劳动力市场。普通高中升入
高等学校，一半是本科教育，一半是高等职业教育。所以职业教育实际是面向大多数孩子。职业教育
里，将来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多数也是职业教育，我们说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温家宝总理说
职业教育是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这是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
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 2008/1/18阅读
19 美国人口调查局，http://allcountries.org/uscensus/239_school_enrollment_with_projections.html：
Education, School Enrolment by States. (2008年1月27日阅读)
20 中国教育新闻网：《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17日上午做客中国网，就教育热点问题与网友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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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
（2008/1/18阅读）。
22 晨曦，《自主招生是中国高考改革方向》，《央视论坛》：
http://bbs.cctv.com/forumthread.jsp?id=7865956&agMode=1（2008年1月27日阅读）。
23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
（2008/1/18阅读）。
24 中国教育新闻网：《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17日上午做客中国网，就教育热点问题与网友在线
交流》，http://www.jyb.com.cn/xwzx/gnjy/bwxx/t20070417_78326.htm，2008/1/22阅读
25 （同上）
26 数字来源分别是《中国统计资料年鉴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7；美国联邦统计局：
http://www.census.gov/Press-Release/www/releases/archives/facts_for_features_special_editions/002263.html
27 《中国青年报》，《中国高校贷款规模逾4000亿 破产隐患凸显》，“新浪网＂，
http://www.####.cn 2007年03月09日04:58 （2008年2月1日阅读）
28 马国川，《月薪8000元，高速路收费员谁不想干？》，《人民网》经济观察，2005年12月23日，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3967618.html （2008年2月8日阅读）。
29 作者不详，《‘杨帆门’中那女生没错》，2008/7/18。《中国教育在线》：
http://www.eol.cn/shi_dai_1873/20080718/t20080718_310492.shtml （2008/7/28阅读）
30 肖国忠，《树立学术荣辱观 防治学术腐败》，《人民网》，2006年06月09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5/4453669.html （2008年2月1日阅读）
31 陈吉德，《高产学者》，《学术批评网：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9067&type=1008 （2008年2月1日阅读）
32 肖雪慧，“剽窃者的天堂，2003/11/5。《BBC中文网》：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3240000/newsid_3243200/3243245.stm （2008/2/29阅读）
33 “教育栏＂，《十九起学术不端行为被查处》，《人民网》：2005年09月05日，
http://edu.people.com.cn/GB/3667481.html （2008年2月1日阅读）
34 方言（记者），《为了学术共同体的尊严》，《社会科学报》网，上海科学院：
http://www.sass.org.cn/shkxb/articleshow.jsp?dinji=231&artid=22192&sortid=492
（2008年2月1日阅读）
35 王寿臣，《中国学术论文交易调查：部分核心期刊明码标价》，原发《法制早报》。摘录于
《新华网》：2006年11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6-11/13/content_5323595.htm
（2008年2月1日阅读）
36 许吉，《对我国反腐实践的深层思考》，原载《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摘自《北京党建》网：
http://www.bjdj.gov.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3201 （2008年2月3日阅读）
37 我们在此文中隐去这位编辑了真实姓名。
38 东剑涛，《教与学像“市场交易” 师生关系不能“市场化”》，《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7-11/25/content_7141281.htm （2008年2月3日阅读）
39 同上。
40 刘静，《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师生关系研究述评》，2005-8-12。《万千教育》网：
http://www.wqedu.com/new/article.asp?articleid=34 （2008年2月４日阅读）
41 葛荃 吴量福，《从‘高薪招贤’看高等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中美两国比较研究》，《开放时代》，
2004年1期，91-106。
42 曲力秋，《朱镕基的学生们》，《中国新闻网》(转自《21世纪经济报道》)，
http://www.####.cn/2001-02-12/26/69578.html （2008年2月6日阅读）
43 《中国博士人才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选自《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3》，
2006/07/26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授权中国网发表：
http://www.####.cn/education/zhuanti/06rcbg/txt/2006-07/26/content_7025917.htm
44 同上。
45 请参阅：马俊 於莉，“公共预算研究：中国政治学和公共行政管理亟待加强的研究领域”，
《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二期，总期第67期，108-116。
46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全国博士质量调查工作的通知》，2007年12月26，《教育部网》，
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info33249.htm （2008年2月5日阅读）
47 智效民，“学术腐败是怎样‘炼成’的”，2007-10-08 ，《北京日报网》：
http://www.beijingdaily.com.cn/gdjc/200710/t20071008_359022.htm （2007年12月10日阅读）
48 内蒙古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评建办公室宣传组，“内蒙古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迎评促建工作简报”
（第1期，2007年4月3日），《内蒙古医学院》网，
www.uugua.cn/ypcj_web/(05)pjdt/sanfuyuanjianbao1.doc （2008年2月8日阅读）
2010年8月4日星期三
美国的公共图书馆
一，美国公共图书馆历史与现状的概况
对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历史我没做过专门的研究。只是收集了一些明显过期的二手资料。据人民网上《美国公共图书馆见闻》一文所述：17世纪的时候，从英国来的移民在北美大陆开始建立图书馆，主要是为宗教服务,18世纪开始，美国逐渐出现了为大众服务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联谊性图书馆(Social library) ，特点是靠兴趣相同的人集资并对会员开放，每个集资人相当于图书馆的“股东”。另一类是流通性图书馆（Circulating library）。特点是依靠出租图书来维持经营。主要收藏大众喜爱的读物，比如通俗小说、杂志等。这两类图书馆可以说是美国公共图书馆的雏形。
根据《美国图书馆目录 2002－2003》（American Library Directory）刊登的数据显示，2002年，美国国内总共有117,000个各类图书馆。其中：
公共图书馆（Public library）9,445个；
学术性图书馆（Academic library）3,480个；
政府图书馆（Government library）1,326个；
专用图书馆（Special library）10,452个；
还有94,342个中小学图书馆（室）。
……调查表明，全美国大约65%的家庭在过去一年中曾经光顾公共图书馆，有小孩的家庭光顾比例更高。来自美国教育部出版的《美国公共图书馆年度统计报告》显示，在2000财政年度内，共计有11亿人次光顾了全美范围内的9,074家公共图书馆，相当于每个美国人光顾了4.3次；共借阅各种图书、音像等17亿册/盒，平均每人借阅6.4册/盒。
二，美国公共图书馆的普及与发展
美国公共图书馆事业能够得到迅速普及与发展与钢铁大王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有着密切联系。
卡内基1835年生于苏格兰，1846年举家迁至美国宾州匹兹堡附近的小镇。卡内基从小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的成功完全来自个人的勤奋。所以他深信教育、读书能让人自立自强。在事业有成之后，卡内基依然记得当年他和几个年龄相仿的移民孩子每周六下午热切地盼望安德逊开放他的私人图书馆，以及阅读图书馆藏书带给他的快乐与满足。因此，他于1881年捐赠了第一座图书馆予他的家乡，此后他本人先后捐款56,160,000美元，在欧美各国建造了2,509所图书馆馆，其中1,679所分布于美国各社区中。所以，走进美国很多公共图书馆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块“大匾”。
商业上精明的卡内基，为自己的捐助开出两个条件：
（一）任何社区如申请卡内基金会捐助图书馆，必须无偿提供土地用于图书馆修建。
（二）该地方政府必须保证每年利用地方税收作为图书馆维持费用，每年投入费用必须至少是卡内基所捐赠款项的10%。
如果说卡内基的第一个条件是推动了美国公共图书馆的设立，那么他的第二个条件就从财政上保证了这些图书馆的长久运作。因为地方的长期投资比他本人的捐赠金额将大得多。卡内基终其一生热心于慈善事业，并贡献个人财富90%（约三亿多美元）给各类慈善事业，因此有“捐助图书馆的圣人”(Patron Saint of Libraries)之美誉。
卡内基的慷慨不仅使全美各地大兴土木，修建起一个个公共图书馆，而且开创了一个新的职业领域——图书馆管理学。因为随着大批公共图书馆投入使用，卡内基基金会开始关注图书馆的服务质量。他们认为，管理员素质将成为决定图书馆服务的重要因素，故而积极促成一些大学开设图书馆学专业。
美国公共图书馆的普及与发展还与国会和各州政府的立法保障以及财政支持密切相关。2002财政年度的数字显示，该年度全美公共图书馆经费总计77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拨款占0.7%，州政府拨款占12.8%，地方政府占77.1%， 其他收入占9.4%。而政府的支持都来自税收。
各州通过立法，规定建立公共图书馆的必要性，使公共图书馆思想深入人心，并为美国社会的进步、民主的发展和经济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曾在《热忱推荐几位“业余作家”》一文里推荐了作家林达。他们夫妻俩就是在美国亚特兰大地区的公共图书馆里查阅历史文献，撰写了深受好评的《近距离看美国》丛书。
另外，美国公共图书馆的普及与发展也与名人效应有着重要联系。比如，每一位美国总统卸任之前就要开始筹备建造自己的总统图书馆，以保存与收藏有关的资料信息。这种传统已延续多年。美国巨富、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也对美国公共图书馆事业慷慨解囊。1997年盖茨和夫人一起设立了“盖茨图书馆基金”。该基金用于低收入地区公共图书馆添置计算机和网络设备，以及图书馆管理人员计算机知识的培训。按计划，基金将为此在五年内投入2亿美元现金和2亿美元价值的设备。（以上信息参见陈蓬撰写的《美国公共图书馆见闻》）
三，美国公共图书馆的特点
1，场馆设立的普及性：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大约有九千所以上，以三亿国民来计算，平均每三千多人就有一个图书馆。服务范围几乎涵盖全美所有人口。全美公共图书馆的藏书量也非常惊人。“美国联邦博物馆图书馆服务机构（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简称 IMLS)发布的公共图书馆调查报告，根据对全美9217个公共图书馆所进行的调查(返回8994个馆的数据)，美国公共图书馆流通率持续增长，2006-07财年总流通22亿册件，其中儿童读物的流通率为7.397亿册件，占全年流通总量的34%；读者可上网电脑3.6台/5000人，总数为20.8万台，比前一年19.6万台略有增长。与2000年财年相比，人均借阅图书量从6.4册件增长到7.4册件，增长16%；总接待读者14亿人次，全国人均年访问图书馆4.9次，比1998年的4.2次增加17%”。（引自《美国图书馆最新数据》）
2，信息技术的广泛性：随着网络的普及与发展，现如今，美国98%的公共图书馆已向读者提供免费的上网服务；八成以上的图书馆为读者提供其他各种网上服务。比如，网上查阅、网上续借、网上阅读、快捷借阅、预定借阅等等。读者在家里就可以通过网络受益。图书馆还订阅收费的报纸档案，音乐播放等网络资源，图书馆提供的语音图书下载供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得到最新的语音图书，在开车和做杂事的同时“读书”。总之，在传统的图书馆业务中，信息技术的使用已越来越普遍，为读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
3，居民管理的参与性：图书馆的经费主要来自地方政府，来自本地居民的税收，所以本地居民对于图书馆的经营理念与管理方针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我们本地居民的最大意见就是因经济不景气与税收减少，导致图书馆开馆时间的缩短与限制。
由于美国国民包括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好多地方图书馆还提供各种外语书籍。比如，我所居住的县的好多居民来自亚洲（大陆、香港、台湾、印度、韩国、越南等等）。在我们县二十多家居民图书馆里，几乎每家公共图书馆都有西班牙文的书籍。其中六、七家图书馆里还有印度文、韩文、越文与中文书籍。这些都是各族居民据理力争的结果。
4，服务范围的多样性：美国的公共图书馆绝对不是单纯的“藏书楼”，还具备了多种功能。
学习中心--在我所居住的地区，好多孩子放学之后就去图书馆自学，有的看书做功课，有的上网查寻资料，并在图书馆等候家长的到来。有些公共图书馆还与中小学结成联盟，为学生提供学习帮助，出借课堂教学的参考书籍。每年暑假学校会给各年级的学生提供暑期读书清单，有些图书馆特意将这些图书另外陈列，方便学生借阅。图书馆还会单独或与学校联合举办有奖读书等各种活动，鼓励和培养学生阅读的习惯。
为了吸引儿童及其家长，各个图书馆都划出大片区域，用充满童趣、五颜六色的书架来陈列儿童图书与有声读物。好些孩子刚开始学步就在父母的带领下走进图书馆，与父母共同感受文化氛围的熏陶。好多公共图书馆还定期举办讲故事的活动，为孩子与家长提供母婴教育。
会议中心---图书馆是居民讨论社区建设的会议中心。当地政府如果有什么议题需要听取居民的意见（比如有什么施工项目或改建措施涉及到居民生活），常常在公共图书馆召开听证会或讨论会。
讲演中心---常常举办各种讲座或讨论会。内容涵盖写作、集邮、讲故事、烹调、学习主持宴会或即席演讲等等。
展览中心---图书馆的橱窗里常常展出当地居民（尤其是孩子们）的艺术作品。比如绘画、摄影、雕塑、诗歌或手工艺作品等等。
信息中心---居民可以从公共图书馆了解纳税、选举、征兵、献血等信息，领取到各种资料和表格。比如，本地的公交路线图，税表等等。
影视中心---图书馆还会不定期地举办一些影视活动。我所居住的地区住着很多华裔居民，图书馆曾免费放映了一些中国影视。我曾在图书馆观赏了中国导演黄蜀芹的作品。
培训中心---美国人申请大学时，常常需要提供为社区义务服务的经历，图书馆就是孩子们的首选，我所在地区的好多中学生都曾利用放学之后的闲暇时间去图书馆义务劳动。
总之，在我的印象之中，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已成为当地民众工作、生活、文化、娱乐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5，服务质量的卓越性。在美国工作生活了二十年，我曾去不同机构（包括政府部门、商业财务机构或医疗机构等等）办理各种事务，总体感觉是图书馆的服务最为上乘。记忆之中每次去图书馆咨询，工作人员永远是耐心、和善与笑脸相迎。
以下文字来自一位曾在美国选修图书馆学的作者。他在文章里写到：任课教授在第一堂课做了个小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让每个学生用三个形容词来描述读者心中的满意的图书管理员。结果，使用最多的是“有知识的”（knowledgeable）、“乐于助人的”( helpful) 、“友好的”（ friendly ）以及“专业的”（professional） 。由此可见，所有去图书馆的人员都渴望获得这样的优良服务
《2003年美国统计摘要》数据显示：2001年，全美共有13万全职员工工作在9000多个公共图书馆。截止2002年，在美国图书馆从业人员中，23%的人已经拥有图书馆专业硕士学位（MLS）……全美上千所大学中，设有这个专业的不过60所。通常是每个州只有一所大学设有图书馆专业。由于图书馆专业在大学设立的时间不短，整个课程的框架都设计得很合理。许多大学都是先有几门核心必修课，像信息科学基础学、信息组织学、信息查询检索入门等。然后，学生再根据将来的去向（比如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等）来选择不同的选修课程，最后是实习。正因为图书馆从业人员素质比较高，因此各类图书馆都做得非常有“专业”水准。
因为图书馆管理员职位的工资并不高，因此，年轻时就选择图书馆专业的人不像其他热门专业那么多。结果，做图书管理员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迟到的选择”。据统计，在校的学生中，1/5的人年龄在45岁以上。很多学生是从别的专业转行过来，而以前的专业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教师、记者、汽车修理工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同学是已在图书馆工作，然后回到学校再进修拿学位。这些来自一线的同学对活跃课堂起了很好的作用，有时候别的同学提个问题，在职的同学就直接回答了，有时则告诉任课的教授哪些知识已经过时了。教授也相当幽默，每遇到这种情况就连声道谢……（引自陈蓬撰写的《美国公共图书馆见闻》）
四，阅读的功效与魅力。
现如今，阅读的含义已变得更加宽泛，获得信息与知识不仅可以通过书页，还可以通过网页。但无论是看书或上网，阅读终究是人类获得知识信息的主要途径。有人曾经断言，网络普及之后，书的魅力将大大消失。甚至有人断言，若干年之后人们将不再需要书本。对此，我难以想象。在我看来，书的魅力似乎是网络世界所无法替代的。对我而言，手捧油墨飘香的书本阅读与在电脑之前阅读网页，还是有着巨大的差异。
在我的印象之中，对书本魅力的描绘莫过于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它描写一位被关押在纳粹德国监狱里的知识分子，饱尝着没有书可读、没有报纸可看的痛苦经历。有一次候审的时候，他冒着生命危险从悬挂在审讯室门后的一件德国军官制服里偷了一本书。当他满怀喜悦地回到牢房，打开一看，偷来的竟然是一本记录着世界级象棋比赛的详细过程的棋谱。在愤怒、失望又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他把这本棋谱一页一页地阅读、研究、消化。最终，他成了一名棋坛高手......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书能够与《象棋的故事》那样把对书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写得如此的深刻，如此的淋漓尽致，如此的惊心动魄。
97的《译林》刊载了茨威格的散文《书：走向世界的入口》。他写到“有了书，人就不再视野受限，孑然独处，而能分享古今所发生的一切，分享全人类的所思和所感了......书；成为一种东西，标有价钱，可以卖，表面看来没有意志，象摆在橱窗玻璃后面的货物，但同时又头脑清醒，每一册都有灵魂，虽然可以被买走，但它属于自己，也属于好奇地翻翻它的人，特别是读它的人，而归归根结底属于不只读，还会欣赏的人......”
他还写到：阅读的过程就象是输血，读书就象是“把自己身上的东西，几乎是一滴一滴注入别人的血管，把命运注入命运，把灵魂注入灵魂......越是深思，我越是认识到，我们的精神世界是由千百万单个的印象构成的，其中只有极小一部份来自亲眼所见，亲身所历，而其他一切，本质的交织一起的主体，则应归功于书本、阅读、传播和学习”。
在我居住的地区，每个星期六上午，公共图书馆都要设摊销售居民捐赠的图书（平装本五毛一本，精装版一元一本）......我曾经从那些摊位买过好些书，我向图书馆捐赠的图书则更多。我期盼那些曾经被我拥有、被我欣赏、被我喜欢的图书，能够到其他主人手里延续它们的生命，被更多的读者阅读、欣赏和收藏。“把自己身上的东西，几乎是一滴一滴注入别人的血管，把命运注入命运，把灵魂注入灵魂......”
(From 多思的博客)
对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历史我没做过专门的研究。只是收集了一些明显过期的二手资料。据人民网上《美国公共图书馆见闻》一文所述：17世纪的时候，从英国来的移民在北美大陆开始建立图书馆，主要是为宗教服务,18世纪开始，美国逐渐出现了为大众服务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联谊性图书馆(Social library) ，特点是靠兴趣相同的人集资并对会员开放，每个集资人相当于图书馆的“股东”。另一类是流通性图书馆（Circulating library）。特点是依靠出租图书来维持经营。主要收藏大众喜爱的读物，比如通俗小说、杂志等。这两类图书馆可以说是美国公共图书馆的雏形。
根据《美国图书馆目录 2002－2003》（American Library Directory）刊登的数据显示，2002年，美国国内总共有117,000个各类图书馆。其中：
公共图书馆（Public library）9,445个；
学术性图书馆（Academic library）3,480个；
政府图书馆（Government library）1,326个；
专用图书馆（Special library）10,452个；
还有94,342个中小学图书馆（室）。
……调查表明，全美国大约65%的家庭在过去一年中曾经光顾公共图书馆，有小孩的家庭光顾比例更高。来自美国教育部出版的《美国公共图书馆年度统计报告》显示，在2000财政年度内，共计有11亿人次光顾了全美范围内的9,074家公共图书馆，相当于每个美国人光顾了4.3次；共借阅各种图书、音像等17亿册/盒，平均每人借阅6.4册/盒。
二，美国公共图书馆的普及与发展
美国公共图书馆事业能够得到迅速普及与发展与钢铁大王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有着密切联系。
卡内基1835年生于苏格兰，1846年举家迁至美国宾州匹兹堡附近的小镇。卡内基从小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的成功完全来自个人的勤奋。所以他深信教育、读书能让人自立自强。在事业有成之后，卡内基依然记得当年他和几个年龄相仿的移民孩子每周六下午热切地盼望安德逊开放他的私人图书馆，以及阅读图书馆藏书带给他的快乐与满足。因此，他于1881年捐赠了第一座图书馆予他的家乡，此后他本人先后捐款56,160,000美元，在欧美各国建造了2,509所图书馆馆，其中1,679所分布于美国各社区中。所以，走进美国很多公共图书馆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块“大匾”。
商业上精明的卡内基，为自己的捐助开出两个条件：
（一）任何社区如申请卡内基金会捐助图书馆，必须无偿提供土地用于图书馆修建。
（二）该地方政府必须保证每年利用地方税收作为图书馆维持费用，每年投入费用必须至少是卡内基所捐赠款项的10%。
如果说卡内基的第一个条件是推动了美国公共图书馆的设立，那么他的第二个条件就从财政上保证了这些图书馆的长久运作。因为地方的长期投资比他本人的捐赠金额将大得多。卡内基终其一生热心于慈善事业，并贡献个人财富90%（约三亿多美元）给各类慈善事业，因此有“捐助图书馆的圣人”(Patron Saint of Libraries)之美誉。
卡内基的慷慨不仅使全美各地大兴土木，修建起一个个公共图书馆，而且开创了一个新的职业领域——图书馆管理学。因为随着大批公共图书馆投入使用，卡内基基金会开始关注图书馆的服务质量。他们认为，管理员素质将成为决定图书馆服务的重要因素，故而积极促成一些大学开设图书馆学专业。
美国公共图书馆的普及与发展还与国会和各州政府的立法保障以及财政支持密切相关。2002财政年度的数字显示，该年度全美公共图书馆经费总计77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拨款占0.7%，州政府拨款占12.8%，地方政府占77.1%， 其他收入占9.4%。而政府的支持都来自税收。
各州通过立法，规定建立公共图书馆的必要性，使公共图书馆思想深入人心，并为美国社会的进步、民主的发展和经济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曾在《热忱推荐几位“业余作家”》一文里推荐了作家林达。他们夫妻俩就是在美国亚特兰大地区的公共图书馆里查阅历史文献，撰写了深受好评的《近距离看美国》丛书。
另外，美国公共图书馆的普及与发展也与名人效应有着重要联系。比如，每一位美国总统卸任之前就要开始筹备建造自己的总统图书馆，以保存与收藏有关的资料信息。这种传统已延续多年。美国巨富、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也对美国公共图书馆事业慷慨解囊。1997年盖茨和夫人一起设立了“盖茨图书馆基金”。该基金用于低收入地区公共图书馆添置计算机和网络设备，以及图书馆管理人员计算机知识的培训。按计划，基金将为此在五年内投入2亿美元现金和2亿美元价值的设备。（以上信息参见陈蓬撰写的《美国公共图书馆见闻》）
三，美国公共图书馆的特点
1，场馆设立的普及性：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大约有九千所以上，以三亿国民来计算，平均每三千多人就有一个图书馆。服务范围几乎涵盖全美所有人口。全美公共图书馆的藏书量也非常惊人。“美国联邦博物馆图书馆服务机构（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简称 IMLS)发布的公共图书馆调查报告，根据对全美9217个公共图书馆所进行的调查(返回8994个馆的数据)，美国公共图书馆流通率持续增长，2006-07财年总流通22亿册件，其中儿童读物的流通率为7.397亿册件，占全年流通总量的34%；读者可上网电脑3.6台/5000人，总数为20.8万台，比前一年19.6万台略有增长。与2000年财年相比，人均借阅图书量从6.4册件增长到7.4册件，增长16%；总接待读者14亿人次，全国人均年访问图书馆4.9次，比1998年的4.2次增加17%”。（引自《美国图书馆最新数据》）
2，信息技术的广泛性：随着网络的普及与发展，现如今，美国98%的公共图书馆已向读者提供免费的上网服务；八成以上的图书馆为读者提供其他各种网上服务。比如，网上查阅、网上续借、网上阅读、快捷借阅、预定借阅等等。读者在家里就可以通过网络受益。图书馆还订阅收费的报纸档案，音乐播放等网络资源，图书馆提供的语音图书下载供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得到最新的语音图书，在开车和做杂事的同时“读书”。总之，在传统的图书馆业务中，信息技术的使用已越来越普遍，为读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
3，居民管理的参与性：图书馆的经费主要来自地方政府，来自本地居民的税收，所以本地居民对于图书馆的经营理念与管理方针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我们本地居民的最大意见就是因经济不景气与税收减少，导致图书馆开馆时间的缩短与限制。
由于美国国民包括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好多地方图书馆还提供各种外语书籍。比如，我所居住的县的好多居民来自亚洲（大陆、香港、台湾、印度、韩国、越南等等）。在我们县二十多家居民图书馆里，几乎每家公共图书馆都有西班牙文的书籍。其中六、七家图书馆里还有印度文、韩文、越文与中文书籍。这些都是各族居民据理力争的结果。
4，服务范围的多样性：美国的公共图书馆绝对不是单纯的“藏书楼”，还具备了多种功能。
学习中心--在我所居住的地区，好多孩子放学之后就去图书馆自学，有的看书做功课，有的上网查寻资料，并在图书馆等候家长的到来。有些公共图书馆还与中小学结成联盟，为学生提供学习帮助，出借课堂教学的参考书籍。每年暑假学校会给各年级的学生提供暑期读书清单，有些图书馆特意将这些图书另外陈列，方便学生借阅。图书馆还会单独或与学校联合举办有奖读书等各种活动，鼓励和培养学生阅读的习惯。
为了吸引儿童及其家长，各个图书馆都划出大片区域，用充满童趣、五颜六色的书架来陈列儿童图书与有声读物。好些孩子刚开始学步就在父母的带领下走进图书馆，与父母共同感受文化氛围的熏陶。好多公共图书馆还定期举办讲故事的活动，为孩子与家长提供母婴教育。
会议中心---图书馆是居民讨论社区建设的会议中心。当地政府如果有什么议题需要听取居民的意见（比如有什么施工项目或改建措施涉及到居民生活），常常在公共图书馆召开听证会或讨论会。
讲演中心---常常举办各种讲座或讨论会。内容涵盖写作、集邮、讲故事、烹调、学习主持宴会或即席演讲等等。
展览中心---图书馆的橱窗里常常展出当地居民（尤其是孩子们）的艺术作品。比如绘画、摄影、雕塑、诗歌或手工艺作品等等。
信息中心---居民可以从公共图书馆了解纳税、选举、征兵、献血等信息，领取到各种资料和表格。比如，本地的公交路线图，税表等等。
影视中心---图书馆还会不定期地举办一些影视活动。我所居住的地区住着很多华裔居民，图书馆曾免费放映了一些中国影视。我曾在图书馆观赏了中国导演黄蜀芹的作品。
培训中心---美国人申请大学时，常常需要提供为社区义务服务的经历，图书馆就是孩子们的首选，我所在地区的好多中学生都曾利用放学之后的闲暇时间去图书馆义务劳动。
总之，在我的印象之中，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已成为当地民众工作、生活、文化、娱乐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5，服务质量的卓越性。在美国工作生活了二十年，我曾去不同机构（包括政府部门、商业财务机构或医疗机构等等）办理各种事务，总体感觉是图书馆的服务最为上乘。记忆之中每次去图书馆咨询，工作人员永远是耐心、和善与笑脸相迎。
以下文字来自一位曾在美国选修图书馆学的作者。他在文章里写到：任课教授在第一堂课做了个小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让每个学生用三个形容词来描述读者心中的满意的图书管理员。结果，使用最多的是“有知识的”（knowledgeable）、“乐于助人的”( helpful) 、“友好的”（ friendly ）以及“专业的”（professional） 。由此可见，所有去图书馆的人员都渴望获得这样的优良服务
《2003年美国统计摘要》数据显示：2001年，全美共有13万全职员工工作在9000多个公共图书馆。截止2002年，在美国图书馆从业人员中，23%的人已经拥有图书馆专业硕士学位（MLS）……全美上千所大学中，设有这个专业的不过60所。通常是每个州只有一所大学设有图书馆专业。由于图书馆专业在大学设立的时间不短，整个课程的框架都设计得很合理。许多大学都是先有几门核心必修课，像信息科学基础学、信息组织学、信息查询检索入门等。然后，学生再根据将来的去向（比如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等）来选择不同的选修课程，最后是实习。正因为图书馆从业人员素质比较高，因此各类图书馆都做得非常有“专业”水准。
因为图书馆管理员职位的工资并不高，因此，年轻时就选择图书馆专业的人不像其他热门专业那么多。结果，做图书管理员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迟到的选择”。据统计，在校的学生中，1/5的人年龄在45岁以上。很多学生是从别的专业转行过来，而以前的专业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教师、记者、汽车修理工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同学是已在图书馆工作，然后回到学校再进修拿学位。这些来自一线的同学对活跃课堂起了很好的作用，有时候别的同学提个问题，在职的同学就直接回答了，有时则告诉任课的教授哪些知识已经过时了。教授也相当幽默，每遇到这种情况就连声道谢……（引自陈蓬撰写的《美国公共图书馆见闻》）
四，阅读的功效与魅力。
现如今，阅读的含义已变得更加宽泛，获得信息与知识不仅可以通过书页，还可以通过网页。但无论是看书或上网，阅读终究是人类获得知识信息的主要途径。有人曾经断言，网络普及之后，书的魅力将大大消失。甚至有人断言，若干年之后人们将不再需要书本。对此，我难以想象。在我看来，书的魅力似乎是网络世界所无法替代的。对我而言，手捧油墨飘香的书本阅读与在电脑之前阅读网页，还是有着巨大的差异。
在我的印象之中，对书本魅力的描绘莫过于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它描写一位被关押在纳粹德国监狱里的知识分子，饱尝着没有书可读、没有报纸可看的痛苦经历。有一次候审的时候，他冒着生命危险从悬挂在审讯室门后的一件德国军官制服里偷了一本书。当他满怀喜悦地回到牢房，打开一看，偷来的竟然是一本记录着世界级象棋比赛的详细过程的棋谱。在愤怒、失望又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他把这本棋谱一页一页地阅读、研究、消化。最终，他成了一名棋坛高手......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书能够与《象棋的故事》那样把对书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写得如此的深刻，如此的淋漓尽致，如此的惊心动魄。
97的《译林》刊载了茨威格的散文《书：走向世界的入口》。他写到“有了书，人就不再视野受限，孑然独处，而能分享古今所发生的一切，分享全人类的所思和所感了......书；成为一种东西，标有价钱，可以卖，表面看来没有意志，象摆在橱窗玻璃后面的货物，但同时又头脑清醒，每一册都有灵魂，虽然可以被买走，但它属于自己，也属于好奇地翻翻它的人，特别是读它的人，而归归根结底属于不只读，还会欣赏的人......”
他还写到：阅读的过程就象是输血，读书就象是“把自己身上的东西，几乎是一滴一滴注入别人的血管，把命运注入命运，把灵魂注入灵魂......越是深思，我越是认识到，我们的精神世界是由千百万单个的印象构成的，其中只有极小一部份来自亲眼所见，亲身所历，而其他一切，本质的交织一起的主体，则应归功于书本、阅读、传播和学习”。
在我居住的地区，每个星期六上午，公共图书馆都要设摊销售居民捐赠的图书（平装本五毛一本，精装版一元一本）......我曾经从那些摊位买过好些书，我向图书馆捐赠的图书则更多。我期盼那些曾经被我拥有、被我欣赏、被我喜欢的图书，能够到其他主人手里延续它们的生命，被更多的读者阅读、欣赏和收藏。“把自己身上的东西，几乎是一滴一滴注入别人的血管，把命运注入命运，把灵魂注入灵魂......”
(From 多思的博客)
2010年7月16日星期五
美国的大学认证制度
美国的大学认证制度
美国的大学认证制度(Accreditation)是其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和中国教育体系不同的一个主要方面。首先，美国的认证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质量保障(Quality Assurance)。认证机构独立于任何政府部门，高校申请认证也是完全自愿的，而非强制性的。从根本上来说，美国的高校都是独立于联邦政府的，因此教育部对它们只有拨款上的关系，而没有附属关系，同样的道理，认证机构也不属于教育部控制。但是，了保证认证机构的权威性，教育部规定，只有通过教育部认可的认证机构认证的高校才有资格申请联邦机构的财政资助，也只有这些机构认证过的高校才有资格给学生申请联邦政府的助学金。从这个角度上说，教育部间
接地扮演了“认证者的认证者”的角色。另外还有一个组织叫“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or CHEA - http://www.chea.org)，它的角色是为各种认证机构制定质量标准，并且确保认证机构达到这些要求。只有达到这些标准的认证机构才能对各种专业和学校进行评估和认证。CHEA的成员包括3000多所高校，而这些成员可以直接参与认证机构的标准的制定。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高校和认证机构之间是一个双向的，互相制约的关系。这也有效地阻止了“Fake” 和“Bogus”的认证机构的产生。(该网站上还专门有一个专题“Diplama Mills and Accreditation Mills ”，提供了很多关于“文凭工厂”和“自创”“认证机构”的“骗局”，值得一看)。
美国的高校认证有两大类， 一种是学校整体认证(Institutional Accreditation)，目前有六个地区性的高校认证系统，分别为美中地区(http://www.msche.org)，新英格兰地区(http://www.neasc.org)，中北部地区
(http://www.ncahigherlearningcommission.org)，西北地区(http://www.nwccu.org)，
美南(http://www.sacscoc.org)和美西地区(http://www.wascweb.org)。另外一种认证是侧重于特定的专业和学院(Professional or Program Accreditation)，如AACSB(美国国际商学院联合会 - http://www.aacsb.edu)，NASPAA (全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会 - http://www.naspaa.org)，NCATE (全美教育学院认证系统 - http://www.ncate.org)，等等。美国的高校往往要有一个区域性的学校整体认证，同时凡是有认证机构的专业也要有相应的认证。这些认证都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没五年或者十年renew 一次。每次重新申请或者延续认证，都要向认证机构提交详细的自我报告(Self Study)，然后还要准备onsite review- 也就是机构代表到学校实地考察。可想而知，学校花在这方面的精力非常可观。有时好像校长副校长和院长们整天挂在嘴边的就是各个不同的认证报告。这个刚刚结束，那个又开始了。有人可能会说，这样吃苦费力，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是不是走形式呢？
这就取决于你申请认证的目的了。一般来说，没有任何认证的学校就是中国所谓的
“野鸡大学”。这类大学当然也会有生源，但很少有真正合格的师资，资源也会很有限(如前所述，这类学校是得不到联邦政府的任何资助的)，所以一般不会长久(巴灵顿大就在几年前宣布关闭)。而有权威机构认证的学校和学院，则不仅可以吸引高质量的师资，也可以以此为招牌，吸引好的生源，这样就可以取得良性循环。比如说，有AACSB认证的商学院，招生时就可以用此作为质量保证。这个国际性的认证机构现有 559个认证会员学校(即通过其accreditation的学校)，其中95个会员学校是美国以外的商学院 (in about 30 countries)。AACSB对申请认证的学校进行严格的评判，从教师的研究成果，课业设置，课程内容，资源分配等各个方面进行评估，initial 评估过程往往长达6-7 年时间(including pre-accreditation application, a five year cycle of self study, and final on-site visit)。AACSB会根据学校提供的书面材料，和评估者的实地调查报告来决定该学院是否达到要求。即便是达到要求的学院，也会收到AACSB的详尽的报告，提出各种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当然，美国的商学院肯定不止这500多所，另外很多商学院是没有AACSB认证的(According to AACSB, "less than 5% of the world's business schools have achieved this elite distinction."); 但大多数会申请另一个商学院认证机构的认证(ACBSP)。这个认证机构认证的学院一般规模较小，对研究的侧重较低，但也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认证标准和制度。所以，这些认证过程真的不是走形式，而是本着提高质量的宗旨认真完成的。
另外一个美国特色是，认证机构主要依赖业界人士的志愿服务 - 比如每年派到各个
需要考察的学校去的人员，都不是认证机构自己的雇员，而是从各个高校招来的教
授或者管理人员，而且他们的这些服务完全是义务性的。虽然没有报酬(当然差旅费是由认证机构负责的)，但被认证机构请去做考察员，本身就是对你的专业成就的肯定，也是可以作为“专业服务”的一个项目，所以很多人还是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这从另一方面说明美国认证系统的独立性和“志愿”性。
中国的高校认证制度目前还只是在起步阶段。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的高校历史
上都是附属政府机构的(如教育部直属院校，各部委直属院校，或者地方政府管辖的院校)，这就和美国的高校体系有着很大的不同，也决定了建立独立于政府机构的认证体系的难度。当然，中国也没有必要照搬美国的认证体系，但怎样建立有权威性但又有独立性的认证制度，是有必要提上教育界的议事日程的。
(by 昭君)
美国的大学认证制度(Accreditation)是其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和中国教育体系不同的一个主要方面。首先，美国的认证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质量保障(Quality Assurance)。认证机构独立于任何政府部门，高校申请认证也是完全自愿的，而非强制性的。从根本上来说，美国的高校都是独立于联邦政府的，因此教育部对它们只有拨款上的关系，而没有附属关系，同样的道理，认证机构也不属于教育部控制。但是，了保证认证机构的权威性，教育部规定，只有通过教育部认可的认证机构认证的高校才有资格申请联邦机构的财政资助，也只有这些机构认证过的高校才有资格给学生申请联邦政府的助学金。从这个角度上说，教育部间
接地扮演了“认证者的认证者”的角色。另外还有一个组织叫“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or CHEA - http://www.chea.org)，它的角色是为各种认证机构制定质量标准，并且确保认证机构达到这些要求。只有达到这些标准的认证机构才能对各种专业和学校进行评估和认证。CHEA的成员包括3000多所高校，而这些成员可以直接参与认证机构的标准的制定。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高校和认证机构之间是一个双向的，互相制约的关系。这也有效地阻止了“Fake” 和“Bogus”的认证机构的产生。(该网站上还专门有一个专题“Diplama Mills and Accreditation Mills ”，提供了很多关于“文凭工厂”和“自创”“认证机构”的“骗局”，值得一看)。
美国的高校认证有两大类， 一种是学校整体认证(Institutional Accreditation)，目前有六个地区性的高校认证系统，分别为美中地区(http://www.msche.org)，新英格兰地区(http://www.neasc.org)，中北部地区
(http://www.ncahigherlearningcommission.org)，西北地区(http://www.nwccu.org)，
美南(http://www.sacscoc.org)和美西地区(http://www.wascweb.org)。另外一种认证是侧重于特定的专业和学院(Professional or Program Accreditation)，如AACSB(美国国际商学院联合会 - http://www.aacsb.edu)，NASPAA (全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会 - http://www.naspaa.org)，NCATE (全美教育学院认证系统 - http://www.ncate.org)，等等。美国的高校往往要有一个区域性的学校整体认证，同时凡是有认证机构的专业也要有相应的认证。这些认证都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没五年或者十年renew 一次。每次重新申请或者延续认证，都要向认证机构提交详细的自我报告(Self Study)，然后还要准备onsite review- 也就是机构代表到学校实地考察。可想而知，学校花在这方面的精力非常可观。有时好像校长副校长和院长们整天挂在嘴边的就是各个不同的认证报告。这个刚刚结束，那个又开始了。有人可能会说，这样吃苦费力，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是不是走形式呢？
这就取决于你申请认证的目的了。一般来说，没有任何认证的学校就是中国所谓的
“野鸡大学”。这类大学当然也会有生源，但很少有真正合格的师资，资源也会很有限(如前所述，这类学校是得不到联邦政府的任何资助的)，所以一般不会长久(巴灵顿大就在几年前宣布关闭)。而有权威机构认证的学校和学院，则不仅可以吸引高质量的师资，也可以以此为招牌，吸引好的生源，这样就可以取得良性循环。比如说，有AACSB认证的商学院，招生时就可以用此作为质量保证。这个国际性的认证机构现有 559个认证会员学校(即通过其accreditation的学校)，其中95个会员学校是美国以外的商学院 (in about 30 countries)。AACSB对申请认证的学校进行严格的评判，从教师的研究成果，课业设置，课程内容，资源分配等各个方面进行评估，initial 评估过程往往长达6-7 年时间(including pre-accreditation application, a five year cycle of self study, and final on-site visit)。AACSB会根据学校提供的书面材料，和评估者的实地调查报告来决定该学院是否达到要求。即便是达到要求的学院，也会收到AACSB的详尽的报告，提出各种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当然，美国的商学院肯定不止这500多所，另外很多商学院是没有AACSB认证的(According to AACSB, "less than 5% of the world's business schools have achieved this elite distinction."); 但大多数会申请另一个商学院认证机构的认证(ACBSP)。这个认证机构认证的学院一般规模较小，对研究的侧重较低，但也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认证标准和制度。所以，这些认证过程真的不是走形式，而是本着提高质量的宗旨认真完成的。
另外一个美国特色是，认证机构主要依赖业界人士的志愿服务 - 比如每年派到各个
需要考察的学校去的人员，都不是认证机构自己的雇员，而是从各个高校招来的教
授或者管理人员，而且他们的这些服务完全是义务性的。虽然没有报酬(当然差旅费是由认证机构负责的)，但被认证机构请去做考察员，本身就是对你的专业成就的肯定，也是可以作为“专业服务”的一个项目，所以很多人还是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这从另一方面说明美国认证系统的独立性和“志愿”性。
中国的高校认证制度目前还只是在起步阶段。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的高校历史
上都是附属政府机构的(如教育部直属院校，各部委直属院校，或者地方政府管辖的院校)，这就和美国的高校体系有着很大的不同，也决定了建立独立于政府机构的认证体系的难度。当然，中国也没有必要照搬美国的认证体系，但怎样建立有权威性但又有独立性的认证制度，是有必要提上教育界的议事日程的。
(by 昭君)
2010年7月15日星期四
美国的“野鸡大学”
美国的“野鸡大学”：一部美国教育创业史
早期的“野鸡大学”并非一无是处，也曾在美国历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了解美国大学的发展历史，对全面了解“野鸡大学”是有帮助的，它意味着一段美国的教育创业史和分化史。
“野鸡大学”是教育民主化的产物
一般意义上的“野鸡大学”，在美国有长久的历史渊源，是具有美国特色的历史文化现象，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教育民主化”的一个特产。美国建国后，曾经历过高等教育为谁办的争论，保守派认为大学应该坚持欧洲传统，以博雅教育为主，为社会精英和教会人士服务。而坚持教育民主化的改革派则认为获得知识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所以大学应该向社会开放，强调工具化。论战最终以改革派的获胜告终，从19世纪开始，大学开始强调开放，并扩大选课范围，实用知识和科学知识开始进入讲坛。
《赠地法案》使得大学数量爆炸，质量分化
随着教育民主化目标的确定，1857年，时任众议员的莫里尔(JustinSm ithM orrill)起草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向每一个州赠与一块土地，以鼓励每一个州都建立一所农业和工业学院，教受“农业和机工技艺方面的技能……以普及高等教育和实用教育。”《赠地法案》于1862年被签署，传统的精英高等教育被消解，普通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在美国出现，而质量良莠不齐也是在所难免。随着时间的推移，《赠地法案》推动了著名公立大学的创立，如密歇根州立大学，但其中最低端的学校也逐渐演变成了现今的“野鸡大学”。
《赠地法案》创办的学院除了发展正规的教育，还开拓性地使用了多样的办学形式。对那些不能正规上课的人们采取散发学习资料、开设短期课程和补习班的举措。这大大扩展了受教育范围，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不上课也可以拿学位的“野鸡大学”的前身。
教育民主化另一个产物：人人都可以办大学
教育民主化不单让每个人都有上大学的权利，也鼓励私人自由办大学。在美国，每个人都能开办大学，任何人都可以花几十元、用半小时的时间在政府部门注册成立大学，然后为自己及他人颁发学位。至于会不会被承认，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美国很多州，注册一所大学和注册公司一样非常容易。例如在夏威夷，要得到州政府颁发的“资质证明”，只要花27.5美元通过夏威夷州政府的网站就可以获得。虽然美国各类大学多达上万所，但获得六大认证机构认证的大学则不足3000所。但从法律上来说，无论被认证还是未被认证的大学都是合法的。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曾经是“野鸡大学”，最早的野鸡大学不是不合乎学术资格认证，而是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学术资格认证制度。
“野鸡大学”普通人获得学历门槛降低
《赠地法案》使得普通人得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相比起传统的教会、私立大学，当时的“野鸡大学”课程简单、学生年龄不限，学习时间可长可短，这是非常松散的大学学习制度。但是不要小看这种新型大学的社会作用，它改变了美国人对知识和社会对知识需要的看法。以前种果树、养牛、种玉米被看成是不需要专门知识的，现在有了大学，从事这样的事情也需要有专门知识了，知识和教育背景甚至成为从事这些职业的一个条件。因此，大学的文凭和学历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要求获得大学文凭的人也就空前地多了起来。[详细]
促进了普通高等教育和实用技能的普及
早期的“野鸡大学”大大扩展了受教育范围，美国平民因此学到当时最有效实用技能。虽然此类大学里学习的并非传统大学里哲学宗教等等博雅教育，但也使得更多的平民掌握了农业科学知识懂得了施肥和改良奶牛、猪等动物品种，也学会了给猪接种预防霍乱疫苗，耐旱抗锈病的小麦新品种也开始广泛推广，提高了美国工农人员尤其是农民的技术素质和农产品水平。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不仅最大程度地适应了美国教育的时代特点，普及了农业知识，还开创了多样办学形式的先河和典范。
昨天的“野鸡”演变为今天的名校
随着普通高等教育的普及，美国人对教育的态度也随之改变，逐渐把教育作为神圣的事业看待。所以当时多数人想做些公益事业或慈善事业，首先想到的往往就是为教育事业捐献。而有些富裕的人，则更喜欢拿出相当资金自己开办各种学校，一开始规模小，多是职业训练、“皮包公司”，即所谓的“野鸡大学”；而有些“野鸡大学”经过几代人心血的投入，也像哈佛一样成为了著名大学。哈佛大学1636年建立时用的是“剑桥学院”的名号，尽管它和英国当时已经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剑桥大学毫无关系，1639年接受了约翰&#·哈佛捐赠的四百本书，780英镑财产就改名为哈佛学院，所以人们称那时的哈佛为“野鸡大学”也是毫不过分。
第一波变质潮：为迎合日益增多的文凭需求
美国大学的发展中有重要的民主因素，获得知识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他们上大学甚至不单纯是为了找到相应的体面工作。有许多职业工作，其实没有上过大学的人也能做，但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做了，也不觉得丢分。令美国人感到骄傲的是：“我们的青年人大约有1/3要上大学，而欧洲国家的男女青年大约只有1/15或1/20是大学生。但在欧洲人看来，这些美国人大多数都不是大学生，他们并不是为从事某种专业学术活动而作准备的学生。”
但是，也恰恰因为美国大学生太多，所以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在工作市场上的机会就受到挤压，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于是买文凭便成为他们补偿自己不利条件的一个手段。正因为社会中有对假文凭的需要，自然就会出现供给。于是便出现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波的野鸡大学变质潮：给那些需要文凭，但又不想真的进大学学习的人们提供现成的“学位”。1876年，主管美国教育的伊顿(JohnEaton)称“文凭工厂”大学是美国教育的耻辱，可见这个问题当时已经相当严重。
第二波变质潮：为满足退伍军人需要
20世纪，美国出现了第二波“野鸡大学”演变为“文凭工厂”的大潮，并且诞生了一批真正以贩卖文凭为唯一业务的“野鸡大学”。1944年的“军人重新安置”法案(GIBill)让数以百万计的退伍军人进入大学学习。为了一下子吸纳这么多的新学生，美国新开办了许多大学。当然并不是人人进大学都是为了学习知识的，有的人只要文凭，不要学习，文凭便成为显示受过大学教育的唯一实在凭证。更有不上大学也要文凭的，既然有这样的需要，“文凭工厂”自然也就大有发展的空间。
当时的“文凭工厂”问题非常严重，所以后来国会在为朝鲜战争退伍士兵制定类似于“军人重新安置”的法案时，附加了一个条款，规定提供这项服务的教育机构必须符合学术资格认证机构规定的标准。学生只有进入这样的学校才能享受联邦政府的资助，这项规定一直沿用到今天。美国对大学的学术资格认证制度也从此才慢慢建立起来的。[详细]
开放的教育市场
美国塑造了一个极度开放的教育市场环境，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质量良莠不齐的局面，而且为那些对海外文凭有特殊需求的国家提供了一个特殊平台。根据美国宪法，联邦政府不能直接管理高等学府，只有私人和州政府有权创办大学，而认证只能通过非政府的第三方认证机构进行。而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州对大学的管理相对宽松，所以贩卖文凭的“野鸡大学”也多位于这两个州。
结束语
在高等教育极为发达的美国，恰恰也是“野鸡大学”最多的国家，它曾在美国历史上扮演了普及高等教育和实用技能的重要角色。但随着教育民主化的演进，“野鸡大学”开始分化，这就塑造了最顶尖的大学和最混乱的教育市场。但是，这些“野鸡大学”并没有把美国教育搞乱，恰恰它们的存在，使得每一个购买教育的学生和家长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每一所大学为自己的声誉负责。
(网易新闻)
早期的“野鸡大学”并非一无是处，也曾在美国历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了解美国大学的发展历史，对全面了解“野鸡大学”是有帮助的，它意味着一段美国的教育创业史和分化史。
“野鸡大学”是教育民主化的产物
一般意义上的“野鸡大学”，在美国有长久的历史渊源，是具有美国特色的历史文化现象，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教育民主化”的一个特产。美国建国后，曾经历过高等教育为谁办的争论，保守派认为大学应该坚持欧洲传统，以博雅教育为主，为社会精英和教会人士服务。而坚持教育民主化的改革派则认为获得知识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所以大学应该向社会开放，强调工具化。论战最终以改革派的获胜告终，从19世纪开始，大学开始强调开放，并扩大选课范围，实用知识和科学知识开始进入讲坛。
《赠地法案》使得大学数量爆炸，质量分化
随着教育民主化目标的确定，1857年，时任众议员的莫里尔(JustinSm ithM orrill)起草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向每一个州赠与一块土地，以鼓励每一个州都建立一所农业和工业学院，教受“农业和机工技艺方面的技能……以普及高等教育和实用教育。”《赠地法案》于1862年被签署，传统的精英高等教育被消解，普通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在美国出现，而质量良莠不齐也是在所难免。随着时间的推移，《赠地法案》推动了著名公立大学的创立，如密歇根州立大学，但其中最低端的学校也逐渐演变成了现今的“野鸡大学”。
《赠地法案》创办的学院除了发展正规的教育，还开拓性地使用了多样的办学形式。对那些不能正规上课的人们采取散发学习资料、开设短期课程和补习班的举措。这大大扩展了受教育范围，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不上课也可以拿学位的“野鸡大学”的前身。
教育民主化另一个产物：人人都可以办大学
教育民主化不单让每个人都有上大学的权利，也鼓励私人自由办大学。在美国，每个人都能开办大学，任何人都可以花几十元、用半小时的时间在政府部门注册成立大学，然后为自己及他人颁发学位。至于会不会被承认，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美国很多州，注册一所大学和注册公司一样非常容易。例如在夏威夷，要得到州政府颁发的“资质证明”，只要花27.5美元通过夏威夷州政府的网站就可以获得。虽然美国各类大学多达上万所，但获得六大认证机构认证的大学则不足3000所。但从法律上来说，无论被认证还是未被认证的大学都是合法的。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曾经是“野鸡大学”，最早的野鸡大学不是不合乎学术资格认证，而是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学术资格认证制度。
“野鸡大学”普通人获得学历门槛降低
《赠地法案》使得普通人得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相比起传统的教会、私立大学，当时的“野鸡大学”课程简单、学生年龄不限，学习时间可长可短，这是非常松散的大学学习制度。但是不要小看这种新型大学的社会作用，它改变了美国人对知识和社会对知识需要的看法。以前种果树、养牛、种玉米被看成是不需要专门知识的，现在有了大学，从事这样的事情也需要有专门知识了，知识和教育背景甚至成为从事这些职业的一个条件。因此，大学的文凭和学历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要求获得大学文凭的人也就空前地多了起来。[详细]
促进了普通高等教育和实用技能的普及
早期的“野鸡大学”大大扩展了受教育范围，美国平民因此学到当时最有效实用技能。虽然此类大学里学习的并非传统大学里哲学宗教等等博雅教育，但也使得更多的平民掌握了农业科学知识懂得了施肥和改良奶牛、猪等动物品种，也学会了给猪接种预防霍乱疫苗，耐旱抗锈病的小麦新品种也开始广泛推广，提高了美国工农人员尤其是农民的技术素质和农产品水平。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不仅最大程度地适应了美国教育的时代特点，普及了农业知识，还开创了多样办学形式的先河和典范。
昨天的“野鸡”演变为今天的名校
随着普通高等教育的普及，美国人对教育的态度也随之改变，逐渐把教育作为神圣的事业看待。所以当时多数人想做些公益事业或慈善事业，首先想到的往往就是为教育事业捐献。而有些富裕的人，则更喜欢拿出相当资金自己开办各种学校，一开始规模小，多是职业训练、“皮包公司”，即所谓的“野鸡大学”；而有些“野鸡大学”经过几代人心血的投入，也像哈佛一样成为了著名大学。哈佛大学1636年建立时用的是“剑桥学院”的名号，尽管它和英国当时已经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剑桥大学毫无关系，1639年接受了约翰&#·哈佛捐赠的四百本书，780英镑财产就改名为哈佛学院，所以人们称那时的哈佛为“野鸡大学”也是毫不过分。
第一波变质潮：为迎合日益增多的文凭需求
美国大学的发展中有重要的民主因素，获得知识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他们上大学甚至不单纯是为了找到相应的体面工作。有许多职业工作，其实没有上过大学的人也能做，但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做了，也不觉得丢分。令美国人感到骄傲的是：“我们的青年人大约有1/3要上大学，而欧洲国家的男女青年大约只有1/15或1/20是大学生。但在欧洲人看来，这些美国人大多数都不是大学生，他们并不是为从事某种专业学术活动而作准备的学生。”
但是，也恰恰因为美国大学生太多，所以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在工作市场上的机会就受到挤压，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于是买文凭便成为他们补偿自己不利条件的一个手段。正因为社会中有对假文凭的需要，自然就会出现供给。于是便出现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波的野鸡大学变质潮：给那些需要文凭，但又不想真的进大学学习的人们提供现成的“学位”。1876年，主管美国教育的伊顿(JohnEaton)称“文凭工厂”大学是美国教育的耻辱，可见这个问题当时已经相当严重。
第二波变质潮：为满足退伍军人需要
20世纪，美国出现了第二波“野鸡大学”演变为“文凭工厂”的大潮，并且诞生了一批真正以贩卖文凭为唯一业务的“野鸡大学”。1944年的“军人重新安置”法案(GIBill)让数以百万计的退伍军人进入大学学习。为了一下子吸纳这么多的新学生，美国新开办了许多大学。当然并不是人人进大学都是为了学习知识的，有的人只要文凭，不要学习，文凭便成为显示受过大学教育的唯一实在凭证。更有不上大学也要文凭的，既然有这样的需要，“文凭工厂”自然也就大有发展的空间。
当时的“文凭工厂”问题非常严重，所以后来国会在为朝鲜战争退伍士兵制定类似于“军人重新安置”的法案时，附加了一个条款，规定提供这项服务的教育机构必须符合学术资格认证机构规定的标准。学生只有进入这样的学校才能享受联邦政府的资助，这项规定一直沿用到今天。美国对大学的学术资格认证制度也从此才慢慢建立起来的。[详细]
开放的教育市场
美国塑造了一个极度开放的教育市场环境，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质量良莠不齐的局面，而且为那些对海外文凭有特殊需求的国家提供了一个特殊平台。根据美国宪法，联邦政府不能直接管理高等学府，只有私人和州政府有权创办大学，而认证只能通过非政府的第三方认证机构进行。而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州对大学的管理相对宽松，所以贩卖文凭的“野鸡大学”也多位于这两个州。
结束语
在高等教育极为发达的美国，恰恰也是“野鸡大学”最多的国家，它曾在美国历史上扮演了普及高等教育和实用技能的重要角色。但随着教育民主化的演进，“野鸡大学”开始分化，这就塑造了最顶尖的大学和最混乱的教育市场。但是，这些“野鸡大学”并没有把美国教育搞乱，恰恰它们的存在，使得每一个购买教育的学生和家长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每一所大学为自己的声誉负责。
(网易新闻)
2010年7月14日星期三
希望孩子好
中美文化差异：希望孩子好
２００８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所中学里，有两个孩子提前下了课，没有告诉家长就出去玩爬山，一个是美国孩子，另一个是中国孩子。
这两个孩子在天黑要下山的时候遇到了山石坍塌，滚到了半山，巨石砸伤了他们的腿，一动就疼彻心肺。到了夜里，寒冷，饥饿和黑暗像巨兽一样要吞噬掉他们，于是，那个美国孩子开始尝试着，用手支撑着自己的身体，慢慢地向岩石堆边上爬去，但是，岩石距离地面还有两三米的高度，这个孩子受伤的腿无法让他站立和跳下去，他干脆闭上眼睛，选择了翻滚到山下。他伤腿上的血滴在路上，没有人能想象，这个孩子是如何坚持爬回小镇的。
第二天清晨，当伐木工看到这个孩子时，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孩子肋骨折断了两根，腿是粉碎性骨折，但没有生命的危险。孩子说，还有一个中国学生也在碎石堆下，还听到那个伙伴在哭着叫妈妈。人们马上爬上山去，找到了那个中国孩子，他已经奄奄一息，还在呻吟中叫着妈妈，肋骨折断了不说，由于血流了一夜，他的腿必须锯掉，右手的大拇指也永远不能弯曲了。
警察在二位孩子伤愈后询问了二个孩子的经历。当警察询问美国孩子时，美国孩子说，绝望时，他躺在岩石堆里，看着流血的腿，他在想，他必须要下山，才能得救。当询问到中国孩子时，中国孩子说，绝望时，他躺在岩石堆里，看着流血的腿，他在想，妈妈快点来，妈妈来了他就能得救。
警察又问美国孩子，你为什么不想到要等你的妈妈来救你呢，美国孩子说，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常说，无论什么事情，人生里没有人替你买单，就算你的父母，挚爱，也不会。他的哥哥姐姐到了１６岁时，父母就要他们出去打小工，要把自己的饭钱挣出来。所以，这个美国孩子知道，生活必须靠自己。
那位警察觉得困惑，又去问那个中国孩子，你父母平时怎么和你讲人生的困难呢？中国孩子回答说，我父母从小就和我讲，有爸爸妈妈在，什么事情都不用怕，还和我说，好好读书，考进好大学，假如考不取，明年再考，不用担心钱的。
中国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受过太多的帮助，也习惯性地等待着别人的帮助。遇到困难和危险，先想到的是快点打电话给父母。
据统计，孩子在一岁到四岁时哭的最多，哭的时间最长。所有国家的孩子在一岁到四岁时都哭过，但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儿童在这个阶段哭得远比其它国家的孩子多和长，因为中国孩子从婴儿时起，就懂得越哭，父母越疼爱。但统计数据也显示，在美国的华人家庭的平均收入高于平均水平。
(By 中 平, from cnd.org)
２００８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所中学里，有两个孩子提前下了课，没有告诉家长就出去玩爬山，一个是美国孩子，另一个是中国孩子。
这两个孩子在天黑要下山的时候遇到了山石坍塌，滚到了半山，巨石砸伤了他们的腿，一动就疼彻心肺。到了夜里，寒冷，饥饿和黑暗像巨兽一样要吞噬掉他们，于是，那个美国孩子开始尝试着，用手支撑着自己的身体，慢慢地向岩石堆边上爬去，但是，岩石距离地面还有两三米的高度，这个孩子受伤的腿无法让他站立和跳下去，他干脆闭上眼睛，选择了翻滚到山下。他伤腿上的血滴在路上，没有人能想象，这个孩子是如何坚持爬回小镇的。
第二天清晨，当伐木工看到这个孩子时，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孩子肋骨折断了两根，腿是粉碎性骨折，但没有生命的危险。孩子说，还有一个中国学生也在碎石堆下，还听到那个伙伴在哭着叫妈妈。人们马上爬上山去，找到了那个中国孩子，他已经奄奄一息，还在呻吟中叫着妈妈，肋骨折断了不说，由于血流了一夜，他的腿必须锯掉，右手的大拇指也永远不能弯曲了。
警察在二位孩子伤愈后询问了二个孩子的经历。当警察询问美国孩子时，美国孩子说，绝望时，他躺在岩石堆里，看着流血的腿，他在想，他必须要下山，才能得救。当询问到中国孩子时，中国孩子说，绝望时，他躺在岩石堆里，看着流血的腿，他在想，妈妈快点来，妈妈来了他就能得救。
警察又问美国孩子，你为什么不想到要等你的妈妈来救你呢，美国孩子说，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常说，无论什么事情，人生里没有人替你买单，就算你的父母，挚爱，也不会。他的哥哥姐姐到了１６岁时，父母就要他们出去打小工，要把自己的饭钱挣出来。所以，这个美国孩子知道，生活必须靠自己。
那位警察觉得困惑，又去问那个中国孩子，你父母平时怎么和你讲人生的困难呢？中国孩子回答说，我父母从小就和我讲，有爸爸妈妈在，什么事情都不用怕，还和我说，好好读书，考进好大学，假如考不取，明年再考，不用担心钱的。
中国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受过太多的帮助，也习惯性地等待着别人的帮助。遇到困难和危险，先想到的是快点打电话给父母。
据统计，孩子在一岁到四岁时哭的最多，哭的时间最长。所有国家的孩子在一岁到四岁时都哭过，但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儿童在这个阶段哭得远比其它国家的孩子多和长，因为中国孩子从婴儿时起，就懂得越哭，父母越疼爱。但统计数据也显示，在美国的华人家庭的平均收入高于平均水平。
(By 中 平, from cnd.org)
2010年7月13日星期二
试谈美国名牌大学的新生录取标准
常乐
最近，北京高考状元被美国名校拒收的消息，引起一些反响，其实，我国的高考状元只说明考分第一，被美国名校拒收，是很正常的。我想从我对美国名牌大学录取标准的理解，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大家公认美国的高等教育在全世界是很发达的，很先进的。现在美国有大学4100余所，（公立大学1200余所，私立大学2900余所），其中研究型大学300余所，一般四年制大学2000余所，两年制社区大学1600余所。一般认为，在300余所研究型大学中，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大学约50余所，其中像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和痲省理工学院等校被公认为世界顶尖级大学。本文中提到的美国名牌大学就是想指上述像哈佛，耶鲁等这样的世界顶尖级大学。
美国名牌大学不仅要培养各学科领域的大师，拔尖人才，還要为国家培养各领域的栋梁之才和国家领袖人物。因此，这些大学受到全社会极大的关注，因为它们的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美国的未来和发展。我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应不辜负党，国家和人民的厚望，担负起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和国家领袖人物的重任。我希望本文提出的“美国名牌大学的新生录取标准”，对改革我国高考招生制度，淡化以一次高考成绩为依据的高校新生录取标准能有所帮助，特别希望像北京，清华我国这样的名牌大学在自主招生中能受到启示，有所借鉴，有所创新。
美国名牌大学如何保证能实现培养顶尖级高水平的人才质量，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在每年能从全美国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上万名报考的优秀高中毕业生中，做到"千挑万挑”，‘’优中选优”，真正选拔出具有高水平综合素质和发展潜能的新生，这单凭一次高考成绩为录取依据是绝对做不到的。那么，他们是按照什麽标准和办法来录取新生呢？
高校的新生录取标准是高校招生制度中最核心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高考内容，高校新生录取办法和高中教育的改革方向等。
美国名牌大学的新生录取标准是什么呢？我在定居美国的10余年来，一直在调查研究这个问题。我努力收集有关的资料；访谈被这些名牌大学录取的新生和家长并进行个案研究；向访问过这些名校的有关招生录取工作的高中毕业生和家长调查（美国有些高中毕业生在毕业前要随家长参观访问一些有意报考的大学；去年我的外孙女在高中毕业前就随父母到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名校参观访问，了解学校的办学思想，办学特色和招生录取情况等），这样，便逐渐形成了我的有关美国名牌大学新生录取标准的如下的一些看法，它很可能有片面性，甚至把它定义为“新生录取标准”也不恰当，只能算是我的一家之言，仅供讨论和参考。
美国这几所名牌大学每年都有上万名来自美国和其它一百多个国家的优秀高中毕业生报考，而每所名牌大学每年只能录取1000多名新生。那么，它们是怎样实现“优中选优”的呢？究竟按照什么录取标准来进行选拔的呢？我的看法是：
总的来说，他们选拔新生的标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新生要”具有优异的学业成绩”；二是要“具有出色的爱好特长”；三是要“具有为社区服务的宊出表现”。
“优异的学业成绩”是指：一是高中阶段的各科成绩为A;二是类似我国高考的“学术水平测试考试”（Sat,ScholasticAssessmentTest)(简称Sat考试）成绩为高分或 满分；三是“高级定位考试”（AP,Advenced Placement)(简称选学的大学课程考试）成绩优秀。
关于“出色的爱好特长”是指：某项或多项爱好特长有很高的水平，例如它在全国范围内是一流的，领先的，获得国家级奖项或名次等，同时还要考查学生在这些活动中担任的领导职务和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和管理领导才能等。
关于“为社区服务的宊出表现”是指：为社区服务的范围，内容，时数与事迹及其表现出来的为社区服务的主动性，对为社区服务的责任感与义务感，当义工和济弱扶贫中的思想品质与团队精神等。
美国高中生在毕业前一年就开始到图书馆或通过其它途径查找有关高校资料；报名前要大致选定几所打算报考的大学；有的学生还随家长亲自到打算报考的大学参观访问，并将受到接待大学招办人员的热情接待，回答问题甚至允许听课（我的外孙随家长参观耶鲁大学时，想听某位名教授的课，便给教授发了一个e-mail,她只说明自己是某高中的毕业生，叫什么名字，想听某日的第几节课，她和家长都没想到：这位名校的名教授竟立即给她回了e-mail：欢迎听课，并寄来当堂授课提纲和在课堂要讨论的几个问题）。
在考生选定报考的大学后，就要填写报名申请表格。
大学申请表格包括许多内容：如有关背景材料：姓名，地址，社会安全号，兄弟姐妺情况，父母职业和教育程度；本人参加课外活动的项目，职务，获奖情况；本人在社区服务中的表现如内容，时数等；回答简要问题和撰写短文如“你最喜欢的科目是哪个？为什么？”“简述你的成就和荣誉”或“我是怎样学会学习的？”“为什么上哈佛？”“你对什么最感興趣？”“十年后你干什么？”等。
申请大学时还要有由学校填写的高中成绩单，教师推荐信，Sat考试成绩和选学大学课程考试成绩等。
美国名牌大学还要对报考学生进行面试（一般委托当地本校毕业生代表学校面试）。
很明显，录取人员通过阅读上述材料可以了解考生的学习情况，爱好特长及为社区服务的表现和某些能力，思想品质与发展潜力等。通过了解考生选学大学课程的门数，难度和考试分数，可以了解考生对知识的追求，学习的能力与发展的潜力，这对于选拔优秀学生是一项特别重要的内容，但它是任何一次高考所无法考核出来的；通过阅读考生回答的问题和撰写的短文，可以看出考生的興趣，志向，才能，对人生的态度与写作水平等，这也是从任何考试成绩中看不出来的；美国名校要对考生进行面试（面试一般要进行约两个小时，内容涉及的面很广） 它也对录取工作起重要的作用。
那么，我所说的包括“优秀的学业成绩”，“出色的爱好特长”与“为社区服务中的宊出表现“等三个方面内容的美国名牌大学的新生录取标准，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在录取工作中如何把握 呢？
从总体上说，我认为：”优秀的学业成绩“是其必要条件，应该说几乎没有一名在校成绩不宊出，Sat成绩不高的学生会报考这些名牌大学，同时我还发现在美国的高中几乎没有一个像我国高中有的学生只是学业成绩优秀而没有较好的爱好特长的学生，同时，美国很多高中还规定每个学年每个学生必须完成一定的为社区服务的时数，否则不能毕业，这项要求对促进学生的成长也是很有益的。
当然，如果考生只是具有优秀的学业成绩，而其它方面一般，这被名牌大学录取的可能性是极小的。我从有关资料得知，这几所名牌大学每年都有一批Sat成绩满分的考生而未被录取的。可见这些名牌大学录取新生时是很看重考生的“出色的爱好特长”和“为社区服务中的宊出表现”的。有人认为上述录取标准中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在考生录取时其比重各占三分之一，我觉得不能说得如此绝对；如果说“三者缺一不可”是比较恰当的。而在实际上，面对报考这些名牌大学的考生都具有“优秀的学业成绩”的情况下，考生的“出色的爱好特长”和“为社区服务的宊出表现”及其在这两方面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思想品质，发展潜力和管理领导能力在新生录取时就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有人说，美国名牌大学的包括上述三方面内容的录取标准很难掌握，其实，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和选学大学课程的成绩是很具体的；对选学大学课程来说，选学的与未选学的学生，其学习内容的范围与深度有很大的差别；在选学的学生中又有选学课程的多少，难易程度以及考试分数的不同，这还能看出这些学生在学习能力，学习潜力，学习的主动性等多方面的差别，而这些差别依靠一次高考成绩来区分也是不可能的。至于“爱好特长”和“为社区服务”等方面都有具体内容，如你的小提琴拉得好，那要说明你参加了哪些演出，获得的名次和附录音 磁带。
应该指出，这个录取标准在掌握时不像唯一的一次高考成绩那样准确，而确有一定的模糊性，可能在个别学生身上会出现偏差。在接待家长与学生访问时，有位哈佛大学的招办人员说：“比如，我们在报名的上万名优秀考生中经过优中选优而确定了1000名录取的学生。如果让我们在余下的考生中再选录1000名的话，我们相信在这第二个录取的1000名学生中，一定有个别的考生比第一个1000名中的某些学生要优秀。这是不是在招生工作中出了问题呢？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的。”我认为这位招办人员的这种看法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是可取的。
关于“优秀的学业成绩”，“出色的爱好特长”和“为社区服务的宊出表现”等，我所说的这个名牌大学的新生录取标准，它是很有价值的，是很值得我国名牌大学借鉴的，这是因为其一，它既能保证高校录取高质量的新生，其二，又有利于高中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其三，特别是对高中教育改革将起到极大的推动和导向作用，因为它要求高中面对学生挤进名校的极其激烈的竟争中，要下决心开设大学选学课程，要积极开展多样的课外活动，它也会激励优秀高中学生在认真学好高中课程的同时，要努力多选学一些难度较大的大学课程，并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和为社区服务，把自己锻炼成国家和未来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这方面是我国高中教育改革和高考制度改革急需借鉴的。
当然，借鉴别人的优秀的东西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教情，要积极，稳重，先行试点。
美国一般四年制大学录取新生时，则主要依据考生的学业成绩；而对于二年制社区大学，现在美国的情况是只要高中毕业生想上二年制社区大学就可以上，学费也很低，同时社区大学一般都设有基础性专业，在这里学习两年后，如果学生愿意继续学习，还可以申请转入其它四年制大学进入三年级继续学习。这给某些后进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成长的机会。
研究美国名牌大学的新生录取标准，并使学生了解这个标准，这对调动学生的学习，参加课外活动和为社区服务等方面的积极性是很有帮助的，它将促进学生的身心徤康发展。
从上述美国名校的录取标准来看，北京状元被美国名校拒收，就不难理解了。
常乐
最近，北京高考状元被美国名校拒收的消息，引起一些反响，其实，我国的高考状元只说明考分第一，被美国名校拒收，是很正常的。我想从我对美国名牌大学录取标准的理解，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大家公认美国的高等教育在全世界是很发达的，很先进的。现在美国有大学4100余所，（公立大学1200余所，私立大学2900余所），其中研究型大学300余所，一般四年制大学2000余所，两年制社区大学1600余所。一般认为，在300余所研究型大学中，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大学约50余所，其中像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和痲省理工学院等校被公认为世界顶尖级大学。本文中提到的美国名牌大学就是想指上述像哈佛，耶鲁等这样的世界顶尖级大学。
美国名牌大学不仅要培养各学科领域的大师，拔尖人才，還要为国家培养各领域的栋梁之才和国家领袖人物。因此，这些大学受到全社会极大的关注，因为它们的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美国的未来和发展。我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应不辜负党，国家和人民的厚望，担负起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和国家领袖人物的重任。我希望本文提出的“美国名牌大学的新生录取标准”，对改革我国高考招生制度，淡化以一次高考成绩为依据的高校新生录取标准能有所帮助，特别希望像北京，清华我国这样的名牌大学在自主招生中能受到启示，有所借鉴，有所创新。
美国名牌大学如何保证能实现培养顶尖级高水平的人才质量，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在每年能从全美国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上万名报考的优秀高中毕业生中，做到"千挑万挑”，‘’优中选优”，真正选拔出具有高水平综合素质和发展潜能的新生，这单凭一次高考成绩为录取依据是绝对做不到的。那么，他们是按照什麽标准和办法来录取新生呢？
高校的新生录取标准是高校招生制度中最核心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高考内容，高校新生录取办法和高中教育的改革方向等。
美国名牌大学的新生录取标准是什么呢？我在定居美国的10余年来，一直在调查研究这个问题。我努力收集有关的资料；访谈被这些名牌大学录取的新生和家长并进行个案研究；向访问过这些名校的有关招生录取工作的高中毕业生和家长调查（美国有些高中毕业生在毕业前要随家长参观访问一些有意报考的大学；去年我的外孙女在高中毕业前就随父母到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名校参观访问，了解学校的办学思想，办学特色和招生录取情况等），这样，便逐渐形成了我的有关美国名牌大学新生录取标准的如下的一些看法，它很可能有片面性，甚至把它定义为“新生录取标准”也不恰当，只能算是我的一家之言，仅供讨论和参考。
美国这几所名牌大学每年都有上万名来自美国和其它一百多个国家的优秀高中毕业生报考，而每所名牌大学每年只能录取1000多名新生。那么，它们是怎样实现“优中选优”的呢？究竟按照什么录取标准来进行选拔的呢？我的看法是：
总的来说，他们选拔新生的标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新生要”具有优异的学业成绩”；二是要“具有出色的爱好特长”；三是要“具有为社区服务的宊出表现”。
“优异的学业成绩”是指：一是高中阶段的各科成绩为A;二是类似我国高考的“学术水平测试考试”（Sat,ScholasticAssessmentTest)(简称Sat考试）成绩为高分或 满分；三是“高级定位考试”（AP,Advenced Placement)(简称选学的大学课程考试）成绩优秀。
关于“出色的爱好特长”是指：某项或多项爱好特长有很高的水平，例如它在全国范围内是一流的，领先的，获得国家级奖项或名次等，同时还要考查学生在这些活动中担任的领导职务和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和管理领导才能等。
关于“为社区服务的宊出表现”是指：为社区服务的范围，内容，时数与事迹及其表现出来的为社区服务的主动性，对为社区服务的责任感与义务感，当义工和济弱扶贫中的思想品质与团队精神等。
美国高中生在毕业前一年就开始到图书馆或通过其它途径查找有关高校资料；报名前要大致选定几所打算报考的大学；有的学生还随家长亲自到打算报考的大学参观访问，并将受到接待大学招办人员的热情接待，回答问题甚至允许听课（我的外孙随家长参观耶鲁大学时，想听某位名教授的课，便给教授发了一个e-mail,她只说明自己是某高中的毕业生，叫什么名字，想听某日的第几节课，她和家长都没想到：这位名校的名教授竟立即给她回了e-mail：欢迎听课，并寄来当堂授课提纲和在课堂要讨论的几个问题）。
在考生选定报考的大学后，就要填写报名申请表格。
大学申请表格包括许多内容：如有关背景材料：姓名，地址，社会安全号，兄弟姐妺情况，父母职业和教育程度；本人参加课外活动的项目，职务，获奖情况；本人在社区服务中的表现如内容，时数等；回答简要问题和撰写短文如“你最喜欢的科目是哪个？为什么？”“简述你的成就和荣誉”或“我是怎样学会学习的？”“为什么上哈佛？”“你对什么最感興趣？”“十年后你干什么？”等。
申请大学时还要有由学校填写的高中成绩单，教师推荐信，Sat考试成绩和选学大学课程考试成绩等。
美国名牌大学还要对报考学生进行面试（一般委托当地本校毕业生代表学校面试）。
很明显，录取人员通过阅读上述材料可以了解考生的学习情况，爱好特长及为社区服务的表现和某些能力，思想品质与发展潜力等。通过了解考生选学大学课程的门数，难度和考试分数，可以了解考生对知识的追求，学习的能力与发展的潜力，这对于选拔优秀学生是一项特别重要的内容，但它是任何一次高考所无法考核出来的；通过阅读考生回答的问题和撰写的短文，可以看出考生的興趣，志向，才能，对人生的态度与写作水平等，这也是从任何考试成绩中看不出来的；美国名校要对考生进行面试（面试一般要进行约两个小时，内容涉及的面很广） 它也对录取工作起重要的作用。
那么，我所说的包括“优秀的学业成绩”，“出色的爱好特长”与“为社区服务中的宊出表现“等三个方面内容的美国名牌大学的新生录取标准，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在录取工作中如何把握 呢？
从总体上说，我认为：”优秀的学业成绩“是其必要条件，应该说几乎没有一名在校成绩不宊出，Sat成绩不高的学生会报考这些名牌大学，同时我还发现在美国的高中几乎没有一个像我国高中有的学生只是学业成绩优秀而没有较好的爱好特长的学生，同时，美国很多高中还规定每个学年每个学生必须完成一定的为社区服务的时数，否则不能毕业，这项要求对促进学生的成长也是很有益的。
当然，如果考生只是具有优秀的学业成绩，而其它方面一般，这被名牌大学录取的可能性是极小的。我从有关资料得知，这几所名牌大学每年都有一批Sat成绩满分的考生而未被录取的。可见这些名牌大学录取新生时是很看重考生的“出色的爱好特长”和“为社区服务中的宊出表现”的。有人认为上述录取标准中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在考生录取时其比重各占三分之一，我觉得不能说得如此绝对；如果说“三者缺一不可”是比较恰当的。而在实际上，面对报考这些名牌大学的考生都具有“优秀的学业成绩”的情况下，考生的“出色的爱好特长”和“为社区服务的宊出表现”及其在这两方面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思想品质，发展潜力和管理领导能力在新生录取时就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有人说，美国名牌大学的包括上述三方面内容的录取标准很难掌握，其实，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和选学大学课程的成绩是很具体的；对选学大学课程来说，选学的与未选学的学生，其学习内容的范围与深度有很大的差别；在选学的学生中又有选学课程的多少，难易程度以及考试分数的不同，这还能看出这些学生在学习能力，学习潜力，学习的主动性等多方面的差别，而这些差别依靠一次高考成绩来区分也是不可能的。至于“爱好特长”和“为社区服务”等方面都有具体内容，如你的小提琴拉得好，那要说明你参加了哪些演出，获得的名次和附录音 磁带。
应该指出，这个录取标准在掌握时不像唯一的一次高考成绩那样准确，而确有一定的模糊性，可能在个别学生身上会出现偏差。在接待家长与学生访问时，有位哈佛大学的招办人员说：“比如，我们在报名的上万名优秀考生中经过优中选优而确定了1000名录取的学生。如果让我们在余下的考生中再选录1000名的话，我们相信在这第二个录取的1000名学生中，一定有个别的考生比第一个1000名中的某些学生要优秀。这是不是在招生工作中出了问题呢？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的。”我认为这位招办人员的这种看法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是可取的。
关于“优秀的学业成绩”，“出色的爱好特长”和“为社区服务的宊出表现”等，我所说的这个名牌大学的新生录取标准，它是很有价值的，是很值得我国名牌大学借鉴的，这是因为其一，它既能保证高校录取高质量的新生，其二，又有利于高中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其三，特别是对高中教育改革将起到极大的推动和导向作用，因为它要求高中面对学生挤进名校的极其激烈的竟争中，要下决心开设大学选学课程，要积极开展多样的课外活动，它也会激励优秀高中学生在认真学好高中课程的同时，要努力多选学一些难度较大的大学课程，并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和为社区服务，把自己锻炼成国家和未来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这方面是我国高中教育改革和高考制度改革急需借鉴的。
当然，借鉴别人的优秀的东西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教情，要积极，稳重，先行试点。
美国一般四年制大学录取新生时，则主要依据考生的学业成绩；而对于二年制社区大学，现在美国的情况是只要高中毕业生想上二年制社区大学就可以上，学费也很低，同时社区大学一般都设有基础性专业，在这里学习两年后，如果学生愿意继续学习，还可以申请转入其它四年制大学进入三年级继续学习。这给某些后进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成长的机会。
研究美国名牌大学的新生录取标准，并使学生了解这个标准，这对调动学生的学习，参加课外活动和为社区服务等方面的积极性是很有帮助的，它将促进学生的身心徤康发展。
从上述美国名校的录取标准来看，北京状元被美国名校拒收，就不难理解了。
2010年7月12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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