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恢复中国农民的平等权利？——奥巴马当选随想

【透视中国】　　　　　　　　
何时恢复中国农民的平等权利？——奥巴马当选随想　　　　　　　　　　　　　　　　
·马失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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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林肯解放黑奴到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再到今次奥巴马当选总统，经过一个半世纪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美国黑人的社会地位终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咱们中国，存不存在种（民）族歧视甚或种（民）族隔离呢？这个问题比较新鲜。尽管西方政要和人权活动家们爱把眼光聚焦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并提出种种质疑和批评，但中国少数民族受歧视之说却证据不足。笔者倒有几个反例。　　
那还是八十年代初，笔者所在的学校为“公平”分配房子，所有教职员工一律按分数排队。影响计分的变量中，除了职务、职称和工龄等外，还有一项就是民族籍别：少数民族加两分，等值于两年的工龄。这对青年教职工太重要了，两分之差可要管一大排人！于是，一位家住湖北宜昌地区的同事从家乡开来证明，一下子成了土家族！　　
恢复高考后，各省市间起分线差异很大。一般来说，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受照顾。前些年，我有几个堂侄举家移民青海省打工，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子女的高考优势（内地的竞争实在太激烈）。内地移去的人多了，居然产生了一个新名词：高考移民。至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受到照顾，笔者愚昧，实在想不出受照顾的理由。农民工若想往北京上海“高考移民”，那简直是大白天说梦话。外地城市人口进京尚且难上加难，农民工？甭谈！　　
从七十年代起，中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里，哪怕贵为中央委员，生第二胎也不可能。只有少数民族例外。有一位朋友，他的老哥当年生了第二胎，有失去工作的危险。幸亏有一半满族血统，才得以解危。满人自入关后，逐渐被汉人同化。至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满汉差别已消失殆尽。满族人之“复满”，大约是拨乱反正以后的事。既然有分房、招生、生育等诸多优越性，何乐而不为？当年的我，因职称低工龄短（回乡劳动不算工龄，除非是民办教师。下乡知青算工龄，但此“工龄”仅分房有效）而分不到单门独户的房子，只能与校办机械厂一青工合居一套两室一厅，不知有多别扭。若能加上两分，慢说是土家族，把我改成鄂伦春族我也求之不得（对不起，鄂伦春族的同胞们别见怪）！　　
综上所述，似乎可结论如下：在中国，基本不存在种（民）族歧视，至少在生存权范围内如此（个人意见，不代表组织）。　　
但若把“种族”或“民族”二字改为“户籍”，那么歧视和隔离在天朝不仅存在，而且还很严重。　　自解放以来，严格地说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农民就失去了迁徒自由，尤其在农村和城市间横出一道虽看不见但却不可逾越的鸿沟，比柏林墙或巴以隔离墙还管用。城里人犯了事，就发配农村劳动，比如五七年之右派流放和文革中称为“牛棚”的五七干校。文革中更有高招，为保证大城市的“纯洁”，有“问题”的家庭统统下放，还美其名曰“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更不用说千万知青上山下乡。林副统帅称之为“变相劳改”，其实就是百分之百的劳改。中国农村是什么？说穿了，整个一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而农村人若想逆向流进城市，那比蜀道还要难百倍。唯一的途径是高考。所以至今仍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亿万鲤鱼跳“龙”门。除少数幸运者外，绝大部分农民的后代只能继承父母的农业户口，努力修补地球。　　
六十年代中期，我姐姐的一位闺中好友嫁到了附近的小城镇，却没吃到商品粮，而且连小孩也上不了城镇户口，因子女户口随母亲。所以隔三差五地总跑回娘家背粮食。更令人心寒的是，她丈夫是个残疾人。　　
七十年代，我的高中同学中，有些人先后参了军。其中多数复员回家当农民，只有少数“有幸”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九死一生后，才提了干部，吃上了商品粮。战友们的血助他们跳出了农门。据说这是最后一批从战士中提干，以后部队干部均来自军校毕业生。　　
八十年代起，改革开放，农民工“盲流”大量涌入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血汗工厂为维持中国二十多年的经济高增长和国家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贡献了决定性的力量。农民工贡献的不仅是力气，还有鲜血和生命。一张暂住证上浸满辛酸和屈辱的泪水。派出所、城管局或地方保安队（如东莞等地）常常半夜把农民工堵在民工宿舍里检查暂住证。不论你的身份证多么正规多么无暇，若无暂住证，罚款交钱没商量。若无钱，立马送往集中营强迫劳动。劳动三月后，赚够遣返费用，押上火车遣回老家。大学生孙志刚就因为受不了这一屈辱，把小命也搭上了。也正是孙志刚的血，换来公安遣返条例这一恶法的废除。　　
农民工没医保，没退休，没伤残保险，也没城里人的生活低保。病了、残了或老了，一句话，没有“使用价值”了，就没人要了，也没人管了。只有老家那一亩三分地，才是自己的栖息之所。而后生崽妹，象长江的浪，又一波接一波涌向城市，涌向沿海。所以劳务市场永远是资方市场。几亿农民工，老板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国家也没有任何负担。今日之金融危机怕什么？经济危机又怕什么？珠三角的工厂要关门？简单得很，关门了事。农民工亦工亦农，是世界上最容易辞退的劳工。资方不用补偿，政府不用负担，这就是咱们中国的优势！以前我还天真地以为：只要政府愿意，予农民以真正的公民地位，只是举手之劳的事。其实这中间的经济利益大了去了。细想想，若每个农民工甚至所有农民都能享受医保、退休保、伤残保和失业生活低保的话，国家的财政开支上将添上一个天文数字。政府能愿意吗？　　
子女上学难，是另一桩让农民工们焦心的事。不少农民工承认自己这辈子窝囊（出生不由己，道路无选择），但希望后代能像城里人一样体面地生活（其实城里人也并非都体面，亦有不少生活艰难者），挤“独木桥”便是不二选择。在首善之区的京城，农民工子女上学，那才叫个难！没有京城户口，外地人入学赞助费，岂是农民工们交得起的？自己因陋就简办学吧，又说办学条件不达标，每予取缔。可怜的孩子们只好打游击，打一枪换个地方。农民工也有和马丁·路德·金相同的梦想：唯望自己的子女能与城里的孩子们同室学习，不受歧视。　　
好不容易熬到高中毕业吧，还是因为没北京户口，只能回老家参加高考。凭心而论，首善之区的这一歧视政策并非仅仅针对农民工。据说连海归人员，若不交出护照（还想脚踏两只船？），也一样上不了户口，子女一样不能在京城高考。如此“一视同仁”，农民工们还有啥可抱怨的呢？　　
和美国黑人不同的是，中国农民解放前（解放了谁？）曾经有过迁往城市的自由。否则，沈从文就不能从湘西的山区挤入北京城，中国文学界就会少一个大师。毛泽东也不能走出韶山冲到长沙的橘子洲头中流击水。这样一个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现的天才，若被埋没在山沟里，中国革命的损失之巨大便可想而知。　　
在毛泽东的新社会，不经过高考而跻身城市的农民，也不能说绝对没有，陈永贵便是一例。小道消息称，“文盲宰相”永贵大叔一直没转正，一生都是个亦工亦农型的背米干部。此说证据不足，因陈氏晚年享有高级干部的退休待遇。农民有退休的吗？也许在华西？再说了，贵为副总理，转正与否都一样。正如开国初，毛泽东与一级教授的工资同档。他免费住丰泽园，出行有专列，中南海有特供，警卫勤务一大排，您说说，他那三百元和一级教授的三百元含金量等同吗？　　时间永是流驶，城乡依旧太平。孙志刚的那点血是不够的，正如煤的形成，不仅需要大量的木材，还需要绵长的时间。

五十年代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依照美国黑人的经验，再过一个世纪，中国的次等公民们应该能够转正了吧？同样依照黑人的经验，光有黑人自己的和平非暴力争取还不够，只有大多数白人觉悟了，觉得种族歧视的可耻，黑人取得公民权才会水到渠成。那么在中国，是不是要等到大多数城里人放弃相对于农村人的优越感而坚信人人生而平等，城乡二元结构才会有所“突破”呢？一如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所描绘的美好前景？只是这个“突破”会发生在二零二零年吗？而且“突破”与平等权利的彻底恢复之间又还有多长的路程？但愿农民们有足够的耐心！但愿“群体事件”不再发生！□　寄自法国